“小眼”席尔瓦（2/2）

那时，我担心还会有更糟糕的内容。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有一阵子，我俩竖起大衣领子，默默地坐着。他看看昏暗的广场，好像担心有陌生人走来，随后又继续讲起故事来：他们要把一个男孩献给神灵，我不知在多长时间里，那男孩就是神的化身。可能是一周，可能是在有宗教游行的那几天里，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我不清楚。反正是一种野蛮的节日，印度法律是禁止的，但人们照旧庆祝。节日期间，那男孩的父母收到了一大堆礼物，欢天喜地，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平时过的都是穷日子。节日一结束，男孩被送回家，或者送回他住的脏窝里，等一年后再重新开始。

从表面上看，这种节日像拉美的迎神游行，只不过显得更快乐，更热闹，可能参加的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而感情更强烈。只有一点不同。在节日来临前，那男孩要被阉割。节日期间化作男孩的神要求男孩的身体不得有半点男性特征——尽管男孩还没过七岁。但是，男孩的父母就把儿子交给了几个节日医生或是节日理发师或是节日祭司。这些人就把男孩给阉割了。等到男孩的伤口愈合之后，节日就开始了。节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等都结束的时候，男孩就回家了。但是，他已经被阉割了。父母不让他进门。孩子最后流落到妓院里。“小眼”叹息一声，说道：妓院有各式各样的。那天夜里，他们拉我去的是最糟糕的一家。

有一阵子，我俩没说话。我点了一支香烟。后来，“小眼”描绘了那家妓院，像是描述一座教堂。天井里有屋顶。走廊是敞开的。两侧的小房间里有人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可能不到十岁的男孩。“小眼”说，那孩子像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孩。吓坏了，可是又强作笑颜。他问我：能明白吗？我说：想像看吧。我俩又不吭声了。等到我又能开口的时候，我说：不行，想不出来。“小眼”说：我也想像不出来。谁也想像不出来。无论受害者、害人者，还是旁观者都想不出来。只有一张照片说明了问题。

我问他：你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小眼”好像浑身一颤。他说：我拿出了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这样做会永远感到自责的，可我还是拍了。

不知道我俩默默地坐了多久。我知道天冷，因为有一阵子浑身发抖。有两次，我听见身边的“小眼”在啜泣，但故意不看他。我看到有一辆车开着灯驶过广场一侧的大街。透过枝叶，有一扇窗户里面亮着灯光。

后来，“小眼”继续说了下去。他说，那男孩冲他一笑，后来就顺从地溜进了那迷宫之家的什么地方去了。有一阵工夫，一个皮条客对“小眼”说，如果觉得没意思，那就离开吧。“小眼”没有接受建议。他不能走。原话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还不能走。这是真心话，虽说他不清楚是什么在阻拦他永远离去。可是，那皮条客明白了他的意思。二人要了茶水或者类似的什么难闻的饮料。“小眼”记得，他和那皮条客席地而坐，也许是坐在一块席子上，或者是一块破旧的地毯上。光线来自两支蜡烛。墙上挂着一张有那位神的肖像画。“小眼”看看那位神，起初有些害怕，后来感到生气，也许是仇恨吧。

他一边点烟，吸了一口，吐到柏林的夜空里去，一边说道：我从来没恨过什么人。

就在“小眼”望着那张神像的同时，一直陪着他的那几个人都消失不见了。陪着他的只有一个男妓，二十几岁，说英语。过了一会儿，有人击掌后，那男孩又露面了。我以为我哭了，“小眼”说，或者是那个男妓以为我在哭，但都不是真的。我故意面带笑容（是一张不属于我的脸，是一张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走了的面孔）。可是心里惟一想的是策划点什么。不是计划，不是朦胧的公正样子，而是一种意愿。

后来，“小眼”、男妓和男孩起身，走过一条光线昏暗的通道，又走过一条光线更糟糕的通道（男孩走在“小眼”身边，冲着他微笑，男妓也冲他微笑。“小眼”点点头，慷慨解囊），来到一个房间。那里面有个医生在打盹。身边有个男孩，皮肤比那被阉割的男孩要黑，年纪要小，六七岁的样子。“小眼”听医生（也许是理发师，也许是祭司）详细讲解何为传统、民间节日、特权、领圣餐、醉酒和神圣。他能看到那天黎明或者次日准备给男孩阉割用的外科器具，不管怎么说吧，男孩已经到了庙宇或者妓院；他能明白有一项预防感染的措施、一项卫生措施；男孩已经饱饱地吃了饭，仿佛已经化作神灵，其实“小眼”看到的是一个半睡半醒正在哭泣的孩子；

“小眼”还看到了那个已经被阉割的男孩——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半开心半恐惧的眼神。于是，“小眼”变成了不是别的而是“妈妈”的角色。

他说了“妈妈”之后，出了一口长气。这就是结果：“妈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反复复发生的事情，就很普通啦：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暴力。就是我们这些出生在50 年代拉美人的命运。当然了，“小眼”没有什么太大信心地要试一试对话，试试行贿，试试恐吓。惟一确凿的是有过暴力事件。不久，他就离开了那红灯区的大街小巷，样子像做梦，像大汗淋漓。他清楚地记得离开时精神上升起的激情，越来越强烈的快感——似乎是威胁着某种清醒意识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清醒的。还有感觉到自己的身影以及两个男孩的影子——他牵着他俩的样子投射到了破落的墙壁上。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地方，他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那时和那地，没人注意到他。

故事情节的剩下部分就是一条旅游路线了。“小眼”回到旅馆后，把东西装进箱子，带着两个孩子走了。先乘坐出租车到了郊区一个村庄，也许是小区。从那里乘坐公交车到了另外一个村庄，换乘另外的公交车，又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在逃走的过程中，有时还上过火车，坐了整整一宿外加部分白天时光的火车。“小眼”记得两个孩子望着晨光照耀下车窗外面景物的面部表情：灿烂和恭顺，好像那神秘列车的窗外风景从来没有那么真实过。

后来，三人又乘坐公交车、一次出租、一次大巴、一次火车。“小眼”说，我们甚至挥手拦车。他说话时，望着柏林的树影，实际上，他脑海里想着别的树影、别的无名树影、不可能见到的树影。最后，三人到达印度某个村庄，租下一间房，休息。

两个月后，“小眼”已经身无分文了。于是，走到一个村庄，他发信给一位在巴黎的朋友。十五天后，他收到一张汇款单；但是需要去另外一个更大的村庄兑现——不是他发信的村庄，更不是他租房的村子。两个男孩情况很好。他俩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不上学。有时，带着左邻右舍送的食物、蔬菜回家。两个孩子不叫他“爸爸”，免得引起好奇者的注意，这是他为了安全采取的措施之一，而是叫他“小眼”，跟我们的叫法一样。但是，“小眼”在邻居面前说他俩是他儿子。他编造说，孩子的母亲是印度人，不久前去世了，他不愿意回欧洲。这故事听起来像真的。但是，夜间做噩梦时，“小眼”梦见印度警察半夜突然出现了，逮捕了他，罪名很丢脸。常常醒来时浑身发抖。于是，走到两个孩子睡觉的席子旁，一看见两个孩子的模样，他浑身又有了可以继续上路、休息、起身的力气了。

他当上了农民。种了一小片果园，有时为村子里的富农打工。说是富农，其实也是穷人，只不过比别人的日子稍微好一些罢了。工余时间，他用来教两个孩子学习英语、一点数学，看着他俩做游戏。两个孩子说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候，他看见他俩停止游戏，去田野上转悠，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梦游患者。他高声招呼他俩回来。有时，他俩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直到他看不见为止。有时，他俩回头冲他微笑。

我吃惊地问“小眼”：你在印度逗留了多长时间呢？

“小眼”说，一年半。但准确的时间他也不知道。

一次，他那位巴黎的朋友到了那个村庄。“小眼”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呢，虽说我不在巴黎期间他已经跟雷诺公司的一个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同居了。“小眼”说完这话就笑了。我也笑了。“小眼”说，一切都太令人伤心了。他朋友是乘坐一辆布满尘土的出租车进入村子的。那时，那两个男孩在干燥的灌木丛中追一个小虫。清风似乎送来了或好或坏的消息。

不管那位法国朋友如何苦苦相劝，“小眼”就是没回巴黎。数月后，“小眼”收到了法国朋友一封信，告诉他：印度警察已经不再追捕他了。看来那家妓院的人也没有报警。这消息没能阻止“小眼”不再做噩梦，只是梦中追捕和嘲笑他的那些人物改头换面了而已：不再是警察，而变成了那位去势的神灵宗派的打手。“小眼”说，最后的结果更加可怕，不过我早就习惯于噩梦了，总是可以这样、那样地知道：这是梦里，不是现实。

后来，瘟疫进村了。那两个男孩都死了。“小眼”说，我也想死，可命不该绝。

“小眼”养病的地方是座每天都在让雨水毁坏的茅屋，痊愈后，他离开了那座村庄，又回到了原来认识两个孩子的城市。他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那座城市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遥远，他们三人的逃跑路线是螺旋式的，返城就快多了。他回到城里的当天下午就去了那家阉割男孩的妓院。那里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家又一家拥挤在一起的住所。他记忆中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过道里，如今云集着还几乎不会走路的娃娃以及无法动弹和匍匐在地的老人了。这景象简直像天堂！

当天夜里，一回到旅馆他就流泪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的斗士们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接着，他给巴黎那位朋友打电话。现在，这位法国朋友与一位保加利亚前举重选手同居了。“小眼”请法国朋友寄一张机票和一点支付旅馆费用的钱过来。

法国朋友说：行。当然。马上就办。还问“小眼”：那是什么声音？你哭了？“小眼”回答说：是的。哭个不停。不知怎么回事。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了。法国朋友于是说：好啦，好啦，别哭了！“小眼”哭着说，照办，照办。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可是随后仍然痛哭不已。

[1] 1973 年9 月11 日智利总统阿连德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殉职，死因有多种说法。

[2] 指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

[3] 马普切人（apuche），南美洲南部主要印第安部落之一，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

[4] 西班牙语，在智利俚语中指同性恋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