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斯帕拉西奥[1]（1/2）

我去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时候正是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那时二十三岁，知道自己在墨西哥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的朋友蒙特罗，在文学美术馆工作，为我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谋得一个差事。戈麦斯帕拉西奥这个城市的名字真可怕。这份工作包括先要跑一遍文学美术馆系统分布在那个地区的各个工作室。可以说这样的出差是一种愉快的上岗方式，蒙特罗对我说，先到北方各地玩一玩，然后去戈麦斯帕拉西奥上班，就把什么都给忘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同意了。那时我明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定居的，知道自己不会在墨西哥北部任何一个偏僻村镇领导什么文学工作室。

一天早晨，我乘坐一辆满载旅客的公交车离开了首都墨西哥城，开始出差之旅。我到过的地方有：圣路易斯波多西、阿瓜斯卡连特斯、瓜纳华托、莱昂，我说的这个顺序是混乱的，不清楚先到了哪座城市，也不知道逗留了几天。后来到过托莱昂和萨尔蒂约。到过杜兰戈。

最后，到了戈麦斯帕拉西奥，参观了文学美术馆的办公室，认识了我未来的学生们。天很热，可我一直发抖。馆长是位鼓眼泡、丰满的中年妇女，身穿大印花布长裙，上面有本地几乎各种花卉图案。她把我安置在郊外一家汽车旅馆里——一家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公路旁边的旅馆。

她总是上午亲自来接我。她有一辆大轿车，天蓝色的。她驾车的方式也许属于鲁莽型的，但总的来说技术尚可。那车是自动挡的，她双脚几乎不碰踏板。我俩一成不变地要先去路边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远眺我的汽车旅馆，一个在黄蓝地平线上泛红的突出物。我俩喝橘子汁，吃墨西哥式煎蛋，喝几杯咖啡。我估计女馆长从来不用现金，而是拿美术馆的代金券买单。

随后，她靠在椅背上，说起自己在那座北方城市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她已经在由本州文学美术馆赞助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诗集。她还谈到丈夫，既不懂诗歌创作，也不懂写诗本身承载的痛苦。她一面说话，我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巴利牌香烟，同时望着窗外的公路，心想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灾难。之后，我俩再上车，向文学美术馆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总部进发。总部设在一座二层楼里，毫无魅力可言，但有个院落，只种着三棵树；还有座废弃或未完工的花园，里面聚集着毫无生气的少年：他们学绘画、音乐、文学。初次到那里，我几乎没注意那座院落。第二次，我感到战栗。心想，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可是内心深处明白这是有意义的，即令人心碎之意，这表达方式似乎有些夸张，但我不认为夸张。也许那时我把意义与需要混淆了。也许就是神经紧张而已。

到了晚上，很难成眠。做噩梦。上床前，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把房间的门窗都要关严。口干舌燥，惟一的办法就是喝水。连续不断下床，去卫生间打水喝。既然下了床，那就趁机再查查门窗吧。有时忘记了害怕，就站在窗前看看沙漠里的夜空。然后，再回到床上去，闭上眼睛。可是因为喝水太多，很快再次起床，是去撒尿。既然起床了，那就再次检查门窗，再次听一听来自远方沙漠的动静（南来北往的车辆声），或者看看窗外的夜空。这样折腾到天亮，才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如此。

一天上午，我和女馆长吃早饭的时候，她问我眼睛怎么是红的。我说，因为睡觉太少。她说，是的，眼睛红了。随后，改变了话题。那天下午，她送我回汽车旅馆的时候，问我是否愿意开一会儿车。我告诉她，我不会开车。她笑了，把车子靠路边停下来。有一辆冷藏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我看见白色的车身上写着蓝色的大字：“帕迪亚寡妇肉铺”。是从蒙特雷伊方向开来的。我觉得那司机的目光很放肆。女馆长开了车门下去。她说：你坐到司机位子上来！我照办了。扶着方向盘的时候，我看见她从车前方绕了一圈。然后，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命令我开车：咱们走！

沿着连接戈麦斯帕拉西奥与我住的汽车旅馆的灰色高速路，我开了好大工夫。到了汽车旅馆的时候，我没有停车。我瞅瞅女馆长，她笑笑，不介意我再开一会儿。起初，我俩一直静悄悄望着公路。离开汽车旅馆后，她开始说起她的诗歌、工作、理解力差的丈夫。等到没话时，她打开磁带放音机，放一盘兰切拉民歌。女歌手的声音悲伤，她总比乐队伴奏的速度快两拍。女馆长说：她是我朋友。我没听明白，便问她：什么？女馆长说：我是这女歌手的好朋友。啊，明白了。她说：她是杜兰戈人。你到过杜兰戈，对吧？我说：是的，去过杜兰戈。她问：那边的文学工作室怎么样？我说：不如这里。尽管这是客套话，她好像不赞同。她说：她是杜兰戈人，可是住在华雷斯城。有时，她回家看母亲，就给我打电话。我不管多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去杜兰戈跟她住几天。我说：好。视线不离开公路。女馆长说：我住在她家，就是她母亲那里。我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聊天和听她的唱片，一下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我俩中有一个去煮咖啡。每次去她家，我总要带上快慰牌饼干。她最喜欢这种饼干了。于是，我俩吃饼干，喝咖啡。我俩从十五岁就认识。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些山丘，公路就消失在那些山里。东边已经发黑。几天前，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一天下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为什么要写诗，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女馆长不在场。工作室有五人，都是学生，四个男孩，一个女生。两个男生衣着极寒酸。那女生又矮又瘦，打扮俗气。提问的小伙子本来应该上大学，却在一家肥皂厂当工人（可能是本州惟一的大肥皂厂）。另外一个男生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当服务生。头两个男生准备读预科。那女生不念书，不工作。

我回答说：出于偶然。有一阵子，我们六人都不吭声。我盘算了一下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工作和长期生活的可能性。此前，我在院子里见过两个学美术的女生，我觉得还漂亮。如果走运的话，也许能跟其中一个结婚呢。她俩中比较漂亮的那个像是最传统的那种女人。我设想出一种漫长又复杂的恋爱期。设想出一套昏暗、空气新鲜的房子以及种满了植物的花园。那个制造肥皂的小伙子问道：您打算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本来我可以随意回答。但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我说：不知道。我问他：你呢？他说：老师，我写诗是因为诗歌让我感到更加自由；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他面带笑容，难以掩饰自豪与决心。这样的回答染上了含糊的毛病，总想慷慨激昂。但是，在这答话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工，不是看他现在，而是看他十五岁或者十二岁的样子；看见他飞跑或者行走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街道上，头上的天空像有石头落下。我还看见了他的伙伴：我觉得他们能活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活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们念诗。他们中惟一有才华的是那个女生。但我已经什么也不能肯定了。下课后，女馆长在等我，她身边站着两个家伙，结果竟然是杜兰戈州府的官员。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是来抓我的。学生们跟我说了“再见”。那瘦姑娘跟一个男孩，还有另外三个男生都走了。我看见他们穿过了一条墙皮剥落的过道。我跟在他们身后，到门口，仿佛有话忘记了说的样子。在门口，我看见他们分别消失在戈麦斯帕拉西奥那条大街的两头。

这时女馆长说了一句：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接着就不吭声了。公路已经不是笔直的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了我们离去的城市有一道大墙。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夜幕。放音机里传出来那女歌手咿咿呀呀地演唱的另外一支歌曲。歌词说墨西哥北方有个偏僻的村庄，人人都幸福，只有她除外。我觉得女馆长在哭。悄悄在哭，很有尊严地哭，但抑制不住地哭。可是我无法证实。我眼睛紧紧盯住公路，一秒钟也不离开。后来，女馆长掏出手帕，擤擤鼻子。我听见她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请打开车灯！我继续驾驶。

她又重复了一次：请打开车灯！不等我回答，她就俯身到仪表盘上，亲自打开了车灯。片刻后，她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减速！与此同时，那女歌手已经唱到最后几个音符了。我没话找话地说：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