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眼”席尔瓦（1/2）

献给罗德里格·品脱、玛丽亚和安德烈斯·布莱耶怀特

这事真稀奇：毛里西奥·席尔瓦，人称“小眼”，总是想逃避暴力，哪怕被人骂做胆小鬼。可是，暴力，真正的暴力是不可能逃避的，至少我们这些出生在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近二十岁的人们是无法逃避暴力的。[1]

“小眼”的问题有范例效应，有典型性，重新回忆一下也许并非无用，尤其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岁月以后。那是1974 年1 月，政变发生后四个月，“小眼”席尔瓦离开了智利。首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着，邻国的形势逆转[2] 。“小眼”不得不来到墨西哥。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在这里，我认识了他。

“小眼”与那时大多数住在墨西哥城的智利流亡者不同：不拿参加过一场虚幻多于真实的抵抗运动吹牛，不常去流亡者聚会的圈子。

我和他成了朋友，至少每周在布卡雷利大街的哈瓦那咖啡馆，或者在凡尔赛大街我和母亲、妹妹的住处，见面一次。起初几个月，“小眼”席尔瓦依靠打零工度日。后来，在墨西哥城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摄影师的差事。我不记得是哪家报社了，也许是《太阳报》吧，如果墨西哥有过这样名字的报社，也许是《世界报》，我更希望它是《民族报》，该报的文化副刊主笔是西班牙老诗人胡安·莱哈诺，但不会是《民族报》，因为我在《民族报》工作，可我从来没看见“小眼”在编辑部里出现过嘛。但他的确在一家墨西哥报社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初不明显，因为“小眼”早就习惯了简朴的生活。但是，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他经济状况改善的迹象。

比如，我记得他刚到墨西哥城的时候是穿着运动衫的。可是后来他买了衬衫，甚至还看见过他打领带——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我和诗歌界的朋友们，是不打领带的。结果，在哈瓦那咖啡馆我们这些人中，惟一打领带的就是“小眼”。

那一阵子，有人说“小眼”是同性恋。我的意思是：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这样的传言，一部分原因是有人爱说别人坏话，另一部分原因是来个新绯闻可以给流亡者烦人的日子来点“调料”，左派和那时控制着智利的右派，对裤腰以下的想法完全一样。

有一次，“小眼”来我家吃饭。我母亲欣赏他。“小眼”回报这份感情的办法就是时不时地给我们拍张全家福：我母亲、我妹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次，他告诉我：人人都喜欢他的照相。我觉得都一样，或者这是我的想法。不过，“小眼”说这话的时候，我想了想他说的话，最后认定他是对的。他说，只有几个印第安人不喜欢拍照。我妈认为，“小眼”指的是马普切人[3] 。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印度的印度人。后来，印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一天夜里，我在哈瓦那咖啡馆见到了他。那个时候，差不多没有顾客了。“小眼”坐在面朝布卡雷利大街的窗前，桌上摆着一大杯牛奶咖啡，哈瓦那咖啡馆才有这种粗制大玻璃杯，别的咖啡馆我还真从来没见过呢。我在他身边坐下。我俩聊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半透明的。这是我那时的印象。“小眼”像是玻璃制作的。他的脸和他眼前的牛奶咖啡玻璃杯好像在交换信号，仿佛在广阔的宇宙中两个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刚刚相遇，以更多的意愿而不是希望，要找到共同语言。

那天夜里，他坦白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这跟流亡者们的传言一致。他还说，要离开墨西哥。刹那间，我以为他离开墨西哥是由于同性恋。但并非如此。有个朋友在巴黎一家摄影社为他谋得一份工作。这差事可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他想说话。我洗耳恭听。他说，多年以前他就有同性恋倾向。痛苦吗？小心翼翼地吗？尤其是因为他自认是左派，而同志们对同性恋者可是有些偏见的。我俩说到了“性倒错”（如今不用这个说法了），它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孤寂的风景，还说到了lisa[4] 。我说里面有个s。“小眼”说，是个z。

我记得聊到最后，我俩信口开河，大骂智利左派。我记得，我还为“漂泊在外的智利斗士”干杯，为一部分“拉美漂泊在外的斗士”干杯，这是孤儿们的幻想，漂泊者就是四处漂流的意思，在世界各地为出价最高的人服务，而出价最高者往往是最坏的家伙。我俩哈哈大笑。随后，“小眼”说，他不喜欢暴力。他说：你喜欢暴力，我不喜欢。那口气很悲伤，那时我不理解。他说：我讨厌暴力。我向他保证：我也讨厌。后来，我俩谈起别的事情来，什么书啊，电影啊。从此以后，我俩再也没见面。

有一天，我得知“小眼”已经离开了墨西哥。告诉我这事的是他报社的一个老同事。他不辞而别，我并不奇怪。“小眼”从来不跟什么人道别。我也从来不跟什么人说“再见”。我的墨西哥朋友们也是如此。可我妈妈认为，不辞而别，没有教养。

两三年后，我也离开了墨西哥。我到了巴黎。找过他（不是十分起劲）。没找到。时间一长，我就把他给忘了，甚至连模样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脑海里始终有个他走过来的样子、站立的姿势、从较远的地方发表看法的样子，还带着些许哀愁，让我联想到“小眼”席尔瓦、一个没有面孔的“小眼”席尔瓦，或者是一个脸隐没在阴影中的“小眼”，但精气神还是他的，或者还记得他某个动作——一种几乎是抽象出来的本质，里面容不下安静。

岁月过去了。过去了好多年。有些朋友去世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出了几本书。一次，我不得不去一趟柏林。最后一夜了，与海因里希·冯·贝伦贝格和他一家人共进晚餐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之前都是海因里希每天夜里开车送我回旅馆）。在没到达旅馆前，我要司机停车，因为我想散散步。出租车司机（一位上了年纪的亚洲人，正在听贝多芬的音乐）在距离旅馆有五条街之遥的地方停了车。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但时间并不太晚。我穿过了一座广场。

“小眼”坐在一条长凳上。起初，我没认出他来。是他喊住了我。他叫我的名字，然后问我：你好啊。于是，我才转身。瞅了他好一会儿，不知他是谁。“小眼”仍然坐在长凳上，瞅瞅我，瞅瞅地面，或者是瞅瞅两侧、柏林这座小广场周围的大树以及身边的树影，其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我的注意（这是我的感觉）。我回身朝他走去，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毛里西奥·席尔瓦。我问：是智利人？

“小眼”席尔瓦吗？他点点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见他的笑容。

那天夜里，我俩差不多聊到天亮。几年前“小眼”就住在柏林了。那里能找到整宿开门的酒吧。我问他生活如何。他大致给我描绘了一下自由摄影师的经历。他早就在巴黎、米兰买下了房子，如今又在柏林买下了存放图书的简易房——长期闲置不住。直到我俩迈进第一间酒吧的门后，我才看出来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瘦多了，头发已经花白，满脸皱纹。我发现他的酒量可比在墨西哥大多了。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当然了，我俩的相逢也绝非偶然。我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报刊上了。“小眼”看到过，或者是什么人告诉他：你有个同胞在举行讲座或者报告会，而他不能参加，于是打电话问主办单位。这样就拿到了我住的旅馆地址。他说，我在小广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消磨时间，盼望着我的出现。

我笑了。心里想，重新见到他是一件喜事。“小眼”还是那副怪模样，但是可以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人，是那种你可以在晚上随时随地跟他说“再见”、他跟你说“晚安”的人，绝对不会责怪你，不会骂你。他是一种有理想、生活简朴、和蔼可亲的智利人，是楷模，这种人在智利可从来就不多，但是在智利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有。

重读上述文字，我知道自己犯了说话不准确的毛病。要是让“小眼”看了这段文字，他肯定不同意这么笼统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吧，我俩到了一个又一个酒吧，喝了威士忌和不带酒精的啤酒，与此同时，我俩的谈话基本上是在回忆往事中展开的，就是说，是一种带忧伤色彩的情况汇报。谈话，实际上是独白，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俩在回旅馆路上、凌晨两点钟时，他讲述的故事。

就在我俩穿越几小时前见面的那座小广场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讲述起来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很冷，忽然间听见“小眼”对我说，他愿意给我讲一件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事。我看了他一眼。“小眼”的视线落在了广场上那些用瓷砖铺就的弯曲小径上。我问他，是什么故事啊？他很快回答说，是一次旅行中的事。我问，旅行中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小眼”停下脚步。有一阵工夫，他好像只是为了欣赏那些德国树冠以及树冠上方蓝天与白云活动的碎片而存在似的。

“小眼”说，是可怕的事。他问：你还记得我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咱们在哈瓦那咖啡馆里的谈话吗？我说：记得。他说：我告诉你我是同性恋，对吗？我说：你说了你是同性恋。“小眼”说：咱们坐下说吧。

我敢发誓：我看见他坐的地方还是原来那条长凳，仿佛我还没有到达广场，而他还在等我、还在思考人生以及命运或者偶然性迫使他给我讲述的那个故事呢。他竖起大衣的领子，讲了起来。我点了一支香烟，站着听。

“小眼”的故事发生在印度。是工作，而不是旅游者的好奇心把他带到了印度。他必须在印度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典型的都市生活报道，是一种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赫尔曼·黑塞的混合物。我和“小眼”都笑了。他说，就有这种喜欢在《印度之歌》与《悉达多》之间看印度的人。那你就满足出版商的要求吧。于是，第一篇报道就是照片，上面有殖民时期的房屋、破败的花园、各式各样的饭馆，以下等餐厅或者家庭餐厅为主，看上去有些下九流，都是印度人开的；还有郊区的照片，真正的贫民窟；随后是交通线、公路、铁道铁轨站、公共汽车、进出城市的火车；也没忘记隐藏在四周的自然景观，一种与西方冬眠概念无关的冬眠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树木、大河与小溪、耕地或者干涸的田野。“小眼”说，这是圣徒们的天地。

第二篇报道是关于印度某座城市妓女区的，区名我始终不知道。

从这里开始才真正是“小眼”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住在巴黎。他那些照片是给一位著名法国作家的作品做插图用的，该作家是专门研究卖淫社会的。实际上，“小眼”的报道仅仅是包括世界各地红灯区或者容忍卖淫区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每个红灯区有不同的摄影师拍摄，但是所有的文字说明都由那位作家一人完成。

我不知道“小眼”去的是哪座城市。可能是孟买、加尔各答，可能是贝拿勒斯或者马德拉斯。我记得问过他此事。他不予理睬。实际情况是，“小眼”独自到了印度，因为那位法国作家已经写好了报道，“小眼”惟一的任务就是给报道插图。他去了报道指定的地区。随即开拍。按照他的计划——以及出版商的计划——工作期限（含在印度逗留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他下榻在一个安静小区的旅馆里，住的房间有空调，有一扇窗户面向不属于旅馆的院落，那里有两棵树，树之间有一眼泉水。还有一块露天地，有时有两个女子身前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出现在那里。两个女子的服装是印度式的，或者在“小眼”看来如此，但是那几个孩子，有一次他却看见他们打领带。到了傍晚，“小眼”去红灯区走走，拍些照片，跟妓女聊一聊。有几个妓女年龄很小，非常漂亮。另外一些妓女年纪大些，或者说老一些，样子有些发胖，不爱说话。那里的气味，起初让他感到不快，但是后来就喜欢了。拉皮条的家伙（他没看见几个）态度友善，尽量表现得像西方皮条客，或者也许是西方皮条客从印度皮条客那里老早学会的手势和表情（但这是“小眼”在回到有空调的旅馆房间后想出来的）。

一天下午，拉皮条的邀请“小眼”跟一位妓女上床。他有礼貌地婉拒了。那皮条客立刻就明白了“小眼”是个同性恋。到了第二天夜里，就把他拉到了有男妓的妓院里去。当天夜里“小眼”就病了。他望着柏林公园的暗处，说道：我是在印度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我问他：你怎么办了？他说：毫无办法。我什么也没做。瞅一瞅，笑一笑。如此而已。那时，有个年轻人想到：也许这位客人愿意看看别的场所。这是“小眼”猜测出来的，因为几个年轻人之间是不讲英语的。于是，大家离开那家妓院，穿过几条狭窄、肮脏的小巷，来到一处小房子前。那里面是一个过道、小房间以及暗处时不时会突出一座佛龛或者祈祷室组成的迷宫。

“小眼”望着地面告诉我，印度有些地方有这样的风俗：把小孩献给神灵，神灵的名字不记得了。我不合时宜地一时冲动，提醒“小眼”：你不仅忘记了神的名字，也忘记了那座城市的名字，甚至故事里任何一个人物的名字。“小眼”看看我，微微一笑。他说：我是故意忘掉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