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西蒙·勒普兰斯（2/2）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 年4 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谈。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出入文学圈的活动，她认出了勒普兰斯，或者自以为认出了他。最近几个月来，她见到他的次数有几百次之多，他总是躲在某位知名，但有危险的作家身后，总是站在某位卷入抵抗运动的戏剧家住宅的前厅，总是扮演外勤人员、秘书、侍仆的角色。女小说家说：您是我那时惟一不认识的人；我那时在想：您在那些人家里做什么呢？她又说：您像是不显眼的人，总是安安静静，总是听人支配。

女小说家的坦率让勒普兰斯高兴，他开始吐露心声。他说起了自己的作品。对方大大地吃了一惊。不可避免地二人谈到了勒普兰斯被边缘化的问题。几小时后，女小说家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她说得粗鲁，意思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脸上，说话的方式，眼神，让大多数男人产生排斥感。解决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应该消失，应该秘密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办法是如此地朴实无华，肯定有用。勒普兰斯惊讶地听着，点点头。他明白自己不会听从女小说家的劝告，有些吃惊，也许是有点生气，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听他倾诉并理解他。

次日，一辆由抵抗运动组织派来的车把勒普兰斯接走了。告别前，女小说家握握他的手，祝他好运。接着，亲亲他嘴唇，哭了。勒普兰斯什么也没弄明白，慌乱地嘟囔了一句感谢的话，走了。女小说家站在窗前望着他：

勒普兰斯转进车子，没有回头看。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勒普兰斯可能在某地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在他不寻常的作品想像着）女小说家在一门心思想念他，同他一道想像未来，对他说：我爱你，直到最后困倦压倒了她，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

后来，二人再也没有见面。

勒普兰斯谦卑而令人反感地活到了战后。1946 年隐居到皮卡迪区某个小村庄去当老师。他为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写稿的数量不多，但是经常会写。勒普兰斯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蹩脚作家的身份，但是也明白和接受了好作家需要蹩脚作家的道理，哪怕后者仅仅是读者和追随者。他还明白自己在营救（或者帮助）某些好作家时就全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胡乱写稿和出错的权利。

他还赢得了在两三家杂志发表文章的权利。当然啦，有时候，他也打算再见见那位女小说家，打听打听她的情况。但是，等他再去女小说家那里时，发现住户已经换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勒普兰斯当然还在寻找她，但那已是另外的故事了。实际情况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他见到的是那些巴黎作家。不是像他心里希望的那样见过很多面，但是见到他们了，有时还跟他们说说话，他们知道（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谁，甚至有人看过一两篇勒普兰斯的散文诗。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勒普兰斯的容貌、弱体质、惊人的光辉是个激励或者是个备忘录。

[1] 勒普兰斯（leprce），字面上有“王子”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