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马丁（1/2）

献给恩里克·比拉-玛塔斯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我认识恩里克·马丁的时间是在我来到巴塞罗那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他和我同岁，也是1953 年出生的，是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效果基本一样，形式各异。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很尽心，很伤感，不少的时候，显得笨拙，缺乏独创性。他特别喜爱的西班牙语诗人是米盖尔·埃尔南德斯，是优秀诗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蹩脚诗人喜欢他。（我斗胆提出一个可能不大全面的答案：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反之，如果用加泰罗尼亚语写诗，马丁就说些日常现实的事情。惟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朋友阅读；惟一的区别，至少在读者群上，西班牙语诗歌他发表在我猜测只有我们才翻阅的印数很少的刊物上，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而他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诗歌则是在酒吧里或者来我们家里做客时朗诵朗诵而已）。但是，恩里克·马丁的加泰罗尼亚语很糟糕——诗人没掌握好写诗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歌怎么能好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到青春期秘密的章节里去找。问题是恩里克·马丁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真实情况是，无论用西班牙语还是加泰罗尼亚语，他的诗都写得不好。但我至今还激动地（与我的青春岁月不无关系）记得他几首诗歌。恩里克·马丁“愿意”当个诗人，为此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种盲目、容易遭人非议的韧性，就像电影里那些蹩脚枪手一样地固执，他们如同苍蝇一样倒在英雄的枪弹下面，但是以自杀的方式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被戴上类似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心想：那些事情我早就干过了。恩里克·马丁不同，打算什么都干，准备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第一步他要办杂志，或者办一份文学爱好者刊物，花掉了他的积蓄，他攒了一些钱，从十五岁开始就在港口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办公室干活。到了关键时刻，恩里克·马丁的朋友们（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决定第一期里不放入我的诗歌。此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冲淡了我俩的友情。据恩里克说，错在另外一个智利人身上，他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

（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奎内蒂[1] 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压顶。

等到恩里克·马丁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机之一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我女友）。但是，等到他第一次邀请我俩去他家共进晚餐时，他希望我俩认识一下他的女朋友时，我方才明白恩里克·马丁无论多坏，前一次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让我看他的；如果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好像是敬重我。我知道那一次我没看出来他来访的意义；知道自己一开始对他突然造访是不高兴的；知道我接待他的方式是（或者打算）冷嘲热讽、无所顾忌的，也可能仅仅就是无聊的。说真的，那段日子我跟任何人都不合群。这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躲着我。可是，恩里克愿意见我，而且，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女朋友很喜欢恩里克和他女友，因此我们一起连着吃了很多次晚饭，得有五次。

当然了，直到我俩恢复友好之前（“友好”这词太夸张），我俩看法一致的事情很少。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参观他的住所（此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与另外三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那地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没去过）。如今他住在希腊区的一个顶楼上，里面摆满了书、唱片、画册，房子宽大，可能就是有点昏暗，他女友以善变的情趣把房子装饰一番；但是，里面不乏某些令人好奇的细节——最近旅行带回来的物件（去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有时这些物件超越了旅行者的纪念意义，是为了仿效什么。第二件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再写诗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饭后，当着我的墨西哥女友和他的女友。但是，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正在玩一把阿拉伯短剑，很大，两面有花纹，估计不实用）。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我的墨西哥女友（纯粹是个喜欢添乱的人）对于他放弃写诗深表惋惜，要求他讲一讲杂志没发表我作品的故事，最后觉得恩里克为放弃写诗而辩护的理由是理智的，可以站得住脚；她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恩里克会以焕发的力量重返文坛。恩里克的女友百分之九十九地赞成这个看法。这两个女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恩里克的女人更甚）似乎更坚决认为：恩里克投入到工作里去（前不久他升职了，这让他有时可以去卡塔赫纳和马拉加玩玩、逛逛，至于原因我懒得调查）、投入到收藏唱片、投入到收拾房子和车子，比把时间浪费在模仿莱昂·费利佩，或者说得好听点，学习桑奎内蒂的风格上，更有诗意。我不表示任何意见。恩里克直接了当地问我：想什么呢？（天哪，好像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回答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他不信。

话题（那天夜里，或者是后来四顿晚餐中某一个间隙）转向了孩子。当然了：诗歌到孩子嘛。我记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记得）恩里克承认他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养儿子是他一字一字说出来的，而不是他女人，就是说，他愿意九个月怀孕，一朝分娩。我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两个女人满怀柔情地注视着他。我觉得看到了（正是让我惊呆的事）几年后、不幸的是不多几年后就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一过，很快，几乎就是一个火花吧，我觉得恩里克这话就是突发奇想，根本用不着回答。当然了，他们都希望有孩子，我呢，不想要孩子。而如今，我是四人中惟一有孩子的。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晚餐中，那时我和那墨西哥女友的关系即将破裂，恩里克跟我谈起了他合作的一家杂志。

我想：好，对头。他立即纠正道：是他们合作的。换成了“他们”二字提醒我要注意呢。但是，我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指他和他女友。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墨西哥女子达成一致意见，我俩立刻要求看看他说的杂志。结果是一本那时在报刊亭出售的一种杂志；里面的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方法难以解释的事件。杂志的名字叫《问与答》。我估计至今还有出售。我问（我俩都问）他俩在杂志社里具体做什么事情。恩里克（他女友在那次最后的晚餐中，几乎一言没发）解释说：周末他们前往发现飞碟的地方，采访那些见过飞碟的人们，查看飞碟经过的地方，寻找洞穴（那天夜里恩里克断言：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别的地方的大山里有空洞），钻进睡袋里守夜，身边准备了照相机；有时，他俩单独去，更多的时候是五六个人共同前往，露天的夜晚是愉快的。等到一切结束时，大家写报告，其中一部分用来发表（完整的报告交给谁呢？）在《问与答》上，还附有照片。

那天夜里，晚饭后，我看了一部分署名恩里克和他女友的文章。文笔很差，不灵活，充满伪科学的味道，“科学”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口气狂妄得令人难以忍受。他想知道我对文章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走出他家后，我和墨西哥女子哈哈笑个不停。就在那个星期里，我和她分手了。她去了罗马。我在巴塞罗那又待了一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知道恩里克的情况。说真的，我想我把他给忘了。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恩里克·马丁。我每天只进村一次，由母狗陪伴，去买食物，看看信箱，因为那里面常常有我姐姐从变化巨大、难以辨认的墨西哥城寄来的信件。其余的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暴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