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珠（1/2）

章珠，小名珠子、珠儿。一九三零年九月生于沙洲兴隆。在章家的四个姐妹之中，章珠排行第三，所以母亲又叫她“小三子”。在她六岁那一年，父亲在遍尝各类仙丹妙药之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和大笔的债务。为了确保章家的这根独苗能够在兵燹和饥荒中存活，母亲只能从四个女儿身上打主意。

大女儿被卖到了苏北的东台；二女儿由一艘下水船带到了常州的夏溪，给人当童养媳；而章珠则被“过继”给了长江对岸南徐巷的一户人家。那一年她十三岁。

南徐巷的这户人家姓彭，养父长年在无锡与河南许昌之间往返，贩卖烟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家中只有养母一人。养母刚过五十岁，眼睛几乎全瞎了。章珠除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之外，还要时常陪她去庙上烧香拜佛。如果你认为，一个白白胖胖、成日在家吃斋念经的女人脾气也一定很温和，那就错了。这个瞎子念及自己的双目失明、丈夫的薄情寡义，以及世上的种种不顺，满腹的怨毒无从发泄，就会变着法子来折磨这个羸弱的“江北佬”。养母在心情比较好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候，也会教她认几个字。有时在庙里的禅堂吃茶，在外人面前，她总是亲昵地称章珠为“我的小拐杖”。

章珠在彭家待了不到半年，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当她顶着六月的大太阳，凭着自己离家时的模糊记忆，终于抵达江北老家时，母亲正在村头的秧田里拔草。她见到章珠，先是惊愕，继之以笑，然后是哭，最后则是一整宿辗转反侧的愠怒与哀叹。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将半碗大麦粥端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字一顿地问她道：“告诉我，你姓什么？”章珠一愣，忙说：“我姓章，叫章珠啊。”母亲立刻神色严厉地纠正她：

“不对，你不姓章。现在你姓彭，你叫彭小三。你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与我们这个死人的人家，再无半点瓜葛。记住，若让我再看见你回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不要怪我心狠。这扬子江，一年到头水流不绝；那南徐巷，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口井。你若是熬不下去了，可以投江，也可以跳井，这家你不能回。喝完了这半碗大麦粥，你就走你的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和你永生永世不再相见。”

章珠见母亲这么说，就知道这家待不住了。她没有喝那半碗大麦粥，回到房中，和躲在门后偷听的妹妹相拥而泣。然后，她在熟睡弟弟的脸上亲了一口，狠狠地吸了口气，咬了咬牙，出了家门。

从他们家到长江的渡口，整整十二华里。她只顾着哭，没看见母亲在身后一路跟着她。在等候过江船的时候，母亲将手里的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递到她手中。那是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米，隔夜为她煮好的白米饭。那团装在袜子里的白米饭，在六月的酷暑中早已变了味。瞅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瘦弱母亲，章珠默默流着泪，将它吃得一粒不剩。母亲安静地坐在女儿身边，用手撩起她的头发，问她头上的包是怎么回事。章珠说，那是在墙上撞的。母亲又问她眉角上的疤痕是怎么落下的，章珠说那是“江南的妈妈”用熏炉砸的。最后，母亲的手久久停在了她胳膊上的一大块淤青上。章珠原以为母亲会问她这块淤青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只是哭，没再吭气。等到她哭够了，就将女儿的头扳过来，死死地搂在怀里，说：

“你走后这半年，娘没有一次睡觉不梦见你。不要怪娘，要怪就怪你上辈子投错了胎。儿啊，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可少了哪一根，都连着筋，带着肉，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自己去奔你的生，奔你的死。船已经靠岸了，娘看不得你上船。这就先回了。去吧，上船时不要回头看。”

章珠一上船就开始呕吐。当她把刚吃下去的米饭都吐干净以后，船已到了江心。她一抬头，发现母亲并没有离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江边的堤岸上，身影越来越小。她知道母亲在哭，在喊，在呼天抢地。除了船侧静静的水响，她听不到任何声音。

章珠第二次从南徐巷出逃，是在一年后的春末。这一日，她没敢贸然回家，而是躲在家门口外的一片竹林里。她在那里一直躲到天亮，终于等到了早晨来河边挑水的妹妹。妹妹告诉她，母亲已在浙江富阳镇上给她找了一户人家，让她跟那里的一个茶叶商人做小。妹妹送她去渡口，两人坐在江边的芦穗丛中，哭了一下午。等到最后一班过江船渐渐拢了岸，妹妹从怀里取出一双油皮纸包着的布鞋，交到姐姐手中。她让章珠把脚上的那双旧鞋子换下来。妹妹噙着眼泪，对章珠说，那是母亲给她新做的一双绣花鞋，本打算出嫁那天穿的，“如果我们姐妹今生不能相见，就让这双鞋子做个念想。你看到它，就如同看见了我。”

正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章珠就是我母亲。

一九四八年冬，我祖父带着媒人马老大（还有我父亲的一张小照）来到了南徐巷的彭家提亲。一路上，马老大不时地提醒我祖父，据她探知来的消息，那个瞎子的脾气颇有些古怪。“他们从江北辛辛苦苦收养这么个女儿，为的就是防老。万一她提出让男方入赘，我们如何答复？”祖父让她见机而作，便宜行事，但也给了她谈判的底线，“倒插门的买卖我们不做。一闻此话，我们扭头就走。”

马老大的担忧是多余的。瞎子除了对彩礼的数目稍微表示了一些异议之外，对这门亲事倒是一口应允。据马老大后来说，瞎子在无锡卖烟草的丈夫，叶落归根，要回到南徐巷来养老。这老头对养女的非分之想，让瞎子成天忧心忡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不妨碍她从丈夫跟养女说话时那“丑态百出”的腔调中，推断出我母亲的容貌。她巴不得我母亲即刻从南徐巷消失。最后，她甚至对马老大这样说：“我们当初买她是多少钱，你们就付多少钱。就当我们白养了她五年。人呢，今天下午就可以带走，何时成亲，全凭你们一句话。”

当马老大笑眯眯地来到前厅，将正在和香烟贩子喝茶的祖父拽到一边，眉飞色舞地告诉他下午就可以把人带走时，我祖父把眼一瞪，苦笑道：“带什么带？乱弹琴。我儿子人还在上海呢！”

我的父母在第二年春天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两年后，他们生下了我。后来的事，各位都知道了。在我出生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撇下了我，从此离开了朱方镇，直到她去世，再也没回来。

据我婶子说，导致他们离婚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马祠村给人算命时，对一个黄花闺女动手动脚，做出了“没出息的丑事”。事后，这户人家纠合了三四十个亲眷和乡邻，连夜打上门来，闹了个鸡犬不宁、天翻地覆。这话也许不错。可老福奶奶对这件事的说法，则要详尽、具体得多。那是我即将去南京的前夕。老福说：

“有一年，你爸爸去马祠，就是魏家墩后的那个小村，给一个睡觉老梦见蛇缠身的姑娘摸骨。不知道你父亲对人家用了什么法术，他前脚从马祠回村，那姑娘后脚就跟了过来。她这一来，就不走了。拽着你父亲的衣袖，死活不撒手。你母亲那阵子在乡里当妇女主任，晚上回到村上，见家中多出这么一个哭哭啼啼的黄花姑娘，如何不气恼？事情闹开了，德正、宝亮、银娣和新珍他们，都赶来劝解。新珍让你妈在我家先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银娣负责将这个姑娘送回家。可当天夜里，马祠那户人家访到了姑娘的踪迹，带了一伙人，举着松明火把打上门来了。这也不能怪人家，一个十八九岁的独生女，凭空就不见了，怎能不急红了眼？我听见那伙人口口声声要放火烧你们家房子，就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好嘛，邻近各村的人大晚上不睡觉，都赶来看热闹，把燕塘围得密不透风。你妈一边在窗前给你喂奶，一边哭着问我，万一将来有个山高水低，能不能帮着照顾一下这个孩子？我当时就知道事情不太好。还真别说，那姑娘对你爸爸也是铁了心。后来，你父母办了离婚，这户人家听说了，又回过头来托人上门找我，有心要撮合这门亲事。那姑娘成天在家中寻死觅活的，眼见得就要疯了。我去探听你父亲的口风，他一脸苦笑地对我说：‘我连杀她的心都有了，如何能与她成亲？’”

如果老福奶奶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远比我婶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假如没有发生那个轰动乡里的事件，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可以挽回的。

好吧，我现在长话短说。

事实上，在母亲离开我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给我写信。它们被记录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笔记簿上。这些信本来就没打算发出，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信件吧。但若称它为日记，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在不同时间里写出来的文字，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有时候称我为儿子，或者老儿子。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叫我小宝、宝贝、小屁屁、香咕隆咚宝、心头肉、小混球，诸如此类。这些被我编了号的文字多达七百六十余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有的则长达十多页——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我能判断出这些长信不是一天写成的。我还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辗转合肥并最终调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写信。

顺便说一句，她从南京去湖北，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劳动改造。先是在武汉，随后到襄樊，最后则是咸宁。

如果把母亲的第一封信与最后几封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很难相信这些信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亲的字迹歪斜、稚拙，文法颇多舛误，至于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后，她那笔工整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已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时常引用古典诗词，甚至能用晓畅优美的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么一番抽象的思索：

假如她的父亲没有过早离世，她“如今”的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假如她的养父从无锡来家，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没有悄悄溜进她的房间；假如她当时选择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并在他的腿上扎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没有在祠堂里因“一时冲动”站起来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