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1/2）

诸位或许还记得，尽管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孤身一人。我还有一个母亲。她一直生活在传说中。她的存在，对我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不存在。我一会儿听人说她在合肥，一会儿又到了什么襄樊。随着那两位负责外调的军人的到来，我终于知道，她如今就在南京。

如果说，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我很少想起她来，那当然不是事实。不过，我有自己对她的记忆方式——那就是遗忘；我也有自己渴慕她的方式——那就是“只当她死了”的冷漠与憎恶。在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我曾问过老福奶奶，假如我母亲听说父亲过世了，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会不会突然回来？那时，老福奶奶正和老鸭子、马老大她们几个，在我们家门前的灵棚里张罗着做丧服。她扭过头来，用一种既悲悯又吃惊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说：“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还是擦了一下眼泪，朝我笑了笑：

“没准吧。”

应当说，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正是期望着母亲突然从天而降的幻想，多少减轻了我的悲哀和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过她任何准确的讯息。每当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沿着风渠岸边的大道，一路颠跳着来到村子里，我也曾怀着一个收到母亲来信的可笑梦想。她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可是现在，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被人尊称为“首长”的女人，不知怎么就忽然想起来，她还有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子。她用军用吉普派来了神秘的使者，要接我去南京同住。全村的人都在替我高兴。老人们得到这个讯息，都无一例外地抹起了眼泪，用老福奶奶的话来说：

“毕竟是母子连心。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我不知道，这事是福是祸，也不知道应当为此事感到高兴还是悲伤。我这个人，从未出过远门，对于村庄以外的人和事，都感到莫名的畏惧。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打个比方说，一只在黑暗的罐子里孵卵、长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炽烈的光线下，是好是坏，我也说不清。另外，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告别这个村庄时，一种陌生而强烈的依恋之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就像一枚看不见的铁钩子，紧紧地钩着你的皮肉，牵着你的心。

请原谅，我这里扯远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在我母亲决意将我“召回”之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疑虑和冷漠，与村里人众口一词的艳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郁郁寡欢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很快就抵消了最初的那点可怜的虚荣。甚至，在我内心，我宁愿此事未曾发生。

依照本乡自古以来的风俗，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家家户户除灰掸尘的日子。所谓的掸尘，指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洒扫庭除，而是要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竹枝，掸除屋顶瓦楞上的灰尘。父亲死后，十多年间，我从未掸过尘。你可以想象，我们家的屋顶、梁柱、瓦楞上积了多少蛛网，而蛛网上又有多少蚊虫、飞蛾的尸体！除此之外，我们家的墙壁上还覆满了一个个铜板大小的圆点——那是不知名的小虫的分泌物形成的翳斑。如果你小心揭下它，可以用来制作笛膜。

那天早晨，我起床后，照例去村西的牛圈出粪。出完牛粪，还得清除尿迹，撒上干土。随后，我照例要带牯牛去风渠岸边喝水，再给它们换上新鲜的草料。当我忙完这些事回到家中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屋檐下，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女式自行车。自行车上还搭着一件红色的棉袄。

我进了屋，只见雪兰身穿宝蓝高领毛衣、黑色的灯芯绒裤子，站在我们家的灶台上，举着一根绑着扫帚的小扁担，正在清除屋梁明瓦上的烟炱。雪兰见我进屋，就把口罩往下拉了拉，冲我笑了一下，对我道：“屋里的烟灰呛人，你先到院子里待会儿吧。”于是，我按照她的吩咐，没头没脑地退到了院子里。

只有当峭厉的北风刮在我脸上，我才能发现自己的额头有多烫。我晕乎乎地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最后坐在了门边的一个树墩上，望着燕塘结着冰碴的水线，望着远处的晴空和光溜溜的树林，开始认真地琢磨起这件事来。可任凭你想穿脑袋，也不明白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雪兰，这个我原本跳起来也够不到的天鹅，这个据说让同彬和永胜同时害了相思病的女孩，怎么会猛不丁地出现在我们家里？

我很喜欢雪兰戴着口罩的样子。戴上了口罩，非但没有减损她美丽的姿容，相反，它使我熟悉的那个脸庞带上了一种神秘的陌生感，使得她的美变得更加锐利。可惜，当她再次来到我身边，问我“干吗坐在冷风口，你不冷吗”的时候，她的口罩已经摘了下来，吊在耳边晃荡着。她不由分说，把我从树桩上拉了起来，让我回屋去，帮她烧锅热水。她想帮我把床单、枕巾，还有被褥，统统洗一遍。

我告诉她，被褥和床单，上个月春琴已经帮我洗过一次了，还是干净的。至于枕巾呢，我从来就没见过。我一直用我爸爸的一件破棉袄当枕头。雪兰没再搭理我。她自己爬到阁楼上，把拆开的被褥和床单一股脑地抱了下来，扔在了大木盆里，鼻子里哼了一声，笑道：“干净什么呀，一股酸馊味！”

我只好由她。

我在灶下烧水时，雪兰哼着歌，拿着一块湿抹布，在灶上帮我洗碗。有一阵子，她凑到灶下，和我并排坐在一条矮凳上，把她那冻得通红的手伸向灶口去烤火。随后，她抱着我的一只胳膊，低声地对我说，今天一早，她爹将家里的黄狗杀掉了（他将麻袋套在狗的头上，一棒子敲下去，那黄狗来不及哼一下，就断了气），晚上要请我去喝酒。见我不说话，她就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凑向我耳边，柔声道：

“天一黑，你就来家。不许摆臭架子！临了还得让人家三请四邀的。”

雪兰把洗好的被单晾在院中的铅丝绳上，就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临走前，她叮嘱我说：“这天阴晴不定的，看样子，被单今天还干不了。你就先对付一夜，我明天抽空再来帮你缝上。”

雪兰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去了春琴家。

我知道，雪兰的突然来访以及晚上的酒宴均非儿戏，这事我得好好和春琴商量一下。要去春琴家，就得经过雪兰他们家门口。如果碰上他们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些尴尬。我多了个心眼，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更生他们家背后斜插过去，像做贼一样溜到了村后。

春琴家大门上落了锁。院子里空无一人。两只大公鸡悠闲地踱着步子，咯咯地叫着。我转头又去祠堂的仓库找德正。

新珍和长生正在门口的竹席上晒麦子。新珍拦住我说，德正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昨天夜里被送到了公社卫生院。长生早上才从医院回来。“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医院里待着。”我又问长生，德正得的是什么病？长生说：“听医生说，红血球，噢，没准是白血球什么的，有点不正常。是高还是低，我也搞不太明白。不妨事的，吃上一副药，蒙上被子睡一觉，出身汗，兴许就能好。”

见他们这么说，我也没顾上多想，又按原路回到了家中。整个下午，我和衣躺在阁楼的床上，满脑子都是雪兰那件宝蓝色的毛衣。一想到她朝我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想到她捋起袖子洗衣服时露出的雪白手臂，想到宝蓝色的毛衣所包裹的修长、匀称的腰身，我知道，除了晚上准时赴约之外，事实上我不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还没等到天黑，雪兰的弟弟斜眼就一脸坏笑地来到了我们家。他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而是“呆子、呆子”地连声叫唤。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别人叫我呆子，我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今天，让斜眼这么一叫，还真是觉得有点刺耳。我压着火，故作冷漠地问他有何贵干，斜眼咧嘴一笑，在我的腰上捣了一拳，道：

“装什么装啊！我赶早叫你几声呆子，你也别不高兴。等到我姐过了门，我就得改口叫你姐夫了。”

斜眼这个人，脾性跟他爹小武松迥然不同，成天嬉皮笑脸的，没一句正经话。我只得问他，晚上他们家摆宴，是单请我一个，还是有别人在场？斜眼吐了下舌头，笑道：“人倒是请了不少。高定邦、宝亮宝明兄弟俩、朱虎平、媒人马老大，还有我姨夫和二舅，都是搭台敲锣的，要说唱戏的，恐怕只有你一位。还磨蹭什么呀，赵姐夫，走吧？”

我跟着斜眼，心事重重地往他们家走，心里想着，待会儿见到了小武松和银娣，该如何说话。斜眼一路上都在冷嘲热讽地嘀嘀咕咕。比如，“你这家伙，算是交了狗屎运”；再比如，“我姐那么一个粉妆玉琢的人，怎么就落到了你这么一个呆子手里”还有“到了南京，可不兴把我姐扔下。我这个人，你晓得，最恨陈世美”。我只能装着没听见。到了他们家篱笆墙外，我远远就看见那张早上剥下来的黄狗皮，吊在一棵枣树上，冻得板硬，在风中飘来荡去。

来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我与雪兰成了亲。

我现在还记得，春琴在得知我应允这门亲事时的激烈反应。那天，我去河边挑水，正撞见春琴端着一盆洗好的衣裳，从码头上来。春琴说：

“男儿无刚不立。你可记得，我当初上门为你提亲，那两口子是怎么打发叫花子的？换成我，就算这个世上的女人全都死绝了，也不会跟他们家闺女成亲。再说，你去了南京，以你妈那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女孩找不着？人还没走，就弄出了这么一桩麻烦事来，将来有你的罪受。更何况——”

村中久不露面的老菩萨唐文宽，那会儿正拎着一篮刚挖出来的茨菰，朝这边走来，春琴终于忍住了没往下说。为了缓解不安的尴尬，我谨慎地转换了话题，小声地问起了德正的近况。我们都已知道了那个不幸的消息。德正的病，并不像长生所说的“不妨事”。他得的是白血病，根本无药可医。

不提德正倒也罢了，我这一问，春琴立刻就把脸放下来，带着一种让人害怕的冷笑，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来：

“真的是难为你。你倒还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