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1/2）

冷雨飘瓦，雪霰打窗。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朔风之中，历史悄然迈入一九七六年的门槛。

可惜，擅观天象的赵锡光已于去年归了道山。没有人向我们提前预告，到底有多少不平常的事，注定了要在这一年里发生，也没有人有能力对那些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作出解释和评述。这一年的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人人都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可它还是在一个雪晴之日静静地倒下了。

到了四月份，村头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群反革命分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散发反动传单，举行反动集会。被作为反面教材、在新闻中予以批判的那些诗歌作品，小斜眼竟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模仿夏青的嗓音，在村中向人们一遍遍地朗诵这些诗作，而最后，总是以这样几句诗作为结尾：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村里的老百姓无法分辨这些诗句中暗藏着的毒素和政治倾向。他们在插秧或者割麦的小憩中，为了消除疲劳，总要怂恿斜眼“再来一段”，以作娱乐之资。可随着八月份的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二十四万人葬身于瓦砾之中的可怕传闻，使村里人再也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在公社和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家家户户都搭起了防震棚。

在盛夏时节，暴雨和酷暑轮番而至，老牛皋又“死”过一回。这一次，他“作死”的过程相当漫长。不过，在地震的恐惧中，没人再有闲心关注他的死亡表演。当龙英发现丈夫“这回真的死透了”之后，便让儿子给分散在临近各村的亲戚们报丧。亲戚们终于可以不再抱怨跑“冤枉路”了，他们打算用拖拉机将牛皋直接送到县火葬场。没想到，手扶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再一次将他震醒。他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龙英将他“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因为，据他判断，他们家的防震棚紧挨着柏生家房屋的山墙，一旦毁灭性地震来临，瓦砾会像洪水一样将他淹没。

在大家被各种谣传和小道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更大事件的序幕而已，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还远远没有开始。

就好像嫌这个世界还不够乱似的，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相继爆发的同时，我们村庄不甘寂寞，在这一年中，也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怪事。这里说它不可思议，并没有任何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意思。对我来说，问题在于由于事情太多，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先说哪一件。

我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应该从小事说起。

就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我堂哥礼平已经从公社兽医站自动离职，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第一家胶木厂。他自己兼任厂长、模具工和供销员。虽说这个厂名义上是属于集体的，可由于堂妹赵金花担任了胶木厂的会计，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利润悄悄地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也是让高定邦一直耿耿于怀、寝食难安的原因之一。堂哥的钱，已经多到可以带上全家去杭州旅游的地步了。而婶子从杭州返回，居然用农用三轮车运回了一车橘子，挨家挨户地分发，使得那些暗地里指责礼平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传言顿时平息。

不过，婶子也有她的烦恼。因为有消息说，儿子似乎正和知青小付谈恋爱。听说，小付对礼平的进攻表现得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礼平除了不断给她送钱送物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每当婶子看见小付换了一身连衣裙、一双新皮鞋，置办了一只新手表、一辆新自行车时，就“心如刀绞”，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婶子看来，儿子与小付的恋爱，免不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像俗话说的，“狡兔满山跑，还得归旧窝”，人家小付是城里人，迟早还得回合肥，可儿子扔出去的那些钱物，就再也回不来了。

一天下午，正在河边洗菜的老鸭子告诉婶子，她“亲眼看见”礼平跟小付有说有笑，并排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婶子当即决定采取行动，将儿子从那个“花钱如流水、中看不中用”的安徽知青手里解救出来。

那天下午，赵宝亮带学生去学农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学校的大栅栏铁门被人从里面上了栓。越过沙坑边上的一处散发着甜香的金银花丛，她看见小付的那扇深绿色的房门，也关得紧紧的。婶子当然不甘心就此离开，可她也担心一旦叫起门来，会招来左邻右舍看热闹，从而影响到儿子的名声。她决定坐在门槛上等。渔佬柏生挑着一担黄鳝笼子，打学校门前经过。他看见婶子一人坐在门槛上打盹，就停下担子，对她说：“老姐啊，大热天的，你坐在太阳心里，就不怕中暑吗？”婶子睁开眼，冲着柏生说了句“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又闭上了眼睛。

太阳一会就偏了西。门边的一棵大榆树枝叶摇动，筛下丝丝凉风。婶子在蒙眬中听到门栓被拨开的声音，接着，身后的那扇大铁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不知哪里伸出一只手，抵住了她的脊背，以防止她仰面跌倒。婶子扭头一看，脸都吓灰了。原来，从门里出来的不是她的儿子赵礼平，而是公社武装部长高定国。

定国将她扶了起来，狐疑道：“嫂子，你大热天坐这里，有什么事吗？”

婶子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探出脑袋，向宿舍那边张望——小付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盆，正要出来倒水，一见婶子，头一缩，又退回去了。婶子一连说了几个“没事”，爬起来，掸了掸身上土，急急慌慌地走了。她一边在心里大骂老鸭子“瞎了狗眼”，一边朝地上吐着唾沫，以驱散撞见“好事”的晦气。可她没走多远，高定国就把她叫住了。

定国迈开大步，追上她，亲热地将手搭在她肩上，笑道：“小付的父母明天从合肥来，好不烦人！现在是新社会，我和小付是自由恋爱，原本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可小付的妈妈有点老脑筋，死活要守古礼。嫂子就帮我当一回媒人怎么样？事后我有礼谢你。”

婶子呵呵一笑，当即满口答应。可往前走了几步，转念一想，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他高定国可是有老婆的人呐！他这里三不知与小付成了亲，梅芳可咋办？她正在心里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着，走出去很远的高定国，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绕过一块放满了水的秧田，又踅了回来。他来到婶子跟前，阴沉着脸，轻声嘱咐婶子说：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刚听到广播，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我得赶紧回公社。你去通知一下潘乾贵，今天晚上的电影就不要放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婶子心事重重地往家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她儿子的事。原来礼平并未与小付谈恋爱。他频繁地给小付买首饰、衣服和手表，不过是变相地向高定国示好罢了。高定邦开始就反对办这个厂，后来又对厂里的账目和财务横加指责。他甚至公开放话说，礼平的工厂年年亏损，不过是账面上的假象，盈利全都进了个人的腰包。婶子做梦都在担心，复员军人出身的高定邦，会不会突然下令将工厂关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自公社方面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儿子与高定国的突然走近，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并正在设法渡过难关。她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两遍，心中顿时云开雾散。

当她走到大队部门口时，看见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晒场上哭泣。婶子愣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们为什么哭。她揉了揉眼睛，也跟着他们胡乱哭了几嗓子。在感叹了几声“可怜、可怜”之后，就转身拐进了一个弄堂，回家做晚饭去了。

早在这一年初夏（我记得是在端午节前不久），距离我们村七八里外的观前村发生了火灾。当报警的铜锣敲到我们村的时候，朱虎平家柴屋里那尊建造于清代的大水龙，发出了一连串低沉的呜鸣。水龙因火灾而自动报警，是村里人相信这头水龙具有灵性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小木匠赵宝明看来，水龙在火灾时发出鸣叫，不过是因为报警的铜锣敲响时，锣声使水龙锡制水箱发出了共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宝明专门找来了一面铜锣，进行了一番试验。不用说，试验的结果准确地印证了宝明的判断。但村里人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村的这头水龙不仅深通人情，还能预知灾信。

奇怪的是，观前村失火的那天，当我们村的水龙射出冲天水柱时，其他村庄抬来的水龙，却没有一个压得出水来。朱虎平得意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村的水龙是“公龙”。只要公龙一到场，其他村中的母龙全都吓得不敢出水。那天，我恰好也在救火现场，目睹了我们村的水龙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一幕。但在我看来，其他村庄的水龙压不出水，或许是是由于我们这一带好久没有发生过火灾了，那些老龙年久失修，一遇急用，机械难免出现故障。

这次火灾，除烧掉了两间破旧的牛棚之外，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在盛夏时节，因灯烛不慎或灶灰外漏而引发大火，并不奇怪。但观前村的火灾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在日后数年中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因为在这个多事的年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诡异的火灾竟然一连发生了六次（我亲历了其中的四次，并被火苗灼伤了膝盖，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疤痕）。用不着等到县委、公社、大队的联合工作组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村民们心中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事情明摆着，有人故意纵火。

每次大火所烧掉的，如果不是牛棚和猪圈，就是仓库和柴房（第五次火灾让这个村庄建于元代的一处道观化为灰烬），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说明，纵火者还未丧失最后的理智。躲在暗处的嫌疑人似乎仅仅想通过重复纵火，向人们传递某种深奥难解的讯息。简单来说，也可以这么理解：火灾不过是一个谜面，它频频发生的目的，在于诱导人们猜出它的谜底。尽管第三次火灾后，工作组已经进驻观前村，且在晚上安排了流动岗哨，但仍未能阻止火灾的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