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2）

就像是被人劈面浇上了一盆雪水，我心里有一种彻骨的冰凉和刺痛。我呆呆地望着春琴远去的背影，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唐文宽来到码头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小哥去了南京，家里有吃不完的油条和麻花，带几根回来给我尝尝。”没等我接话，他又接着说，“你娘住在南京的糕饼街，街上有一家油条店，有一家麻花店。你娘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

当唐文宽旁若无人地朝我哈哈大笑时，我瞥了一眼亮豁豁的巷子口。春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不过，到了我结婚的前一天，春琴还是给我送来了一床缎子被面、一块毛呢裤料。第二天一早，她带着龙冬来家里帮忙，灶上灶下忙个不停，强打精神跟银娣说笑。

对于我的“好运气”唯一表示不屑的，是我婶子。她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我母亲在嫁给那位副司令之前，司令与前妻已育有两儿一女。“突然多了个乡巴佬去分家财，人家嫡亲的儿女怎肯善罢甘休？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呢！都说‘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料他去了南京，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那时，我堂哥礼平已经兼任了朱方钢管厂的厂长。春节前，他从上海运回了村中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同彬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历史——每当黑夜降临，全村的孩子一扔下碗筷，就会往我婶子家跑，坐在那台十二寸的电视机前，透过飘闪着雪花、滚动着波纹的模糊画面，张着小嘴，探测着未知世界的辽阔和浩瀚。

这年春上，我和雪兰往公社跑了七八趟之后，终于办齐了所有的材料和手续。按照春琴的建议，我不妨“一个人先去南京探探路”，等到安顿下来之后，再回来接雪兰不迟。雪兰虽说也同意了，可一直哭哭啼啼，担心我“一到南京就会撇下她，另找新欢”。到了出发前，她染上了重伤风，卧床不起。

同彬和永胜约我去朱方镇洗了个澡。晚上由同彬做东，在澡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酒馆里，点了几样小菜，要了一箱啤酒，算是为我饯行。永胜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钢笔。同彬则递给我一个嫩绿色的塑料封皮笔记本，还在扉页上写下了两句唐诗：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可是说实话，在端午节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跟在春琴身后，挑着铺盖卷赶往朱方镇的时候，我心里怎么也笑不出来。雪兰执意要从床上爬起来，送我去朱方汽车站。她母亲劝了半天，才拦住了她。

汽车票是中午十二点一刻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公社的卫生院，与德正告别。

德正坐在卫生院廊下的一张竹椅上，望着我静静地笑。树木的阴翳在他脸上笼罩了一层幽暗之色。由于虚胖和浮肿，他的脸有些异样。原先那种刀凿斧削的刚硬轮廓变得模糊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脾气温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德正都在谈论我的父亲。

自打父亲过世之后，我一直不敢去探究他自杀的原因。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个我不想知道的秘密，以免父亲突然暴露出来的那些“反革命行径”，抵消掉我对于他的全部思念。而今天，德正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秘密揭开了。其实，这个被层层包裹起来的“内核”，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样可怕。

我父亲的师傅名叫戴天逵，江西修水人。他的身份极其复杂，据说早年与日本人、青帮头目以及南京的汪伪，都有过往来。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他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在上海受命组建了一个秘密特务组织，据点在浦东川沙。这个组织的成员，一共十个人，除了戴天逵本人之外，剩下的就是他的九个弟子。

“你父亲自然也在其中。”德正从小桌上拿起一只国光苹果，先用一边的牙齿咬，咬不动，又换到了另一边，最后，他终于把苹果放下了，“你父亲并没有接受那份属于他的金条，用于暗杀的一把无声手枪，你父亲以不会打枪为由，也没有接受。”

戴天逵并未等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两个月之后的一天黎明，他的尸体在外白渡桥头被发现——他撞上了一辆飞驰而过的有轨电车，当场毙命。由于戴天逵的突然死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个组织与上线的联络随即中断。也就是说，它既未向台湾提供任何一份情报，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破坏和暗杀活动。但那份按了手指印的潜伏人员名单，长期以来，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戴天逵的九个徒弟中，有六个都在上海。剩下的三个人，大师兄徐新民住在南通，老九陈知辛在泰州。

我父亲排在老八。

到了一九六四年冬，随着徐新民在南通被捕，我父亲实际上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我还记得在那段日子里，父亲脸上隐藏不住的惶恐、悲哀和茫然失措。

“徐新民是在一九六四年冬天被捕的，你父亲出事是在一九六六年。当中相隔了整整两年，你不觉得奇怪吗？”德正皱着眉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徐新民真的供出了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你父亲为什么要拖到两年之后才自杀？这是第一。第二，以你父亲身上的那点事来说，即便被捕，也罪不至死。也许判个七八年就会放出来。你晓得，你父亲是一个聪明人，行事周密，深思熟虑。他完全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地上吊自杀。第三，你父亲刚死，从省城来抓捕他的公安就来到了村中，他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被捕的消息？而且时间掐得那么准？难道是他自个算出来的？这事没这么简单！

“你父亲死后，全村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但我注意到，在送葬的人群中，有一个外地来的妇女，头上戴着绿色的方巾，缠着老福问这问那，说个不停，显得特别刺眼。在她离开村庄时，我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到了十八亩的一条小沟边，她发现我还跟着她，就厉声责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互不相干。对付这样的女人，我还有些办法。等到我跟着她上了过江的船，这个女人也许觉察到了哪儿不对劲，她悄悄地挤到我身边，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像鬼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她。我说，你过你的江，我过我的江，互不相干啊。她又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你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她当时没说什么，可嘴唇已经开始打哆嗦了。我们过了江，走到一个名叫丁卯的小镇上，天又开始下大雪。她终于停在了一个理发店门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我判断她的家应该就在附近不远。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我，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叫我菩萨老子，哀求我行行好，别再跟着她了。我这时才告诉她，我和赵云仙打小一块长大，是一辈子的兄弟。如今，他不明不白地吊死在尼姑庵里，我有责任知道真相。一听我这么说，这个女人立刻就装疯卖傻，向我发誓赌咒说，她可不认识什么赵云仙、李云仙的，她之所以出现在葬礼上，是因为走道迷了路，既然撞上了，就去看个热闹。我倒也不和她争辩，只是说，你要这么耗着，我们就一直耗下去，反正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最后，她犹豫了半天，大概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就狠了狠心，将我领到了丁卯镇的一个裁缝合作社，把我交给了一个戴眼镜的驼背裁缝。这人正是陈知辛。

“正是从陈知辛的口中，我了解到，徐新民在南通被抓，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被公安机关破获。徐新民跟一位小学老师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被捕的罪名是破坏军婚。你父亲的口风极严，他在上海的所有情况，从未向我吐露半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是我从陈知辛的嘴里知道的。他当时是裁缝合作社的副社长。事实上，不论是陈知辛，还是徐新民，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依我看，你父亲的死，或许另有原因。”

春琴从食堂买了饭菜回来。茶缸里是百叶结烧肉，铝制饭盒里装着蚕豆炒莴笋，饭盒的盖子上，是两个白面馒头。除此之外，还有一瓷碗米饭，外加一小碟红方腐乳。简单几样东西，倒也在小方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德正只吃了半个馒头，就放下了筷子。他说，嘴里有一股铁锈味。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胃口。为了不惹春琴生气，为了不让她充满哀伤、强作欢颜的脸上增添任何不悦之色，我任由她一次次地往我碗里夹菜。她夹多少，我就吃多少。

趁春琴去门外水槽边洗碗的工夫，我问了德正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上任之初，曾经发愿要做三件大事。可等到他最后下台，其实只完成了其中的两件：建了一所学校；推平了磨笄山，开出了一片新田。我很想知道，他没有来得及做的那件事是什么。

德正正从一次短暂的小睡中醒来，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吃惊，眼神里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迷惘。不过很快，他就坐直了身体，朝我眨了眨眼睛，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耳语道：

“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

用不着我来饶舌，你大概也能想明白，德正正在做的这件事，指的大概就是“死”。

一辆满是尘土的长途汽车徐徐停靠在朱方车站。春琴从一个腋下夹着红旗的工作人员手里，拿过一把梯子来，架在了刚刚停稳的汽车上。她爬到梯子上，从我手中接过铺盖和大件行李，放在汽车顶部的大网兜里。当她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猛然间有些头晕，差一点没栽下来。我赶紧上前扶住她，问她要不要紧，可司机已经在很不耐烦地按喇叭了。

我记得当时正是六月天气。透过公路边的树荫，可以看见生产队的社员们在一条亮汪汪的河边，正开镰割麦。

汽车开出去没多远，突然就熄了火。我看见春琴摇摇晃晃地冲下了车站的陡坡，朝这边跑了过来。可没等她跑到汽车跟前，引擎再次打着了火，汽车又在往前开了，把春琴扔在了马路当中。

汽车很快就拐了一个急弯。

一段写有“八字宪法”标语的红砖矮墙，遮住了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