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珠（2/2）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亲首次提到了严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严政委名叫严御秋。这封信长达十一页，母亲详细记录了她与部队“首长”的结识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她后来与我父亲离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亲在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严政委有一次去省里开会，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母亲，让她去南京长长见识。三天的会开完后，严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在部队的老首长，也“顺便”捎上了她。首长家的院子异常阔大，“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给客人端茶倒水的“仆人”，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戴着雪白的手套”。老首长其实并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话不多，可句句话都“耐人寻味、掷地有声”。吃晚饭时，首长亲自给她斟酒，让她一时手足无措。她说她从来没喝过酒。首长说：“哎，不会喝酒干什么革命嘛！”于是她就喝了酒。酒醉之后，她和严政委都留在那个大院里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四肢无力，头痛欲裂。她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转悠，看见首长那么大的官，竟然头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手执铁皮花洒，亲自给花草浇水，心里“不知为何，就有些感动”。

母亲从南京回到了县里后不久，就接到了首长本人给她写来的一封长信。她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封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找到了严政委，向他报告说“有人冒充首长的名义，给我写流氓信”，可严政委读完了这封信，只是哈哈一笑，“你胡说什么呀！正常的感情表达嘛！你看噢，人家与你见了面，又不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对你表示好感，这怎么是流氓信呢？现在是新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人家有表达感情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嘛！”

母亲回到住处，又偷偷把这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她觉得这封信写得光明磊落，情真意切，可“怦怦乱跳的心，连一秒钟都静不下来”。“他那样一个人，莫非也会看上我这样一个人？”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惊愕中，她对首长的尊敬增加了。

几年之后，母亲在南京与首长正式结婚之前，她给严政委写过一封信。在严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问候与祝贺之外，真正的内容只有“早该如此”四字。这四个字，让聪慧的母亲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这些年的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之后，对严御秋的为人，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怀疑：

“这个严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在编号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中，母亲记述了她生命中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她丈夫（当然是后来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门任职。一年夏天，他来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刚刚破获的一宗绝密案件：他们在追查国棉六厂一桩贪污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被围捕的过程中，为首的两名骨干在开枪击伤了多名公安干警之后，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脱。

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个字，如雷轰顶，惊醒了母亲长年饲养在心中的那条毒蛇，让她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之中。经过接连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亲确信，如果不把那条盘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会发疯。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她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将我父亲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个秘密和盘托出。检举信送出后，那种让她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一阵更为凶猛的锐痛，顷刻间刺穿了她的心脏。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没错。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