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迦楼罗（1999）（1/2）

一九九九年，铁井镇开发区仅发生了两起命案，大大低于警方的预估。其一是安达旅馆的老板傅民生在他的地下室酒吧被人敲了一杠子，正中脑门，当场昏迷，凶手纵火焚烧了地下室，当晚台风、大雨，火势没有蔓延。傅民生进医院后始终神志不清，未能陈述案情，他撑了一个多月，然后死了，时年二十八岁。其二是美仙瓷砖公司的保安杨雄失踪，他曾在傅的酒吧做过兼职，负责看场子。人们以为他犯了什么事，或是和酒吧纵火案有关联，为此跑路，但是几天后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尸体，在小镇南侧的渣土场边，一个巨大的水潭里。经警方鉴定认为，这就是杨雄，安徽人，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五，生前体重九十公斤。他是遭锐器刺中胸部和咽喉死亡。

案子很难破，开发区流动人口太多。警方调查杨雄的人际关系，发现他得罪的人极多，可能五十，可能一百，作为美仙瓷砖公司的保安，他殴打工人和司机的频次超出了大家的理解范围，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杀死他。杨没有女朋友，经过调查，有一个叫梅贞的姑娘进入警方视野，是美仙瓷砖公司储运部的录入员，重庆人。杨生前曾经追求过她，但没有得手。在询问梅贞的过程中警方发现她很不配合，什么都不肯说，声称不知道，更不承认与杨雄有过任何交往。梅贞的同事（也是一些做数据录入的女孩）说，换了谁都不肯说，杨雄这个人太可怕了，大家都巴不得他死掉。

此后，案子没了动静。人们猜想，警方一定是在排查，但这鬼地方要排查起来真是太难了，所有与杨雄相关的人似乎都消失了，到第二年，连梅贞都消失了。这很可能会成为悬案。又过了一阵子，警方在上海抓获了凶手，一个叫朱威的少年，绰号猪仔，十九岁，四川或重庆人，曾经在美仙瓷砖做过装卸工，也就是棒棒。杀人的理由是杨雄曾经殴打过他。出于报复，他在夜路上刺了杨雄一刀，刺得并不深，并立即逃跑，大个子保安追他，到达渣土场的尽头，杨雄喝多了，滑了一跤，猪仔回身，刺了第二、第三刀。想想这个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九十公斤的壮汉殴打一个个头不足一米七、刚刚成年的棒棒，再想想后者在另一个下雨的夜晚将这头巨兽置于死地，不难理解，也难以理解。

杀死傅民生的凶手是三个分别来自湖南、广西和江西的打工仔，在造纸厂上班。他们是自首的，交代说在酒吧玩，看色情舞表演时受了老板的气。三人供称并未打算杀死傅，那几棍子敲在头上，本想报复一下，还以颜色，傅民生弱不禁风，竟然死了。这一辩词遭到了驳斥——他们还以烈酒作为燃料点火焚烧了酒吧。

小镇过去不是这样。它坐落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一条省道从小镇以北五百米穿越过去，一头通往上海，一头通往e市。每天仅有两班长途汽车往返经过，周末加开一班，对于镇上的一万居民来说，不算太多，但也足够了。

镇上没什么知名的古迹，全是些古镇民居，作为整体来看是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到此旅游则不免乏味。有一条散漫的河流贴着公路向东缓缓流去，春夏季节成片的白鹭生活在河上。南部是丘陵，距离小镇五公里，其中最高的山峰海拔两百米，叫作黑神山。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不太有人知道。山上有一座荒弃的寺庙，早已毁于火灾，一九九二年重建了山门，由于缺乏资金，只能在大殿原址上盖了一个铁皮棚子，里面供着一座两米高的佛像。仅剩的古建筑是一座砖塔，也裂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本地人踏青会去那里，没有外地游客。

小镇的土特产是一种卤制过的猪蹄，适合下酒。有时候从上海或是e市过来的旅客会特地在此停留片刻，买几斤卤猪蹄，或者干脆就着饭桌啃几只，喝点黄酒和啤酒。一九九三年，第一家大浴场出现在镇上，来此游玩的客人渐多。到一九九五年，东部城市加速开发，引进外资。本地一位具有能力的镇长在省里拿到批文，获准成立开发区，距小镇仅五百米，占地二十平方公里。很不幸，对经济腾飞充满灵感的镇长很快因受贿而被判罪。此后资本进入，均来自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小镇的一万多居民，过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并不愿意去流水线做工，即使愿意，人数也远远不够。一九九六年，开发区聚集了数万名外地打工仔，大多来自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四川，都是年轻人，具体数字不明，男女比例不明。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为流动人口，似乎他们来了又很快会离开，像某种大批迁徙的食草动物。事实上，有一万人走掉，便会有一万人来填补空白，事实上他们也并不是安静的食草动物。

这些人迅速改变了小镇的面貌。

九七年后，沪宁高速建成通车，省道变得萧条了，货车司机为了省点过路费还走这里。每天仍有两班长途汽车往返经过小镇，周末加开一班，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当地人口已经增加了五倍。所有的人被淤塞在这个地方。镇上的派出所仍只有十来名警察，找当地青年成立联防队协助治安，迅速被外地仔打垮，他们仅对穿制服的警察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相比之下，各个工厂自属的保安队更具威慑力，他们领取厂主的工资，在工厂和宿舍范围内竭尽全力保持一种更为严格而古怪的秩序，例如着装、言谈、举止、卫生，维持这种秩序主要靠打人，其次是罚款直至开除的一系列内部管理措施。

开发区最大的企业是美仙瓷砖，董事长是台湾人。公司主营瓷砖和人造大理石，常规情况下约有一千二百名蓝领工人，一百名白领职员，十到十五位台湾籍督导，四十多个保安，以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外地分销处销售员。从长途汽车下来，站在公路边眺望小镇，第一眼看到的白色厂房就是美仙瓷砖，它自东向西形成一条狭长的生产线，整洁，优美。在春季起风的日子，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时而与厂房平行，渐渐汇入天空悬浮的云朵之中。

一九九八年春天，梅贞从重庆一所无人知晓的学院出发，带着八百元现金和一个背包来到铁井开发区。她学的是文秘专业，尚未拿到文凭，本想去上海，或者临近上海的e市。她有亲戚住在e市，听说那里新建了经济开发区，需要工人和低级管理层。文秘是烂大街的专业，无甚可观，找一份实习工作，通常来说工资低微也不会有社保，必须靠很少的一点收入撑过最初的几个月，与人合租房子，吃便宜的盒饭，不买新衣服，诸如此类。她做好了心理准备。她父母都是兵工厂的工人，军转民之后工厂濒临倒闭，两人待岗在家。她还有一个常年不靠谱的哥哥，不念书，不上班，不结婚，什么都不做。她原以为大学毕业也会回到家乡那座小县城里，在工厂谋职，像上一代人那样活着，但眼下来说是不可能了。临走时她对母亲说，这样也好，让我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也许会有好运气呢。

信奉运气是一件让人忧伤的事，运气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像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所写，在开罗。谁知道呢？信奉运气的穷人会四处流浪。流浪可能是个滥俗的词，若称之为流亡又显得过于沉重。

e市的人才市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梅贞拱向一个摊位，看到美仙瓷砖的人事主管陆静瑜。她递上简历。陆静瑜问，你是重庆人啊。梅贞不好意思地说，是重庆下面一个县。她反问陆静瑜的籍贯，陆回答说，我是台湾人，现在担任这家公司的人事部督导。又说，你可以到储运部来试试，会用excel吗。梅贞说，会的。陆静瑜微笑，说我等你来面试。梅贞想，她的口音可疑，没有台腔，可能是大陆人，可能只是想骗我去做流水线工人。

到铁井镇她发现这地方小得可怜，她家乡县城远比这里热闹，有五十万人口。当她走到开发区，情况完全变了，这一天早上，数万名打工仔从宿舍区涌出来，像浪潮转换为支流，按照不同款式的制服分别进入某一家工厂。七点五十五分，街道变得极为安静，人都不见了。她站在街边，茫然地转了一圈，徘徊在美仙公司的大门口。她想，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做流水线，我会被流水线非人的劳动折磨成另一个人，但假如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也许会去尝试一下流水线。在一名保安的催促下，她走进工厂，走进铝合金隔板搭成的办公室（她以为会有一栋办公楼），看到不远处白色厂房的尽头，宽阔的货场上，储运部员工身穿紫色衬衫正列队接受主管每日例行的训话。那里堆满了立方体的包装建材，两只白鹭正飞过一片荒草的上空。

这地方不好也不坏，可以挣一份工资，如此而已。梅贞落脚下来，像一粒细沙被浪潮冲到了岸边，和无数细沙一起组成了平缓的沙滩。这就是她该在的地方，除了身体之外，也是想象力的落脚之处。她确实没有被安排去做流水线，而是在储运部做了一名库存数据录入员，每天敲打上千个阿拉伯数字，核对外地分销处的库存量。像她这样的录入员有十个人（全是女孩，大专毕业，二十多岁），同样需要每天早晨八点站在货场上聆训。

夏天时，梅贞回了一趟学校，拿到了毕业证书，再返回公司时将其交给了陆静瑜，封存在档案库里。陆静瑜开玩笑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你这一去用了一个月，是走回来的吗？梅贞说，交通线断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整个南方都被淹了。

回到开发区，她在镇上走了一圈，发现这里情况还稳定，水位虽然很高，甚至有一些民宅陷入内涝，但并不存在决堤溃坝的风险。她想这里毕竟靠近上海啊，国家力保的地区，确实没有来错地方。

她留在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工厂免费食宿，省下的一笔开支，寄回家里。美仙公司在镇边的小区里包下了三栋公寓，九四年盖的毛坯房，每个房间里住四到八名员工，和她的大学宿舍有点像。这里安静、整洁，保安队每天巡查。台湾人似乎很爱干净，对员工有着苛刻的要求。她想，即使你是被迫保持整洁，但这种整洁仍然是好的，又或者，世界上所有的整洁都带有被迫的性质。有挺长一段时间，梅贞睡在自己的床铺上，觉得安心，一天又过去了，新的一天会在睡眠之后如期到达，即使是夏天难熬的夜晚，也这样。

小镇是乏味的，开发区总体来说是一座现代化工厂，虽然现代，但同样乏味。她写信给家里，说自己过得还算开心，这里年轻人很多，大部分都来自南方省份，有好几家火锅店开了出来。在信里她没有提到小镇东侧的桑拿房和大浴场，她说的乏味是指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没有迪厅。后来迪厅倒是有了，乱糟糟的，鱼龙混杂，她也不肯去。有时她会提到睡在自己下铺的同乡女孩，她吃女孩的干辣椒，她和女孩一起去上海玩了一圈。后来同乡女孩辞职了，她失去在这几个月里交到的唯一的朋友。梅贞的家信越写越短，就改打长途电话，三言两语报个平安，每个月照旧往家里寄钱。有一天，同乡女孩打电话给她，约她在镇上见面。她去了之后，发现同乡女孩变了，时髦，警惕，讲话难以捉摸。聊了一会儿，女孩承认自己在桑拿房工作，那里挣得比较多，又对梅贞说：你要是没钱，也可以去桑拿房做，我看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梅贞说，我不去。女孩说，你要是觉得心理上接受不了，我也可以给你在镇上的星级宾馆介绍客人，不用常做，都不是本地客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那时，梅贞的哥哥出事了。他在火锅店遇上县城黑帮的一场火拼，与他无关，然而运气糟糕，火药枪射中了他的脸，左眼等着上手术台。父母借了一点钱，并不够，打电话给梅贞。梅贞手头只有两千元存款，仍然不够。她打电话给同乡女孩，让介绍自己去星级宾馆。女孩把她交到一个戴金表的男青年手里，略为聊了几句，很友好，此人将她带进宾馆，事后给了她五百元。她连续六个晚上都找这人，赚到了三千元，并手头的两千元一起寄回家。半个月后，她哥哥的眼睛还是没保住，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

梅贞不再往家里打电话了。有一天她遇到同乡女孩，后者正打算离开小镇，去上海工作。同乡女孩问她，你后来还做过吗。梅贞说，没有做过，我不记得了。同乡女孩说，上次带你进宾馆的人，名叫俞凡，我们喊他凡哥，你有事可以找他，他是十兄弟。梅贞问，什么是十兄弟。同乡女孩说，就是江湖儿女嘛，不过他们都是好人。梅贞说，说实话我只想忘记这件事。同乡女孩说，凡哥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等于没发生，你应该可以忘记的，我去了上海，你就可以忘记得更彻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她走了以后，梅贞坐在原地发呆，心想：我去过六次宾馆，怎么能说是只发生过一次，并且我用了两次决绝之心，一次是决定去做，一次是决定忘记，事实上它不可能被忘记，但愿再也不要见到她了。

有一天黄昏，梅贞目睹了一名女工精神崩溃，在隔壁宿舍里用美工刀削掉了一头长发，像集中营的女囚。当晚，这个仍然在发怔的女孩被保安队开除出厂，立即卷铺盖走人，行李箱扔到了大街上。梅贞认为应该由人事部来判定，但一个穿制服的大个子说，宿舍里发生的一切由保安队做主。

大个子保安叫杨雄，健壮威猛，剃着一个规整的板寸头，讲话带安徽口音，把xi和ji念成si和zi。相比那些瘦小的南方打工仔，保安队的人都像是从拳击队挑选出来的，杨雄是重量级，可以说整个开发区没有人能打赢他。次日梅贞下班，杨在公司门口指挥一辆卡车过磅出门，不知何故和卡车司机吵了起来，杨跳上卡车踏板，将司机揪下来，只一拳就把他打到了车门上。司机露出了惊奇的表情，随后变得痛苦，然而也没有叫喊，大概是被打闷了。梅贞看到大个子扑上去，像巨熊一样打算把司机撕碎了。她猜测司机会从什么地方抽出刀来捅了杨雄，她想在我的家乡很多剽悍的小崽子就是这么被人弄死的，他们死得一文不值，但这一幕并没有发生，司机直接被杨雄打瘫，最后是几个保安过来劝走了杨雄。梅贞听到保安主管训斥杨雄：下次打人拖到房间里打，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打。

又过了几天，杨雄到宿舍里来找梅贞。作为保安队他每个周末有权到女宿舍来检查治安和卫生。杨雄拿出两张电影票，约梅贞看电影，电影院在e市。梅贞拒绝了，不想和这个凶暴的人一同出行。同一房间有个叫谭美清的女孩主动跟着杨雄去了。谭是流水线女工，负责检验。在开发区，女孩轻佻一点并不是什么坏事，也无伤大雅，但说实话所有的女孩看见杨雄都害怕。当晚谭美清回来，对梅贞说，杨雄恨上你喽。梅贞问，杨雄怎么样。谭美清说，和你想得不一样，他很懂礼貌。梅贞淡淡地说，他没打你就好。谭美清嗤笑道，你怕他，不是吗，你想被人睡但不想被人打的心情我理解。

公司有一辆半新不旧的面包车，接送那些家住在e市的白领，经常车上载二十多人。周末如果运气好，蓝领也能挤上车。有一次，并非周末，梅贞跳上面包车，坐在车尾的位子上。她听到一个白领说，保安队打人太狠了。另一个白领制止道，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那语气带有恐惧。

这时，车上有一个人说，你们讲的是杨雄吧。声音清晰可辨，但不知是谁在发言，满车的白领面面相觑，随后开始找人。这人说，我在这儿。他坐在车头副驾的位置，由于人太多，梅贞看不到他的样子。有人问，你是谁，怎么坐到我们公司的车上来了。这人说，我也是美仙公司的。有人说，没见过你。这人说我叫林杰，我是外地仓管员，不常回公司。这时，满车人都沉默了。林杰发出一声讥笑似的叹息，说杨雄这个人，总有一天会被人挑了脚筋，我劝过他很多次，没啥用。车上仍然无人应答。

梅贞和林杰同时下车，在e市南环的一个公交车站头上，两人一同站着。秋风把道路上的尘土吹向他们。梅贞侧过脸偷偷观察，发现林杰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恰好林杰扭过头避风，两人眼神对了对。梅贞就说，我是储运部录入员，我见过你签名的传真件，林杰。她注意到林杰左脚的皮鞋破了个洞，注意到他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微微嘲弄的善意笑容，像是在拍电影。林杰说我也知道你，你是重庆的，叫梅贞，杨雄追求你而且被你拒绝了。这话让梅贞脸上尴尬。林杰说，杨雄这个人挺好的，缺点是气量不大，不能掌权。梅贞问，你们认识啊。林杰说，他是我师弟，一起混到开发区的。梅贞说，你们的名字也很像。林杰又笑了，说，杨雄喜欢你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你的名字和他很配，也许和我也很配呢。

公交车来后，林杰跳上了汽车，对梅贞挥挥手，那派头像个穿破皮鞋的牛仔。他说，你一点也不像个重庆妹子。梅贞扭过头，继续避开大风。

不难打听到林杰的情况：贵州人，二十七岁，大专毕业，储运部的明星员工，刚刚被调任到市（远在辽宁省）担任外仓管理员，据说会被提拔到总部做储备干部。梅贞在电脑房翻看资料，觉得林杰的字写得漂亮。他的传真每天上午十点二十分钟准时从市发到总部，是一个代号。有时候，她会发回一封传真，告诉林杰说你那边的库存和我电脑里不符，顺便签上自己的名字。

梅贞在大学时代有过一次无疾而终的恋爱，那是一个长相平庸的男生，她已经忘记了他。见到林杰以后，她倒是又会回忆起这段恋爱，不无迷惘地想，那个男生在哪里呢？后来是怎么结束的呢？似乎是我不去找他，他不来找我，就这么结束了，挺遗憾的。

有一天林杰打电话到总部，指名要梅贞接电话，说报表有错。梅贞拿起听筒，林杰说，其实我想听听你的声音。那语气轻佻而又亲切。梅贞想，要是一年前，我可能会爱上他，现在怀疑他真真假假的不知道什么意图。林杰在电话里说，寂寞啊。梅贞说，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多，办公室最忙的时候。林杰说，总部是这样，但我所在的仓库区，正在下雪，雪一旦降临，公路就全封了，时间就停止了，时间是一天天计算，然后是一星期一星期，最后是一个月一个月，雪下大的时候连看野景都不大清楚，视野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静止的，只有作为背景的雪在向下降落。他总结说，真是寂寞啊。

梅贞梦见了大雪，在梦里听见有人说雪下得真大啊，是个女人的声音。醒来后，发现冷空气也来到了窗外，烧窑的工厂终于变得不那么可怕。她去人事部，问一个叫鲁晓麦的女孩，能否调出林杰的资料看看。鲁晓麦笑了，说，林杰我很熟，很多姑娘喜欢他，但这次我知道是他喜欢你，很遗憾我不能给你看任何人的资料，都封存了。梅贞问他是什么大学毕业的，鲁晓麦说，祁家坝经管学院（闻所未闻的地方），专业是会计。接着，鲁晓麦凑过来问，你有没有喜欢林杰。梅贞当然不承认。鲁晓麦说这些仓管员都很可怜，好几个是大专毕业的，找不到工作，只能看仓库，十分失败，不过林杰和他们不一样。梅贞问，哪里不一样。鲁晓麦说，帅气啊，我觉得你很有眼光，没有选杨雄，这个人太愣，不如林杰风趣。说完又笑。

等到铁井镇也下起小雪的时候，林杰回来了，见到梅贞，说是在总部待一个星期，然后调去山东的一座城市。林杰的衣服穿得太厚，破皮鞋换成了翻毛皮鞋，虽然是质地很差的那种，穿在他脚上显得英气。梅贞想，但他穿得实在是太厚了，他这是刚从东北回来啊。

外仓管理员回到总部时，往往只能在宿舍临时搭铺，但冬季所需的被褥是个麻烦，滚轮箱子里装着他们所有的物品，像一种奇怪的、说不上名字的动物（后来林杰说，是候鸟般的老鼠）。林杰不爱住进宿舍，他陪着梅贞在小雪中逛街，那姿态可以说是浪漫。讲话仍然风趣，各种笑料，装卸工是怎么偷懒的，谭美清是怎么折腾杨雄的。这种时候，他讲贵州话，带一点拖腔的缓慢的西南口音。梅贞听着。有一天他用同样的节奏说，我想和你睡觉，可以吗。

梅贞跟着他来到安达旅社。林杰没有掏身份证，和账台打了个招呼，径直将梅贞带上了楼。她明白了，这几天他住在安达。她说，住旅馆好贵。林杰说，我住这里不要钱，我才不想和那些傻里傻气的打工仔住一间呢，旅馆清净。梅贞注意到房间里有很多空啤酒瓶，整齐地码在地上，还有几本书，一种显然是空气清新剂但辨不出何种花香的气味弥漫其中，总的来说，还算干净，但世界上哪来真正干净的旅馆？林杰吻她的时候，她生出了一点后悔的念头，小旅馆的空间让她回忆起了大学时代的男朋友，也想起星级宾馆的事情，她本该忘记这些事的。她想，一个每年在总部待上不超过二十天的仓管员又该怎样和录入员谈恋爱呢？这时，林杰解开她的衣扣，动作不快不慢。他问她：喜欢什么样的男孩。梅贞不假思索答道：个子高一点的。他笑笑，又吻了她。做爱时，梅贞想起他没有用避孕套，不过没说什么。后来倒是林杰自己担心起来，问说，会不会怀孕，我有点急了，应该戴个套子。梅贞说不用，你喜欢怎么样都好。仿佛这件事与她无关。

梅贞穿衣服的同时，听到砰砰的敲门声，以为是查房。门外的人喊林杰的名字，她立刻听出是杨雄的声音，吓得一哆嗦。这时林杰刚刚套上长裤，光着膀子开了一道门缝，梅贞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看到门缝外面黑色的人影，不止一个。寒气吹进来，林杰闪了出去，与人低声交谈，过了一会儿，他回到房间里，胡乱套上衣服，从箱子里抽出一把带鞘的匕首斜插在腰带后面，转脸对梅贞说，我先出去一趟，等会儿你自己走吧。那语气显然不打算解释更多的事情，然后他离开了。

对打工仔来说，打架太常见了，几乎只能算是一种体育锻炼，而谈判呢，是语文课，有时赔钱，做做数学题。林杰就是这么解释的，偶尔会有人死去，真的是偶尔，再大的仇恨也不应该杀人，赶出这片码头是最合适的惩罚。江湖儿女，做事要留点余地。

所以，临别时，林杰对梅贞说的就是：没有人死掉，只有个把人离开了。

梅贞问：什么时候回总部？

林杰说：也许不会再回来了。

梅贞说：就算辞职也得回来拿文凭吧。

林杰说：那东西不值几个钱。

这个人挥了挥手，跳上了去上海的长途汽车，忽然又俏皮地添了一句：我可以把你交给杨雄照顾吗，他已经和谭美清分手了。梅贞很生气，说，滚吧。

事实上梅贞喜欢林杰，他身上那种疯狂牛仔的气息。当然，那带有表演成分，可这个世界上谁不在表演呢？每个人都在演，演乖巧的录入员或者是凶残的保安或者是轻佻的美丽女工，每个人喝醉了以后叹息的都是自己没啥钱，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关键是，不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发疯。关键是，你宽容了他的疯但你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曾疯，也不会疯。疯是某一类人的特权吗？她向着林杰挥挥手，他将脸贴近车窗，一直望着她。后来，汽车开走了。她想了起来，离开家乡时她也是这样和妈妈告别的。当时她的念头是这种告别的姿势代表着那个离开的人将不会再回来，无论遭遇什么，无论有没有未来。

次年四月间，储运部出了一点问题，上海外仓管理员汪忠铭要辞职，主管把梅贞叫了过去。课长童德胜，副课长祝森，两个人要求她去上海仓盘库。梅贞觉得奇怪，她是办公室的录入员，并不和外地仓库直接打交道。童德胜说，这没关系，你只需要盘清数量，上海不太远，这些混蛋仓管员任是谁去也都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也许去个女的会好一点。祝森说，陆静瑜督导一直很想提拔你，你去了这一趟，可能会做外仓调查员。梅贞说，我们部门哪有这个职位。童德胜说，也许下个月就有了，现在人越来越杂，我们需要调查员。童德胜说这话的时候，手里一直在玩弄铅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梅贞始终搞不清，为什么会选中由她去上海。最后，祝森说：上海仓很难搞，我们需要一个忠诚的员工去盘库。

梅贞回到办公室想了想，凭经验认为这不合理。储运部的常规办法，仓管员就地离职，应该是另一位仓管员去交接，同时盘库，数据无误后才能签字放行，这件事与录入员没有任何关系。梅贞打电话给林杰，他解释道：因为上海的仓库是汪忠铭在管，没有一个仓管员愿意去接任，更没有人愿意去盘库，所以只能派你。梅贞问，汪忠铭怎么了。林杰笑了起来，说童德胜和祝森终于发现汪不像表面上那么忠诚，有一度汪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还包括童德胜的侄子，大班长童飞等人。

林杰没有再讲下去，给出了两条建议：一，汪的工作常常出错，库存如果有亏损，你不能签字，签字就是你的责任了，这也是其他仓管员不愿去交接的原因；二，我和汪也曾有点交情，如果他对你不客气，你就报我的名字，报杨雄的名字，他会留点面子给我们。

梅贞说，明白了。不再多问。

林杰松了口气，在电话里似乎是笑了笑，问说，杨雄最近找过你吗，他几次和我提起你。梅贞愣了一会儿，说，这里正在下雨，好久好久的雨啊。随即挂了电话。

梅贞第一次见识到外地仓，这一带没有石库门建筑，更没有百货商场，不像上海。库区年代悠久，墙上还残存着二三十年前的标语，与她家乡的兵工厂很相似。老三线有一些职工是讲上海话的，听着并不陌生。她离家已久，有点怀念国营工厂和周围家属区的气息，很多厚重敦实的建筑，老苏联风格的，重工业范的。她并不喜欢开发区那种轻质构件搭建起来的厂房，那意味着随时都可以拆除，随时都要跑路。吊诡的是，在这年代濒临落幕的恰恰是前者。

她先打电话给上海分销处。分销处说，汪忠铭跑啦，库房钥匙扔在了库区办公室。她又去库区办公室，有个副主任告诉她，汪忠铭确实跑了，但钥匙不能给她，必须销售部的人一起来拿。

梅贞没有见到汪忠铭，松了口气，也稍稍有点失望。这样，她不得不长久地坐在库区办公室里等候，无聊之余，她从文件柜里顺手拿出本书，《苏联三女诗人选集》，扉页敲着上海一家棉纺厂图书馆的章。书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她猜想棉纺厂已经倒闭了，这些国营企业关停并转以后流出了大量的图书和失业工人，和她家乡一个鬼样子。她翻了翻书，主任说你要是爱看书就带走吧，这是你们公司一个很文艺的仓管员留下的。梅贞问是汪忠铭吗，主任说当然不是，汪是个文盲，那仓管员叫林杰。梅贞继续翻书，心想这是他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吧，为什么不带走呢，因为外仓管理员带不动这么多行李吗？

库区办公室有电话机，但是锁了，没法打长途，雨停后，她走到街上找公用电话，手里仍然拿着书，感觉双脚踩在松动的石板上，积水正从下面急速漫上鞋面。这时周劭和端木云骑着自行车，吊儿郎当地从远处过来，一个唱着歌，另一个沉默不语。

梅贞没有告诉林杰，有时，她会梦见他。

她顺着工厂走，与流水线反向，从储运部到质检台，传输带送出一片片瓷砖，再往前走是烧窑车间，但进不去了。夏天时，这个巨大厂房的室内温度可以达到四十度以上，靠近砖窑的中心地带是岩浆涌动的火山口，然而在梦里一切都没有温度，烧窑车间像冰凉的洞穴。这个梦间歇出现一次，有时传输带送出的并不是瓷砖，而是面具，是一张张的人脸，是固定的表情。

她会梦见林杰在仓储区站着，帅气得很，像电影明星。有时，头顶斑秃的台湾主管从他身后走过，有时是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大班长童飞，两人都长着丑陋的脸。林杰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喋喋不休，讲着一些不可理解的话。在梦里她认定他很有哲理，醒来回想，又觉得无甚可观。有一次她梦见杨雄出现，梦见戴金表的俞凡出现，和林杰一起，三个人讨论着她的归属问题。这个梦可怕。

梅贞打电话给林杰，说：我曾经喜欢过你，但现在不喜欢了，我走进上海仓库发现里面有一股陈腐的霉味，现在我知道你身上就是这种气味。杨雄、童德胜、祝森、谭美清、汪忠铭，所有人身上都飘荡着霉味，还有我自己。霉味终年不散，霉味写进了我们的骨髓里，死后的白骨，烧成骨灰，变成尘土，仍然发霉。林杰在电话那头听着她散漫而阴郁的语调，很担心地问，我老跟你提杨雄，你是不是生气了。

梅贞说，再见。

周劭和端木云是周末到达铁井镇的，街上人满为患。沿街有很多小饭馆、大排档，年轻人坐在塑料凳子上吃饭喝酒划拳，或盯着饭馆角落的陈旧彩电看一会儿电视剧，或揽着打工妹的肩膀调笑吹牛逼。周劭说这地方的人口超出我的预期啊，看上去比上海还热闹。端木云却一言不发，后来才说，这里像南方，全是打工仔，而且很嚣张。周劭说，这些都是穷崽子，不必担心，我可以断言，他们没有一个混出人样。

穿过开发区，来到小镇，周劭找了安达旅社住下。刚进房间，正遇到警察查证件。小镇派出所的韩警官看到周劭的身份证，皱眉头问，上海人？周劭用上海话说，对的。韩警官也用上海话说，你们是来度假的还是来上班的？周劭说，想在美仙公司找份工作，还没被录用。韩警官说，本地很乱，晚上别出去喝酒，有人来敲门问清楚了再开。周劭开玩笑说，警官，嫖娼要罚三千吧？韩警官说，正经点，好好的小伙子，嫖什么嫖。说完留了一个电话给周劭，让有事直接打派出所电话。这时，安达旅社的小老板走过来，上下打量他们，等到韩警官走了，这小老板自我介绍说，他叫傅民生，递上了一张薄薄的名片。周劭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傅民生说，你俩气度和一般打工仔不一样，什么程度？周劭说，本科。端木云拿过名片，看到上面印着安达旅馆和魅力酒吧的字样，问说，酒吧在哪里。傅民生说，就在地下室，晚上可以去玩。两人都不喜欢这个讲话怪里怪气的人，关上房门之后，直接把名片扔进了垃圾桶里。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看一台色彩发紫的电视机，听着角落里老鼠叫。周劭说，我以为会有姑娘来敲门呢。端木云说，这种全是打工仔的地方不会有小姐的，我一路走来连个像样的洗头房都没看见。周劭说，你找过小姐吗。端木云不予回答。周劭说，这鬼地方像边疆，内地打工仔的边疆，台湾人的边疆，上海人的边疆。到九点钟时忽然有低频的音乐从床底下传来，酒吧开张了。端木云说，动静这么大。周劭说，以这个价位的旅馆而言，我猜想酒吧里都是一些打工仔吧。端木云问，你打算下去喝一杯吗。周劭说我可不想在这种地方喝假酒，如果有陪酒小姐的话，搞不好是个男人假扮的。

第二天周劭打电话到美仙公司的人事部，接电话的是个姑娘。周劭说想来应聘，姑娘愣了一下，问说你们怎么不去e市的人才市场，周劭说我们从上海过来，没必要再跑一趟e市。姑娘问，你们应聘什么岗位呢。周劭说，储运部。姑娘很高兴，说你们现在就来吧，填一下履历表，储运部正缺人手，换了其他部门我还真帮不了你，到厂门口就说找人事部的鲁晓麦。

中午，两人走到美仙公司门口，太阳高照，端木云仍然是一脸没睡醒的样子，从离开上海时候就是这样。两人押了身份证，从大门进去，被杨雄拦住，让必须从角门走。周劭很不理解。杨雄说，虽然你还不是公司的人，但你要是敢从大门进去，我可以在警戒线后面打断你的腿。周劭更不理解。只听后面另一个保安说，算了算了，他身份证上是上海的。杨雄说，就因为他是上海人，我让他学点规矩。两人不得不退回来，从角门走入厂区，杨雄在后面瞪视他们。周劭说，这小崽子是安徽人吧，口音和你像。端木云脸上的表情完全是醒了，他说，没错，这小崽子，很凶暴。周劭摇头说，我们这一路走来，看到的都是些混不出人样偏偏又很嚣张的小崽子啊。

面试倒是很愉快，鲁晓麦是个矮个子的漂亮姑娘，穿着浅蓝色衬衫深蓝色长裤，打着领带，让两人填履历表，又让他们交出毕业证书，装入文件袋，封存在人事部。周劭问说，毕业证书你收走干嘛？鲁晓麦说，这是公司规定，放心，会保存好，你在离职之前递个申请就能拿回去。周劭问，那我要是被开除了呢？鲁晓麦说，只要不是犯罪，都会还给你，犯罪了如果你去坐牢也会还给你。周劭问，哪种情况下不会还给我？鲁晓麦说，你畏罪潜逃了。姑娘讲话风趣而实在，走出人事部，周劭对端木云说：她喜欢你，她看了你好几眼。端木云说：我知道。

两人又去储运部，见了课长童德胜，聊得也都不错。接着，又回到人事部去拿宿舍入住单，觉得这公司还挺像回事，很人性化，至少开工第一天就包吃包住。周劭说，我怀疑那个部长是同性恋，他是不是摸了你一下。端木云心不在焉地说，我倒没注意。周劭说，以前咱们学校那个天空派诗人被辛未来证实是同性恋。提到辛未来，端木云问，那个叫梅贞的姑娘在哪个部门？周劭说，储运部录入员，咱们恐怕得正式上班以后才能见到她。端木云说你真是疯了，为了辛未来，而追寻到了梅贞。周劭说你也疯了，你跟着我来干什么，你应该去酒店刷浴缸。

两人到厂门口，取回身份证。周劭看了看，对杨雄说，给错了。杨雄双手叉腰，瞪着周劭，久久不动。周劭重申，身份证给错了。他又看看手里的证件，说他妈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一张假身份证吧。杨雄走过来打了周劭一个耳光，仍旧什么都不说。周劭蒙了，把身份证朝杨雄脸上扔过去，鼻子上又挨了一拳，整个人摔进了传达室，被两个保安同时按住。端木云平静地看着这一串动作，它发生得如此突然，毫无预警，好像平缓行驶的汽车在一个颠簸后向着道路以外急速翻滚出去。

这天下午，周劭捂着脸上的伤，收拾好行李，默然离开旅馆，到美仙公司的宿舍去办入住登记。路上，端木云说，如果你需要报复，我可以陪你。周劭说，不不，没这回事儿，我从来不想与人死磕到底。

两人跟着宿管员爬到六楼，进了一个两室户，朝北的小房间。有两张床，分了上下铺，一张床上堆着被褥，其余都是床板。靠门的地方有一个文件柜，一处上了挂锁，其余都空着。

宿管员说，重要物品可以放到铁柜里，挂锁自己去买一把。周劭说，这儿还挺干净的。宿管员说，如果你不打扫干净，会有人来打扫你。周劭开玩笑说，就是揍我喽。宿管员冷冷地说，是的。周劭不依不饶地说，我已经被揍过了。宿管员说，像你这样爱说话的，以后会经常挨揍，记住，少说话，多睡觉，打扫卫生，不要偷东西。

此人走后，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人。端木云问，咱俩谁睡上铺。周劭说，轮着睡呗。端木同意，拍了拍床板，还算结实。周劭说，我们也得去镇上买被褥，不然今晚只能睡棺材板了。端木云说，感觉是监狱，这地方有意思。周劭说，但愿我们不会被人杀死在床上。

端木云对小镇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更大的监狱，但这里的人们不像刑徒，而是一支凝固的亡军。

与他们同住宿舍的是一名湖北来的叉车司机，叫郑炜，瘦高个子，很爱讲话。郑说，你们如果早来两个月的话，只能打地铺了，最近辞职的人多，河对面新开了一家造纸厂，是日资企业，规模大，薪水高，很多人都去那里上班了。在开发区，人人都知道第一流的外资企业是欧美的，第二流是日本，其余都是三流，最次的是东南亚的企业，另外还有新加坡企业，刚刚接触到，不大好评价。白人比黄种人更好些，但这里没有白人，全是亚洲企业，相比之下日资算是最好的选择，但日本人也有坏的。郑海阔天空地说道，并不像电视剧里拍得那么友善，有时候他们的气量还不如香港人，不过最坏的是这个镇上的本地人，讲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组织了治安联防队监督打工仔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在半夜里野合，至于打工仔之中，谁更坏也说不太清，不要惹湖南人喽，最好也不要惹江西人和重庆人，安徽人看上去很老实但也不能惹急了他们，至于谁会主动干掉你们，天知道。

两人听着叉车司机的絮叨（似乎是陷入了一种找到新伙伴的亢奋），去到卫生间冲澡，那里只有一根皮管接在自来水龙头上，回来后问郑炜，冬天怎么办。郑炜说，用热水瓶到楼下宿管的房间去打热水上来，用塑料桶洗。周劭说我操。端木云说，这是住宅楼，可以自己烧水吗。郑炜说你要是在这里点火你就趁早滚蛋，热得快也不允许。周劭说，你告诉我，允许什么。郑炜说，允许你睡觉，养足精神，明天好去上班哪。

周劭第一次听到栈板 这个词，觉得有意思。每一个堆积成立方体的瓷砖货堆下面都会有这么一块木板，四个平方大小，上下两层用木条钉起来，叉车臂可以从中空部位穿进去，抬起整堆瓷砖。栈是囤放货物的意思。

码堆 指的是在栈板上堆放瓷砖。瓷砖分为地砖和墙砖两种，规格各异，50x50，30x30，30x20，以及更小的、规格更不统一的外墙砖片。码堆必须将整包瓷砖直立放置，以免被重力压碎。每块栈板上的瓷砖通常为同一规格，有时也混搭；每个货位最多垒放三层栈板，尽可能只保持两层，遵循的原则是大型瓷砖在下，小型瓷砖在上；地砖在下，墙砖在上。直立放置法 在储运部就像交通守则一样形成了习惯，一九九九年夏天正是一包孤零零放在地上的30瓷砖倒了下来，毛重15kg，磕在端木云的胫骨上，造成骨裂。

督导 这个词代表着美仙公司的特殊权威，督导之上还有其他高管，但底层工人是见不到他们的。督导都来自台湾（他们属于另一个名词：台干 ），总共十五人，有时多一个，有时少一个。督导并不直接负责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就是说，有厂长，有部门课长，有小组长，同时还有督导。这个体系大约类似于国营企业的书记，但国营企业并不会安排十五个书记啊。工人怕督导（当然也怕任何一个课长），比较和善的是陆静瑜，她负责人事部的工作，有教养，在欧洲念过书。比较可怕的是一个头顶斑秃的台湾督导，不大像城里人。他的长相，照周劭的说法是在一张愤怒的脸上架上了厚底近视眼镜，将愤怒框定在两个黑圈内。当然，斑秃是性病的后遗症，人人都这么说。一个患有性病后遗症的人，他不可能不愤怒，不可能好打交道。

聆训 这个词也是罕有的（有时候它会与“聆讯”混淆），意思是听取教训。每天早上八点零五分，储运部的工人站在货场接受童德胜的训话，祝森站在童身后，往往低着头，像在沉思，而列队的工人必须正视童的眼睛。有时候，童德胜会在队伍中挑出一名员工，勒令他立即去财务科结工资。周劭目睹过两次，第一次，那神情嚣张的年轻人轻蔑地扔下一句话，童德胜我会找人挑了你的脚筋，径直走向办公楼；第二次，被开除的是一名还没来得及派往外地的实习管理员，年纪不过十八九岁，这孩子蒙了，站在童面前不知所措地捏着自己的下巴。这个动作激怒了童，令其立即滚蛋。这孩子拖着脚步走出去一段路，忽然跑了回来，跪在了童德胜面前。周劭看到童的裆部明显凸起，一瞬间他几乎认为童德胜会掏出阴茎让这孩子品尝一番。

周劭和端木云应聘的职位是外仓管理员 。照字面的意思，指的是外地仓库。外仓的上级是总部储运部，也叫作本仓 或者总仓 。

周劭说，这地方像码头。码头的引申意义是指“江湖”，江湖总有很多黑话，对此，端木不是很感兴趣，而周劭喜欢让自己像一个混码头的人。在储运部，吃白饭 指的是拿打折工资的实习员工，吃快餐 指的是临时工，门客 指外仓管理员，做相公 指的是外仓管理员的库存数据出了大问题（通常是监守自盗），卸挑子 指的是他们未做交接而辞职离去。鸽子 指巡回检查的督导或调查员，板子 指销售员，瞎子 指保安。和上海人的喊法一样，台巴子 指台湾人，这个词倒是全国通用，但周劭却纠正道，指台商。周劭用这组黑话造句：那吃白饭的门客伙同吃快餐的板子一起做相公，骗过了瞎子，在台巴子派来的鸽子出现之前卸了挑子。

奇怪的是，像周劭这样自认见多识广的人，当时却不知道棒棒 是什么意思，反而是端木云告诉他，棒棒是挑夫，四川话。美仙公司负责装卸货的搬运工全部来自四川，都是大班长童飞从家乡找来的。当然，在这里，竹棒也好，木棒也好，都不存在，装卸瓷砖必须靠肩扛，但储运部的职员们宁愿学童飞的口音，一律喊他们“棒棒儿”。棒棒们按装卸吨位计算工钱，由工头负责发放工钱，他们没有工号，没有宿舍，大部分是文盲，相当木讷，保安都懒得打他们。每到午饭时间，员工去食堂，棒棒们蹲在草丛边吃随身带来的馒头。周劭问一个花白头发的中年人，每月能挣多少。那人说，五六百元。周劭说，不多啊。那人说，我在家乡种地半年都挣不到五百，狗日的。周劭又问，在四川，一个棒棒能挣多少。那人说，可能两百元一个月，我侄子也想来这里上班，但是工头不要人了。

童飞告诉周劭，怎样区别一个棒棒是老手还是新手，看他的小腿。那个小腿上有严重静脉曲张的，是专业的，是干了好多年的。周劭说，我看到了，腿上的血管像蚯蚓一样，公司给治吗。童飞开玩笑说，不要紧，不是致命的，不用治疗，这些棒棒干到最后都是因为心脏爆掉而死去，小腿有没有病，根本不重要。

让梅贞来说，她觉得在上海仓遇见周劭简直莫名其妙。她在电话旁边最初注意到的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瞳孔发灰，像是快要死了（周劭告知此人叫端木云），在夏季的厂房里你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然而，此后三天，出现在库区的是周劭，他在交错的水泥路上随意地走着，左顾右盼，一看就不是库区的人。梅贞认出了他，前一天，他盯着自己看。梅贞从库区办公室走出来，问他，你是不是迷路了。

没有，我不会迷路，我从小就在这儿混。周劭说，那语气像个二流子。接着，他介绍了自己，一个大学毕业一年的上海人。他说我以为你在这片库区上班呢。梅贞说，不不，我的公司在铁井开发区。周劭问，铁井开发区在哪里。梅贞说，远在天边。那语气既像开玩笑，也像是说出了真相。

那几天，总部还是调不出人手，让梅贞独自盘库，发现汪忠铭的库存中有价值几千元的瓷砖不知去向，这数字不大不小，超出了正常的损耗，但又不值得去报警。总部给梅贞发了一份嘉奖，有三百元奖金。周劭又来，两人瞎聊，翻着《苏联三女诗人选集》，梅贞吃不准他有什么企图，看上去，他像是喜欢上了她，更准确地说是像个猎艳的穷崽子，这在梅贞的家乡十分常见，年轻、没钱、志大才疏，靠一张嘴在街上钓马子的那种。可他偏偏是个上海人。

梅贞住在库区对面的小旅社里，有一天上午下起大雨，她没去仓库，隔着旅社的玻璃窗，看到周劭打着伞骑车进库区，过了一会儿又晃晃悠悠地骑出来。梅贞喊了他一声，周劭停了车，远远地看着她，却不说话。梅贞想，他这表情像林杰啊。

她回到了总部，过了几天，陆静瑜叫她去办公室，问了问上海仓的情况，得知汪忠铭已经消失，库存混乱，但损失不大。陆静瑜说，上海的销售处简直像死人一样，他们知道汪有问题，但不上报。梅贞说，有人说汪忠铭是黑社会，他们怕他。陆静瑜冷笑说，什么黑社会，黑社会会来看仓库吗，他只是自命为古惑仔罢了。中午，梅贞走到拥挤的食堂里，这一天气温有点高，食堂在长龙式厂房的二楼，正下方就是砖窑。食堂像一个蒸笼，每个人都在挥汗如雨吃着饭。她在排队的地方见到周劭，感到非常惊讶。周劭表情得意，问道，为什么这么热。梅贞跺了跺脚说，下面是砖窑。周劭说，夏天怎么办。梅贞说，更热。周劭让她排到自己前面。梅贞问，你来了几天了？周劭说我今天刚来，这里伙食还不错，午餐好像有肉哎。梅贞不语，站在周劭前面，远远地看着食堂橱窗里，说，天天都有肉。周劭说，我把端木云也带过来了，我们就在储运部落脚。

这一天下班，梅贞徒步走回宿舍，看到周劭和端木云在街对面，两人穿过街道晃到她身边。周劭介绍说，这就是端木云，你见过的。梅贞发现端木的瞳孔仍然是灰色的，像快要死了。三个人异常安静地走着，夕阳落在身后，影子在街道上晃动。片刻之后端木云又走到了街对面。梅贞问周劭，你这个朋友怎么了。周劭想了想说，他正在忍受煎熬。梅贞说，看得出来，但你这么直白地说出来像是在嘲笑他。周劭忙说，没有这个意思，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也在忍受煎熬。他说完摇摇头，像是自嘲，也像是要把这句话甩在脑后。

周劭穿着紫色的衬衫觉得怪异，他这辈子没穿过紫色。不过他很快就嘲笑起了端木云，后者胸口的扣子掉两个了，看起来像是个牛郎或者是迈阿密的什么黑帮，还挺时髦的。

在美仙公司，干部和销售员穿蓝色制服（而且有领带）。周劭很快就识别清楚，干部的蓝略浅，销售员的蓝略深。童德胜和祝森是储运部唯一穿浅蓝色制服的人，但质检包装处的课长穿得和他的工人（全是姑娘）一样，粉色制服。至于台干，也穿浅蓝色制服，从外观无以辨别，但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会知道，他们是台干。周劭寻思，这体系有点让人看不懂。

由于色系分类，窜岗变得很容易识别。穿灰色制服的工人从长龙式厂房的东边进入，除了午饭，其余任何时候你都休想见到他们。这些人是操作工，当周劭问他们在做什么时，童飞的回答是：他们在发疯似的干活。到七月时，这些人衣裤湿透，走出车间，汗水被风吹干，在后背结出一层盐霜。周劭说，我很难想象有工人能忍受这种艰苦环境。端木云说，他们过去都是农民，不是工人。讲完这话，他们在食堂里看到一名操作工疯了：他来到不锈钢大桶边上，想舀一碗绿豆汤（唯一自助式的食品或饮品），可是那里空空如也，他质问厨师，厨师不予理会，他踢翻了空桶，被闻讯而来的保安迅速制服，当场开除，当他企图继续撒野时，杨雄一拳就将其打趴在地上，最后是抬出去的。

周劭说，这个工人热疯了。端木云冷冷地说，此人是渴疯了，难道你没发现生产区没有饮用水吗，他只想喝一口绿豆汤，尽管那绿豆汤并不是冰镇的，而是滚烫的，他也要喝。周劭说，质检流水线上有一个纯净水龙头。端木云说，不，那个仪器不合格，很多人喝了拉肚子。周劭说，我喝过，但我没有拉肚子。端木云说，你体质特异，但你小心染上肝炎，工人没有水杯，都是用嘴直接对着龙头喝的。第二天，周劭试图带一瓶纯净水进厂，又被杨雄截留下来。杨顺便打了端木云一个耳光，让他去把扣子缝上。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燃油，或者白酒。端木云说，有些工人或者棒棒曾经带着白酒进过厂区，也曾经偷了汽油柴油用瓶子装了混出去，现在一切饮料都被禁止了。周劭说，在上海的任何一家国营工厂都有热水供应，可以泡茶，而这鬼地方，办公室里的人才有权喝茶。周劭问端木云，你觉得能在这里熬多久，比我们站街贩药如何？端木云说，我无所谓，别忘了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你觉得什么是仇恨呢，端木云感叹道，仇恨不仅仅是有人揍了你，仇恨是有人不允许你喝洁净的水，仇恨是有人将你劳作的田地变得干旱酷热，或是落下冰雹。在《圣经·旧约》里，在藏传佛教故事里，这都是神和恶魔才能操控的灾难。

周劭见到的第一个外仓管理员叫袁大为，他回总部来辞职，穿着紫色短袖衬衫，头发蓬乱，坐在电脑房里闷声不语。梅贞问袁，辞职以后去哪里。袁说，还是看仓库，去一家电子公司。梅贞说，你为何不改行。袁大为不语。

袁身材瘦小，看上去就是个孩子。周劭到电脑房拿资料，看到他走进童德胜的办公室，便问梅贞是怎么回事。梅贞说，这小子就是前年重庆仓库卷货案的当事人，两辆卡车出货，他和销售员各押一辆，销售员在他眼皮底下将后车开到了天边去，经查，是假人。周劭问，后来呢。梅贞说，后来当然是报警，有一个叫林杰的仓管员去处理了案子。周劭说，听说过林杰。

过了十分钟，袁大为满脸是汗回到电脑房，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梅贞问，没同意？袁大为甩甩单子说，不，同意了，那笔损失不再追究我的责任了，董事长特批放我一马。梅贞问，那你回来做什么，赶紧去人事部拿你的证吧，免得他们后悔。袁说，梅姐一直对我挺好的，我回来和你告个别。梅贞说，江湖再见吧。

袁大为走后，梅贞和周劭去食堂吃午饭，在排队时，几个保安站在他们身前，其中有大个子杨雄。保安在这种地方从来都很严肃，不客气地说，比警察更严肃。这些人离开后，周劭松了口气。梅贞说，你怕了。周劭说，不存在。梅贞说，好嘛，就算你害怕也是应该的，人人都怕他们。周劭说，如果递两根香烟，拍拍马屁，会不会好一点。梅贞冷笑说，你可以去试试。周劭说我不会去试，我讨厌这伙人。

周劭从进公司的第一天就知道，在这里，不但外地仔和本地仔会挨打，就连上海人也会挨打，只有台湾人不会挨打。打工人当然是非法的，但从保安们的表情来看，周劭也能确认：在他们的共识里，这是正义。因此，不存在滥用暴力，只存在过度使用的正义，毕竟这个鬼地方一部分人身份可疑，一部分人随时都会发疯，还有一部分人似乎挺喜欢看到他人挨揍的场面。照端木云的说法，这是用存在主义浇灌出来的现实主义，或者反之。总的来说，无须高超的虚构能力，照实了写，就会是一篇佳作。

说到梅贞，周劭渐渐觉得她与辛未来并不像，只能说轮廓相近。但是梅贞身上有一种坚毅的气质，与辛未来近似（直到她消失后他才理解到）。真正令他感到惊讶的正是她们之间的近似气质。他想，她们都坚毅，但我并不爱坚毅，为什么这种相似的坚毅会吸引我。这个问题解释不清。

有一天，他和梅贞到镇上去玩。这时，两人已经很熟，交换了很多故事，货运列车与兵工厂，棚户区与吊脚楼，有一次也谈到了曾经的恋人。周劭在储运部继续他的外仓管理员培训，梅贞买了一条裙子。这是她落脚至开发区以后买的第二条裙子，第一条是碎花的深红色，这次是白色，料子很薄。周劭看出梅贞很是钟爱这条裙子，走路时她小心地避开了路边沾满灰尘的长草。两人在镇上兜兜转转，周劭嘟哝着想找到铁井，他认为铁井镇必然有铁井。梅贞想象不出铁井是什么样子，也许井栏是铁的，但那也不现实，会生锈。周劭说，也许铁井只是一个比喻呢，这附近还有一个镇叫河童镇，河童在日文里是水鬼的意思。梅贞说，我还知道一个镇叫牛郎镇呢。周劭说，我去过一个周墓镇，感觉是休想走出来了。梅贞说，我去过一个梅冢镇，镇上有一座清庙，说是供着梅花仙子，好有趣，如果我死在那里也不错。

镇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正午阳光耀眼，房屋和树木的阴影浓重，河水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息。快到东侧宾馆区时，周劭注意到街边新开了一家桑拿房。一个戴假睫毛的女人正走出来，上了桥，消失在小巷里。

梅贞说，这个人以前睡在我的下铺，是我的好朋友，我以为她去上海工作了。周劭从她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凄凉，他嘀咕说，这地方有洗头房就够了，何必弄什么浴场，夏天又有谁洗桑拿。梅贞说，有人需要，铁井镇比你想象得繁华，上海人来得比以前多，也做港台同胞、日韩友人的生意，开发区提供货源。

两人沿着女孩离去的道路走到桥上，周劭伸头看了看河水，表情就像有一具尸体浮在水面上。梅贞说，我在家乡，这些都见过。周劭问，河流吗。梅贞说，不，妓女，小姐。周劭一时踌躇，心想关于妓女的话题该怎么和她聊下去。梅贞说，女孩们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去了城市，在工厂里做流水线或去饭馆端盘子，很低贱的职业，后来，就像开启了魔法，比低贱更低贱的土里埋着黄金，只要你下沉到那么深的地方，把低于地平面的低贱当成是命运的必然。周劭说，能挣到钱就好。梅贞说，你这么理解，也很好。周劭想，我这还是第一次和女孩认真地谈起做小姐的事情。

梅贞站在桥上讲了一个故事：在她家乡有两个要好的女同学，一个漂亮，一个不算特别漂亮。梅贞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不算漂亮的那个被老板包养了，觉得自己运气很好，请梅贞吃饭。很巧，她们又遇到了那个漂亮的女生，刚从广州回到县城。三个人一起去做头发（被包养的女生请客），聊了几句，被包养的女生判断出漂亮女生在做小姐，话里话外，点了几句。后来，漂亮女生承认了，她在做小姐，让她们不要说出去。

做小姐的女生对被包养的女生说，你运气真好。后者同意这个结论，并说，像你这么漂亮原本是可以被包养的。梅贞发问，什么是运气好。这两个女生都沉默了。再后来，做小姐的女生说：我有一个小妹嫁了一个留学归国的白领，她才十六岁，做了一年小姐，遇到了一个真爱她的人，那人送她去学英语，念大学，她运气真好。讲完这个，做小姐的女生叹息。没想到，被包养的女生哭了，一直哭，做小姐的女生抽着烟安慰她。

就是这样，梅贞说，你得猜，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人会告诉你答案。

周劭暗暗猜想，被包养的女生可能也曾经做过小姐吧。他说，一个人只要运气好，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梅贞说，不不，所谓运气并不是现实，而是幻觉，现实中我们尝试运气是因为我们把幻觉当作真实的一部分，就像白日做梦，梦到的都是好的，可你并不敢睡下去，也不敢醒过来，因为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你都会遇到噩梦或者噩梦一样的现实。

下午，当他们走到小镇卫生所附近时，听到剧烈的尖叫声，像是在屠宰牲口。梅贞说，这个开发区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要是出了工伤，就只能到这里来，如果伤势更重就得去e市。等他们走近，发现卫生所门口围着很多人，有警察和穿着深蓝色马甲的小镇治安队员。两人立刻明白，不是工伤，是治安事件。伤者似乎是刚刚被抬进卫生所，街面上洒着一串血迹。这时，周劭遇到了韩警官。韩警官推了一辆自行车，正打算回派出所。周劭用上海话问，警官，出什么事了。韩警官认出了周劭（毋宁说是听出了他的口音），便说，有几个打工仔把治安队员打了，一个打开头，一个手臂骨折。周劭问，打工仔呢。韩警官说，已经逃走了，你怎么还在镇上，在哪家企业。周劭说是美仙瓷砖，做仓管员。又说，治安队居然被打工仔给打了。韩警官解释说，这里的打工仔都很野，江西的，湖南的，四川的，即使在他们的家乡，警察也不大愿意单枪匹马对付一群亡命之徒。说完，韩警官又加了一句：小姑娘你不要介意，你们都很好的，好好工作，挣钱养家。

韩警官走后，两人并不打算再围观下去，离开了社区医院。周劭看见远处有一队穿深蓝色马甲的人走过来，每人提着一根大棒子，像是要冲过来械斗，便护着梅贞加速走开。

这天傍晚，周劭请梅贞吃饭，两人在小镇边缘寻找川菜馆子，最后只找到一家人满为患的火锅店，铁皮搭起的小棚子，挂着几个灯泡，桌椅皆在路边。梅贞不介意吃这种脏馆子。周劭说，这个小镇就像火锅，煮沸一锅水，荤的素的全都倒进去。梅贞并不喜欢这个比喻，对周劭说，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重庆吃火锅。话说到这里，梅贞忽然站了起来，面色变得很难看。周劭不明所以，觉得脑后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回头一看是杨雄。杨雄穿着汗衫，一动不动——此前，他总是穿制服。周劭抄起凳子想打，听到街边转角处有一个女的喊道：十兄弟。穿深蓝色马甲的小镇治安队员涌来，火锅汤汁飞溅，无数人在暮色中呼喊着散开、逃离，杨雄也跑得没了踪影。周劭觉得头脑发晕，看到的人影仿佛灯下的飞蛾打转，梅贞是静止的白色蝴蝶，这只白蝶严肃、陌生，神秘地摆动着触角。

有一天，端木云在铁井镇上无聊地闲逛，七月的下午常有雷雨，乌云在天边，片刻以后伴随着大风涌向头顶。他站到一座凉亭下躲雨，一个女孩跑了进来，两人一开始并没有说话，后来，这个女孩气鼓鼓地对他发话：身份证拿出来看看。端木云觉得不可思议，问说你凭什么看我的身份证。这女孩说，我是铁井镇治安队的，我们一向查外地仔的身份证，不好意思，你是外地仔对不对？

他一边掏出钱包，抽出身份证，一边被她的语气激怒。女孩笑了起来，说你这钱包已经见底了，如果遇到劫匪，你会付出代价——钞票以外的代价。那口气分明是在调戏他。端木云没好气地说，我打工仔，穷得像条狗，任人宰割。女孩继续笑，看完身份证，递还给他，然后才很哀怨地问道：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人事部的鲁晓麦。端木云不记得任何人，也不愿记得任何人，用一种茫然的眼神看着她，然后才渐渐明白过来，问道：你是镇上的？鲁晓麦说：当然，我是高贵的铁井镇原住民。端木云再一次被激怒，后来她承认，他那模样很可爱（端木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她在胡思乱想）。

两人站在凉亭下，看着雨，等着雨停或是雨继续不停地落下。鲁晓麦问：在公司觉得怎么样，还行吗。端木云说，美仙公司是个贼窝。鲁晓麦说，哟，混出一点道行了，来，具体说给我听听，有哪些贼。端木云说，保安太残暴，台湾人太苛刻，打工仔太麻木。鲁晓麦说，就这么一点见识吗，见过吸毒的吗，以及抡刀的，持枪的，卖身的，负案在逃的。端木云说，这个都没见过。鲁晓麦说那你还有什么可嚣张的，一副很自负的样子，小心点吧，外地仔，有事找我。端木云乐了，说我认识小镇的警官。鲁晓麦问，谁。端木云说，好像是姓韩。鲁晓麦说，老韩啊，你不用指望他，他连个小偷都没抓到过，他从小看着我长大，就担心我们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最后落在他手里，你说他是抓我呢还是不抓我呢。

这时，来了两个穿雨披的小镇治安队员，走进凉亭，先和鲁晓麦打了个招呼，然后问端木云要身份证。端木云说，你们这样查身份证是不对的，我有，但某些打工仔的证件是被扣押在公司的。治安队员说，让你们办暂住证，你们不来办，没有暂住证的结果就是查身份证。由于端木云多说了这么一句，两名治安队员打算把他押到队里去，被鲁晓麦劝住了。他们走后，鲁晓麦说：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逃过了一顿暴打。端木云说：知道，这个小镇的一切都和暴力有关。鲁晓麦生气地说：别这么满不在乎，好吗，他们真的可以打死你。

雨越下越大，两人呆看着。鲁晓麦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给自己点上。端木云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一个烟疤。女孩手上的烟疤都是自己烫的，或者是因为不顺心，或者是因为要纪念什么。这句话是谁告诉他的？后来他想起来，是辛未来。这时，鲁晓麦变得不那么凶恶了，她看着雨似乎是有点失神，被远远近近烟雾一样的景色迷惑了。她说：打工仔，你从哪里来的，你住在安徽，跑这里来干什么，你打算待多久，以后去哪里，有没有女朋友陪你去，这个鬼地方你一定很讨厌吧，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周末无聊得在镇上闲逛，这么丑陋的小镇，旧的东西像是棺材，新的东西全是假的，你跑到这里来挣一千块钱月薪觉得生活有希望吗。

端木云无法回答，只能说：我大学毕业没什么地方可去，贩过药，在酒店刷过浴缸，如此而已，尽管你用了“生活的希望”这个说法，我还是想说，希望并不仅仅在生活中，就像绝望也不仅仅来自生活。

雨停后，鲁晓麦回家，端木云陪她走了一段路，发现她家就在安达旅馆的那条巷口。铁井镇的民房普遍低矮，积水已经把天井灌满，鲁晓麦说她住在二楼沿街，然后脱掉鞋子，蹚水走了进去。端木云站在街上，看到同样低矮的二楼窗户里挂着天蓝色的泰迪熊窗帘，有一块窗玻璃是深红色的，他猜想那就是女孩的家。

有一天，端木云想，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为了谋生而来（至于是什么理由，他也说不清），但事实上，在所有人眼里，我就是这支谋生大军中的一员。反推而言，在这支大军中必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为谋生而来。

小镇的居民歧视打工仔。这是当然的，任何一个开发区的“原住民”都有可能产生这种优越感，如果没有数以万计的打工仔，这座乡下小镇固然平静，但恐怕也只能靠卖猪蹄子为生了，和他家乡的傻子镇并没有什么区别。优越感伴随着恐惧感一起生成，确实，五到十万名打工仔近在咫尺，治安队徒劳地阻止着打工仔从西侧和北侧进入小镇，与此同时，在小镇东侧，朝着上海的方向，桑拿房和洗浴中心相继落成好几家。这一格局具有哲学意味，具有历史意味，具有文学意味，可能也具有现实意味，但你并没有钱去领受所有的现实。

他仍喜欢在小镇散步（鲁晓麦称之为闲逛）。工厂生活十分乏味，他等着周劭哪一天受不了了，就可以卷铺盖去别的地方。奇怪的是七月中旬他和周劭同时通过了试用期，加了工资，月薪一千二，相当于低级干部。周劭说，童德胜信任我们，说我们是真人。端木云问，何谓真人。周劭说，我们的身份是真的，毕业证书是真的。端木云问，那么谁是假的，为何验不出来。周劭说，国家明令禁止公司扣押员工身份证和毕业证，人事部哪敢去公安局验证，他们也怕警察。

他把同样的问题抛给鲁晓麦，她却告诉他：这是一种默契，一种平衡，当然，如果你是真人，那再好不过。

总会有人打破这种平衡。鲁晓麦说：这座小镇的镇长是个有能力的人，他很清楚，小镇的人口将会逐渐减少，因为计划生育，因为小镇的年轻人同样想去上海或者e市混出头，小镇将会变成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孤零零地戳在三省交界处，除了可笑的猪蹄子，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注意。于是，镇长开启了一个魔盒，把几万打工仔放进了开发区，他以为这样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靠工厂缴的税，靠你们在镇上的消费。这个想法没错，人口急速增长拉动地区经济。但是，几万打工仔，仍然是太多了。

端木云说，我听同寝室的人说，去年，有一个治安队员被杀了。鲁晓麦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这儿进去，后面出来。接着，她的手指划过自己的发际线，脸上浮现出杀气：第二刀用的是匕首，像印第安人一样割下了头皮，将其塞进了受害者临死前张开的嘴巴里。

端木云看着这个吓人的动作，说：我听说这是十兄弟干的，我进小镇的第一天就听别人嚷嚷，十兄弟。鲁晓麦笑了笑说，这鬼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十兄弟，但没人知道十兄弟是谁，每个人动手杀人时都可以拿这个旗号出来，所以，就连警察，也不大相信有十兄弟存在了。

七月二十号那天，祝森出事了。

这天黄昏，祝森加班两小时，七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薄暮下他从美仙公司走向宿舍楼。道路中央的雨水已经蒸发干净，露出灰白色的路面，两侧的积水则反射着微弱的路灯光。祝森独自走到距离宿舍二百米远处，一个背着挎包的蒙面人从路灯杆后面闪出来，从背后亮出砍刀，并且拽住了祝的右手。祝森挣扎想跑，右臂拉直，蒙面人一刀砍下了他的手，随即消失在夜幕中。

周劭和端木云正在楼下买烟，听到号叫声，叼着烟走过去看热闹，以为是打群架。后来，周劭忍不住发抖，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以为一个人被砍掉了手应该疼晕过去，但祝森却坐在地上，寻找那只分离的右手，间歇发出离奇的叫声。周劭说他妈的那只手去了哪里？端木云冷静地说，当然是被凶手拿走了，他得凭着那只手去拿两千块钱。

在开发区，传说中的价格是一条命两万块，一只手两千块，一只耳朵两百块。周劭相信没有人会花两万块买自己的命，但两百块割下一只耳朵，哪怕得罪了某个棒棒，对方完全出得起这个价钱啊。不，棒棒会亲自动手。周劭意识到割掉耳朵比丢了命更令人难堪，至于砍掉手似乎介于光荣与难堪之间，完全取决于你怎么想了。

端木云看到小镇治安队员开着踏板车赶来，后面坐着的是鲁晓麦，她戴着头盔，那样子像动画片里杀气腾腾的圣斗士。祝森已经昏了过去，被人七手八脚抬上三轮车，往社区医院去。治安队员看着地上的血迹，在路灯下喷了不知多少，问说凶手往哪个方向跑了。端木云说，没看见凶手，应该是从旁边小巷跑掉了。治安队员问，没人追他吗。端木云乐了，说：请问谁敢去追。

后来，警察来了，众人退到警戒线以外。鲁晓麦开着那辆踏板车，对端木云说：我带你去兜风。端木云露出发昏的表情，不知道她要带他去哪里。

砍手是黑社会的仪式，砍手意味着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鲁晓麦这么分析。端木云反问，祝森能拿什么。鲁晓麦说，有没有觉得活在一个炼狱式的小镇。端木云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见过炼狱式的小镇，我就是从那种地方来的。

鲁晓麦说，通常他们只会挑了某个打工仔的脚筋，但是最近失控了，去年一年因为斗殴出了四起命案，十几个重伤的，还有买凶杀人，有一次治安队从一个打工仔身上搜出了二十克海洛因，上个月有人在卡拉ok厅里用土枪把仇家轰成了瞎子，更要命的是，根据招供，他们中间有人带仿制手枪。端木云问，假枪吗。鲁晓麦说，不，仿制手枪，可以射出子弹的。那语气既得意又夸夸其谈。

踏板车在公路上跑出了极高的车速，端木云猜想大概有一百码，夜晚公路上并没有一辆车，远远地看到河对岸造纸厂的灯光，河水中也有倒影。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正在被死神拽入黑洞，肉体留在了后面，灵魂独自往前飞奔。他揽着一个天真的女斗士，那架势又像是要去和死神决战。

两人开到一条岔道上，一栋四层厂房在不远处，每个窗户都亮着日光灯。端木云问，这是哪儿。鲁晓麦说这是嘉龙玩具厂，咱们兜了一圈绕到开发区南边来了。端木云说，听说他们做毛绒玩具，单子来了就彻夜加班，里面全是女工，上厕所得预先请假。鲁晓麦冷笑说，港资企业，老板其实是本地人，叫叶嘉龙。端木云问，叶嘉龙怎么了。鲁晓麦极为简单地回答，一个有背景的大佬。后来又补充说：他递出来的名片只有普通的三分之一大，像张邮票，上面只有一个字：龙。端木云听得笑了起来。鲁晓麦指着南边说，往那个方向走就是黑神山，到春天，镇上的人会去山上踏青。端木云说，带我去看看。她说，下次。

按照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端木云属于抑郁质，而周劭偏向多血质。不过，也有可能是混合型。

对此，端木云的解释是：我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并不多愁善感，我遇到伤感的事情多半首先会惊讶于自己的麻木，像一个长期写日记的人，在写下任何事情之前，先会记录下天气情况，这是一种比喻式的说法，看你能不能理解了。周劭说你不要再掉书袋了，我们一起看到砍手那天，我都吓软了，你丫还在那里看着祝森，饶有趣味，你有点变态你知道吗。端木云说，我想到你曾给我讲过一个砍手的故事，我只想看看砍手以后人是什么样子的。

祝森的案子第二天告破，警察在河对岸的梅河镇抓住了凶手汪忠铭。

离开上海仓库后，汪忠铭并没有走远，他在造纸厂有一个相好的女孩。兜兜转转，汪又回到这里，住在梅河镇。他想去造纸厂上班，把自己在美仙公司的履历填进了表格。这多少有点愚蠢。该厂人事部按照惯例打电话给美仙公司，询问汪忠铭的情况，电话转到储运部，祝森告知此人底子不干净，造成公司损失，到现在毕业证书还押在公司，然而造纸厂却收到了汪的毕业证书，无疑，是伪造的。这件事并没有人知道，是祝森自己，在一次聆训中说了出来。这也无可厚非，底下的仓管员都不好管理，总要有具体案例杀杀他们的威风。祝森说，像汪忠铭这样的人，我可以让他在这一带混不下去，因为各家公司的人事部实际上都有关联，你们对企业做过的任何一件坏事都会出现在另一家企业的档案里。这话有一定编派成分，并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这么严谨，但也不能不信，总之，它不应该被说出来。有人将话转告给了汪忠铭，后者怒不可遏，提了一把砍刀回到了铁井开发区。犯事之后，他穿着血衣逃进女朋友的宿舍，砍人的兴奋劲头褪去，汪忠铭想想太没意思，从挎包里拿出祝森的手，扔进了河里，他想搞点钱逃离梅河镇，并且问女朋友，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女朋友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溜出宿舍，往派出所打了电话。

鲁晓麦说：汪忠铭是个巨大的蠢货，幸好我与他没有什么交情，也幸好他押在人事部的毕业证是真的，不然我也得倒霉。端木云说，奇怪，既然不是买凶砍手，他为什么要拽着那只手逃掉。这个问题解释不清，过了一阵，鲁晓麦告诉他，审讯汪的时候，他承认原先只想在祝森的脑袋上砍一刀（如果这样，或许判五年徒刑），但突发奇想，认为砍下一只手也不错，甚至想到了制造买凶的效果。毕竟在开发区，两千块砍一只手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现在汪忠铭把它落实了。

端木云问：汪忠铭是不是十兄弟？鲁晓麦奇怪地看着他，问说：你对十兄弟很感兴趣？端木云说：随便问问。鲁晓麦问：你是警察的卧底呢，还是卧底的记者呢？端木云乐了，说我还用卧底来查几个自命为古惑仔的打工青年吗，也太看得起他们了。鲁晓麦说，啊，我知道了，你是要找小说素材，周劭说过你喜欢写小说，我竟然遇到了一位大作家。端木云很不高兴，问说，你还打听到我什么。鲁晓麦得意地说，还打听到你是菜农的儿子，没谈过什么恋爱，曾经刷过浴缸，贩过保健品。端木云说，妈的，你有什么权力调查我？鲁晓麦继续调戏他，说我是人事部啊，我有权调查你的每一桩往事，也可以视而不见，放过你人生中的某一段瑕疵。

十兄弟是否就是十个人呢？这问题费解。

有一天，端木云在仓库里走着，货堆呈现出棋盘格局。他听到有人说话，走过去看，是大班长童飞，骑在一个穿灰色衬衫的工人身上，后者脑袋冲外躺着，抽搐，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额头青肿并且擦破。童飞抬头望见端木云，那样子像在杀人。端木云只看了一眼，想往后退，童飞说，别走，这人犯癫痫了。端木云说，我家乡的小镇上有很多智障，间或有人犯癫痫，但不是这样的。童飞说，好吧，这是我兄弟，他犯烟瘾了。端木云问，我能帮你什么。童飞想了想说，把王平、邹国立喊过来。这都是储运部的职工。两人到场后，面面相觑。童飞说，不要愣着，过来帮忙。王平指指端木云。童飞说，这小兄弟不会告发我们的。端木云明白了，说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们自便，说完退出这条窄弄，在外面抽烟。

过了一会儿，货堆后面的动静小了点，童飞大汗淋漓走出来，向端木云要了一根烟，猛烈地抓挠头皮，汗水飞溅到端木云脸上。端木云说，你兄弟已经这样了，还敢让他来上班吗，落在杨雄手里，屎都打出来。童飞说，一言难尽，我们先走，让他们在里面慢慢处理。

两人往工作台走去，童飞搭着端木云的后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后来，他叹了口气说，你是兄弟，对吗。端木云说，不算。童飞说，现在开始算兄弟了。端木云说，不必因为我知道了什么就兄弟相称，我不会出卖你。童飞说，我也讨厌用兄弟相称来敲诈别人，我是四川人，袍哥人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端木云问，他“用”的是什么玩意儿。童飞说，白粉，这里白粉比四川贵，我们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端木云说，送戒毒所。童飞回答说：这个人在重庆码头上曾经救过我的命，戒毒所，进去过一次，出来以后复吸，我不想再亲手把他送进e市戒毒所，毕竟，什么人都不认识，搞不好就死在里面了。

这天下班前，端木云继续在仓库里逛，寻思着童飞接下来会找他说什么。他感觉自己的左脚踢到一样东西，低头去看，一包30的瓷砖直立着放在地上，缓缓倒向左腿，正磕在胫骨上。他愣了两秒钟，抱着小腿坐在地上。瓷砖并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口，只有一道不起眼的凹槽留在迎面骨上，然而从那个位置传来的剧痛感让他想起家乡的一个说法：用铁棒敲打胫骨，可以让任何人承认任何事情。

当天下班，端木云不能走了，由周劭扶着去镇上社区诊所，伤处已经青肿起来。大夫摸了一下，让他们去e市或者上海的医院，认为是骨裂。周劭运气不错，在小镇上拦到了一辆正打算返回e市的出租车，司机没打表，要了他们五十元。两人在e市东郊一所破旧的医院门口被司机赶下车，挂了个急诊，拍片，确认骨裂，让医生上了夹板。深夜，两人无法回到铁井镇，就睡在了急诊处的长椅上。端木云睡不着，瘸着腿走到外面看月亮，不远处公路上的卡车接连呼啸而过，发出隆隆巨响，周遭十分荒凉。周劭也跟了出来。

端木云说，真是个无聊的夜晚，开发区比我们贩药的日子更无聊。周劭问端木云，是不是想离开开发区，养好伤再走吧。端木云说，我倒是想知道，在铁井镇待久了，会不会什么地方都不想再去。周劭说，咱俩要继续待下去的话，到九月，最迟十月，就各自去某个外地仓库了，我还挺期待这种生活，就把它当免费旅游吧。端木云揶揄道，难道你不是为了梅贞而来吗，你让我想起《飞越疯人院》。周劭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说，我已经和童德胜约好了，他会派我去北京仓，伟大首都，故都的秋，我还从来没去过。

第二天端木云回到公司，在货堆后面拦住童飞，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童飞说，你讲。端木云说，让童课长派我去重庆仓。童飞说，要得，重庆，是我的码头，不过去那鬼地方你最好把腿养养好，否则你只能雇一个棒棒每天背着你上山下山喽。

七月炎热，事实上对铁井镇来说，这个月的气候还算不错，刚刚熬过了黄梅季，三伏天还没到来。开发区喜欢用南方打工仔，他们所有人在少年时代都经历过类似的高温，没有空调，潮湿，讲不清道不明的疾病，都能扛得过去。

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铁井镇南边的渣土场上出现了足球队。

先说渣土场，它的面积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南侧是一片巨大的水潭，最初这里只是一片荒地，随着渣土越来越多，逐渐侵占一部分水域，向水潭中延伸形成半岛。池塘本身也不是什么天然景观，过去几十年挖土形成的，农民曾用来养殖鱼虾，早在渣土出现之前它就因为小化工厂的污染而告废弃，夏季长满了水葫芦。渣土场紧邻一片垃圾场，开发区数万人口的生活垃圾，周边工厂的工业垃圾，全都汇聚在这里，其面积相当于另一个足球场。整个区域以低矮的围墙环绕，白天，一些拾荒人在其中寻寻觅觅，到了晚上则没有人迹。

渣土柔软细腻，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气味，有时像花椒，有时像臭鸡蛋，对健康无益。但这一年七月，镇上的中学把两个生锈的铁制球门架子扔在了垃圾场，本来它应该被拾荒人迅速切割搬运走，但没过多久，它们被分别放置在渣土场的南北两头，中间隔着八九十米的距离，并且有人告诫那些拾荒人，谁敢动这球门，一定宰了他。不久，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出现在渣土场，他们买了一个全新的足球，在太阳底下狂奔起来。

那个叫猪仔的少年棒棒在闲聊中将这件事告诉了端木云。他来自重庆农村，十九岁，小学文化程度，即使他干活如此卖力也只能在美仙公司做临时工，因为他实在是个文盲，除了扛包什么都不会。猪仔这个绰号很贴切，一百年前去美国筑路扛包的华工就是猪仔，然而也只是棒棒们这么喊他。在正式工面前，所有的棒棒都没名字，喊到谁来扛包就是谁来扛包，不需要名字。有一天端木云也喊他猪仔，他走过来说，师兄，你喊一声喂就可以了，莫喊我猪仔。端木云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朱威，你喂喂喂地喊我，对头。端木云笑话他，宝气。另一天，看到猪仔穿了一双全新的胶底足球鞋，夸了一句，猪仔你终于不穿解放鞋了。猪仔不再介意这个绰号，得意地说，左边锋。端木云问什么意思，猪仔说，我在踢球啊。

下班时端木云跟着猪仔来到了渣土场，这是他第一次来，有十几个打工仔分成两队在这里踢球，问是什么人，猪仔说，彼此之间并不都熟，也没必要搞什么社交，踢球才是要紧事。人一旦跑起来，渣土场就变得灰尘飘扬，分不清谁是谁，端木云问你们怎么分清队友，你们都没有队服啊。猪仔说，你上去以后就能分清了。又问，裁判呢。回答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就是不许用手，其他随便。

遗憾的是，端木云腿上有伤，拄着拐杖不能上场。渣土场上狼奔豕突，有时不得不暂停，让灰尘平息一些，然后继续踢。有一天，一个打工仔从厂里偷了些口罩出来，分发给大家，于是就看到一群戴着口罩狂奔的人。经常有人退到场边，摘下口罩大喘。后来，他们找到了分清两队的办法，就是在口罩上做记号，打了红色十字的是一队，蓝色斜杠的是另一队，随后就出现了绿色三角队、黑色圆圈队。比赛渐渐有了章法，各队人数未必凑得齐，也都能摆出像模像样的阵型，但仍然没有规则，随便踢。比赛总是从黄昏开始，玩到太阳落山，场地全黑为止。

红色十字队大部分是美仙瓷砖的工人，猪仔跑得最快，又是左撇子，左边锋这个位置很适合他。猪仔喜欢从中场带球，沿着一条不存在的左路边线跑，速度起来之后没人能追得上他，后卫去抢，往往被他内切进去。端木云问猪仔，哪儿学的球。猪仔说，没学过，天生就会。端木云说猪仔你他妈的真是投错了胎啊，你应该去体校的。猪仔问道，体校收我吗，我也不想再扛包了。端木云说拉倒吧，我说的是你小时候，你现在已经十九岁，尽管很能跑，但我也想不出你该去做啥。有一次猪仔被人铲了一腿，痛苦地倒在渣土上，抱着膝盖大哭。红色十字队的人说，莫铲他，他是靠腿吃饭的棒棒，除了扛包啥子都不会，铲坏了就苦咯。蓝色斜杠队说，狗日的跑得实在太快，抱歉抱歉，索性把你两条腿都铲废，你就可以去讨饭咯，要不要，猪仔。猪仔说我日你妈啊。大伙继续看猪仔的腿，告诉他：龟儿子，小腿也出现静脉曲张了，太早咯，自己注意点。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既没有世界杯也没有欧洲杯，实在无聊，打工仔们开玩笑说应该组织一场打工杯，或按所在工厂组队，或按籍贯组队，前者是冠军杯，后者是世界杯。小镇治安队员们过来看热闹，站得很远。打工仔说，和你们治安队踢一场，要不要。治安队员们发笑说，不踢，在这个场地上会搞出矽肺的，死得硬邦邦，只有你们不怕死。猪仔说，借给你们口罩。治安队员们说，真的不踢，天气太热，以后借了中学的操场和你们踢。猪仔戴上口罩，穿着短裤跑上场。治安队员说，册那，这小子跑得太快了，比得上郝海东啊。有人指出，更像姚夏，都是重庆人。

另一天，端木云看到梅贞也站在场边看热闹，走过去打招呼。梅贞笑笑，问他腿伤恢复得怎样，后来指着那个跑得最快的人说，那是猪仔。端木云想她怎么会认识棒棒，她是录入员。梅贞说，我和猪仔是同乡，话说回来，公司所有的棒棒都是我的同乡，他们都来自大重庆。猪仔沿着边线带球，减速，喊道：梅贞。梅贞鼓掌回应道，猪仔，雄起。猪仔带了球狂奔，喊道，我就是喜欢梅贞。旁边人起哄，那个阴郁的杨雄从人群里出来，走到场上。端木云和梅贞几乎是同时喊道：猪仔，快逃。猪仔说，哈？回过头来，被杨雄一巴掌打到了土里。梅贞脸色铁青，转身就走。

杨雄和梅贞是什么关系？猪仔说，啥子关系都没得，杨雄是个不知羞耻的恶霸，觉得梅贞是她的女人，是林杰的女人，是他和林杰的女人。如果他在重庆，这样对待一个重庆妹，他早就死咯。那时，端木云完全没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开玩笑说猪仔你应该搞一把火药枪轰烂杨雄那张脸。

渣土场的足球比赛终结于八月初。有一天下午，两人最先来到球场，发现球门架子不见了，一辆破烂面包车停在场地中央，车边上站着几个穿着短袖花衬衫的年轻人，抽着烟，看着场地并指指点点。端木云注意到其中一个是安达旅馆的老板傅民生。猪仔走上前问，师兄，球门去哪里了。这些人不理他，继续说话。踢球的人还没来，猪仔追问道：师兄，我的球门呢？傅民生很不耐烦，他身边一个戴金表和墨镜的人，倒是还算客气，说：小兄弟，这里很快就要被我们包下来做停车场了，你们去别处踢吧，换个好地方。他拍拍猪仔的肩膀，发了一根香烟。可是猪仔并不抽烟，他继续追问，球门也是你们的吗。傅民生说：当然是我们的，已经处理掉了，滚吧。猪仔舔了舔嘴唇，逆光看着这些人。端木云感觉不妙，想过去拉他走，杨雄从面包车里跳了出来，用一只手夹住猪仔的脖子，拖到土路上，扔了出去。猪仔说，日你妈。杨雄向他脸上踹了一脚。踢足球的打工仔们正从道路那边过来，他们一致停下脚步，与端木云一起，远距离肃穆地看着杨雄殴打猪仔。五分钟之后，这些人上了面包车扬长而去。

八月里，周劭觉得自己快热疯了。办公楼里有空调，他向梅贞抱怨说，当时为什么不应聘一份敲键盘的职业，至少不用待在车间里。梅贞说，那些空调与其说是员工福利，毋宁认为是保护电脑的。又说，八月是美仙公司离职率最高的时候，即使苦力，也受不了那种程度的热。

几天后，周劭刚一到公司，童德胜便把他叫了过去，让他下午跟车去e市西郊的铁路货运站。周劭问，跟哪辆车。童德胜说当然是卡车，另外，梅贞一起去。周劭问为什么录入员也要出差。童德胜不耐烦地说，录入员是用来监督你的，怕你押着货开到天边去。

下午，卡车来了，是一辆二十吨挂车，司机瘦小干枯，皱纹全都堆在额头。周劭从小就会打牛筋结，跳上车斗想帮司机一起绑绳子，这司机说，也就三十公里，货不重，这一带治安很好，不用绑了，等会儿卸货麻烦。周劭爬进副驾，发了一根香烟给司机。司机十分感激，自我介绍说，他叫吴阿满，浙江人，车是他自己的。卡车开到厂门口，梅贞已经在那里等候，周劭下了车，让梅贞坐到中间，可是梅贞更想坐副驾靠窗的位置。周劭只得又爬回驾驶室，然后让梅贞上车。卡车开出厂，有一个清瘦的女人在路边候着，阿满停了车，这女人也爬进了驾驶室。周劭说，喂喂，这是谁。阿满说，这是我老婆啊。周劭说，这太挤了吧，你的车里他妈的还有一口锅子，什么意思。阿满说，这是我的车也是我的家啊，带老婆带锅子天经地义。周劭说，太挤了。阿满说，你可以让姑娘坐你腿上，反正我老婆不能坐我腿上，当然也不能坐你腿上，难道这姑娘愿意让我老婆坐她腿上吗，我看没希望。梅贞说，我认识你，你以前被杨雄揍过，就是因为嘴里话太多。阿满顿时无语。他老婆很硬气地说，我本来要找人砍了杨雄的手，阿满忍了，这年头，随随便便打人不好，应该砍掉手。周劭大乐，说你要是雇人砍他，我出五百。

卡车开上公路，行驶在内侧道，车速不快。周劭觉得这场景熟悉，何年何月，何时何地，他坐在火车头里，跟着父亲走过一个又一个不知名的城镇，停在一个又一个货站。有一次，他讲给梅贞听，梅贞觉得像童话。还有一次，端木云说你是那个喜欢坐在副驾位置的人，而端木更喜欢蜷缩在车尾。四个人看到夕阳落在公路微微带着弧度指向的远方，白鹭在晚霞掩映下飞起又落下，风吹散了车里蒸腾的热气，梅贞的长发扫到了周劭的脸上。周劭说，假以时日，我也要做个卡车司机。阿满笑了。梅贞说，你应该回到上海，找份像样的工作。周劭指着前方说，我要去天边给你摘一片彩云。卡车开到e市的环城公路上，晚霞被一些陈旧的楼房挡住了。在急转弯处，周劭听到后面车斗哐当一声，忙让阿满停车，汽刹发出砰砰的响声。四个人下车一看，十几包瓷砖在转弯的离心力之下甩出去，碎了一地。阿满摊手说，这一趟车白跑了。梅贞安慰道，没砸死人算你运气。列车不等人，他们没有停留，将瓷砖弃置在原地继续赶路。

这一天他们绕过了e市，到西郊货运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天快黑了。阿满闷闷不乐，忍受着他老婆无休止的数落。梅贞听得都不耐烦了，周劭说，货车司机通常都有一个坏脾气的老婆。梅贞问，什么道理。周劭说，没有道理，像是上帝给人间做出的必然组合，渔夫的妻子总是贪婪，海员的妻子总是贤惠，没道理。说完，掏出小本子，在装卸工身后清点数量，核对发现掉了十七包瓷砖。两人在站台上默默地看着瓷砖装了半个车皮，梅贞打了个呵欠。周劭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装货很枯燥，搬运工来来回回，重复劳动就像钟摆一样，你在一边看着都累，但是，火车总会开走，事情总会结束。梅贞不语。到九点多时，搬运工把活干完了，两人觉得又累又渴，走出货运站发现阿满的卡车已经消失了。

梅贞和周劭滞留在e市西郊，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货运站都荒凉。周劭在街边找了一个磁卡电话，打给童德胜，童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回来，打车票没法报销，你们级别不够。周劭挂了电话，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但司机拒载。他意识到这个时间上没有人愿意跑那条黑黢黢的公路，很危险。梅贞说，我们可以明天清晨在公路口搭厂车回去，不过，那是在东郊，而我们在西郊，今晚我们必须穿过e市，在东郊落脚。

两人沿着破碎的柏油路向东走了一段，四周皆是平房，玻璃窗透出的灯光正在陆续熄灭。梅贞在一个小杂货店买了水和饼干，然后想起，第一次见到周劭也是在这种地方。继续向东走了一段，看见有公交车，便搭乘上去。来到市区已经是深夜了，有一座大桥上躺满了民工，全是打地铺睡在席子上，上身赤裸，下身兜一条短裤。个别人睡在桥栏杆上，那里更凉快，也没有蚊子。周劭开玩笑说，咱俩不能睡街上啊，你有亲戚住在e市，不如你就去亲戚家住一晚上吧。梅贞先是同意了，随后又摇头说，不愿意。周劭说，那就住旅馆吧。梅贞说，身上只剩二十块了。周劭说，我还有二百。

两人继续向东走，e市不大，走了有半个小时，看见东郊的电视塔。梅贞说厂车明早就是停在这附近。周劭已经累得不行，又买了点水，在一个小饭馆吃了面条。二百块够在市区的小旅馆里要两间房，但那样的房间是不会有空调的，也不会有单独的洗澡间。后来，周劭看着街对面一家似乎是二星级的宾馆，装潢也很陈旧了，窗口都挂着冷气机。周劭走过去问了一下，一晚上一百八，不需要身份证。他回到小饭馆，对梅贞说，我可以去桥上蹲一晚上，你就住旅馆吧，但是能让我进去洗个澡吗，我快热昏过去了。梅贞愣了一会儿，说，这又是何苦呢。这时，夏夜路灯下喝醉了的汉子们正歪歪扭扭地走来，沿街笑骂，抛掷着空啤酒瓶，发出惊人的巨响。

这天晚上，周劭在宾馆开了房间。梅贞想，这个价钱无论如何都够打车回到铁井镇了。在前台，服务员用怪异的目光瞟了他们一眼。梅贞意识到她和周劭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那种紫色的、古怪的、不分男女的短袖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不管怎么说，穿着同款制服证明了我不是一个在夏夜勾引醉鬼的阻街女郎，她想。进房间后，看到有两张单人床，雪白干净的床单。周劭打开空调，窗机喘息了一声，开始工作。冷气吹在身上很舒服，梅贞坐在椅子上，心情稍微好了一点，说：我们好穷啊。周劭边喝水边问：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多少钱？梅贞说：有多少寄多少，给自己留二百元零花钱。周劭愣了一下，说：多留点吧，买件新衣服。梅贞说：明年涨工资了可以多留点。

周劭来到卫生间，看见那块正对着房间的大玻璃呆住了，那里甚至没有帘子可以拉上。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种格局的房间是用来幽会或是嫖娼的。他说这他妈算怎么回事，太滑稽了，给人观赏吗。梅贞淡淡地说，是的。周劭觉得茫然，坐回到椅子上，敲着手里的空塑料瓶，窗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像某个怪物磨牙的声音。梅贞关了空调，这时，外面所有的窗机都传来轰鸣，间歇发出咳嗽式的停顿，仿佛是辽远之处、黑夜凌空的地方有一群老迈的野兽正在不安地踢腾。梅贞认真地问周劭，你想吻我吗。

梅贞再次打开空调，把两人的衣服挂在椅子上，对着窗机吹。两件紫色的衬衫在灯光下看起来是深蓝的。她走进浴室时，周劭想，确实，玻璃是给人观赏的，假如打开浴室的灯，会显得淫秽。梅贞在黑暗中洗澡，没有开灯，周劭同样把顶灯和台灯都关了，尽管他知道这样能更清楚地看到浴室里的情景，显得不太礼貌，但此时此刻，他同样不想暴露在灯光下。他望着浴室里的梅贞。有时，她转过脸，看一眼坐在床沿上发呆的周劭，那眼神是严厉或是伤感，谁又能说得明白？后来，她敲了敲玻璃，周劭走过去。梅贞哆嗦着说，没有热水，好凉，抱一抱我。

安达旅社是一栋两层楼的仿苏联式建筑，铁井镇人武部旧址，与周围歪歪扭扭的平房不同，这里每一块红砖都是经过精心测量砌上去的，腰线以下涂着一层水泥，经年历久，水泥剥落，但房子仍保持着敦实厚重。六十年代末挖的防空洞就在旅馆下面，面积不大，不过两百平方，已经完全废弃，旅社老板傅民生模仿北京或是广东的酒吧间将其装潢成娱乐场所，可以蹦迪，卡拉ok，也可以坐在吧台上喝着劣质洋酒发呆，然而本地并没有人愿意去地下室娱乐，夏季的霉味太重。傅民生从e市挖来一支表演队，这样，陆陆续续有一些打工仔来看表演。最初，表演队有两名歌手和数量不明的乐手，他们是从南方漂过来的，男歌手会打鼓，用英文结结巴巴地唱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女歌手是民族唱法，她唱过“草原之夜”等歌曲之后就会应观众要求唱一两首黄色小调，可是她长得不好看。后来，观众腻了，起哄赶他们走，表演队来了一位走音走得离谱的女歌手、脱衣艳星、黄色脱口秀表演者，每周五和周六晚上各做一场，一段时间内备受欢迎，艺名叫作飘飘。现在，当你走到安达旅社前面，首先它的门脸已经换成了安达宾馆，其次，有一盏霓虹灯，闪烁着“魅力酒吧”四个字，可是“魅”字的半边不亮了，变成鬼力酒吧，也不错。住店的客人在周末的夜晚不仅能听到低频轰鸣，还能听到尖叫声，听到一个女人在麦克风里发出的表演性质的呻吟，令人坐卧难安，不得不来到地下室，花十元钱买一张票，这样就能看到飘飘，还有一群散发着廉价荷尔蒙气息的打工仔，其中有一部分居然还是女孩。你可能无法理解，女孩为什么要来看这种污言秽语的色情表演，简直穷极无聊。确实，穷极没错，色情舞表演对所有的女性免费，以女性观众招徕更多的男性打工仔，然而无聊并不适用于她们，她们在这种色情表演中同样获得了刺激感，满足了好奇心。事实上，色情舞表演并不挑战人的性欲（或者控制性欲的能力），端木云认为，挑战了你对现实的认知。

那时，端木云和郑炜讨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夏天的夜晚无聊，还是冬天的夜晚无聊。端木认为是冬天，郑炜说是夏天，两人争执不下。郑炜说，你在夏天的夜晚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充分说明了夏天的无聊。这个逻辑很有力量，周劭问郑炜的学历，回答是技校毕业。周劭说，这湖北佬看上去很聪明，应该具有读本科的能力。

周末，端木云拄着拐杖，跟郑炜去了魅力酒吧。在门口遇到傅民生，傅认出了他，说我曾经见过你，前两天在渣土场上。端木云说，你记性不错。傅民生说，我还记得你住过安达宾馆，和一个上海人。端木云没再接茬，买了两张票，和郑炜一起进去。郑炜说：这个老板眼睛很尖。端木云说：眼睛尖的人应该低调，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见过谁。

魅力酒吧里坐着打工仔，人数不少，小部分在黑暗的角落里站着，大部分围坐一圈，中间像是个舞池，第一排的人被头顶上的灯光照得像荒诞戏剧中的角色，第二排往后则面容模糊，逐渐隐没在黑暗中，有几个女孩靠在空调附近吹冷风。郑炜说，咱们坐到第一排去。端木云说，来都来了，我先请你喝瓶啤酒。两人到吧台上要了小瓶装的百威，再回到舞池边坐下。音乐一直没停，是一首漫长的迷幻舞曲，但并没有人跳舞。端木云喝了一口啤酒，看看周围的人，心想：真古怪，如果让我形容的话只能说他们像关进毒气室里的犯人，但其实我也没见过那场面，总之不像是真实世界的场景。到晚上九点钟时，观众更多了。既没有主持也没有报幕，一个穿武警服的小伙子搬上了一张椅子，放在舞池正中，音乐停了，小伙子下台，姑娘走了出来，很丰满，但不胖，穿着一件黑纱大氅，里面是黑色的泳衣，妆化得很浓，难以看清她的本来面目。端木云感到身边的人像煎锅里的油一样躁动起来，能听到轻微的噼啪声，闻到油烟味逐渐弥漫开。姑娘对着无线麦克风说：我是飘飘，很荣幸，一再地来到这里，见到你们，我是你们心中的什么？有几个观众喊道：宝贝！姑娘说：是的，我是你们的宝贝，我是你们的夏天，我是你们的asturbation fantasy object。这时，音乐又响起来，姑娘举着麦克风猛烈地跳艳舞。端木云问郑炜，她说的什么鬼东西？郑炜大声说，英语，就是自慰幻想的对象，就是手淫，我也记不住这个词儿，她说简称fo。这时，姑娘说了几个英文单词，有ok，有fuck，有kiss，总之，像个大城市来的人。端木云发笑，说，简直难以置信。说了好几遍。

音乐声震得他头晕，一开始，跳艳舞姑娘像一种关在无形的玻璃缸里的有毒爬虫，在封闭中寻找不存在的猎物。没有一个打工仔敢上去撩拨她，所有人仰头看着她围着一张椅子跳舞的模样，她脱下黑纱大氅，有时候，她的腿踢过头顶，露出被泳衣包裹住的饱满的阴部。打工仔们用一种近乎是敬畏的猥亵表情看着她，随着台下唿哨声起，整体气氛变得滑稽，带有自嘲意味——我花了十块钱来看这个。端木云问郑炜：就这两下，值十块钱吗？郑炜说：值，很便宜。端木云说：我感觉这不是色情舞，而是某种动物表演。郑炜说：她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她让我想起我的叉车，是的，我的横冲直撞无所不能的叉车。端木云大笑，说我明白，你的叉车要是个女人，你准会操它。

音乐停了，端木云松了口气。姑娘开始兜着圈子讲黄色笑话，逗得打工仔们连连淫笑。然后，那姑娘走到一个穿水手服的小伙子面前，他正抱着胳膊欣赏，她要求扮演美人鱼，让小伙子抱她上甲板，为所欲为。小伙子做出夸张的恐惧表情，拒绝了。姑娘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怎么操美人鱼，请问，她没有小穴啊。小伙子答不上来，做出夸张的痴呆表情，作为一个观众他配合得相当默契，像个托。姑娘说：这位先生显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更爽的做法，其实，拥有一个女孩子的上半身就足够了。接着，她开始假装舔舐手上的麦克风，并对着它吹气，喇叭里传来她气若游丝般的呻吟，当然，那也是表演。她把麦克风举在眼前看了看说，硬了。接着，她大声宣布，谁的枪比我手里的这根更大，谁今晚就可以免费操我。小伙子大声说，操你的上半身吗。姑娘说，亲爱的，也许是你被我操哟。她走到了舞池的另一边，继续她的风言浪语。

端木云看着她在舞池中奔走翻滚，起初他认为这只是一场低级的色情表演，为了满足文盲打工仔的生理需求，让十元票价看起来物有所值，但是当她从肢体表演转换为语言表演时，那种诱惑感消失了，变成狂野，变成藐视，色情不再是裤裆里的事，色情悬在咱们头顶了。端木云想：如果我写她，该怎么写，我怎么驾驭这种假狂野，它看起来比真的更真。这时，姑娘忽然走到他面前，像荒野上的龙卷风，没等他反应过来就骑在了他的腿上。端木云吃惊，郑炜在一边奸笑说：不要动，这不是即兴表演，是每场的高潮。姑娘说：这位先生的腿，不太好，上了夹板，现在我想他的第三条腿也被夹住了。满场狂笑声中，端木云感到自己迅速勃起，隔着沙滩裤，碰触到了龙卷风的中心地带。姑娘热吻了他一下，双腿用力夹住他的腰。端木云从未被人这么猛烈地挟持过，那一瞬间他想，假如我爱上她，即使她是假的，也有足够的理由了。

较难置信的是，端木云被这场色情表演迷住了，并不是出于任何生理原因，要他自己说的话，是那种奇怪的修辞术。他坐在那里估算，假如是我写的小说，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认为，很难，没有一个作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双腿夹住读者（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性质的说法），更困难的是作家到底怎样才能用双腿夹住读者呢？听起来十分好笑。

端木云穷极无聊，下一个周末之夜，他再次拄着拐，到地下室去看演出。这次姑娘仍然跳舞，所讲的黄色笑话却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并且把双腿夹人的固定戏码提前了半个小时，吻了一个瘦弱惶恐的少年打工仔，引来哄笑，她骑在他腿上凶巴巴地质问道，是初吻吗。可怜的孩子被她吻得发抖，低声说，是的。最后的时间里，她奉上一曲荒腔走板的“对你爱不完”，与色情完全无关，听得端木云想哭。人群散去后，他没有走，在酒吧里又喝了一会儿，看见大个子杨雄站在门口，那模样并不是顾客，而是看场子的保镖。过了一会儿，他看见鲁晓麦走进来，和傅民生说话，感到不可思议，趁其不注意赶紧溜了出去。

街上已经没人，路灯还亮着，穿黑纱大氅的姑娘换了一件白t恤，独自走出旅馆，脸上的妆还没有卸掉。有一个剃板寸的男人从后面跟过来，照着姑娘的脸上甩了一个耳光，姑娘捂着脸，一声不吭。这个男人走了以后，端木云上前，停住脚步。姑娘问他，好看吗。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端木云还是说，别难过了。

去你的，我怎么可能为这种事难过。姑娘温和地斥责道，好啦，小孩，别看了，上个星期我骑过你，我记得你的腿，但是别他妈再看着我了。这事儿，不值得看。

端木云说，好，不看你，要抽烟吗。

姑娘说，来一根。

两个人叼着烟往前走，姑娘手里拎着一个旅行袋，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决定陪她走一段路。姑娘说，我骑在所有人身上，他们都不曾勃起，只有你勃起了，我他妈的当时真的吓了一跳。端木云说，不可能，每个男人都会勃起。姑娘说，哼，你不懂，在那种场合他们恰恰会被我吓软了。这话带有夸张成分。端木云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还蛮高兴的。姑娘说，我也蛮高兴的，我不是鸡，我是一个表演者，需要你有生理反应，不管是哭、是笑、还是勃起，鸡最好你没反应、早点结束。端木云问，为什么。姑娘说，可以省下人工啊。好吧，端木云说，下次记得不要夹那么重，我要不是坐在靠背椅上的话，腰可能会被你弄断。姑娘笑了起来，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皮鞋发出咯咯的声音。她忽然停下，让他拎住旅行袋，从里面取出低帮运动鞋，单腿站立，交互换鞋，全不需要他扶。这是一个会跳舞的姑娘，平衡能力不错。接着，她摘了假睫毛，眼睛变小很多。端木云想，她不会在夜晚的大街上卸妆吧。然而姑娘只是把假睫毛放进了化妆包里，继续走路，步伐仍旧拖拖拉拉。夜晚很热，她脸上的妆已经花了，经过路灯下，看到斑驳浮粉。端木云问，你是不是很累。姑娘说，当然哪，一个多小时就我在台上连唱带跳，你试试看。端木云问，你艺名叫飘飘，真名叫什么。姑娘说，打工仔，你怪里怪气的，不够ntlean，你应该先介绍自己的尊姓大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的，我就是那个在江湖上飘啊飘的飘飘。端木云说，也对，那我也不介绍自己了，我他妈是那个在天上飘啊飘的。姑娘问，什么。他说，云啊。姑娘又笑了起来，说你讲话神经兮兮，会把良家妇女吓坏的。她伸手要烟，端木云又给了她一根，并为她点烟，随口说，你抽烟有点凶啊。姑娘吸了一口，抬起头将一缕漫长的烟气吐向他的头顶，随着她逐渐正视他的眼睛，烟气落在他的鼻子上。她说，那天我吻了你，吻得怎么样。端木云说，还不错。姑娘问，是舌吻吗。端木云说，是的，有区别吗。姑娘说，当然有区别，有时我也会吻一些长得奇形怪状的男孩，假如每次都吻帅气男孩的话，那些不太帅气的就不来看我了，不太帅气的男孩也挺可怜的，没人吻，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帅气男孩，但我终究还是喜欢帅气男孩，所以我会给他们舌吻，这是一份安慰性质的奖励，你们长得好看但混不出人样，运气不在你们这边。端木云说，你要是去夜总会表演，那里都是运气很好的人。姑娘说，废话，我要是能去那里，我还来挣你们十块钱的门票干嘛，夜总会有更漂亮的女孩，或者，男孩。然后，她听懂了他的意思，撇嘴说，你是暗示我的运气也不够好，操。她继续走路，哼起了歌，还是那首“对你爱不完”，奇怪的是，并没有走音，节奏像布鲁斯。至于在台上为什么要唱得那样鬼哭狼嚎，端木云没有让她作出解释，听了一会儿歌，跟着那节奏迈步。后来，两个人走到开发区和小镇的交界地带，前面的路灯更亮了，街道空阔，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路边。

姑娘停下脚步，把手里的烟蒂扔向远处草丛，这已经是她抽的第四根烟。她说，打工仔，别再往前走了，想拄着拐杖送我回家吗，那恐怕要走一夜。这时，面包车里下来一个人，就是那个打她耳光的男人，站在车边望着他们。端木云问，那是谁。姑娘说，笨蛋，那当然是我男朋友，你再往前走，就会被他打死。端木云说，也未必啊，那么再见了。姑娘撂下他，走向面包车，大声骂道，操，让我打还你一个耳光，打还一个。男人说，幼稚，贱。两人打闹了几下，上了车子，男人开车，向着公路方向离去。

端木云不理解自己为何会想念一个跳色情舞的姑娘，这姑娘叫飘飘，当然是艺名。有时候他还会回忆起重庆遇到的小苹果，或是玄雨，或是沉铃，她们都有另一个名字。当然，把文学女青年和妓女混为一谈，总显得不太礼貌。有一天夜里，他在小镇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家网吧，上网，进了一个文学论坛，那里面的人全都使用古里古怪的网名，既不像是作家使用的传统笔名，也不像是绰号。有趣的是，那些人很自然地以网名互相称呼，好像他们天生就应该叫那个名字。他注册时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作“逆戟鲸那时还年轻”，后来觉得过于抒情，就换成“多米诺”。

多米诺骨牌是一种惩罚性质的游戏，或者反过来说，游戏性质的惩罚。储运部对付犯错的职员，除了辞退和罚款之外，还有一项是去清点瓷砖。大班长童飞会挑一堆曝露在室外的滞销瓷砖，久经日晒风吹，包装盒上已经看不清货号，或是根本没有包装盒，然后让员工一片一片点清。假如是50的瓷砖，数起来并不难，但如果给出五个货位（十块栈板）的10外墙砖，那就得在烈日下把它们全部搬下来，排开，一片一片，辨明规格和花色，点清数量。这个游戏就是多米诺。

多米诺是无意义的劳动，多米诺让你想起家乡层层叠叠起伏的麦田、无尽的季节和你想摆脱的那种生活，多米诺是工厂支付给你相应的工资但它宁愿凝视着你陷于休克。因此，当论坛上有一个网名叫广陵仙子的女孩告诉端木云说她喜欢多米诺骨牌时，他只能对着电脑屏幕苦笑一声。

他说，还有更损的（但它是工作，不是惩罚）：一种货号的瓷砖出现在表格上，但失去了货位，现在你必须把这种瓷砖从偌大的仓库里找出来，标清它们的货位。比之多米诺游戏，它唯一的好处是不必非要在室外工作，但是，室内更热啊。这个游戏叫作寻宝大王。有时候，找一种瓷砖会花去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更久，仓管员会发疯，就是这么奇怪，即使主管下令停止这种无意义的寻找也无济于事，仓管员会长久地想着那个货号的瓷砖到底在哪里，既然它出现在表格上，又没有被提货提走，那就说明肯定在这个空间里嘛，但结果往往令人伤心，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当然，多米诺也会令人发疯——如果主管让仓管员去数第二遍，那数字肯定和第一遍不一致，和表格上登记的也不一致——和第三遍不一致，和所有人点出来的任何一遍不一致。对患有强迫症的人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游戏。但我有一个朋友，他很适合发这种疯，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却回忆着从前的女朋友仿佛是要追求一致性，结果，每一遍数出来都不一样，更多的时候，他又像在玩失去了货位的寻宝大王游戏，从前的女朋友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总是在想，去了哪里，在哪个货位上。你说他疯不疯？

他讲完这些，网名广陵仙子的女孩发信说：你这么理解问题就是一个疯子啊，你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你，所有的傻帽都喜欢这么讲自己的故事。

周末，魅力酒吧出现了一个疯子。在飘飘问出谁的枪比我手里这根更大时，疯子跳进舞池，拉下了裤子，背对观众露出两瓣屁股。疯子说，我的鸡巴大，现在我可以免费操你了。飘飘一点没慌，向台下招手，穿武警服的小伙子冲上去向着疯子的脸上打了一拳，疯子仰面倒下，在地上打了个滚，开始喷尿。这时，剃板寸头的男人也走了过来，疯子已经把舞池弄得一塌糊涂，男人抄起椅子，想砸疯子，但是被傅民生和穿武警服的小伙子架住了。

这个过程引起了观众的骚乱，飘飘转过头，对着端木云一笑，退回到后台（只是屏风拦起的一小块地方）。那时，他腿上的夹板已经拆掉了，不过姑娘仍然记得他，那笑容让他回味了很久，认为是疲倦的笑。疲倦的时候，没有也不应该有太多的表情，只能笑笑。这时，剃板寸头的男人已经把疯子踢晕了过去，舞池里散发出恶臭，观众纷纷站起，要求退票。

这一天晚上的观众数量不多，十个人而已（确实，人们已经厌倦了色情表演女郎）。傅民生不答应退钱。有几个年轻人是从造纸厂那边过来的，路途有点远，到得晚了，只看到了疯子出丑，觉得亏了，让傅民生退一半钱，每人五块。傅说，十块钱你们就当是进来吹空调吧。从昏暗的地方又走出来一个大高个子，是杨雄，他站到傅民生身边。端木云没有去看热闹，径直走出了地下室，回去睡觉。

端木云梦见自己在地下室与色情表演的姑娘亲热，姑娘长着一对白色的翅膀，像个天使，与一道男性化的阴影互相抚摸着下体，表情淫逸。那神态和那翅膀诱惑着他，他走过去推开了阴影，取代了那个位置。后来，他感觉阳具被她握紧，在梦里有了明显的快感，他明白自己并没有驱开阴影，而是走进了它的位置。另一种可能，他就是疯子。这个梦像奇幻电影中的片段，醒来之后，发现自己遗精了。

这是星期六早晨，他从床上坐起来，拿过卷筒纸迅速弄干净自己。周劭不知道去了哪里。接着他看见叉车司机郑炜像恶鬼一样扑进房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满脸血污，已经被风吹干。端木云问，你怎么了。郑炜从桌上拿过一杯水，先喝了一口，把剩下的浇在自己头上说，老子被人打了。

端木云问，谁打你？

郑炜答道，可能是十兄弟，我猜他们就是十兄弟。

前一天晚上，郑炜就在魅力酒吧目睹了疯子出丑，退票时场面混乱，他认得杨雄，上去说了几句客套话，想要回十块钱，但杨不予理会，直接将其赶了出去。散场太早，郑炜四处闲晃，在靠近公路的地方找了一个常去的大排档坐下，喝了不少冰啤酒，念叨着十块钱。后来，他看见飘飘走过来，大模大样地要了一瓶汽水喝起来。郑炜已经喝多，他挪到姑娘身边坐下，开始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比如说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抽出一个晚上到魅力酒吧看她的表演，可是她从来也没有选择他作为骑大腿的对象，对此他念念不忘，他的fo。姑娘喝着汽水傻笑起来，同时挪开身子，坐到桌子对面。郑炜看着她没来得及卸妆的脸，说起他的叉车，他把姑娘坐上大腿的那一瞬间形容为叉车撞向墙柱（听到这里连端木云也笑了），姑娘上下打量他，问他是哪儿的人。郑炜说，湖北的。姑娘说我讨厌九头鸟。郑炜抬手隔着桌子撩了姑娘一巴掌，自我感觉打得很轻，只是手指头沾到了她的脸，然而，这犯了大忌。在铁井镇，你只能打自己的女人。郑炜打出那一巴掌就知道错了，她不是妓女，况且妓女也不能打。他想，时间要是能倒退三秒钟我都不会这么做。

姑娘挨了一掌，什么都没说，站起来走向街对面的面包车。车一直停在那里，郑炜意识到要出事，和大排档老板打了个招呼，说我要是被人打死了，你就记住那辆面包车和那个女人，接着朝反方向跑去，身后面包车开了过来，有人跳下车。他撒腿狂奔，背上先挨了一下，倒进草丛，接着又挨了几下，被人踢中了头部，昏了过去。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河滩边，双手被反绑，嘴也被封上了，车灯照着他，一个剃板寸头的男人靠在车边抽烟。郑炜想爬起来，板寸头见他醒了便走过来继续打。

后半夜，杨雄来了，看了看郑炜的惨状，和板寸头低语。板寸头说，身上没钱，有一张工资存折。杨雄说，对，这帮住宿舍的小崽子总是把存折带在身边。他给郑炜松了绑，撕掉嘴巴上的胶带，蹲着看他。郑炜跪在地上求饶。杨雄仍然看着他，那目光不再像个保安。

郑炜说，我看到那眼神就知道自己会死，或者已经死了。端木云问，什么样的眼神？郑炜说，你他妈的问这个有意思吗，我怎么向你形容，摆一个出来给你看？端木云说，抱歉，你继续讲。

后来，又有几个人走过来，郑炜认出其中一个是傅民生，他们回到面包车里讲话，似乎是在争吵，只有杨雄站在郑炜身边。郑炜继续求饶，杨说，你不该打她，她是我们的女人。郑炜说我再也不敢了。接着车门拉开，几个人下车，其中一个穿短袖花衬衫、戴金表的男人走过来，很客气地让郑炜走几步，确认他骨头没断，又问他有多少钱。郑炜知道今天想走就必须留下钱来，然而他身上并没什么钱。戴金表的男人问，存折里有多少。郑炜说，有一千块。板寸头过来又给了他一拳，被杨雄劝开了。戴金表的男人说，不是什么大事，留个欠条吧，工资存折和身份证我先留下了。郑炜问，欠条写多少钱。戴金表的男人笑了笑，说，你觉得今晚上值多少就写多少吧，我们也商量不出一个主意来，一笔写下去，就是你给自己留的路，写完以后，把工资存折给我，不会多拿你一分钱。郑炜问，我写欠谁的？戴金表的男人说，就写欠安达旅馆的房费吧。

即便如此，欠条还是写了三次，第一次，郑炜写了两千，戴金表的男人什么都没说，不等他写完就把纸条撕了。第二次，郑炜写了五千，又被撕了。第三次他写了一万，签名，按上手印，然后问，我大半年没收入该怎么活下去。戴金表的男人说，过两天，等你伤好一点了，杨雄会找你，到安达旅馆来一趟，我们商量些事，最近就别去上班了，主管看见你脸上有伤会怀疑你有案底。

这伙人拿走了郑炜的身份证、工资存折和欠条，上了面包车向西而去，把郑炜撂在河滩上。他看到车后窗里面有一道女人的影子，那姑娘想必整夜待在后座，看他挨打。他觉得自己再挪一步都会四分五裂，就在河滩上躺了下来，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

端木云说，你讲得颠三倒四，为什么要杀你，或者为什么不杀你，全没明白，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十兄弟。郑炜说，你是个书呆子，老子逃跑时已经关照过大排档老板，我跟他有点熟，假如老子失踪了警察一查就知道，所以他们不敢杀我，只敢打我。至于十兄弟，老子是被他们用尼龙扎扣绑的手，用强力胶布封嘴，板寸头腰里插的是军用直刀，可能是广东仿制的，哪个普通混混会配备这种东西，这是绑架犯的装备，另外，我最初以为杨雄是傅民生的马仔、保镖，现在才知道不是。端木云问，为什么。郑炜说，傅民生给杨雄点烟，傅民生给所有人拉车门，最后一个上车，哪个老板会这样对马仔？端木云说，那不见得就是十兄弟。郑炜说，总之，是个犯罪团伙。端木云说，那你应该去报警，你被人敲诈了。郑炜说，这事没这么简单，不过，想弄死老子也没那么容易。端木云说，他们还让你去安达旅馆，这意思是要你去望风吗，你也不大适合望风，话太多，你会开叉车，难道是要你把叉车偷出来？郑炜说，你是怎么猜出来的？端木云说，简直废话，随便看几本犯罪电影就能猜出他们的意图，等到你真的入伙了，搞不好会被他们弄死了再扔进河里，另外，有一件事我没搞明白，公司所有的叉车司机、棒棒、本仓管理员都被收走了身份证，你的身份证是怎么留在手边的，你他妈的身上一定也背了什么案子，对了，或者你根本不是郑炜，你也不是黄石人，你是个假人。郑炜吓了一跳，仍然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端木云说，我猜的。郑炜说你不要瞎猜，瞎猜不要瞎说，瞎说不要瞎传，你会丢了命。

到了下午，杨雄出现在宿舍门口，带来两盒香烟，往桌上一放，推醒了郑炜。端木云看到了他的目光，心想，原来是这样的，假如要我形容，就是一头野兽在犹豫着要不要杀死眼前的猎物。杨雄说，带点东西给你，昨天的事。郑炜立刻打岔说，昨天什么都没发生。杨雄点头，站起来在宿舍里走了一圈，对端木云说，你把他沾血的衣服拿出去扔了，屋子里太臭。端木云坐在上铺，居高临下看着杨，并不打算回答。杨雄问，什么意思，你在研究我？郑炜忙从床上起来，把地上沾血的衣服收拾到塑料袋里，说，他什么都不知道，看见带血的衣服吓傻了。等到杨雄走后，郑炜有点懊悔，说我不该告诉你这些，你看着杨雄的眼神就像是坦白告诉他你已经知道了真相。端木云点起一根烟说，不要紧，如果你失踪了我会记得叫警察去拷问杨雄，不过，你究竟是谁呢。

在陈旧的二星级宾馆里，夏季空调吹出的冷气中总是带有一股霉味，梅贞深夜醒来，看到周劭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周劭说，大学毕业之后养成的习惯，碎片式的生活。梅贞问，你把我也写进去吗。周劭说，你愿意这样吗。梅贞想，我不能把过去的经历告诉这个男人。她的脸色不好看，周劭问她是不是做噩梦了。梅贞说：在梦里看见你带着我走了很远的路，走过很荒的街道，走进这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就是这样的梦。周劭合上本子说：你看错了，肯定不是我带你走上这条路。梅贞觉得那股霉味令人难以忍受，没有把谈话继续下去，心里奇怪周劭为什么会把日记本也带出来。第二天，回铁井镇的途中，她忽然明白了，周劭的包里不但揣着日记本，还揣着钱和证件，他每天带着这些东西上班，仿佛是一个随时要跑路的人（其实他仅仅是担心宿舍里有小偷）。这种随时跑路的姿态令梅贞想起了林杰，她回到储运部，每天上午，照例都能收到林杰发来的库存报表传真件。这些报表垒成一摞，她想，虽然生活看上去像是一块板结的土，比如在铁井镇你可以忽略时间流逝，每一天都近似，每个月的工资都一样，每个人的脸看上去不会有变化，但这种生活稍加用力也就变成碎片了。

也就是那几天，林杰的报表传真没有发过来，梅贞问调度的女孩怎么回事。女孩告诉她，林杰似乎是请假。梅贞有一种预感，林杰必定跑路无疑，候鸟般的老鼠这个比喻她还记得。然而当天中午他的电话打到办公室，告知她，自己在安达宾馆214房间。那语气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她本想等到下班再过去，但忽然觉得内心受到某种事物的煎熬，迫不及待想见到林杰，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好过些。她找童德胜请了个假，下午两点出了公司大门，没见到杨雄。到安达宾馆时，她买了一瓶水，喝了半瓶，剩下的倒在手心里洗了洗脸，又买了一盒避孕套，走上二楼。这时候，宾馆很安静，鞋子踩在走廊新铺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她走向214房间忽然发现身边的门开了，林杰从211房间钻出来将她拽了进去，什么都没说，吻了她一下。梅贞犹豫，随后热烈地拥抱了他。林杰说，你的脚步我一听就是，像一只手无聊地按下钢琴键，一声一声，和弦在外面的风里。梅贞说，唉，我以为你不会再出现了。

这天下午，两人在闷热的旅馆里做爱。安达旅社现在虽然叫作宾馆但仍没有安装空调，只有一个吊扇在头顶转动。梅贞拿出避孕套，撕开包装给林杰戴上，并且说，自己在排卵期。林杰说不如你给我生个小孩吧。梅贞不语。林杰忙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他并不适合做父亲。两人做得浑身是汗，林杰打开窗子透气，抽了根烟，又合上深蓝色的窗帘，继续做爱。一个小时里，梅贞到了两次高潮，而林杰仍然在做。梅贞笑着说，你快一点，我真的不想做了。林杰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梅贞说，太久了，留点时间聊天吧。后来，趁着他去卫生间的工夫，她打开一点窗帘，看了看外面，这时才是三点半的光景，仍然很热，太阳倾斜到屋檐一侧，天空一无所有，不会下雨了。

两人坐在床上，林杰说，真可悲啊，我又回到了这里。梅贞问，现在想去哪里。林杰说，还得回外地，继续看仓库。梅贞有点惊讶，问说为什么。林杰说，我有两个兄弟为了个女人反目了，喝多以后动了刀子，被其他人劝了下来，我是回来劝架的。梅贞说，瓜娃儿打架嘛，为这种事都特地回来一趟，奇怪。林杰说，你不晓得，还有其他事情。过了一会儿，林杰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梅贞点点头。林杰说，照理不该问，但好奇，是谁。梅贞说，储运部一个新来的，上海人，姓周，和他好过一次。林杰问，那你以后跟这个上海人吗。梅贞说，他也和你一样，穷得一塌糊涂，很快就要去外地，说不定以后还会和你交接，你对人家要客气点，让你的好兄弟杨雄不要去打他。林杰笑了，说，我对谁都很客气，江湖儿女，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不是很喜欢他。梅贞说，有一天他说我长得和他的前女友特别像。林杰又笑，说很多男人都这样的，他们不一定是想着前女友，只是女孩子身上那种共同的、奇妙的气质让他们迷惑了，听得出来，这个男人有点浪漫，有点念旧，和我是同一种人。梅贞摇头说，你也不要开解老子了，问你，有没有女朋友。林杰说，没有。梅贞说，一个都没交到吗。林杰说，仓管员交啥子女朋友嘛，耍半年就走了，也许认得一两个好心的女孩，毕竟都是露水情缘。

两人走出房间时，林杰犹豫着说，自己没钱了，能不能借他二百。梅贞从钱包里抽出两张大票，给到他手里。林杰有点不好意思，调侃说要不要给你写个借条。梅贞说，借条有啥子用，林杰欠款吗，你是林杰吗？那语气又变得严厉而难以捉摸。

这天黄昏，天气出奇的好，晚霞久久停留在e市那一侧的天空中。两人和成群结队下班的打工仔同时出现在街上。林杰说，这些人活得好开心。梅贞很熟悉他这种半吊子哲学家的口气，既与众不同，也没能跳出电视剧的理解范围。这些人在一个半梦半醒的世界里，林杰说，大部分来自农村，也有小城镇，胆小怯懦又很容易开心。梅贞说，你这么看仓库难道不觉得自己和他们很相似吗。林杰说，但是我不容易开心啊。梅贞说，为啥子不开心，你看上去好开心的。林杰语气散漫地回答道，因为没得钱喽，没得钱的人，不开心，做不成事情，不开心，我这个叫作一文不名。梅贞挽着他胳膊说，我好像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可惜你不会觉得一文不名是好事，将来你赚到大钱，一定不好耍，我不喜欢你喽。林杰笑笑，知道她是半开玩笑，两人拉着手逛街，在一家很小的面馆吃了晚饭，这时，他用那种散漫的音调终于讲了讲自己的经历，没头没尾，猜不出他到底想讲什么。

他说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具体是什么地方就不告诉你了，你肯定知道我是贵州人嘛，但是身份证上写的不一定是对的。小镇什么都没有，有一个理发店，一个邮局，一个供销社，一个小学。小镇离县城太远了，但是有一条铁路线从不远处经过，并没有站头，路基很高，火车是从我们的头顶上开过的，有时也会停下。我在这个镇上看火车，一看就是十年，后来有一天终于考上了中学，就去了县城。县城还是一无所有，尽管很热闹。我拼了命地念书，考上了大学，但是很不幸，因为一件蠢事被学校开除了。具体来说，就是打伤了人。现在想想，打人没有必要，我很讨厌暴力，但是骨子里是一个暴力的人，在某一个点上会失去控制。我十分沮丧，回到镇上，坐在街上天天看火车，火车从很高的地方开过去，从来不会停下，有时出于很偶然的原因停下。我看着看着，像一个要参透玄机的和尚，一花一草，世界要向我讲诉什么。我父亲让我去学做木匠，我不去。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你知道我想明白了什么？梅贞说，你讲。林杰说，那些开过的火车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我不可企及的部分，但是偶尔它也会停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总之是停下了，一整天或是一秒钟，就是那个前途渺茫的机会在等我，然而不管火车停下多久，前方世界的渺茫这一点不可改变，目睹火车开过和坐上火车去往别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虚。梅贞说，你想告诉我什么。林杰说，我想和你讨论命运，我很喜欢你，但是我只感到火车停下，至于它会带我去哪里，全都不知道。梅贞沉默。林杰嘀咕道，这也是很好的，如果这次我走了真的不能回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这也是很好的，我们被命运带走，好过被命运抛弃。

所以，你并不是祁家坝那个什么学院毕业的。梅贞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