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逆戟鲸（1998）（1/2）

《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收录了九个短篇，格式像塞林格的《九故事》，题材却并不整齐，是文学小青年的习作集。时隔多年，端木云拿到这本书，想起很多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写小说的年代，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像舌尖舔到铁锈，奇异的味道。那些写小说的年轻人舌尖上都留有铁的滋味。

端木云大学毕业那年正逢一九九八，洪水泛滥的夏季将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三月份时，他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倒是收到了一笔五百元的稿费，四川一家文学刊物发表了他一个短篇小说。责任编辑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叫沈玲玲，她以“沉铃”的笔名写一些散文，温婉而流利，小有名气，然而端木云并不知道她是谁。两人互通几次电话，谈作品修改。沉铃问他，端木云这个名字是笔名吗。端木说这是真名，我是复姓。沉铃说那我就照这个名字开稿费了，并且要了他的身份证号码。她说你这个年纪照理应该工作了，怎么还在读大学。端木说，我晚读了一年书，又因为高考失利，复读了一年。

那时端木云的小说模仿的是塞林格，有时也会学一下贝克特，刻意写得很短，冷峻干涩。他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沉铃与他投缘，有一次她打电话过来谈论小说，通话长达一小时。此后他将一篇两万字的小说寄给她，为了省钱用的是平信，阴差阳错，邮件丢了，并且没有留底稿。这次是他打电话过去，沉铃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意，他说，写得不够好，没指望发表，寄出去纯粹是瞎碰运气。沉铃说，既然写得不够好就再写一遍吧，但是他没有力量再下笔，声称自己记不起来了。沉铃说，你在电话里给我复述一遍小说故事，这样或许会让你找到一些新想法，重写就不那么难了。那个电话长达两小时，平信只是徒劳地省下几元钱而已。之后，端木云总是在等待着她的电话，因为除她以外，没有人会再用这种方式和他说话了。到了五月份，沉铃邀他去重庆参加刊物的笔会，端木云当时年轻，他捏着听筒，说自己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是不是有很多知名作家在场。沉铃说，我其实很想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啊。

他撂下一份即将到岗的实习工作，坐火车去了重庆，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两天。

这是他第一次去西南，火车进入江西省后便一直下雨，越往西，沿途的房子越是破旧，经过湘江是在深夜，什么都看不清，到贵州则是白天，他记得一个来自遵义的同学说过，该省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天空始终阴沉，从火车上俯瞰低处的小镇快速掠过，很像他安徽老家的那个穷乡僻壤。

火车走了六十个小时，到重庆是下午，他感觉自己需要调整一下时差，仿佛是跨越了半个地球。他在沙坪坝附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住下，是用办公楼改造的，单间里面是双人床，有一张书桌，上厕所和洗澡必须去走廊尽头的公用洗漱间。整个旅馆里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客人，悬在那儿。黄昏时他洗完了衣服，走出旅馆找吃的，重庆的天光比之东部而言要推迟一个小时，他看到满街的摩托车，露天火锅店，公共汽车招手即停，随处聚集的棒棒们，城市喧闹而麻木，充满了烟火气。他走到一条小街上，看到无数洗头店和米线店密集铺陈，以钢琴黑白键的节奏推向远处。晚餐时间，女孩们坐在条凳上，一排一排，安静地看着街景。天色暗下来后，路灯照着她们。端木云想，她们像一幅画，散焦的国画，像街道那么长的卷轴展开，一个一个并列着，但却是油画的质地。这犹如他在火车上见到的风景。

这种景象是他头一次见到，那时他二十四岁，从家乡的贫瘠村庄跑到无锡念大学，曾经去过一次上海，去过一次南京，除此以外对世界一无所知。

夜里，他回到旅馆，发现一楼正对大街的门面就是一个洗头房，洗头房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但她并没有跑到街边展览，而是独自坐在店里，侧脸，斜上方有一根日光灯管，照着她的脸她的肩膀和她的简陋桌椅，从镜子里反射出的另一束光映在她的眼睛里。端木云站在旅馆门口望着她，好长时间，店里只有她一个人。他看得太久了，以至于那女孩扭过头说，嗨你要进来吗，我叫小苹果。她看着他时，眼睛里的光消失了，也不笑。端木云转身走进了旅馆。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发现窗外雾气浓重，他来到了全中国最潮湿的城市，一看手表已经是上午十点，太阳不知道在哪里。他从床上起来，沿着走廊到洗漱间里，进了男厕所，听到隔壁洗澡间里哗哗的水声。等他出来时，一个女孩也从洗澡间里出来，端着脸盆，趿着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浑身湿漉漉，脸上没有妆。女孩用毛巾擦着头发说，我就是昨天那个小苹果，你是不是叫端木云。

端木问说你怎么知道的。女孩说，我去账台上问过了，我昨天晚上想敲你的门，但后来我又改主意了。端木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女孩已经走了，转头说，你真的好帅，来耍哟。

他当然没有去。那时候，太年轻，从未有过买欢的经验，也认为这件事是污秽可耻的，但女孩瞬间打动他的事实不变。

这天他随便搭了一辆公共汽车，绕了一圈，到了江边，时间是中午。他知道有两条江流经这座城市并且在这里汇合，一条是长江，另一条是嘉陵江，但搞不清眼前这一条是什么，也没有问人。所在之处非常荒凉，道路一侧是山，是茂密的树林，另一侧的江水在很低的地方流过，像峡谷一样。江对面是密集的房子，吊脚楼层层叠叠蔓延到山上，仿佛世界一下子倾倒了或站立起来。空气潮湿，沿路的树木上仍积着灰尘。他往前走了一段，发现自己并未身处荒郊，山后面立即出现了市集，人都在街边打麻将，吃米线，棒棒随处可见，洗头小姐安坐一隅。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平原上的年轻人。

他从这个不知所谓的地方再搭车，到了解放碑，又顺着十八梯往下走。他对这座山城有了新的印象，在岩石地基上建造的起起伏伏的高楼和平房，奇形怪状的隧道和涵洞，穿越建筑物而固定在山上的石板路。这座城市里没有自行车，车绕着山跑，一辆在眼皮底下的车可能需要走很多个来回才能开到身前，摩托车很多，但最值得信任的仍然是挑夫，靠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世界。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地区人口过剩导致的人力廉价、技术落后，一个古老国家的遗影，也是前现代社会的奇迹景观。不明白为什么，他喜欢这种景观，尽管他是一个生活在平原上的年轻人。

他坐着中巴车往回走，晚饭时间，女孩们上工，有一个打扮妖娆的胖女孩与他同座，抽烟，一言不发。两人同时到站，女孩扔下半截香烟，用一种极度憎恶的神色踩扁了它，下车走向红灯区。他回到旅馆门口，小苹果的店也开张了，她站在门口同样是抽着烟，穿着短裙和高跟鞋，旁若无人，欢快地唱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端木云想，太奇怪了，它怎么可能是由一个妓女唱出口来。

端木打电话给沉铃，说自己已经到重庆了。沉铃很意外，说本来应该去火车站接你的，什么时候到的。端木说自己来了已经两天了，住在小旅馆里，独自玩了一阵子。沉铃说你不用自己住旅馆啊，我们安排酒店了。端木说，我提前到了。沉铃说这有什么，多住两三天我们还是负担得起的。

上午，两人在解放碑下面见面，端木云背着包，穿着几乎晾干的白衬衫，脚上是一双廉价的球鞋。沉铃到得迟了，看他站着在读书，便问他读什么。端木说是托马斯·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沉铃没有读过，问他好看吗，端木说好，是一本伟大作家写的小说。

然后，沉铃说，哎呀，你真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比想象中更瘦。

端木云没有办法回答她。沉铃带着他，在解放碑附近绕了一小圈，走进一家宾馆，里面的装潢像是解放前的，西式，陈旧，以深棕色为基调铺陈开来。沉铃办了手续，把房卡给他，送他到电梯门口，叮嘱道，洗澡，半个小时后下来，我在大堂等你。端木忽然问沉铃，我们几个人一间。沉铃说，一人一间房。

他听大学文学社的朋友说起，这种研讨活动，有时会慢待没名气的青年作家，住在相对较差的旅馆，或者两个人合住一间房。沉铃说，我们很有诚意的，现在文学杂志不太景气，但我们有钱，两家赞助商。

他洗好澡下楼，大堂里很多人，沉铃介绍了一下，到场的有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剩下的就是参加笔会的作家。以资历而言，端木云谈不上是作家，但是大家很客气地称他是青年作家。沉铃是初审编辑，大学毕业三年。她拢了几个人过来介绍给他认识：一个叫李东白的青年作家，较为著名，刚刚发表了一部十万字的小说，留着披肩长发，穿西装，像个诗人。一个叫单小川的更年轻的作家，和端木云同龄，在万县做老师，似乎很受副主编的青睐，大伙都喊他小川。他很健谈，非常谦虚，在所有人的名字后面都缀以老师的称谓。最后一个是笔名叫玄雨的女青年，她在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身高有一米七五，感觉她总是佝偻着身体，也不太讲话。沉铃说，你们四个都是我的作者。李东白就说，阵容庞大啊，沉铃老师。

第二天的笔会给了一个主题，探讨本世纪末的小说写作，编辑部方面先发言，接着是作者。发言非常无趣，老作家们对世纪末缺乏想象力，青年作家们心不在焉。中间端木云打了一次瞌睡，沉铃坐在他身边，用手肘撞了他一下。端木惊醒，沉铃说我们主任在讲话哪，你等会儿再睡。自此端木也就不睡了。会议中，有几个人抽烟非常凶，屋子里极呛，仿佛大伙真的是在讨论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情，这场面有趣。下午到歌乐山转了一圈，又驱车去看沿江的吊脚楼，晚饭在一家馆子里开了四桌，大家一下子放开了，称兄道弟，酒喝得很快，一部分人喝山城啤酒，另一部分人喝剑南春。端木云坐的这一桌全是年轻人，身边的玄雨一言不发。有一位中年作家异常活跃，端着酒杯到处找人喝酒，与李东白、单小川喝得投缘。端木云没有敬酒碰杯的习惯，晚上回到房间后，认真看了几期杂志，在浴缸里泡一会儿才睡觉。

第三天一早仍然是开会，有好几个人没起得来，大部分人的脸都肿着，另有一个因为吃拉肚子去医院了。气氛仍然很友好，编辑拿出一本红色封面的贵宾签名本，说是昨天忘记带了，今天大家落笔签名。几个人拿着马克笔在纸上签名，小川用的是钢笔，李东白是花式签名，像明星那样的，玄雨却不肯签，显得很孤傲，或是拧巴。到了晚上，沉铃说，我请你们吃饭吧，我们五个人单吃一顿火锅。李东白说，我刚拿了一大笔稿费，我请。到店里，端木云吃了一口就辣倒了，大声咳嗽。李东白说，这小兄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能吃辣，我想知道你的大学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小川说，端木老师或许和我一样，偷偷地度过了青春期，简称偷渡。几个人笑了笑，端木也拿起酒杯，倒了一点啤酒敬大家，说自己并非不喝酒，只是在昨晚那个场合下不知道该怎么喝。沉铃说，我们主编讲过，写小说写诗的人，在年轻时候遇到，要好好珍惜对方。小川问为什么呀。沉铃说，据说是到老了以后就会相互憎恶的。众人大笑，说为了我们将来的相互憎恶，干一杯。

端木云想，李东白意气风发，老了以后可能会是作家协会的头头；小川呢，更像是一个对文学有着长久追求的人，他的小说端木云看过一篇，觉得没什么天分，但恰恰是这样的人对文学更执着些。玄雨一直在抽烟，看不出她是个什么类型的作家，有时候瞄人一眼，那眼神里总是有说不清的意思，又像嘲讽，又像揣测。

席间谈起一个作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是昨晚绕圈喝酒的那位，作品在圈内反响很大，大量的性描写，对两性关系和金钱的直接凝视，以及小知识分子穷途末路的表面生活。小川说，我还挺喜欢某老师的这部小说，锋利，深邃。李东白说，这个写法现在很受注意的，非常肮脏但有力量，是现实主义，但谈不上深邃。沉铃转头问端木。端木说，原先觉得不错，现在改变看法了。李东白问，怎么讲。端木说，他像是被迫在讲述。李东白说，这是风格，也是叙事策略。端木云说，作家如果显得蠢，他的叙事策略会崩溃。李东白点头说，这点没错，他有点蠢，我昨天也看到了。端木云说，如果他不那么蠢的话，小说也许看上去会好一点。沉铃说，他昨天是真喝多了，有点失态而已啦。玄雨喷了一口烟说，某某一直在模仿南京的另一位作家，他的问题是格调差了点，小流氓思维。众人问，何谓小流氓思维。玄雨不回答，只反问道，难道你们感觉不出来吗。

这时有一群人散了，鱼贯而出，火锅店的位置排得很紧，其中一人喝多了，经过端木他们身边时忽然吐了，呕吐物洒到了玄雨的后背。李东白跳了起来，抄凳子要打架，被沉铃劝住。气氛顿时紧张，旁边桌子上的人纷纷退让开来，像是圈了一个供他们打斗的场子。喝醉的人显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同伴们上来架住他，道了个歉。李东白说，信不信老子把你按到锅子里，哈儿！对面有两个年轻人过来顶住了李东白，说你骂谁是哈儿。沉铃说，不许动手，吐在别人身上还有理了，骂几句又怎么了。两个年轻人被沉铃的气势镇住，嘟哝了几句，跟着同伴一起走了。

这个过程中，玄雨一言不发，仿佛那个被弄脏了衣服和长发的人不是她。等人走了，她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后对沉铃说，我先回宾馆。沉铃说，这里不要待了，我们也走。

五个人顶着月亮往回走。沉铃说，李东白你以后记得不要骂人哈儿，你不是重庆人，也不是四川人，骂人哈儿会闯祸。李东白说，本地最普遍的就是骂人哈儿。沉铃说，你不在这个语境之内，你骂哈儿在修辞上更恶毒。小川说，哈哈，好像是的。沉铃说，这几个人身上都带刀的，你没看出来，火锅店打架容易出人命。小川说，是的，都喝得想杀人了。李东白说，作家很少有被捅死在街头的嘛。众人纷纷说，这倒也是，你要挨一刀就出名了，杂志也出名了，开笔会弄死一个。走了一段路，李东白忽然问，每个人都有致命弱点，不能骂，一骂就跳脚，小川你有吗。小川说，我好像没有。李东白说，你性格不错的，但肯定有。小川说我深恨土鳖的称谓，但并不是为了它的指向性，而是它抽象，原则上，你可以骂每个人都很土。李东白说，我和你相反，最恨别人骂操你妈，太具象了，我掉进沉铃所说的语境内了。这时走到宾馆了，玄雨去洗澡换衣服，李东白又说没吃饱，想再喝点儿，但沉铃累了，她说你们自己玩吧，别到处乱跑。李东白觉得无趣，又拉着端木和小川，两人也都说要去睡觉。李东白说，没劲，这哪里像是文学青年的聚会嘛。

这天晚上，端木躺在床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感到有人在床边注视着他，一下子醒了过来，然而房间里并没有人。他被这个幻觉吓死了，一直不能入睡，看看手表才十一点半，就走出房间，到楼下去吹风，看到沉铃独自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端木云坐在她身边，她有点说不出的意兴阑珊，似乎是有心事，又似乎只是夜晚和酒气让她感到空虚。两个人一直聊到天亮。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冷僻，因为从事文学的人通常不会这么盘问自己，他们被人问，然后回答。某种程度上，无法回答。有时候，答案绕过了问题本身，有时候绕不过去，有时天真有时世故，但基督徒无论真假都不能告诉你上帝是谁，答案只能是旁观的：上帝是那些基督徒的神。

端木云对沉铃说：我一直到读了大学才开始看小说，我家在安徽农村，但我父亲从来不让我干农活，干活的都是我姐姐。反之，家里也不允许我看闲书，因为我父亲受了一个乡村教师的影响，认为看闲书没有出息，他们只想让我考上大学。因此在我念大学之前，读过的小说真是少得可怜，甚至不想偷偷地读，没有这个念头。安徽是个很重视教育的省份，当然，是那种传统的、刻板的教育，但这是没有办法，我认为他们有办法的话一定会争相把小孩送到世界名牌大学去念书的，哪怕是个菜农。我进了大学以后，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卡夫卡的《审判》，这本书是我买二手教材时别人送的，第二本书是《复活》，第三本书是莫泊桑的选集，再往后我就记不清了，看了很多。你一定会以为，是一个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但是我的感觉是潮水涌来，自己无法表达的话语已经被一大群人说过了。我到学校文学社去，他们说，你这个感觉嘛还是看得太少了，多看点。我这么看了三年，有一天忽然自己也想写小说了，然后拿到文学社去给他们看，其中有个人说，你这个小说嘛，像是被潮水浸湿以后从自己衣服上拧下来的水。这是嘲笑。这个人也写小说，于是我说，你的小说就像是个怀抱土特产欢快地奔向读者的老乡，怀中的玩意儿一路洒落。

端木云说到这里笑了起来。沉铃说，好嘛，这种相互奚落在作家中间可是不共戴天之仇。端木云说，是的，特别低级，我们不再搭理对方，尤其是，他认为我是个菜农的儿子，没资格形容他是老乡，后来他私下里说我最多是个三流作家的料子。沉铃说，你还很年轻，是几流作家并不能立刻看出来。端木云说，不，你可以不写，就永远看不出来，但只要你写了，就要承受这个预判。沉铃说，真奇怪，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才二十出头就在揣摩彼此是第几流的作家。

非一流的作家就是文学的废品，有一种说法，从叙事的角度，所有二流三流的作家只是一流作家的模仿者，影子，扈从。沉铃冷笑说，不见得，专灭二三流作家并不光彩，我最喜欢的纳博科夫，他灭一流作家，说到底，文学充满偏见，也充满未知。

两个人谈论文学，或者说是谈论作家，谈论写作或者说是如何成为作家。沉铃忽然伤感地说，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写下去的。端木云问为什么。沉铃说，我才当了两年编辑，但我能看出来，李东白和小川都会继续写，而你和玄雨也许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停在某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小说里有一种阻碍你们写作的东西，这可能是各人的体质不同，有些内心干涸的作家仍然在写，是由于欲望在驱使，而你们，没有这种推动力，你们并未想过成为作家。

端木云说，不，我渴望成为作家。

沉铃说，用小说来表达，是一回事，熟练地表达小说，是另一回事。你不相信天才的神秘性，你就得像结构主义者那样，相信熟练工是可以成为大师的，熟练工也能成为文学的圣徒，如果你两个都不相信，你将一事无成。

端木云在宾馆里睡了大半个白天，错过了当天去朝天门的参观会。到下午时，他坐在大堂里发呆，看到作家们下了大巴，进电梯。毫无疑问，他们都太像作家了，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和文学青年有巨大的差别。他想，这种差别也许只有文学青年能感受到，文学青年，焦虑，固执，期待，自知无法永生因此闪烁着疑惑和嘲讽。作家是文学青年的尸体，文学青年是作家们的影子。

他想起自己写过的一个小说：国王临死前相信自己可以复活，是因为占卜师的谎言，占卜师之所以制造这样的谎言是因为，国王如果不能预知自己复活便会杀死他国境内的占卜师。一切奇迹景观都是为了迎接国王的复活，掌控人们朝拜奇迹的仍是撒谎的占卜师，而国王确实不会复活。

他出神地看着作家们。一组人走进电梯，剩下的人继续等候，他们的面容反映在锃亮的电梯门上。再一次电梯门打开时，玄雨拖拖拉拉地走出来，到大堂，和他打了个招呼。端木云问，沉铃还有其他人呢？玄雨说，单小川有事先走了，李东白会朋友去了，沉铃不舒服，一直在房间里休息呢。端木云继续走神，点点头。玄雨坐在他身边，点起烟抽着，问他：你大学毕业以后去哪里。端木云不知道她为什么问这个，愣了一会儿才想起，似乎昨天吃火锅的时候一起在痛骂教育改革、大学收费，又各自哀叹找不到工作。端木云说：我可能会去上海吧，找份工作糊口。玄雨说：人都是这样，得先糊口，然后再搞创作。端木云不语，要了一根烟，也抽起来。玄雨问，笔会有意思吗？端木云反问，你觉得呢。玄雨说，李东白这个人比较有意思，单小川差点儿，你很无趣。端木云说，确实。两人坐着继续抽烟。玄雨说，单小川写得最好，李东白是拼命努着，也不错，你是温情的小文艺青年。端木云反问，拼命努着有什么好的？玄雨说，文学有一部分就是努着，拧着，格格不入。端木云说，你这是行为艺术，不是文学。两人不欢而散。

到傍晚时，端木云下楼去散心，看到玄雨和沉铃两人在街上走着，玄雨双手揣在裤兜里，走路有点摆动肩膀，很中性，沉铃的个子略矮，穿一条靛蓝色牛仔长裙，胳膊里夹着一本文学刊物，那模样是纯正的文学女青年。见到端木云，沉铃招手喊他，他走过去，玄雨说：站那么远看着我们干什么？端木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看看沉铃。沉铃说：我和玄雨像不像一对？端木云点头说：就是在踅摸这个。两个姑娘笑了起来，又说要去逛夜市，买衣服。沉铃对他身上的衬衫很不满意，说：领子都皱了，像个乡下诗人，穿球鞋的作家是拿不到文学奖的。端木云问，何出此言。玄雨说，她在逗你呢。

三个人来到夜市，人很多，道路呈下坡趋势。在一个服装摊位前，沉铃挑了一件黑色的t恤，对着端木云的身体比了比，指着t恤上的标志问：认得这是什么吗。端木云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沉铃又换了一件白的，觉得比较清秀。玄雨将手抄在裤兜里，在一边看，不说话。端木云收下了汗衫，也不道一声谢。沉铃说：到后面去换了吧，你的衬衫已经不像样子了，难道是穿着衬衫睡觉的吗？端木云从命，到摊位后面换了衣服再走出来，沉铃让他站到路灯下，看了看说：还不错，至少像个文学青年了，陪我们再逛一会儿。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夜市全是地摊货，两个姑娘全都没有挑中合意的衣服，或嫌贵，或嫌土。端木云看出来，她们也没什么钱。这时，李东白和单小川从对面过来。小川说：好消息，李东白的长篇敲定出版社了。沉铃问了哪个社哪个编辑，又说：你可别忘了我是你的首发编辑，要请我吃饭。李东白说：唉，丛书而已，不过首印给了五千册，已经很不错了。小川说：我到现在还没出过书呢。沉铃说：小川加油，再过一两年你就能成事的。小川说：还是李东白厉害啊，二十五岁就出版长篇小说。五个人往回走，李东白拍拍端木云的肩膀说，衣服不错，新买的。端木云说，沉铃送给我的。夜市人多，他们很快就走散了，过后，端木云忽然发现沉铃和李东白就在前面，两个正在讨论着他即将出版的小说，对于从没出过书的年轻人来说（包括沉铃），有一点点兴奋实在无可厚非。他听到沉铃说：很高，以后还是要经常写点中短篇，投杂志，入选刊，你有点自负，这个性格在作家圈也很正常，但记得出来讲话要在路子上，不要瞎讲一气，随意臧否同辈，这是在占人家的小便宜。语气很温和，李东白点头称是。端木云觉得这样偷听别人讲话有些猥琐，就独自往前走，衬衫搭在肩膀上继续逛街。

他在一个小摊上看见玄雨，她面向街道坐得笔直，手里捏着一瓶水，也没吃东西，似乎是在休息。他坐到她身边，这一次，两人没再谈文学，他知道她是南方一座小城市的区级图书馆员，那种最无聊的图书馆，没有文学青年，只有一些不知道该干什么的闲散老人，而她也知道他是一个没啥前途的大学生，旅游专业，毕业第一年肯定会去宾馆里拉门，或在哪个景区举着小旗做导游，那也就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后来她终于发问，在上海找到工作了吗。端木云说，还没有，事实上，根本没开始找工作。玄雨说，那你毕业岂不就面临着失业。端木云点头。玄雨说你不如来重庆成都。他说，太远。立即意识到自己像是在拒绝谈论这个问题，补充说，在这里没什么朋友。玄雨问，上海有朋友吗。他说，也没有。玄雨说我应该把水泼在你脸上，你讲话像在梦游。那语气又亲切起来。她说，到上海别忘了留个联系方式给沉铃，我可能会来找你玩。他问，你去上海做什么。她说，瞎逛而已。

第二天，笔会结束了，下午他们站在台阶上合影，一张全体照，沉铃拉着四个作者合影，又单独和每个人合影。有一些人返程，余者次日早晨离开，每人手里拎一份纪念品，是刊物出版的精选本，其中并没有收录端木云的小说。书很厚，往包里塞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其他书先拿出来整理一下，沉铃在一边顺手翻开，一本《天使，望故乡》的下册，一本鲍里斯·维昂的《岁月的泡沫》，一本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沉铃说，出门带这么多书。端木说，主要是没什么可带的，就带几本书吧。沉铃说，你啊真像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何不多带几件衬衫呢，衣服都不换。端木云说，说得你好像经历过八十年代似的。

两人走到宾馆门口。沉铃说，真要是八十年代就好了，我们就坐船沿江而下，我带你去看三峡，可惜现在预算不够，只能辛苦你坐火车。端木云说，留步吧，你下午也要返程，好好休息。沉铃挥手说，那就没有人陪你同行了，再见，好好写下去。

端木云想，在你之前，我从未与人谈过一整夜的文学，再见啦。

他离开宾馆后并没有去火车站，而是回到了沙坪坝的小旅馆，交了房费，又住了下来。这时旅馆里仍只有他一个住客。

他又遇到了小苹果，当他用钥匙打开房门的时候，她恰好从洗漱间里出来，整个走廊里都是塑料拖鞋的踢踏声。她依然说，小帅哥，来耍嘛。端木云两次没能把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心想，她真是让我发疯。

黄昏，他在街上走，附近有一条小路，街面并不宽，是个夜市，两边摆满了摊位。人很多，他混在其中走了一会儿，迎头又遇到李东白，两个人的眼神碰了一下，李东白率先喊端木，问说怎么还不回去，端木只好撒谎说，我在重庆还有两个朋友要见，打算明天走。李东白说，我也是，刚在沙坪坝见了个老师，打算明天走。

端木云想，我到底是应该返回身陪他一起走呢，还是挥手说再见。李东白说，我们去吃饭吧，重庆这地方，没有朋友陪，够无聊的。两人找了一家火锅店，要了几份菜，几瓶啤酒，就在街边吃了起来。李东白还在大谈文学，但端木云对他说的话已经失去了兴趣，没多久，李东白喝高了，讲话的声音变得很大，语速也快了起来，问道，你加入作家协会了吗。端木云摇头。李东白说，加入作家协会很好的，自己去递申请，找人推荐。端木云说，我想做个自由作家，也许，称得上是作家的话。李东白大笑，说你加入作家协会，你仍然是自由的，但是你，free，free这个单词还有另一个意思是免费。

天黑时，两人平摊结了账，端木云回旅馆，李东白打算到路口去搭公共汽车。走出小街，到旅馆底下，端木云随便指了一下，说自己就住在附近。李东白微醺，在街边伸手拦公共汽车，但是没有一辆停下，嘀咕说应该打车。端木云没有站在街边陪他，两人握了握手，就此告别。

他回到房间后，觉得心神不宁，不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从他那个房间的窗口看不到街上，只有一片黑漆漆的屋顶。这顿饭吃得就像拧过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频道，虽然他相信一定会忘记，但对于留在脑子里的瞬间记忆还是觉得不快。他再次想到那个叫小苹果的女孩，变得犹豫不决，因为他是一个沉默的处男，他在大学里没有谈过女朋友，而此时此刻他渴望的是去她那里坐一会儿，听她唱歌。他从包里拿出钱包，数了一下，除了买车票的钱之外还有五百元。这个动作让他有点羞愧，但他还是数了三百出来，不知道是否够用。又想，时间太早，街上全是人，还是等深夜再去吧。

到晚上十点时，他揣着钱下楼，几乎是磨磨蹭蹭地走到小苹果的店门口。门关着，街道略为空了些，窗子里面透出的仍然是惨白的灯光，在街道的另一侧仍然有人坐着吃火锅，门里面传来女孩的笑声。端木云决定返回，但是门开了，李东白从里面走了出来，两个人再次打照面，变得非常滑稽。女孩跟在李东白后面，很机灵，立刻明白两人认识，什么都没说，对端木云扮了个鬼脸。

李东白说，哈哈，你在偷窥吗，再见了哥们。走到街边，上了一辆出租车。端木云留在原地。后来小苹果说，帅哥，来耍嘛。端木云心想，我怎么会站在这里。

他问这个女孩，你为什么要做这行。女孩说，当然是因为穷。他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说，你记住我叫小苹果就可以了，问这么多。他说，你一个人开店，不怕出事儿吗。女孩说，你看，对面街上吃火锅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顾我。他问，这几个男人都靠你一个人赚钱活命吗。女孩说，你别问了，我知道我刚被人耍过，你不想耍了，也许你明天来耍，心情会好一点。

第二天端木云坐在床沿上收拾行李，听到外面拖鞋踢踏声，像碎花布上的图案，细密而有序地铺开在某个已经远去的空间里。他及时地打开了房门，女孩走进来和他做爱，也许用性交这个词更准确，或者通俗一些，上床。他很快到达了高潮。女孩兴奋地问，你是不是处男。端木云说，不是。女孩说如果你是处男，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红包。端木云说，不必。女孩说，但是你肯定很久没有做了，可怜的。

时间还早，女孩说，可惜这里没有单独的浴室，不然，我可以帮你洗澡。端木云说，下次我找个贵一点的酒店。女孩说，你还有一个小时，我可以给你按摩一下肩膀。端木云说，算了，我也不是很累。女孩问，那你还想做什么。端木云说，唱个歌给我听吧。女孩说，想听什么。端木云说，你会什么就唱什么，你最爱唱哪首就哪首。女孩说，我唱一首“对你爱不完”吧。

端木云坐在床上听她哼歌，那声音遥远。后来，他遗憾地说：我要赶火车去了。女孩问：去哪里。他说：江苏。女孩说：好远的路，你走南边还是北边。端木云说：南边。女孩说：走南边，出了重庆就是綦江，你会看见綦江的工厂就在江边，火车沿着江，从工厂中间经过。端木云说：我来的时候看到了，是这样的。女孩说：我就是那片工厂里出来的。

女孩离开时，细密的踢踏声隔着门板再次传入他耳中，直到声音全部消失，他才拎起双肩包离开。火车经过綦江、遵义、娄底、株洲、鹰潭（那些他能记住的站名）。火车就这样开过半个中国，漫长，弛缓，从阴霾直至阳光下。火车的伤感体现在返程时。他想我也许再也不会到重庆去了。

回到学校后，端木云写了一篇不太成功的短篇小说，取名叫作《我们共同的朋友》，讲述两个文学青年在一起谈论文学，相当热忱，他们对文学有共同的见解和共同的愤懑，两人谈完了往回走，甲说要回旅馆，乙回家。接下来的事情，无疑是照搬了那天晚上发生的。小说没有设置悬念，作为叙述者的甲，其口吻非常像一位厌世的作家，一切都已洞悉，一切不为所动，总之全无细腻柔软，也不狂想。他把稿子寄给了沉铃，她收到后立即打电话到他寝室，问说你怎么会想到写这个故事的。端木云说，我写的是李东白。沉铃本想和他讨论写作技巧，听到这话非常惊讶，说，端木云，你不能写另一位作家。

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伦理问题，沉铃说，至少在我这儿是，我不能接受你写李东白嫖娼，即使你讨厌他，即使这是真事。

端木云说，史上很多作家这么写，比如海明威写过《流动的盛宴》。沉铃说，我不和你讨论文学史，李东白也是我的作者，写点别的吧。说完挂了电话。

端木云觉得郁闷，这篇稿子也就压在了抽屉里，没有再投给其他杂志社。秋天时，他在另一份文学刊物上看到了李东白的小说，写了相同的事件，采用了第三人称单一视角，设定了另一位青年穷困、敏感、多疑的特征，与端木云的小说像是白刃相见。那时，一九九八年的大洪水已经退去，端木云在上海，他看完这篇作品大笑起来。一个星期后，他打电话给沉铃，沉铃说你好像失踪了，我正找你呢。端木云说，我在找工作嘛，到现在还没着落。沉铃说她读到了李东白的小说，那篇关于嫖娼的，叫作《街角》。

端木说，我听了你的话，没再投稿。沉铃说，我也没有把你的小说稿子给其他人看过，包括李东白。端木云说，显然我和李东白碰巧各自沉不住气写了对方。沉铃气愤地说，李东白这么写是不对的。端木云说，没关系，我并不觉得受到冒犯，如果这两篇小说发表在同一份刊物上，那可能会更精彩。沉铃生气地说，你们俩都够胡来的。端木云无法回答，他挂了电话，心想：确实，胡来这个词是对的，小说家理应收割那些发育不良的灵魂，然而，往往如此——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是首先把自己的头颅斩下，但是现实又像神话，每斩一个，就会长出一个，最后他们丧失了耐心，挥刀狂舞，仿佛仇人在虚空之中。

端木云对周劭说：莫泊桑在自杀之时是个真正的精神错乱，由于神经梅毒，这个在墓地里吃树莓的乡下孩子一步一步疯了进去（但他天性并不疯），你看过他的《剥皮刑犯的手》就知道，疯对他而言是一种具象的惩罚。十九世纪的小说压制了现实，梅毒比战争更容易使作家疯掉，二十世纪的作家则像是从疯里面诞生出来的，终于，熬到了世纪末，科学克服了结核病和炎症，政治克服了世界大战和古拉格集中营，作家们活得太长，对寿命的预期太乐观，写出来的东西相当无聊，而那些快乐的疯子作家更无聊。周劭问，怎么个无聊法。端木云说，他们习得了一种无聊的价值观，相比于世界大战、古拉格集中营、无药可救的梅毒和结核病，当代作家简直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搞搞黄赌毒。周劭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啊。

不，端木云否认，在我生活过的农村、小城镇，人们一直就是这样的，除非闹饥荒，你不能认为这种农村生活就是后现代。

我不这么认为，但后现代是这么认为的。周劭嗤笑道。

端木云的老家在安徽的一个村庄里，一公里外是小镇，他的父亲是菜农。正如他对沉铃所说，在这个家里，干农活的人是他姐姐。到十六岁时，他看着自己的手，十指尖尖，完全不像是个农民的儿子，而他姐姐由于常年劳动，高中毕业后，变成了一个粗糙的农村姑娘，两只手比他的有力量。

那个镇叫李河镇，也叫傻子镇，那个镇上不知道为什么，出产各种智障。有人以为是周边有小化工厂的原因，但实际上，远在小化工厂还没有出现之前，智障就是这里的特产，县里其他小镇没有这种情况，村里也没有。一九九四年时，连镇长家里都生出了一个无脑儿，总之谁也逃不掉。有人统计，说镇上的傻子占百分之五不到，比例并不高，但是别的地方比例更低啊。二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傻子，傻子坐在太阳下，太阳照着他们扁扁的脸，大大小小的头。

在狭窄的平原上，不远处就是连绵丘陵，傻子镇像是个童话镇，所有的小镇都带有童话特质，傻子镇可以说是童话中的童话。九十年代初，第一批赚到钱的镇民们把房子造成了尖顶、彩砖的格式，嵌着普鲁士蓝的玻璃窗，都像是做梦。有一个开化工厂的小老板造了一栋雪白的房子，五层楼高，并在屋顶上加盖穹顶钟塔，然而没有钟。小老板的儿子，一个十岁后就不再发育的傻子，每天站在钟塔里，像天使一样瞭望四野。

镇上有壮年的傻子，有青年的傻子，当然也有儿童，但是老傻子不多。先天的傻子活不到老，他们的寿命比正常人短。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傻子能活到老，他们在总人口数中的占比应该不止百分之五。总之，人们习惯了这种情况，傻子们坐在家门口，傻子们温驯地在街边走，傻子们嗷嗷叫唤，比较悲伤的时候是某个傻子掉进河里淹死了，这是难免的，然而也并不是特别悲伤，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安然离去。

这个镇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一条公约：禁止伤害傻子。极偶然的情况下，出现过青春期的少年把小傻子骗到河里淹死的事件，匪夷所思，令人警醒。镇上的人说，因为我们这里的傻子太多了，如果有人想以杀害傻子为乐趣，傻子镇就会变成屠宰场。需要说明的是，傻子镇上大多数的人都理智温和，他们不认为小镇是受了诅咒，如果有诅咒的话，请问是谁来施咒的呢？

少年时代，天气好的日子，端木云会去傻子镇转一圈，感到一种缓慢的、明净的气氛，像是一个人在梦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做梦，那么不妨就把梦继续做下去吧，梦不会伤害到你，你不会在现实中变成傻子。别的镇上，开拖拉机的人都横冲直撞，这里不是，小心地开着，警惕地开着，左顾右盼地开着，生恐撞到傻子。端木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试着和傻子说话，但事实上，傻子是什么都说不出来的，有些智商还过得去的，会讲些无逻辑的话。有一个叫小五子的傻子，他也许是傻子中间最聪明的那种，甚至学会了撒谎，他问端木云：你觉得我是傻子吗，他们说我是，我觉得我不是。端木云看着小五子那双分得太开的眼睛，试图向他解释，没有一个正常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傻子不信啊，傻子说如果你不问，你怎么知道？后来连端木云都怀疑，小五子只是从表征上看来像个傻子，或许他不傻。但是表征，表征就够了，是不是？

傻子镇最大的困惑是婚嫁，本镇青年之间的婚配太容易诞生傻子，他们更倾向于和外乡人结婚，外乡人可以中和掉痴呆的基因。反过来，外乡人担心的恰恰是概率的反面，不知道会不会生一个傻子出来。九十年代后期，有一些年轻人去了遥远的大城市，隐瞒了家乡的秘密，结婚生子。对外部世界来说，他们身上的痴呆基因是一粒盐，落入淡水湖中，迅速消失了。镇长鼓励大家说，走出去，是个好办法。然而，几年后，小镇不定期接收到来自大城市的婴儿，都是傻子，他们在那里生活的代价过于昂贵，放回到镇上也许更好些。痴呆就像蒸馏出来的盐粒，又回到了傻子镇。

端木云考上大学那年，他姐姐嫁到了傻子镇上。乡里的人，都看笑话。她丈夫叫强子，是个做毛鸡蛋生意的小镇青年，在县城里有一家铺子，还做些油炸面食，总之小有积蓄。但是强子的弟弟不太好，就是那个啰里啰唆的小五子，这说明他们家是有痴呆基因的。来提亲时，端木云的姐姐也并不情愿，但是媒人说男方家里条件好，强子也很勤劳，不赌钱。他父亲什么都不说，闷头在菜地里干活。他姐姐考虑了半个小时，答应了下来。结婚的礼金就正好给端木云用作大学里的生活费了。安徽农村有一种习俗叫作“送日子”，由男家拿着双方的生辰八字去找算命的，定下婚期，然后，媒人将这一日期送至女家。镇上有个神婆，擅长此道。端木云考大学的事情也找她算过，还真的挺准，神婆什么法事都没做，仅凭通灵能力就说出他要复读一年，然后考到外省不错的城市，甚至说出他不会再回到家乡，指的也许是城市户口吧。

结婚时，酒席摆了三天，按照中国农村的习俗狂吃一气，像是要把天地间能吃的东西都扫荡干净了。端木云看了看，强子确实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年龄有点大，二十九岁了，少白头，豁牙，但不傻。真是万幸，因为有人直到婚后才发现对方的智力有一点点小问题，像一只裂缝的碗，用是能用的，但你说不清它什么时候会砰地碎成两瓣。他姐姐当时二十三岁。婚宴上，端木云看到小五子捏着一个鸡腿，总是捏着一个鸡腿，别出心裁地坐在门口啃食，没有人管。他走过去踢了小五子一脚，小五子也二十多岁了，他仍然在问那个问题：我是傻子吗。端木云觉得，自己快被他烦死了，他姐姐下半辈子住在镇上就得面对着一个成天问着同一个问题的低能儿，及时给出答案，这傻子还是会一遍遍问下去，以及隐藏在神的意志背后的痴呆基因，等候判决。

然而他姐姐并没有生育，一直到他大学毕业都没有。这一年夏天他的档案转回县里，又变成了农村户口。他来到傻子镇，发现镇边的小河变得黏稠腥绿，气味十分难闻，可能是附近的小化工厂作的恶。街上的傻子们焦虑得像地震前的狗，傻子镇曾经的那种做梦的气息消失了。大雨和狂风来后，河水涌上街道，很多傻子站在齐膝深的污水中，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万物发出吱吱的惨叫。

一九九八年的夏末，端木云到上海去找周劭。后者英语没过级，想拿学位证书必须再考，回上海之后没找到工作，又不肯和他母亲住在一起，便在普陀区租了一间房子。端木云到的那天，只见周劭穿着一条三角裤，提着个塑料桶，在街边洗澡，洗着洗着，短裤被水冲了下去，露出腚沟，周劭用手去拽裤子。端木云乐坏了，提着旅行包在一边欣赏。周劭发现后大骂他变态。端木云说，屁股蛮好的，写进小说里你不介意吧。

大学时期，两人在文学社里认识，周劭性格开朗，端木云有点内向，但并不拧巴，也不怂，两人经常在一起玩。大三下学期时，文学社的副社长是辛未来，周劭认识她比较晚，这时才追求她。端木云与辛未来投缘，有一天看到她抱着一束花在街上走，那神情像梦游，端木云问说是谁送的花，辛未来说，当然是周劭那个傻瓜。端木云说，周劭会写点小说，还不错。辛未来说，你只关心小说，我问你，周劭这个人怎么样，他想和我谈恋爱。端木云说，不错啊，可以交往。辛未来说，我很犹豫，刚才拿着花走路，我想，随便挑一个人问问，如果这个人说ok，那我就ok了，如果这个人说不ok，那我就拒绝他。端木云说，那我岂不是做了个大人情，周劭要请我吃饭。

后来，周劭与辛未来恋爱，那时已经是大四，临近毕业，大家都在找工作，周劭带着辛未来回到了上海，没过多久，辛未来消失在上海，不知道去了哪里。周劭再回到学校时，端木云告诉他，辛未来拿了毕业证书已经走了。周劭问，辛未来去了哪里。端木云说，辛未来让我告诉你，忘记她吧。周劭深感困惑，同样，端木云也不理解，感觉是辛未来从来没有存在过，无论是作为周劭的女友还是端木云的朋友，她都有一种“不在此处”的气质。他对周劭说：辛未来可能去了另一个时空。周劭嫌他乱开玩笑，但端木云说，我是真的这么认为。两人喝得大醉，把沿街的垃圾桶一个一个踢翻。端木云说我也有个另一时空的爱人，她活在一个倒立起来的世界，操蛋。

夏季最后一波洪峰经过上海，等到两人再次见面时，心情都平静了下来，接受了各自不可言说的现实。周劭把端木云带回住处，那是一片错综复杂的贫民区，电线密布，极多违章建筑，垃圾场与房子之间形成了相互蔓延的状态。不远处的工地上正在起大楼，黑夜之中，射灯照得明晃晃的，打夯的巨响一刻不停。周劭的屋子在两楼，从一个近似消防楼梯的地方爬上去，屋子有十五平方，带一个小阳台，除了一张床、一口简易衣柜之外，还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放在地上，是房东借给他的。周劭买了一台vcd，屋子里散落着各种碟片，以及香烟壳。端木云跟着周劭迅速学会了抽烟，两人在屋里吞云吐雾，把烟灰弹进一个可乐罐子里，把烟蒂也塞进去，里面还有残存的一点饮料，每塞进一个烟蒂，周劭就会晃一晃罐子，让烟蒂灭掉。

周劭问端木云，来上海打算怎么办。端木云说，找份工作。周劭说，你可以跟我一起住，直到你找到工作或是女人。端木云说，也就是说你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女人。周劭说，是的。

周劭学的是企业管理，端木云是旅游专业，都不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那种，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满世界都是学旅游和经济管理的。端木云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叠书，还有两件换洗衣服。他说，我拿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了，做营销，后天过去看看。周劭看了一会儿说，你就带了这个衣服过来，西装呢？端木云说，我没有西装。周劭说那你他妈怎么去面试？端木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周劭叼着烟，走到简易衣柜前面，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件西装，比试了一下，端木云也可以穿，只是显得宽松。周劭说，配上你那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汗衫还不错，别他妈的穿衬衫，你的衬衫都像是捡来的。

两个人就轮番穿着西装去面试，甚至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当场换西装。毕业季已经过去了，提供给应届生的职位不多。周劭曾经在郊区的企业做过，觉得十分乏味，再也不想去工厂车间。端木云最对口的工作是去酒店，拉门、提箱子或者刷浴缸。周劭揶揄道：从你的性格来看，拉门提箱子都不合适，最合适的是刷浴缸。端木云说：我绝对不去刷浴缸。周劭说：实在不行，我去刷浴缸。那段时间的生活变得十分可笑，两人在屋子里，一个躺床上，一个睡地铺，看着租来的碟片，同时发呆。半个月后，他们发现，彼此的钱都花光了。

两人身上凑出了五十多元钱，再没有更多了。周劭说，咱们还够吃一个星期的，一星期后就去门口捡垃圾吧，另外，香烟已经断供了。端木云从墙角捡起一根烟蒂，点上，抽了几口，说：虽然我家里一直很穷，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什么是穷，简直妈的穷哭了。

那天晚上，端木云问周劭：辛未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周劭想了想说：我们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找到合意的工作，事情不巧，她为我打了一次胎，后来，她拿出了她的诗稿，其中夹杂着一些类似民谣歌词的小作品，她最热爱的是罗大佑和张楚这样的歌手，她说也许靠写歌词可以挣点钱，她间接认识一家唱片公司的职员，在静安区，自己带着一叠手写的稿子就去了。

端木云听到这里摇头说，这样很不好，应该把稿子寄过去。周劭问为什么。端木云说，寄过去，你可以保持一点尊严。周劭说你比较有经验，但是辛未来不太懂这个。端木云说，也是女编辑告诉我的，我不太懂这里的出入。

然后呢？然后她就消失了。周劭说，我报警了，但事实证明她没有失踪，她回学校了，警察管不了这件事，她只是消失。

端木云说，这也不奇怪，好多人都这么消失了，极有可能在唱片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更可能她这会儿就在上海。

过了几天，两个人去静安区面试，中午天气晴朗，树的阴影在路面上晃动，觉得凉爽而迷离，秋天就这么来了。走过一幢别墅时，周劭忽然站住了，凝视着墙上的铜牌，上面刻着“天野唱片有限公司”的字样。端木云问，辛未来是来这家唱片公司的吗？周劭说不知道啊，她也没说。然后周劭走了进去，到一间办公室，有一个黑胖的中年男人坐着，穿着涅槃乐队的t恤，沙滩裤和拖鞋。里间很热闹，好多人在说话，但是用布幔挡着门，看不到是谁。周劭问黑胖子，几个月前有否一个叫辛未来的女孩，拿着一叠歌词的稿子来过，也可能是诗稿。这个男人说，不记得了，我们这里天天都有人拿稿子来，有时是乐谱，有时是歌词，有时他妈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周劭形容了一下辛未来，身材修长，普通话很糟糕，有两颗虎牙，她是我的女朋友。用词谨慎，像是在描述一个虚构的人。男人问，怎么了，失踪了吗？周劭说，倒也没有失踪，但我想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男人早就没有了耐心，打呵欠说，什么他妈的乱七八糟的，请你出去。

周劭转身离开办公室，端木云一直蹭在门框上等他。两人沉默着往外走，听到里面有人问，刚才是谁啊。接着是黑胖子的回答：两个傻逼文学青年，也可能是小偷。

两个人一直走到街上，端木云说，也许你应该回去多找些人问问，那个胖子我觉得他是个白痴。周劭想了想说，算了，不问了，可能她去的唱片公司根本不是这家。端木云说，静安区有多少家唱片公司，你可以用黄页查查。周劭说，算了，确实如你所说，辛未来是消失了，如此而已，没有人带走她。

当天晚上，睡在周劭那间破屋子里，端木云打地铺，觉得身体下面的水泥地变得凉了，也许应该再买一张折叠床。他睡着后梦见了辛未来，她握着鲜花，仍然在街上走，但不知道想去哪里。鲜花在梦里是黑白的，她脸上的表情虔诚而安静。醒来后他想这真像是梦见了一个死人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十月份时，周劭的姑妈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一家保健品公司做推销员，月薪五百，站在药店里推销一种治疗关节炎的外用擦剂，名叫康孚龙。他姑妈在医院工作，认识很多药贩子。周劭和端木云没有任何医药专业的背景，但公司并不是很在乎，只做了一天的产品知识培训，介绍了一些关节炎的症状和推销说辞，就让他们上岗。除底薪以外，每瓶药有五元钱提成，每疗程四瓶。按照经理的说法，这种擦剂不但可以用来擦关节，还能治疗肌肉酸痛、蚊叮虫咬，甚至颈椎炎，总之，是神药，缺点是价格略贵，只有被关节炎折磨到死去活来的人才可能掏这份钱。

做了这行，端木云发现，这是保健品发疯的年份，活血，壮阳，通便，调经，助眠，似乎人们在短期内爆发出了巨大的健康需求，而另一种说法是你必须制造需求。周劭买了一本专供销售员阅读的杂志，上面写着一个故事：怎么把冷柜卖给爱斯基摩人——这个案例将会在未来十年内被营销界一次次提及，而当时两人却是第一次看到。周劭说，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药推销给没有病的人，考验虚构能力的时候到了。端木云说，不对，应该是成名作家写出烂大街的小说时，仍保有的愚蠢的自信心。

两人坐在药店柜台里，穿着颜色发灰的白大褂，假装是关节炎方面的专家，然而生意并不好。那时还是秋天，上海是个潮湿的城市，关节炎患者很多，他们大规模发病的季节是冬天。分公司的经理叫赵明明，是个愁眉苦脸的青年人，有一双倒挂下来的眉毛，显得滑稽而诚实，讲话的语气经常是推心置腹的，与所有人。赵明明告诉两位促销员：董事长委派他来打开上海市场，准备了很多预案，但他到了上海才发现，秋天，是一年中最舒爽的季节，没有关节炎！端木云没反应过来，周劭已经快笑昏过去了，说这是马克·吐温的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桥段。

药店在普陀区，隔壁是医院，医院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商业圈，周围一片混乱，完全掩盖了死亡和病痛可能带来的肃穆感。端木云想，这里更像菜市场，没有人在乎死。街道不宽，路肩之下积着臭水。两个人下班后，就在街上走，看着缓慢流动的车辆。整个夏天，上海这座城市留给端木云的印象就是：繁忙，拥挤，失序，热得睡不着觉。它的好处是随便混混也能活得下去。

有一天寒流来了，端木云仍睡地铺，起床觉得腰酸背痛，不得不花三十块钱买了一张二手折叠床。周劭从简易衣柜里拿出两件毛衣，蛀得不像样子，一人一件套上。也就是这一天，赵明明兴奋地宣布：康孚龙的旺销季节到来了。两人到了药店，中午有一个老人走进来问诊，两人搭档胡说了一通，周劭讲上海话时，端木云搭不上了。老人对周劭说，你是上海人，我信你。买下一瓶走了。第二天老人又来了，说自己家的老太婆用了这个擦剂非常好，关节不疼了。两人很高兴，既然这药管用，他们就不是骗子了。生意日渐兴旺，这以后他们平均每天出货二十件，有一百元提成。这笔钱够两人每天下馆子吃饭喝酒。

端木云认识到，关节炎患者非常痛苦，有位老人向他形容：这是一种来自骨髓中的痛，这种痛会让你在梦中都看到自己在经受着酷刑。有时，隔着药店的玻璃窗，他凝视着患者拖着病腿走过街道，想象那是酷刑之后的残躯。培训告诉他，关节炎是无法根治的，康孚龙擦剂事实上只是一种外用的麻醉剂，治标不治本，它麻痹了患处的神经，让人不疼。不疼比什么都重要。在柜台里站久了，他想象所有经过的路人都在忍受酷刑，都只剩下一副残躯，寒冬凛冽，天上落下冷雨。这地方和傻子镇有相似之处，站在傻子镇的路口，凝视着那些小傻子，他也感到头皮发麻，心想该怎么拯救这种局面呢。

深秋时，端木云站在窗台前，用四百字的方格稿纸写了一篇小说，讲述洪水泛滥时期一个停留在县城的外乡人。故事不长，外乡人遇到了一群小白痴，从乡下小镇转移到县城电影院，白痴们坐在电影院里，为了让他们不那么害怕，电影院里放映了一部老旧的黑白电影。外乡人也在其中，看完了这部电影。故事到此为止。写完之后，他又试着写傻子镇，想写得更长些，但没有太大的把握。写到二十页时他发现这个故事失焦了，白痴们虽然很有趣，虽然伤感、神秘，但不构成一种持久的动力，最难办的是每个白痴看上去都差不多。

照周劭的说法是：在任何一部头脑正常的作品中，白痴都是独一无二的，余下的人都在他的阴影笼罩下。周劭举了《喧哗与骚动》为例，又对比了电影《阿甘正传》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指出像端木云那样一口气写二十个白痴，不成立。

天凉后，写作变得容易，生活简单，不需要多想什么。端木云到上海之后，既没有交到新友，亦无旧交可以联系，有时想起沉铃，但又不好意思频繁打搅她，过去长久在电话里谈论小说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他恢复了深夜散步的习惯，常常走出去很远。那是一九九〇年代末，像他这样深夜在街上乱走的人很可能会被一群穿制服的巡逻队员拦住，如果掏不出证件就会遇到麻烦。然而，他运气不错，一次也没遇到过。

在重庆的时候，他觉得街道是立体的迷宫，一条街道可以翻转着穿过自身，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一条街道也可以消失在隧道深处，像到达了世界尽头，而上海的街道全都在平面上展开，窄窄的，靠得很近，发出一些无人能懂的低语，行走在这里的人们像是踏过一张巨大的地图。寒流来时他惊悚地发现所有的悬铃木都落下了叶子，松脆地铺满街道，被路灯照着，整夜。

有一天他感冒了，没去药店上班。下午，他在窗台前站着，眺望住宅区边巨大的垃圾场，被风吹着，翻滚着无数白色的泡沫塑料，有几个拾荒人在其中走动，带着他们的孩子。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女人，也走到垃圾场，站在那里经受着风吹，似乎在寻找什么。端木云认出她佝偻着的体态，下去一看，果然是玄雨。

玄雨说，我问了沉铃才知道你住这片，但找不到门牌，然后就看见你出现在我眼前。端木云便问她，从哪里来，住在哪里，来办什么事。端木云说，你真的是来上海闲逛吗？玄雨说没错，她已经辞职了，到处逛，目前在上海等一个朋友，已经一个星期。端木云不语。玄雨问：难道你不想知道我在等谁吗，我在等沉铃。端木云很不适应她讲话的方式，同时也很惊讶，问说沉铃为什么会来上海。玄雨说：显然你又不知道了，她的杂志社忽然换了一位领导，现任这位和她很合不来，也不怎么懂文学，她决定到上海来发展，可是上面不放人，迟迟批不下来。端木云说，她如果真不想做了，应该撂下手头的一切立刻走。玄雨说：她和咱们还是不太一样，她有人事档案跟着，如果撂下一切，工龄和职称就全没了。

端木云低头想事，后来发现，玄雨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他注意到她左脚皮鞋的鞋尖已经磨损，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竟然穿着白大褂，以及蛀坏了的毛衣。她说：你视力不错，那么远就看见了我。他说：不，是你的样子比较好认，那一刻我正在注意你，然后发现是你，这就像闪电恰恰劈中了你凝视着的某个物体。

玄雨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离得不远，端木云请她简单地吃了顿晚饭，随后送她过去。玄雨说，我真的跑了很远的路，简直可以说是穿过了一个夏天，来到上海。进房间后，端木云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茨维塔耶娃诗集，觉得不像是好兆头，拿起来翻了几页。旅馆紧靠着贫民区，隔条小街对面就是工地，传来夯土和搅拌水泥的巨响，即便关紧门窗，正常的讲话声仍然听不太清。假如谈文学，十分钟后就觉得嗓子冒烟。玄雨说，正因如此，房费很便宜，并且零点之后会歇工，直至次日上午。他问：你能在这里待多久。玄雨说：我把前几年所有的积蓄都带了出来，可以在这家旅馆里住半年，但也许过几天就走。端木云问：找工作吗？玄雨说：不。

端木云陪她在旅馆里坐了一会儿，终究不方便坐到零点，便起身告辞。她送到门口，他转身叮嘱：如果住久了，不如干脆租个房子，去办张暂住证，三证齐全之前不要深夜乱窜，小心被遣送出去。玄雨问：哪三证？他说，应该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玄雨笑着说：难道我这副样子已经惨得够去遣送站了吗？他想了想，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之所以关心这个，是因为正在写一篇关于深夜查证的小说，至于查证以后会如何，一概不知。

实际上，就连端木云自己都没有务工证。赵明明的“分公司”是他们自我设定的机构名称，其实只是康孚龙公司的办事处。按照规定，办事处没有经营权，因为不在本地交税。赵明明那张破旧的办公桌没法为任何员工开出务工证明，他也绝不愿意去工商局和社保局走一趟，那等于自投罗网。

康孚龙销量暴增，赵明明在各处药店安排了促销员，总共五十来人，都穿白大褂，假装是医生。周劭被调到普陀区的另一家药房，地处闹市，生意兴隆。周劭在十一月份狂赚了五千元，十分得意。在办事处的黑板上，他的名字高居销售排行榜首，端木云则排在三十多位，这个座次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有一天开会，端木云说：我这里的顾客都还挺信任我的，如果再多给几个月时间，我能把业务做上去。赵明明说：再过两个月就是春节了，你以为保健品市场能挺过春节吗？端木云反问道：春节难道就不痛了吗？赵明明很不喜欢别人反问他，捧着头说：春节之后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人来做上海市场，我要的是当季销量！

赵的助手叫阎丽，是个沉默的女人，有两条粗硬的抬头纹，年纪轻轻就显得苍老。照周劭的说法，阎可能是赵的女朋友，或性伴侣，两人一起从广西总部来到上海。打拼世界，没有这种关系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有这种关系也未必。阎丽的工作，起初是巡查各个店面，后来办事处招聘了一批外地来沪的低学历女孩，阎丽成了她们的主管。

这批女孩什么都干不了，相貌丑陋，笨手笨脚，听不懂上海话，讲不来普通话，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拎着康孚龙礼品袋，穿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服装（可能属于白族，更像是戏曲服装店里的二手货），排成一条长队在街上走。她们成为廉价的活人广告，在国外，叫作“汉堡包人”，在这里，周劭叫她们“糖葫芦女孩”。根据总部的策划方案，康孚龙擦剂又多了一个卖点：经过现代医学改良的少数民族秘方，并暗示它和白药有着同出一宗的关系。

糖葫芦女孩们每天在街上走十二个小时，上下班高峰是她们必须出现的时间，至于白天，尽管街上的人没那么多，但闲着也是闲着，可以走走停停，可以站在闹市口看看风景，由带队的女孩掌握节奏。唯一禁止的是说话，绝对不许说话，绝对不能交谈，因为她们只要一开口就会露馅，与那身民族服装没有半毛钱关系。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赵明明不得不为这些女孩找了一个住处，上海最常见的狭小的两室户，每间屋子里塞七八个女孩。有了宿舍，就可以统一管理。事实上赵明明的办公室也就在她们对面楼里，两室一厅的民宅，里面堆满货，他的床和办公桌就在货堆中间。

赵明明常找周劭出主意。周劭有姑妈撑腰，本地多多少少认识些人，并且他那一阵子对营销很感兴趣，不满足于赚钱，还阅读各类营销教材，和赵谈得来。端木云对这些东西全无兴趣，只想把糖葫芦女孩们写进小说里。周劭告诉他：赵明明很坏，他骗那些女孩说三个月试用期，然后就可以转正，在分公司坐班，这样，赵明明在八百元月薪上还打了个七折，试用期工资标准。端木云说，三个月之后，这王八蛋就回去过春节了，春节之后，天一暖和，康孚龙也就不需要促销了。周劭说：正是这样。

有一天，一个叫吕莎莎的糖葫芦女孩失踪了。尽管她的名字好听，但很可惜，她是最丑的。这些处境糟糕的女孩们常常会失去耐心，来来走走并不奇怪，但吕莎莎的行李箱还在宿舍里，一直没人来拿。阎丽追问下去，女孩们都不知道吕莎莎的去向，也不关心，反而有人抱怨吕莎莎有盗窃的嫌疑。隔天上午，吕莎莎的电话打到赵明明办公室，恰好周劭和端木云在结算工资，赵明明开了个免提，只听电话机里传来一片哭喊，吕莎莎说她半夜买方便面遇到了查证的，她没带证，现已被送到了另一座城市的收容站，离上海有一百多公里。赵明明问，你挨打了吗。吕莎莎说，没有。赵明明又问，钱被人抢了吗。吕莎莎说，也没有，但身上的钱到这儿就不够用了，打长途很贵。赵明明问，可是你打电话找我有什么用，我能跑一百多公里把你领出来吗。吕莎莎说，你是我的老板啊，你把我保出去，或者开张证明，证明我是有身份有住所有工作的人。赵明明捧着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电话机里传来更凄厉的哭声，吕莎莎说赵总救救我吧，我不想待在这里。赵明明又问，你在挨打吗。吕莎莎说我没挨打但是我害怕啊。几个人发呆，仿佛用收音机在听电影里的某段情节，那声音又未免过于真实，完全没有戏剧表演的逻辑。后来，赵明明叹息说：我建议你还是找爸爸妈妈吧，哪怕一千公里，他们也应该把你领出来。接着，电话断了。赵明明一把撸了桌上的报表，说：定宿舍纪律，女孩们夜里不准出门。阎丽摇头，拍他肩膀说：五百块月薪不可能把任何人关在屋子里，五百块啊，经理。

周劭和端木云走出办事处，下楼，糖葫芦女孩们正列队从对面走来。领队的女孩与周劭相熟，两人打招呼，周劭把她们拉到一边，讲了吕莎莎的事情。糖葫芦女孩们害怕起来，只有领队的女孩显得桀骜，嗤笑道：赵明明是个阳痿。周劭和端木云对望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一群丑陋、贫穷、无知的女孩面前怎么继续讨论阳痿的问题。领队的女孩拿过周劭手里的香烟抽了一口，那模样肆无忌惮。她说：这可不是编故事，是总部押货的人告诉我的，赵明明把康孚龙涂在了鸡鸡上，阳痿！

难得在上海遇到朋友，端木云经常去小旅馆找玄雨，谈文学，或是谈他们共同的文学朋友。需要补充一点是，他已经不再和周劭讨论这些事情，后者一谈到大学文学社就会无可救药地想起辛未来，再者，在端木云看来，周劭的文学观浅薄而天真。然而文学需要讨论，需要在沉默中获得一点声音，这让他想起《等待戈多》。

有一天谈起李东白和小川，玄雨说，李东白一直没正经工作，去了广州，那是个有意思的城市，他最近发表的小说讲几个在南方城市瞎混一气的年轻人，写到摇滚乐队、嗑药、性，一副活不过世纪末的样子。端木云说，有趣，他还在写长篇吗。玄雨说，新锐作家当然要写，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种闪闪发亮的蛮横，你要学学他。问到单小川，玄雨说，现在发现小川挺可爱的，听说要去做乡村教师，山区支教，可是我和沉铃都认为，他应该去大城市开开眼界，他写得太土了。端木云记得，她在重庆的时候，对小川的评价恰恰是反过来的，人傻，小说写得好。这说明文学青年没什么确定的看法，连他们自己也不记得曾经说过的话。当然，土是一种贬称，可是怎么把小说写得洋气，端木云也想不出来，他所能想到的就是像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一样写，但这和土洋并没有必然关系。他问玄雨写什么，她回答说，幻想小说，弗兰肯斯坦那种的。

吃饭时，玄雨跑到便利店门口，给沉铃打电话，两人聊了十几分钟，端木云站在一边不语。玄雨把听筒交给他，沉铃在电话那边快乐地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挂了电话之后，玄雨说，她来不了了。端木云问，为什么。玄雨说，她男朋友是个小干部，不同意她来上海谋生。两人散步时，玄雨感觉到了端木云的困惑，便问：你莫非不知道她有男朋友？端木云说，确实从来没谈起过，但我感觉她应该有吧。玄雨说，实际上，那是她的未婚夫啊。

次日中午，玄雨出现在药店里，外面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店里顾客不多，端木云穿着白大褂在柜台里面接待了她。玄雨说，文艺青年穿这身衣服特别有感觉。端木云问，像医生？玄雨说，不，像怪异的病人。这时，糖葫芦女孩们恰恰列队从马路上走过，打着黑伞，拎着礼品袋。端木云告诉她，这些是我们公司的女孩，我们打扮成这样仅仅是为了骗点钱。玄雨开心地说，骗钱也是好的，这个世界容纳你存在的证据，就是它允许你心安理得地骗一点小钱。

这天下午，细雨不停，玄雨要去华师大见一个朋友，让他晚上不要去旅馆找她，随后，她跑进雨中，跳上一辆靠站的公共汽车。关于怪异的问题——端木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想到那些曾经认识的文艺青年，从世俗意义上说，大部分都怪异。其中也有不那么怪异的，从文学意义上说，反而最为怪异。总之，他为自己不那么怪异而惭愧，他为自己来到上海仅仅是出于谋生而从未有心情体会这座城市而感到困惑，他想到沉铃如果来到这里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在他印象中她始终与重庆那起伏倾斜的道路联系在一起，就像他自己始终被绑在傻子镇的某一根电线杆下面。这些顽固的印象，像无意中听到的咒语，既不知道它指向什么，也不能忘记它的存在。就这样，他昏昏沉沉度过了下午，一单生意都没做成，天黑后他不打算再加班，脱了白大褂想离开，玄雨又出现在药店，问说，能不能看看你写的小说？端木云说，稿子在我的住处，得回去拿。玄雨说，我听沉铃说过，你俩打长途电话讨论小说。端木云随口说，是啊，她这么和作者聊天得花掉多少电话费。玄雨说，她是个很自负的编辑，她并不和所有人讨论小说。

端木云梦见他姐姐站在傻子镇的桥上，傻子镇朦朦胧胧看不清轮廓，似乎是黄昏，似乎隔了一层雾。

后来他醒过来，想起夏天时返乡的情景。他坐长途汽车到达安徽，在县城的店铺里见到了他姐姐，她绑着一条肮脏的碎花围裙在小饭馆门口煮蛋，抽着烟。这时候，到处都在下雨，店里冷冷清清。他姐姐漠然地看了他一眼，告诉他强子不在，回傻子镇去了。那个镇只有外乡人才会称它傻子镇，他姐姐嫁过去四年，仍然像个外乡人。

端木云踱进店里，找到一块早晨的烧饼，啃了一口，坐在他姐姐身边。慢慢地，曾经熟悉的姐弟情谊又返流回来了。姐姐问他，是不是就这么回家乡了呢。端木云说，不，打算出去开开眼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姐姐说，是应该出去，县里很多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

两人搭了一辆农用三轮到傻子镇上，雨下大了，他姐姐停在镇口的小桥上，又抽了根烟才走进去。

傻子镇的人口也在减少，很多正常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傻子和老弱妇孺。傻子的比例大大增加，但这只是统计学上的意义，用肉眼观察不出来。傻子们还在街边坐着，或者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缓慢行走，左晃右晃的。以往下雨的时候会有老人像收衣服一样收回各家的傻子，但这一天怪了，很多傻子在雨中走着，那样子不寻常，雨会使很多傻子焦虑，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这里河汊密布，两条小河紧贴着小镇流过，一公里之外是大河，可以开过货运轮船，十公里外的丘陵深处有一座水库，拦起铁丝网，不给人靠近。端木云注意到河水已经溢出河床，由于镇边开了几家小化工厂，水质很差，漂着各种秽物，像工业城市中的河流。傻子们像是在一个寂静的大工厂里徘徊，在铅灰色的天空下仰头听着远方的雷声，这情形看起来不妙。

当晚端木云住在他姐姐家里，一大家子人围着吃饭，强子默然不语，帮小五子收拾着掉在饭桌上的米粒。他姐姐冷眼看着。小五子说，要发大水了，要发大水了，党员去河堤了。小五子衰老得厉害，额头横着皱纹，嘴角挂着皱纹，神情是稚气的，嘟嘟哝哝的语气又像个巫师。端木云想，我以为小五子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变成一个正常人呢，但他终究是停留在了某个阶段，再也不能往前跨出一步。

这天晚上，他带有炫耀性质地拿出了文学刊物，上面有他发表的小说，写到了姐姐。小说不长，她姐姐抽着烟，仔细地读着，甚至注意到了责任编辑的名字叫沉铃。最后，她沉默地合上了杂志，又抽了一口烟，对他说，你写到的我好奇怪，我是这样的吗？端木云心慌起来，忙说，这是文学处理，不代表这个人物就是你。姐姐说，你给我看的意思，难道不就是告诉我，这是我吗？端木云无法回答，他说也许是我没写好吧，你不要生气。姐姐问，写小说有前途吗。端木云回答说，以前是挺不错的，可以出名，做个宣传干部之类的，现在没什么人关心了，很多作家都做生意去了。姐姐又点了根烟，久久看着他，翻开杂志再次阅读，最后说，不要紧，你就这么写下去吧，我相信你。天太晚了，她打了个呵欠站起来，让他去睡觉，不要深更半夜发呆。

第二天早上，河水漫进了小镇，到处都是腐臭的气味。端木云睡在楼上，打开窗只看见满街乱窜的傻子和正常人。有些傻子害怕，有些开心，有些在水里蹲着做出游泳的姿势，有些呆呆地站着。总之，像个奇怪的儿童乐园。镇上开始组织撤离。过去很安静的傻子们现在成了最大的累赘，但人们还是很有责任心，他们并没有放弃傻子（也许有人放弃，从概率角度，可以忽略），他们搭着各种可用的交通工具涉水而行，载着傻子们到县城去。

强子家的人坐在一辆农用三轮上，端木云和他姐姐不放心父母，找了一辆人力三轮，他骑着，载着他姐姐往村里去。这时，小五子站在农用三轮后面，大喊起来：端木芳，端木芳。强子不耐烦，扇了他一巴掌。

端木云踩着三轮，感到诧异，回头问他姐姐：这傻子在喊你？

他姐姐说：是的。

端木云说：他竟然知道你的名字。

他姐姐说：他还不算很傻。

端木云说：被傻子喊名字是件不吉利的事情啊。

他姐姐说：乱讲，被疯子喊名字才不吉利，傻子不算的。

两人冒雨回到村里。村庄地势较高，目前还没进水，但是菜地损失惨重。两人把父母拉到三轮车上，抄近路来到了县城，见强子一家都在店铺里蜷缩着看电视，他们走进去，强子家的人支支吾吾打了个招呼。

这天夜里，端木家的人睡在楼下，强子家的人睡在楼上，雨下个不停。端木云陪他姐姐到屋檐下抽烟，烟头明灭，沉默了很久，他才问：你和强子，最近是不是闹矛盾了。他姐姐说：是的，他想生小孩，但我不想，家里有小五子这么一个傻子已经够了。端木云说：他们家的傻子算是少的。她姐姐说：这种事情靠猜是猜不来的。端木云问：你可以离婚吗？他姐姐说：我会被强子的爸爸打死的。端木云抬头看看楼上，想不起那老头的模样，强子家的人都很没有存在感。他姐姐说：我公公年轻时候是人武部的，手很狠，你看不出来。

后来他姐姐讲起了那个尽人皆知的案子：多年前，傻子镇的两个半大孩子把几个小傻子骗到了河边，也是夏天发大水的季节，但水势没这么大。出于恶作剧，半大孩子让小傻子们下河，他们下去了，淹死了一个十岁的。那群小傻子中间就有小五子，你知道的，小五子当时已经快二十岁，他不小，是个成年傻子。等到警察来查案时，两个半大孩子坚称是小五子诱骗那些小傻子下河。警察当然不信，智障是不会骗人的，于是他们去问小五子，小五子当然是智障，他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两个半大孩子未成年，无法判罪，赔了死者家里一笔钱也就结案了。可是那两人说，出主意的时候，小五子是同谋，站在河滩招呼小傻子们下水的人就是小五子。小五子为什么要这么干，是因为他们答应带他出去玩。由于没有目击证人，警察只能去问那些没淹死的小傻子，可惜那些人年龄太小，而且都傻得太厉害，什么都说不清楚。

端木云说：小五子是诱鸟。

他姐姐说：不，那不是诱鸟，而是同谋。小五子会骗人，会迎合别人的想法，会刻意讨好某个人。你以为他很天真，可他其实是个成年傻子。

端木云问：成年傻子不应该天真吗？

他姐姐扔了烟蒂，说：如果你和傻子生活过就知道了。端木云还想再问下去，他姐姐却不肯再说，摇摇头走回了饭馆。他们的父母躺在桌子上，都没有睡着，坐起来看着姐弟俩，那目光惶惑不已。

水退以后，他们又回到了镇上。人们开始打扫街道，有一个傻子触电死了，邻镇一辆农用三轮开到了河里，淹死了两个不傻的。端木云在县城和小镇之间兜兜转转，又去山上的水库边探亲访友，到八月份他决定告别家乡，提着旅行袋去上海。他姐姐送他到县城的车站上，离邮局不远。端木云忽然想起他姐姐曾经有一个初恋男友，是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就分配在邮局。他开玩笑问：那个好像叫黄定源的人，现在还在邮局工作吗？他姐姐愣了好一会儿，问说：你怎么会问起这个人。端木云指指邮局。他姐姐追问道：你对黄定源记忆那么深刻吗？端木云说：除了强子以外，他是你唯一谈过的男朋友嘛。他姐姐说：那个黄定源，和你很像。端木云说：怎么会像我，简直奇怪。他姐姐说：就是那种气质很像。

端木云坚持说：不，不可能像，这世界上没有人和我像，我不要在某个人身上照见我自己。他姐姐就说：好吧好吧，啰唆。

他姐姐一直在抽烟。在他上车之前，她说，本来想和强子去南方做生意的，但因为小五子——这个傻子已经变得像他们的儿子一样，无法甩下他。端木云说，带个傻子没法弄啊。他姐姐说，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法弄。过后，她姐姐又说，我不是讨厌小五子，我是害怕，他天天在我身边我总是怀疑自己的小孩也会像他一样，这个担忧，即使我们去了南方，也还是存在。端木云说，怎么办呢。他姐姐喷了一口烟说，我烦死了。他无法安慰她，登上了汽车。他姐姐随意地挥了挥手，向回走。

他明白这是一次重要的告别，可是那形式却是如此轻飘。他还不太知道，重要的告别往往如此，一头奔向死亡，一头奔向了无生趣的荒原，往往找不到更好的形式。他贴着车窗看到姐姐的背影：高中毕业，曾经很爱读言情小说，如今被枯燥的劳动折磨得壮硕变形，紧裹着廉价的水洗牛仔裤一边抽烟一边走路。他知道自己在某个地方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命运安排错了，这使得他无话可说。后来，他仍然会梦见这一场面，在现实中未曾告别的告别将一次次地透过梦境向他反复提出质疑，一次次揭示，一次次掩埋。

后来，他把这篇关于傻子与少年们共谋杀人的小说拿出来给玄雨看。玄雨说，你爱写白痴，你写了一个白痴电影院，又写了一个白痴杀人，白痴既像天使又像魔鬼。端木云说，我仅仅是写白痴，不是写寓言。玄雨说，挥之不去的白痴意象，白痴隐喻，白痴现实，你被这个念头攫住了吗？

两人在小旅馆里吃零食，抽烟，听外面工地上传来的巨响，聊着小说。有一天下午，她说想去他的住处看看。他带她过去，经过垃圾场，来到那间小屋子里。她靠在窗口，看到窗台上插满烟蒂的可乐罐子。她说你就是在这里望见我的吗。端木云说，是的。然后她问，你不是双性恋吧。端木云说，我不是。她说你这屋子里住着另一个男的。端木云说，我不是，他也不是。玄雨说，有人讲过我像男人。

她身材相对一般女孩更高大些，骨架也宽，主要是她的单眼皮，看上去凌厉凶狠。端木云问，能否和她做爱。玄雨瞟了他一眼，反问道，检验我像不像男人吗？端木云说，不存在，倒是想通过躯壳触摸到人的灵魂，假如你也有同样的想法的话。两人回到小旅馆，玄雨脱了衣服，她有点瘦，皮肤是小麦色的，露出腹部一条十公分长的刀疤。她解释说，这是手术留下的，车祸，把我的脾脏摘除了。她问端木云，你身上应该没有任何伤疤吧？端木云问，这是一种修辞吗？玄雨说，也是所指，也是能指。此后，他们在工地的巨响中做爱，她又问，触摸到灵魂了吗？端木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我已经两年没有性生活了，你呢？端木云撒谎说，几乎差不多。结束以后，她像个疲倦的男人一样睡着了一会儿，鼻子里偶尔发出一声哼哼，一点不可爱，像在梦里冷笑。端木云找到了半袋花生仁，披着棉衣坐在椅子上看她阴郁地睡去，同时吃着花生仁。他想到这一年里两次性生活都是在小旅馆里发生的，就连房间的布局都近似，想到刚才工地上打夯的节奏和他们做爱的节奏一致，就像在大学宿舍里他们把性交直接比喻成打夯，这种修辞法令他心碎。

一个小时后，玄雨醒了，问是几点钟。端木云坐着没动，说，快天黑了。玄雨说，和你做爱感觉太糟了，你的灵魂一塌糊涂。端木云说，我他妈的自己也感觉到了，是的，一塌糊涂，就像关节炎患者在梦里还能感受到的疼。玄雨说，但不妨碍我们出去吃顿饭，走吧。吃饭时，玄雨忽然提起了沉铃，说沉铃长得温婉美丽，而自己的样子太坚硬，没有什么男人喜欢。那语气既不遗憾也不妒忌，只是说出一个事实。端木云说，我看不出你内心是否坚硬。玄雨说，我认为人的内心是形式，而外表是内核，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端木云说，成立是成立，但应该没那么简单。玄雨走到电话亭边，又给远在四川的沉铃打了个电话，但这回没打通。夜幕落下，两人告别，端木云独自走回去睡觉。

另一篇小说是关于水库的，夏天，大水退去之后，端木云到丘陵深处去，途中遭遇一场豪雨，衣裤皆被淋湿，伞也歪了，但他还是坚持着走到了山上。他喜欢这一带的风景，水库是一片处于丘陵中的湖泊，冷不丁看过去，像图片上的西藏风景，高原上的羊卓雍措。当然，还不至于美成那样。

根据他父亲的口述，他的祖父是在一九六三年死于此处，当时县里挖水库，征调了大约两千个农民。饥荒的恐怖阴影尚未褪去，人们原以为在水库建设中可以混得一顿饱饭，但事实上工程出乎意料的繁重，牛和骡马早已在前几年被屠戮殆尽，全靠人力支撑。工期延误，县长带了武装民兵过来压阵，用鞭子抽打农民。这使得从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倍感惊恐，乃至有人告到省里，不久工作组下来，撤了县长（此人在一九六六年的运动中被造反派殴打致死）。至于农民死亡的数字，没有统计清楚，但“鞭打群众”这四个字确实是留在了县志中。

他父亲事先叮嘱说，你不要接近水库，远远看一眼吧，你爷爷是死在水库里的，不过山道上还有一个小破庙，曾在那里停丧，可以去烧一炷香。

端木云走到山中，雨停后，携带的一卷棒头香全都不能用了，扔在了草丛里。经过一个自然村，他到村里找到一位表叔公，让其指了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刻钟，山路湿滑，他看到了在阴沉的云下静止如镜的水库，那里什么都没有。

他从水库下来以后，又回到村上，问他表叔公，那座曾经停丧的庙在哪里。表叔公说，就在后面那座山脚下。雨又下了起来，但不大，表叔公给了端木云一顶斗笠，两人穿过一片竹林，雨声簌簌，竹叶像是被无数人的衣角擦响。穿过竹林，他看到了庙，实际上是一间坍塌了三分之二的房子，依稀能看到一个院子的痕迹。荒草长得很高，开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端木云打了个寒噤，问表叔公这里供奉的是什么神仙，表叔公说这里供奉的是一个花神，但从来没有塑像，是座清庙。

端木云问，花神是谁。

表叔公说，不知道，花神很多啊，每一种花都有一个神，还有一个总花神，加起来数量不得了，总之不是佛寺也不是道观，那些地方是不能停丧的。很多年以前，这里供的是个凶神，可是过去得太久了，大概有几百年了，大家也忘记是什么凶神了。

端木云说，有意思，要是有机会我去查查县志。

两人随口聊着，走到一处花岗石铺成的小平台上，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空缺，长满了草，像个小花坛。表叔公说，这是一口井，淤了，井栏也没了，当年你爷爷抬到这里时，就是躺在这儿的。端木云避开了青苔，蹲在平台边看了一会儿，一切都很安静，没有异常。表叔公说，你爷爷是被人武部的人打死的，一枪穿透后背。端木云说不对啊，我爸说爷爷是累死的。表叔公说，不是的，当年挖水库鞭打农民，有人吐血死在工地上了，你爷爷曾经是大队干部，他带着几个人要去市里告状，如果市里不管他就去省里，他们连夜逃亡，可是五原村的赵贵升出卖了他，镇长带着人武部追上去，那天晚上月亮太好了，什么都看得清楚，他们在路上走，民兵没警告就放枪，一颗子弹打中你爷爷，另一颗打中了梁大河，其他人逃散了，你爷爷在地上爬了一会儿，民兵赶上去一看，他和梁大河都死了。端木云觉得不可思议，问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表叔公说，怎么好说，县长和镇长是去世了，人武部的人至今都还在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强子的爸，你姐嫁过去的时候，你爸还在嘀咕说那一枪不知道是谁开的，你回到镇上切记什么都不要说。

端木云回忆着强子的父亲，那是个寡言而严肃的老头，一半农民，一半干部，带着明显的落魄感，不醒目，但确实阴鸷。他恰恰就像一杆撂在墙角生锈的步枪。他问表叔公，那么打死我爷爷的那一枪，难道是强子的爸爸开的？表叔公说，没人能说清了，三十多年过去了，谁会承认自己杀过人呢。端木云心想，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我家人看见强子家人，总是有点不太自在。

巧合的是他离开县城时，长途汽车停在渡口等候轮渡。他下车买了一把枣子，吃了几口，坐在水泥墩子上看风景，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座庙，破旧低矮。多年来他往返于渡口，不记得有这么一座建筑，便站起来看。那卖枣子的女人说，是个花神庙。端木云问，什么时候造的。卖枣子的女人说，原先就有啊，原先这里是一排围墙，还有几棵大树，上个月围墙拆了，树拔了。端木云说，水库附近也有花神庙，但说不清供的是什么花神，你晓得吗。卖枣子的女人说，我也不晓得。端木云想起表叔公说过的凶神，便走了过去，殿前没有匾额楹联之类的东西，门锁着，他上了台阶，透过门缝向殿内张望，里面黑魆魆一片，勉强能看清放了一张旧八仙桌，似乎没有供奉任何偶像。卖枣子的女人说，这个庙很邪，你不要去张望。端木云回过头想追问，这时渡轮来了，长途汽车按喇叭让他返回，他不得不离开了那里。

在这篇小说里，他写到了大量的风景，从丘陵到河道，并延伸到江边的渡口，情节模糊，从一些人的嘴里讲出来，随即被白描式的文字掩盖。玄雨看了之后说，写得冷静，但节奏不好，过于单一。端木云说，事实上我只想写一种死亡，被命运压制，透过三十年后的风景呈现，像一张明信片，正面是照片，背面是一些模糊的文字。玄雨认为，那些作家们解释说小说主要应该展现命运，可是，大师们都不会仅仅讨论命运，那至少是怯懦的，未战先败，命运既无逻辑也无人性。端木云说，请举个例子。玄雨说，不胜枚举，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变形记和等待戈多，都不仅仅是命运，炫耀命运的都是一些当代的畅销书作家，或者说，越是展现命运的人越是对命运理解有限。

可是花神和凶神指的是什么？端木云说，看起来是象征，其实是隐喻，类似梅尔维尔的白鲸，但就连我也没搞清凶神和花神之间有什么关联。玄雨说，肯定有玄机，你这篇小说唯一有趣的是这个，而不是死亡和命运，说实话，你对题材的把握能力远远比不上李东白。

此后一个星期，端木云仍然去找玄雨，不再做爱，只谈谈文学。有一次她又谈起李东白，继续赞誉，对端木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车祸，心想，我是完蛋了，做爱和文学都搞得像刑罚一样。玄雨望着他，似乎是看穿了他，说：你这个郁郁寡欢的样子太让人不爽了。端木云说，你又说拧着的作家是伟大的，到底该怎样？玄雨说我只是提醒你本人开心点，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了？

同一时间上，周劭和糖葫芦女孩中的领队谈了一次短暂的恋爱，有一天端木云回到住处，看见那姑娘一个人坐在周劭的床上，翻看着vcd碟片。端木云问她，叫什么名字。那姑娘翻着白眼说，叫刘嘉玲。端木云嫌她不好好说话，不再搭讪，走到阳台上抽烟。过了一会儿，那姑娘说：叫刘玲玲。他想起了沉铃，仍不说话，隔着窗户阴郁地看着姑娘，等了很久，周劭并不回来。刘玲玲也不走，终于将碟片翻看完毕，问端木：我听周劭说，你会写小说，是个作家。端木云说：谈不上作家，还是个新手。刘玲玲说：我见过作家，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女作家在签名卖书，和我差不多大，我走上前问她，愿不愿意写我的故事，可是她并没有理我，让我去买书、排队，她非常傲慢，是个漂亮的女作家，写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端木云不语。刘玲玲继续说：我想讲的是我流浪四方的故事，我遇到过很坏的男人，简直把我气死，我还差点为一个男人自杀过，这些故事说起来很精彩，我交到一个男朋友，就会把前男友的故事讲给他听，等到分手了，他变成前男友，也就变成了故事，这样我的故事就越攒越多，讲不完，从短篇小说变成中篇小说又变成长篇小说。端木云点头说，这确为人生悟道的方式之一，可他一点也不想知道刘玲玲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男人，只敷衍说：你们那边的女孩子名字都是这个格式，上次有一个叫吕莎莎。刘玲玲说：对啊，还有许萌萌，邹晶晶，还有他妈的赵明明。端木云说：我管这个叫abb格式。刘玲玲问：你会给小说里的人物起什么名字，如果叫刘玲玲，会不会很平庸？端木云说：名字啥也代表不了，有时候，我情愿用绰号，或者化名，或者称谓，哥哥姐姐之类的，那都会产生意义，唯独名字是虚无的，有时候为了呈现这种虚无，我可能会给很重要的角色取一个平庸的名字，为的是让他加速溶解在语言的意义中。刘玲玲抱着膝盖，思索着他的话，显然不是很懂，同时努力点了几下头。

这天晚上，端木云遇到周劭，说起刘玲玲的事情，周劭面带嘲弄式的微笑，但看不出他是嘲笑刘玲玲抑或自嘲，总之那表情不善。聊了一会儿，端木云问他有没有睡过刘玲玲。周劭摇头说：她长得不好看啊，而且太爱讲话。端木云就问：和一个肉体感觉相排斥的姑娘在一起，却有一种做爱的冲动，是怎么回事。周劭说：我不知道，别指望我说出刘玲玲的事儿，我和她啥事儿都没有，已经分手了。端木云形容道，像用手指抚摸刀锋，尽可能不被划伤，体会到铁的锋利。

有时候，静下来，他猜想玄雨什么时候会离开上海，离开破旧的小旅馆，从那个怪异的形象中脱身出来。他也曾梦见她，居然和糖葫芦女孩们一起走在街道上，沉默而无意义的循环。另一次他梦见自己和玄雨在街上走，被一群执法队员拦住，先是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接着他们俩带着整队的糖葫芦女孩狂奔起来，环绕着某一幢建筑，执法队员们像梦游似的在身后追击，他在梦里极度恐惧他们会醒悟，返身，堵住去路。这个梦醒来之后他想可能是末日电影看得太多了，又猜想自己和玄雨做爱的时候犹如末日告别，他担心有一天梦见自己凌空于高处看到那做爱的场面，看到那间封闭的小房间之外游走着僵尸或执法队员。然而，梦里什么都可能发生。

有一天闲逛，玄雨临时起意说要去锦江乐园坐摩天轮。两人坐了无轨电车，又换地铁，到达市区以南的混乱地带，周围很多工地，大部分住宅小区都是仿欧式建筑。两人望见远处的摩天轮，却在施工的道路上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到那里。这种时候，玄雨变得焦虑起来，端木云去问路人，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把他们领到了锦江乐园门口。玄雨又高兴起来，决定不去坐摩天轮，而是玩一玩恐怖屋，然而那条黑暗通道里尽是些声光电的人偶，并不恐怖，两人最后还是坐到了摩天轮上，端木云觉得很不好玩，玄雨问他：坐过摩天轮吗？他回答说：没有，看见缓慢转动的东西有一种奇怪的障碍症，例如时钟，例如摩天轮，会忍不住一直看它，浪费了好多时间。玄雨问：除此还有什么是缓慢转动的？答曰：手表。再问下去，他答不上来了。玄雨笑了起来：还有一种是地球啊笨蛋，缓慢转动的、浪费你时间的，恰恰是时间本身。

摩天轮升到高处时，他们靠在窗口，看着远处。玄雨又问他：对你来说，上海是个什么地方？端木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上海这座城市对他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于是只能说：是一个落脚的地方。玄雨说：你想在这里找份体面的工作，到浦东的甲a级写字楼里去做白领吗？端木云说：可能不行，不是客观条件不行，而是，看这个样子，命运并没有安排我去干这个，否则我不应该待在药店里假装是专家推销一种效果不明的玩意儿。玄雨说：你真烦，命运强迫症，不要再谈了。端木云说：那应该谈什么？玄雨说：顺着你的思路讲，命运安排你在这里等我，但命运没有安排你爱上我，遗憾。

她讲的话令端木云感到困惑，他仍然看着远处，施工的道路，一些小区，一些楼房，更远处定时开过的轻轨列车，于是冷场，两人在摩天轮里缓慢地升起再落下，仿佛无话可说。最后，玄雨说，我要离开上海去别的地方。端木云发出深深的叹息。

这天下午两人坐地铁回去，在人民广场坐了一会儿，下午的阳光晒着，并不太冷。玄雨说起了一个小镇，那地方大致在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交界处，省道边上，有一条河紧贴着公路向东流。镇很小，不远处似乎是个工厂区，人口多得出奇，各地过来的打工仔麇集于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上海，途中停靠在镇边，现在想起来觉得古怪。端木云问，古怪什么。玄雨说，仿佛是你写的傻子镇，我想再回去看看，可惜我忘记问这个小镇叫什么名字了。端木云说，你如果对傻子镇感兴趣，我倒可以把地址给你。玄雨说，我不想去看你的家乡。

这时有一个乞讨的妇女走过来，手里抱着个婴儿，非常缓慢地蹭到两人脚边跪了下来，像是有人强迫她跪下，然后她微微地弓下腰，幅度很小，又像是在前后打晃，嘴里说着端木云听不太懂的话。端木云刚才买面包，恰好把零钱都花掉了，身上只有整一百的大票，只得看看玄雨。玄雨不想掏钱，两个人屏息凝神看着女乞丐前后打晃，她停了下来，似乎打算站起来，但一秒钟后又改了主意，似乎两人那个僵硬的状态很快就会转换成掏钱的动作，于是她又前后打晃。玄雨被她搞得非常紧张，忽然说，这小孩不是你的。女乞丐停了下来，抬头说，不，小孩是我的。这次端木云完全能听懂她的话了，但不理解她为什么用方言乞讨。玄雨说，你的小孩都是拐卖来的，或者是租来的。女乞丐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孩是我的。玄雨说，不可能，我不相信你会带着自己的小孩在街上乞讨，你打算让他从小学习做乞丐吗，这是犯罪。女乞丐站了起来，说，我怎么带小孩是我的自由啊。玄雨被激怒了，嗤之以鼻，说你居然也配谈自由。女乞丐说，我怎么不配了，请问。这个女人站着，居高临下看着两人。端木云连忙拉玄雨走，女乞丐不依不饶追问端木云：请问你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端木云不耐烦地说：她不是我女朋友。

两人离开了那个座位，把女乞丐撂在原地。玄雨低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们听到身后婴儿的哭声，再回头看时，那女乞丐坐在了长椅上，解开衣服，给婴儿哺乳。端木云说，她真是小孩的亲妈。玄雨呆立了一会儿，说，简直没天理。两人逃出去一段路，端木云反应过来，解释说，刚才并不是故意要否认她是自己女朋友。玄雨摇摇头，那意思是不用再说下去了。端木云拿着一百元买了一包烟，又买了两瓶水，把钱破开了，寻思着要不要回去把零钱给女乞丐，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两人在街边背着风点烟，唏嘘着抽了一口，继续走路。玄雨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不喜欢你的小说。端木云问，为什么。玄雨说，你的小说表面上虚无，但事实上，你并不虚无，你的小说像密闭空间里的毒气，没有风，没有距离，你始终拿着那根小小的煤气管却不理解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伎俩，它不构成你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端木云问，你怎么一下子说这么多？玄雨说：我讨厌你身上和那女乞丐一样的、缺乏信念的悲伤，你的灵魂一塌糊涂。

进入冬季后，雨水过渡为小雪，在同一个季节之内产生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有一天夜里端木云发现远处的工地也沉寂下来，像是忽然停战了，自此之后悄无声息，留下高楼的静默骨架，视觉上像一首二十行现代诗的构成。

端木云不再去找玄雨，白天站在药店里继续推销康孚龙擦剂，夜里写一篇关于垃圾场边的出租屋的短篇小说，有时停下笔，静听远处工地，没有任何动静，只听到街道上汽车开过的沙沙声。他猜想玄雨是否已经离开，又想到两人上一次见面，到底是争吵了呢，还是应该算背道而驰？他也说不明白，只觉得两人不再见面也许更好些。

那个叫刘玲玲的姑娘可能算是升职了，她斜挎着一条绶带，上面印着广告语，站在药店门口发传单。这时已经到了十二月，一年中消费最旺的季节，所有的商家都疯了。每一家店门口几乎都放着录音机，反复呐喊着促销广告。沿着人行道，每隔一段就会有一条横幅拉起，红底黄字，极为醒目。到处都是促销单子，它们从促销员手里分发到行人手里，十秒钟后被弃置在街道上。刘玲玲嫌外面太乱，她走进药店，懒散地踱步，打着哈欠，随意向顾客派送康孚龙宣传单。她问端木云，我是不是像个风尘女子，又搭讪说，你的顾客很多啊，你是怎么做到的。端木云说，因为康孚龙擦剂有疗程，用完了就得再来买。刘玲玲说，这还用你告诉我吗，我是上海办的第一批员工，我跟着赵明明和阎丽从江苏那边过来的，康孚龙是什么药，我比你清楚，我问的是你怎么招徕的顾客。端木云觉得她嚣张得毫无道理，不想理她。刘玲玲叹了口气说，他妈的，要不是我讲话太冲，现在也应该是销售员了。

实际上，端木云在推销时讲的都是真话。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几乎无法治愈，康孚龙擦剂治标不治本，它只能缓解疼痛，然而对病人来说，能够不痛已经是福音。又比如说，康孚龙擦剂的使用方法很笨拙，必须用一块特制的小毡布在患处反复揉擦，比不上某些喷剂方便，但病人对笨拙的方法似乎更信任，产生了一种秘方的幻觉。他把这些讲给刘玲玲听，又解释道：营销书上管这个叫终端拦截。刘玲玲嗤之以鼻说，都是骗术。

有一天阎丽来巡查，看到刘玲玲的样子很生气，让她站到店门口去。外面很冷，阎丽从包里拿出一件少数民族服装，脏兮兮的，袖口和裤脚管镶着花边，让刘玲玲穿上。刘玲玲抗议说，自己如今是促销小姐，没必要穿这身衣服。阎丽说，促销小姐更应该穿，这是企业文化。刘玲玲抱怨说，太薄了，外头很冷。这时阎丽已经走掉了，扔下一句话：不按我说的做，明天就别来了。

刘玲玲穿着这身古怪的衣服，站在店外面，仍然懒散地发着传单，但冷风很快吹得她的头发四散飘起，衣服也呼啦啦的，像旗子。下午下起了雨，她走进来对端木云抱怨说，为什么上海的冬天会下这么冷的雨？端木云说，南方就是这样，湿度高，容易得关节炎。街道上没有行人了，传单洒落一地，浸泡在冰雨中。刘玲玲伸手摸摸端木云的脖子，喊道：我手快冻成冰棍了！好冷啊！

这天下午，周劭提前下班，顺便到药店来找端木云，看见刘玲玲在，拔腿想溜，刘玲玲薅住周劭的衣领，将其拽回店里，又嚷道：我的手冷不冷？那语气欢快，仿佛节日一般。同步有一位老人瘸着腿走进店里，找端木云拿药。端木云从柜台后面取出一个标识不明的包装盒，交到老人手里。等这老人走了，周劭问：这是什么？端木云说：口服的。周劭问：康孚龙什么时候出过口服药？端木云解释说，这老头认识赵明明，他的关节炎非常严重，外用擦剂对他没什么效果，他还是疼，赵向他推荐了康孚龙口服液，定期来拿一瓶。周劭问，贵吗。端木云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周劭更是不解。刘玲玲告诉他们：口服的康孚龙没有药品批文，是江湖郎中的货色，只能偷偷卖。端木云说，管用就行。周劭追问道：为什么要定期拿一瓶？刘玲玲说：因为口服药的毒性大，容易吃出问题，是药三分毒。端木云说：赵明明告诉老人，这口服药有五分毒，但老人似乎也愿意服用。周劭说，我认为这老头不是相信中医，而是相信辩证法。

三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标识的口服药存在风险，注意力转移到街上的糖葫芦女孩身上。那些女孩打着伞，拎着礼品袋，顶着冰雨像戴了脚镣的囚徒缓慢行走。刘玲玲说，天哪，太难看了，我竟然刚刚才发现。周劭说，像白痴。端木云说，像赴死。到傍晚时，周劭先回去了，寒流更甚，雪珠落在外面的雨篷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这伙女孩又出现了，走过药店门口时，冻得瑟瑟发抖。刘玲玲坐在柜台里面，看着外面的情景，讲话声音也不那么大声了，变得十分萎靡。她一直在嘀咕：天哪。

刘玲玲讲了自己的来历，一九九五年春天，她在江浙沪交界处的小镇上打工。端木云立刻想到了玄雨说过的地方，很是惊奇，觉得是一个巧合。刘玲玲说，那里叫铁井镇，是个很偏僻的地方，仅有一条省道经过，另有一条挺宽的河流，用以船运。镇边上有一个工业开发区，当时她就在一家马来西亚华侨开的服装厂里做女工。

刘玲玲是湖北人，高中辍学，家里农村户口，除了外出打工之外别无其他出路。在服装厂里，她说，一切都很平静，女工们住在宿舍里，条件不错，大家轮流打扫卫生，禁止带男人进来，稍微有点像监狱（她没读过大学，不知道学校宿舍也是这样）。比较苦恼的是经常加班，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有一天一个女工倒下了，变成植物人，这是唯一发生的意外，说到底也不是工伤，而是那女工身体状况太差。总之，一切都还好，平静，简单，像密林深处溪流边的树木或石头，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可是那开发区的工厂忽然多了起来，仿佛是同一时间相约崛起在田野上，有些工厂是可怕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几千个工人。过了一个夏天，各地的打工仔都来到了这个开发区，足以覆盖小镇。汽车每一天输入的都是人，人，人。外面变得异常嘈杂，有一天她决定出去逛逛街，到镇上买衣服（和其他打工妹不同，她从不往家里寄钱），几个电子元件厂的打工仔过来和她搭讪，她就做了其中一个人的女朋友。在很多人的世界里，她觉得开心。后来她发现这个打工仔在家乡已经结过婚，就换了一个男朋友，此后接二连三交往男孩，流水线上的日子，她渐渐过不下去了。

她认识赵明明和阎丽是一九九七年的冬天，赵在镇上卖康孚龙，那模样像是卖狗皮膏药的。刘玲玲说，他租了药店的一个位置，假扮医生，阎丽站在店门口的招贴画前面吆喝，还往镇上家家户户塞广告纸。她去买感冒药的时候认识了这俩人，她向他们指出，这开发区全是年轻人，不太需要治关节炎。赵说，镇上有老人。再聊下去，赵明明告诉她，这是在为打入上海市场做准备，这小镇规模不大，可以作为一个街道片区来做营销试验，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就会正式进入上海市场。

小镇确实有很多老人，在刘玲玲看来是一群木乃伊。即便是当地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和打工仔打交道，小镇上的居民讲的都是一种外乡人无法听懂的方言。至于开发区那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全都贫穷、落魄、身世可疑。刘玲玲不想再待在这个鬼地方，熟了以后，她提出想跟赵明明一起来上海，恰好赵也需要人手，康孚龙移师上海时，刘玲玲是市场助理。

端木云问：怎么你会去做糖葫芦女孩？

刘玲玲说：放屁，我是促销组的组长，是总管她们的人，总部发工资给我的；我混得不好主要是我脾气很冲，得罪了阎丽；我还说过赵明明是阳痿。

听完这个故事，端木云若有所思，天黑后，他打着伞去找玄雨，先是在街上滑了一跤，站起来揉着膝盖，发现自己还穿着药店里的白大褂。北风凛冽，夹带着冰雨，他猜想这种天气里玄雨不会去别处。到旅馆门口，抖落雨伞上的水珠，正想上楼，账台的女人制止了他，说你一直找的那姑娘已经退房走了。端木云问，什么时候走的。女人说，前天下午。端木云追问道，她去哪里了，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女人说，她赶火车去了，想必是去外地，没任何东西留下，房间打扫干净了，你不必再上去。说完，这女人指指他脚下，端木云低头看到地砖上踩满了自己的脏鞋印，雨水正从伞尖往下滴落。这时，账台的女人哧哧地笑了起来，把一封信拍在桌板上，那动作像是魔术师亮出一件令人惊奇的道具，极为恶作剧同时也不乏善意地说：她留了一封信给你。端木云讨厌她的样子，但不得不想，我是在她眼皮底下一次次往玄雨房间里钻啊，无论对文学还是性生活来说，她都是一种批判力量。

他猜想着玄雨会给他留什么话，拆开信封，发现里面只有一张便条。她写道：我原谅了你——下次再有其他姑娘愿意和你上床，记得，开心点，不要像死了人似的。这是一句大实话，他想，我他妈的被批判得就像手里这把伞。他立即撕了纸条。

尽管没有玄雨陪着，他还是在雨中散步，打着伞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条街，站在某家餐馆的笼屉前面看了一会儿蒸汽。有一瞬间，他想往火车站走，不过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街上人不少，助动车和自行车经过，远处救护车鸣笛，有人站在街边大声说话。上海是一座天气越恶劣越显热闹的城市，除非人们真正地进入了梦乡（上千万人的梦呓同样飘荡在夜晚，距离地面很近的地方，像夜雾散开又消失）。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中，他产生了幻听，似乎是有人在耳边低语，他感到极度沮丧，想甩开那些声音。后来他走到了一座桥边，看见那里围着很多打伞的人，一个湿漉漉的姑娘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看装束打扮是个外地人。起初他以为她是被雨淋湿，后来听到议论，姑娘是跳河被捞上来了。他听到殉情这个词，它出现在生活中的概率真是太低了，他挤上前看那姑娘，既然是殉情那么男的在哪里？随即听到人们用上海话议论道，男的已经死了，还在河里。人越围越多，把他往前拱，各种伞上的雨水既灌进他的脖子也滴落在姑娘的头顶，然而姑娘没有反应，应该说，她失去了反应的能力。他想：如果你殉情自杀却又独自活了下来，这真是一件尴尬的事，你得坐在死者身边活生生地听着别人批判你，假使你想把死亡进行到底，命运也不会再安排一个人与你同死，你失去了同伴，失去了鼓励，你的自杀变成了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然而自杀绝不可能成为道义上的责任。他看着那姑娘的脸，后来，看不下去了，觉得凄凉，原来死了人似的表情是这样的。再后来，警察来了，带走了她。

到年尾时，周劭算了一下，自己攒下了五千元人民币，端木云也有两千，往家里寄了一点钱，周劭却是了无牵挂，一边存钱，一边去网吧看热闹。没多久，端木云也学会了上网。其时网吧是新鲜事物，刚刚出现在街头，还没有泛滥蔓延，因此也没有人抗议这一事物的存在。上网的全都是青少年，他们主要是打游戏，浏览网页，在网路聊天室里与人起哄。bbs已经出现在网路上，大部分都有主题，比如游戏论坛、军事论坛、文学论坛。端木云在几个文学论坛上注册了账号，经常登录，看一看别人写诗和小说，周劭却爱在网路聊天室与性别可疑的姑娘们胡侃，两人均头一次知道了“网友”这个称呼。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工作，不必再跑人才市场，周劭发了几封简历出去，并无回复。两人研究了各自的职业去向，三流大学应届毕业，周劭没拿到学位证书，端木云是农村人，目前积累下的工作经验与其说是营销不如说是骗子。网上招聘营销的很多，也像骗子公司，底薪低微，提成可能还不如康孚龙。两人互相嘲笑并自嘲：周劭适合扫楼推销，端木云适合去酒店刷浴缸。后来端木云说：你应该利用互联网发一封寻人启事啊。这个话让周劭很崩溃。

十二月三十一日，促销组的女孩们相约去外滩看烟花，刘玲玲问端木云，愿不愿意一起去，但他一脸不高兴，完全丧失了出游的兴趣。下班后，他和周劭去办事处拿工资，只见一片狼藉，赵明明哭丧着脸蹲在门口，屋子里空空如也，成箱的康孚龙不知去向。阎丽告诉他们，工商局的人刚来过，库存都被罚没了。这次赵明明是真的哭了，一点欢快都没有了。周劭问，我们的工资和提成呢。赵明明说，我要交十万块罚款哪。促销组的女孩们也都不想去看烟花了，蹲在门口不肯离去。赵明明说，没钱。有个女孩一屁股坐在纸箱上大哭起来。

端木云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周劭解释说：因为他们在民宅搞经营。根据法律，如果你把民宅当成仓库或者公司，就是非法运营。另外擅自搞办事处也是不允许的，最起码得是分公司，分公司的税交到本市，而办事处压根就不用交税。最后周劭说，如果托个熟人，塞点钱给大灰狼（税务和工商穿灰色制服），就不用交罚款了，货也能要回来，这是基本现实，也是基层现实，你不会不懂吧。端木云说，这个我懂。

周劭对赵明明说，如果我们去告你拖欠工资，你还会被罚一轮。赵明明说，你们不会这么干的对不对，我们是兄弟。周劭说谁和你是兄弟，你不如认我作爸爸算了。刘玲玲走上前，推开赵明明，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找钱。周劭大乐，赵指着他抱怨，大意是周劭终究是个上海人，上海人真是没义气。周劭愈发开心，告诉赵明明：一直帮你印促销单的那家文印社的老板认识工商局的人，他可以帮你通关系，不过你还欠他们两千块钱印刷费，你这么能称兄道弟，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这天晚上赵明明去请文印店老板吃火锅喝啤酒，提了要求，塞给老板一个装钱的信封。周劭在一边作陪，吃到一半，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起身走了。深夜回到家，发现端木云和刘玲玲蹲在屋子里看vcd，一部吸血鬼恐怖片，里面的人正在大开杀戒。周劭也蹲着看了一会儿。端木云说，这本电影真奇怪，一开始他们杀了警察，像犯罪片，后来逃亡，像公路片，最后吸血鬼或者是僵尸跳了出来，荒诞不经，世界观陡然变换。刘玲玲满不在乎地说，后面有点吓人，不过也不算特别吓人。

刘玲玲一说话，两人都会接不上，变得无话可说。等到她走后，周劭有点担心，问端木云：你们之间没发生什么吧？

端木云反问：你说呢？

周劭摇头，不相信端木云会和刘玲玲发生什么，那女孩并不适合发生什么。然后，他对端木云说：我知道常陪你散步那姑娘消失了，你已经很久没和她散步了。端木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周劭说：简直废话，你们前阵子几乎天天在这片区转悠，难道我是瞎子看不见吗？那姑娘长得也是奇形怪状，高个子，棱角分明，你们分手了吗？端木云觉得这事解释起来太难，只得摇头说：她走了。周劭叹息说：你不打算发一个寻人启事吗？

两人看片子到深夜，到零点时，周劭说：一年又过完了。端木云说：明年的现在就是世纪末了。周劭说：其实这会儿让刘玲玲陪陪我们也不错。躺下之前，两人互祝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讨回欠薪，加油努力，感觉就像是同胞兄弟。

此后回忆起一九九九年，周劭就会说，这一年像中了诅咒，从第一天起就弄拧了。端木云则说：某些年份像大海中的深谷，地壳板块之间难以弥合的边界，解释它们需要巨量的因果关系。

警察来的时候，周劭正拉着端木云去华师大附近。周劭认为保健品生意没几天可做了，春节之后，强大的促销活动将偃旗息鼓，市场陷入短暂的饱和阶段（像性高潮之后的不应期）。两人进了华师大后门的一家黑网吧，四台旧电脑，屋子里弥漫着烟味。周劭介绍了一个人过来认识，是他中学同学。这人说，开黑网吧很赚，一台电脑七千块钱，二手的更便宜，每天进账一百元，三个月就能回本。周劭说，这回本速度也太快了吧。中学同学说，网吧的电脑就像是会生育的奴隶，按照每三个月翻倍一次的话，两年我可以拥有一千三百多台电脑。周劭掰了掰手指说，你的计算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