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2）

六月十六日，星期三，将军获悉政府已经确认议会授予他终身年金的决定。他向费尔南多口授一封给莫斯克拉总统的正式信件，说明已接到通知，语气不无讽刺，结尾时模仿帝王以第一人称复数代替单数，并化用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的口头禅：“我们有钱了。”二十二日，星期二，他收到出国护照，高举着挥舞说：“我们自由了。”两天后，迷迷糊糊睡了一小时醒过来时，他在吊床上睁开眼睛说：“我们真伤心。”他决定趁天阴凉快，立即前往卡塔赫纳。他唯一的特殊命令是侍从军官一律穿便服，不带武器。他不做任何解释，没有流露任何可供揣测的迹象，也没给大家辞行的时间。他的私人卫队准备就绪后，大家立刻动身，行李由其余的人随后带去。

将军以往旅行时常常半路上停下来了解民间疾苦。他遇到人什么都问：子女多大了，害的是什么病，买卖怎么样，对各种问题有什么看法。这次他只顾赶路，一言不发，没有咳嗽，没有疲劳的迹象，整整一天，除了一杯葡萄酒外，没有进饮食。下午四点钟，波帕山上那座老修道院的轮廓已遥遥在望。那正是祈祷的时候，从公路上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信徒像蚂蚁似的登上陡峭的山脊。稍过不久，又见到那些终古常新的兀鹫群在集市和屠宰场污水沟上空盘旋。看到城墙时，将军向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做个手势。卡雷尼奥策马赶到他身边，伸出壮实的胳臂，让他搭扶着。“我派你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将军低声对他说，“一进城，你帮我打听苏克雷在什么地方。”他像往常那样在卡雷尼奥背上轻轻一拍，分手时说：

“当然，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蒙蒂利亚带了一大群人在公路上恭候，将军不得不换乘那辆由两头健骡拉的西班牙总督用过的旧四轮车。太阳快下山了，砍下的红树树枝在城市周围的沼泽里给烤得像是煮开了似的，发出的恶臭不亚于海湾的污水，一个世纪以来，屠宰场排放的血水和废料严重污染了海湾。他们从半月门进城时，一群兀鹫受惊从集市腾空飞散。城里还有惊慌的迹象，因为上午有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咬伤了几个年龄不等的人，其中有一个不该在那一带晃悠的卡斯蒂利亚白种女人。疯狗还咬了奴隶区几个小孩，终于被人们用石块砸死。死狗给吊在学校门口的树上。蒙蒂利亚吩咐把它火化，不仅为了卫生，还为了防止人们拿它来施行非洲巫术。

城里的居民听到紧急公告，纷纷聚集在街上。六月交夏至，下午开始变长，阳光很充足，沿街的阳台上有花环和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妇女，教堂的钟声、军乐队的乐声和礼炮声一直传到海边，但是掩饰不了城里悲惨的气氛。将军坐在那辆破旧的四轮车上，挥舞帽子向人群致意，但是同一八一三年八月胜利开进加拉加斯时相比，这次寒碜的欢迎不由他不感到凄凉。那次他头戴桂冠，坐着一辆由城里最漂亮的六个姑娘拉的敞篷彩车，在热泪盈眶的人群中间缓缓通过，正是在那天人们给了他一个光荣不朽的称号：解放者。加拉加斯当时还是殖民省份的偏远城镇，丑陋、灰暗、建筑低矮，但是抚今追昔，阿维拉的下午简直使人心碎。

那次和今天不像是同一个人经历的两件往事。因为那个濒临加勒比海的高傲而英勇的卡塔赫纳城数度充当总督领地的首府，千百次被歌颂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今天面目全非。它经历了九次陆海围困，多次遭到海盗和将军们的洗劫。然而给城市带来最严重破坏的还是独立战争和以后的派系之争。黄金时代的富户都已逃亡。旧时的奴隶获得无用的自由后茫然失措，被穷苦人占住的王公贵族的邸宅里现在常有比猫还大的耗子窜到街上的垃圾堆。西班牙国王堂腓力二世当初想在埃斯科里亚尔大修道院的瞭望塔上用望远镜看到的要塞圈，如今荆棘丛生，当年龙盘虎踞的气势荡然无存。十七世纪由于贩卖奴隶而蓬勃发展的商业现在只剩下少数破败的店铺。当年的繁荣景象变成了露天垃圾堆的恶臭，说什么都难以使人相信。将军在蒙蒂利亚耳边叹息说：

“这场狗屁独立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蒙蒂利亚邀请了城里的头面人物，当晚在他位于制造厂街的私邸聚会，那原是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住宅，侯爵在世时经济拮据，侯爵夫人却靠走私面粉和贩卖黑奴发了大财。城里的大户人家那晚像过复活节似的灯光通明，但是将军不存幻想，因为他知道加勒比地区的风俗，无论什么事情，甚至死了一个知名人士，都可以成为庆祝欢闹的理由。事实上那也是一次虚假的庆祝活动。几天前，城里就出现攻讦的传单，反对党唆使他们的团伙扔石块砸玻璃窗，棍棒交加地同警察干架。“幸好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可砸的玻璃窗了。”蒙蒂利亚一向爱说笑话，其实他也清楚，民众的愤怒主要是针对他而不是针对将军。他调动了地方军队加强卫队，在周围戒严，不准向客人透露街上处于战争状态。

雷治库特伯爵那晚去通知将军，英国邮轮已到博卡奇卡要塞的海面上，但是他不准备走了。公开的理由是他不想同一大群妇女挤在邮轮唯一的客舱里共渡远洋。事实是尽管将军在图尔巴科的宴会和斗鸡场上做了非凡的努力来克服他身体的虚弱，伯爵知道他不宜远行。他认为将军的精神状态也许能忍受远洋航行，身体却支持不住。伯爵不想帮死神的忙。不过这些和其他许多理由都不能使将军在那晚改变决定。

蒙蒂利亚不认输。他早早打发了客人。说是让病人早点休息，但自己留住将军在室内阳台上聊到很晚。一个披着几乎透明的薄纱长袍、娇柔无力的少女用竖琴为他们演奏了七支爱情的浪漫曲。乐曲如此美妙，弹得又如此富于感情，因此在海洋的微风吹走空中的余音之前，两个军人都没有谈话的心思。随着竖琴声浪的起伏，将军坐在摇椅上睡着了，突然他心里一震，声音极低但清晰有韵地唱出最后一支乐曲的全部歌词。最后，他转向演奏竖琴的少女，喃喃向她由衷地表示感谢，但少女已经离去，只有那架挂着凋谢月桂叶环的竖琴。这时他想起一件事。

“有个男人因为正当杀人，现在监禁在翁达。”他说。

蒙蒂利亚还没有说出俏皮话，自己先笑了。

“他的角是什么颜色？ ”

将军不理睬，只是详细介绍了案情，删去了他自己同米兰达·林赛的一段韵事。蒙蒂利亚有了容易的解决办法。

“他可以要求出于健康原因转到这里服刑，”蒙蒂利亚说，“到了这里后我们再安排特赦。”

“可以这么做吗？”将军问道。

“不可以，”蒙蒂利亚说，“但就这么做。”

将军合上眼睛，对群狗夜间突如其来的乱吠起哄不闻不问，蒙蒂利亚以为他又睡着了。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再次睁眼，了结了这件事。

“我同意，”他说，“但是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这时他才注意到以城里为中心向远处沼泽地扩散的狗吠声，沼泽地那边有的狗被训练得不出声，以免暴露它们的主人。蒙蒂利亚将军告诉他，为了防止狂犬病蔓延，他们在药杀街上的野狗。奴隶区被咬的小孩只找到两个。其余的像以往一样，被父母隐藏起来，让他们在自己信奉的神道下死去，或者把他们带到政府鞭长莫及的马里亚巴哈沼泽地逃亡奴隶的窝棚里，试图用巫术救他们的命。

将军从没有取缔那种不幸风俗的打算，但是把狗药死的做法在他看来太不人道。他像爱马爱花一样爱狗。第一次赴欧时，他把两只小狗一直带到维拉克鲁斯。他率领四百名赤脚的委内瑞拉人，翻越安第斯山脉去解放新格拉纳达、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时带了十多条狗，战争期间一直有狗在他身边。最著名的一条狗内华多，从最早的战役开始就跟着他，单打独斗击溃了西班牙军队二十条猛犬的围攻，最后在卡拉博博第一次战役中被长矛刺死。在利马时，曼努埃拉·萨恩斯在马格达莱纳庄园除了养各种各样的许多动物外，还饲养了狗，数量多到简直照顾不过来。有人对将军说，一条狗死后，应该立刻用另一条同样品种、同样名字的狗代替，以为还是死去的那条。将军不同意。他不希望相同，以便回忆起它们不同的特点、它们渴望的眼神和急切的呼吸，并为它们的死去而悲伤。九月二十五日那个倒霉的夜晚，他把被阴谋分子杀掉的两条猎犬也列入袭击牺牲者的名单。这次旅行，他带着剩下的两条狗和那条从河里救出的无关紧要的猎犬。蒙蒂利亚告诉他第一天就药死了五十多条狗，把他刚才听了竖琴演奏后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

蒙蒂利亚深感抱歉，保证说再不弄死野狗了。这个保证使将军平静一些，并非因为他相信能兑现，而是因为他手下军官的好意给了他安慰。美好的夜晚使他心旷神怡。灯火辉煌的院子里茉莉芳香袭人，空气晶莹像是钻石，天上的星星比哪一晚都多。“像是四月的安达卢西亚。”他以前回忆起哥伦布城时，也说过这样的话。风向一转，吹走了声音和香气，只听到城墙外面的涛声。

“将军，”蒙蒂利亚恳求道，“您别走啦。”

“船已经在港口。”他说。

“还有别的船。”蒙蒂利亚说。

“还不是一样，”他反驳道，“总得乘上一艘。”

他毫不让步。蒙蒂利亚多次恳求都碰了壁，别无他法，只能透露他发誓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秘密：以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首的一批玻利瓦尔派军官准备于九月初在圣菲搞政变。出乎蒙蒂利亚意外的是将军并不感到惊奇。

“先前我不知情，”他说，“不过不难料到。”

于是蒙蒂利亚向他披露了军事阴谋的细节，按照委内瑞拉军官们的说法，全国忠于玻利瓦尔的驻军都在酝酿。“不合情理，”他说，“如果乌达内塔真想整顿全局，该和派斯协调，重复过去十五年的历史，从加拉加斯进军直至利马。从利马再到巴塔戈尼亚就如入无人之境了。”但他在上床睡觉之前，没有把门完全关死。

“苏克雷知道吗？”他问道。

“他是反对的。”蒙蒂利亚说。

“当然啦，由于他同乌达内塔不和。”将军说。

“不，”蒙蒂利亚说，“凡是妨碍他去基多的事，他都反对。”

“不管怎么样，该同他商量，”将军说，“同我谈是白费时间。”

这仿佛是他的最后决定。如此坚决，第二天一早就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趁邮轮在海湾时把行李装船，还请船长把船停泊在圣多明戈要塞前面，他从住所的阳台上能够看到。安排得十分具体，由于他没有说谁随同，军官们以为他一个人都不带。威尔逊从一月份开始就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不同任何人商量把行李装了船。

六辆大车装着行李朝海湾码头驶去，即使最不信他会离开的人见到这情景也去向他告别。雷治库特伯爵，这次由卡米尔陪同，是午餐会上的贵宾。卡米尔的头发梳成一个髻，显得更年轻，眼神也不那么冷酷，身穿一件绿色长袍，脚下是同样颜色的便鞋。将军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掩饰见到她的不快。

“对自己的美貌极有把握的夫人才穿绿颜色。”他用西班牙语说。

伯爵马上翻译，卡米尔无拘无束地笑了，房间里顿时洋溢着她口嚼的豆蔻芳香。“咱们今天不再斗嘴了，堂西蒙。”她说。两人都有点变化，因为谁都不敢像第一次那样抬杠，以免刺痛对方。卡米尔把将军冷在一边，自己像蝴蝶似的在一群有教养的、学了法语专门准备应付这类场合的人中间翩翩周旋。将军去找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聊天。修士是个圣洁的人，当洪堡一八〇〇年路过卡塔赫纳染上天花时，修士救了他的命，因此享有很高威望。唯有修士本人不把它当作了不起的事。“上帝安排有些人得天花死去，有些人不死，男爵只不过属于后者而已。”他总是这么说。将军听说修士能以芦荟为主药治三百多种不同的疾病，上次来这里时就希望见见他。

何塞·帕拉西奥斯从港口带了正式通知回来说，邮轮午饭后驶到邸宅对面，蒙蒂利亚便命令准备检阅欢送。六月午后太阳毒辣，他还下令在将军从圣多明戈要塞乘坐的小艇上搭好布篷。十一点钟，邸宅里摆好了一溜长饭桌，美味佳肴，水陆俱陈，大厅里挤满了应邀和自发前来的客人，闷热得透不过气。突然一阵骚动，卡米尔正莫名其妙时，听到耳旁有一个衰弱无力的声音：“请，夫人。”将军帮她从每盘菜肴里取一点，同时解释名称、烹调方法和起源，然后自己也取了一份，分量之多令他的厨娘大吃一惊。一小时前，她为将军做了远比现在可口的食物，将军却没有下咽。然后，他带着卡米尔挤出寻找座位的人群，来到有热带奇花异葩布置的室内阳台，开门见山地说：

“要是我们在金斯敦会面就太高兴了。”

“那再好不过了，”她说，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特别喜欢兰岭。”

“独自一人吗？”

“不管同谁一起去，我总是独自一人。”她说。然后又调皮地加了一句：“阁下。”

他笑着说：

“那我通过希斯洛普找你。”

他们就说了这些。他再领着她穿过大厅到原来的地方，像对舞结束时那样弯身告别，把那盘没有碰过的食物放在窗户的托架上，回到自己的座位。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了不走的决心，也不知原因何在。政客们正缠着他大谈地区分歧时，他突然转向雷治库特，没头没脑地说：

“您说得对，伯爵先生。我身体这么糟糕，在那么多妇女中间能干什么？”说话声音很高，让大家都能听到。

“对，将军。”伯爵舒了一口气，赶紧又找补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要来，那是一条英国三桅船，不但有好舱房，还有一位好医生。”

“医生比一百个女人更坏事。”将军说。

不管怎样，邮轮没有客舱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船长的一个副手已经准备把自己的舱房让出来，直到牙买加。唯有何塞·帕拉西奥斯用他那句一贯正确的话说明了确切的情况：“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再说，即使那次想走也走不成，因为邮轮开到圣多明戈要塞接他时搁了浅，损坏严重。

于是他留了下来，唯一的条件是不继续住在蒙蒂利亚的邸宅。将军虽然认为它是全城最漂亮的建筑，但由于靠近海边，太潮湿，冬季更受不了，因为他夜间盗汗，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有利于他健康的不是高墙四筑、深宅大院的环境。蒙蒂利亚把这理解为他将长期逗留的迹象，急忙设法满足他的要求。

波帕山麓原有一个可供娱乐的郊区，卡塔赫纳人在一八一五年自己将其付之一炬，不让卷土重来的保皇派军队有驻扎的地方。这次牺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一百一十六天的围困之后攻陷城市，城内军民最后连皮鞋底都吃，六万多人死于饥饿。时隔十五年，平原依然一片荒凉，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下烤得发烫。重建的少数房屋中有一所是英国商人朱达·金塞勒的产业，当时他在国外。将军从图尔巴科来到时就注意到这座房屋修葺整洁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明快的墙壁，周围全是枝叶扶疏的果树。蒙蒂利亚将军认为，如此等级的客人住这种房子未免委屈，但将军提醒说，他既在伯爵夫人豪华的床上睡过，也裹着大氅在猪圈的地上躺过。于是蒙蒂利亚把房子租了下来，期限不定，还付了床和洗脸架，六把客厅用的皮靠椅和金塞勒先生自制酒用的蒸馏器的费用。他还从市政厅搬来一把丝绒安乐椅，又吩咐盖了一个泥巴苇子墙的棚子，让卫队的投弹手安身。即使太阳最猛的时候，屋子里也很凉爽，任何时候都不如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邸宅潮湿，还有四间敞开的卧室，鬣蜥可以自由进出。凌晨可以听到熟透的山番荔枝果实从树上落地的爆裂声，即使干醒着也不寂寞。下午，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日子，可以看到穷人的送葬队伍，抬着淹死的亲人到修道院去守灵。

将军搬到波帕山麓以后，只到城里去过三次，让一个路过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契替他画肖像。他感到十分虚弱，只能坐在侯爵邸宅野花环绕、禽鸟欢闹的院内平台上，并且最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一小时。完成的肖像他很喜欢，尽管画家倾注了过多的怜悯。

他九月份遭暗算前不久，新格拉纳达的画家何塞·马利亚·埃斯皮诺萨在圣菲市政厅里也替他画过像，作品同他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差别太大，他忍不住在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头上出气。

“你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对桑塔纳说，“像拉梅萨的奥拉亚老头。”

曼努埃拉·萨恩斯听说后十分恼火，因为她认识拉梅萨的那个老头。

“我觉得你也不免太糟蹋自己了，”她对将军说，“我们上次见到奥拉亚时，他快八十了，站都站不稳。”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十六岁时在马德里画的袖珍肖像，画家的姓名已无从查考。三十二岁时又在海地画了一幅，两者都如实反映了他的年龄和加勒比气质。他有一点非洲血统，因为他的高祖父同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这一点在他的相貌上相当明显，以至利马的贵族们把他称为桑博人 。随着他的飞黄腾达，画家们开始净化他的血统，把他表现得理想化、神话化，甚至给他的塑像加上罗马人的轮廓，传诸后世。埃斯皮诺萨的画像活脱脱像他本人，年龄四十五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他竭力掩饰着，甚至在死亡前夕还向自己掩饰。

一个雨夜，将军在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看到卧室角落坐着一个天使般的少女，身上是平民百姓的粗麻布长袍，头上用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殖民时期，欧洲的旅行者惊奇地发现土著走夜路时用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照明。日后，隐隐发光的萤火虫成了共和国妇女的时髦装饰，有的把它们当作花环，有的用作发箍或胸针。那晚进入卧室的姑娘把萤火虫缀在头巾上，脸蛋有一抹幽灵似的萤光。她神情忧郁而神秘，不满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当即发现了他最欣赏的女性美德：璞玉未琢的智慧。她来到投弹手驻扎的棚子，随便给些什么就愿意委身，值班的军官觉得奇怪，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领去，看看将军是否有兴趣。将军叫她躺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没有气力把她抱上吊床。她解下头巾，把萤火虫藏进一截随身带的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边躺下。将军同她天南地北聊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她卡塔赫纳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将军身体很好，不过装出有病让人同情。”她说。

他脱掉睡衣，叫姑娘借着烛光仔细看看。一具难以想象的形销骨立的躯体在她眼前呈现无遗：下陷的腹部，嶙峋的肋骨，腿和手臂只是一副骨架，全身毛发不多，颜色死白，头部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像是另一个人的。

“我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他说。

姑娘仍旧不信。

“人们说您一向这样，不过现在有意让人知道。”

他却不甘罢休，继续拿出他确实有病的证据，她被睡意侵袭，不时打盹，但继续回答，说话没有中断。整整一宿，他碰都没碰她，仅仅感到她青春肉体散发的活力就满足了。伊图尔比德上尉突然在窗外唱起来：“如果狂风暴雨再不停息，惊涛骇浪继续加剧，那就搂着我的脖子，让大海把我们一起吞没。”那是过去的一支老歌，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熟透的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怀着几近虔敬的心情一起倾听，但她没等第二支歌唱完就睡着了，过后不久，他陷入虚脱般的疲惫。乐声停息后，万籁俱寂，当她为了不吵醒将军，蹑手蹑脚起来时，狗警觉地吠叫起来，一呼百应。他听到姑娘暗中摸索，在找门闩。

“你原封不动地走了。”他说。

她咯咯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