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露与晚晴（1/2）

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州读者晶晶借“雅舍书屋”举办纪念会，上海、厦门、长沙、苏州等地六十多位木心读者参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读者在乌镇西栅“当年照相馆”举办纪念会。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他不哭。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玛利亚出走了，不再回转。西墙外是昔年孔另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发呆。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南院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二〇〇六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已放弃一切。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去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道：“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当，他幽然自笑：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一年来，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个展柜也做好了，分隔三进的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编辑曹凌志、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花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我初次展读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被锁在桐乡医院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的同意，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那天下午是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死了。现在，我从遗稿中发现了以上短句。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上，封皮留着价目的贴片。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笔画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一九八三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