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老人和孩子（2/2）

下川原孝经历过1933年的海啸、1960年的智利海啸以及其他无数更小的巨浪侵袭和错误警报。他跟老友多田最后一次见面聊天时，还提到即将举行的田径锦标赛，他将要参加105岁以上年龄组的比赛。毫无疑问，他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他简直就是自成一组。

人们一般都不会在如此高寿的老人葬礼上表现得太过悲痛或惋惜，可是这次不一样。“坦白说，我仍然不觉得他们死了，”穰说，他在同一天埋葬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和祖父，“虽然我辨认了尸体，签署了文件，安排了火化。可是，我好像是活在一场噩梦里，真实的痛苦仍向我袭来。”

海啸对老年人来说更是一场灾难。54的遇难者年纪都在65岁或65岁以上， [2] 年纪越大，活下来的机会越小。但是，反过来的情况更加触目。年纪越小，越有可能逃过一劫——死于海啸的儿童人数少得令人难以置信。

2004年，印度洋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由于不会游泳，无法逃去安全地带，在海啸中遇难的儿童多得惊人。 [3] 在日本，情况则正好相反。在18500名死亡和失踪的人口中，只有351人是学生，不到遇难人数的1/50。 [4] 而且，其中的4/5是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丧生：因为当天下午生病没去上学，或很快就被焦急的父母接走。换句话说，与家人待在一起比跟老师待在一起更危险。

如果你将要面对大地震，能让你避难的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而日本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学校。 [1] 几十年的技术实验为这个国家造就了世界上最抗震、监管最严格的建筑。即使是面对巨大的海啸，日本的防波堤、警报系统和疏散演习也挽救了无数生命：2011年海啸虽然令日本损失惨重，但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可能是现在的数倍。而且，没有任何地方的防灾措施比公立学校更到位。

学校建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铁框架基础上，它们通常坐落在山坡和高地上，而且都被要求制订详细的灾难应急计划，做定期演习。发生海啸的那天下午，日本的建筑和各种防灾措施在保护儿童生命方面几乎发挥了最大作用。

没有一所学校因地震倒塌或遭受严重的实质性破坏。有9所学校完全被海啸淹没，其中只在一所位于南三陆的学校中，有一名13岁的学生在跟随班级撤往高地时不幸淹死。除此之外，其他8所学校的学生都平安撤离到安全地区。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仍不幸遇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后来，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陷入深深的自责，埋怨自己没有赶去学校接孩子。可是，这场灾难绝不是他们的疏忽或懒惰造成的，他们已经按照防灾要求采取行动，在其他类似情况下，这是最有可能保证孩子安全、让他们活下去的办法。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佐藤桂回忆道，“心里堆积了很多复杂的情绪。我能做的就是一片一片地收拾生活的碎片。我们已经失去了瑞穂，我最亲爱的女儿。但我们还没有失去所有，另外两个孩子还很好，房子也完好无损。靠近海岸的人失去了家人、房子和整个社区。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糟糕得多。水电恢复后，我们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

桂是石卷市一所高中的美术老师，和丈夫、公婆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福地，他们家离紫桃佐代美家只有几百码距离。桂的女儿瑞穂和佐代美的女儿千圣都在大川小学上学，两人是好朋友，她们也在同一天火化。“直到那一刻，”桂继续说，“我才能集中精力。火化仪式后，向来健康的我却病倒了，病得起不了床。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我开始不停思考，我觉得我们女儿的死因十分可疑。我知道这是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一开始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他学校肯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从没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消息？”

海啸过去几周后，河边几个村子的人陆续恢复正常生活，这时有其他家长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他们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的行为上。一个是远藤纯二，他是海啸中唯一生还的老师。海啸之后的那天清晨，今野仁美在入釜谷见过他，当时他完全不知所措，几乎说不出话来。另一个则是学校的校长，一个名叫柏叶照幸的男人。 [5] 那个周五的下午，柏叶碰巧没有去上班，而是去几英里远的内陆的另一所学校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当天大川小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两个人的证词显然至关重要。一个是见证了学校当天情况的唯一幸存的成年人，另一个则是负责学校所有安全措施的校长。可在灾难发生的次日，在那个充满恐惧和混乱的早晨之后，再也没人见过远藤，或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更不同寻常的是，连校长的行踪都无人知晓。

忙着在淤泥里挖掘的搜寻人员竟也没有在早已是一片废墟的学校见过柏叶。海啸过去6天后，他终于露面，身后跟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两周后，佐藤桂惊讶地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柏叶，更让她吃惊的是新闻内容——在大川小学举行的一场仪式。幸存的30个孩子正在庆祝新学年的开始——日本的小学是4月开学。大川小学在该地区另一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重获新生。桂还清楚地记得这位校长当时的致辞：“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死去的朋友，重建一所充满笑容的学校。”

“一开始孩子还有点紧张，”柏叶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但是当我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之后，他们都坚定地点了点头。”

在日本，即使是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学校的开学仪式也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家人都会感到高兴和骄傲的重要时刻。54个家庭在学校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但没有一个家庭收到这个开学仪式的通知，他们死去的儿子和女儿本应该也是参与者。这样做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努力尝试恢复正常生活，同时创造一个地方，让幸存的孩子恢复简单的小学生活。可是对于仍处于悲痛中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一记重拳打在心上。

“邀请函发给了那些幸免于难的孩子的家长，”桂对我说，“我不禁想：‘我们的孩子是不在了，可我们就不是大川小学的家长了吗？’我们没有得到一句解释——学校对此一句说明都没有。这个柏叶校长只在学校出现了一两次，连手都没有弄脏。然后，我们就在电视里看见了他，说着什么‘笑容’。”

桂继续说：“孩子甚至还没有下葬，他们好像就要抛弃我们。那天晚上我气得睡不着觉。我对丈夫说：‘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我想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吗？”

[1] 任何靠近核反应堆的地方自然是最糟糕的避难场所，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这样的地方。但是，由自然发生的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人为灾害，与我提出的日本建筑总体抗震性较强的说法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