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土”之王：谜一样的舒拉·吉拉尔迪（2/2）

1920年代末，在这处避暑山庄，传说有个中国军阀曾向舒拉求婚，但在发现了舒拉的阴阳人身份后就马上销声匿迹了，以免丢人现眼。还有一件事广为人知：他的另一个情人于1930年代在国民党驻北平的行政机构任高级官员，舒拉对他的爱称是“zaichek”，意为“小兔子”或“兔仔”。“小兔子”似乎曾出力帮助舒拉，使他在“恶土”的投资避开大家的视线，同时也确保当局不会对舒拉涉足银行劫案和珠宝失窃案的传言产生调查兴趣。这可真是只有用的“小兔子”。

据说舒拉在“恶土”的各行各业都插了一手，有时他占的股份较少，有时则占大头；他总是买入或卖出“恶土”中各产业的份额。肮脏的俄罗斯风格的高加索酒吧里有传统的手风琴音乐，最适合多愁善感的流亡者，他们有家难归，只想找个地方借酒浇愁；还有法国风小酒馆马纳克，它被装修成了图卢兹-劳特累克 [26] 推崇的样子，也就是说，像一间19世纪末风格的康康舞厅。

还有欧林比亚，它被设计成了一家精致的、有白色墙壁的、曼哈顿风格的夜总会，是“恶土”边缘处的大楼里的一家妓院，只雇用朝鲜女孩。这栋建筑归苏联公使馆所有，当时被舒拉和他的情人——跑马场的一个俄国骑师租了下来。这可不是酒吧收银员做得了的生意。妓院的恩客主要是下值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飞虎队队员，还有其他负责使馆区警卫工作的军人。它确实是棵摇钱树。

只要忽略舒拉的收入来源，绝大多数人就会喜欢上他。即使是具有翩翩学者风范的前外交官倭讷也喜欢他，这很是令人吃惊，因为舒拉跟他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舒拉认识北平风月场中的每个人，大家也都认识他。如果在“恶土”的不同小圈子之间存在着一个中央枢纽的话，那就是舒拉了。他知道莱辛斯基和孔西利奥不告而别后的命运；他认识奥帕里纳夫妇、鸨母布拉娜·沙日科和罗茜·吉尔伯特；他知道妓女玛丽和佩吉；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在他的歌舞团里跳舞；罗伊·朱一度为他打理欧林比亚歌舞厅。

舒拉也认识那些前来“恶土”，却还装模作样地过着使馆区上流生活的外侨，但他不喜欢他们。他知道乔·科瑙夫有多么狠毒邪恶，可以把刀耍到多快，也知道他是在海洛因里掺入毒素的毒贩。这群人无法无天，带来麻烦，引来警察，把那些只宜留在阴影里的东西暴露在了天光下。

然而，战争和革命给每家每户都带来了灾难，舒拉·吉拉尔迪也没有逃过此劫。当地人传说他在珍珠港事件后乘坐国民党安排的飞机逃离了北平（也许能干的“小兔子”又帮了忙？），去了上海的法租界。在那里他拥有一家高等妓院，里面到处是他偷来的奇珍异宝。当时的法租界由维希政府控制，受日本人保护。他在这里置身事外，舒舒服服地旁观了整场战争。他以女子身份示人，做起了妓院鸨母。尽管他要支付超额的保护费来换取无人打扰的自由，但他的财富仍然翻了一番。传说二战后他卷款乘船逃到了香港，以逃避武装的澳门海盗和英国缉私巡逻队。在这个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小人物，最后不知所踪。

这个故事听起来不错，然而没有反映事情的真相。就算舒拉曾经靠偷窃珠宝和抢劫银行敛得巨额财富，到1945年时，这一切也将烟消云散。他失去了跑马场的住宅，“恶土”也不复昔日的繁华。北平的外侨团体，无论是走黑道还是白道的，人数都已减少到屈指可数的程度。恶性通货膨胀消耗了他们仅存的消费能力。瘾君子们失去了毒品来源，像苍蝇般大批死去。白俄数量锐减，从上等人到普通人都是如此。有些人去了苏联，但昔日的俄国仍存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所谓的“哈尔滨俄裔”自1937年起就开始自发离开；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放逐了。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指控犯有叛国和间谍活动罪。其他人则更幸运一些，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改名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以及南美的其他地方找到了新的安身之所。然而，前往新的栖身地的旅程非常可怕。许多白俄逃离了被内战蹂躏的中国，却在疾病横行的菲律宾图巴包岛难民营殒命，至死都没能看到旧金山、圣保罗或墨尔本。

对舒拉来说，他的生活在1949年后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共产党因为他和“小兔子”的风流韵事追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分警惕日占前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紧密关系的人员。在1950年代早期，他似乎在狱中待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和关于其罪行的谣言导致所有西方国家都拒绝接受他为公民。

然而，他的朋友支持他，之前的众男友也对他忠心耿耿；他们中还有人留在中国，总是尽力帮助他。塔季扬娜的女儿西尔维娅回忆起舒拉去朱家吃饭，和她的父母追忆“恶土”的全盛光景、风云人物和已经被查封的各种场所。内战后的中国还是一片混乱，白俄遗民喜欢这样“愁肠互诉，烦恼减半”。

舒拉是滞留在新中国的最后一批白俄中的一员。当时白俄团体的人数大幅缩减，剩下的人已不知应投奔何处。最后，他们迁到天津，住在位于维多利亚道一度辉煌但已经破败的泰莱饭店，等待命运的裁决。

舒拉上了年纪，身心俱疲。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胖了一些。苗条迷人的女性和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住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房间里，睡在磨损了的床垫和坚硬的铁床上。不过，还有一个年轻人陪着他。有人在那儿为他拍了照，照片中仍然能分辨出那双与众不同的西伯利亚人的眼睛——厚眼皮，带着些倦意。虽然满室凄凉，天气寒冷，摄影光线也不足，但这双眼睛仍然极具穿透力。

在二战前就和舒拉很熟的蒲乐道说他“因内心宁静而显得高贵”。即使在天津时舒拉已身无分文、身陷绝地、前途不明，但他看上去仍然保持了某种高贵的镇定。他可能是留在中国的最后的“恶土”外侨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北平堕落者。

1950年代末，舒拉被遣返回苏联。他回到了那片他已离开了四十余年的土地，但已经快认不出它了。人们认为他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随着他的离开，那个他曾经称王称霸的世界最终也消失了。舒拉·吉拉尔迪是“恶土”中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