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1/2）

1920年代末，北平尚未解放时，一片被称为“恶土”的区域渐渐成型。它满足了城市中某群外国侨民的需要。种种娱乐方式、皮肉生意、酒精和毒品齐聚于此；人们在性的放纵和不义之财中渐渐沉沦。1941年，这个欲望和邪恶如影随形之地就走入了末路，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它的全盛期在1930年代——奥登 [1] 极其贴切地形容那个年代为“十年低迷，正义袖手”。

当时，北平古老的皇城被鞑靼城墙 [2] 环绕，“恶土”就坐落在城墙东翼的内侧。1920年代以前，此地不过是一片无人理会的荒地，只有那些守卫北平各国公使馆的百无聊赖的外国士兵在此列队操练或训练马匹。但等到这片荒地摇身一变，成为夜生活的中心，挨挨挤挤的房屋就被匆匆建成，形成条条小巷（或称胡同）。中国投机者逐渐掌握了这里的地产，把它们出租给外国侨民；后者则开办舞场、廉价酒吧、窑子、低等旅店和餐馆。这些外侨大部分是无国可归的白俄 [3] ，为逃避布尔什维克革命来到中国；然而，欧美人也蝇趋蚁附。这个容纳了多国侨民的地区像一块吸引罪恶的磁石，夜幕落下后，它就渐渐苏醒过来。

1920年代，距义和团运动和公使馆被围困的事件已过了近三十年。北平的外国人惊魂已定，渐渐趾高气扬，从而导致了1930年代的道德崩坏。社会风气变坏，人们自我放纵，在这一切的背后，“恶土”成了一处溃烂发脓的疮。多数情况下，中国警察选择撒手不管，让这些外国人自行维持治安。“恶土”逐渐壮大，吸引了中国境内那些所谓的外国“弃儿”。于是，中国官方在这里的控制力每况愈下。即使是人心中最黑暗的欲望也可借这里的罪犯与堕落者之力得到满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罪窟里可以无法无天。

其他城市，尤其是上海，也自有其“恶土”。与它们相比，北平的这个“国中之国”并不算大。它由几条狭窄的胡同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东西向的船板胡同。它同南北向的后沟胡同的交会处被公认为“恶土”的中心地带。

“恶土”北起传统美食街苏州胡同，南至高约十八米、宽约十二米的鞑靼城墙，西抵哈德门 [4] 大街，与使馆区隔街相望。使馆区自成一体，坐拥各国公使馆、欧洲风情的林荫大道和种种体面的娱乐场所。这个各国人混居的外交综合区是平静祥和、彬彬有礼的小社会，它仿佛是立在“恶土”对面的一面镜子。“恶土”并不大，因此居民相互间十分了解。他们与这几条狭窄小胡同的关系十分密切，到了共呼吸、同命运的程度。

1931年9月，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从那时起，“恶土”的居民和常客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北平时日无多了。随着日军在占领东北后一路南下围困北平，这种末日感与日俱增。1911年，清政府垮台，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北平被褫夺了皇城的地位。从那时起，这座城市的气运就一路走低。随着都城被南迁至南京，北平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也因此无力抵抗日军的猛攻。

在这座逐渐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城市的中央，“恶土”像一朵盛放的邪恶之花。当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时，北平依然是军阀、共产主义者和黑帮的战场；北平城中的居民深受种种疾病之苦——天花、百日咳、肺结核、周期性肆虐的黑死病，等等。“恶土”也贡献了一种疾病——梅毒。同时，欲望的恣肆蔓延以及麻醉药和吗啡等的横行，使“恶土”本身成为北平的又一痼疾。它体现了北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文明社会缓慢地向野蛮社会退化。

1937年7月，北平最终被日军攻陷；“恶土”却在中国殊死对抗野蛮侵略的过程中幸存并苟延残喘。到1940年时，“恶土”的居民已经大多是那些不得不留在中国的外侨，例如因没有身份证件而无法离开的白俄，不能归乡的罪犯，离不开毒贩的瘾君子，等等。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随后，北平的同盟国侨民都被投入集中营，“恶土”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放缓。然而，这里的妓院照常营业，鸦片和吗啡也照常交易。1945年日本战败后，“恶土”甚至迎来了短暂的复兴。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最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雷霆手段横扫了旧社会的一切。“恶土”从此被人遗忘，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了。

但是，曾在这里居住的外侨后来怎样了呢？那些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白俄、美国人和欧洲人呢？看起来，他们似乎与这里曾经的罪孽一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我们没有收集到任何他们写下的只言片语。关于他们和他们的世界的影像记录少之又少。史料中的记载也只有零星的片段和逸事，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在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皇城东部那寥寥数条狭窄胡同里的经历。

写作《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恶土”的存在。《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讲述了一位名叫帕梅拉·倭讷（pa werner）的英国少女被无情谋杀的故事。她是著名的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爱德华·西奥多·查尔默斯·倭讷（edward theodore chalrs werner）的女儿。当我苦苦搜寻此案留存在世的细节时，“恶土”激起了我的兴趣；同时，我发现许多读者也被它吸引。世界各地都有人联系我，向我讲述他们关于“恶土”的回忆，舞女塔季扬娜·科洛维娜（tatiana korova）住在澳大利亚的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她找到了我，讲述了她母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曾在中国居住的其他白俄目前散居世界各地，他们也与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回忆、看法和长长的故事。

在今天的中国，“恶土”早已被遗忘，即使是现居中国的外国侨民群体也对其一无所知。它只存在于那些散布世界各地的耄耋老人的记忆中。他们只需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契机，只需一个保证，即至少有一位听众对那个世界和它的居民感兴趣。积极的回馈激励我深挖不休。很明显，“恶土”的居民有好有坏，也有不幸的穷人；他们因种种原因遭到了当时北平受人尊敬的外国人群体的放逐。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值得记录。这就是我创作这本单薄的小册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