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永难愈合的伤口（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经久不息，但即使是战争也未能阻止倭讷把自己调查到的证据寄给英国当局。他不仅继续给白厅的外交部、驻中国的阿彻领事和卡尔公使写信，还给通常被称为哈利法克斯子爵（visunt halifax）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dley wood）写信，同时把信抄送给外交部政务次官、第二代普利茅斯伯爵（send earl of plyouth）艾弗·迈尔斯·温莎-克莱夫（ivor iles dr clive）。

至于中国这边，当时北平已没有独立公安机关之类的机构了。陈局长已被解职，离开了前门警察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傀儡市长兼警察局长，此人对倭讷的恳求置若罔闻。

由于战时邮政服务的中断，英国外交部似乎没有收到其中某些信。但最后，白厅的某位人士于1943年1月读到了倭讷的一份报告，然后在档案的备忘录中注明：

如果英国驻中国的司法机关想要重建美名，对此令人发指的案件就不应再借故拖延、置之不理或有意遗忘。无论如何，全部细节必须及时公之于众。 [129]

然而，倭讷的证据面临的命运正是被“借故拖延”和“置之不理”。它们被弃置在外交部的档案库里，与无数其他抵达伦敦的文件为伍。当时伦敦正遭到“闪电战”袭击，深受战乱之苦，没人在读了倭讷的来信后联系他。他的独女被谋杀一案从未重启。

就这样，她被历史遗忘了。北平的外侨现已随风四散，辗转流离到全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中国和日本斗得难解难分，整个世界坠入了战争深渊，战火吞噬了认识帕梅拉的人。

有那么多的人曾被卷入此案，此案也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命运。帕梅拉在天津的男友米沙·霍杰尔斯基加入美国空军，飞越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上空执行空袭任务，后在战场上丧生。1943年夏，盟军针对纳粹控制的罗马尼亚普洛耶什帝（ploesti）油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他的飞机在行动中被击落。曾陪帕梅拉吃了她生前最后一餐的韩守清回到奉天老家，加入中国人的抵抗军。1940年，他落入可怕的日本宪兵队之手，后被处决。

在天津，许多人仍然相信凶手是悉尼·耶茨。当这位校长和其家人被驱逐出中国后，他们甚至等不及下一班去伦敦的船，就先渡海到神户，随后去了洛杉矶。在经陆路抵达纽约后，他们最后才由海路回到英国。他们于1938年3月到达普利茅斯，无家可归，耶茨也无工作可做。他再未重执教鞭，而是低调地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city of oxford boys school）谋得校长秘书一职。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55年去世，享年61岁。

日军在北平肆虐，斯诺夫妇的激进期刊《民主》被取缔。海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帕梅拉·倭讷的“谜团从未解开，甚至连合理的猜测都没有……我虽然从未真正相信谋杀针对的是埃德加或我，但总是内心存疑”。 [130] 埃德加的《西行漫记》于1938年出版，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而海伦自己的著作《续西行漫记》于一年后出版，记录了她在共产党基地的访问，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斯诺夫妇的婚姻关系在沦陷时期日益紧张。海伦于1940年回到美国，两人于此九年后离婚。她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度过余生，于1984年出版自传，然后于1997年以90岁高龄去世。埃德加的事业在这场战争后达到顶峰，但之后再未重现辉煌。他起先住在美国，后来移居欧洲，一直与贫困做斗争。1972年，他在瑞士去世。

博瑟姆督察因在北平公干时的酗酒、狎妓及污染证物等行为受到指控，回到天津后不久就被谭礼士解职。他和妻子启程回了英国。比涅茨基警长的妻子在中国北方被日本人抓住，身陷囹圄。于是他离开天津，和许多白俄一起去了仰光。他们在那里参军，加入英国军队，在战斗中勇往直前。似乎比涅茨基在1943年10月的对日战斗中亡于缅甸。同时，常任秘书多默思于1941年去世，享年62岁。去世时他仍然是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的常任秘书。

韩署长的命运不详。在日占初期，他仍在莫理循大街警署任职。1938年3月，他受命调查一次针对亲日派王克敏 [131] 的刺杀，最后似乎失宠于北平警察局的傀儡局长。尽管坐在车里的王克敏当时毫发无伤，但他身旁的日本顾问被杀。众所周知，这次刺杀是奉戴笠之命，目的是杀鸡儆猴，震慑其他有意投敌之人。韩世清没能发现此案的任何证据，也没能抓到任何嫌犯来审讯。日方怀疑他为国民党工作。

倭讷一直认为韩世清收了贿赂，有意将帕梅拉之案的搜查从船板胡同28号引开。可在倭讷面前，韩世清似乎一直决意抓到真凶：他可能篡改了人力车夫的证词；然而他对28号的保护没有阻止他把平福尔德和普伦蒂斯带回警署讯问。很多人包括谭礼士都认为他是个能干的警探。1938年，倭讷在大街上与韩署长偶遇，他们草草聊了几句。当时，韩世清为终究没能为帕梅拉伸张正义而向倭讷道歉。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交流。倭讷终其一生也未能想明白此人在破案过程中表里不一的真实原因。

在1939年的天津事件后，总督察谭礼士发现自己走到了聚光灯下。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伦敦马上宣战，站到美国一边。12月8日一早，日军在谭礼士家中将其逮捕，然后把他带到维多利亚道的巡捕房，勒令他交出办公室的钥匙。日本人在天津全城围捕他的同事，把他们羁押在戈登堂，和英国高级外交官、工部局官员和军事人员关在一起。

谭礼士后来被软禁在家，被迫每天向日军汇报动向。12月20日，日本人正式剥下其警服，通知他他已被罢职，然后继续将其软禁在家。他被关在位于香港道的家中，独坐愁城，而他的妻儿早已于1939年回到英国，当时局势尚未恶化。

1942年5月4日，谭礼士再次被抓入了日本宪兵队总部以可怕著称的监狱。他被单独拘禁了九十四天，他们禁止他与其他狱友交流。身高六英尺多的谭礼士被锁在一个十二英尺见方的木笼子里，里面除了简易厕所外没有其他家具。他只能在笼子周围其他囚犯的众目睽睽之下如厕。敌人不许他梳洗刷牙，只给他干面包和水作为三餐；面包和水甚至是分开给的，使他不能用水泡软面包来使之更易下咽。每天他只能得到十分钟“锻炼身体”的机会。

敌人定期拷问他，每次拷问时间都很长，他被反复问及同样的问题。在没被拷打时，木笼里那只光秃秃的灯泡从早到晚都亮着，使他无法入睡。许多囚犯也受到了同样的折磨。他的笼子被安置在主要刑讯室旁，好让他能随时听到其他犯人受折磨时的惨叫。

1942年7月，气温飙升到三十七度以上的日子持续了数周。谭礼士胡子拉碴，浑身污秽，身上爬满虱子。他的这个样子被拍摄下来，发表在一本日本人出的书上，书名叫《当地罪犯写真》。他和老部下比尔·格林斯莱德一度从监狱里被拉出来，戴上沉重的镣铐，遍体肮脏地站在一辆平板卡车上。随后日本人开车带他们满天津游街示众，以凸显日本人的“优越性”。中国民众停下脚步，沉默地围观这两位知名人士受辱。

谭礼士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他对此提出抗议，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虽然被一再拷问，他仍拒不认罪，拒不出卖前同事，就算在笼子里被饿了数周也决不松口。最后他被迫在一份供词上签字。这份供词是日文的，而且没人为他翻译。

8月初，在瑞士驻天津领事的帮助下，谭礼士被释放并被遣送回国。他当时身体极其虚弱。他被带上上海的一艘拥挤的撤离船，它将要启程前往葡属东非的洛伦索马贵斯（louren&199;o ares）。在那里他换乘另一艘船回到伦敦，到达时他已虚弱得无法站立，体重减少了三十四磅。

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服现役，于是被分配到战时食品部（istry of food）做案头工作。二战后，他被派至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s ission），回到远东从事审判日军主要人员的工作。他手里的名单上就有那些曾在天津监禁他的人。

审判结束后，他再次回到英国，离婚又再婚，在西伦敦经营一家叫“丹尼斯”的旅店，里面有一个活跃的桥牌俱乐部。他最后在那片区域经营了数家小酒馆，人们经常看到他在诺丁山门（nottg hill gate）附近的切普斯托徽章酒吧（chepstow ars）喝酒。谭礼士于1972年去世，享年75岁。

让我们回到北平。“恶土”和船板胡同28号仍然勉力存续。即使战火连天、物资匮乏，这里仍有皮肉买卖和毒品交易的市场。有些外侨弃儿在这里找到出路，大赚特赚。有一段时间，白人社会底层的某些人获得了日本人的庇护，他们为日本人提供服务，日本人继续鼓励向中国人出售毒品的行为。

但是乔·科瑙夫和托马斯·杰克似乎悄悄溜走了，历史上不再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卡普佐医生在被倭讷质问后不久就回意大利了。意大利当时正与英国开战，再也没人听过他的消息。此外，倭讷或他的密探再也没能找到约翰·奥布莱恩的踪迹。最后传来的消息说他在上海法租界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妓女玛丽和佩吉已去世，算是逃过了日本人的集中营。玛丽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佩吉则在哈尔滨一家精神病院里走到了生命尽头。

莱辛斯基夫人和迈克尔·孔西利奥离开上海法租界后，去了日本人控制下的青岛，据传当时莱辛斯基已在弥留阶段。乔治·戈尔曼曾发表谎话连篇的文章来保护普伦蒂斯，后来他做了《北平时事日报》的编辑，公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喉舌，直至1943年被遣返回英国。依照英国政府1939年出台的《紧急权力法》（eency power act）中的国防法规第18条b款，他一回国就马上被逮捕入狱了，因为该法规规定应拘留那些有同情纳粹之嫌的人。

白俄阴阳人舒拉逃过了集中营。关于他的最后一则消息说他以女性身份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妓院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舒拉是下层社会的一个传奇。根据上海公租界巡捕房掌握的情况，他是1937年初一次重大银行劫案的嫌犯，也有组织毒品走私，以及让轻信的白人女子将毒品从日占区运往上海之嫌（这类运送毒品的人被称为“骡子”）。人们还认定他是个大胆的珠宝窃贼，一个惯犯。在他漫长的盗窃生涯中，除了在北平一处监狱里待了几个月，法律的制裁之手从来就没能落到他身上。尽管曾有传言说舒拉带着一笔财富——他盗窃来的珠宝——逃到了香港，但他最终的归宿就像他的性别一样，成了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