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盔甲厂胡同（1/2）

总督察谭礼士去那处四合院拜访倭讷，督察博瑟姆和警长比涅茨基随行。这是一次棘手的拜访。倭讷是一位悲痛的父亲，而北平全体外侨似乎都在与其同悲。人们从报纸上读到帕梅拉的尸体被野狗糟蹋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当然，这是捏造的新闻，但人们信以为真了。如果人们了解到帕梅拉的真实情况，他们可能就会出离震惊，陷入彻底的恐慌。被临时派到北平出差的谭礼士在这座城里待了不过几日，但已经突破了外交部强行设置的限制，将调查行动推进到了使馆区之外。警务人员的本能使他别无选择。

目前还没有可信线索或重要嫌疑人，而且抢劫的可能性已被排除。谭礼士凭经验判断倭讷是头号嫌犯。除非在战场上，很少有人会死于陌生人之手，无论在伦敦还是北平，这一点都一样。谋杀也是件私事。在十之八九的案例中，死者以为凶手爱着自己：丈夫杀死妻子，父母结束子女的生命，恋人相爱相杀。就目前来说，虽然倭讷曾身居高位，且现已垂垂老矣，但他就是头号疑犯。

谭礼士知道自己必须小心谨慎。虽然倭讷已经退休，但他的人脉还在，可以上达大不列颠在中国的最高权势集团之听。而且那个权势集团正像老鹰一样监视着这件案子，因为它认为英国处于列强在华势力等级体系之巅，英国人的声望比什么都重要。它不会坐视一位前英国领事因谋杀并试图肢解自己的女儿而受审。公使馆不情不愿地允许谭礼士插手此案——鉴于他的资历，他们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喜欢这样，也不是说他们不会祭起“老朋友法案” [45] 的法宝并试图影响他。从踏入北平起，他就等着他们的召唤。

所以他必须（至少在最开始时）小心谨慎。谭礼士沿着盔甲厂胡同走下去，试着感受这条街道。这里的房屋很老旧，也不怎么现代化。窗上没有安玻璃，还糊着半透明的厚窗纸。近年来这里建起了一两处新的水泥建筑，有着更坚固的砖石结构。胡同两端通向更多的胡同，它们形成一张网，这张网扩张下去，最后又回到散发着恶臭的运河和狐狸塔。从盔甲厂胡同西行就可抵达苏州胡同，穿过“恶土”，走到使馆区边缘。

谭礼士还没有意识到抛尸处距她家和使馆区有多近，因为“恶土”在这两地之间形成了一处真空地带。

然而他知道倭讷曾是最早搬至盔甲厂胡同的外侨之一。这位学者为自己租下了整座四合院。当周边乡村的农民拥入城市时，一处这样的院子可能要挤着住下四五家人。

看门人严平请三位警官进来，领着他们穿过院子进了上房。对犯罪嫌疑人住处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谭礼士把传统的中式深色家具、红漆柱子、格子窗棂和竹丛看在眼里。屋里光线昏暗，看不清室内装饰。倭讷在中国和蒙古探险时收集到的物件陈列在四周，颇似博物馆里的展品，使这里看起来更简朴了。这里像是一位老人的家，19岁的女孩肯定不会喜欢。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家就是家，帕梅拉身处其中，久而久之就对它习以为常了。

谭礼士被引至倭讷的书房，博瑟姆和比涅茨基等在外面。这间房坐北朝南，拥有最充足的阳光。屋里一排排书架高至天花板，上面放满了书，书脊上的标题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一墙之隔就是倭讷的私人藏书室，谭礼士在那里只看到了更多的书架和更多的书。

那位老人委顿地坐在书桌后的一张扶手椅上。书桌是沉重的桃花心木和柚木制成的，抽屉里肯定做了内衬，好保护里面存放的物品，谭礼士可以闻到香樟木或檀香木的味道。他在报纸上见过倭讷的照片，曾在天津出席了一次倭讷关于中国神话的讲座，还在北戴河的沙滩上碰见过倭讷，当时倭讷正坐在遮阳伞下读书。也许他也见过帕梅拉在沙滩上玩、骑毛驴或游泳，但当时并不认识她。

谭礼士尽管知道有许多人尊敬倭讷的学识和其在中国的资历，但对他本人就是喜欢不起来。谭礼士也明白这位老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让那些传教士和每周日必去教堂的虔诚信徒烦恼不已。当然，倭讷有他自己的怪癖：他生活在一个经常酗酒的圈子里，本人却是个禁酒主义者；另外，大家都知道他在所有曾任职的地方——无论多偏远——都不愿抱团，在北平和天津也是如此。“社交场上的宠儿往往学识堪忧！”倭讷曾经这样写道。 [46]

所以，他并不是个善于交际的、合群的英国人。谭礼士却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成为这样的人。但对于没有此类特质的人，谭礼士不会马上下结论。他在天津打进的社交圈子比他伦敦的圈子更高等。一位苏格兰场的警探并不是大家理想中的蓓尔美尔街俱乐部成员；但在摆脱英国阶级惯例的约束且地位得到提升后，他发现自己加入了英国俱乐部，并常常出入天津的社交中心戈登堂 [47] 。他得去裁缝那里定做一件晚礼服。幸运的是，他可以借口工作繁忙逃离教堂和更烦人的委员会会议。倭讷保持了本色，而谭礼士要遵守那个圈子里每位成员都要遵循的信条。就算倭讷不愿泡在俱乐部里一杯杯地喝威士忌兑苏打水，翻来覆去地嚼舌根或评论两周之前的《泰晤士报》，也不能就此给他扣上杀人犯的帽子。

谭礼士首先向倭讷表示哀悼和慰问。他希望两人能够一起聊聊天，而非进行讯问。他现在是在中国领土上，如果没有韩世清在场，他就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正式讯问、警告或控诉。但这位老人寡言少语，并且总督察觉得他有点看不起人。为什么谭礼士会来北平呢？倭讷想知道。难道说这案子不在中国警方和韩署长手上吗？

谭礼士解释了他插手的原因，并说他和韩世清一起工作。他并没有提到英国公使馆不信任中国人，没有说他们极度希望破案。他也没透露自己行动受到的限制，以及自己已经打破限制的事实。

倭讷看起来已经完全接受了帕梅拉的死。他惜字如金，几乎不去看谭礼士，而是扫视书架。倭讷在和别人讲话时很少直视对方，这是谭礼士之前不知道的。当倭讷偶尔与谭礼士目光相触时，总督察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一种直觉：有人正居高临下地逼视自己。他耸耸肩，把这种感觉赶走。倭讷把大好年华投入了外交事业，在那个圈子里，摆架子已成为一种职业病。

作为一位受过职业训练的律师，倭讷平心静气地陈述了自己在帕梅拉生前最后一天的行踪。他在下午最后一次看见女儿；她没有回家，他就出门去古雷维奇家找她，然后去了常任秘书多默思的办公室报告她的失踪。他曾派厨子去溜冰场，随后他在城市里游荡，到处找她。

韩世清已经把写着倭讷到达古雷维奇家的准确时间的纸条钉在了墙上，谭礼士知道这一点，而倭讷留便条给多默思的时间也被使馆区巡捕房记录在案。但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也就是倭讷声称自己寻找女儿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倭讷找到帕梅拉发一顿脾气，然后杀了人再回家。

谭礼士请倭讷再次列出他当时行走的路线，并把它记了下来：

南至天坛及其附近的公园

横穿使馆区

至城市最北端和雍和宫

国子监

牛街清真寺

南堂

然后回家。帕梅拉次日早上还没回来，家里也没有收到她的只言片语。于是他再次出门寻找，这次的路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