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孙子（1/2）

泰勒·舒尔茨（tyler shultz）站在一群新同事的中间——他们聚集在这座脸书公司过去的办公楼的餐厅里——正在听伊丽莎白富有感情地发表演讲。她谈到她的姨父因为癌症而过早去世，谈到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发出的早期警告如何能预防此类事件。那就是她在过去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目标，她说的时候满眼含泪，声音打动人心：一个人们不必过早向他们所爱之人说再见的世界。泰勒觉得这一讯息非常令人振奋。今年春天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利用暑假的间隙背包周游欧洲，此刻刚刚开始在希拉洛斯工作还不到一个星期。在这片天地的几天时间中，他有太多东西需要吸收理解，特别是伊丽莎白这次召开全员大会所宣布的消息：公司将在沃尔格林的门店正式启用其技术。

泰勒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是在2011年年底，他去祖父乔治在斯坦福校园附近的家里做客。那时他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修机械工程。伊丽莎白基于指尖采血进行快速、无痛检测的愿景立即对他产生了共鸣。那年夏天，他在希拉洛斯实习，随后改换专业，学习生物学，并申请该公司的全职工作。

他工作的第一天充满戏剧性。一位名叫安加丽的免疫测定团队主管辞职，一群员工聚集在停车场跟她道别。传言安加丽和伊丽莎白大吵了一架。接着，三天之后，泰勒被告知，他原本被安排加入的蛋白质工程小组被解散了，所有人都被转入人手缺乏的免疫测定团队去帮忙。一切都有点混乱，有点令人困惑，但伊丽莎白激奋人心的演讲打消了他刚刚萌生的焦虑。他离开会场的时候，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准备真正努力地投入工作。

入职一个月后，泰勒遇到了一位新员工，名叫艾瑞卡·张（erika cheung）。跟泰勒一样，艾瑞卡也是刚刚大学毕业，专业同样是生物学，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无共同之处。泰勒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还有声名显赫的祖父，是既有体制的产物，而艾瑞卡来自一个混合种族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从中国香港移民美国，在ups公司从包裹处理员一路做到工程经理。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家自学的。

尽管拥有非常不同的背景，但泰勒和艾瑞卡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在免疫测定团队的工作，是帮助运行试验，在希拉洛斯公司的爱迪生设备部署到实验室、应用于病人身上之前，验证其血液检测的准确性。这一验证过程被称为“检测验证”（assay validation）。用于这些试验的血液样本来自员工，有时候来自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为了鼓励员工贡献血液，希拉洛斯每管血液付给他们10美元。那就是说，你来一次最多可以挣50美元。泰勒和艾瑞卡互相竞争，看谁能先得到600美元——超出这个槛，公司就得将其作为报酬向美国国税局（irs）申报。一个周末，希拉洛斯正在寻找更多的志愿者，于是泰勒推荐他的四名室友跟他一起来贡献血液。那天晚上，他们把获得的补偿都拿出来放在一起——250美元——买了啤酒和汉堡，在几个街区之外他们租的那栋摇摇晃晃的房子里开了个派对。

令泰勒在希拉洛斯的工作热情遭受打击的第一件事，是目睹爱迪生设备的内部构造。去年夏天的实习期间，他没有被准许靠近这个设备，所以当一位名叫胡冉（ran hu）的华裔科学家去掉一台机器的黑白两色外壳给他做展示的时候，他的期望很高。站在泰勒旁边的是他的主管阿茹娜·阿耶尔（aruna ayer）。阿茹娜跟他一样好奇：她之前的角色是蛋白质工程小组的领导人，那时候她也从未亲眼见过爱迪生设备。冉做了一个简短的展示，泰勒和阿茹娜都不敢相信他们看到的东西。这个设备似乎不过就是在一个机械手臂上固定一个移液管，然后在一个台架上前后移动而已。两人都期待能看到某种复杂的微流体系统。但这个，似乎像某种中学生在车库里就能造出来的东西。

阿茹娜想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问道：“冉，你觉得这个东西酷吗？”

冉回复的语调暗示她并不这样觉得：“我想你还是自己看吧。”

当外壳装回去之后，爱迪生倒是还有一个触摸屏的软件界面可以夸耀一下，但即使这个东西也令人失望。你得用力敲击屏幕的图标，才能起到作用。泰勒和团队的其他一些成员开玩笑说，如果斯蒂夫·乔布斯看到其中一台设备，也会在坟墓里睡不着觉。泰勒感到一阵失望席卷自己，但重又振作起来，告诉自己，传说中还在工作室的下一代设备4s可能要复杂得多。

很快就有其他的事情开始困扰泰勒。他和艾瑞卡受命要做的一项试验，涉及在爱迪生设备上反复测试血液样本，以测量所得结果的变化程度。所收集的数据用来计算每一台爱迪生设备的血液检测变异系数（efficient of variation），或简称cv。如果一项检测的变异系数低于10％，则通常认定是准确的。令泰勒失望的是，未能获得足够低cv值的数据轮次只是被简单地抛弃，试验不断重复，直到获得想要的数据。 这就好像你抛硬币，抛的次数足够多，总会得到连续10次头像，然后你宣布，硬币每次掉下来都是头像朝上。甚至在获得“良好”数据的试验轮次中，泰勒和艾瑞卡注意到某些数值也被认定是极端值而被删除。当艾瑞卡询问团队级别更高的科学家，他们如何定义极端值，没人能直接回答她。艾瑞卡和泰勒也许太年轻，缺乏经验，但他们都知道，采樱桃式 [1] 的数据绝不是好的科学。并不是只有他们对这些具体行为产生了担忧。泰勒喜欢和尊敬的阿茹娜也不同意这些做法，还有一位生性活泼、与泰勒友善的德国科学家迈克尔·亨伯特（ichael hubert）也是如此认为。

泰勒参与的一项验证试验，涉及一种对梅毒的检测。有些检测是测量某种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比如胆固醇，从而判断它是否过高。其他检测比如梅毒检测，提供的是非此即彼的答案，即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特定疾病。此类检测是否准确，衡量标准是敏感性，即该项检测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标记某人对该疾病呈现阳性。 在为期数天的一段期间，泰勒和几位同事在爱迪生设备上检测了247份血液样本，其中有66份已知梅毒阳性。在第一轮测试中，设备只正确地检测出65％的阳性样本。在第二轮测试中，它们正确地检测出80％。然而，在其验证报告中，希拉洛斯声称其梅毒检测的敏感度达到95％。

艾瑞卡和泰勒觉得，希拉洛斯还在爱迪生设备其他检测的准确性上有误导行为，比如一项测量维生素d的检测。当一份血液样本用意大利索灵公司制造的分析仪进行检测时，它可能显示维生素d的浓度为每毫升20纳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被认为是足够的。但当艾瑞卡在爱迪生设备上测试同样的样本时，结果是每毫升10或12纳克，这个值意味着维生素d不足。然而，爱迪生设备的维生素d检测仍被允许在临床实验室中用于活体病人样本，还有两种甲状腺激素检测和一种测量前列腺癌症标志物psa的检测，也是如此。

2013年11月，艾瑞卡被从免疫测定团队调到临床实验室，安排在诺曼底，即楼下设有爱迪生设备的房间。在感恩节假期的时候，从沃尔格林在帕洛阿尔托的门店传来一份病人的订单，要求做维生素d检测。按照所接受的训练，艾瑞卡在检测病人的样本之前，先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质量控制检查。

质量控制检查是防止不准确结果的基础性安全措施，是实验室运行的核心区域。即对一份预先保存的血浆样本进行检测，其中某项被分析物的浓度已知，然后看实验室对该物质检测的结果是否与已知的值吻合。如果所得到的结果比已知的值高出或低于两个标准方差，则通常认定质量控制检查失败。

艾瑞卡运行的第一次质量控制检查失败了，于是她运行了第二次。这一次也遭到了失败。艾瑞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实验室的高级别工作人员都在休假，所以她给公司设定的紧急求助热线发送了电子邮件。萨姆·阿内卡尔、苏拉吉·萨克塞纳和丹尼尔·杨回复了她的邮件，给出多种建议，但他们的建议都没有起到作用。过了不久，一位名叫杜远（uyen do）的员工——来自设备研发方面——下楼来，看了看质量控制检查的读数。

按照桑尼和丹尼尔所制定的框架标准，希拉洛斯从爱迪生设备获得检测结果的方式至少可以说是非正统的。首先，指尖针刺采血的小样本用帝肯液体处理器稀释，分成三个部分。随后，三份被稀释的样本在三个不同的爱迪生设备上进行检测。每个设备上有两个移液管针头，探入被稀释的血液中，产生两个数值。因此加在一起，三个设备会产生六个数值。最终的结果，是取那六个数值的中间值。

按照这个框架，艾瑞卡在三个爱迪生设备上运行了两个质量控制样本，每一轮得到六个数值，一共获得十二个数值。杜没有劳神跟艾瑞卡解释她的原则，删除了那十二个数值中的两个，声称它们是极端异常值。然后，她继续下去，检测了病人的样本，将结果发送出去。

这不是质量控制检查反复失败的应有处理方式。通常，连续两次这样的失败会导致这些设备下线，进行重新检校。 而且，杜甚至没有进入临床实验室的许可。与艾瑞卡不同，她没有cls的执照，没有处理病人样本的资格。这一幕令艾瑞卡非常震动。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在楼上的实验室侏罗纪公园，艾伦·比姆正在与一位女性巡查员紧张地争论，她来自加州公共卫生部实验室现场服务处。希拉洛斯实验室取得clia执照已经差不多两年，需要更新，这要求实验室得通过检查。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将诸如此类的常规检查授权给州巡查员执行。

桑尼已经下过命令，在检查期间，任何员工不得进出诺曼底。通往这间楼下房间的楼梯被藏在一扇门后面，只有用一张门禁卡才能打开。艾伦和其他实验室成员明白这一命令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桑尼不想让巡查员问及这扇门后的任何事情。 巡查员在实验室的楼上部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找出了几个相对轻微的问题，艾伦承诺会尽快修正。然后她就走了，完全不知道她忽略了实验室中配有公司专有设备的部分。艾伦不知道是该如释重负呢，还是该生气。难道他刚才不是在蒙骗一位监管者吗？为什么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检查之后，桑尼下令，不仅只有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的那四项检测采用指尖针刺取血方式，针对希拉洛斯在沃尔格林门店中提供的数十项血液检测，都从常规的静脉抽血转到指尖针刺取血。这意味着，丹尼尔·杨和萨姆·龚（sa） [2] 用西门子的advia设备临时拼凑的系统现在将用在普通病人身上。用不了多长时间，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伊丽莎白和桑尼决定将凤凰城作为他们的主要启动市场，他们被亚利桑那州支持企业发展的名声所吸引，另外该州存在大量无保险的病人，他们相信这些人尤其容易接受希拉洛斯提供的低价服务。因此，除了在帕洛阿尔托已开的一家店，公司在凤凰城地区的沃尔格林门店刚刚开了两家健康中心，计划另外再开几十家。伊丽莎白计划在凤凰城设置第二家实验室，但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的门店中收集的指尖取血样本还需要通过联邦快递送回帕洛阿尔托进行检测。这一安排非常不理想：纳米容器是放在冷却容器中运送，但在机场的柏油路面上暴晒几个小时，冷却容器的温度会升高。这会导致小试管中的血液凝结成块。

跟启动之前测试员工的血液样本时一样，艾伦在钾的检测结果上仍然遇到了问题。纳米容器中的血液常常呈现出粉色，这是溶血的一种迹象，而稀释后的样本所产生的钾检测结果普遍过高。部分情况下高到只有死去的病人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检测值。问题实在太糟糕，以至于艾伦定下一条规则，在某一数值之上的钾检测结果不得提供给病人。他请求伊丽莎白将钾检测从希拉洛斯的检测项目清单上删除。但是，她派了丹尼尔·杨过来，想修复这个检测项目。

2014年初，泰勒·舒尔茨从免疫测定团队被调到制作团队，该团队在楼下的诺曼底工作。这让他更接近艾瑞卡和其他临床实验室的同事，他们正在爱迪生设备和经过改装的西门子advia上处理病人的样本。在两个团队之间没有设置物理隔断，所以泰勒可以听到实验室助手之间的窃窃私语。泰勒从艾瑞卡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爱迪生设备经常在做质量控制检查时失败，桑尼给实验室的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忽略失败，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些设备上检测病人样本。

泰勒正在斗争该如何做的时候，接到祖父的电话。乔治说他要为伊丽莎白举办30岁生日宴会，想让孙子来参加，为她弹奏一曲。泰勒从高中开始弹吉他，喜欢自己写歌。此前暑假旅行期间，他曾周游爱尔兰，在酒吧里或是街头拐角演奏。泰勒想用工作来作借口推脱：他在制作团队的排班是从下午3点到凌晨1点，与晚会的时间冲突。但乔治坚持己见。他已经做好了座位表，在晚餐桌上把自己孙子的座位安排在钱宁·罗伯特森和伊丽莎白之间。而且他很确定，如果泰勒为了庆祝伊丽莎白的生日而误了工作，她不会介意的。她想让他参加，他说。

几天后，泰勒与其他宾客混杂在乔治家中的起居室里，那是一幢淡蓝色木质屋顶的大房子，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乔治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charlotte）扮演宴会主人的角色。伊丽莎白的父母飞过来参加这次活动，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也来了。另外还有钱宁·罗伯特森和希拉洛斯的董事比尔·佩里（bill perry） [3] ，佩里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防部长。

在祖父的敦促下，泰勒演唱了他匆匆写就的歌。俗套的歌词借用了希拉洛斯的口号：“小小一滴，改变一切”，泰勒唱的时候尽力不显得谄媚。令他恐惧的是，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又得重唱一次，因为亨利·基辛格来晚了，所有人认为他应该听听。泰勒唱完以后，亨利·基辛格——跟乔治·舒尔茨一样，已经90岁出头了——朗诵了一首他为这个过生日的姑娘写的五行打油诗。这幕场景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感觉：他们全都坐在舒尔茨的起居室里，围成一圈，伊丽莎白在当中，陶醉在众人的目光里。仿佛她是个女王，他们都是她的追求者，亲吻着她的王冠。尽管那晚如此尴尬，但让泰勒觉得他与伊丽莎白相处得很好，足以向她坦白自己的担忧。晚会过后不久，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她，问是否可以跟她面谈。

伊丽莎白邀请他去她的办公室。他们的会面很短暂，但他有时间提出一些困扰着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希拉洛斯对其血液检测准确性所做的公开表述：公司声称其检测的变异系数低于10％，但许多验证报告中的变异系数高出很多，他告诉她。伊丽莎白表现得很惊讶，说她觉得希拉洛斯没有做出过这样的断言。她建议两人一起去看看公司的网站，并且立即在她巨大的iac电脑屏幕上把网站调出来。网站有一个叫作“我们的技术”的板块，其中用一个夺人眼球的绿白色圆形标志，确实醒目地宣传变异系数低于10％，但伊丽莎白提醒说，在它的上面有一行较小的字，特别注明这一声称只包括希拉洛斯的维生素d检测。

泰勒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在心里想，要去检查维生素d验证的数据。随后他提出，自己计算的变异系数常常与在验证报告中找到的数据不符。按他的计算，报告中的变异系数远远低于它们实际的数据。也就是说，希拉洛斯在夸大其血液检测的准确度。

“这听起来不对劲。”伊丽莎白说。她建议他去和丹尼尔·杨谈谈。丹尼尔可以带着他看看希拉洛斯是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帮他打消任何疑虑。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泰勒与丹尼尔·杨碰了两次头。跟丹尼尔谈话会令人感到泄气。他的额头很长，后退的发际线更突出了这一点，证明他有一个大大的、强有力的大脑。但要想知道那个大脑里面在想什么是不可能的。他的眼睛藏在金边眼镜后面，从不泄漏任何情绪。

第一次碰头的时候，丹尼尔平静地解释为什么泰勒的变异系数计算是错误的：泰勒考虑的是六个数值，或者说在每一次爱迪生设备的检测中产生的“重复计数”，而不是取那六个数值的中位数。希拉洛斯向病人报告的最终结果是中位数，因此只有那个数值与变异系数的计算有关，他说。

技术上而言，丹尼尔也许是正确的，但泰勒已经触及了爱迪生设备的一个核心缺陷：它的移液管针头是极为不准确的。每一次检测产生六个测量结果，然后选择中位数，是对这种不准确的一种修正方式。如果针头首先稳定可靠，就没有必要这样折腾。

谈话转向梅毒检测，泰勒担忧的是其敏感度被高估了。再一次，丹尼尔已经有了准备好的解释：爱迪生设备的梅毒检测结果有部分掉入了一个模糊区域。在这个区域内的结果不应当包括在敏感度计算以内。泰勒仍然抱有疑虑。对于这个所谓的模糊区域，似乎没有任何预先界定的标准。 它可以任意扩展，直到敏感度达到公司想要的目标。在梅毒检测的情况中，这个范围如此宽广，以至于被认定在模糊区域内的样本比爱迪生设备正确地发现为阳性的样本还要多。泰勒问丹尼尔，他是否认为希拉洛斯的梅毒检测真的是市场上最准确的，像公司所宣称的那样？丹尼尔回答，希拉洛斯从未声称拥有最准确的检测。

泰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谷歌上搜了两篇最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希拉洛斯的文章，把它们发给丹尼尔。 其中之一是伊丽莎白在《华尔街日报》的访谈，其中声称希拉洛斯的检测“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准确”，并且称那准确性的提高是科学的进步。几天后他们再次碰面时，丹尼尔承认《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说法太过笼统，但又争辩说，它们是作者所说的，不是伊丽莎白自己说的。泰勒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投机取巧。那个作者当然不是自己凭空说那些话的，一定是从伊丽莎白那里听来的。一抹微笑掠过丹尼尔的嘴唇。

“是，在访谈的环境中伊丽莎白有时候会有所夸大。”他说。

还有其他的事情困扰着泰勒，他刚从艾瑞卡那里听到风声的事情，他决定也提出来。所有的临床实验室都必须每年三次接受一种被称为“能力验证”的考验，这是用来排查那些检测不准确的实验室。美国病理学家学会（the lle of aists）这样的认证机构会向实验室发送预制的血浆样本，要求它们对多种被分析物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