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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兹尼,二〇〇三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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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亚回来了,我们杯中的白茶已经变凉,她依然还没提到圣彼得堡的眼科外科医生。

“跟你说个好消息。”她边说边伸手摸过地板,搜寻她的皮箱。她递给我两个录像带。“这两部是你想要的电影,是吧?”

我看看两个vhs的外壳。很不幸地,两部都是苏俄喜剧片。

“没错,这两部都是我想看的电影。”

“我还担心街上的小贩骗了我呢。”

“娜迪亚,眼科外科医生怎么说?”

她一语不发,沉默的时间足以把一个李子的皮剥得干干净净。

她眉头一沉,缓缓说道:“重建手术不是没有可能。”

我双手拍拍桌面,鼓起全副精神说声恭喜,脊骨却欲振乏力,直不起腰。如果娜迪亚再也不需要我,如果她搬到瑞典、在一个我永远看不到的客厅组装书架,那我该怎么办?这是个好消息,当然是的,娜迪亚却毫无喜悦之色。“怎么了?很多人等着动这种手术吗?”

“我不会动手术。”

“什么?为什么不会?”

“太贵了。”她依然面向桌子对面的空椅,以为我还坐在那里。“手术得花十一万五千元。”

十一万五千卢布。这是一笔大数目,但并非不可能。说不定必须花好多年积存,但是依然可行,就像是前往白俄罗斯度假。我已经开始构思如何从内政部捞钱。她补了一句:“十一万五千美金。”

我一颗心腾空飞跃,直坠肝胆深处。以三十一卢布兑换一美元的汇率,这个金额简直是天文数字。娜迪亚伸手拿皮包,掏出一个信封。

“我欠你的旅费。帮我数一数。”她说。一时之间,她那种信赖任何人的直觉,真是让人生气。盲人不是应该生性多疑吗?我难道不曾警告她、劝她小心、叫她不可以信赖任何人?但她偏偏变得更轻信、更愿意相信人们并非生来就是骗子和奸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收藏的录像带里多了一部《幸运先生》。(译注:ntlen of fortune,一九七一年出品的经典喜剧片。)

“小钱,别挂在心上。”我说。

“我要还你钱。”

“如果你想当个烈士,你就走进森林里加入他们。”

“帮我数一数。”她坚持,语调正经、冷静、肃穆。“我攒下的残障补助金剩下一点钱,我不需要同情施舍。”

当然没有所谓的残障补助金。政府当然没有按月寄钱给她,也没有补助她这栋我隔壁的公寓。每月初一我送上门、装在内政部信封里的现金,全都出自我的口袋,每个月的房租也由我支付。

“赶快数一数吧。”她说。我们都知道这真是荒唐。但我在她身边坐下。我们的友情、爱情,或是天知道哪种感情,难不成果真出于情投意合,而不是各取所需?我很清楚这是痴心妄想,漫天大谎,而我扮演我的角色,维系这个错觉。我点数一张张每月初一我将装进内政部信封、递回她手中的钞票,点数之后,我们握手,好像已经达成交易、我们再也不亏欠彼此、没有尚待清还的债务、没有仍未完成的义务。

我躺在床上,手指轻抚她残余的秀发,指尖紧贴她的脸颊,慢慢滑动,试图解读一道道划过她的脸庞、有如点字般的伤疤,好像我们之中、瞎了眼的是我。我一只手顺着她的身体的曲线移动,轻轻滑过她隆起的左乳、微翘的臀骨,一直摸到她那圆润光滑、毫无疤痕、只在黑暗中示人的大腿。她翻身,滚向另一侧。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床上,你几乎忘了坠落的飞弹、崩塌的博物馆、远得不能再远的青天、有如冰块般在草间滚动的空心砖。寻获她之时,你手里握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的脸孔被大火烧成两半,牙齿格格打颤。你几乎忘了你是怎么把她的脸颊捧在掌心、试图吹气帮她降温,你也几乎忘了你抱着她之时、她是怎么睁着支离破碎的双眼、搜寻你的踪迹。

你几乎忘了你已经警告她多少次提防恶人,好像他们是非我族类的怪兽,躲在她的门外,随时准备掠夺容易受到伤害的盲人。当她翻身离开你、拉过毯子盖住她的臀部,你几乎忘了自问:“我今天变成了什么怪兽?”

隔天早上,我回到自己的公寓,看到一幅幅留置在地上的油画。阳光照在焦黑之处,呈现出奇特的美感,好像大火并未毁坏这一件件艺术品,反而让它们表达出残酷的现况。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幅画,一位贵族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全家福,送给儿子当作结婚礼物。油画最上方的三分之一已被焚毁,贵族、贵族夫人、他的长子、新婚夫妻的头颅也被火舌吞噬,但是他们的躯体依然完好,依然身穿煤灰点点的马裤和衬裙,一只腊肠狗蹲在他们脚边,小狗胖嘟嘟,四只短腿几乎碰不到地,这幅油画意欲昭显家道永远兴旺,结果却只有这只腊肠狗完好无缺。

我把油画挂在墙上一根歪曲的铁钉上,退后几步,仔细瞧瞧,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竟然是我头一次挂上一幅现代画作,想来讶异。我把家具拖到厨房,把其余的油画一幅幅挂满整个客厅,最后剩下那幅经过修复的札哈洛夫。我考虑是否把它摆回衣柜里,让它置身黑暗之中,只供我个人独享,但我心中那股策展人的本能占了上风。我把札哈洛夫挂在墙上那个专属的角落。街童们早已偷走我最后一个招牌,我拿起另一块硬纸板草草书写,钉在门上: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

接下来必须解决警卫的问题。我把一张揉成一团的百元卢布大钞丢下楼梯,街童们就像桑札河中的鳟鱼,肚子饿到不可能不咬带饵的鱼钩。角落冒出一只小手,我伸手一抓,拉出一只瘦巴巴的手臂,钓到一个小孩。他疯狂扭动,大咬我的手腕,我拉着他用力摇晃,直到他终于屈服。我说我打算雇他担任博物馆的警卫。

他停止扭动,说不定惊吓过度,那张百元大钞躺在他的掌心,我合起他的手掌,他的指甲状似生锈,他的衬衫跟七拼八凑的煤灰一样单薄。

“强盗偷走了我门上的招牌。”我告诉他。“我每星期付你和你朋友们三百卢布,请你们帮忙看守。”

其后几星期,我带着每一个观光团到馆中参观。一团红十字会的代表。一团外国油商。一位重量级拳王。一位英国记者。只剩下这些了,一幅幅烧焦的油画发出嘶喊。你不能焚烧灰烬!你不能拆毁瓦砾!身为除了街童之外馆中唯一的员工,我拔擢自己,帮自己冠上一个早该冠上的头衔。我不再是副院长。从今天开始,我是“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的馆长。

一天早上,新装的电话铃声大作,我接起电话,内政部长说声哈啰,听来郁闷。“我们百分之百完蛋了。”

“部长先生,真高兴您打电话来。”我回答。我还穿着睡衣,即使只是讲电话,我依然感觉衣衫不整,不太得体。

“外国人出局了。他们用钻探权跟俄罗斯石油公司交换几十架苏俄轰炸机。”

我点点头。难怪他们还没派来他们最机灵、最稳重的代表。“这么说来,俄罗斯石油公司打算钻探?”

“没错。情况可能更糟。”他吃力地说。“我干脆被降级成副部长算了。”

“我已经当了好多年副手,其实没有您以为的那么糟。”

“世界一拉屎,一坨坨大便全都落到副手的额头上。”

我可无法否认。“这对观光局有何影响?”

“你还得再带一组人参观,然后你就得另谋新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欧列格·沃洛诺夫即将前来参观。”

我花了一秒钟才想起这人是谁。“全俄国排名十四的有钱人?”

“现在排名十三。”

“恕我冒犯,部长先生,我曾带领人权分子、平面媒体记者等没有权势、没有地位的人参观,哪有资格陪同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亨参观?更何况,他干吗要求参观?”

“这正是我的疑问!显然是他太太的点子。那个叫作葛莉娜什么娃的女明星,听说你东拼西凑、搞出一间博物馆。你最近忙些什么?”

“部长先生,这事说来话长。”

“你知道我没兴趣听故事。”

“是的,部长先生。”

“好吧,请你务必为他展示我们车臣著名的待客之道。别忘了请他喝一杯没有煮沸的自来水。我们让这位俄国排名第十三的富豪感染肠胃寄生虫吧!”

“请放心,部长先生,我是豪华轿车的司机。”

“我会摆脱困境,鲁斯兰。别为了我的前途操心。说不定我会到美国看看。我想趁着岁数还轻、身体还硬朗、还有办法亲身体验的时候,到密歇根州的马斯基根瞧瞧。”

过了三星期,欧列格·沃洛诺夫果然来访。他和他的明星太太葛莉娜·伊娃诺娃坐在奔驰轿车后座,他的助理坐在前座,她一头银白的金发,效率奇高,即使没人说话,她也低头记笔记。尽管试了又试,我却始终没办法真心怨恨沃洛诺夫。截至目前,他不太爱说话,心不在焉,不怎么好奇;简而言之,他是个绝佳的观光客。葛莉娜就不一样了,她读过哈桑·戈西罗夫的作品,而且跟我复述一些我不熟悉的历史小常识。亡故官员们的办公室大门在我们的车下嘎嘎作响,她提出一些经过慎思的问题,她没把我当作是个仆役,甚至没把我看成导游,而视我为学者。我随口提到地雷、街童、性侵、凌虐、人人承受的苦难,但是沃洛诺夫和他太太同情地摇摇头。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没有露出假惺惺的模样,也没有做出我希望他们露出的恶人嘴脸。

参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是我的公寓。我略为犹豫,不敢让一个像他这种大人物进入我这种小规模的博物馆,但是他的太太坚持参观。我们走上楼梯时,沃洛诺夫看看手表,那支手表是塑胶制品,不值一文,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不会把他看成一个值得憎恶的坏人。

“这是‘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仅存的馆藏。”我边开门边说。沃洛诺夫和他的助理在客厅绕来绕去,我瞄了一眼厨房水槽,但我可不想让任何人承受饮用生水的后果,即使对方是个俄国寡头大亨。

沃洛诺夫和葛莉娜走过一个个烧焦的画框,来到一幅风景画之前。“就是这幅?”他问她。她点点头。

“札哈洛夫,是吧?”他问,他边摸衣领、边转向我。“如果我没记错,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曾经展出他的作品。”

这下我才意识到我把恶魔请进了家门。“博物馆遭到轰炸时,大部分原作付诸一炬。我们把抢救下来的作品送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但是不包括这幅?”

“没错。”

“你把如此珍贵的画作挂在一间公寓的墙上,而且只请了一些街上的小毛头看守,你不觉得这样相当大意吗?”

“那是一幅次选之作。”

“信不信由你,但我太太一直在找这幅画。它对她具有特殊意义。我知道、我知道,我娶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水吗?”

“你可以送给我这幅画。”

我勉强挤出笑声。他也笑笑。我们都笑笑。哈哈!哈哈!大家都在说笑。“这幅画是非卖品。”我说。

他不笑了。“如果我想买呢?”

“我们这里是博物馆。您不能说买就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总监也不会因为您买得起,所以就把挂在他墙上的艺术品卖给您。”

“你只是副馆长,这里也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他端详油画上的点点尘埃、水槽里的成叠碗盘,语气传达出百分之百的怜悯。这下我终于憎恶他。

“请你想想,我在莫斯科的顶楼豪宅有个画廊,温度和湿度都是自动控制,还有一流的保全设施,除了葛莉娜、我自己和几位宾客之外,绝对没有别人看得到这幅画。你肯定知道我非常讲理,是吧?”他朝着窗外点点头,他那三个巨人般的持枪保镖,隐身于他们停在街上的越野休旅车旁;他摆明了是在威胁我。“这幅画值多少钱?”

“这幅画值……”我开口,但我怎么收尾?我怎能把车臣最后一幅札哈洛夫、我家园的最后一幅影像标上价码?我脑中浮现一个数字,心中却猛然一惊。我若因为同一笔交易失去札哈洛夫和娜迪亚,岂不是最糟糕的后果?“拿去吧。”我说。“你们已经拿去其他一切,不差这一幅画。”

沃洛诺夫勃然大怒。“我不是窃贼。跟我说它值多少钱。”

我四下环顾,眼光停驻在那张印在鱼身之上的贴纸,jcd?他会怎么做?(译注:jcd是“ould jc do?”的缩写,“jc”原先代表英国bbc汽车节目的知名主持人“jerey crkn”,后来引申为姓名缩写为“jc”的公众人物,例如julia child、jackie chan,或是ji carrey。鲁斯兰是金·凯瑞的影迷,也只知道金·凯瑞,因此,对他而言,“ould jd do?”的意思是:“金·凯瑞会怎么做?)金·凯瑞会勇敢面对。不管多么棘手,金·凯瑞终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闭上眼睛。我不想说出这个数字。“十一万五千美金。”

“十一万五千?”

我点点头。

“那大约是三百七十、八十万卢布?我们凑成整数,就说是四百万卢布。”沃洛诺夫拍拍双手,夸张地说。他太太依然紧盯着油画。他转向他那位紧随其后、从头到尾不停记笔记的助理。助理打开一个庞大无比的皮包,掏出八叠用橡皮筋捆扎起来的五千元卢布大钞,一沓沓堆在地上。“我从来不相信银行。”沃洛诺夫说。“这个建议免费,请你收下。幸会了。”他拍拍我的背,交代助理把油画带下楼,走向门口。

然后他就离开了。葛莉娜依然瞪着札哈洛夫。即使现在油画已经不属于我,我看着它能够吸引如此强烈的注意力,依然感到骄傲。

她朝着我太太和我儿子有如火柴小人的侧影点点头,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你不会了解,但一个我曾经爱过的人在这个牧野丧生。”

她拍拍我的肩膀,走向门口。

然后她也离开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那个飘着甜腻香水味、闻起来带着婴儿乳香的助理。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黑暗延伸为永远的夜晚、我们的一生有如一场仓皇走过的梦境,但我无法想象,因为即使适逢夜晚,我也知道晨曦将至,因为即使我紧闭双眼,我也知道我终究会睁开双眼。当娜迪亚睁开双眼,她会看到什么?当她看到我,她会看到怎样一个人?

“你必须帮我们撰写一篇策展缘由。”助理说。“几句我们可以刻在牌子上的说明。”

她把手中的拍纸簿递给我,我在我的油画前站了好久,然后开始动笔。“请注意牧野的阴影与空中的云朵相互对映。”我写道。或是“杏树的叶片与牧野另一侧的青草朝着同一个方向飘动”。对这位大师级画家而言,一笔一画莫不达到栩栩如生的境界。请注意白色石墙勾画出特别的视觉效果,不但赋予深度,同时衬托出远方的地平线。油画的左半部、沿着山坡而上,你会看到地上一道道经过翻动的渠沟。你可以假设它们是新挖的墓穴,或是方才埋设的地雷,但你若仔细观看,你会看出它们是一排排刚刚种下的香料作物。迷迭香已经冒出鲜嫩的细芽。在这幅油画中,札拉洛夫描绘春日的宁静与安详。阳光散发出令人怡然的光芒,还有几个钟头,夕阳才会西沉。山坡坡顶、靠近地平线之处,你说不定会注意到一名女子和一个男孩慢慢攀爬。别理会两人的身影,因为他们只是一位新手修复师失败的尝试。他们不过是他笔下的阴影。他们不存在于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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