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兹尼，二〇〇三年（1/2）

石油商人们从国外而来，参加油田钻探权的签署典礼。“对他们而言，这趟出差像是度假。”昨天晚上在“格罗兹尼永恒大旅社”，他们的翻译员告诉我，那是本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饭店，也是车臣共和国唯一的旅馆。我神情肃穆地点点头，他无须解释。我的那个时代，年轻人保持艰苦奋斗、坚定执着之心进入公家单位，结果却在两年之后意兴阑珊、疲惫不堪地离职，发誓永远不再为公家单位或是任何人服务。但是嘛，如果他们觉得到这里出差像是度假，那么其他地方肯定非常阴森可怕。

“我们再过十分钟就抵达格罗兹尼。”我用英文跟大家宣布。翻译员坐在乘客座，他跟稻草秆一样细瘦，头发又黑又亮，看起来几乎像是把鞋油当作发雕。我觉得自己跟翻译员们惺惺相惜——我对于各阶将领的副官和随扈人员也抱持同样心态——当他慢慢地、小心地讲国语，我听出他的口气之中带着无奈，他显然知道自己比长官们聪明，而我太熟悉这种口气。

车子七弯八拐，行驶于曾是屋顶的路面，瓦砾之中冒出一只布满青绿铜锈的手臂，食指朝天一比。列宁的雕像曾经竖立在学校外面的广场上，雕像的手臂高举，鼓励学童们参与光荣的革命，但现在瓦砾堆到雕像下颚。我们继续驱车前进，驶经黄澄的子弹带、青绿的防弹背心、艳红的印花头巾、金黄的肩章，俄罗斯大军有如五颜六色的调色盘，彩绘在暴起暴落的瓦砾间。一看到悬挂在奔驰轿车引擎盖下方的“02”内政部车牌，士兵、警察马上挥手准许我们通行，行车变得比较顺畅。五颜六色的军队，总有一组人马挟持水泥车，卖给边境以北的俄罗斯建设公司，结果路面坑坑洞洞，始终缺乏水泥填补，修路的工人们只好从坍塌的行政大楼拆下办公室的木门，废物利用，铺架在洼洞上。门上留有姓名与头衔，标示出哪些人曾在门后工作。曼索尔·柯哈利朵夫，肿瘤科主任，第六号市立医院；亚卡哈·萨加伊波维，产能局副局长，石油天然气工业部。说不定我的名字也出现在某个破落巷弄的木门上，支撑着某个陌生人走过坑洞，陌生人瞥见小牌子上写着鲁斯兰·度库洛夫，副主任，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八成心想这人是否依然健在。

“最近格罗兹尼郊外发现一个庞大的万人冢，是吧？”翻译员问。

“没错，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坟场将成为重要的景点，吸引许多热爱考古的观光客。”

翻译员皱起眉头。“坟场不是犯罪现场吗？”

“别傻了，坟场具有百万年历史。”

“但是尸体不都是遭到枪决吗？”他追问。

我耸耸肩，不予理会。我哪有资格为史前人类的野蛮行径发声？

翻译员朝着一堆小山似的瓦砾点点头，瓦砾用推土机推平，紧邻市区边界。“那是什么？”

“郊区。”我说。

我们驶经一部部反铲挖土机、砂石车、手持式凿岩机，穿越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金属杂音。听了好几个月刺耳的炮弹声，重建工程的噪音像是迎宾曲。起重机是我见过最高耸的人工建筑物。我把车子开到中央广场，广场曾是市府行政中心，现在是一片布满重型推土机轨迹的泥地。娜迪亚以前住在街尾。油商们爬出车外，对着彼此皱眉，然后一脸不悦地看看翻译员，最后对着我皱起眉头。

我朝着东北方转身，指指两团蓬松云朵之间的狭长蓝天。“那边曾经是卡夫卡兹旅馆，abba合唱团在那里住了两晚。有个夏天我在旅馆工作，帮他们扛过吉他。诸位请看旅馆旁边，想象一下那边有排公寓。一九九一年之前，只有官员们住在那里，一九九一年之后，住户们全成了罪犯。没有人搬进去，也没有人搬出来。”

油商们全都板着脸。翻译员靠向我，轻声对我说：“你肯定知道这三位男士是要员吧。”

“没关系，我是豪华轿车的司机。”

翻译员一脸困惑地瞪着我。

“电影‘阿呆与阿瓜’的罗伊？”（译注：dub and duber，金·凯瑞和杰夫·丹尼尔斯主演的经典搞笑片。）

毫无反应。

“金·凯瑞，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喜剧演员，具体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与无知。”我解释。

翻译员根本懒得翻译。我继续借由叙述，描绘出广场的景致，但是油商们看不到我眼中的景象。他们只看到被炮弹和推土机摧毁一空的广场。

“拜托，同志们，运用一下想象力。”我敦促，但是他们回到奔驰车里，我说话的对象只剩下翻译员，然后他也上车，我只得自言自语。

三个月前，内政部长跟我提起他的点子。这个提议可笑至极，但我带着茫然谦卑的神情聆听，我当了二十三年公务员，早已将这种表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联合国已将格罗兹尼列为全世界最残破的城市。”部长一边解说、一边享用鲜嫩的鳟鱼。

我不确定如何做出适合的回应，所以我不痛不痒地说了声恭喜。

“没错，嗯，受到认可还不赖，是吧？但是你应该料想得到我们的形象出了问题。”

他坐在一张椅背高耸的办公椅上，身影笼罩着桌面，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听他讲话，凳子古旧，椅脚细长，功用在于让人在部长面前竭力保持直立的坐姿。十五年前、当部长和我头一次碰面，有人刚帮他和他的儿子们画了一幅肖像画，他征询我对这幅画的意见，我则针对我家乡附近的一栋乡间别墅，请教他有何看法。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在最近一次战争爆发之前移民美国攻读药理学，现在任职于密歇根州马斯基根一家非常重要的药房。我不知道另一个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部长既未大肆吹嘘，因此，我猜他的下场八成不妙。肖像画依然挂在办公室另一侧的墙上，画中的部长和儿子们穿戴高筒皮靴、宽松长裤、毛料长衫、羊皮皮帽，父子三人威武地跨坐在一头褐熊的骸骨上。

“外资，”部长继续说。“其他人大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认为如果想要达到经济自主，我们必须吸引跟克里姆林宫没有关联的外来资金，问题是格罗兹尼被列为全球最庞大的废墟，这种世界纪录对我们毫无帮助。俄罗斯石油公司想要染指我们的石油矿藏，但外国人会提供比较优渥的条件。你听过欧列格·沃洛诺夫？他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俄国排名第十四名的富豪，也是一位鹰派分子之一。收购这里的石油矿藏是他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之一。”

部长放下刀叉，开始整理盘中尖细的鱼骨，重新排出刚才被他吃下肚的那只鳟鱼。“如果想要诱使外国人前来投资，我们必须把车臣包装为高加索的迪拜，这就是我为什么请你帮忙。你的头衔是什么来着？‘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馆长？”

“报告部长，我是副馆长。”

“没错，副馆长。你把那些油画送往莫斯科参展，百分之百的公关妙计，高明极了。连英国的报纸都报道‘特列季亚科夫特展’。”

我微微点头，表示接受他的赞美，我的职业生涯已是千疮百孔，而那个特展可说是最低潮。一九九九年，俄罗斯的飞弹炸毁博物馆，接着起了一场大火，我偕同属下冒险抢救馆中的艺术品。不久之后，我奉命把那些艺术品交给俄国人。当我看到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展出那些绝处逢生的油画、我的名字被列为共同策展人，我闭上双眼，猜想着每一件我曾深情注视的艺术品有何境遇。

部长把盘子举到垃圾桶上方，手一歪，鱼骨纷纷从鳟鱼的骨架滑进垃圾桶。“蓬勃发展的观光业最能够昭显一个地区的安和与稳定。”部长说。“我想你是执掌这项计划的最佳候选人。”

“部长先生，恕我冒犯。”我说。“我以十九世纪的田园风景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是个做学问的人，这项计划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鲁斯兰，我老实跟你说，这个职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人必须会说英文。第二，这人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必须具有足够的了解，这样一来，他才可以向众人展示这里绝对不光是一个复苏中的战区，我们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而且并未受到战乱玷污。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人必须是一个跟交战双方毫无牵扯、从未侵犯双方人权的公职人员，而你我都知道这种官员少之又少。你符合以上各个条件吗？”

“部长先生，我的确符合。”我说。“但是我依然毫无资格带头倡导观光业。”

部长眉头一皱。他瞄一瞄桌面，试图找条餐巾，然后往前一倾，在我的领带上擦擦他油腻的手指。“根据你的卷宗，你曾在旅馆工作。”

“那时我十六岁，我是一个帮客人打杂、拿行李的小弟。”

“嗯。”部长露出灿烂的笑容。“你显然具有餐旅业的经验。”

“倒不如说我有帮人扛行李的经验。”

“这么说来，你接受任命啰？”

我什么都没说，他将我的无言视为默许，一个位高权重、脑筋却不怎么灵光的男人，通常做出这种认定。“鲁斯兰，恭喜你荣任格罗兹尼观光局的局长。”我的前途就此决定——我已见怪不怪，我的前途通常由别人决定，轮不到我说话。

由于市区只剩下几栋建筑物尚未倒塌，办公室空间奇货可居，因此，我在家里办公。开工头一天，我整个早上在硬纸板上写下“观光局”三个大字。多年以来，我埋首办公桌，假装忙着处理公事，因而练出一手好字。我把招牌贴在大门上，但是不到五分钟，招牌就不翼而飞。我再做一个，然后又做一个，但是以楼梯间为家的街童们不停偷走我的招牌。丢了五个招牌之后，我走进厨房，猛灌那瓶部长先前致赠的伏特加，直到含泪醉倒在地上。我新官上任的头一天，就此画下句点。

接下来的几星期，我设计了一份小册子。首要之务是诱骗观光客主动造访格罗兹尼。为了寻求灵感，我仔细研究其他丑陋大都会的观光指南。从这些小册子中，我习知我必须大量使用形容词，把潜在的观光客视为知识程度不高的老饕，将绑架、贩奴和恐怖攻击归咎于外国挑唆者的抹黑。

有此领悟之后，我心中大喜，拿起笔记簿塞进衬衫口袋，跑到街上。一看到我的公寓曾经矗立的空荡街道，我马上写下辽阔而一览无遗的蓝天！一看到几只野狗追逐一名男子，我马上满心欢喜地写下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市区广场挤满了摊贩，争相叫卖掠夺而来的工业器材、人道救援物资、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军需品，我大笔一挥：格罗兹尼广场提供无与伦比的购物良机。还没走到第一个检查站，我已经草草写下安全一流！题材唾手可得，我几乎不必动笔；如何找到佐证的影像才是真正的挑战。毕竟格罗兹尼已因围剿而满目疮痍。路面布满瓦砾，人们不得不改道行驶，穿越空空荡荡的仓库——我曾经堵在一家工厂里，寸步难行——市区多处已被夷为平地。一张市区现况的照片，肯定会像炮弹似的摧毁我啰哩啰唆、胡言乱语、专为异性恋情侣们编织的浪漫天堂。但我在毁损的档案文献里找不到格罗兹尼战前的照片，结果我干脆舍弃照片，改而采用“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一九八四年发行的年历。我选用一月、四月和八月的图片，在这三张十九世纪的风景画中，燕子在果实累累的葡萄园中嬉闹，一只牧羊犬在夕阳下看顾羊群；这三张图片描绘出一片尚未受到战争的净土，我在旁边的解说中描述为风景如画，倒也不至于完全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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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位油商送到内政部之后，我返回家中。我一走进楼梯间，街童们马上一溜烟地跑开，但是留下他们赖以维生的一支金属烤肉串和一把凿子，烤肉串用来炙烤鸽子，凿子用来敲下松散的砖块，然后他们以一块一卢布的价钱卖给施工的包商。

我敲敲隔壁公寓的大门，高声报上姓名。娜迪亚戴着头巾和太阳眼镜现身，她把没有疤痕的半边脸朝向我，请我入内。“头一次带团还好吗？”

“好极了。”我说。“车子还没开到最残破的废墟，他们就打起瞌睡。”

娜迪亚微微一笑，迈着缓慢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瓦斯炉。她不需要她的白色手杖也可以走到流理台。我四下环顾，看看房里有没有障碍物，但是一切井然有序，地上空无一物，只有我帮她黏在地板上的小铜板，铜板标示出路径，方便她在刚失明的几个月、光着脚循迹走到浴室、厨房和大门。其中一条路径的尽头有张桌子，成叠黑白照片整齐地堆放在桌上，这些遭到修改的影像，曾经是她博士论文的题材。她烧开水之时，我翻看其中几张，娜迪亚在每张照片之中圈点出同一个脸孔。确切而言，应该说是同一个人的脸孔。这人被审查员画入每一张照片的背景之中，从童年一直画到暮年，这位无名审查员以此作为他的注册商标。

茶壶在厨房嘘嘘作响。我们端着马克杯啜饮热茶，马克杯不同款式，一拿起杯子，沾满灰尘的桌面就出现一圈空白。她坐下，这样一来，我才看不到她的左脸。

“观光手册下星期就可以发行。”我说。“如果风景画印出来的效果不错，我得寄一份给我们的石油商人们。我对奥塞特的印刷厂没什么信心。”

“你用了三幅札哈洛夫展览室的风景画？”

“没错，三幅札哈洛夫的作品。”

她点头，墙上身影随之晃动。札哈洛夫展览室是博物馆面积最大的画廊，也是她的最爱。一九八七年、我跟她初次相遇，地点就是那间展览室。她刚受聘为馆中的文物修复师，那天是她头一天上班。

“你得帮我留一份。”她说。“留待我眼睛看得见之时阅读。”

她的话语在空中飘荡，我过了好久才回答。“这个信封里有五千卢布，你拿去当作旅途花费。我会把信封留在你床边的小桌上。”

“拜托，鲁斯兰，别这么做。”

“圣彼得堡是个专门骗取观光客金钱的都市。我晓得。我从事观光业。”

“你不必照顾我。我跟你说了很多次。”她边说、边捏捏我的手指，力道决然，但是传达出感激。“我一直攒下残障辅助金，我已经存够了钱买车票，而且我会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的表亲家。”

“这笔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为了购买录像带。”我说，但是口气太过急切。近几年来，笑闹片和浪漫喜剧片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帮我找一些外国片。”

她直直盯着我——或者说望向我的声音——暂且忘记她的脸蛋变成什么模样。当飞弹击中博物馆、三个楼层的艺术品瞬间化为她几乎无法逃脱的火海，她在我的身旁。三级烧伤在她的左脸留下冰川般的缝隙，伤疤延伸到后脑勺，覆住左半边的头盖骨。她说不定可以用手指探测一下，但她看不见她的脸孔变成什么模样，就此而言，大火虽然夺走一切，她的失明却是火神的赠礼。她失去了左眼。她即使把左眼朝向正午的太阳，空荡的眼窝依然有如午夜般漆黑。但她的右脸还有一线希望。伤疤仅仅盖住部分平滑的肌肤。高热之中，她右眼的眼睑融成一团，封住了眼球，使之逃过最可怕的灼伤。她的右眼偶尔可以做出极为轻微的转动，或是察觉灯光一闪一闪。一位眼科医生告诉她，若是开刀治疗，她右眼的视力说不定可以恢复。但是任何一位脑筋好到可以做这种精密手术的眼科专家，早已逃离格罗兹尼。娜迪亚尚未约定时间，但她下星期在圣彼得堡将试图造访六位眼科外科医生。如果医生愿意开刀，而且手术成功，她说她打算搬到瑞典。我真担心她在一个人民需要自己组装家具的国家怎么过活。

“如果真的动手术，而且相当成功。”我说。“你不必非得离开。”

“我得休息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挖了一勺早上吃剩的荞麦粥，抹在一片圆面包上。荞麦粥已经发硬，麦片颗粒塞在我的臼齿齿缝，口感粗糙，带点叶酸的味道，让人觉得吃下一口口纤维丰富的营养食品，大肠小肠变得有如竖立的滑道一样畅行无阻。我在水槽里洗手，任凭水龙头的水一直畅流，即使我的双手已经清洗干净。水管和自来水已于六个月前修复。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张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贴纸上有条鱼，鱼身印着“jcd”？，贴纸来自美国一个教会，我们央求提供救生物资，他们却寄来一木箱圣经和这些贴纸。

我从衣柜里拿出十二张烧焦的油画，一排六张，排成两排搁在地上。这些油画毁损得太严重，不能送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参展。虽然每一幅都是一八七九年之前的作品，但是看起来全都像是嗑药嗑得昏了头的画家绘制的超现实幻象。大多油画的画布已被大火烧穿，其中几幅简直像是裱装的灰烬，令人想起阿尔贝托·布里以烧焦塑料作画的印象派，而非皇家艺术学院的古典派。（译注：alberto burri，1915—1995，意大利现代艺术家。）其他油画中，高温熔化了油墨，形同照片的真实肖像因而变成了迷蒙的幻景。

衣橱里的最后一幅油画是被我抢救下来的札哈洛夫。我把油画搁在咖啡桌上，就着一盏缺了灯罩的台灯，在灯光下细细检视笔法。色彩浓淡渐进，流畅自然，笔触娴熟高超，几乎看不出下笔之迹；典型的札哈洛夫。即使我花了三年光阴以札哈洛夫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对这位画家的迷恋未曾稍减。札哈洛夫全名普尤特·札哈洛夫，一八一六年出生于高加索战争期间——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日后皆以名为《高加索之囚》的中篇小说与诗篇，纪念这场战争——不到四岁，他已因战争成为孤儿。但是他天生的才华远远超乎他的出身，因此，他得以进入圣彼得堡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尽管因为族群背景而无法获得奖学金、工作机会和赞助者，他最后依然成为宫廷画家和艺术学院的成员。他学会了游戏规则，他跟我们的内政部长都知道如何遵循统治者的旨意而出人头地，这种人既值得仰慕，也令人同情。

一片牧野，一株黄杏树，一道斜斜穿过绿草的石墙，青翠的牧野朝向山坡延展，一座用木板封住的水井，一间小屋。一九三七年，那位日后成为娜迪亚博士论文主题的审查员，在小屋的旁边画上格罗兹尼的一位官员。其后五十余年，这人占据了油画的左下角，好像一尊摆错了位置的写实主义雕像。苏联的教条虽已渗入每一个角落，当下的一切因而僵化，但是眼前这幅油画提醒世人，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张未完成的画布一样可被修订、可被更改。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围墙崩塌、苏联各个卫星国逐渐分裂，当政客和情治单位忙着处理更迫切的问题、无暇顾及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我商请娜迪亚修复这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训练有素，颇富直觉，是个天生的文物修复师，其后几个礼拜，她从画中除去官员。我们没有走上街头；我们没有推翻政府，或是驱逐领导人；我们在十厘米的画布上起义。

这幅油画是札哈洛夫最普通的作品之一。札哈洛夫曾为皇室绘制肖像，也曾作画描绘著名的“伊玛目夏米尔之降”，但我手中这幅油画名为“午后的空旷牧野”，画中所谓的“戏剧性”可想而知。

我在南方的高地长大，距离画中的牧野仅仅几千米。没念过书、对艺术毫无概念的村民们骄傲地宣称，这片牧野绝对值得札哈洛夫提笔作画。严格而言，牧野是国有农场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种植作物，牛羊也不准到这里吃草，因为没有人乐见羊群在札哈洛夫的牧野大小便。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到“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参观，我终于看到那幅大名鼎鼎的油画。

油画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无论如何都不及村民们描述的鲜活，但重要的是，那幅油画促使我进入大学攻读艺术。我在学校里结识丽安娜，我们结了婚，直到二十多岁还跟我爸妈一起住在狭小的屋子里，只有在荒凉的公共场所才享有畅所欲言的隐私，比方说学校校舍的屋顶、诊所的候诊室、札哈洛夫的牧野。我拿到博士学位、在博物馆谋得一职之后，我们搬到格罗兹尼的一栋公寓，终于慢慢学会在床上谈天。

苏联解体。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后苏联时代，在内政部长的援助下，我趁着私有化的热潮，买下札哈洛夫画中的乡间小屋。当第一次战争爆发，我留守格罗兹尼，尽力保护博物馆的馆藏，使之免于承受外来士兵和本地叛军轮番侵扰。我的妻儿住在乡间小屋，远离战事。

收集资料、编写观光手册时，我习知历经两次战争之后，这里变成有史以来地雷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联合国估计，交战双方埋了大约五十万枚地雷，等于每两个人就分配到一枚。第一次战争期间，我尽量从残破的首都挑拣民生必需品带回小屋，我还花了不少钱帮太太和儿子带了茶叶、画纸等奢侈品，当时我不晓得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但我已有先见之明，慎重警告他们绝对不可以踏上牧野。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他们始终谨遵我的警告。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么发生，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进牧野。他们是否受到追捕？他们是否试图逃避戴了面罩的男子们？相较于追捕者的凌虐，布满地雷的田野是否有如避难所？他们是否害怕？他们是否高声求助？他们是否高声向我求援？这些我全都不知情。从他们推开后门、走下阶梯、冲过休耕花园的那一刻，这些疑问就永远没有解答。我宁可相信那一天是如此清朗、天空是如此耀目，他们不禁走上山坡，欣赏辽阔的蓝天。我宁可相信我太太建议到山坡上野餐。我宁可相信他们临终之前的一刻充满神奇与欢笑，完全不是可信度较高、偶尔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实情。不管承受惊恐或是欣喜，不管面对屈辱或是欢愉，他们始终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儿，直到最后一刻都是如此——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一点，因为他们临终之前疑点重重，在我的眼中，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事发之时，我人在格罗兹尼，置身博物馆之中，始终没有听到爆炸声。

娜迪亚待在圣彼得堡的那两个礼拜，我的夜晚沉闷不堪。早上和下午，我忙着应付高官达贵、潜在的投资者、当局核可的新闻人员、无所不在的油商，一刻都不得空闲，但当我回到公寓，我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孤单一人。我两度走进娜迪亚的公寓，帮她清理卧房的衣柜、橱架后头的角落、抽水马桶的后方等连干净到有洁癖的她都忽略的小地方。我借口关心她，强自干涉她的私生活，这种过分依赖的心态，想了令人不自在。我当然关心她。有些晚上，我梦见她被我应当移开的一张椅子、一只鞋子，或是一把扫帚绊倒，吓得从梦中惊醒。但在一些罕见的时刻——比方说这会儿我蹲在地上、拼命刷洗她浴室地砖的霉渍——杂七杂八的琐事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个念头：我知道我刻意让自己成为她不敢冒险舍弃的支柱，但我不确定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我爱她，或者只因我感到寂寞；我也不确定在这个上下颠倒、屋顶成了路面的世界，意图是否已经不具任何道德意义。

一个星期三，时间已晚，我却感到忐忑不安，于是我拿出札哈洛夫的油画，细细检视画中的牧野。这幅油画受损的程度最轻，虽然沾了灰烬和煤污，但是受损算是轻微。最严重的损毁是油画中央的山坡上有个焦黑的破洞，尽管博物馆着火之时烧出这个破洞，但我将之视为地雷爆炸留下的坑洞、一切全都消逝其中的小孔。几年前，娜迪亚只花几天就可以修复。

我突然有个念头。我走回娜迪亚的公寓，取出她的修复工具箱。工具箱在她的桌上，搁在成叠黑白照片之间，这些照片皆经同一位宣传员的审查，也就是他把格罗兹尼的官员画入札哈洛夫的油画之中。从画中除去这位官员之后，娜迪亚对这位审查员大感兴趣，特别是当她发现他把同一个人的影像画入数百张经过审查的照片之中，从少年一直画到暮年。如果你把这些照片一字排开，你说不定可以从照片的背景中，看到这个陌生人的一生在眼前开展。我的目光停驻在其中一张，根据照片背面的铅笔标示，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圣彼得堡，照片中的他只是个小男孩，一张胖嘟嘟的圆脸，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头乱发，在群众之中几乎不起眼。我感觉他抬头盯着我，愈逼愈近，张力无穷，一时之间，我无法动弹：他的凝视刺穿了我，将我固着在此刻我俩共享的空间。他怎么死的？过去五年以来，这个问题好像敲打自动收报机、滴滴答答地回荡在我心中，但除了我自己的孩儿之外，我从未问起另一个小男孩怎么死的。

回到自己的公寓之后，我把工具搁在札哈洛夫的油画旁。乳状净化剂、中和剂、亮光剂、油墨去除剂，一锡罐绘画油灰，八米的画布衬里。一包所剩无几的棉花棒。一打可抛式乳胶手套。我大学修过一年的文物维修与保存，但我真正的老师是娜迪亚。我的家人过世之后的几个月，我罔顾副馆长的职责，几乎每天下午都待在她的办公室看她工作。

接下来的一星期，我每天傍晚戴上乳胶手套，拿着沾了中和剂的棉花棒擦去油画表面的灰土。乳状净化剂闻起来像是发酵的西瓜，我拿起棉花棒，沾上净化剂，绕着小圆圈反复擦拭，直到棉花棒变成灰色，画中原有的色泽忠实显露。我把油灰当作修补胶，用一块方正的画布修补烧焦的破洞。然后我提笔作画，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补好的破洞在油画的中右方，靠近攀升的山坡，大约跟一张撕成两半的纸牌一样大。在日光的照耀下，青草必须散发出有如翡翠般的色彩，色彩的浓淡渐进绝对不可闪失。我花了好几个钟头调制深浅不同的青绿，一笔一笔仔细为补好的破洞上色。上色之时，我意识到即使札哈洛夫只是描绘一处远方的草地，他的技法依然难以仿效。我往后一靠，凝视油画，搜寻两个熟悉的身影，多年以来，我始终一再搜寻，但是这次不一样。如果娜迪亚在场，而且看得到我在补好的破洞上画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她绝对不会原谅我。

我果决地、迅速地一笔笔画出他们的轮廓。男孩高举手臂，奋力爬坡，身子拉得长长的，双手张得大大的，女人紧随其后，跟着他走上山坡。他们背对着我。日光耙梳青草，成熟的黄杏压得树枝弯了下来。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无须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