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1/2）

最好从我们的外婆们开始说起。想当年，葛莉娜的外婆是劳改营的知名人士，我们的外婆们则是台下的观众。她们原本是面包师、打字员、护士、工人，后来有人半夜敲门，抓走她们。她们以为这肯定是官僚单位一时失察，抓错了对象。如果无法判定哪些人清白无辜，司法体制怎么可能称得上绝对可靠？有些人被押上朝西驶过西伯利亚大草原的火车，前胸贴后背，挤在车厢里，车厢墙上布满以前一批批囚犯的姓名，模糊的粉笔污渍有如一个个鬼魅，萦绕于车厢之中。即使如此，她们依然误信司法体制百分之百可靠，甚至连被推上驳船、顺着叶尼塞河朝北漂流之时，她们依然坚守这个错误的信念。但当她们下船登岸、踏上光滑闪亮的苔原，她们的错觉终于被夏日灿烂夺目、无止无尽的阳光烧灼一空。在遥远的小城，她们的姓名遭到净化，从此自家族历史之中除名。在照片中，她们的脸孔被涂上漆黑的墨汁。我们从未见过她们，但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例证，证明她们确实曾经存在。她们在北极圈北方一百千米之处缔造了我们的家园。

啊，我们又讲到自己。我们先从葛莉娜的外婆说起吧。她原本是基洛夫的芭蕾明星，连续五年担任首席舞伶，后来因为卷入一个波兰的地下运动组织遭到逮捕。在市区任何一处灰扑扑的拥挤街道中，纤细瘦高的她，看来始终一枝独秀。虽然她跟我们的外婆们踏越同样的铁轨和小河，但她天生注定不会埋没在矿区。劳改营的营长目光如豆，人格违常，却也是个芭蕾舞的行家。两年前，他在圣彼得堡看过葛莉娜的外婆表演《雷蒙达》，而且是戏院之中率先起立喝彩的观众之一。当他在名单上偷偷瞥见她的名字，他露出微笑——以他的工作性质而言，此举可是相当罕见。他举起小酒杯，跟他的副营长干了一杯：“敬无远弗届的苏联艺术，它的力量如此宏大，甚至远及北极圈。”

在劳改营的第一年，葛莉娜的外婆备受礼遇，像是上宾，不像犯人。她的私人雅房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让她收放衣物的五斗柜、一个烧柴的炉子，陈设简朴，但是相当干净。营长一星期数度邀请她到他的办公室茶叙，他们隔着堆满登记表、配给表、函件通知、上级指令的桌子坐下，讨论瓦加诺娃教学法、首席芭蕾舞伶的大腿骨应该多长、柴可夫斯基指挥之时是否真的害怕自己会摇断了头、致使伸出左手撑住脑袋瓜。葛莉娜的外婆说营长是“胡扯联邦的忠诚国民”，因为他坚称《天鹅湖》包含一段芭蕾舞大师莫里斯·裴堤帕最出名的双人舞。除了他六岁的外甥之外，没有人胆敢如此直率地跟营长说话，但他没有削减她的配粮，也没有用九克的子弹打穿她的脑袋。他再奉上一杯茶，建议两人说不定下星期会达成共识，她听了回了一句：“意志薄弱之人才会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我们对她的仰慕忍不住稍微攀升。营长亦然。

隔年，为了自娱，也为了提振营区的士气，营长商请葛莉娜的外婆创办、训练、领导一个小型的芭蕾舞团。舞团排练了三个月，而后正式首演。有些团员小时候学过芭蕾舞，其他团员则略知农民舞。经过几个下午的漫长讨论，营长和葛莉娜的外婆决定演出简约版的《天鹅湖》。团员们被冠上似是而非的法国名字彩排演练，一直跳到双脚布满水泡。葛莉娜的外婆威胁恫吓，指示这些人民的公敌一再重复同样的动作，重新锻炼她们的肌肉记忆，硬生生教出一群优雅的舞者。大家愈来愈不晓得她是俘获者、受俘者，或者两者皆是。但当拉伤的肌肉和肿胀的脚趾疼痛稍止，当幕布拉起、营区的探照灯点亮福利社的另一侧，大家都看得出来某个非比寻常的演出即将登场。

我们的外婆们坐在充当观众席的福利社板凳上，可想而知地，整个演出荒腔走板。最近的一个交响乐团远在一千八百千米之外，因此，乐曲透过锈迹斑斑、原本用来储藏洋葱的留声机喇叭流泻而出。这出芭蕾舞剧需要几十位舞者，舞团却只有十位团员，其中四位用煤炭画上胡须，扮演齐格菲王子、魔法师罗斯巴特、各个不同的男仆、家庭教师和名门士绅。湖上只有寥寥几只天鹅；后来有些人开玩笑说有人抢先一步前来狩猎，杀光了禽鸟。团员们舞姿凌乱，频频出错，没有人跟得上节拍，乐曲早已终止，众人的手脚依然胡乱摆动。但是葛莉娜的外婆随后登场，悄悄踏入一圈灯光之中，独自矗立在舞台上。她的头发梳洗整齐，戴上羽毛头饰，双肩有如夏日的北极熊一样雪白，脚上系穿一双真正的丝绸芭蕾舞鞋。我们的外婆们静了下来。有些人回想起过去那段到音乐厅看表演、欢度生日节庆、手执高脚杯、啜饮香槟酒的日子，有些人利用时间暂且打盹。但是我们猜想她们绝大部分深感震慑。她们天天在矿区工作十四个钟头，吸进大量镍尘，连打喷嚏都带着点点银光，谁料想得到她们居然有机会观赏基洛夫首席芭蕾舞伶的私人演出。

尽管出了种种差错，营长依然非常高兴。其后八年，他每年夏至和冬至都赞助芭蕾公演。但他之所以平步青云，一再升官，原因可不在于为人慷慨，免费致赠任何物品。对一个决心在囚犯们翘辫子之前压榨出最后一丝生产绩效的人而言，营长发现芭蕾舞公演竟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胁迫手段。观众席的座位——连同加给的配粮——保留给那些超越生产绩效的人们，而绩效的标准却是逐年升高。葛莉娜的外婆害她的观众们减低了几年阳寿。

到了第九年，一切画下句点。葛莉娜的外婆再过不到三个月即将获释，而劳改营的营长坠入了情网。像他这种人可能真的爱上另一个人吗？虽然不情不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没错，确实有此可能，他说不定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果真坠入情网。我们都曾跟这种男人打过交道，他们当然不是谋害众人的官僚政客，而是酗酒的男友、拳脚相向的先生、以及那些误以为种种讨厌的毛手毛脚之举皆是奉承的陌生人。方圆数千千米之内，葛莉娜的外婆是唯一一个见到了营长不至于感到百分之百憎恶的女人。说不定他将之误认为迷恋？不管原因为何，他在她获释八十五天之前把她叫进办公室。她随手关上办公室的门，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听说了警卫们传播的谣言。据说营长坦然示爱，葛莉娜的外婆却婉拒营长的情意。即使过了几十年，葛莉娜的外婆婉言相拒的那一刻依然令人震惊。我们对她的仰慕原本已经渐渐干涸，但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心中再度盈满对她的仰慕，一想到我们曾经指控她与敌人共谋，我们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营长不习惯受到拒绝。警卫们偷听到隐约挣扎、一声尖叫、衣衫撕扯破裂。营区其他人熟睡之际，营长成了葛莉娜的外公。

说不定他们从头到尾始终同床共枕。我们哪知道？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随着运动的结束，监狱纷纷拆撤。营区的行政官员从内政部转任到钢铁冶金部，办公室甚至换都没换。开采镍矿的矿工还是同一批人。我们的外婆们嫁给矿工、冶炼厂技工、甚至前营区警卫。为了收入与现实考量，她们待了下来：北极圈镍矿的薪资是全国之冠，更何况获释的囚犯们很难拿到回乡的居留证。葛莉娜的外婆便是其中之一。她抚养女儿长大，教导学童们。一九六八年五月临终之时，她躺在病床上，紧紧抓住值班护士的手臂，低声说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来不及跟护士说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她就撒手西归。

但她的一生是我们外婆那一代的故事。葛莉娜的境遇才是我们这一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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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莉娜在一九七六年出生。产科医生不太喜欢孩童，因此，当他看到她却没有皱眉，大家莫不将之视为一个吉兆，认定她是个美人胚子。随着葛莉娜一天天长大，我们全都认可产科医生当年的真知灼见。葛莉娜不像她爸爸，也不像她妈妈，而是像她的外婆。

她爸爸是个矿工，她妈妈是一家纺织厂的女裁缝，没错，葛莉娜小时候，我们的妈妈们确实赞许她的父母。他们行事合宜，设法保持低姿态，各方面都不引人注目。他们从早工作到晚，谨遵“道德法典”的第二条守则：劳动应当认真负责，增进社会福祉——不事生产之人，不应享有食粮。他们在家中高声交谈，音量大到我们的妈妈们隔着墙壁也听得到他们没有私藏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是说来奇怪，我们小时候，他们不准葛莉娜跟我们玩耍。他们婉拒我们的邀请，不让葛莉娜跟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国际青年团结日”举办庆典活动时，他们一家也提早离去。这些举动令我们的妈妈们起疑。“他们那家人啊，讲得好听一点是骄矜自负，讲得难听一点是破坏反动。”我们的妈妈们一边悄悄耳语，一边舀了一匙果酱加到热茶里。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虽然清算整肃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人们还是有意无意的说着类似的话。我们的城市不大，流言与耳语很容易成为裁决与定论。谁忘得了薇拉·安卓亚弗娜？她无意之间告发自己的母亲，结果却受到明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各大报刊的赞扬？如果不是肺癌先一步夺走了她的性命，葛莉娜的妈妈说不定也遭逢类似的命运。

直到小学三年级，我们才了解葛莉娜的爸妈为什么不让她跟我们交朋友。背诵了九九乘法表之后，我们出去吃午餐——我们精于默记与念诵，九九乘法表难不倒我们。葛莉娜被一条松开的鞋带绊了一跤，忽然往旁边倾斜，手里的书本飞到空中，跌跌撞撞，整个人摔到书堆里。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一条鞋带造成如此骚动。

“你有点辜负了你外婆的盛名。”我们的老师说。并非每个人都有一段引以为荣的家族传奇，我们带点忌妒，恨恨地大笑。

“这话是什么意思？”葛莉娜问。她不知道。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七嘴八舌，争相告诉她芭蕾舞团、邪恶的劳改营长、她外婆传奇的一生。她摇摇头，一脸困惑，不可置信，最后终于露出骄傲的神情。

当天晚上，她要求学习芭蕾舞。

“芭蕾舞？”她爸爸问，他的嗓音喑哑，喉咙因为镍矿粉尘而刺痛。他将在五十二岁辞世，已比一般矿工多活了三年。“你还是个学生，你会忙着学习、领导团队。”

但是葛莉娜非常坚持。“我要跟我外婆一样跳芭蕾舞。”

她爸爸叹了一口气，双手拂过一缕缕电暖炉散发出的滚烫热气。这些年来，他始终质疑他和他太太为什么刻意隐瞒这位家族名人，答案却相当单纯：他们是劳改营的下一代，而且有个长得非常像她外婆的女儿。葛莉娜的爸爸深知她最好收敛每一个令她锋芒毕露的特色，直到那些七嘴八舌的婆婆妈妈认定她是她们的一分子，这样一来，她的前途才有希望。

但是自从他太太过世之后，他愈来愈纵容，而且变得相当宿命。“好吧，葛莉娜，当然可以。”他说。隔天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

新的领导人在葛莉娜开始学习芭蕾舞的那一年上任，社会经济改革、民主化随后而至。我们的妈妈们放胆一试，悄悄话讲得大声一点，我们走过青春期，从女生变成女孩，逐渐找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刚开始只是窃窃私语，这种谨慎的态度不失为明智之举。改革就像流行歌曲，最先风行于莫斯科，过了好久才传播到我们这里。冬天到了，太阳躲到为时三个月的黑夜之中，我们群聚在停车场和废弃的空地，窝在“白森林”锈迹斑斑的钢铁树枝下，躲在荒废的公寓和咖啡馆里取暖，轮流传阅索尔仁尼琴、诗人布罗茨基等人的地下刊物，我们随着“皇后合唱团”的黑胶唱片起舞，唱片是某人二表哥的小提琴老师从欧洲带回来的，我们穿上黑市买来的李维牛仔裤，牛仔裤看起来不错，穿起来却始终不太合身。我们交换陈旧的ryobra——也就是所谓的肋骨唱片、白骨音乐、骨头单曲——一首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摇滚乐禁歌，从黑胶唱片压印到x光片上，然后放在留声机上播放，音效闷沉。断裂的肋骨，脱臼的肩膀，恶性肿瘤，挤压的脊椎骨，一张又一张x光片被裁剪成粗略的圆形，歌曲被蚀刻在片子上，中间被香烟的微火烧出一个小洞，这些x光片象征人类的种种病痛，隐匿在一道道凹沟之间的却是布莱恩·威尔森纯净、喜悦的歌声，想来真是心旷神怡。我们的爸妈说这些音乐是西方的污染物，难不成一首在世界另一端灌制的歌曲导致x光片上那一团恶性肿瘤？难不成癌症的元凶不是那些从窗外的烟囱飘进屋内、人人免费吸取的尘污？

夏季之时，土地的创伤弥漫云间。黄褐的烟雾笼罩市区，好像一层慢慢在空中风干的亮光漆。人称“十二使徒”的十二座镍矿冶炼厂环绕一片工业废水的湖泊，飘散出二氧化硫的废气。雨水打在我们的皮肤上，感觉烧灼。尘污凝结成一层浓密的云幕，遮掩了星光。月光好像是我们外婆们提及的陈年旧事。我们白天不必上学，晚上不会天黑；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接吻；我们尽情享受属于我们的夏日。我们一早照照镜子，赫然发现一颗颗雀斑，我们看看绝对不想长毛的地方，赫然发现一根根体毛；我们是如此笨拙、如此不自在。我们把肺癌的x光片当作“海滩男孩”的唱片封套，我们思索肉体如何背叛心灵，不禁怀疑成长本身是否一种病状。我们坠入情网，我们失恋分手，次次惊心动魄。我们经常是一个日后让自己想了就懊悔的那种人。

天气晴朗之时，我们跋涉穿过白森林。曾经，有一位有权势的太太日益思念小姐时代的桦树，于是以钢铁为树干、塑胶为叶片，兴建了这座白森林。但是到了我们拖着脚步、走过树下之时，森林和夫人已遭岁月摧残，我们头顶上的塑胶叶片松弛无力，布满黑斑，就像夫人的脸孔。我们继续前进。脚下的黄泥有如芥末酱，我们噗噗趴趴，沉重踏过。我们走到森林的另一端，望向一片冒着硫黄味、延伸到远方的工业废料。我们大喊大叫。我们高声宣示。此时此地，我们不必压着嗓门说话。七月的短短几星期之间，艳红的野花铺天盖地，覆满氧化的工业废料，大地洋溢着某种一触即发、浩劫将至的美感。

但是地底唯一的色彩是银白的金属光泽。我们的爸爸们十二小时轮班，深入产量称霸全球的镍矿矿坑，轰炸矿石。矿坑直下我们踩踏的地面，深达一千米半，坑底的空气是如此凝重炽热，即使是一月，矿工们依然脱得只剩下内衣裤。过了几个钟头、回到家中之时，他们跌跌撞撞走向洗澡间，卸下外套、毛衣、衬衫、长裤、以及风干黏附在他们胸膛、脊背、大腿上的镍矿尘灰，在踏入洗澡间的短短几秒钟之前，我们的爸爸们是坚不可摧、闪闪发光的金属人。

矿区开采金、铜、钯、铂等其他金属，但是镍矿是我们的命脉。“十二使徒”冶炼厂以两千度的高温焚烧矿石，萃取纯镍，空中飘落的雪花染上不同的色彩，端视前一天焚炉锻炼哪种金属：纯铁是红色，纯钴是蓝色，纯镍是有如鸡蛋的鹅黄色。我们以皮肤裸露之处的疹子判定景气，疹子扩散的范围愈大，近来的景气愈佳。就连那些从来没有点过一支香烟的人，也咳得像个老烟枪。但是采矿集团妥善照顾大家：我们到温泉区度假，国际劳动节之时，市区各处都有庆典活动，而且放眼六个时区，我们的薪资收入高居各个都会区之冠。当我们的爸爸们身体不适，采矿集团提供病床。当他们撒手西归，采矿集团提供棺木。

自始至终，我们再怎样降低期望，葛莉娜总有办法让我们失望。芭蕾舞老师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课堂名单上，原本相当兴奋，后来却日渐气馁。尽管继承了她外婆的美貌，葛莉娜的舞技却如同受到惊吓的鸵鸟般笨拙。她连做个基本的伸展操都跌得四脚朝天。公演之时，她被降格到舞团之中最不重要的角色，真是谢天谢地。但是我们实在不该如此苛刻：如果她是其他任何人的孙女，我们绝对不会批评她跳起舞来像是饱受内耳炎困扰的病患。更何况我们无须承受任何压力——没有人对我们抱持期许，没有人预料我们在任何一方面表现出众——因此，我们无法了解那种你在某个领域似乎注定成功、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感受。所以啰，别再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想要宽容亲善。

既然最近心中冒出这股善意，我们不妨谈谈葛莉娜具有哪些专长，比方说，她非常擅长让自己变成众人注意的焦点。我们中学一年级时，她穿了一件橄榄绿的迷你裙参加舞会，她用几条她妈妈最丑陋的头巾，缝制了这件迷你裙，我们从来不曾见见识这种场面：原本端庄的布料，这会儿紧紧裹住她的臀部，造就出一桩令人议论的丑闻。裙子只盖住大腿的一半，比一条毛巾大不了多少，她大腿其他各处起了鸡皮疙瘩。男孩们目不转睛地瞪视，人人张口结舌，暗自感谢老天爷，然后把头转开，好像光是注意到葛莉娜的存在就是不法的淫秽之举。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北极圈从来没有迷你裙这种先例。我们聚在一起悄悄耳语，一致同意葛莉娜变成了应召女郎，但回家之后，我们也动手缝制我们自己的迷你裙。

迷你裙引起了科里亚的注意。如果办得到，我们会彻底把他从我们的故事之中删除，就像审查员们拿着喷笔，从一张张葛莉娜的外婆曾经露面的照片中，涂去她的影像。科里亚这小子啊，身高不到两米，骨子里囤积的傲慢，却高达一百米，这种年轻小伙子让你觉得：你若没办法打动他，你就不够格。他始终歪着身子，好像快要滑到地上，头上戴着一顶歪七扭八的帽子，整个人像个斜体字母。若是在其他国家长大好好培养，他说不定会成为投资银行家，但在这里，是他日后却成了杀人犯，而且是那种谋杀自己人的下等杀人犯。

葛莉娜不可能预见这些事情。我们全都料想不到。两人第一次约会时，他邀请葛莉娜沿着水银湖漫步。没错，那个水银湖、那个囤积了冶炼厂毒性废水的人工湖泊。第一次约会耶。我们可不是开玩笑。但这事想了就令人伤心。算了，干脆忘了科里亚，即使我们怎样都忘不了。

尽管她那件头巾缝制的迷你裙在学校掀起丑闻，葛莉娜照常在采矿集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表演芭蕾舞。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搭乘螺旋桨小飞机而来，恭贺我们。我们最无能的官僚们获颁勋章和奖状。官员们告诉大家，我们居住在地球的顶端，所以世界其他区域的人民可以仰头瞻仰我们。我们的爸爸们看到官员们的录像致谢，莫不大感欣喜。诸位不但开采苏联所需的燃料，他称颂，更是苏联的动力。庆祝活动最后一夜的压轴好戏是市中心的户外芭蕾舞公演。舞者们远自波修瓦大剧院和基洛夫搭机前来公演。葛莉娜居然获选为伴舞舞团的一员，跌破众人的眼镜。“十二使徒”两星期之前就熄火，七月的阳光射穿天空残余的云朵，有如一盏聚光灯，将葛莉娜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道墙在另一个大陆崩落，我们的共和国联邦很快随之瓦解。“新俄罗斯人”暨未来的寡头大亨欧列格·沃洛诺夫来了。七十年来头一遭，我们的城市对外开放。我们其中几人收拾行囊，启程离去。一个在“鄂木斯克—诺沃西比尔斯克”铁路支线担任收票员，后来嫁了一个工程师，生了三个男孩。一个拿到奖学金，在伏尔加格勒攻读物理。一个前往美国，嫁了一个在网络上认识的钢琴调音师。但我们大多留了下来。世界局势随时可能变化。现在可不是远离家园的时候。

我们这个岁数的男孩大多没有能力花钱打通关卡，靠着贿赂进大学读书，科里亚也不例外，结果国家的紧张情势刚刚开始升高，他就被征召入伍，不得不服役。离开之前，他在杂货店蔬果区的走道上跟葛莉娜求婚，由此可见这人对“浪漫”的看法，我们无须多言。对了，葛莉娜怀孕了。军方允许两种人士延期入伍：一是父兼母职、独力扶养一个小孩的父亲，一是家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孩的父亲。因此，葛莉娜和科里亚有几个选择：他们可以马上结婚，然后离婚，好让科里亚“独力扶养”他们的小孩，或者，他们可以踏入礼堂，祈求老天爷让他们生下双胞胎。我们力劝葛莉娜两者都不可行。她才十八岁。她还有大半辈子可做出鲁莽轻率、无法挽回的错误。理智一点。去一趟诊所，她就可以处置腹中的孩儿和不成材的男友。但是尽管我们提出一个个合情合理的规劝，她依然深爱科里亚。那些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电视剧，剧中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时运不济的恋人始终克服一切障碍，唉，这些显然都是不切实际的神话，就像是电视播报的新闻；但是当你自己是主角，所谓的“显然”便失去了意义。结果我们全都嫁了一个“跟这种人结婚真可怜”的男人。科里亚入伍之后，葛莉娜似乎日渐枯竭，好像缩了水，看起来就是少了什么。难道我们误判他们对这段感情的投入？葛莉娜始终像嵌镶玻璃花窗一样鲜明娇美，但是我们料想不到科里亚竟是让她盈满光彩的阳光。

我们陪她走到诊所，事后陪她走回家。我们以她为傲。我们觉得她很可怜。我们陪伴在她的身边，为她加油打气。

葛莉娜在采矿集团担任接线生，星期二晚上修计算机课。当我们在木制的巴士站看到第一张首届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的海报，她也在场。海报吁请年轻貌美、才艺双全的女孩，参加这个全国电视转播的活动。我们望向葛莉娜。她望向她的纤腰。

两星期之后举行试镜，地点是我们以前中学的礼堂。我们上了浓妆，光着大腿，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舞台。选角总监绕着我们打转，拍拍我们的大腿，捏捏我们的臀部，好像挑拣红菜头的老太太，检测我们的肌肉是否结实。我们大多在第一轮就遭到淘汰。葛莉娜可不。当选角总监看到身穿头巾迷你裙的她，不禁放心地叹了一口气。他在她身边绕了又绕，碰也不碰她一下，只是盯着她裙子的下摆。“你有什么才艺？”他问。“我会跳芭蕾舞。”葛莉娜回答。他点点头。“把你的舞鞋带到诺沃西比尔斯克。”

不久之后，葛莉娜的芳踪无所不在。她的名字连续五十七天出现在报纸上。她不但代表我们地区参加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举行的选美，同时也是获选为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拍摄宣传广告的三位参赛者之一。我们看到她的频率高于我们看到自己的爸妈和男友，甚至超过我们看到镜中的自己；她的脸孔简直是我们的国旗。

葛莉娜说不定依然深爱科里亚，但她对他的爱意不足以阻止她每星期五晚上坐上那部镍银色的奔驰轿车。“她攀上枝头啰。”我们的妈妈们说，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两人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我们亦表同意。欧列格·沃洛诺夫才三十五岁，年纪不算大，却已是全国第十四名富豪。当采矿集团遭到拍卖，他利用向外国投资客、贪官污吏、黑帮老大筹募的资金，买下大部分股权。拍卖会只持续了四秒半。他付了两亿五千零一十万美金，刚好比公开招标多出十万美金。一个每年营收数十亿美金的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只花两亿五千万美金就买得到？集团的经营权折换成股票，分配给集团的员工。但是股票只有在莫斯科才可以按照总值出售或是交易，而且必须本人办理。我们的爸爸们别无选择，只好在地铁站的小亭贱卖股票。小亭由沃洛诺夫的手下们管理，他们用总值的零头就买回了股票，而我们爸爸们出售股票的金额，刚好足以支付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医疗费用。不久之后，我们听到谣言，据说沃洛诺夫的银白奔驰轿车在葛莉娜的公寓门外等候，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的海报也开始张贴在收购股票的小亭窗口。

既然我们在葛莉娜生命之中扮演配角，聚光灯不免也扫到我们身上。一家新开张的美容院免费帮我们修指甲，因为店主觉得葛莉娜的老同学们若是大驾光临，说不定会让人觉得店里生意兴隆，格调高雅。昔日的男友们打电话来道歉。我们的妈妈们开始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把握机会享受每一刻。我们这么说不会显得小家子气吧。

选美竞赛的那晚，大家全都放下工作。我们挤在电视机旁，等着收看葛莉娜和西伯利亚其他市镇的年轻小姐登上舞台，那些市镇出名的不是美女，而是关闭的军事基地和停产的铀矿。时值九月中旬，外缘的窗格已经覆满一层薄霜。甜滋滋的香槟酒搁在冰箱里冰镇，伏特加在我们的酒杯里散发出暖意，我们一边啜饮，一边看电视，当乐队奏起《爱国者之歌》，我们示意彼此别出声，跟着乐队轻哼，但是没有合唱。我们的国家才三岁大，国歌的歌词尚待编写。主持人大摇大摆地走过舞台，欢迎大家收看第一届西伯利亚小姐选美，他两颊红润，神态乐观，一看就知道从未在西伯利亚久待。他介绍每一位参赛者，但我们眼中只有葛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