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1/2）

我向来以画家自居，其次才是个审查员。

两年前，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一处共居住宅区，我必须提醒自己谨记这一点。我爬上我那寡妇弟媳和她四岁儿子居住的三楼公寓，她开门，眉头一皱，稍感讶异。她没想到我会来访。我们从未见过面。

“我是罗曼·奥西波维奇·马尔金。”我说。“你先生沃斯卡的哥哥。”

她点点头，一只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旧褶边，站在一旁让我进门。就算我提到沃斯卡、令她感到震慑，她依然不动声色，隐藏得相当好。她穿了一件镶了红棕色纽扣的金黄色衬衫，发梳在她潮湿的黑发留下一道道沟痕，看起来好像有人用炭笔画上。

一个男孩懒懒地窝在凹陷的椅垫上。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为了他着想，我还真希望他长得像他妈妈。

“我不知道我弟弟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先说，“但是我在‘宣传动员局’上班。你了解这份工作吗？”

“不了解。”男孩说。这个可怜的孩子遗传了他爸爸的额头，凸耸的前额好像一顶帽子，遮盖了未来的相貌。

我跟他妈妈说：“你先生真的没提过我？”

“他的确提过他在家乡有个呆头呆脑的哥哥。”她说，语调变得稍微愉快。“他没提到你头发愈来愈少。”

“其实不像看起来那么糟。”我说。

“你不妨直说你为什么上门。”

“我每天看到那些破坏分子的照片，过去十年之间，每天数目有限，最近几个月，数目却逐渐增加。我以前每个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档案，现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沓，再过不久恐怕会收到一整盒，甚至好几盒。”

“你想必不是来此描述你办公室状况的吧？”

“我来这最后一次帮我弟弟效劳。”

“效什么劳？”她问。

我胸口一紧，双手插进口袋。我觉得自己的手好大，几乎插不进口袋。我直说，但是话一出口，感觉真的非常糟糕。“我要确定他的霉运不会变成我们家族的特征。”

她依照我的要求，把她手边每一张沃斯卡的照片全都收在一起。总共九张：一张结婚照；一张在乡间度假；一张是他们搬到市区那天、两人头一次身为圣彼得堡的市民；一张是沃斯卡小时候……她在长沙发椅上坐下，然后依次把照片拿给男孩看，最后带着照片走进卧房。

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她的卧房空荡荡的，几乎只看到地板，床铺依然大到足以容纳三人，毯子整整齐齐的拉好，盖住几个软趴趴的枕头。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儿子一起睡。

我把一个一卢布的铜板推过桌面，镰刀和铁锤的那一面朝上。

“我要铜板做什么？”

我朝着照片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办。”

她摇摇头，猛然挥动手臂，一团微小的尘埃顿时飘向空中，画出一道圆弧，铜板也被她甩到地上。

她可能依然爱着我弟弟吗？想来难以置信。他已因宗教激进主义受到公正的司法裁决，也已接受应得的惩处，只有一个散布“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借由这套呓语毒化他人思想的疯子，才会接受这种惩处。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说不定只靠我们筹建。人们不该欣羡这名女子盲目地深爱一个不值得她深爱的男人。绝对不可。

她的手掌压住照片，手肘大张，守护一张张照片，好像一个饿得要命的人直觉地紧紧守护仅存的少许食粮。我这么说或许真切，毕竟肠胃不是人体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

“你走吧。”她说，声音之中带着嘶哑。她低头瞪视双手的手背。“不要打扰我们。”

我大可转身走出去，关上大门，将这事置之身后。但是某种思绪让我的脚后跟紧紧固着在地板上。即使家庭观念已经像是马匹和马车一样急急消失于历史之中，没有妻小的我，依然想要有个跟我留着相同血液的人，活着见证那个我们众志成城、创建出的天堂。我希望那个坐在长沙发椅上的小家伙长大成人，成为缔造美好社会的活跃分子，快快乐乐地老去，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回顾一生。我希望他了解他爸爸的死造就了周遭这个公正的社会，这样一来，他就会感念多年之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他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伯伯为他上了一课。

这么想真是愚蠢。我清楚得很。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铜板塞进她的手指之间。

“我不是过来伤害你的。”我告诉她。“而是为了保护你、让你不要受到伤害。你先生跟人民做对。如果警察上门搜索，发现这些照片，你觉得结果会是如何？我必须描述细节吗？”

不管先前何种情绪赤裸裸地横陈桌上，她已将之藏纳心中。我放手之时，她依然紧握铜板。那枚铜板可以用来购买一个鲜肉饼、一本素描簿、一条糖果、一块肥皂；你若将它塞入另一人的掌心，它可以为枯燥的一天带来些许欢乐，但是铜板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你是个画家。这是你的工作。”

我看看我的手表。“我再过一小时才上班。”

当我听到铜板慢慢刮擦相纸，我把头转开。男孩依然静静坐在客厅里，低头凝视深印在手掌上的细细纹线。

他长得真像他爸爸，这着实诡异。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鼻子；一头乱七八糟的黑发，每一根都朝着四面八方乱翘；嘴唇噘起，像颗纽扣一样微小。沃斯卡在他这个年纪时，我大概八岁。夏天的时候，我们白天游荡于森林和田野之中，晚上待在各自的房里，轻轻敲打我们之间的墙壁，扣打密码。我叫他静坐在春夏秋冬的不同光影中，让我素描他的形貌，用炭笔将他的神情保存在画纸上。若非沃斯卡，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我以他的脸孔练习画画。

“你会讲话吗？”我问。

他点点头。

“嗯，你还真是含蓄。跟我说你叫作什么。”

“弗拉基米尔。”

我拍拍他的肩膀，他略为畏缩，被突如其来的亲昵之举吓了一跳。他跟列宁一样都叫作“弗拉基米尔”，不失为一个吉兆。

“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愿意试一试吗？”

他点点头。

“直直盯着我。”我下达指令，然后在他耳朵旁边挥挥手指。“我举起几只指头？”

他举起四只手指。

“很好。你的眼力相当锐利。将来说不定可以当个神枪手或是警卫。我要跟你说一个沙皇和油画的故事，你听过吗？”

卧室里铜板刮擦的声响也许是微风轻拂着树梢；长沙发椅旁的我们也许远离此地，置身田野的一栋小屋旁，艳阳垂挂在我们头顶，日光灼灼。

“不，我想你没听过。”我说。“故事一开始，一个年轻人推翻了一位邪恶的沙皇，登基成为新任沙皇，他答应他的子民，如果听命于他，每个人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个新王国会是什么模样？’他的子民问。沙皇想了想，然后委任他的宫廷画匠们绘制一幅油画，呈现出新王国的风貌。

“油画起先只是几步宽，然后是几十步，然后是几百步。不久之后，油画已经宽达数十英里。哎呀，这幅油画真是巨大，对不对？为了成功绘制，画材当然不可或缺。沙皇子民们原本用来裁制衣衫的亚麻布被征收作为画布，建造房屋的木材被征收作为画框。

“当子民们感到寒冷，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穿上的美丽大衣和貂皮。当子民们露宿户外，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迁入的华屋。

“子民们听命于沙皇。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移开视线、看看周遭的状况，或是睁开眼睛、瞧瞧真实的世界，沙皇就会让他们如同烟雾般消失无踪。不久之后，沙皇每一个子民都冻僵在原地，动也不动，就像他们在油画中的映像。”

男孩皱眉，一脸无聊地瞪视。他肯定已经习惯聆听精彩的故事。审查员比较注意那些帮大人撰写的文学，而不太在乎童书，因此，我们最优秀的作家自然全都涌向童书创作。

“我现在举起几只指头？”我问。

他举起三只指头。

我把我的手移到他的视线边缘。“现在几只？”

他举起一只指头。

“现在呢？”

他打算转头，但我喝止。“你直视前方。油画里的人们不可以转头看看谁在他们身后，你也不可以。”

“我看不到几只指头。”他说。“你的手移到太后面了。”

“没错。”我说。“那里就是你爸爸所在之处。他被画入背景之中，隐身在你脑袋瓜后面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但你永远不能回头一看。”

铜板的刮擦声早已停歇。当我抬头一望，男孩的妈妈已经站在卧室门口。我跟着她走进卧室，照片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桌上，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人的脸孔被狠狠刮除，下手之重，木桌的纹路甚至明显印蚀在空洞之处。我看在眼里，心头一阵刺痛，不禁闭上双眼。

“你最好每年帮你儿子照张相片。”我建议。“如果你被捕，谁知道他会被送到哪一所国营孤儿院。你手边若是有张近照，找到他的概率比较高。”

我已走到门口，但她抓住我的手腕，强迫我转身。

“你还不能走。”她说。“你对我先生的亏欠不止于此。”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

她的手贴上我的颈背。男孩静静坐在客厅另一头，睁着漆黑、呆滞的眼睛观望。当他看着我，他看到了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事中，你始终是个英雄，即使在别人的版本中，你成了一个恶徒。他妈妈的胸紧贴着我的臂膀。

“你是他的哥哥。”她仍不放弃。“拜托你出点力。帮我们搬到其他地方。”

“我修正图像，如此而已。”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你跟我说啊。小孩一旦被送进孤儿院，我们将永远找不到人。”

她的眼睛布满血丝，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中指轻触我的耳垂。她的鼻息飘向我的眼前，炙热而凝重，感觉相当陌生。我想不起来最近何时有人对着我呼气，也不记得最近何时有人这么需要我。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忠贞。”我轻声说。“这就够了。根据我的经验，这就行得通了。”

她望向男孩，然后牵起我的手。她带着我走过他身旁，朝向卧室前进，走向那张依然大到容纳得下两人的床铺。我只想夺门而出，再也不必见到他们母子。她情愿牺牲自己，把她亡夫的哥哥带进卧室，她先生始终不明白，但她了解我们之所以驻足于世间，并非出自上帝的恩慈或是地心引力，而是因为“批准”，基于她的了解，小男孩说不定如我所愿，果真快快乐乐地老去，成为一个胖嘟嘟、笑嘻嘻的老人家，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宽慰，但我依然想要转身离去。

我甩甩手，摆脱她的掌握。她转身，一脸不确定。我靠向她，这样一来，小男孩就无法偷听。

“你借由背叛证明你的忠贞。”话语从我口中送到她的耳中，我俩的距离顶多是一只短小的指头。“你告发某一个近亲好友。我知道这招行得通。”

○　○　○

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一个月前，局里征用了我的小办公室。我那个脑袋空空的上司，至少还有一丝刻薄的幽默感：他指派我在地底下继续执行我们非做不可的“地下任务”，而且是数百米的地底下。

我挥别天空，遁入地下。我身处一个个阴暗的电灯泡之间，想象自己在光影之中愈缩愈小，变成了卡拉瓦乔画中的人物。不管我多早来到办公室，工人们始终已经开始铺设铁轨，强化隧道的水泥墙，而且从来不曾抬起戒慎的双眼，迎上我的目光。我步入漫天木屑，在另一头的门口脱身露脸，门后即是未来的站长办公室。

我的助理麦克辛比我更早到。工作桌上已经备有喷笔、压缩空气罐、颜料、密封的指令、成叠尚未修正的照片。

我们那个档案柜端立在角落，里面摆着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办得到，我们必须把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现在人民面前。这项差事进行得愈久，我们愈得把时间往回拉，以便寻求没有用过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读者们说不定会担心他看起来愈来愈年轻；到了七十岁生日之时，他将貌似一个脸颊瘦长的青少年。

“你迟到了。”麦克辛说。说到脸颊瘦长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个。宣传动员局指派他担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礼致敬，从此之后再也不来这一套。他经常致函称颂领导，并暗自希望警察拦截、阅读、记录这些他表达忠贞的信函。他从不掩饰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图。

“我年纪大了，麦克辛。”我说。

小混蛋麦克辛点头表示同意。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已经用喷笔修改了三张脸孔，脸孔出现在一张一九三〇年外贸委员会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来甚至比较像是一幅画，而不像照片。或许我应该说“我”修改了三张脸孔；麦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烟，不时露出刻薄虚假的笑容。拿着喷笔、专注于照片上的脸孔时，我偶尔抬头一瞥，赫然发现麦克辛专注于我的脸孔。这个浑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铅笔的炭印。

我们各自进餐。麦克辛待在水银灯大放光明的办公室，我在隧道里闲晃。我已经在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个钟头，却依然看不到尽头。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车将载着我们的人民穿越这个地下世界，民众将满怀谢意，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在此进行的种种工作也将得到肯定。

下午我们专注于一幅伊萨克·布罗德斯基的油画（译注：isaak brodsky，1883—1939，苏联画家，社会主义写实画风的鼻祖），画中的列宁抵达市区的芬兰火车站，但当年我们的城市称为“圣彼得堡”。

“麦克辛，你注意到这幅画的透视效果吗？”我问。“没影线全都集中在画中人物张开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点拉到他的演说，你看得出来吗？这种技法远溯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你不妨想想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杰出的画作非常罕见。

麦克辛眉头一皱，指指躲在列宁身后的托洛茨基，这人非得删除不可，因为他当时绝对不在场。

“得了吧。”他语带轻蔑地说，跟往常一样蔑视形式主义。“光是修正这幅油画就得花好多时间，你不必再跟我解释整套西洋艺术史。反正绘画艺术原本就应该随着达·芬奇画下句点，趁着登峰造极之时收场。”

说来遗憾，我恐怕是最后一批革命之前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家。这些跟麦克辛一样俗气的后辈新人，自小在学校里沾着稀薄的灰泥，还没学会画画就懂得审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那些他们正在摧毁的艺术，也不懂得鉴赏他们手下的艺术品。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机会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画，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于一九二七年，描绘十月革命。在一场无产主义阶级的起义行动中，我误将两个人画入抗争的人群之中，这两人当时并不在场。我还注意到其他错误，比方说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杨树，或是单调呆板、空空荡荡的夜空，虽未接获指示，我依然自行动手修正。一个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两星期完成。一个人难得有机会重新来过。

麦克辛把另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悬于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舞台上，她的左手高举，迎向一盏隐匿聚光灯发出的光影，漆黑的秀发上戴着一顶羽毛头饰，一个若隐若现的男子伸出双手，粗壮的手指紧紧圈住她的纤腰，可能是托举她、抛掷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摄影师自后台取景，前五排的观众清晰可见。

“这人是谁？”

麦克辛耸耸肩。她是谁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给我们，这就足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个芭蕾舞伶。

但在这张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袜，剧院座无虚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里，香槟冰镇在冰块中。她依然拥有她的事业、一栋家宅、一张文凭、一纸出生证明。

我知道我应该为我的喷笔上色，凑近她圆润的脸颊，但她看起来好像我的弟媳——荒谬至极。我晓得，我若毁损她的面貌，似乎对她本人、这张相纸、喷笔中的油墨、任何一只将会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双将会看见照片的眼睛，加诸残酷不仁的伤害。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兴起这种念头。我静候心中的激荡慢慢平息。麦克辛已经注意到我的神情，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头昏。”我跟他说，“头重脚轻。”

“你应该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里晃来晃去。”他说，然后建议我们将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等到我爬上木阶、回到路面之时，太阳已经像是一枚铜板，缓缓垂落在地平线。时值十月底，冬天的脚步已近。再过不久，暗夜将会包覆大地，整个圣彼得堡将变成一个我走过的隧道。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宫殿林立于涅瓦河岸，宫殿出自意大利建筑师拉斯提里，或是后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经忘了哪一栋是真品、哪一栋是赝品。拉斯提里一七七一年在此地与世长辞，你可以看到后代增建的车道、车库、天线、装了铁条的窗口和锻铁大门。这些增添的建筑物是否破坏了拉斯提里设计的初衷？或者说，身为受聘于皇室的艺匠，他是否意识到一个人的艺术创作就像政治观点、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于社会的影响？

一张海报宣扬：女人，别受骗上当，参与体育活动！另一张海报上有个眼睛蒙上布条、步步走下悬岩的男人：目不识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见的瞎眼男子。

一走进公寓，我的眼镜随之模糊。我摸寻壁炉的余温。八十多年前，一位波兰籍侨民在这条街上发明了电暖炉；直至今日，我却依然等着获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时，一群人数足以组成一支足球队的喽啰横扫我的公寓，没收每一张包含了我的脸孔的照片。这是预防措施，他们解释。

除了一幅领袖肖像之外，我的墙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晕光效果，致使脸孔似乎飘荡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陈旧画像里的圣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那么天主也只可能是个凡人。

我把肖像翻过来，肖像背面，我已画上一只宛似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笔下的丛林狸猫，金黄的斑点一闪一闪，躲在青绿的树叶之间窥视。我轻叹一声，心中慢慢升起一股归属感。这下我才感到自在。

在我这个时代，我的职业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最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综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无价的艺术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

上级单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去图书馆审查图片。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书。那些不会教书的人，就去审查其他人的成就。相比之下，我的下场可能更糟；我听说希特勒也是一个不成材的画家。

审查工作当然大多由出版单位执行。东删一笔，西删一笔，缩减一些篇幅，即可删除许多不良的内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这种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间，我接连四个月，天天拿着喷笔修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日子过得毫无指望。

刚到局里服务时，上级没有把敏感的工作托付给我。刚上班的头一年，我参照“图书馆禁止一览表”，依据不断添增的最新版本，彻底检阅图书馆的书架。没错，这应该是图书馆员的工作，你不能信任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我在书籍、旧报纸、宣传册子里找到违反规定的部分，他们出现在画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中。大多图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经过审查的图像必须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涂去成为解决之道。墨水瓶微微倾斜，滴管轻捏几下，一团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盖了那张脸孔。

我只有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工作多么具有威力。我经常造访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用心研究馆中收藏的前革命时期画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轻人翻阅一叠装订成册的杂志。他匆匆掠过前半册，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号，盯着一群军校生的肖像。军校生一脸严肃，排成三列，总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脸孔已被我在两年之内一个个涂去。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寻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说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脸孔未被涂上墨水的军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只手紧紧抓住桌缘，稳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种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气，握拳抑制自己的哭声。

仅凭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激荡，相形之下，我最温馨感人的肖像画绝对万万不及。画家必须率先成为榔头，艺术品才可能成为敲破我们心中那道石墙的凿刀。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麦克辛说。“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你太操之过急，麦克辛。个人野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嘟囔一声。他这个笨蛋说不定提供了最佳范例，证明人类的老祖宗确实是猿猴。

我们拿到照片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原本希望这张芭蕾舞伶的照片会被忽略，消失在不断涌入的图像之中。接待室已经变成堆满纸箱的迷阵，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最好置之不理，让照片自然而然销声匿迹。

麦克辛把照片搁在桌上，准备开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这位舞者不是她。我对舞者毫无亏欠。她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里。我已多次用喷笔销毁许多人的面孔，我透过他们的每一个姿态、每一副神情认识他，他们变得跟亲人一样熟悉，而我从不懊悔销毁了他，但一想到销毁这个陌生女子，某种情绪却在我心中溃泄，盈满空洞而悲伤的心房。

喂，老兄，回过神来。

“我可以借用你的打火机吗？”麦克辛边说、边举起一根香烟。我把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烟，眼睛依然紧盯着我。

他帮喷笔上底色，我注满一个灰阶色系的颜料搅拌罐。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观察学习，偶尔发出惊叹，在他的注视下，我用喷笔修改舞台，让舞台盖过芭蕾舞伶的双腿，我还修改观众的脸孔，让一张张脸孔盖过她的修长的躯体。我已判定她坠入她舞伴的怀抱之中，她从观众席移开视线，望向架设在舞台后头的相机，透过敞开的镜头，凝视着我这个最后一位观众涂去她的双眼。

你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技巧和极度敏锐的视觉，才有办法让人物消失于背景之中。我拿起放大镜和尖细的画笔，从她舞伴张开的手指之间，涂去她的纤腰。我用喷笔修改她的手臂，直到只见她的左手臂印蚀于聚光灯中，好像一只飘浮在风中、与一名寂寞男子共舞的手套。我把那只手臂留在原处，继续修图。

舞者的右腿遮掩了前排一位青少年的脸孔，在那个朦胧不清之处，我偷偷画上我弟弟沃斯卡的肖像，肖像只有一张邮票大小，画中的他也是个青少年。这种创意时刻，带给我无上的快感。过去两年来，我已把他嵌入数百张照片和画作之中。年轻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听演讲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厂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他挂在法庭、部会、学校、监狱、甚至警察总部的墙上，你若仔细凝视，你会看到沃斯卡怒视叶夫盖尼·塔科夫，也就是那个害他失踪的警察头目。

我担心我会被逮到吗？拜托喔，我的上级只关注我涂去哪些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加进哪些人。

舞者的左手依然悬置在空中。我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刻意的决定，而是出于心中的感觉。我放下喷笔，就像一个人吃撑了觉得恶心，说不定就放下叉子。我打算把舞者的手留在原处，那只手本来就该在那里——一只挥舞求救、挥舞道别的手，一只不为任何人喝彩、不为任何人叫好的手，一只当我脑海之中响起求救的声音、说不定曾经稳稳扶住我头颅的手。

我悄悄把修正过的照片塞进其他六张照片之中。我用一块油布清理喷笔时，麦克辛翻阅这沓照片。他嘟囔一声。他注意到了吗？

“麦克辛同志，没问题吧？”我问，遏制不住颤动的声调。

他亲切地笑笑。鼻孔缓缓喷出一簇簇烟雾。

“我只是在欣赏你的工作成果。”他说。“人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这一行的美感，对不对？”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逐一修正最近收到的这箱图片。当麦克辛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接待室，我偷偷抽出芭蕾舞者的照片。此举毫不理智，简直出自疯子的直觉，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她那只悬置在空中的手呢？我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受到处罚？

我还来不及修正照片，或是把它放回去，麦克辛就走回办公室。我把照片藏放在膝上。“同志，你还好吗？”他问。“你看起来好像在发烧。”

我用衬衫衣袖抹了一下额头，“说不定是因为我在地底待得太久。”

麦克辛点点头，提议今天早点下班。我感激地点点头。我不晓得还能怎么办，所以我把照片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我走入隧道，往前走了十几步，他忽然叫住我。“我想你忘了某样东西。”

麦克辛刚才怀疑我在发烧，忽然之间，我感觉确实全身滚烫。我没有理由把照片带出办公室。此举势必引发猜疑，让人难逃一死。我紧握门框。

“没错，好像是的。”我勉强开口。

麦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你愈来愈健忘啰。”他说，然后举起我的银质打火机。

革命将至之前的几年，我弟弟和我都还小，身为那个时代的孩童，我们经常假装自己是保皇党和革命分子，还不到晚餐时间就已互换六七次身份。夜晚时分，我们轻叩分隔两人卧房的墙壁，交换十二月党人发明的囚犯代码。字母被置入一个五排横栏和六排纵栏的矩阵中，叩打横向栏位和纵向栏位的坐标，即可找出对应的字母。我们在墙上以声音书写，其间的隔阂，就如同阻隔于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字母。

等到我们的岁数大到足以误认自己是个大人，我已经转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东正教教堂中寻得慰藉，我们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贤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战友们挥拳重殴沃斯卡，几乎让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当他走进我们奶奶的厨房，他的左眼肿得张不开，鼻子歪得可怕。我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只有他的指关节没被打得瘀青。

“当他们追打你，你非得逃开不可！”我跟他说。

“不，我必须待下！”他说，眼光灼灼，怒视着我。

“那么你最起码尽量还手，跟他们打一架。这样太丢脸了。”

他往前一倾，以他鼻青脸肿的脸庞为证，回了我一句：“你觉得这样会让我丢脸？”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其后多年，我坚信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悉，绝对不可能背叛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会我，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将在两星期之内因宗教激进主义被捕。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已经结婚，太太怀了身孕。他们把他的地址交给我。这是个测探。绝对错不了。革命之后，各个行政区之间严重失联，如果我规劝沃斯卡、如果他逃往圣彼得堡，他说不定可以逃过一死。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袭他的公寓、发现他不见踪影，他们肯定转而找上我——我相信绝对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为如果我开始怀疑，因为如果我认为他们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报、好让我警告沃斯卡，因为如果我开始这么想……结果都是黯淡而凄凉。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刑之后，一批人带着一个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领头的人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才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

他们在我左右两侧坐下，长沙发感觉像是警车的后座，其中一人打开信封，把一张照片推过桌缘被热气烫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气，肯定是出于讶异、惊愕，或是某种忽然在心中翻腾的悔恨。光是那一年当中，我已经修正了上千张照片，但他们全是陌生人，跟我毫无关联。

递过来的照片拍摄于一九〇六年的一个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门，休息一天。他是个缝纫用品商，声誉良好，最起码在业界评价颇佳。他缝制的一顶珍珠头饰，曾让一位名气不太响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宫的宴会厅大出风头，因而奠定了商誉。我妈妈负责记账补货，聘雇女裁缝师，基本而言，她觉得除了缝制顾客头上那顶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处理。她小时候依赖马铃薯维生，当了妈妈之后，她确保自己的孩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肉可吃。

一九〇六年的那个星期三，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车从巴甫洛夫斯克前往圣彼得堡，到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妈妈的点子——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她想出来的，这个点子也不例外。相机拍摄出来的人物，单单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达她终生信奉的乐观进取，画笔绘制的肖像达不到同样效果。她戴着孔雀羽毛的头饰，照片之中，头饰散发出浅灰的色泽。我站在她前面，脸上一抹浅浅的微笑，就连那个勒在脖子上的领结也扼杀不了有人等着帮我拍照的喜悦与兴奋。我弟弟系着相同款式的领结，脸上同样浅浅一笑，顶着一头草草梳理的乱发，一张大脸只看到高耸的鼻子，别别扭扭地站在我旁边。他透过相机的镜头凝视，望穿时间，迎上我的双眼，我却只能动也不动，坐在处死他的这群人之间。

离开摄影师的工作室之后，爸妈带我们到圣彼得堡动物园。那十年之间，动物园的处境相当凄惨，园内大多区域遭到弃置，许多兽栏空空荡荡。但我还是个孩童，不了解空荡的兽栏代表着什么。依然豢养在园中的动物才是惊人的新发现。我从没见过比乳牛更庞大、比饿狗更凶狠的动物。谁想象得出一只跟长颈鹿一样奇怪、一样忧伤的动物？但那天下午见到的种种动物当中，我记得最清楚是花豹。花豹四肢修长懒散，鼻孔喷出两道细细长长、热气腾腾的白烟，豹爪刮过水泥地，喀喀答答，好像打着暗号。豹眼圆睁，只见瞳孔，每一步都抬头挺胸，大摇大摆。沃斯卡和我根本无法想象世间居然会有这种野兽，我们先是连连惊叹，然后对着它丢面包屑。

“我确定你认得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说。“我相信你知道哪个人必须被修正。”

到了这个阶段，我已舍弃墨汁，改用喷枪。光是涂掉他的脸孔已不足够；那团掩盖面目的乌黑薄膜等于是承认这个人可能存在，而这种主张本身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当之举。历史是个我们始终动手修正的错误。

我被带到工作桌旁。

“我非得现在就修正吗？”我问。

“创建美好社会的劳动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闲。”他对着桌上的甜点皱眉。“我们也没时间吃蜜枣。”

我抚平照片，为喷枪注入颜料，有如帮手枪装上子弹。然后我秉持奥图曼帝国微图画家的耐性，一笔一画地修正我弟弟。我从他的黑皮鞋着手，慢慢将皮鞋褪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来是他的袜子和马裤。我们的爸爸站在他旁边，我拿着喷笔，稳稳地、慢慢地勾画出一个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长裤的图形，遮盖住我的弟弟，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涂掉沃斯卡，而是将他藏进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肤紧贴着我们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无事。我想起小时候我帮他素描，他生气、眼泪汪汪、筋疲力尽、懊恼、宽心、喜悦的时候，我用糖果作为酬赏，叫他当我的模特儿。作画之时，我感觉他心灵的精粹借由我的画笔忠实地呈现在画纸上，我觉得我跟他从来不曾如此亲密。

当我弟弟的脸孔消失在我爸爸的衬衫中，我看着那个站在他旁边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当男孩透过镜头望穿未来、看到自己变成了这种人，他会做出什么评断？在那一刻，我便百分之百确知，我已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当局，我的信念不可动摇，我的忠诚不容置疑，因为如果此举是个错误、我们这么做全是徒劳，那么整片波罗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涤我们的罪恶。

完工之后，我把修正过的照片交给资深特务。他从头到尾都紧盯着我。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他边说、边朝着灯光举起照片。

“他们怎么说？”

“从一片空白之中发掘一张脸孔不算厉害，把一张脸孔掷回一片空白之中才是本事，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某种天才。”

○　○　○

修正芭蕾舞者已经过了三星期。我数次试图修正她的手，或是悄悄把照片塞回档案夹，但是麦克辛始终注视着我，警惕的双眼片刻不离，我无法从我们的办公室里拿取喷笔，更糟糕的是，档案已经送回秘密警察的总部。

没有人提起少了一张照片，况且谬误的图像有如洪水般涌入，那张照片可能已被忽视淡忘。但是情况确实不太对劲。人们低头紧盯地面，不敢说话，也不敢张望。有天晚上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我掏出我的笔记簿，素描一个躬身坐在他汤碗前面的老先生，不到两分钟，每一个跟老先生同桌的客人全都静悄悄地离座。这个星期，我两度被楼下的突击检查吵醒；他们选在夜间行动，就像杀人犯通常利用晚上动手。一个个装了谬误图像的纸箱愈叠愈高，几乎快要倾塌，压垮埋头工作的我们。我问麦克辛他听到什么传言。

“据说是破获了一个波兰人的敌后间谍网。”

“我们工作的警觉性真高，令人敬佩。”我说。真是万幸，我不是波兰人，也不认识任何波兰朋友。

“波兰只出口阴谋分子和烟熏香肠。”他使个眼色说。“阴谋分子交给别人处理，但你和我嘛，我们应该料理烟熏香肠。”

“我对任何一种外国香肠都没兴趣。如果我再听你提起波兰肉品，我会跟上级举报你。”

麦克辛的笑容渐渐消退，眼神一沉，好像我伤了他的感情，令我有点讶异。

我们继续工作。过去几星期当中，麦克辛渐渐对喷笔画技产生兴趣，甚至请我解释线条透视。他问我如何把一个特定对象融入背景之中，请我说明相关经验和理论。他居然相当上手，我感到骄傲之余，也有点惊愕。没想到连他这种粗鄙的心灵都会受到启发。

从我们的办公室中，我们可以听到鹤嘴锄答答敲打、重型机械的齿轮嘎嘎前行。工程从不停止。工人们十二小时轮班，日夜不休地挖掘岩床、推运碎石、架高隧道石墙、铺设瓷砖和轨道梁柱。依照这种进度，整个地铁系统会比我们的工作更早完竣。当麦克辛和我休息一下吃午餐，我慢慢晃过漆黑的隧道。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走远一点，但在黑暗之中，除了步伐之外，我没有其他丈量距离的工具，远近变得愈来愈不具意义。我怀疑自己能否能看到终点。

当我回到办公室，麦克辛笑容满面。“我终于约到了新金属协会那个蓝眼秘书小妞今晚跟我出去。”他说。“我已经追了她好几个月。”

“我们今天会工作到很晚。”我跟他说。

“但是你说我今晚可以早点下班。”

“事情有了新发展。”

“但是……”

“劳动不会因为眼睛是哪一种颜色的秘书小姐而停歇。”我说。可怜的麦克辛。跟他找茬、看他难过是少数我纵容自己的乐事之一。

晚上十点，我回到地面，周遭一片漆黑，现在已是十二月，如果持续目前这种工作时间，我八成到四月才见得到阳光。

帮我打扫的女工在炉上留了一份晚餐，但我只倒了一杯梅子白兰地，走到客厅，把一张唱片放到唱盘上，瘫坐在长沙发椅椅垫之间的凹陷之处。我从咖啡桌中空的桌脚里取出芭蕾舞者的照片。一只被聚光灯照亮的手，手高高举起，下方是她的舞伴，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我抚平卷成一团的照片，拿下眼镜，把眼镜放在旁边的小桌上。家具变得朦朦胧胧，就像水杯中逐渐融化的冰块。我窝在椅垫之间，慢慢啜饮白兰地，听着一个个音符吱吱嘎嘎从留声机流泻而出。我觉得安适，似乎摆脱了视觉的重担。黑管悠悠响起，我想象舞者站在舞台上，形貌完好。我伸出一只手，但看不到手腕的尽头，眼中只见一片虚无飘荡在空中，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

两年前的那个早晨，离开我弟媳和我侄子之后，我回到办公室上班。

我桌上摆着一副普尤特·札哈洛夫的风景画，在这位十九世纪画家的作品目录之中，这幅风景画说不定最无趣。画中一片空旷的牧野沐浴在午后的日光下，牧野缓缓攀升，升到画布上端三分之一之处。一道白色的石墙斜斜地越过田野。一栋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园，矗立在朦胧的阴影之中。画中看不到半个人影，呈现静止状态，甚至连只迷路的山羊都没有。

这幅油画已在我桌上搁置了一个多月，上级交代把一个格罗兹尼的领导人画入前景之中，我却迟迟没有动手。老实说，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现实派画作的水平，这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艺术水平实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纪的大师之作，那就完全另当别论。

当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领导人添加到画中，我帮他画上沃斯卡的脸孔，或说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纪、变成一个胖嘟嘟的权贵，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我这一行顶多只能做到把图像化为回忆、把光线化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笔一画却在我心中重新滋长。我忽然有所顿悟：没错，我是一个修正画家、一个宣传官员、一位苏联公民、一名男子，但撇开这些不谈，那些被我销毁的影像，我代表着他们的来世。

那天早上，沃斯卡仅存的脸孔被一卢布的铜板刮成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我决定将他画入一切。

起先我确定我会被逮到。在公共场所，我走过一幅幅经过修正的风景画，一颗心怦怦跳，确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脸孔有如针点般插入背景之中。没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讲给我侄子听的童话故事；他平安无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伤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尽其所能，不停将他画入每一幅图像之中，我画出每个年龄的他，甚至——或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我永远无法补偿我的亏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画中，我也没办法弥补他被人从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断复制我的弟弟、天天再度与他相见、看着他现在的模样和未来的面貌，我画了又画，感觉自己说不定终于成了一位肖像画家，其余的工作也就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创性始终不足，画不出可以挂在咖啡厅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绘制的迷你沃斯卡却悬挂在各处。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画挂在我的办公室，过了几天才拿下来，运回格罗兹尼。我始终不晓得油画的下场。

门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镜，但是眼镜不在床边的小桌上。哪有什么床边小桌？我刚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还没坐起，有人已经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个狗吃屎。有人用膝盖顶着我的肋骨，我被紧紧制住，气喘吁吁，双手猛烈挥动。我想说我不是试图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气，但是那个膝盖愈压愈紧，似乎打算进驻我的椎骨间。

“我的眼镜。”我喃喃说道。有人架着我站起来。

我得到的答复是眼镜被踏碎的嘎吱声。

“我看不见。”但就算那人听见我说话，他也不在乎。

“这是什么？”另一个人边问、边把一个灰蒙蒙的图像举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着，结果照片搁在咖啡桌上，一进门就看得到。一秒钟之后，他把一个画框推到我手中，画框中是一幅领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丛林狸猫。

“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惊叹。

“没错。”另一个人说。“而且他会像这幅肖像一样被钉在墙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条似乎是深红色的带子——我猜肯定是封条——封住一扇关着的门——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门。他们带着我下楼，一部汽车在外等候，他们把我推进后座，史帕拉尔卡监狱的拷问室早在数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们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监狱。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进，开过半个城市，最后终于抵达红色砖瓦的监狱。监狱位居涅瓦河的另一侧，从我的公寓远眺，隐隐可见。他们拉着我走过几道门，丢下我离开。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团湿湿的软垫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叫我像是弹钢琴一样在纸上按键。接下来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有人递给我一个小牌子，叫我拿好，镁光灯一闪，照相机的快门“啪”地闭上。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了又问，但无人回应。他们是低阶的职员，在他们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若是个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尸体，尸体形同数据。我的姓名、我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数据中，所以何必浪费时间回答、让人以为我的问题很要紧？

帮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脚，好像我是一张折叠床。他检查我的脚趾之间、包皮之下、耳朵之内。他翻开我的眼睑，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没有中空的牙齿，他用他的笔戳戳我的鼻孔，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受尽虐待的人般粗鲁大意。他叹气，喃喃自语，好像这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只会损害他的尊严。

当他搜身完毕，我获准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他松开我的鞋带，把鞋带拉出来，然后解开我的皮带，飕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在做什么？”我问。他拿起小刀直直划开我的衬衫，已示回应。纽扣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捡起其中一颗，然后刀子一挥，切断我内裤的腰带。“你在干吗？”我又问了一次，口气较为急迫。

“自杀是犯罪之人最后的颠覆行动。”男人边说边离开。我的鞋子从脚上掉落，我的长裤从腰间滑下，我的衬衫垮垮地松开。

“谁有办法用内衣裤自杀？”我在他的身后大喊，但是门已经关上。

我一只手拉拢衬衫，另一只手抓住内裤和长裤。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几小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凳子和一张桌子。沃斯卡也被带进一间类似的拷问室吗？或是一间完全相同的拷问室？难不成就是这一间？不，不可能：这里应该关了另外六个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监狱爆满的传言属实，甚至可能关了十二人，即使传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别，一点都不特别。

两个人的脚步声踏入房里，一双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着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里有毛病？他瞎了吗？你哪里不对劲？”桌子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九小时，拷问者再三询问同一些问题。“你和那个蒙羞的舞者什么时候取得联系？”“那只残缺的手代表什么意义？”“你跟其他几个波兰间谍保持联络？”我们好像骑着丑怪的旋转木马绕来绕去——他做出同样指控，我做出同样否认——两人皆误将绕圈视为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