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2/2）
“我不认识舞者。”我解释。“至于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小错误。我一时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带回家，借此掩饰我的错误。”
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拷问者保证给我一张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点、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证什么都给我，我只需坦承事实，说出真话。
“但我已经说出真话！”
拷问者叹了一口气，显然难掩失望之情。静默之中，我想象他对着他的文件皱眉，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满脸挫折。“我们明天继续。”他说。
我索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狱卒大笑，拉着我站起来。我若试图坐下，他就踢我一脚。我若靠向墙壁，他就踢我一脚。“现在几点？”我问，他就踢我一脚。我曾经想象监狱里一间间冷冰冰的实验室，不锈钢仪器飕飕作响，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经，激发种种痛苦。口干舌燥，剥夺睡眠，不时被无所事事的狱卒踢一脚。这类处置似乎非常过时，但相当有效。我的双脚在缺了鞋带的鞋子里肿了起来。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长裤和内裤掉到地上。狱卒当然又踢我一脚。我接受拷问，强睁着眼睛站立，不时被狱卒猛踹一脚，继续接受拷问，如此一再循环，不断持续。克列斯提监狱的拷问者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为自己定罪。但是他们不需要证据。他们想要编造什么都行。
拷问了三次之后，拷问者开始恳求我忏悔。
此举简直荒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为止，拷问者操着平板的声调，询问着一个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会儿他却变成一个满心苦恼、可怜兮兮的家伙。他需要我的忏悔，借此证明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沦为罪犯，同时确认司法体制绝对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当部长走进来，我说不定已经连着几天没阖眼。他叫当差的狱卒退下，等到狱卒随手把门锁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伤地说。“你帮你自己惹了什么麻烦？”
“今天星期几？”我问。我只能靠着脸上的胡楂判别过了几天。
“星期五。”
哪一个礼拜？哪一个月？我试图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个月五星期的日历。五年前，为了劝阻人民尊奉宗教仪式，党部废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买一条巧克力棒，庆祝一星期的工作划上句点。我紧抓着他的话，好像握住一条绳索。“星期五。”我重复一次，一再默念，让自己陷入过去那段属于我的日子。
“马尔金，你是一个老实人。”部长说。“我们相识已久，你始终忠诚于人民。”
我猛然抬头。我的睡眠受到剥夺，不断遭受拷打，而且重复回答三个相同的问题，思绪已经涣散，但这时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说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说不定我尚未沦落到失去恩宠的地步。“没错，部长，我向来忠诚。”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你，你却做出了背叛。”
“他们宣称我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他们错了。我向来忠诚。”
桌子嘎吱作响，我感觉他靠在桌旁。“你愿意为了革命奉献生命？”
“我愿意。”
“为了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
“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前景？”
“我愿意。”
“那么你为何拒绝认罪？”
“因为我没有做出任何不法之事。”
我坚称自己忠诚无辜，显然让他相当失望。他咳了两声，点燃一支香烟，把香烟尾端塞进我的嘴唇之间。我猛吸一口，感觉有点晕眩。
“众人之中，我觉得你应该最了解那些都没什么意义。”
“哪些都没什么意义？”烟草火光灼灼，散发阵阵暖意，跟孕育烟草生长的克里米亚阳光一样温暖。
“你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他说，字字句句由他倦怠深邃的胸口回荡而出。他已经多少次走进克列斯提监狱的牢房、面对除了我之外的众人、解释种种显而易见之事？“你觉得你在陈述自己的故事，但你只是一张白纸。”
“但我的确没有做错事。”
“你所相信的事实，只在你自己的脑海中发挥微小的功效。马尔金，你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不管先前有没有牵连，这会儿你脱不了关系。”
被告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判决便已宣判。罪咎和无辜不是影响判决的因素，反倒是判决影响了一切，包括何谓罪咎。
“我该怎么做？”我问。
那团苍白、蓬松的人影再度靠向我。“你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分子，对不对？”
“我已将我的生命奉献给……。”
“不。”他说。“你还没有。”
我能够拒绝吗？我非得承认背叛祖国、才能证明我的忠诚？若是不从命，我就成了他们指控的叛国分子。若是从命，结果也是一样。但是我的忠诚超越一切，甚至取代了我和沃斯卡的兄弟之情；少了这份忠诚，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少了这份忠诚，我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你愿意承认你的背叛、借此证明你的忠诚吗？”部长问。
“但我不会说波兰文。”我说。
他从桌边站起来，捏捏我的肩膀。“我确定你想得起来。”
“麦克辛搞的鬼，对不对？”我问。
“你说什么？”
“我的助理。他告发我，是吗？”
“我无从得知。”他说，朝向门口走去。
“拜托，再耽搁你一分钟，有件事我搞不清楚。我还没被带到普通牢房。我是个小人物，却独享一间牢房，而且不断受到拷问。我不应该有这种特别待遇。”
“你想问什么？”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为何大费周章？”
部长轻轻叹气，听来稍微放松。“你说的当然没错。你应该被关到普通牢房，你应该不到两分钟就受审、裁决、判刑，但是我们非常欣赏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帮领袖修饰画像的工作，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几十岁。可惜他并不爱慕虚荣，不然他说不定会帮你说情。但他非常关注你的案子。你应该感到荣幸。你借由你的工作揭露最高领导人的真实面貌。现在他将揭露你的真面目。”
部长什么都没说就离去，整间牢房陷入一片模糊的背景。
我得到一个枕头、一条毯子，每天早上还有一盘过期的面包。我考虑索取一副新眼镜，但我已经习惯这种半明半瞎的状态。我对面和身侧的墙壁融为一体，好像朦胧的地幔。没有距离感，没有线性透视；我以前工作的种种定律，在这里都不适用，少了它们，我竟然出奇地轻松自在。每天晚上我做着同一个梦。我手执画笔和墨汁罐，走过一条黑暗的火车隧道。
每天早上，一个卷舌说话的女子走进我的牢房，教我说波兰话。她耐心亲切，天生是个好老师。她教导我不会书写的字母、不会阅读的文句，她的声音像一条串联日日夜夜的绳线，我紧紧抓着，靠着它度过每一天。她可能二十岁，也可能四十岁，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年纪大一点，比较具有母性爱，是个老师，也像个护士。
她理清语言的迷阵，将之化为一条条可供遁逃的通道。在我的想象中，我把&281;、e&322;、&380;ets等波兰字母放置在一张元素周期表中，而不是一条没有缺缝的直线。dd、&346;&347;等大小写字母是一个个化学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字母如何、为何组成单字和词组，取决于新的定理和自然法则，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学习一种语言，而是学习一个全新的宇宙。
长久以来，字句对我已经不具意义。如果有人编纂一部苏维埃俄罗斯的俄语字典，每一个单字的首要定义很有可能是“服从”。但是przyznanie si&281;代表“招供忏悔”，jurto代表“明天”。我复诵波兰单字，而反复念诵具有疗愈之效。有时她问我一个问题，我结结巴巴，慌张地搜寻几个新学会的单字，试图做出答复，但是我脑中一片空白，神情彻底空洞，恰似我的前途。
“我们唬得过他们。”有天我对她说。
“没错，我们会让你像个波兰王子一样昭告大众。”她回了一句。
“我要学一个我绝对用不上的单字。”我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不会被列入我供词的单字。一个你不必教我、我也永远用不上的单字。”
“styczen。”她过了一秒钟之后说。“意思是一月。”
“但现在才十二月初。”
“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场合使用这个单字。”她安抚我。
我想起沃斯卡和我拍完照片之后，爸妈带着我们造访圣彼得动物园。我们依然穿着马裤和小皮鞋，看起来好像小人国的显要人物。我想起我们走近关着老虎的兽笼；铁栏杆之后，一只黑色斑点的花豹慢吞吞、静悄悄地踱步。这么一只凶猛的野兽居然如此颓萎，既是神奇，也是羞愧。那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证监禁。
“花豹。”我说。“我要学波兰文的‘花豹’。”
她犹豫了一下。我很容易忘记她的损失可能比我惨重。
“别闹了。”她说。“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
当我跟她在一起，或说只有当跟她在一起，我但愿我的眼镜还在身边。一天晚上，隔壁的牢房开启，一位狱卒大喊大叫——但也可能是囚犯——牢门猛然关上。他高声祷告，而这个习惯很快就受到狱卒们喝止。我们小时候，我弟弟也隔着墙壁在他的卧室里祷告。我可以听到他默默祈祷，直至深夜。
我轻敲墙壁。你受到眷爱。我不经思索就敲打出这几个字。以前我和我弟弟睡前始终先用密码敲打出这几个字，然后从墙边走开，各自爬上小床，坠入各自的梦乡。
祷告声暂止。他听得到我的声音。我伸手贴着墙壁。他没有回答。
你受到眷爱。我又轻敲一次。
毫无回应。他八成不知道这套密码。如果他无辜，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敲出一个个字母：一，一；一，二；一，三。暗自希望他会慢慢理解。
他没有回应。我重复敲打了几次，以“你受到眷爱”作结，然后停手。每天晚上，我跟隔墙的囚犯敲打字母。他始终没有回应。我草拟我的供词。
问：你跟那个蒙羞的舞者有何过往？
答：一九三三年，我受到她的招募，成为一个地下间谍。我们每个月在秘密藏身处碰面，藏身处不止一个，我们按月选择其一，轮番更替。其他知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在场，人人佯装狂热的革命分子，掩饰叛国的天性。
问：你为那个蒙羞的舞者提供哪些情报？
答：宣传期刊、特务组的备忘录、涉嫌贪污的高官名单、敏感度极高的政治与军事场所，任何一项她那群绝望悲观、遵奉法西斯主义和异端思想的叛国党羽说不定用得上的讯息。
问：蒙羞舞者的那只手代表什么？
答：那只留置在肖像画里的手，号召各个地下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敌后叛乱活动。
问：你为什么背叛我们的未来？
答：因为未来是一个谎言，被我们用来为目前各种残忍的行径辩护。
我用最近学会的语言陈述苏联当局的欺侮。我承认我犯了罪，因为我谴责当时的审查制度、僵化的意识、徒具形式的法律、残缺不全的司法体制，而且我必须在供词的最后公开招认，若想确保未来，我所谴责的一切全都不可或缺。我成了他们需要我变成的异议人士和破坏分子。种种论点极具说服力，我甚至担心自己开始相信。
有天我们用波兰文复习我的供词时，我请问老师贵姓大名。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
“你当然不行。”我说，难掩失望之情。“我只是好奇。”
她一语不发。
我们似乎快要说出某些话语，即将超过某个界线。“我叫作──”
“你别说。”她厉声说道。“你别这么做。”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你之前从事哪一行？”我问。
“我教小孩波兰文。”她谨慎地说。
“结束我这项任务之后，你会回去教小孩波兰文吗？”
“喔，不会。”她说，“这里是唯一我可以合法教授波兰文的地方。”
半盲状态中，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我弟媳、芭蕾舞者、任何一位我曾背弃之人。我轻声耳语。“对不起。”我说，这是真心话，即使我说不出自己为了什么道歉。
“波兰文。”她指示，“用波兰文说。”
有天晚上，我像其他夜晚一样在墙上敲打字母。墙壁传来回应。
你是天主吗？敲打声踌躇缓慢。隔壁牢房的男人肯定终于学会了密码字母。
不是。为什么？我敲打回答。
你试探我相不相信你，但是借由试探我，你证明了你浩瀚的恩慈。
我不是天主。我坚称。这种坚持相当荒谬，但是非得经过力争抗辩，信徒们才会屈服于理智。
你是。他轻敲。
我是罗曼·马尔金。我在宣传部工作。我十二月三日被捕。
除了天主，还有谁会在这里找上我？他问。
这里没有天主，我轻敲。任何地方都没有天主。
你就是天主。我晓得。
你怎么晓得？我问。
男子沉默了好久，然后继续轻敲：
好久以来，我听到墙上的叩打声。起先我以为是老鼠，然后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八成是魔鬼耍花招。后来我意识到你在教我用密码打出字母，然后我听懂了你敲打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始终不曾停歇的话语：你受到眷爱。你怎么可能不是天主？还有谁会在这里找到我？
我不知道他花了多久敲打出这番话。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把同样是个囚犯的我误认为任何人物。铺了沥青的地板吸干我双腿的暖意。
你是教徒吗？我问。
我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轻敲。
这么说来，算你运气好，最起码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我这个锒铛入狱的“犯罪分子”轻轻叩打。
这里是圣彼得堡的最高处，他轻敲。景观最佳。
这些牢房没有窗户，我指出。牢房在地窖。
但是从这里我可以看见天国。
○ ○ ○
我受审的那一天，我跟我的波兰文老师、部长、检察官，最后再次复习我的供词，从香烟浓浓的烟雾判断，可能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这是一出值得搬上舞台的独白好戏。检察官原本希望我朗读一段简单的供词，先用俄文朗读，然后用波兰文再念一次，但我说服他若将两者融合为一，效果肯定更佳。我先用俄文朗读，以轻柔顺服的声调描述我叛国的根源，但当我详列为什么背叛党国和苏联的罪状，我的声调从屈从转为叛逆，而且舍弃俄文，改用波兰文高声叱喝，好像波兰民族主义是一头蛰伏在我心中的凶残野兽。当我诵读完毕，众人十秒钟默不作声，然后部长大声鼓掌，打破沉默。
“太棒了。”他说。“你听起好像真的发狂。”
检察官针对我的供词做了几处小小的修正，然后官员们逐一离开，最后只剩下我和波兰文老师。
“刚才的表现真是精彩。”她说。“你应该帮舞台剧撰写剧本。”
我依然因为部长的掌声而兴高采烈。“我真高兴得到他们的称许。”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比你更急着帮那把即将射杀自己的手枪上膛。”她说。“你老实跟我说，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好让我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有罪吗？”
一时之间，我大感震慑。一阵喝彩声中，她忽然表示异议，反对的声调划穿我的心中，好像灯光划穿相机镜头。我绝对料想不到会在一间审讯牢房里听到这个问题。
“你跟我合写了我的供词。”我跟她说。我愿意不计一切代价，一睹她怎么看着我。她是否面带不屑或是气愤，还是一脸关切、挂念我如何度过临死之前的几天。
“不管你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他们都会枪毙你。”她说。
你看到的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要大叫。你已经看到我是多么急切、多么容易贬低自己。如今我们走到终点，你为什么指望我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像个男子汉？
“你应该离开。”我建议。“回去波兰。回去其他地方。”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再也找不到等着受教的学生，他们就会拿老师开刀。”
她大笑。“他们绝对不缺学生。”
她收拾她的文件。我想问她会不会参加我的审判，但我怕我若知道她在场、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事情。离开之前，她一只手搁在我的脖子上。她的肌肤散发出暖意。她轻轻揉一揉我的颈背。许多星期以来，这是头一次有人碰触我、却无意施加痛苦。我试图想起我弟媳的长相，但她的容貌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我在克列斯提监狱教过几个学生。”她说。“你说不定最讨我喜欢。”
“我爱你。”我回答。我知道这话荒谬、滥情、感伤，但她的手暖暖地搭着我的颈背，她的声音传达出慰藉，让我感觉自己依然活着。如果真有来生，不管来生之中我将面对哪些喜悦或是惩处，种种悲欢所激发的感受，肯定不及今生今世、充斥于时时日日的酸甜苦辣。“我们一起建立了某种共识。”
她又捏捏我的肩膀。“kocur。”
“什么？”
“kocur。”她重复一次。“动物园里的花豹。”
门一关上，我眼前才浮现那只皮毛黄褐、一身黑色斑点、郁郁不乐、关在圣彼得动物园兽笼里的花豹。kocur。我轻声重复——kocur，kocur——每个音节都震撼我的心弦。我握起拳头，急急叩打桌面，用密码敲出这个字。用一个刚学会的单字形容一桩久远的往事，感觉真是奇妙。动物园里一只精神萎靡的花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单纯？但是我跟我弟弟共享的影像已经变得如此神秘、如此恒久、如此不真实，到后来我只能将之形容为宏伟全能的上苍赠予世界的恩慈，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兄弟已经天人两隔。
过了一会，我走到墙边，背靠着墙坐下。
明天就是审判，我轻敲。跟我说该怎么做。
我只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他叩打回复。
那就跟我说你如何维持信念。
我知道最终我依然拥有信念。
即使你失去一切？
这就是重点，神学院学生轻敲。你未必失去一切。
我始终是个忠诚的革命分子，我坚称，我敲得又急又猛，他居然有办法把声声叩击化为字句，真是令人称奇。我为他们奉献我的工作、我的忠诚、我弟弟的性命。他们主导我的告白。他们叫我承认叛国，借此证明我爱国。
你之所以质疑信念，说不定因为它毫不犹豫地背弃它的追随者。
现在可不是狡辩的时候，我轻敲。
他没有回答。我继续敲叩：供词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他们授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忏悔告白？
神学院学生以沉默代替答复。
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夜晚一样回到隧道中。我拿着画笔和墨汁罐，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越隧道，但是这次的梦境不同。隧道尽头灯光闪烁，光影愈来愈宽广、愈来愈明亮。一列火车逐渐逼近。火车斜斜驶向我，车前灯的灯光有如洪水般漫过隧道。我转身，头一次看到自己最近几个月的夜里不停画些什么。长达数千米的隧道中，我画上每一个被我涂抹销毁的先生、妻子、女儿、儿子、姐妹、兄弟。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他们有如一幅幅原始、粗拙的史前石洞壁画。我试着摸摸离我最近的一张脸孔，但我还来不及碰触那个小男孩的脸孔，火车就撞上我，我醒了过来。
晨间时分，他们让我吃下鸡蛋和烟熏香肠，自从入狱之后，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十二位囚犯因为参与间谍活动而受审，我是第八位。头七个卖国贼以平板的声调招供罪行。相形之下，我的告白将是慷慨激昂，声势洪亮，带着真正异议分子的迫切与绝望，肯定精彩。但当我被传唤到检察官面前，我什么都没说。
检察官以为我没听到他问话，于是再问一次：“你跟那个蒙羞的舞者有何过往？”
我依然什么都没说。
检察官意识到我故作沉默，于是重重跺脚——审判结束之后，他可能重复这个举动，只不过跺踏的是我的脸庞——大声喊出问题。
我什么都没说。
请想象一下这种景况：法官转向检察官，检察官转向部长，部长转向法警，然后人人全都转向我。如果我弟媳看得到我现在的模样，她会怎么想？我的波兰文老师呢？她们会不会带着忧虑、惊惶、讶异的神情看着我？她们的神情之中，会不会带着有朝一日可能转变为骄傲的称许？检察官的声音颤抖；没错，肯定出于震怒，但也可能是恐惧，因为我若拒绝招供，他也会受到牵连。他逼我说出我跟舞者有何关系、我们的叛乱组织发展到什么程度、她那只残缺、飘浮在舞台上的手代表什么意义。
她的肖像是个证物，高居在画架上。画中的沃斯卡肯定凝视着法庭，没有人看得出他在哪里，甚至连我都看不出来。
我什么都没说。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在官方纪录发现我的沉默。让他们坠入沉默的留白之中。让他们看清我的疏漏想要传达的真谛：我的沉默是个错误，那只悬浮在半空中的手也是错误，然而，这些所谓的错误，却揭示出隐匿在谎言之中的真相。让他们知道就在那一天、就在这一处，一个犯了罪的男人开始诚实地过活。
我没有盲目到认为我今天的作为会留下任何纪录。当法警拉着我脚镣的铁链、带我走出法庭，我已经听到速记员啪啪打出我拒绝诵读的供词，纳入法庭的官方记录。
一位狱卒拿起警棍一次又一次殴打我，他很快就累得打不动，往后一靠，倚在牢房的墙壁。我想要告诉他：我了解我为什么必须挨揍。我想要告诉他：警棍只能把我的肋骨打断一次，但是它最终会令你心神崩溃。
审问奏效，如今我是罪犯。我的嘴里溢满鲜血。我已经好久没有喝水，甚至迟迟不愿吐出血水。狱卒摇摇头，一脸不屑。平心而论，我们同是平民百姓，但是我却狠狠地戳破这个不实的幻想。我想要跟他说我了解这一点、他的痛殴只是加深我的决心、他怎么殴打我都没关系。但我没有力气开口。
他又殴打我两下，力道不大，因为他先前用力打人，消耗了精力。
“任务尚未完了。”我说，我尽量安抚他，勉强撑起尚未挨揍的一侧。我唯唯诺诺，全力配合，我只能借此表示抗争，他看了却更生气。他又打了我两下，出手重多了。
牢门开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四周充满麦克辛凝重的呼吸声。他已经把我从那张全家福照片中涂去了吗？我是否已被收拢到我妈妈的裙褶之间？如今我和沃斯卡已从照片上消失，共享鬼魅之境。
“你应该对我好一点。”麦克辛说。
“你最好仔细挑选助理。”我劝告他。
“我敬重你，我试图跟你学习，你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笨蛋。你应该对我好一点。”
“这么说来，就是你啰，对不对？”
麦克辛只是不停地重重喘气。
“你始终相当差劲。”我告诉他。“你欠缺天赋，也没有我们这一行必须具备的眼光。你觉得你可以取代我？得了吧。你可以学习我的笔法和技艺，但是你的作品永远比不上我。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他口袋里的铜板微微颤动。我大声嘶喊，字字有如砂纸般刮过喉咙。“因为你必须具备魔鬼想要的人性，不然连魔鬼都不愿跟你打交道。”
“我知道。”他轻声说。
“如果你知道，那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告发我？”
“你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像个脑筋迟钝的笨蛋。“我没有告发你。我帮你做担保，尽量帮你说好话。”
“那么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我看不到麦克辛。我说不定对着墙上的空白大喊。“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你告诉我！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究竟做了什么、让我活该受到这种惩罚？”
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随手把门关上。
你在那里吗？等到牢房只有我一个人，我轻轻叩打。
我在这里，神学院学生轻叩回复。
我身上每一寸都疼痛不堪，全身的筋骨中，似乎只有指关节没被打断。我把指关节凑到墙边，轻轻叩打。我想要告白。
我在听，神学院学生回答。
一时之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坠入梦乡，漆黑的隧道包围着我，我举起画笔，贴向墙壁。只不过画笔是我歪曲的指头，为了远方的某人，在牢房的墙上叩打密码信息。
如果你出狱，你一定得把我的告白交给我弟弟的儿子，我轻敲。
他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马尔金。
你想要做出什么告白？他问。
他爸爸的脸孔，我轻敲。你一定要跟他说他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爸爸的模样。
在哪里？
在我经手审查的照片和画作里。在一切的背景里。在他们所有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的眼睛找不到他。
当狱卒们走进牢房，我静静站起来，没有抗争。他们把鞋带还给我，我系上鞋带时，他们站在一旁合抽一根烟。
“我可以把衬衫纽扣缝回去吗？”我问。
“他还搞笑呢。”其中一个狱卒评论。“他就是那个花豹家伙？”
第二个狱卒说是。
“你从哪里听到花豹这件事？”我问。
“当然是从那里听来的。”第一个狱卒回答。“你的波兰文老师。”
“他们解决了动物园里每一只花豹。”第二个狱卒说。“以示警告。”
“我们这样对待动物，真是不像话。”第一个狱卒说。
我双膝跪地。我站不起来。他们得把我从这里抬出去。我听到墙壁传来声响。那个神学院学生肯定疯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明知两个狱卒在我的牢房里、依然冒险跟我联络？先是指关节在墙上轻声叩打，然后是拳头用力打上墙壁，然后是双脚重重踏步。我听了忽然有力气站起来。狱卒们带我走出牢房，然而声音愈来愈大，他们装作没听见，但是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猛烈颤动，监狱里每一条铁栏杆、每一根骨头都随着我用密码传送给他的第一句话发出回响——那句以前沃斯卡和我爬上小床、坠入梦乡之前用密码告诉彼此的一句话。
他们带着我走入一片漆黑，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之处，我深深吸了一口近日来第一口清冽的空气。我想起沃斯卡冲向花豹的兽笼。我追着他跑，但他的动作始终比我快。即使是现在，我心目中的花豹依然是个神秘难解、无以为名的谜团，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他们将让我坐进一部车子，把我带到一个土坑边。那个土坑跟芭蕾舞者和沃斯卡坠入的土坑没什么两样，脑袋挨一颗子弹之后，我也将坠入坑中。想想蒙羞的芭蕾舞者。那些告发她的人，那些通风报信的人，那些批准行动的人，那些半夜到她家敲门的人，那些逮捕她的人，那些帮她照相的人，那些帮她按手印的人，那些拉出她鞋带的人，那些拷问她的人，那些殴打她的人，那些主导她供词的人，那些审判她、谴责她、处罚她的人，那些带着她坐进车里、走入地窖、走到土坑边的人，那些帮她挖掘坟墓、在她头上开一枪、安葬她的人。还有其他像我这样、难以计数的人士，动手销毁她的出生证明、文凭、剪报、照片、成绩单、通行证、配给票等证明她曾经存在的文件。为了抹除一个人，几乎全体动员，但是只需一个人的过错——如果这会儿我们就是以此称呼回忆——她就保存了下来。
如果这么想没错，说不定多年之后，有朝一日，人们会发现沃斯卡。说不定隔壁牢房的神学院学生，就是那个保存我们两人的过错。
“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说。“拜托拜托，让我再问一个问题。”
狱卒叹了一口气。“什么问题？”
“我隔壁牢房的那个男人，他叫作什么？”
“什么男人？”狱卒问，一脸困惑。
“我隔壁牢房的那个男人。那个神学院的学生。”
他拍拍我的肩膀，感觉好像真的同情我。“你隔壁没有牢房。”
“有，我隔壁有一间牢房。有个男人被关在里面。我听到他的声音。求求你跟我说他叫作什么。”
狱卒摇摇头。“整个地窖只有一间单独禁闭室，里面只关了你一个人。”
车子引擎空转，停在车道尽头。车门开启，狱卒把我推了进去。我们驱车前进。前方冒出灯光，灯光照穿黑影，闪闪发亮。一时之间，我以为那是一列渐渐逼近的火车。我在座位里转头，期盼最后瞥见我绘制的脸孔。车子愈开愈近，灯光随之延展，我们好像驶入其中。灯光爬上挡风玻璃，漫过车顶，缓缓消失在我们身后。那不是一列渐渐逼近的火车，而是一盏街灯。其余的路途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