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2）

我14岁，南阳路爱国女中的学生证照。

沪西“大自鸣钟”，我家晒台。

校门口常停有私家包车，明显与一般黄包车不同，车夫穿着整齐，白毛巾挂在肩上，乌亮的车身两边，各有一盏玻璃车灯，座位搭有苏格兰花格子毛毯，冬天盖在膝上，车拉起来很有精神。同学王美华家有包车接送，我家虽也有，但那是送大哥去荆州路工部局华童公学上学，顺路时才接送我。

王美华父亲是巡捕房“包打听”，家住汇山路（今霍山路）带厢房的石库门里弄。有次暑假我去看望她，王家伯伯对我亲热，给我喝“荷兰水”（汽水），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饮料。我家到夏天，是买来冰块加红糖做冷饮，西瓜是一担一担买的，放在大方桌下，家人和店员学徒一起吃。瓜种有“老虎黄”、白籽白皮雪瓤的“三白”、三林塘“浜瓜”，这些品种以后就逐渐绝迹了。

很喜欢看书，订《小朋友》、《儿童时代》，看过一本介绍西洋音乐家的书，初次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的名字和故事，喜欢躺在靠窗的八仙桌上看，喜欢踏风琴，边弹边唱英文字母歌和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骨碌碌滚下来。”特别喜欢《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

大哥比我大七岁，后楼有单独房间，里面有书橱、写字台，他从不让弟妹进去，外出就锁门。我常常爬过门上栅栏，进去翻《良友画报》、《电影画报》和感兴趣的书，时间差不多再爬出来。平时他对我和弟弟不亲热，我不服气，不称呼“大阿哥”，一直叫他“毛人”。

因为我出生前，有两个姐姐夭折，父母一直疼爱我，尤其我出生这年，父亲失业了，却又做了老板，生活大为改善，他认为遇到了好运，是我的命好。

我一岁，我父亲已经四十四岁了，记得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家后门搭了戏台“唱堂会”（当时习惯，家有喜事，可请戏班子、评弹、滑稽上门演出），邀宴来宾，请“厨房”上门做菜。我父亲手巧，会做各种鹞子（风筝），懂工尺，喜欢吹竹箫，喜欢翻阅《本草纲目》。我一直不在意他的年龄，直到有天他来学校接我，忽然发觉他和其他家长不同，一般家长有穿西装的，年纪都很轻，他总是长袍马褂，戴瓜皮帽，他怎么这么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父母一直担心日军打进上海，尤其虹口，比“一·二八”的情况厉害，已成日本人的世界，全家肯定要逃难。整个社会都被发动起来，沸沸扬扬宣传抗战，鼓励市民捐款。记得家里买了好几百个大饼（烧饼），用几个麻袋装着，我跟着大哥、伙计送去捐献“支前”。不久，父亲就借到了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福履理路“拉都邨”二号的新式石库门，八月初，全家陆续搬去避难。“老宝凤”的金银财宝，委托给了新华兴业银行保管。

不久就听说，整个“凤生里”全部被烧毁了（包括父母和我的照片），我们今后再也回不去了。

大世界附近丢了炸弹。

有天晚上，我父亲见到装尸体的车往南边开。

拉都路福履理路以南，当年全是农地、坟地。有次去那边溜达，见到一个外国人靠在坟上看报，我和外甥阿珍就用石子丢他，然后躲起来。

再往南，就是肇嘉浜，那时是一条河，有枫林桥、东庙桥及西庙桥（现都是路和路名了）。我堂姐常去肇嘉浜的船上买山芋，她有一双高跟鞋，只要她离开“拉都邨”，我就穿上这双鞋，在房里来回走。

记得我清早到弄口买大饼油条，带一根筷子，或是用摊上的稻草串着油条回家。

记得冷天清晨，我在“拉都邨”天井里跳绳，穿一件毛巾布（当时流行）旗袍。

搬到“拉都邨”，大部分家具都留在“凤生里”，只带出一张大铁床，一个八仙桌和几张凳子，家里一直乱糟糟的，堆着被褥铺盖，晚上打地铺睡觉。做饭是用一种烧棉花秸秆的农家“行灶”。父亲很节俭，发现楼下客堂的地板坏了，买了装咸鱼的廉价木板箱，拆下木板补了几块，结果房间里整天散发着咸鱼的臭气。无收入，坐吃山空，父亲开始张罗着复业。

我停学了一学期，大哥仍去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的工部局聂中丞华童公学读中学，每天走路来回。傍晚，全家等他回来一起吃饭，他到家很晚，在厨房里听到脚步声，知道他到了。他常常从福履理路后门进来，我已饥肠辘辘（搬来这里，我没零食吃了）。

三

全家在“拉都邨”住了半年，经父亲张罗奔走，一九三八年阴历二月初七（大弟生日），我们搬到沪西英租界“盐业银行”旧址，劳勃生路（今长寿路）308号，另一门牌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177号。父亲顶下了这幢十字路口的三层洋房，重开“廉记老宝凤”。

这里比提篮桥老店宽大考究得多，两扇玻璃大门，三面临马路的橱窗。盥洗室有浴缸、抽水马桶。一楼二楼之间有一间原银行库房，厚厚的门，二楼四个房间，三楼有厨房，两间卧室，一间作坊，一个铁扶梯通屋顶大平台，夏天可以乘凉。眺望四周，最显眼的是马路中间一座高塔，即有名的“大自鸣钟”，又称“川村纪念塔”，纪念一个叫川村利兵卫的“内外棉株式会社”日资老板。此人在沪西设“内外棉”工厂十数家之多，一九二二年病逝，日商在此建“川村纪念计时塔”，成为这一带区域的标志性建筑，也是16、24路电车终点站，电车绕它的基座转一个来回。一九五八年因“妨碍交通”拆除，钟体建筑坚固，须搭脚手架等等费时一年多才完成。上海人至今称这里为“大自鸣钟”。

沪西一带大小工厂极多，有“内外棉”纺织厂、荣家的中资纺织厂、面粉厂，以及无数小工厂。窗外常看见的景致是年轻女工们坐的廉价独轮车，来回往返，络绎不绝。

银楼生意很好，请来一些亲戚帮忙。父母自小教育我们兄妹，见长辈要称呼，伯伯嬷嬷阿姐阿哥，彬彬有礼，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吃东西不出声音，聚餐先离桌时要说“大家慢用”，勤恳做事，不得马虎，节省，桌上一粒米饭也要拾起来吃掉，用功读书，客厅墙上挂有《朱子家训》。

母亲坐账台、收账，里里外外一把手。提篮桥老店对面有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比较安全，搬来“大自鸣钟”，地处沪西的交通要道，却常有流氓进店寻衅捣乱“敲竹杠”，每到这时，母亲就对父亲说：你到后面去，我来对付，我一个女人家，不怕这种“赤佬”会怎样？！一次几个歹人进店滋事，竟然就把大哥当“小开”逮走了，父母嘱我立刻赶到同学王美华家，求王家伯伯想办法。那时王家刚从虹口搬到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最后，王家伯伯设法把我大哥放了回来。我父母觉得这里的安全问题愈来愈严重，最后出一笔钱，求到了“海上闻人”虞洽卿、闻兰亭具名的两幅书法，镶了大镜框，挂在店堂正中做“保护伞”，才减少了许多麻烦。

租界成了“孤岛”，各校只能自定教学课程，我读的思源中学（江宁路分部）原是仓库，时常是整个上午开课，或全部是下午的课，地方小，没有活动场地。到一九四一年，我转到南阳路爱国女中读初三（上），学校很正规，有篮球排球场，也可以上音乐课，一直记得有一首“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谱成的歌。“思源”教物理，爱国女中则是化学，我有点跟不上，但语文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作文，深受杨明皓老师称赞，总给我高分，我一直记得她的名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进入租界，过完了一九四二年寒假，我到思源中学（总部）读初三下。每天坐16路电车去爱文义路上学。没读满一个月，有一日本人在我家区域的“药水弄”附近被杀，这一带突然遭到日军封锁，圈地彻查，外面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从我家窗口望下去，“大自鸣钟”基座阶梯上，沿街四周，整天坐有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人。封锁后粮食是大问题，平时只能靠挤“户口米”吃“六谷粉”，根本抵不了饥，只有饿肚子，据说饿死了不少人。

淡绿色旗袍，低领（夏天的原因），纽扣属新式，不是盘钮。我已改名为“云”。

在赫德路“觉园”。（申怀琪摄）

我三个星期无法到学校，闷在家里看巴金《家》、《春》、《秋》，张天翼的小说，柯灵的《万象》，读鲁迅的书。等解除戒严回校，上课不满两个月，校长被日军逮捕，学校停课了。

当时我班的周月星、高三的汪树荣，组织大家在校自习，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也曾组织排练一次独幕剧《归来》在校演出。剧中兄妹角色，兄由高三的翁俊扮演，妹由我扮演。以后汪树荣就被大家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大家都叫他“汪主席”（开玩笑而已，当时伪政府汪精卫已称“汪主席”）。

汪树荣的组织能力很强，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他有些好感。后来，周月星参加了共产党，据说汪在东吴大学毕业，参加了国民党。

等报考高中阶段，父亲执意要我去读同德产科学校（位于山海关路），希望我在此校毕业，再读医科大学，希望我做西医。

我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除大哥、我、妹妹、大弟和小弟外，其余七个都夭折了。父亲虽然喜欢看《本草纲目》，但依然深信西医，在提篮桥老店，家人一旦有病，都是请中国医院王伯元西医诊治，接生是请王医生之妻袁惠玉，她是妇产科医生。这样，我就进了同德产校，主科产科学由留德医生讲授，包括助产士、如何铺床叠被等课程。

我很不喜欢这些课程，越来越觉得乏味。一次产科学只考了30分，老师甚是严厉，不及格必须复习重考，总算补考得到96分。

记得有一天，同学拉我到产房观看接生，产妇阵痛当场大叫，吓得我逃了出来（我只有十五岁），深感这样读书极不快乐。一次听同学讲，教国文的戴介民老师，是附近“建承中学”的校长，我很高兴，鼓起勇气找到戴老师，希望下学期能转到他办的中学读高一（下），他一口答应了。

同德产校的刘克萦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她也离校了，婚后住思南路。我们来往了数年，直到她去天津，才中断了联系。她曾送我一张照片，我一直保留着，照片背面写“她能算你的好朋友吗？萦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