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1/2）

一

小学时期，我改“姚志新”为“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起改了单名“云”，觉得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

一九四三年二月，我从同德产校转到了建承中学读高一（下），此校由戴介民夫妇出资创办，位于白克路（今凤阳路）一幢三层楼的里弄大宅。戴校长曾署名“巴克”出版《新哲学教程》，早年参加共产党，该校教师都倾向共产党，课程与其他学校不同，这里曾是党的地下据点，气氛独特。

我读的文科，开始由桂宁远先生（当时不称老师）主教，高二改由蒋福俦（蒋锡金）先生教《古文观止》、《离骚》、“国学概论”、“文艺思潮”、“创作方法”（包括鲁迅的《药》）。每周全体高中生上“公民课”，听戴校长讲“伦理学”，实际是讲“唯物辩证法”。教导主任袁明吾讲“政治经济学”，在袁先生那里，我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西行漫记》、《大众哲学》，校图书馆可借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

我的文科成绩不错，在高三担任过“级长”，担任“级联会”主席。二楼的走廊，辟有很热闹的墙报，内容是短评、班级新闻、生活花絮等，每月按各班成绩、秩序、礼貌、整洁评比，然后归类到挂了飞机、火车、奔马和乌龟的四张炭画下。也举行展览，包括同学的文章、业余手工，甚至绣花。我写的一万字杂记也被展出过。

每班有手抄本的“级刊”，我班命名为《炼》，为办这个小刊，我往往要忙到晚上九时回家，为此一直受父亲的责备，当时“灯火管制”，很不安全，我常常因为饿饭引发胃病。

16岁在“觉园”，1943年。（此照曾送给唐凌生。）

蒋锡金先生、朱维基先生对我们很亲切，常参加我班的读书会，细心讲解文章背景。寒假里，我们一起到朱惟新同学家，听蒋先生讲鲁迅的《且介亭杂文》，记得那天大家买的是山东羌饼和花生米当午餐。大家也去赫德路民厚里蒋先生家，听讲鲁迅《摩罗诗力说》。去朱先生家，他为大家讲拜伦、雪莱的诗。有一次蒋先生带了柴科夫斯基《悲怆交响曲》唱片和留声机（唱机），在教室播放讲解。班里组织过关于《悲怆》的讨论。一次是蒋先生和我们去高三董喆池家开元旦联欢会，去仲志士家包饺子。暑假时，我们骑脚踏车到闵行同学夏诚希家、庙行徐洪良家玩，去江湾郊游。

有一次，大家骑车到真如郊游，路过三官堂桥，桥堍边停着一辆一辆黄包车，地上一排长长的把杆，顾雅珍刚学会骑车，大概是刹不住车，竟然从这排长长的把杆上辗过，车夫大为吃惊。傍晚回到市区，经过杜美路（今东湖路）延庆路转弯处，她又把一辆三轮车撞了，同时撞翻了客人扫墓带回的祭品。蒋先生出面交涉、道歉再三，总算过了关，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一九四四年除夕，有件特别难忘的事。

这天上午，蒋、朱两位先生和董喆池、朱惟新、田杰人、申怀琪、柴宏孚等同学，相约到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赵南山家聚会，赵父开诊所，是一座面朝马路带厢房的旧宅。蒋先生发现我没参加，让赵南山拨通我家电话说，大家都在等我，一定要我来。我说路太远了，又下着雨。蒋先生一遍又一遍地电话催我，结果我只能冒雨赶去。大家围坐一张大圆桌子用餐、喝酒，很热闹。结束后，蒋、朱两位先生说，带大家去访问翻译家傅雷，我们就随他俩去了。

傅家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巴黎新邨”，一幢新式里弄房子，敲门进去，傅雷夫人非常和气，请大家把雨伞、雨衣放在客厅前的门廊地上。这是除夕的下午，我们待在客厅里，她上楼去通报，显然这群不速之客惹怒了傅雷先生，他没有露面，我们只听到楼上传来一阵阵的大骂，显然是赶大家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当时蒋、朱先生很尴尬，真有焦头烂额、无可奈何之感，只能领我们悻悻离开，但出了门，他俩并不在意，仍然兴致很高地说，我们去淮海路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喝咖啡吧！一路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大骂傅雷“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等。这天喝完咖啡，大家嘻嘻哈哈聊了一会，走出店门。蒋先生忽然回头对我说：“你刚才坐在我对面，你的鞋怎么一直踏在我脚上？”我浑然不知说：“是吗？那为什么不早提出来？现又怪我？！”蒋先生是个很风趣的人。

四月初，学校照例放春假三天，申怀琪、赵南山、田杰人提议，不参加全班的集体春游，我们改去松江踏青如何？据说那地方有一棵几个人合抱的大树云云。我同意，并邀了我的初中女同学葛智华一起去。等大家到达了北火车站，他们又和我商量说，不如改去杭州如何？申怀琪的父亲是律师，有个同乡在杭州开商号，可以找到这位老先生帮助接待我们。大家同意了，但都说没带什么钱。葛说：我有一些，大约够用了。于是大家挤上了火车，到杭州已是下午四时，就按地址找到了这家商号的住房，开门者却说，此地并无此人。我们大失所望，无奈走出巷外，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发呆，忽听到身后有人招呼，房主让一个佣人跑来唤我们回去。

那是一幢有天井的大房子，晚饭桌子就摆在宽敞的天井里，屋主姓翟，对我们很客气，请吃晚饭，还给每人倒了一杯白酒。我从来没喝过白酒，乘他不注意，偷偷把酒倒在身后的落水沟里。晚饭后，翟老先生陪我们到吴山，去云居山寺庙借宿，三个男学生住前间，我和葛住后间。第二天清晨起来，我们就到山上各处溜达，四周郁郁葱葱，空气清新，静谧中不时听到鸟鸣阵阵，大家对群山喊叫了多次，都有回声，山景实在太美了，心情舒畅之极。我们经过附近一间静室，向里张望，窥见几个和尚正在打坐，觉得十分好奇。

庙里的早餐很丰盛，稀饭、馒头，甚至有皮蛋、火腿和肉松。饭后，老先生就陪我们去西湖各处游玩，“上天竺”的游客不少，已经是中午了，路边搭有一个个棚子的小餐馆招揽顾客，我们就在一个小棚里吃午餐，点了一桌子菜肴，实际是为了答谢翟老先生，付账时大家倾囊而出，余钱已剩无几。玩了一天回到居处，大家议论说，假如明日再让主人来陪，是非常过意不去的，再在外面吃午饭，已付不起钱，加上早起时，有人不慎打碎了一只热水瓶，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溜走为好。

第二天一早起来，大家不吃早餐，给主人留了感谢条，悄悄地不告而别。然后直接去西湖划船，湖中游人不多，最后我们却划到了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游兴很是低落，也因为没钱，早餐每人只在路边吃了一个粽子，中午吃了两三块小饼，口袋里只剩回程票的钱。等我们赶到杭州车站，只见人山人海，乘客如潮水般涌来涌去，差不多要把我们挤散。总算上车后五人在一起了，等火车到达上海西站，已是晚上十点钟，都没吃晚饭，肚子咕咕叫，浑身乏力，身上没钱，只能步行。走到我家门口已接近午夜了，我立刻敲门上楼取了钱，让他们三个男生坐三轮车回家，葛先走了，她家就在附近的“草鞋浜”。

第二天，申怀琪说他倒在三轮车上，满眼仍旧是西湖的景色，人几乎饿昏了。

这次难忘的离群饥饿旅行，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

一九四三年我读高一时，对高二高三的同学不熟，有一次上大课，坐在后排的高二同学赵南山，拉了我辫子一下，我很愤怒地回头说：“干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名字，你会演戏吗？”他身旁是高三的唐凌生。他俩说：“想请你参加话剧社。”

为筹备这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校庆，我们排练了曹禺《原野》序幕，我演金子，唐凌生演仇虎，申怀琪演焦大星，赵竑演白傻子，申怀琪兼导演，赵南山当剧务。记得演出之后，唐不知怎么割破手流血了，我在后台掏出手帕为他包扎。

我们成了好朋友。唐和申有弟妹多人，大家总在一起玩，经常聚会说话的地点，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仙乐斯舞宫前一大块空地上。

记得这年暑假，我跟唐凌生、申怀琪等话剧团的朋友，轮流去金城大戏院后面厦门路一个“弄堂识字”班，义务教女工们识字。当时我十六岁，所教的女工们都是二十多岁，她们都在附近一带的工厂里上工。这期间，唐高中毕业了，不久他就离开上海，参加了浙东的新四军。

一年后，即一九四四年校庆，我们排演了独幕剧《教训》，之后因为物价飞涨，校方为贫寒同学募捐助学金，决定由蒋锡金先生主持，排演五幕剧《欲魔》（托尔斯泰原著《黑暗的势力》，欧阳予倩改编），于七月份在金城大戏院演出，票由学生们分头推销给亲友。蒋先生请了戏剧家蔡芳信担任导演，美术家刘汝醴设计。男女角由申怀琪和我扮演，课余排练。蔡先生对人物的一举一动严格挑剔，我的坐姿，往往不知觉中稍有点弯腰，他就立刻要我纠正。申怀琪也特意第一次来我家，借了我父亲的长袍马褂，我则穿了嫂子陪嫁的绣花衣演出。

二

我和唐凌生相处，前后不到四个月，初次和他说话，是在学校一楼到二楼的转弯墙角处，以后我们常在此地交谈，总有讲不完的话。他和申怀琪关系密切，我们三人曾到静安寺的百乐商场（现第九百货）“桃园”面馆吃大排面，这是我第一次和男同学在外用餐。大排有骨头，我觉得啃骨头样子难看，就把它分开夹到他俩碗里。他们嘻嘻哈哈说，这是“桃园三结义”。

唐是广东人，性格豪爽开朗，读书成绩好，个子比我略高，面容英俊，思想进步，喜爱文学、写诗。他主动接近我，我对他也有好感。有个星期天，他约我一起去外滩公园，我去了。他送了我一首自己写的诗，我送给他几片夹在书里的红枫叶，一直聊到了中午，他送我到江西路（今江西中路）16路电车终点站上车。

话剧《原野》序幕，我演金子。

演出后的合影，身后是锡金先生。

唐凌生（前左）演仇虎，赵竑（前右）演白傻子，申怀琪（后左）演焦大星。

普希金铜像，两个陌生外国小女孩主动跑来合影。那时铜像的位置处于下方，比较亲民。1945年。

高中时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

我与葛智华。

杭州春游合影。

我回到家，脸上红红的，这是我第一次和男生约会，有点激动，初中同学葛智华正在我家，我忍不住把上午的事告诉她。第二天我到学校，遇到申怀琪，他笑着对我说：“你和唐昨天去了外滩公园？”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不招呼我们？”他说：“我是在外白渡桥上看到你俩的。”后来知道，是唐忍不住告诉他的。此后，我和唐曾去过“兰维纳”公园（今襄阳公园）、兆丰公园，就是谈话，天南地北地谈，后来还去江宁路一家餐馆吃面。

这样，我和唐算是谈上了恋爱，虽然只有三个多月时间，等唐凌生高中毕业，他丝毫没提上大学的事。八月的某天，他忽然对我说，准备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已有几批学生陆续参加新四军）。我立即很天真地说，我跟你去。他说，这次你不要去，以后再去吧。

我送了他一张在“觉园”手扶栏杆的照片，以及照相馆拍的照片。临别时，给了他一双银筷子，两根筷子由银链子连着，是我从家里拿的。（几十年后重逢，他提起这事，我才想起。）

他到四明山以后，寄来好几封信，我也一直去信保持联系。到了一九四四年暑假的一天，他忽然回沪，打电话约我会面。他父亲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工头，属于工人家庭出身，获得组织上的信任，派他来沪动员进步学生，参加他所在的浙东新四军支队。

对于是否去浙东，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感觉在“建承”读书很快乐，有点舍不得离开，犹豫再三后决定，等高中毕业后再去。我对蒋先生谈及此事，他也认为，我还是读完高中为好。蒋先生说，他自己也是从根据地来的，“你去了那里，在文学上学不到东西”。

我与唐见面那天，他从江西路的家，赶来沪西大自鸣钟“悦来芳”食品店（16路车站）门口等我，那是我们约好的地点，但那天父母知道我去见唐，坚决不让出门，最后是由我妹妹出面，带给他一个口信：改日在外滩见。

这一次见面，已没有曾经的气氛，唐详细介绍了浙东的情况，他的谈话主题，就是动员我随他离开上海。我讲了自己的决定，我说，这一次不打算去了，以后再去，婉拒了去浙东的计划。听我这么讲，他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记得他当时哼着苏联国歌，板着脸，没说几句话就告别了。他对我的态度和一年前不一样了。我也很不高兴。

以后，再也不见他来信，而我没有忘记他，半年后（一九四五年春），我从同校读书的唐凌志（唐的弟弟）处知道，浙东有人要来，托他带了一支自来水钢笔给唐，还写了一封长信，没有回音。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上午，学校发生一件大事。我们正温习功课，准备迎接毕业考，忽然听说有数个日本宪兵冲进了学校，进入教师办公室搜查，翻得乱七八糟。唐凌志、我班的班长、级联会主席夏诚希等多人，都被叫去问话，校长也被叫去反复查问，据说这些日本宪兵，是专门来捕捉唐凌志的，昨晚已去过他家，适逢他住到学校对面的徐洪良家。宪兵查抄了唐家，第二天再到学校捕他，发现学校的级刊墙报有明显的抗日内容，接近中午，搜查还在继续，因为楼下有小学部，到了中午，宪兵不得不放全体同学回家吃饭。

我心里清楚，抓唐凌志一定是与其兄在新四军有关（后知道，确实是因为有信落入敌手），我想到曾经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与唐凌生连续通信，有一次他在信中很不谨慎，明目张胆把新四军写成“n4”，我估计兄弟二人同样不慎，引起了日本人注意，也想到了曾经赠照予唐，照片很可能仍在他家，包括我给他的信，如果查到的话，我就有危险。

我唯恐被牵连，忐忑不安，如被日寇抓去，结果难以想象。上午总算熬过去了，我出校立刻去找申怀琪，他与唐的关系最密切，很担心他也被牵涉。到他就读的东吴大学（江宁路梅陇镇酒家的弄堂）通知了他，然后我们一起赶到赫德路，找到了无课在家的蒋先生，通知他学校发生的事，让他下午千万别去学校。蒋当时正在写稿，手拿着稿子就从家出来，三人一路商量，学校发生这事，我们以后怎么办。正在路上走，一位初中同学叫住了我说：“听人讲东洋人提到了你的名字！千万别进学校！宪兵在学校还没走。”（后知道蒋父也被叫去问话，宪兵共捕去师生八人。）于是，三人急急忙忙在西藏路吃了面，决定暂时躲避为好。申因为下午有事先走（后知他直接去了家乡河北，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沪）。

蒋和我先到一位靠得住的诗歌“行列社”（蒋举办的诗歌团体）老朋友诸敏家落脚。天近黄昏，他打电话请我大哥出来，在南京路“新雅”吃盖浇饭，讲了学校发生的事，决定先送我到他的朋友诸敏处暂避，请大哥回家告诉父母，请他们放心。这样，我们就和大哥分手了。

诸敏住今石门一路上一幢幢英式洋房弄内最后一幢，属于日本某新闻检查机关，诸就在此工作，楼上有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是诸和妻子茅肖梅的家。茅正怀孕，挺着肚子，房内有独用盥洗室。我和茅睡床，蒋与诸打地铺。楼下住着两个日本人，据说是该机关负责人。这幢房子常有几个年轻男子进出，诸敏较信任其中一位名叫张汀的青年，当夜我们就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我和蒋还是去安徽天长的新四军军部，于是找了诗歌“行列社”成员的老党员沈孟先，请他设法接通关系，办妥组织介绍信等。这事由张汀联系，要花好几天时间。我们暂时不便外出，只能玩扑克牌。楼下两个日本人也时常上来，表示友好，双方语言不通就用笔谈，我心中甚是厌恶他们。

高中同学合影，兆丰公园大理石音乐堂。

兆丰公园野餐，高一，1943年3月。建承中学为戴介民夫妇出资创办，曾被称为“孤岛”的“抗大”。左面梳辫子的是我，戴礼帽者是校长戴介民。

几天后得到消息，到安徽去，一路上要经过几个关卡，路不熟，不如准备一些被褥铺盖，请当地的脚夫挑着引路，才可以走通。至于路费，蒋把匆忙中带出的半部《星象》书稿，给了“永祥印书馆”的范泉，暂领到一些稿酬。我把手上一枚金戒指换成了现钱，还去附近的“南京理发店”剪了短发。

十九日下午，诸敏陪了我坐三轮车去葛智华家，打算请她到我家拿取被褥，但葛不在（葛家困苦，当时她是去“跑单帮”贩米），我只能打电话请同班的顾雅珍帮忙，顾住虬江路，家里也开银楼，我和顾就在西藏路“和平电影院”旁的“和平咖啡馆”见面。诸敏说他有事去办，再三叮嘱我，一定要等他来接，千万别离开。

我和顾雅珍坐下，她就告诉我学校发生的种种后续。我提出请她帮忙去家里取被褥，她则劝我要冷静，说我父母如何着急，劝我一定别跟着蒋走，而且，蒋是有家室孩子的人，影响不好，不如以后再去。我说不管这些了，已经决定了，我和蒋到了那边，肯定是各管各的，我的目的是去参加革命……正说到这里，我大哥忽然走进咖啡馆，不说一句话，一把抓住我不放，立刻就拉我走，我实在挣不脱，只能对他说，让我写一个便条（请服务生转交给诸敏）。我在留条上写：“明日下午一时在此见。”事后知道，开初我与顾通话时，顾的弟弟就在她身旁，顾弟和我大哥有来往，就立刻给我大哥打了电话。

当天下午，大哥带我到新闸路，走进他熟稔的王伯元开的小医院，借三楼无人病房住宿，一直在规劝我不能走。不久，父母和阿嫂（正在怀孕）全来了，哭哭啼啼，不许我离开他们。第二天，阿嫂又陪我到大连路印刷厂，这是大哥好友周祥林家的企业，进大门穿过工场就是周家。阿嫂一直紧跟着我，寸步不离，我不能推也不能搡，根本不允许我打电话，我的留条之约，只能失败。后听说这天下午，诸敏和张汀在咖啡馆从下午一点等到三点。

在周家住了五天，我和阿嫂二十五日傍晚回到“大自鸣钟”的家。父母说，近日店外常有陌生人徘徊，觉得我回家不安全，蒋父也曾来店打听锡金下落，称宪兵一直逼蒋去自首。当时我却是想去诸家道歉，对失约的事总要有个交代，我只能再三向父母保证不再离沪。晚上，我去见了诸敏，从诸处得知，蒋已于昨日（二十四日）离沪。

当夜，我住到周家嘴路的堂姐阿菊、阿丽姊妹家里，石库门房子，我睡后客堂，白天只能在亭子间看书写字，满屋炎热的太阳，在无聊不安中熬日子，几次外出，是去诸家看望、送礼感谢，楼下两个日本人对我挺客气，就这样一直住到八月初，我才回家。

抗战胜利后，我去诸家，他们的孩子已经出生，我碰到了楼下那两个日本人，他们请我坐，我们的交谈仍旧是在纸上写字，他们写“以后有便，请来日本玩”，还写了各自的地址。我写了一句：“你们侵略中国，终于把你们打败了！”吐了口恶气。

我见到了戴校长，虽然我未经考试，他仍然给我颁发了高中毕业文凭，写了“品学服务均甲”的评语。我们没有谈到日寇来校事件。直到四十年后，我在《建承中学校庆纪念刊》中得知，戴校长为保护师生和学校，忍受了日寇严刑。（“文革”时期，戴在华师大含冤去世。我记得曾在中山北路69路车站上，远远见他走去的背影，非常憔悴。）

一九四五年秋，上海各大学自主招生，学费很贵，考试时间各定。初一同学马瑞丽与姜桂英，拉我报考圣约翰大学，我虽然英文差，没信心，也勉强去考了，结果三人都没有被录取（此校英文要求极高）。九月十五日，考私立复旦大学，我与顾雅珍、吴凤英三人同往，我投考中国文学系，十七日考作文，记得题目是“成功之路”，十八日考其他科目，二十日揭晓。我和吴凤英被录取了。

私立复旦在赫德路近新闸路一幢大洋房里，门前空地甚小。有好几个系，教室内外人挤人，各系教室交换上课。中文系主任应功九和文学院长应成一是兄弟俩。开课第一天上英文，老师是顾仲彝。周予同先生教中国通史。我每天骑脚踏车上学，不久认识了外系学生王丹心和鲍静佩，我不记得怎么认识的，以后知道，他们是中共学生党支部的成员。

此时，老同学申怀琪已从河北返回上海，考取了上海法学院（以后转到上海戏剧学院），赵南山毕业后去新四军根据地，此时也突然返沪，三人相遇。适逢蒋介石从重庆回到南京，记得是十月十日“国庆节”这天，我们三人同逛南京路，满街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蒋介石像陈列在各店的橱窗，身穿戎装，挂着无数勋章，好不威风。路上挤满了面露喜悦的人们，我们从成都路一直步行到外滩“轧闹猛”，这真是个万众欢腾的日子，这是万分难忘的日子，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三

朱维基先生是本地人，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我骑脚踏车去复旦上学，总路过他家附近。十月下旬的一天，我顺路去看望，见他正和一陌生男子叙谈。朱先生介绍说，他叫程维德。

那天我没说什么（也是插不上嘴），只听他们聊，感觉眼前的程很爽朗，社会经验丰富，是个大龄青年。

此后，朱先生常约我和其他朋友聚会，程维德也参加。当时朱在筹备办《综合》杂志，有时请大家去瑞金大戏院对面小酒馆喝酒，去西藏中路“青梅居”—北方人开的“卖火烧”（火烧即烧饼）简陋小店，店里也可喝酒，或者去“新雅”喝下午茶，去平安电影院南面一家小咖啡馆“吉士”聊天，大家还一起去看刘汝醴在国际饭店的画展。我印象中，程维德常在朋友们聚会还没散时候，就离席先走了（实际是去威海路“达巷”与组织联系）。

朱先生不止一次告诉大家，程维德是一九四二年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程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诸如此类。我为朱主办的《综合》杂志写过一篇巴金《憩园》的读后感，也看到了程写的几篇社论和散文，笔名“边星”，读了几遍，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程维德当时住星加坡路“星邨”，那是他朋友萧心正姐姐萧慕湘的家，离朱先生家不远。记得小学同学王美华去世，我和吴凤英骑脚踏车去安乐殡仪馆祭奠，顺路把两辆车寄放在程住处。取车时，吴凤英有事先回，我和程闲谈了一会，记得谈到了《101首西洋名曲》，一起翻阅，我还哼了几句《夜莺》。

我和程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程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毅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吉士”，程已经醉了。我就坐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个小学教员，穿蓝布（阴丹士林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

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怎么办？曾想中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

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一九四六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碚“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中央商场”购得一旧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国民党市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今延安东路），那是机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就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凌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程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七八岁，富有社会经验而已，在这种自然交往里，却不知不觉产生了好感。

一九四六年暑期，朱维基先生已去山东根据地，程维德住胶州路康脑脱路一间平房，我去看过他数次，谈得很投机，感觉他有不平凡的经历，性格坚毅，待人和蔼可亲，社会经验丰富，读书比我多，文笔老练，对文学有共同爱好，对一些事情的观点也相似。程维德家从盛到衰，我家则相反；我只是单纯的学生，他有复杂的经历。在我们的谈论中，他很少谈及曾经有过的艰辛痛苦。我心里丝毫没有想过他家有没有钱。我不懂生活的艰辛，即使最困难的敌伪时期，物价飞涨，民众吃“六谷粉”，我家仍然衣食无忧，只是不吃大米了，每餐改为一冷就发硬的“洋籼米”，我没尝过吃不上饭的滋味。

以后略微知道，在吴江黎里镇家中，他还有母亲要供养，知道他有个好友萧心正，他们倾向共产党，至于目下究竟干些什么，不甚清楚。

有一天我俩闲谈时，突然走进一男一女，男的年龄稍大，女青年秀气美丽。程维德介绍说，都是他的同乡老友，以后才知道，抗战爆发时，这位女青年与他一起参加“武抗”（华东人民抗日武装义勇军），后因病回沪治疗，他们当年曾是恋人，后来分开了。

这年暑假，我常常隔几天就和程维德相会聊天，总是在中饭后，太阳热辣辣的，雇一轮黄包车去他居处。有一天傍晚，我们从胶州路步行到静安寺。人行道上摆着不少地摊，叫卖质高价廉的美军剩余物资，有罐头午餐肉、“克宁”奶粉、军用皮带、水壶，记得我买了一个墨绿色的军用钱夹，布料结实别致，用了它很多年。

18岁，考入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

胶州公园，1945年秋。

复旦迁入江湾之初，于女生临时宿舍内外所摄。

我和同学们在校门口，1947年。

和来自重庆的复旦同学合影，1947年春。重庆复旦校部迁回江湾原址，改私立为国立复旦，校园里来了很多讲四川话的同学。

于子彬院前留影。

那个时期，组织上介绍程在《时事新报》当记者，不久却遇到报社发不出工资，全体记者罢工。这期间该报载文，特别提到一记者因几月拿不到工资饿肚子的事，所指的就是他。当时报纸主编是唐纳（江青前夫），经理为夏其言。

也在这阶段，我知道了程的本名大鹏，但一直自称程维德，在《时事新报》改名金子翊，我则一直称他“维德”，每次通信的称呼都写“vd”。一九四九年后他改名若望，仿佛与“汤若望”相同，别人会认定他是基督徒，他解释说是来自《孟子》“若大旱之望云霓”。

四

抗战胜利后，“老宝凤”生意很好，沪西一带的工厂女工，拿到工资就来我家买金器保值，买小金条（时称“小黄鱼”，重一两，“大黄鱼”十两）、各式戒指。忙到来不及在戒指内贴注有分量的小红纸，店里常加班开夜工，每日售出三百两黄金，赚了不少钱。

在全店员工忙上忙下之时，我的大弟突患“粟粒性肺结核”，这病在当年没有特效药，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家中去世。接着是大哥患肺病大吐血，去虹桥疗养院（即今徐汇区中心医院）住单间头等病房疗养，阿嫂陪他，后住钜鹿路（今巨鹿路）大华医院。我父亲觉得，住院即长期疗养，价格昂贵，不如自家买一幢房子。开初他是和伙计阿王去看房，之后是我陪着他（后来陪他多次买家具，买我喜欢的书橱、摇椅，父亲从不上餐馆，也只有我和他在“美新”吃过一次晚餐），看过虹桥路一幢有空地的大洋房，淮海西路满墙蔷薇的别墅，以及富民路的“裕华新村”，最后花费近五十根大条子（金条），买下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63弄某号（三连体别墅）。此处交通方便，24路无轨电车可直达西康路“大自鸣钟”。

此屋面积近五百平米，原业主是鼎新百货商店老板，底楼为厨房、汽车间和佣人房，朝南是围有竹篱的小院子，大门有一石扶梯直达二层，朝南是左右两大间（有纱质大吊灯、壁炉和水汀），中为走廊、盥洗室。朝北的房间大小各一，大间隔有活动门，拉开门，南北房间相通，可作大饭厅兼客厅，有升降设备，楼下厨房可送饭到二楼壁龛（后用来置放电话）。三楼布局与二楼相近，有阳台，有大浴缸。稍事装修一下，大哥就搬来三楼疗养。

记得尚未入住的初夏，葛智华生日，我请维德、申怀琪、赵南山、邵鸿英等同学好友来新居，那次大家都喝了酒，热闹一阵，一直讲话到天亮。维德醉了睡在后客厅地板上，大家则在他四周放了酒瓶，他醒来一惊—众人开怀大笑。此后，我们常常在这里聚首。

有石梯的两张，是在亚尔培路新居，抱着大哥的孩子正庭。

襄阳公园，1945年。

那时我常去虹桥疗养院的高级病房，探望大哥，他独住一大间，底楼住七八位贫穷的青年患者，我很同情他们，有时给他们送鸡蛋和营养品，其中一位叫秦中俊，是淮海路雁荡路三联书店店员，我常去此店买书，经人介绍认识了，之后秦曾到亚尔培路我家闲谈。秦说，我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个富有的姑娘。以后书店奉当局命令停办，他偕同仁来我家开过秘密会议。一九四八年，秦去了济南解放区。（1980年代任中图进出口公司经理，法文好，比我小一岁，来沪特意来我家看望，相互通信，可惜英年早逝。）

复旦渝沪二校合并到江湾原址后，起先把女生宿舍安排在面对操场的一幢大楼，房间很大，可以摆十几张床，以后大楼改作教室，女生宿舍再度搬到后面一幢楼，男生宿舍迁到了校外。之后，复旦改为“国立”，不需学费，甚至吃饭也不需饭钱。食堂每餐只有一个菜，每月打一次“牙祭”，有十几个菜，大家站着，围着圆桌吃。学校还送一批美军救济总署的多余物资给重庆同学。因为物价飞涨，米价也跟着飞涨，唯恐伙房粮食有贪，校方让同学们轮流去“监厨”—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

我的宿舍住八人，四张上下铺，中间放自带的写字桌，我睡靠窗上铺，除我和虞和静是上海人以外，其他六位是重庆来沪的女同学。记得宿舍一件趣事，有一天半夜，我突然连人带被子从上铺滚了下来，落在地上，竟然毫发无损，惊醒了睡梦中的大家，引为笑谈。

复旦礼堂以前在子彬院，地方小，当时郭沫若来讲演，周小燕来唱歌，都是在子彬院礼堂，同学挤得满满的，有些人只能坐在窗台上。一九四八年，校园内造了一座大礼堂，名“登辉堂”（纪念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做过考试会场，改名“相辉堂”是以后的事（马相伯为创办者）。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很和善。教授有李青崖、方令儒、周予同、周谷城、赵景深先生等，侧重《昭明文选》、音韵学、训诂学、哲学和中国文学史。上课不点名，学生缺席与否，教授们也不在乎，学生只要考试及格，修满学分就可毕业。教授与学生有些距离，亲近随和的是章靳以先生，他讲“文学论”，态度和蔼耐心，我经常请教他。我的兴趣一直在现代文学，也感觉大学不如高中那么快乐，谈得来的同学也没高中那么多，一度想转新闻系，考虑再三，觉得转系麻烦，思想上有些得过且过，有闲就坐校车回家。

以后因家中变故，心情低落，此时常与维德会面。一九四六年夏季以后，我和维德的恋情心照不宣，一九四八年完全确定，谈起恋爱。书还在读，“学运”也算积极参加，但在校时间却没以前那么多了。记得同学王丹心曾鼓动我参加共产党，我认为不自由，没有表态。

到老年时，我曾对虞和静说，我在复旦时一事无成。她说：“你找到了一个好老公，是你的一大收获。”（虞一九四六年时就认识维德。）

一九四七年春假，我和维德一起去无锡，游惠山，玩了两天，照了不少相。我爱的人和他爱的人在一起，觉得幸福、欣喜。

天近黄昏，我们回到旅店，晚餐丰盛，房间是很小的顶楼，两张单人床，上有天窗。我们爬到窗外屋顶上，坐在瓦片上向四周眺望，灯光暗淡，空气清新，传来河上的橹声，别有一番风光。维德说吴江黎里镇河岸边，景色比此地更美，太浦河也宽大得多。而我在上海长大，觉得眼前夜景是第一次见到，应该是最美的。

游鼋头渚这天，我带着相机，穿紫红色的开衫、薄呢旗袍、白色长袜，另带了一套淡灰西装裙、白丝围巾和手套。紫红皮包是新近在永安公司买的。天晴，气候温暖，见到了辽阔的太湖，请“代客摄影”者为我俩合影。

当时维德已经离开《时事新报》（同事集体辞职，他只能辞职），有三个月左右没有职业。他怎么过，我想他总会有办法，我没有问，问他也不会说。他告诉我，将去一轮船公司任职，上海、福州两地来回。（后知是王绍鳌介绍。王是吴江同里人，与程同属党的情报系统，解放后以民主党派面貌出现，任商业部副部长，一九七〇年含冤去世，十一年后才公布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心里总牵挂着他，相互通信，每次他回沪也立刻给我电话。

这几年，包括朱维基先生在沪时，我和维德一直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小咖啡馆会面，通常是喝咖啡，吃过一两次西餐，咖啡馆老板已认识我和他这两张熟面孔。“平安”右边的茶室很大，从电影院大玻璃窗看进去，热闹非凡，里面都是谈生意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走进成都路福熙路“浦东大楼”对面一个咖啡馆，里面极暗，没一点灯光，摆有一排排高背封闭式的双人座，我们只能跑出来，最喜欢的仍然是“吉士”咖啡馆明亮幽静、没几张座位的环境。我和他一直怀念这地方，几年后虽不去了，路过时总要看它几眼。

游惠山。我爱的人和他爱的人在一起，幸福欣喜。1947年。

去苏州看他租的新宅。这是一段阳光明媚的回忆。他自称程维德，我一直称他“维德”，通信称呼写“vd”。

这件扶手沙发椅，在“文革”时被抄走。

维德到昌兴轮船公司任职，常去厦门、福州，回沪都带礼物给我，很多物品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两双缀有五颜六色珠子的拖鞋，我送了一双给阿嫂，大家都感到新奇。但他仅做了七个月就失业了。我虽问过他在沪为党做什么工作，一次他说，是做空军“策反”工作。他的职业一直不稳定，时而在沪，时而在外，用钱出手大方，一段时间住他二姐蕴玉位于公平路的亭子间，我曾去看过他。那次他说要去台湾，我不置可否，后来没去。对于经济、生活，对于吃饭问题，我从没想过要为他操心，总认为他有办法。我是一名学生，没有社会关系可以帮他，家里开银楼确实可以安置，但我不愿让家人看低他，他当然也不会愿意。

多年后得知，维德由情报系统的吴成方领导，出狱后，转由刘人寿领导，情况不太一样，后者总认为他活动力强，给他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以下是维德在一九四七年给友人的一封信，当时萧心正见了喜欢，抄了下来（一直保留到“文革”后才交还我们）。维德回忆说，这信当时是写给谁，有没有写完，有没有寄出，已完全忘记了。当年信中提及的人名，萧抄写时只留空格，故不明是谁了。五十年之后重读此信，若非萧说明经过，他根本不认识这是自己所写，但对猛烈批评沈从文这一点，维德记忆犹新。

[维德旧信]

□□很好，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拖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击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它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得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原文如此）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