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2）

上海·云·上海母亲口述

“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会好些，但让我失望。如果他能回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拙笔不能道出我心情之万一。”

一

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

记得我年过五十时，母亲对我说：“小时候你真坏，带你到浦东‘烊金子’，两三岁左右，抱也抱不动，让你走一段，一定要抱，甚至自己走回原地，再抱着走。”

我母亲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籍贯安徽铜陵。曾外祖父在“太平天国”当差，据说由洪秀全做媒指婚。印象里，我外婆对“长毛”很反感，当年百姓吃观音土，普通人家吓唬孩子就讲：“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天朝江河日下，曾外祖父晓得难以长久，在城外置了地，每天用荷叶水洗脸，面色发黄，佯装病故，最后用“脱底棺材”抬出城外，抽底脱逃，从此以种植桃李为生。到我母亲这一辈，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在私塾读过了《女儿经》，也算识字，上有两个姐姐，兄长开过扇子店。父兄死后，家道中落，大姐嫁在江宁县，二姐嫁到南京白下路陈家。

一九一四年，母亲随我外婆从南京来沪谋生，举目无亲，住西藏中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旅店（现为大观园某服务部），母亲想出去做工，店主桑荣卿见她面貌端正，十分勤奋，就给我父亲做了媒。当时我父亲三十二岁，丧偶（无子女），母亲十七岁，两人相差十五岁。一九一五年，他们结为夫妻。

我父亲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后迁庄桥，读过两年私塾，十三虚岁在宁波银楼当学徒，白天打杂，晚上练字、练算盘。冬天河面结冰，手上冻疮溃烂，常黏住衣袖。几年后，他辗转来到上海，在南市小东门大同行“老庆云”银楼当伙计。银楼业按资本大小，加入“大同行”“新同行”“小同行”等同业公会（沪上“大同行”：裘天宝、杨庆和、老凤祥、老庆云、方久霞）。本家“三阿伯”是大同行“杨庆和”银楼“阿大先生”（即经理），事业有成，买下了南市多间住房，个子矮，人称“小小阿伯”；我父亲排行四，个子高，侄辈称他“长长阿伯”。

我外婆一口南京话，母亲婚后随我父亲讲宁波上海话（当时上海话的“我”，曾是本地话“伲”—“我们”即“我伲”，之后“伲”就消失了，统一为宁波话“阿拉”）。住南市篾竹弄，父亲住店，只能在春节回家住几天，外婆和母亲平时做零活，搭火柴盒，“撬力头”（衣服缝边）贴补家用。以后，我父亲做了银楼“跑街”，携带金银首饰，进出上海大小公馆，给小姐太太看货。等我出生的一九二七年，银楼老板去世，因小老板幼时顽皮被我父亲打过，上任后就报复“回头生意”—大年初四，银楼业都要祭拜“接财神”，当晚没叫到名字的伙计，意味着“卷铺盖”回家—我父亲失业了。

父亲那时想开一家小烟纸店，但母亲不允说：“我不愿天天掮‘牌门板’。”—以前的商铺没卷帘门，每晚要插上一整排活动门板，白天脱卸。我父亲四十四岁，已经在银楼做了三十二年，经验丰富，决定重操旧业，花费两千银元，在提篮桥茂海路（今海门路）“凤生里”，开了“廉记老宝凤”银楼，初期借了底楼的两开间店面，楼上住“罗宋”（白俄）人，之后租下了二楼—这是父亲一生的转折点，他当了老板。

“老宝凤”经营金银饰品，也售卖银盾、银壶、银果盘、碗筷盆盘、福禄寿三星、弥勒佛等各式银件，兼收购、修复金银器件，此外的金银锁片、项链、嵌宝戒、手镯、婴儿响铃等技术复杂的品项，都需进货。收购的戒指、镯头等等不便熔化，都是请制作行代办，以后就能自烊了。全家住二楼前面两间加一个后楼，双亭子间当作坊，自制普通“小黄鱼”（金条）、“韭菜”戒、印戒（刻名字）、线戒，戒内刻有“足赤”及店名字样，贴有标明份量的小红纸。也接受首饰的加工修理，金匠锉下的金、银屑粉末、洗手留的“垃圾”都值钱，有专人上门来收。

“凤生里”是位于今长治路、东大名路之间的一大片典型上海弄堂，两个出口，“老宝凤”近第一个弄口，大门左右设玻璃橱窗，陈列大型银器，进门几步有柜台，账台略高，左首有玻璃台面“抛马橱”，陈列“非足赤”、红蓝宝石的“嵌宝戒”等饰件，由顾客选看。

店伙计是一对兄弟，名金如意、金如海，包括学徒，都按规矩住店，每晚取出柜橱内被褥，睡店堂“打地铺”。店后一小间客堂有窗，通“凤生里”。后门是灶披间（厨房）、楼梯，亭子间是作坊，晒台种了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我和父母弟弟住二楼一间，外婆、娘姨（即保姆）住另一间，大哥住后楼。按宁波称谓，我叫父母“阿爸”、“阿姆”，叫长兄“大阿哥”（大我七岁，小名“毛人”），弟弟“阿弟弟”，全家叫我“阿囡囡”。

小客堂间里，逐渐就有了沙发、“华生”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播放“申曲”、宁波“摊簧”，有《大戏考》（刊登唱片戏词，共出过十八版）；其时梅兰芳、周信芳声名大噪，大家都谈论；电影《夜半歌声》广告最为惊骇，听说吓死过人；电影《姊妹花》也名声响亮；我去东海电影院看卡通片（《米老鼠》）、林楚楚的《慈母泪》、《桃花扇》，放映前有人兜售炒米花；戏院对面是新开张的“美女牌”冰淇淋店，大冰砖要价一元，紫雪糕两角，棒冰五分，“双冰棍”一角，很贵。印象最深是电影《全国运动会》，我第一次见识了各种运动项目。

母亲平时梳发髻，后来梳“香蕉头”，由“梳头娘姨”上门来梳，用“刨花水”。当时开始流行“电烫”，记得我两个住周家嘴路的堂姐，怂恿母亲去做过“电烫”。

几个“镜头”一直留在眼前：我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奶粉冲的奶）；睡在父亲脚后，父亲常让我帮他把长裤脚管拉直；带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淡淡的棕色羊毛外套。当时开始有“4000祥生”和“云飞”出租汽车，有敞篷式的车，一次跟从大人们坐车兜风……

常听见窗外后弄堂叫卖声：“火腿粽子！”“白糖梅子！”“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焐酥豆要！”“冰啊冰啊卖冰啊！”……还有“冷面！”小摊贩不断在弄内穿过。

我和弄堂小孩玩，晚上还捉迷藏，时常听到小孩吵架，大人出面相骂。有时我吃了亏告诉母亲，她从不和邻居理论，总说：“哇啦哇啦不好，算了，吃亏就是便宜。”

弄口的镶牙店里，有活动椅子，摆有两三个大药水瓶，里面浸泡着死婴，后门垃圾桶旁总有一大堆石膏牙齿模子，也见过被丢弃的死婴，我很害怕。粮店门口摆了装零售豆类、大米、“洋籼米”的竹筐。女工在茶叶店（读初中才知，是周月星同学家开的）里拣茶。三岔路口烟纸店柜台，正对马路，冬天装一排玻璃窗，留有可以开关的小窗做买卖。马路斜对面是水果店，苹果、梨都能零卖，伙计削好了递过来，果皮仍完整包卷着。秋天，“糖炒栗子”烟气熏天。有次听说，炒栗子店隔壁的弄堂里，开了一家东洋堂子（妓院），好像“轰”的一下，许多人跑去看。

父亲说，我家马路对面是巡捕房，很安全。显眼的是头缠红布的印度“红头阿三”，巡捕常来我家店里走动。

沪西“大自鸣钟”我家（劳勃生路308号，英租界“盐业银行”旧址，1938年搬至此）三楼，铁楼梯通往四楼晒台，这架铁梯后改造成木板扶梯。

家族照片。后排左四为我父亲，前排左三为我大哥。

母亲（近40岁）摄于提篮桥茂海路老宝凤银楼前的人行道，左面是华德路（现东长治路），对面即巡捕房，我家在此开店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前。

“凤生里”十年，“老宝凤”很有收益，我父亲甚至做了虹口八埭头“新泰源”绸布庄股东。

记得小时的旧历年，我被人抱着，穿有亮晶晶珠片的绿绸面棉袄，戴绒线帽，脚上是四个扣子的绿色毛绒鞋。过年前，布店往往没生意，鞋店则生意兴隆。节日气氛从旧历十二月廿三日开始，家里送了“灶君”，就准备年货，去南货店买胡桃、蜜枣、干荔枝、桂圆、瓜子、花生、寸金糖、油枣（油炸面食，状如枣）、黑芝麻切片，各种水果，买十几只鸡、大量鱼肉。请人上门做年糕，带了木制打槌，做热腾腾的宁波式“年糕团”，有白糖豆沙馅、咸菜肉丝馅，现做现吃，冷了就不好吃了；也做芝麻猪油白糖馅的宁波汤团，自家磨“水磨粉”，用白布袋吊着滤水。吃“年夜饭”是旧历二十七这天，到二十八，是亲戚们互请，到了除夕，店里除几个学徒之外，伙计们都放假回去了，大年初四再回店。

厅墙上挂了祖上穿朝服的画像，合并两张方桌，供奉鸡鸭鱼肉、什锦烤麸、豆芽菜，果盘里有各种食品、水果，摆齐碗筷酒杯，两边点蜡烛，中间的香炉点香，全家祭拜。除夕夜守岁，大年初一可以晚起，大人和孩子都穿新衣，爆竹烟花不断。这一天不可以扫地。在“年初头上”，拜客不断，家人要送上盖碗茶，盖子上放一对檀香橄榄，互相拱手，“恭贺新禧！”“恭喜发财！”走前放上红包。小孩们都能拿到压岁钱，这几天，大人们可以“摊牌九”小赌，搓麻将。到了初四晚上，是“接财神”，门外也有“财神”扮演者，手舞足蹈沿店讨钱。一直到元宵节点亮了各种纸灯，年才算结束。

那时过节都很认真。到“夏至”这一日，吃了红蛋，就要用大秤“秤人”，每人缩紧了身子，轮流抓住秤勾，嘻嘻哈哈非常热闹。到“端午”，门口挂艾草，孩子脸上涂雄黄，大人们喝“雄黄酒”。七月十五“鬼节”，人行道的树杆上连起长绳，扎有“白无常”、“黑无常”各种小鬼和白纸飘带，随风舞动，阴风惨惨。附近“下海庙”有庙会，众人扮成“阎罗王”、“黑白无常”，以及“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鬼小鬼”游行。最吓人是领头数人（据说是赎罪的船民），用铁钩直接勾进手臂的皮肉（并不见血，不停朝手臂上喷水可以止痛），吊着很重的大香炉、镗锣，慢慢走过来。

“下海庙”供有“八仙”，父母把我“过继”给了庙里的“吕纯阳”，每逢生日，庙里就送来一个印有“长命富贵”四字的瓷碗，是一碗“八宝饭”，当然家里不能白拿，要付钱。七月卅日，“地藏王菩萨生日”，人行道的街石缝里插满了点燃的香火，家家如此。中秋节“供月”，在门口点燃一个插满各色纸旗的“香斗”，全家吃的苏式、宁式月饼，是附近“野荸荠”食品店买的，细绳捆扎，覆有招牌红纸，木片盒里垫干荷叶。一般不买广式月饼。家里请“厨房”上门做菜“摆几桌”，自带厨具和菜蔬，甚至“圆台面”，这在1930—1940年代风行，报上常登广告。家中除结婚办喜酒，一般不上饭店。

二

那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记得“一·二八”（一九三二年，我五岁），全家从上海逃难到宁波，全家去庄桥祭拜祠堂，女孩子没有份，不让拜。一九三一年我妹妹出生，父母雇了奶妈，不久她就被奶妈带到石浦乡下抚养，直到一九三八年，才把她正式领回家，身上、头发里全是虱子……我自小则被父母打扮成男孩，在工部局东区小学读到两年级，学校要改办女校，我是“男生”，就转到男女同校的工部局华德路小学上课。一次体检，老师才发现了我是女孩，通知我家，暑假后读三年级，必须恢复女装。那段时间我惶恐羞愧，战战兢兢，非常压抑，只要看到老师们说话，感觉就是在议论我。在两个月的暑假里，我的头发仅留长了一点点，名字从“姚志新”改为“姚美珍”，每天硬着头皮上学，很不是滋味，总觉得自己被大家当笑话议论。

工部局华德路小学在提篮桥监狱斜对面，进校门有一长条泥地，种满红艳艳的花，后来知道竟然是罂粟花。工部局小学强调理解，不背书，没有家庭作业，用陈鹤琴编的课本，每人一张铁木课桌。女生不用书包，抱着几本书进出校门，男生是用带子捆了书，挂在肩上，戴一种嵌有校徽的鸭舌帽，白衬衫，蓝色背带裤。女生戴“法兰西帽”（扁圆状有短辫子），也是白衬衫，秋季是藏青羊毛料子的背带裙，冬天加一件毛衣，脚穿流行的黑漆皮皮鞋。每个教室都生火炉，围有铁栅，炉筒通到窗外。小学三年级起教英文。有专门音乐室，老师用钢琴教课。操场很大，有双杠、沙池、秋千。下课后，学生们都冲到操场活动，上课铃一响，老师拿着戒尺守在教室门口，迟到的学生，每人罚打一记手心。我也被打过，回到座位，把手心贴在课桌内的铁皮上解痛。很喜欢荡秋千、滚铁环、“造房子”，集体跳绳是由两个同学用力挥动大绳，我喜欢一个人跳绳。

通常上午近十时，肚子就饿了，校门外的过道上，有小贩出售小罗宋面包（可以夹果酱、春卷），零食有带壳的芒果干、一粒粒“紫酸”（一种蜜饯），生意不错。

为1939年摄于小学毕业前，时年12岁。

顶楼晒台。

在晒台上抱着大哥的大女儿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