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里（1/2）

一

一九四四年底，经组织同意，萧心正运用我父亲表兄蔡公弼的关系，通过杭州伪监狱长邢源堂采取“重病保外治疗”方式（没任何政治手续），得以出狱。但时过不久，萧心正即于苏州被捕。我父亲只能隐蔽于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沈痴云处，“度过了最凄凉的1944年除夕”。之后，他在汪伪宣传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不久接到通知，奉调淮南根据地情报部，接受组织审查—也是在得信的当日，他收到了黎里老家的来信—他的父亲，我的祖父，五天前在黎里老宅去世了。

他即赶回黎里料理丧事，从我祖母口中得知，我祖父去杭州探监的那次，正是家里最拮据的时候，去杭州没有车费，还要住旅馆，祖父不想来，可我祖母催得急，无奈中即向富裕的大女儿（我大姑母）借五至十元路费救急，不料被她一口回绝。对此，我祖父的伤心和愤懑可想而知，最后不知从哪里弄了几块钱，来杭匆匆见我父亲一面，这一面，终究无法让老人释怀，回到黎里就卧床不起了，最后是无钱求医买药，在贫病交迫中告别了这个世界。

父亲说，当年你大姑母出嫁时，家境尚可，嫁妆丰厚，夫家也很富足，只是她自小骄横吝啬，平素只爱打扮自己，婚后常去苏州游玩。这次对我祖父的求援竟然坐视不救：“她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大女儿，却这样没有天良……”他在黎里忙完了丧事，特意上门痛骂了大姑母一顿，从那时至今的数十年里，他与这个大姐彻底断绝了来往。

[父亲致马希仁信]

鄙人吃官司，先严闻讯急得失魂落魄。事为苏州我姑丈所知，也非常忧虑，生怕凶多吉少。姑丈是书香之家，幼年由老太爷授《易经》，所以会算命。另外我的大姐夫是黎里镇凌甘伯长子，父子俩也都读易，而且都会八字算命甚至看风水。抗战结束我到苏州，姑丈说，你被东洋人捉去后，我同你算过一命（我的生辰八字，姑丈都知道），真是奇怪，这一年你命里正是“天克地冲”。接着他呆呆地说：“玖生（我乳名），当时我排一排，你的命真不怎么样……”似乎不胜扼腕之意。俗语说：“天克地冲，银丝挂钟。”危险倒是真的，然而他没有排出解放后我的灾星。“不怎么样”倒是千准万确地算中了。

祖父去世时父亲佩黑纱照，1945年。

1945年，回沪后在静安寺路一大宅所摄。

襄阳公园，1948年。照片后题：“翘首云天，忧从中来。”

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运命“不胜扼腕”的寻常……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1945年初夏有天清早，我正在凡尔登花园家里二楼卧室梳洗时，张锡祺的弟弟忽然来家告诉我，张锡祺和住在该院的楼上的党员刘之光（真名吴成风）及刘之光介绍到该院挂号处当事务员的女党员黄英三人一起被日本特务逮捕了，关禁在四川路日本宪兵队。我听了很着急。忽然想起林医生曾告诉过我：他有个日本病人是日本宪兵队长，叫金井……开始金井板着脸不言语……我们送给金井金币四十元，白兰地酒两瓶，并请他吃饭。经过一个多月，张锡祺等三人由林医生做担保人都搭救了出来，据闻张锡祺等三人和台盟有关。

（父亲为此文加注）

吴成风，为吴成方，又名刘国光，1925年党员，属社会部，已故，终年九十二岁。

张锡祺兄弟俩在今淮安路江宁路（戈登路）口开设光华眼科医院为掩护，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有日本方面的联系。吴成方常去见面。

黄英，解放后在北京安全部工作，1942年时用名黄悦兰，沈静文是她丈夫，解放后在新华社工作，已故。

如今读到父亲接赴淮南审查指令直至成行细节，除特殊的隐蔽色彩外，颇有运命无定的漂泊感。

[父亲《申诉报告》/六十年代第n次]

a……某日于霞飞路（引注：今淮海中路）复兴咖啡馆见张静林（党内称“张胖” [8] ），通知去淮南根据地“加强学习”一事。

b后一日，在霞飞路善钟路（引注：今常熟路）口电车站与潘秋江联系，潘告诉了下一次联系地点及暗号。

c……去地地斯咖啡馆，“张胖”问有何困难，答一切准备好了。

d……同何犖接上联系，此次由何带到淮南华中情报部。

在淮南华中情报部，经过多次谈话审查，包括汇报“被捕出狱经过”，终告结束。部长潘汉年此时去了延安，由城工部长刘长胜（兼）做了审查结论：“你的报告曾山同志也看了，我们认为你在被捕后的表现是好的，经过了党的考验。”

并无书面结论—应与当年环境有关，包括返沪后他与领导人刘人寿接上了联系，同样无需和平时代的组织介绍信。

[《一切已归平静》/原载于《生活月刊》/金宇澄]

……他年轻，他的活力神奇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年轻人的体魄和风貌……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看见附近绿树丛中某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他不会知道，他的命运人生，将长期纠缠于“审判口供”最终数行的问答中：

……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问：今后愿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直至该年九月始审被捕变节，审理者打开他当年的全部供词，抽取最后的这几句问答，当即认定他“叛变”。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二年第n次]

我第一次写了检查，反映我的抵触情绪，下一日，负责审查的俞平原同志见了我，劈头大骂我是“叛徒”。他对我说：“不老老实实承认，就逮捕！”我搞过运动，估计在那种情况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气壮地再与他顶（已经顶过一次了），被逼写第二次检查，也孤立地就一句供词承认背叛了党。其实就这份检查中，如果细心研究，一面强调被捕后绝无叛变行为，另一面却突然承认错误，这是矛盾的，但是俞平原同志并无觉察，不几天，就把我逮捕了……

处理结论其一：也即“被捕变节”。某负责人说：“我们说你是变节，你说没有失节，现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调查……”

经过他数度申诉，一九五八年的“初稿结论”改为：“被捕失节。”

经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n次的申诉，结论略改为：“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

[《明室》（三十六节：“证实”）/罗兰·巴特]

……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语言的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

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再如何申诉，也未必能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只能接受并赓续下去。

一九五五年—在我母亲描述里是“大难临头，人见不到了，待遇取消，必须搬家”之年。最为感叹的是两个月后，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伪时期关你爸爸的南市车站路监狱，后又转他到建国中路公安局……”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〇年四月]

……附带一笔，1957年市委负责烈属工作部分的人员，向我了解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被捕的情况，据说由于他生死不明，长期没有查清，一直没有定程为烈士；老程还有老父亲在广东，没有享受烈属的待遇，虽然我的问题尚没查清，但程和生同志的表现是坚定的……

父母摄于苏州西园，1948年10月。

着蓝布（阴丹士林布）旗袍，沉默，朴素，父亲初以为母亲是小学教员，当时他住康脑脱路。这年暑假，常常在午饭后，太阳热辣辣的，母亲雇一轮黄包车去看他。

经过二十四年的纠缠，延至一九七九年，我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才获得完全的改正。

然而关于他们，关于这一段难忘的细节历史，关于中西功呢……这一截昔时光影的“积藓残碑”，复杂文献漫漶凝结，时显时隐，于当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样触目……那样无法忘怀……

[《红色谍王》/董少东]

据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苏联方面在佐尔格被捕五天后就获知了这个消息，但莫斯科选择了沉默。日本则紧张筹划着对美国的战争，也没有对苏联提出公开的交涉。据说，日本驻莫斯科使馆曾向苏联提出，用佐尔格交换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役的日本俘虏，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对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毫不知情。”

[《党的文献》/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中西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曾是日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党员。在中共江苏省委和王学文同志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做出过不少贡献。1942年，他被日本特高课拘捕，判处死刑。他和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一起，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拖延死刑执行时间，在狱中，他历尽辛苦，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史》。正当敌人要对他执行死刑时，日本政府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他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仍然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设的文章。

[《吴成方谈话摘要》/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午后，上海寓所]

中西获取的重要情报并不多，主要是“满铁”的汇编。“日汪协定”公布前，中西曾送来这份材料，交程和生，他另有藏处。经沈安娜交舒曰信，由舒编写后，再经龚饮冰阅定处理（包括发报）。潘、刘、我三人都在舒处看材料。中西在上海，从哪儿能取得机密文件？他对程和生说的多是分析研究，不是文件。而我们需要第一手文件，连图章都要核实的。因此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事，事先他是否能取得、交来情报，除我，舒曰信他们也会知道。我做的工作也不止中西这一拖（引注：原文如此），情报来源不止他们数人，中西说，苦于不知道爆发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他们是做了工作的，但现在说的太玄了。

第三国际同我们根本没有联系。中西等人同佐尔格案中的日本人来往，根本没有向我们汇报过，怎么把我们的情报活动和第三国际情报案拉在一起？

有些文件，当时是从另一条线弄来，关于日军番号等武装情况，有人同管文件的日本人打交道，请他吃喝，这日本人没什么文化，问请客的钱哪里来，说是写文章得来。日本人相信了他，给他看材料。后来日本人升官了，这条线的来源就断了。

[父亲“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发言/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

“佐案”暴露，中西功是其中之一，中西功同“佐案”中三个日籍情报员是同班同学或同事关系，实际上同他们没有建立工作关系，资料说明“中西功在中国或日本都没有参加佐尔格小组”、“同中西功没有关系”、“他替中共工作，捕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工作”。中西功是由于替中共工作而受到起诉，但迟迟未判，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军已经占领日本之时，才移解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过了十二天，根据新颁布的释放政治犯命令即获释放（参看《佐尔格案件》/[美]狄金及斯多利/二八八页）。中西功等日本人在被捕前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事实，但是怎样看待他们的被捕表现：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报部门地下党员（代表上级的联系人）地址，造成了事实上的破坏。这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在审干中，该如何做结论，不是很清楚吗？对于出卖叛变的人，不能扬善隐恶。如果不分是非，就谈不上立准立好史料。同样的理由，对中西等的“回忆录”一类东西，也应联系被捕的表现，必须用清醒的态度对待之，许多老同志在，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转移不转移的问题，已经是历史了，我在被捕后也产生过埋怨领导的情绪，但是事隔四十年，只宜从积极方面总结教训，不该追究个人责任，在地下环境下，其他各条战线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失误，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

[《吴成方谈话》/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于文艺会堂]

我们这一拖情报系统的干部，过去规定是不向上汇报的，很可能没有资料。

（一）季纲（李德生），张明先，陈一峰，汪锦元，方志达。

李复石（交通），下面在锦江饭店、锦江茶室有董竹君和刘伯吾。

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中西发展），郑文道，钱明（郑文道侄女）。郑文道联系中西等日本同志，还有一洪帮头目，山东人。

（二）季明（步飞、崇威）。

季下面有一拖华侨关系。（有些非华侨也归他，季曾去新加坡。）

吴天爱人钱莉兰，王石安，林思远（昆山县长），潘子康（联系作家李小峰），何福基，倪青，林平，林之爱人史罗莎（原在社联），王宣化（见过李士群），关露（关系在夏衍处，但在情报系统工作，见过李士群搞策反）。

（三）刘钊，刘少文安排管文件。

（四）缪常青（国生）。以下倪之璜（又名倪子朴），刘述梅（美国留学生，后派崇明打游击受伤，病故于上海医院）。

搞武装有梅先迪，朱松寿（均为江阴人，帮会头目，老同志，初搞“武抗”后搞“江抗”）。

恽逸群（搞情报，关系在外面，缪常青常为恽代笔写社论）。

梁曼谷（派去苏州），吕秉生（西药业，是刘述梅介绍）。

金若望，萧心正。尤迁（交通）。

王绍鏊。

交通陈来生（姓甄），王月英。

陈关通（陈来生亲戚，下面有数十人）。路新根（邮差）。

上海警备区密件打字员两女同志。（这部分属军统陈一鸣，内容是针对逮捕共产党上报密件。陈后来起义。）

周明（女），派去打入托派（后调入苏北社会部，一直没联系，解放后为她做了证明，恢复党籍）。王高。

（引注：五至十三略）

（十四）台湾张锡君，张锡奇，谢乃光，李伟光。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事，当时并没有拿到确实情报，仅是我同张锡君的分析，按战争规律，一般是在星期日发动多，一日、八日、十五日都在星期天，张锡君同k做假情报，就报了八日要爆发。k不相信，事后验证了，查问从何而来，张就造谣说，其兄的老婆是日本皇族。

张为我们搞来台湾方面许多军事活动、番号的情报。解放后判二十年，现已平反。

……

二

牵扯这一些新缣旧素，或者零缣断素，是否都与故乡黎里有关？

记得那天，我们和父亲静静看了古镇，对岸是“柳亚子故居”，其中部分建筑曾于一九六〇年辟为了孵化厂，原属周家老宅，祖上周元理，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后代做过蓝顶子道台等等，最后败落了，顶给了柳家两进，军阀时期柳氏“复壁藏身”就在此宅（我祖母的堂兄蔡寅，是柳亚子的二姑夫，柳亚子曾对我父亲说，你我是同辈表亲）。童年时，我父亲每进周家，可看到内庭金龙环绕的乾隆所赐九个“福”字匾额，名“赐福堂”。这座罕见的江南七进大宅，门口竖有八根旗杆，内中包括“四面亭”、“五亩园”，有班房、家庵—我祖母迁来上海之前，一直给庵里的吕纯阳进香，近旁另辟一小庵，供有狐仙，那是一个白衣少年塑像，现都消失了。

[父亲笔记]

幼年患痢，家慈即去吕祖庵求签，签诀以木版字印于杏黄纸上，长约五寸，宽一寸，系七绝一首以占凶吉，若求仙方，则写五味药，病家自外店赎服，余竟以得治。

拜狐仙一事，缘出周家隔壁王家（同为大宅）曾经“天火烧”，民间都认为大火由狐狸引入，必认真供奉。父亲说，金家早年也因失火迁来了黎里，当年很多大宅遭火灾，然而家家筑有“风火墙”，一般不可能自燃—“应该是佃户放的火。”

黎里镇有不少深邃的官气大宅，格局规模远比朱家角、周庄、西塘要气派得多，数座明代石桥，有所谓“黎里十景”，但因为紧邻沪青平公路，自1950年代起就陆续消失，逐渐扒除沿河民居、传统廊棚（我们去的这年又在恢复），建造水泥房子。及至一九八〇年初，镇办的各类经营项目一如雨后春笋，其时古建筑专家阮仪三先生曾自荐家门，游说古镇保护，结果是被镇领导粗暴赶走—阮先生也因此顿悟，去到交通不便的地方，最终发现了冷僻的周庄与平遥古城。

[tv《面对面》/阮仪三（下简称阮），王志]

阮：我跑到那个镇（黎里）上跟他讲，帮他搞规划，帮他做设计，我把我们省委给我开的大介绍信给他看，他马上就回头（引注：回绝），我们这儿不要规划，我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

……

阮：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我们忙得要死，你们不要来干扰，请你们赶快走。我们还想抢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就动手啊。把我踉踉跄跄推出去，推出去还不算，我们走出门了，他赶到后面，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赶快滚蛋，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在食堂吃饭，没地方吃的。

……

阮：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就在那个时候毁掉，我心里疼得不得了。看着明代的石桥就这么被拆，看到那些明代的建筑、清代的非常精致的建筑就这么被拆，非常非常地痛心。

……

阮：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了。不能找交通沿线的城镇，因为交通沿线的城镇，它汽车交通很方便，我想就是要找一些根本还没有发展的，这一种所谓发展生产的意识还比较淡漠、还不太清楚的，后来人家告诉我，有一个画家告诉我周庄，周庄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很偏僻。

直至一九五〇年，我祖母一直希望我的父母能在金家老宅结婚，甚至为他们准备了婚房。我父亲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的一些旧家具，初期也置放于老宅二层前楼。一九五〇年，我父母在上海结婚，一年后，我祖母迁来了上海—她只能同老宅告别，带着自己当年的嫁妆，大小清代碗盏、做工精良的旧式米桶、大小脚盆、装糕饼点心的一对古锡樽、一座光滑小石臼（黎里人制“虾圆”的石器，已传三代），总之，能带的她都带着，带到了我父母住地的虹口溧阳路，然后随全家搬入卢湾的长乐路。之后，也即我父亲运交华盖、正式被逮捕、取消所有待遇的一九五五年，祖母又随着我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附近的陕西南路六十三弄，住进我外公解放前购置的一幢三层洋楼。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地段尚无热闹的地铁站，静谧无人，时会见一个推着磨刀剪小车的落魄白俄远远过来，腰杆笔直，旧西装纤尘不染，清晨常听淮海路上有轨电车经过，嗡嗡作响，再就是我牢固记忆里铜铃低音，一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意味着附近有母马经过，中国人或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慢慢慢慢走过附近街道，马脖子挂一小铜铃，听到了铃声，居民端搪瓷碗或茶缸出门……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嚅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