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里（2/2）
太湖岸边，1948年。
苏州，1948年。下为母亲字：“太一本正经了，头发给你正经得变出灰白色了。我不知道你是小眼睛还是大眼睛想睡觉。三六-四□ 无锡 元（鼋）头渚。”
合影，1948年。
结婚照，1950年。
[父亲笔记]
黎里风景：
春—塘里鱼竹笋，麦芽塌饼（采紫苋头），水银鱼，野菜马兰头拌豆腐干丁子，莼菜（叫卖）。
夏—香瓜，芦黍，白糖梅子，家家做黄豆酱、梅酱、串条鱼汤，吃鳗鲤菜、鲜毛腐乳、生笃面筋，西瓜皮吃法妙不可言，菱（叫卖：野菱、戳嘴菱、圆角菱、和尚菱）。
秋—蚕蛹吃法，月饼和百果糕，扁豆糕，豌豆糕，赤豆糕，风干荸荠，白糖拌风菱。
冬—热乌菱，盐金豆，米饽，家家炒米粉，做风鱼、酱肉、酱蹄，做过年团子（葱油萝卜丝馅，南瓜猪油豆沙馅，野菜馅）。
记得那时我养了只兔子，走遍附近南昌路、巨鹿路、襄阳路小菜场竟找不到一张菜皮，最终让它死去。祖母摸着细瘦的兔子说：“倷阿晓得？伊（小兔子）去月里唻，倷阿相信？八月十五倷望一望唻？”一九六三年她在附近淮海医院平静去世，临终前对我父亲说了心底愿望，想吃根油条。待父亲急急买回，她已经走了。
于今我唯一遗憾的，是无法细问我祖母和父亲，关于我祖父入葬的现场。“大跃进”时期，附近陕西南路长乐邨（即“凡尔登花园”）长长的围墙，几天内画满“大炼钢铁”、“赶超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壁画，鲜艳色彩之下，梧桐掩映的幽静街区全然变了，也是在这一年，我父亲收到了黎里镇的通知，为“向龙王要粮食”，祖父墓地将迁作公用。就此父亲赶回到镇上，买了数个火油箱子，请人剪开拼接成一大张铁皮，放上我祖父的遗体化成骨灰，带回了上海。我记得父亲对母亲说，待火焰升起，他就跪下给祖父磕头……祖父睡在大铁皮上，身穿灰布长衫，完全原来相貌……但是在一九七二年，我三姑母从黎里来，手拎湿漉漉两个蒲包，内有一只免“肉票”的蹄髈、两条活鳜鱼、鲜艳水红菱—早年她因情感问题吞过几盒白磷火柴头，之后常常独坐抽烟，喃喃自语，她和我的祖母一样，非常宠爱我，为我盛饭，为我仔细整理返回东北嫩江的旅行袋。记得某日她抽着烟，在烟雾缭绕中忽而悄悄说到了当年黎里的掘坟现场，灵榇已经全朽，像盖拢一床咖啡色丝绵被，阿爹（爸爸）相貌如生，戴一顶制帽，一身青灰颜色哔叽制服，尖头高帮皮鞋，武装皮带。数天后，她对祖父的衣装记忆变为铜盆帽、薄呢短裤、羊毛长袜，身侧摆一支网球拍子……我一直疑惑这种说法，但那时我养了多年的小松鼠每一回失踪，全家只有她清楚，“小家伙”是躲在菜橱下面，还是藏于每天收起的帆布床夹缝褶皱里。这个小动物是一九六七年我“步行串联”在杭州虎跑的短松林里抓到的，牙齿尖利，经常咬坏铁丝笼子，有次咬坏了三姑母的呢大衣，让她十分气恼和痛惜。
一九六三年，祖母去世，遗体于斜桥殡仪馆火化，我记得父亲当时告诉母亲，选购骨灰盒时遇到了巧事，恰逢市里援建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座建筑物，殡仪馆进到了少量孔雀绿大理石零料，这种石材在当年十分珍贵，说只有国际饭店大厅里才看得见几块，他为我祖父母订了一对这种石材的盒子。
在印象里，父亲一直与时代同步，但是每至新年，会憬然忆起黎里旧俗，提到遥远的“麦芽塌饼”，包括除夕“祭祖”、“小辈为长辈磕头”，常憾叹祖父去世“家祭从简”……这几乎是深入他血液的某种印痕。数年前，他在我写此文的记录里圈去了“我祖父金九龄”并加字：“后辈子孙，不能直呼长辈之名，你不懂，不许提名。”一九九一年底，我外祖母在家中去世，父亲时年已七十二岁，我见他仍然恭敬地缓缓跪下身来，为老人家磕头。
[我的日记/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祖父的骨灰，当年暂存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老者接待，见“金九龄”三字，脸色一震，上下细察打量，忽然客气而周致，欲言又止—我父亲即意识到，对方一定误认逝者是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旧上海闻人。法租界巡捕房探长，1949年前后去台湾）—此人与我祖父同名同姓—这段回忆，是今早家兄说起的，因而上文“不准写祖父名字”一事，是否有更复杂的意味……
上海，1950年。
上海，1951年。
父亲和同事们在外滩，他和蔼坦荡，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
午休时的黄浦江，他们无忧无虑，不在乎收入多少，对前景充满梦想和希望，微笑发自内心，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
三
[父亲笔记]
我读初中，来往苏、黎，每一次总会仰观一座石头桥，在吴江、八坼之间的古运河道上，横跨运河。石拱甚高，过大帆船不需卧倒桅杆，不需下篷，每一回旅客中必定有人说：呵，尹山桥到了。就如乡下人仰观（上海）国际饭店惊喜不已。我父回忆1913年爆发“讨袁”二次革命，各省纷纷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响应，上海陈其美率军攻打制造局之际，吴江也宣布独立，黎里人殷佩六，参加了这次行动，带领讨袁军，驻守尹山桥，抵抗军阀部队的镇压，开了火。但据说殷佩六听到枪声，狼狈逃回家躲起来，从此不再讲什么革命了。殷是我的父执辈，小学时到与他同住的同学家玩，我称他“佩六叔”，矮个，胖圆脸，留着两绺八字胡，一点看不出会闹独立的模样。他是医师，但不以行医谋生，病人极少。据说他敢开别人不敢开的重药，如大黄之类的虎狼之药，胆小的病人不敢请教，镇上其他儒医治不好的病人，请他开三贴重药，也有霍然而愈的例子。镇人在背后议论，“尹山桥打过仗，到底胆子大”。如今回想，黎里参加讨袁的人物，虽昙花一现，没闹出名堂，总比冷眼看的老爷们有胆量。守过尹山桥，不能小看他。
（父亲为“尹山桥”加注）
《明史》康茂才（p：396）率水军，从朱元璋克江州，陈友谅西逃，又麾师江南，攻张士诚，拔湖州，近逼平江（苏州）：“士诚遣锐近斗，大战尹山桥，茂才持大戟督战，尽覆敌众，与诸将合围至城。”
对于逝者，常挂我父亲嘴边的是他的假胞兄程和生，另一位是小学同学沈玄溟，少年时代的亲密玩伴，两人喜欢去看镇上佛像店、裱画店。沈家房子比金家新，三进三开间带厢房，天井有一棵老山茶树，高至二楼，遮得冬夏不透阳光，因此方砖地长年生满青苔，气氛相当阴暗。最特别的是，沈家大白天都在楼上走动，厅里不挂字画，不见人影。夏天我父亲和玄溟走到沈家天井里玩，玄溟朝上喊“姆妈，热煞唻”。楼上“咿呀”一声，帘子里露出一张明媚端润面孔，吊下一小竹篮，篮中两杯冷开水，他和玄溟“咕咚咕咚”喝尽，篮子收上去。这是玄溟的母亲，婚前在上海某知名百货店做事，属“五四”前上海最时髦的职业女子，平湖人，天足，一次与玄溟父亲沈剑霜邂逅，展开了上海的新式自由恋爱，双双回镇结婚，生下独子玄溟。
沈剑霜是我祖父的朋友，镇上洋派人物之一，早年和我的祖父一样穿西装，会拉小提琴，也工书法，精“瘦金体”，娴商科。我父亲叫他“剑霜叔”，多次看他运刀如飞，石头直接捏着，只一会刻就了印章。
婚后的沈剑霜，仍在上海教书。三进大房子，只有玄溟和母亲、外婆在一起生活，因为都不是本镇人，少有亲友来往。暑天正午，在古镇的蝉鸣中，父亲听到断断续续的风琴声：《霓裳羽衣曲》、《因为你》、《落花流水》……那是玄溟母亲的琴声，之后有一年，玄溟母亲就将楼下厢房租给一个青年医生做了西式诊所，使这座阴沉沉的大宅子添了些许生气。
历史上的黎里镇，从来不缺著名中医，只西医少见，且沈家不远就是镇公所、警所，一旦四周乡民打架、械斗，头破血流来镇上理论、验伤，都会进入沈家就诊。玄溟的母亲时约三十多岁，青年西医眉清目秀，才二十出头，吴姓，个子不高，态度极为和蔼。然而这西医诊所只开了半年多，沈剑霜忽然就在上海辞了职，匆匆回到镇里生活。我父亲每次遇见“剑霜叔”，印象里都是面容凝重，沉默寡言，独自在镇里走动—据说，沈已发觉了妻与青年医生的不贞之事。镇里几家茶馆，自然也早就传开了沈家的桃色细节。从此，沈剑霜常在街上独步，郁郁寡欢，对熟人不讲一句话。
之后，据说沈结识了本镇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小姐”，对方能诗善画，态度顺和，让沈剑霜下决心准备离婚，之后就娶她。没有想到的是，玄溟母亲极为厉害，一方面坦承了自己与吴医生有染，却绝不应允丈夫离婚，两人常为离婚之事大吵大闹到深夜，引发了玄溟外婆过世。这样的僵局维持半年多，直至有一天下午，玄溟的父亲沈剑霜，静静走下楼梯，走进厢房，打开吴医生的药物玻璃橱，吞了一小瓶的生汞。沈剑霜自杀了。
镇上某测字先生说，沈大少爷名字里就有难，图章刻得好，刀运得好，但字里有刀，配雨字头，也即凶险加眼泪，两样摆一道，苦唻。当时我父亲十二岁，沈家出了如此大事，每见玄溟的悲切之色，苦于难以安慰。我祖父和沈剑霜虽是朋友，也表示了沉默，只能是在自家饭桌上多次大骂“人心太坏”！
我父亲与玄溟的同学之谊，由亲切化为沉重，即便表面不言，有时也去父丧后的沈家探望，次数却逐渐少了。玄溟母亲仪态如常，之后就直称青年医生名姓，亲昵如家人。吴医生玉树临风，眉宇间同样是十二分的自然。沈家在镇里开有一家腌货行，原先一直由玄溟母亲打理，之后逐渐由吴医生经营，男女两人也公然于镇里镇外双双走动，不避他人耳目。再以后，我父亲小学毕业去苏州读书，玄溟去到吴江读县中，两人互不通信。一次我父亲回镇发现，玄溟经常不上课，已学会了抽烟，会打麻将，之后就听说，玄溟辍学回家了—是遵照玄溟母亲的意见，尽早做了沈家的“一家之主”。至我父亲读高中时，玄溟已经结婚，女方是镇西一典型的乡镇小姐，我父亲以前见过她立在自家门口的样子。直到抗战爆发，其时赴苏、浙、沪读书的学生基本都返回了本镇，参加抗敌后援的种种宣传活动，多次聚会的人群中，已没有玄溟身影。据说他一直宅于家中，享受所谓“新婚的幸福”，且结交了一批好赌的朋友……再以后，玄溟吸了鸦片。
阴暗的沈宅一直孕育着事态的恶化，其实在本阶段，青年吴医生已完全控制了沈府的财务，成了一个隐秘的富商。玄溟母亲虽终日对镜梳妆，实亦难掩年华的老去，已然是一位“阿婆”了—她平生做出最愚蠢的决定，是把一华年玉貌的儿媳娶回了家，儿子玄溟好赌成性，整日举一枝“甘蔗枪”，卧于烟榻吞云吐雾，只知道从吴医生手中取用赌资与烟钱……
[《夷氛闻记》/梁廷枏]
……烟枪多用竹，亦有削木为之，枪头镶以金银铜锡，枪口饰以金玉角牙。闽粤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
（父亲为此文加注）
此枪利其轻，又能“清火”云云，江南乡镇流传已久。
就这样，这位沈家大宅里的青年吴医生，逐渐逐渐也就做了玄溟妻子的入幕之宾……这事终被玄溟母亲发觉，两个女人为此破口大骂，声闻户外，继续成为了几家茶馆的火热话题。
某年夏天，黎里镇大小茶馆再爆消息—青年吴医生与玄溟的年轻妻子席卷沈家所有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肯定在黎明时分坐了小船出走的，却不知这对男女最终去向了何方。当时黎里镇及四乡环境相当复杂，原属汪伪和平军的地盘，又被国民党游击队控制，基本失去了起诉与传讯的方式。玄溟的母亲失魂落魄，跑去镇上多家钱庄询问，庄上先生都回答说：“三四日前是吴医生提现了。”沈家腌货行的老账房应声道：“回沈少奶奶，店面早就盘把镇东陈老太爷了，倷一滴滴呀弗晓得唻？！”玄溟母亲惊、急、气、羞，数月后在沈宅阴暗老茶树的阴影里中风去世。
父亲说，黎里镇不少大户人家的后代都经历了种种家道突变，在赌、烟之中弄到死无葬身之地。他小同学玄溟，早在婆媳相骂期间搬离了沈宅，待等吴医生裹挟他的娇妻卷逃、母亲亡故，只遗留了吴医生来不及卖掉的沈宅。这幢三进三开间大房子，战前值好几百石大米，一百石米时折一根“大条子”，沦陷后镇上房价大跌，也因玄溟懦弱无能，最后只能在掮客的七骗八哄包围之中，三折卖出，款子付掉玄溟所欠烟赌高利贷和母亲丧葬费，余钱在一年多后也就用空了。
一九四五年初，父亲回镇料理祖父的丧事，据某同学称，玄溟最后已经食宿无着，流落街头，幸亏腌货行一老师傅动了怜悯，把这位昔日的少东家接入仓库，在堆置腌货的地坪旁铺了稻草，容他遮风避雨，暂进两顿粥饭，但毫无办法满足其鸦片烟瘾，最后的玄溟，是瘾发哀号而亡的，死时才二十五岁。
[父亲笔记]
这故事是我在七十九岁时写的，它同我的读书笔记混在一起，束之高阁，这一搁，竟过了十三年，如今我已经九十二岁了，再回顾这件旧事，故事讲完了吗？讲完了，又似乎没有，最近偶然乱翻书发现的旧闻，在一本小册子上赫然印着一段记录：抗战期间，黎里镇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令人惊讶的是，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
呜呼玄溟，童年情深。
既长回乡，草木无声。
路人叹息，谁为招魂。
泪滴桥下，褉水 [9] 盈盈。
九十二岁翁记。2011年10月2日
这件事父亲讲了多遍，写了多遍，此节是据他的笔记改写，完成时凌晨三点，我意外发现，父亲笔记里滑出一字迹潦草的纸片—也即上述最终的附白。他似乎知道，此刻唯有这突如其来的结尾，才符合本文的互照样式，符合这悲情故事难觅的某一延伸线头……
关于黎里的记忆和前辈们的过去，应该都消失了。
我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跳下长途车，走上太浦河大桥，附近的桑田和稻田，满眼绿色，走进黎里老街，镇河是亮的，高低错落的屋脊还余存青灰的古意；一九八〇年再来黎里，我三姑母说，金家老房子，就剩一张露弹簧的蓝丝绒破沙发了—“上海人，现在家家自做沙发，弹簧难买，倷阿要旧弹簧？”
在“文革”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我十五岁，问过当时四十八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记得那是一个早晨，他穿着带有补丁的中山装，戴了袖套，正准备出门赶去某校—他已在那地方扫厕所半年。他定然看看我，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父亲笔记]
38/39年间，同乡朋友张流芳（时任上海苏州中学教员）给我两本书，列昂捷也夫《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及《〈资本论〉入门》，日本某经济学家所著。我很珍惜，埋头苦读，钻在一些名词里。记住工人每日做几双皮鞋的例子来解释劳动和价值，脑子里一个声音，这是共产党必读的书。
待到来上海，读书甚多，租界的书店公开发售介绍苏联的书，毛泽东《论持久战》、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都能买到，但德国侵苏后，我被战争和时事吸引，《资本论》陈列在书架上，引人注目，未敢问津。
解放后，机关每周半天布置学习，几乎所有人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崇拜得无以复加……55年因“潘案”接受隔离审查阶段，自学“马恩”，59年下放湖州，买了《反杜林论》（吴亮平在延安的最早译本）。读到马克思对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中，关于唯物辩证法观点的称赞。这位德国制革匠盛赞《资本论》是用“最通俗的语言阐明最深刻道理的经济学巨著”，使我惊讶不止。60年代中苏论战，买了《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文件汇编》、《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马恩通信选集》、《给美国工人的信》、《马恩论机会主义》。
从1968年开始，扫地和清厕成为我的专业，直到林彪事件后被允许参加科室学习，当时大家都学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这些书摊在干部们面前，没人读得下去，承他们的情，一位山东干部叫我朗读，我总算每一次没有读破句，顺顺当当，一口气读下去，仿佛是我老早就读过的熟书。
71年之后，劳动任务减轻了，负责三幢五层教学、宿舍楼的清洁工作，清洗十五间厕所，每天大约做五小时，余下时间就是读书。学校共有两个批判对象，另一人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长孙刘厚泽。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我辗转湖州回沪，分配到建工局技校教语文，当时刘在校务科任职。我47岁，他长我3岁，属于学校老朽。某夜我批改作文，刘悄然进来，坐在我对面，看了看左右两堆作文本子说：“你让两座须眉山压扁了。”我不作声。他微笑说：“你的大报告做得极好，受益匪浅。”顿感全身被电击，我原以为由湖州调此，无人得知。“大报告”三字，我立即猜出“三反”期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劳改处负责“打虎”？还是53年调水上区搞“民改”“普选”做一系列学习报告？有点发窘说：“呵呵，过去你在哪工作？我们大概见过……”他答：“内河航运局。”我说：“那该认识的，呵呵，我后来犯了错误……”我如此回答，既不能叫冤，也不能讲被某个大案牵连，当时都不允许。他倒是通情达理，安慰我说：“你来第一天，我就注意了，但从不跟别人讲，没人知道我认识你。”
刘此后常来办公室串门，知道我喜欢昆曲，从赵景深处要来《红色娘子军》的昆曲谱，他同赵很熟。“文革”开始后，我和他同关一个牛棚，才知抗战时期，他在天津任华北伪政府新民会某职，去过日本，解放后参加“民盟”，却没交代这段历史。我们一起扫地，一起抽八分一盒“生产”牌烟。他常吃学生剩下的饭菜，我不肯这样。
71年我“定性”（戴“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帽子）不久，刘突患急性菌痢，专案组不准他去大医院看治，只许在“红医班”马马虎虎开点药，二三天后刘已没有气力，我催他去找“军宣队”，某日总算批了假。我劝他打电话请儿子来接，他摇头说不必了，其实是担心儿子来“牛棚”有心理的困窘。我看他摇摇摆摆出门，当天不治身亡。
记得专案组负责管制他的某工人速成大学培训的党员教师事后辩解，谁教他不早些去看病？是他自己不肯去！
刘去世后，我彻底孤立，人人避之不及，学校撤销“牛棚”，安排清洁工滕师傅与我搭档，从此一切唯滕马首是瞻，滕幼年据说无业流浪，做大饼、擦皮鞋、“拿开销”（拜过流氓头子，每节到南京路大店乞讨），吃过不少苦，相当机灵。休息时他抽烟，我看书，很少交谈，他一直对我保持高度警惕，我也一样。但日子长了，从他的眼光里看出对我的一点同情，我一直在读书、笔记（甚至抄书），不像是坏人。房里有滕的午睡床位，他骑脚踏车下班后，四周是我的世界（别人万万不肯进来），凌乱不堪，都与我一身旧衣破帽，扫帚拖把畚箕等物和谐。某夜，一位新调来的书记暂住附近，大概对我独零零关在屋内发生了兴趣，敲门借火抽烟。他走进一刻，好奇地看我在抄周一良的《世界史》，百闻不如一见，他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在这样的条件下，细读列宁、恩格斯两书，读史，比较范文澜《中国通史》，欧洲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与我国同期相比较，两者“国情”相差之大，震动心扉。
直到1976年5月，我才鼓起勇气去书店，购得《资本论》第一巻上下两册（76年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人民币180元，真是便宜。
[父亲笔记]
2001年1月14日
建国前一年，我在现锦江饭店旁边的苏商时代书店，购得一册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视为珍本，建国后我又有了《列宁主义问题》，这是姚云（引注：我母亲）同学送我的结婚礼物，读这两书，我自以为知道了俄国情况的尖锐和复杂，但“季、托联盟”是怎么回事，不明底细，也不敢发问。四十年后，红得发紫的这两书销声匿迹了。 [10] 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
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问书书不语，自问又不能自答。我去问谁呢？是为记。
2010年7月4日
我母亲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确实如此，在我记忆里确实如此，只提别人的苦痛，他多次说到与顾高地先生重逢的沉郁心情，顾是蔡廷锴秘书，参加淞沪抗战，协助潘汉年脱险的老军人，一九五五年涉“潘汉年案”入狱判二十年，一九七七年从青海释放归来，方知家徒四壁，妻秦慎仪、女顾圣婴、子顾握奇早于十年前自杀……八十年代某个夏日，父亲在火车上遇见一个有明显刀疤的人，一道极醒目的斑驳疤痕由耳后一直延伸到颈背，攀谈后知晓，眼前这老者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年遭日寇追劈，刃及肌里，扑地昏厥，翌日从尸堆里爬出活命……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陕西南路，1962年。
父诗《揽桥》，2009年。
“缆桥风物纪华年，浅草繁花意惘然。秋色可人留不住，诗情沉郁向谁宣。渔灯摇荡疏还密，菟魄巡空缺复圆。几度行吟双鬓白，蹑归去访神仙。”
[父亲致马希仁信]
……每年看见广玉兰满树生花，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同它结缘的朋友都先后凋谢了。这种树高大壮茁，绿得乌油油的肥大叶子，撒下一片清凉树阴。记得每当花开的日子，我从学校后门回家，老远看见陈家后门那枝大树的花朵，通体洁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仰望着，像有无形的绳子把我牵着走路，一张无形的蛛网把我这个小青虫黏住了，不明白为什么喜欢上它，也许爱它们高高在上，另有一种超尘脱俗风姿。我从小有一点清高孤僻—如今大树依然耸立在那里，只是童年早已消逝无踪。上海也有一株玉兰树，同我青年生活发生联系，在海格路（引注：今华山路）一座大宅里，我在那儿寄居数月，45年5月正当玉兰盛开，接到通知要到淮南根据地去，我提着一个柳条箱（是家父旧物），告别了这株大树。花开得真白，隐藏在树冠的绿丛中。那些年头说走就走，虽然母亲在镇上生活也难，顾不了许多。每当玉兰花开，青春的影子，一起起旧事重新浮现在眼前。一株是童年的，一株是青年的……今路过常德路，在车上凝望路口有三层楼高的玉兰，想起以上这些萍踪絮影，聊记数语。
本文多处所引“致马希仁信”—这些昏灯下的笔墨，是1990年代他与马恢复联系后所书，频通鱼雁，隔日来回，直至马谢世，家属将这堆喋喋了数年、文从句顺的字纸奉还。当年他们虽一直引以为同道，但当年他们一直信守规则—互不讲自家细节。
[父亲笔记]
翻出半页没有写完的信，看了两遍，此公去世已三个月了，再没有闲人能与我那样轻松地通信。他的一束信，我曾经重读几封，至今没再动过。他儿子退回我的信，也没有翻阅，它们都默然无言躺在抽屉中，真是物在人亡，仰天兴叹……
时光的桨声灯影，船过无痕，应该都消失了。
最后这次故乡之行，父亲几乎没说什么话。
临近黄昏，我们离开了黎里镇，老街整日散发着历史的寂寞，横跨镇中心一座改建的水泥“浒泾桥”，车水马龙，连接镇的新老两端，数十年“摊大饼”，镇北密集的居住区已然一种店商林立、缺失地域特征、极尽喧闹的普遍景象……
车子从黎里驶向金泽，沿路一侧的绿树中，或谷歌卫星地图上，都可看到一条极为宽阔的大河—太浦河，由太湖流向黄浦江，甚至比黄浦江更宽，却少有人提到。有一年，正也是飞速行驶在这条美丽大河边，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偶见柳岸旁隐约泊靠了一座大船，两个雾鬟云髻女子端坐路侧，脚旁竖一牌子“停车吃饭”……前行许久后我提到此事，众人怨我怎不早讲，立刻调转车头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记得当时车中，反复回荡着鲍勃·迪伦的歌：
马希仁致父亲的明信片，1980年代。
黎里祖屋天井，2002年。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清天空？
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听见人们哭泣？
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人已死去？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在掠过的无数柳枝芦苇间，只见密西西比河那么宽阔温和的水面时时闪耀着细碎亮光……
[附：地理资料]
黎里距上海九十公里、苏州四十五公里，江浙交界，水陆便捷，唐为村落，南宋成为集市，明弘治年定为江南大镇。
[附：我的日记/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今早三点二十六分，父亲去世了。天蒙蒙亮，我们给父亲穿衣，我一直担心他身体变硬，穿不上，心里很急。母亲与妹妹，急急忙忙从家里拿来了衣服。护工阿姨说，不行不行，子孙满堂的人，里面怎么能穿短袜、短裤头子、短布衫子，要穿长袖，长的。我茫然。阿姨说，帽子呢，干部不戴帽子，怎么可以去呀，要戴帽子……家兄看到了眼镜盒，我说，眼镜？阿姨不语。最后我和家兄与医工一起，抱父亲上车，推到附近的太平间—医院底层，门边嵌有一块墨字刻石“備殮室，民國二十六年立”。
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那是他十八岁在二百公里外杭州大营盘军训的时候，也是他得知战争爆发消息的这一年，他应该不会知道，二百公里之遥的远方，新建了这所陌生大房子，勒石铭文，会是七十六年以后，停放他遗体的所在……他晓得这所房子，看见过石上这两行隶字吗？
我和家兄扶父亲送入抽屉……医工说，现在磕三个头。我和家兄跪在水泥地上磕头。医工四十多了，看看我们说，阿哥，总要意思意思吧。我给了他们每人一百元。
他曾名大鹏，乳名玖生，曾用名丁弢、丁楚三、小丁、程维德、久年、边星、子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