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德（1/2）

一

形势日趋恶化，按组织命令，父亲撤到上海，去熟识的香粉弄华商旅馆与系统领导吴成方见面，之后搬入同孚路斜桥弄（今石门路吴江路），化名丁弢（党内从此叫他小丁），自称杭州人，任汪伪某协会干事，所编辑的《市声》半月刊，隶属龙襄三（洪帮头子，参加过“四一二”政变的帮会首领之一）、陈孚木，有汪伪背景。他与另一同志乔犁青（化名曹亚臣，山西人）共同为杂志工作，互相知晓对方是本系统人员，按当时话讲，没有“横关系”，单线联系之意。

他的吴江同道萧心正，客寓金神父路福履理路（今瑞金二路建国西路）；马希仁暂住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妹夫家；沈痴云搬入赫德路（今常德路）居士林“觉园”之法室馆一雅室……之后，他按指示搬离了斜桥弄，迁至辣斐德路萨坡赛路（今复兴中路淡水路）“斐邨”，与程和生同住。

最后的这段经历，颇有小说的意味—他和“老程”扮为假兄弟，户口登记化名为“程维德”，入住后他才真正知道了原因—楼下“二房东”是一产科女医生，总想把楼上改为产科病房，收入就比一般房租高数倍，多次催促程和生搬离。程不大会说话，不堪其扰，最后请来了中西功（日共情报人员），让这位中西先生当着女医生的面，打了几次日本电话，以显露日本背景来施加压力—“我们和二房东的群众关系，从此被搞坏了。”程和生曾经对他这样说。待到“程维德”入住，却发现这个女医生并不似想象里那么凶恶，此后也再没发生这一类的纠纷。

一对假兄弟，在同一个领导下面工作，相互却没任何工作关系，朝夕住在一起，这是特别的体验。他觉得“老程”是个很好的人，遵守纪律，从不谈论个人的事。有一次考虑到如何应对查户口，他问程在哪里工作，两人的公开职业，应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更为妥当。程却简短地回答他说：“我在钢铁公司。”连公司名称也不愿说。他就此也不便再问，只讲定两人的籍贯是安徽太和（和县）。

[父亲致马希仁信]

从四〇年五月我离严（严墓）来沪后，仍在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领导下工作，领导人叫我搬出来与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同住萨坡赛路产科医师楼上，我化名程维德，装作同胞兄弟，这住址其实离你妹夫家极近，当时不能向谁公开，免得人来人去影响他，他至多比我大一二岁，是同济高工专科学生。为什么上面要我与他同住呢？好笑得很，因为女房东很凶，想把亭子间做病间，一股劲地赶（房客）搬场。我那假胞兄，不大会说话，穷于应付，向领导反映，领导出了馊主意，让我去同住示威，看我巧言舌辩好像蛮活络（说实话，当时租亭子间，只要出小顶费，也可容易，何必硬顶呢？），我才搬去的。后来我在编杂志，先是《市声》，后是《先导》，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人员编的，不能再对一起编的人不公开地点，同事对我也公开了（其实也是情报部门的党员，老资格），我只得对他公开，时来找我。程和生后来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详（都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我就一人独住。房东仍不乐，总在轧我的苗头（引注：打探底细），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但没敢公开赶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楼上意外发现，弄堂里冲进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对面一扇大门捕人。程即从一张夹底方凳内，取了几份复写资料匆匆忙忙毁掉，之后才知是一场虚惊。再过了数天，程忽然就搬走了，临走时程说：“你住下去吧，如果房东问起，就说我去南京了。”

这段遥远的对话，常让父亲感慨：“两个人就这样同住了半年，关于假兄弟的情况，也只交谈了这么三句话，双方再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准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盘问—万一被捕了，怎么准备口供？根本没想到，没有去做。”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处谋生，公开职业是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只说他在“钢铁公司”，什么钢铁公司，也不能问。其实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务机关“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他同事的有一个日籍的共产党员，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共产党员、中共情报人员，都归我的领导人负责，程同他们有联系。我只做编辑杂志的事，另联系巡捕房警官和开警车之司机事。同程没有工作关系，只不过领导人叫我们俩住在一起，称兄弟（而且白天有时还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饭碰头）。毛病就是此处……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父亲接到领导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楼”底层与一日本人见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关露 [2] ），按计划由这位日本人（事后知此人即日共情报人员中西功）介绍他和胡小姐接编《女声》杂志，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主编佐藤俊子（一说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谈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改日中西又约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楼斜对面日本咖啡馆（即解放前《大公报》原址）见面，四周全是日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中西却用华语大谈珍珠港事变后的国际形势，旁若无人，使他和关露感到非常吃惊。

那次会面后他再没见到中西功和关露，多年后知道关露最终由中西功介绍去了《女声》（负责文艺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亲被捕，她没出事），他则加入《先导》月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此杂志为汪伪陈公博背景，社长是我方系统的党员李时雨（时任汪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组织上让他进入《市声》、《先导》两刊工作，要求他及时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资料。

写至上述这一节（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亲书橱里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开扉页，即看到他写在扉页的大段文字：

这本小册子引起我一段回忆。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馆三和楼，在座除吴成方同志外有一个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两人去接编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声》（妇女杂志）。胡小姐比我长好几岁，身材矮小，穿藏青长毛绒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显著的疤痕 [3] 。后来才知道，她便是久已闻名的关露。而中先生则是中西（这是日本汉字，如今写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对我假称胞弟）打入满铁工作，都受吴成方的领导。中西陪胡、我两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让我们进入屋内，地方甚小，陈设亦凌乱，似见主人不属爱好修饰者。翌日应中西之约，胡、我俩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楼对面一个日本咖啡馆会面（抗战胜利后作《大公报》馆，今已改为某商店），这是一个日本人麇集的场所，四周满座，烟雾弥漫，充耳都是日语，若非身历其境，是不能领略其状的。中西却在这环境下用流利的华语，同我们谈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称轴心国必败。胡谈话甚谨慎。当时我对她俩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后来《女声》没有去，我应曹亚臣（乔理清，情报部党员）之约，去李时雨（党员，公开职务为汪伪保安司令部处长）办的《先导》当编辑，从此没再与胡会面。我始终没有再问过吴老，胡小姐究竟是什么人，但凭我的直觉，她准是与吴有关系的。

迨抗战胜利后，我与朱维基交游，从他闲谈中获知关露已去苏北解放区。朱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奸”（据说蒋锡金也经常指名大骂山门，表示义愤云云），我伪称不相识，未做任何辩解。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阅《新文学史料》记叙关露生平史实，才知1942年她还是去编《女声》并公开去东京参加了大东亚的什么文学会议，朱、蒋之骂盖出于此。关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女作家，参加过左联，在救亡运动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即如本书结尾就有战争来源于私有制社会，要消灭战争，首先要反对私有制度之议论，其政治倾向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就在她发表本书二年后，她毫无顾虑地隔绝一切进步朋友，服从组织的分配打入日伪文化界公开活动了。她忍受了种种误会与辱骂。及至日本投降后她撤往苏北新四军，据说也曾为这段历史引起怀疑与审查云云。

关露原名胡楣，其妹即李剑华的爱人胡绣枫。据吴老云，关露是情报系统的党员干部，四十年代曾奉命去见过李士群云云。以上史料是《新文学史料》刊载所未道及者，近闲步书店购得此集，提笔记之，聊表悼念之忱。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灯下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

[《潘汉年传》/尹骐]

……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 [4]

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

父亲在一九八五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二

父亲参加筹备《先导》杂志的工作（并无社址，登记地为李时雨住处），地点在萨坡赛路李复石医生家，这地方与辣斐德路他的住所只隔三四百米距离，李医生从不在家里会客，每天午饭后即去锦江茶室，直到晚饭后回来。他感觉这个地点人员的来往较杂，甚至专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尤迁（手持日本特务机关徐州分机关颁发的特种通行证）都住在此处。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四川人李云仙（又名李复石）同志，中共党员，我们称呼他李云老，他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联络员……依靠对外称为干女儿的王雪云同志（解放后任庐山幼儿园园长）带领着曹荻秋的幼孩（曹荻秋在解放区，孩子生下后无法抚养，托李云老照顾的），陪伴他共同居住在上海萨坡赛路，生活简朴……李云老特长中医，依靠半收半送的少数门诊费维持生活。我在经济上常常支持他。这位老人喜欢锦江茶室，茶室离他家又近，几乎三餐都在那里。他是被锦江欢迎的多年免费常客。他以医生身份和我接触，掩人耳目的。他也经常给我们看病。我从菲律宾回国后，才知他已经去世……

父亲在关露小说扉页上附言，1985年。

1945年3月在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任干事时的证件照，时年26岁。

在洪家合影，1946年夏。

萧心正，1946年。

（父为此文加注）

1942年5月，吴成方介绍我去李复石家，同时晤面的有程和生（郑文道）、沈静文、黄英，尤迁就住李老家阳台上。以上数人中午共饭。那时就知道李老常去锦江的故事。黄克诚的爱人怀孕来沪待产，就住李老家的后间，对外称干女儿，由他掩护。有人说何克希是他的女婿。吴成方说，这房子在抗战前，我党办过通讯社。

7月底，我突然被日宪兵逮捕，小车就从他门下经过，望见阳台上灯光未熄时，已半夜1点多了。“文革”时有人来向我调查曹荻秋有没有到过李老家，我答未见。今阅此始悉其中原因。

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发觉程和生在某天竟然也走了进来，与身穿全套邮递员号服、骑邮局自行车的陈来生谈事，大致内容就是“有一批资料已经转移了（事先他已经知道某同志曾整理这些资料）……”之后一天，领导人告诫大家，这幢房子有暗号，各人进来之前，要抬头看一看阳台北面，如果开了一扇窗，就是安全的……几件事联系在一起，他感觉似乎出了什么问题，此地有什么必要集中那么多人？但组织规则如此：不接通知，不打听或不猜测。

事情追溯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开始清查日共重整旗鼓的活动。一九四一年九月，事因某一知情者无意间供出“佐尔格案”的宫木（日方没有此人资料），宫木被捕，供出“佐尔格小组”，导致日本警方立案侦查，历时八个月侦破全案，捕获、审讯与该案有关的男女三十五人，其中日籍情报人员为十一人（都有名有姓可查），该机构极为精干。

[父亲笔记]

1939/11—1941/10/18

（日本警视厅根本不知宫木为何等人，据宫木口供破获佐尔格小组，纯属意外。 [5] ）

1939年警方整肃日共，捕获已被共产国际开除的伊东立。

伊于1939/8参加满铁东京研究所，1940年假释，为警局密探之嫌疑人，与尾崎 [6] 是同乡同学。1941/9（突破缺口）

伊东立妻子柳青久喜代，日本某军需品厂工人，属日共妇女支部。因该支部另一成员牵连而被捕。柳青久喜代向警局承认是北林智子外甥女—北林智子与美共日本科有关系，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通过美共送往莫斯科。

十四年前，北林智子是宫木在洛杉矶的房东太太，由此，北林智子供出了宫木。

10/11

宫木被捕。

10/12

清晨，宫木招供小组名单：佐尔格、伏开利克、克劳森、尾崎和川井。

10/13

警方监视宫木住宅，逮捕译员秋山，及宫木之女情报员久津见子。

10/15

尾崎秀实（大崎）当天被捕，当天全部招供。

（当天佐尔格一案确立。佐与驻日大使奥登将军关系密切，出入档案室自由。既有亲纳粹派《地理政治》、又有反纳粹派《交易所报》的介绍信。）

10/16

影响所及—引发日本内阁总辞职。近卫文麿辞去首相职务（被软禁于帝国饭店），东乡上台。

10/18

清晨，佐尔格小组欧洲成员被一网打尽。

“佐案”暴露后，日方大肆搜捕嫌疑分子，一九四二年六月，仅上海日本当局根据东京警方提供的情况，就逮捕了给中共提供情报的日籍嫌疑分子约百人，捕面甚宽，中西功是其中之一。

[父亲致马希仁信]

四二年日本出了一件震动帝国的大间谍案，苏联的著名国际谍报人员佐尔格，同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佐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大使馆人员），结果受到了大破坏（佐有一个最高级小组都被捕）。日本军方震惊万状，立即在国内外开展大清查，对象是日本的左倾人物。（按：战前有过一次大破坏，日共中央停止活动。侵华战争爆发后，因为需要人才，允许左倾人士为日军工作，他们的档案都被军警掌握，日共和左倾人士很容易暴露。）四二年北京、上海开始行动，日共中人被捕。南京和上海受我部领导的日籍共产党员被捕了。上海的一位，就是与我假胞兄同在“满铁”的调查班内工作。我同此人也见过面（为办杂志，我同关露曾同他谈话二次，正准备接编一个日本人办的刊物），但该日本人被秘密逮捕后（程和生不知道），他与南京方面的日本人一同被押回东京审问。他们供出了程和生的住址（新老二址，旧的即我住在那里）。被捕当天上午，我还与领导人、程和生等数人一起见面吃饭的，他们没有叫我搬走，没嘱咐我做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和口供的准备。我只觉得出了什么事，在布置运走别处的资料，似乎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样，七月二十九日半夜里，日本宪兵总司令部派出的两路人马，同时并进，捉牢我这个“兄弟”，另外同时也捉牢了我的“胞兄”和另一个同住的党员。

他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一时许突然被捕，直至多年之后，他才知道日方在捕前已来“斐邨”查核，女房东已经知道，故宪兵一来，也就开门了。宪兵上楼问他姓名，他答：程维德。宪兵拿出照片对照后问：程和生是你什么人？他答：是我哥哥。问：他去哪里了？他答：去南京了。当场宪兵大力打他耳光，把他逮走。他事后知道，与此同时，宪兵已在另处逮捕了程和生与倪子朴，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经过北四川路桥（一说是今江西中路汉口路），程突然跳车，受伤甚重。

[父亲致马希仁信]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那夜，我吃饭后去福熙坊，天很热，与心正两人走上向北的晒台，向福熙路（引注：今延安中路）眺望，对面正是外国坟山（即今之静安公园），黑黝黝的，夜光隐隐然照见那些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不知怎么，心里惆怅，很不愉快。十二点多步行回辣斐德路（萨坡赛路口东一条大弄堂，外面有蒋葆儒产科医师招牌的，我就租这个产科医生的亭子间），上床大概一点了，过不多久，突然前面电铃声大作，朦胧间我想是谁家生孩子了，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惊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我知道逃不了，心里却特别冷静。小汽车（把我揿到车座下方）经过萨坡赛路北行，经过我与领导人经常碰头的一个医生（李复石医生，老党员，挂中医牌其实不看病）家门口，经过你妹夫家的门口，我想起你们都安睡，别矣。到了北四川路桥北向的大公寓，即日本宪兵司令部。

他根本不明白被捕的原因—但能估计到问题出在程和生方面，因为宪兵进来先就追问程的新地址。

他第一时间想的是，必须隐瞒自己进入汪伪民协会编辑《市声》的经历，这工作是直接由领导人通过一汪伪人员介绍的，说出这层关系，将直接危害领导人的安全，其次，也将暴露他和程和生假兄弟的关系。当夜押他至北四川路日宪兵总部，即刑讯逼供程和生的地址。他坚持说程已去了南京，并捏造了一南京假地址。对方毫不理会，边打边问半个多小时，没有口供。最后收监。

[父亲致马希仁信]

当夜我进宪兵队就被打，追问兄的住址，我不知道。过一忽儿，一日军官匆忙冲入向审我的尉官报告什么什么云云，“蓬”地叫了一声，用手比划头部，我意会到，大概在捉他，他跳车被打死了。后来才知道，车过北四川路桥上行车速较慢时，他跳出篷车（他的一辆是敞篷车），脑部受重伤。数日后在刑审间隙，他们领我去宪兵病房与胞兄会面，只呆一二分钟就分别，一直没知下落。“文革”后，从被捕的原日共的回忆录中得悉，假胞兄在宪兵队跳楼壮烈牺牲了。这个同志非常正派。我在宪兵队内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问题上出了错而被捕。

翌日起连续两天，他经受宪兵反复刑审，逼问吴成方（只知化名刘国栋）的住址及程与吴之关系，他都顶住了，没有口供。

一周后，由东京警视厅一课和东京法院来人审讯，重点：1追逼领导人的住址及活动；2程和生的政治身份及与日本人的来往；3他的政治身份和上海亲友社会关系、《先导》投稿人地址。东京警方与法警均动用严刑，却没有得获口供—他始终坚称，程是胞兄，安徽太和人。

关于刑讯细节，多年来我只记得父亲偶与母亲的片语只言，如：“让我坐到浴缸里……”然后就是他忽然意识到的沉默。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

……

李德生和上海情报科南京组其他成员被捕后的情况，今多称十分英勇，如“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对革命信念“仍信守不渝”云云。

……

中共背景被捕者的处境无疑是最差的，除了“敌国”的因素，“反共”是战时日本的最主要国策之一。与李德生一起被捕的上海情报科南京组成员程和生被捕后两次自杀，原因不详，如果推测和宫城与德（引注：日共党员，即前文提及的“宫木”，因日本人名字中的汉字假名发音不固定而翻译有所不同）的处境和心境相同，大概虽不中亦不太远。

所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从这些亲历者所述“うつつ责め” [7] 等求死不得的拷问看，“法制社会”的日本牢房是一种更难熬的炼狱。

……

尾崎的二封申述书，分别作于判处死刑的之前和之后，确实已不复刚刚被捕时对信仰的守持。但即使是信仰坚定的佐尔格，面对讯问，也是有问必答。强调此点不是为了表示佐尔格还不够坚贞，而是为了说明定力再高，终有限度。

东京来人审问—自三四岁起，问经历、家庭人员，问父母名字、职业等，直至他被捕前任《先导》编辑为止，十分详备。他发现，所幸日方没去《先导》调查，否则极可能在他进入《先导》的细节上露破绽，因而，也就没发现他的假经历和假兄弟问题，更也由此可知，程和生没一点口供—虽日方一直追逼他关于直接领导的情况，常用你“哥哥”已全部招供引诱，他仍然坚称两人是兄弟关系，此外一概不知。记得有一审，日方指明了他就是程的“联络员”，反而露出了根本不了解情况的马脚。

被捕后第三天上午，军曹审讯人带他去宪兵医院病房三楼看“哥哥”。他走进房内，见程与几名宪兵病员同住一室，程面色苍白，头部包扎了很厚的纱布，小茶几上摆了多瓶菊花牌炼乳。他握住程的手，程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两字（他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程再没说一字。待他一开口：“我刚从金华到上海来……”一语未毕，即被军曹喝住禁止讲话。两人凝视片刻，仅仅一二分钟，他就被带下去刑讯，从此再没有与程见过面。

记得老程的病床边，倪子朴靠墙坐着，低着头，没看他一眼。

在东京来人的审讯室里，他看到了桌上有“李德生”案卷。另一次见桌上摊有毛笔字名单，约七八人，开头二三人姓“景”，有倪子朴的名字，没有姓“丁”（他）的。

需要说明：此李德生非红军将领李德生。

[《党史博览》http：//jczsnewssa]

毛泽东问：“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说：“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引《佐尔格事件4》/卷首附言]

……

李（德生）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日本人活动家在他领导下活动。从1935年到1941年（原文如此—引者），他们的情报相当大量地传给了尾崎秀实，成为佐尔格判断的基础。反过来说，佐尔格、尾崎的情报，记录（指讯问记录，下同—引者）记载的事实，也可认为十分可能通过中西—西里—李，流向中共中央。据西里记录，将他提供的情报传达给李的陈一峰（原注：倪兆鱼[即倪兆渔]—引者）说，日本人的情报活动延安也知道。笔者自己解放后在旅大市和中国要人会见时，亲耳听此人说，战时在上海与西里和中西一同从事情报活动，对他们的献身活动深深感谢，这些情报极其有用，受到毛主席的嘉奖。

……

佐尔格案件发生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日本人中共党员中西功（公开身份为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属员）、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公开身份为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被逮捕，上海情报科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与汪锦元、陈一峰、程和生等旋即亦遭逮捕。《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是日本警视厅特高一课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9月（引注：父亲见桌上“李德生”案卷，却为该年8月）至次年1月对李德生十六次法庭调查的记录。李德生在调查中，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手法以及所获情报本身。李德生的回答事无巨细，十分详尽。

被捕后，父亲即伪造了我祖父母姓名、职业、籍贯，自述从小与哥哥程和生两地生活，多年不联系，互不了解，抗战中父母遭日机轰炸死亡，毕业后在内地编写文艺杂志宣传抗日，得知哥哥程和生在钢铁公司做事，近期特意由金华到上海找哥哥谋生。（以便各人对自己的口供负责。）

他承认担任了汪伪刊物编辑，原在桂林、昆明等地做抗战文化工作，宣传抗日，对国民党腐败不满，之后在金华做文化工作，受到当时国民党文人纷纷投向南京、上海参加“和平运动”的影响，决意脱离金华抗战区来上海做“和运”工作，编辑宣传“和平文化”内容—他心里明白，这样的回答，符合“必须坚持党分配的掩护身份”这一组织原则。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在宪兵队吃了不少苦，敌人一个劲逼问领导人住址，我都能顶住。难于应付的是口供（由于牵连东京，所以审问者是日本警视厅和东京法院，从东京来），这胞兄弟父母的姓名职业，兄弟二人从四岁到被捕，我都硬着头皮胡编（万一穿帮，反正一死），结果一字也没被拆穿（原来假胞兄牺牲了！）。我防止上海社会关系和两家杂志牵出别人，都没有被发觉（引注：原文如此），他们档案里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判罪？我承认了从国民党抗战区金华来谋生的，刚到上海，没有朋友，与假胞兄的历史一刀割断，只承认为国民党抗战区抗日宣传写文章，而现在宣传和平文化运动。这样大概作为历史抗日分子，查《六法全书》，用文讲法律，是被捕前不知道的（引注：原文如此），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非常简单，我就那么糊里糊涂被打入监狱，巧妙的是一个也没有牵连到别人。最难对付的是查朋友，上海没有，只有抗战区的桂林、昆明写一堆，而且年轻，一次次背假口供（四岁到二十七岁，报大了五岁），一次也没有出漏洞。

一九四二年同期被捕人员，南京方面是李德生、汪锦元、陈三白（陈一峰、陈汝周），上海方面是他、程和生、倪子朴。被捕后一个多星期，南京三人被移解到上海。

在监中，他曾与南京陈三白同住一天。当天陈审讯回监说，你是程和生弟弟？他回答说是，并问陈是怎么认识老程的。对方说：“我们是同案。”

[父亲致马希仁信]

一星期后，南京被捕的（共三人）也解到上海，其中一人，是汪伪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日本人错关他在我同一个号子，他坐在我旁边，知道我是程和生弟，才告诉我是同案，别的没说话，只一天，他就被调了号子。还有南京一人姓汪（即汪锦元），母为日本人，时为汪精卫的亲信秘书，现尚健在，很巧，住我隔壁弄内，其妻“文革”自杀，孑然一人。他说没有办法，日本人都知道了—即指西里龙夫招了口供（当天方志达正去李德生处，发现日军搜查，假口是病人，得以脱身）。他们的党员身份及地址，都是日共西里龙夫招供的，而程和生的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程也因中西供出地址而牺牲。西里龙夫供出四人，被捉三人。

基本审结阶段的某天，他看到汪锦元在五号监门口洗脸，汪从栅栏外招呼他说：“我是南京汪锦元，我们要去东京受审，你要做准备。”

[日本宪兵司令部口供/东京来人审讯口供/选自父亲六十年代第n次《申诉报告》]

问：你在《先导》当编辑同哪些人来往？

答：只同《先导》主办人保安司令部李时雨来往。

问：你同哪些写稿人来往？

答：我同作者并不认识，都是投稿寄来。

问：谁介绍你进《先导》当编辑？

答：我凭自己本领考入，没有介绍人。

问：你没有一个朋友？

答：有很多朋友，都在内地。（报名字）

问：他们是什么人？

答：写稿朋友。

问：有何联系？

答：现在已无联系。（这一段反复问多次）

问：党组织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不是共产党，不清楚。

问：我们从东京来，你们的组织是这样的吗？（说毕在纸上画出 ）

答：不知道。

问（指小圆点）：就是这样的细胞组织？

答：不知道。

问：《先导》杂志的目的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