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破裂与坍塌（2/2）
如果这就是该书全部内容的话，公众一定会大失所望的，而这部作品也就没人读了。但伊拉斯谟并没有停止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批判。一名18世纪的新教徒译者后来写道，他“不知道还有哪本书比它更适合阅读了。它有欢快的、具有指导性的写作风格，完全颠覆了天主教的观点和迷信思想”。而这应该就是伊拉斯谟写作本书的意图，他抨击牧师的贪心、滥用绝罚、圣迹、斋戒、兜售文物等。他警告女人要和“强壮的、大腹便便的僧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在修道院内贞洁更容易受到伤害。
然而，他再一次把矛头对准了梵蒂冈。他对尤里乌斯二世发动的战争深恶痛绝——“仿佛教会有很多像敌人一样令人讨厌又不虔诚的教长，他们沉默不语，让基督被遗忘，用他们唯利是图的规则来牵制它……并且用寡廉鲜耻的生活再次折磨它！”堕落和腐败仍然使他很愤怒，他写道：“至于这些高高在上的取代了基督位置的主教，如果他们拥有了智慧的话，这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不利……这会让他们失去财富和荣誉，所有个人财产，顺畅的晋升，职位，特权，贡品和嗜好。”欲望取代了祷告和冥想，“以及千万种像这样的麻烦事”。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罗马现在实行的独裁统治，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一场瘟疫。”
此书一经出版，就卖出了24000册，在当时，除了《圣经》，它是绝无仅有的畅销书。他其他的作品也同样受到追捧，供不应求。在1520年，一位牛津的出版商发现他卖的畅销书三分之一是伊拉斯谟写的。在他生前，《愚人颂》被印刷了40次，直到1632年，弥尔顿（ilton）发现在剑桥居然人手一本！它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书中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自以为是、自认为自己怀揣着纯洁信仰的人。就像其他俘获了大量普通民众的作者一样，他被开除教籍，罪名是他迎合大众，告诉民众想听的东西，并单纯地被挣钱的欲望所驱使。由于他的成功对基督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因此被罗马皇帝通缉。皇帝下达命令，要是有教师在课堂上讨论《对话集》就当场处死。马丁·路德最初也同意罗马皇帝的做法：“我至死都不会允许我的儿子读伊拉斯谟的《对话集》。”然而路德在那个时候仍然在维滕贝格大学教授《圣经》诠释，仍然是天主教的一名杰出成员。在未来的3年时间里，他将改变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将改写西方文明史。虽然伊拉斯谟在临死时都否认这点，但他还是听到了宗教改革的号角。
当然，“这场大背道”——正如梵蒂冈称呼的那样——不再仅仅是人文学者的任务，而更多地成为哥特人那些信仰无神论的后代的工作。那些试图分裂基督教的势力和力量极其复杂，人文主义者是最早出现的推动这股势力的人，虽然这只是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贡献之一是推动了耶稣诞生之前的文学与艺术的复兴，虽然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然而人们还是会想，为什么上帝能够允许“异教”的诞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与此同时，从亚洲以及西半球回来的探险者们带来的一些反对基督，或从来未听说过基督但他们的文明也一样繁荣的消息，这使得一些欧洲基督教的领导者们对救世主无处不在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即可爱的帕尔·德·瓦卢瓦（perle des valoris），法国国王的姐姐，同时也是纳瓦拉王国的王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这无疑是一个预兆。一个曾经对自己的信仰无比热忱的人，而今却变成了一名徒有其名的天主教徒。她在《灵魂忏悔之镜》（le iroir de l&039;a pécheresse）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她鄙视宗教的一切束缚，赞成抨击主教的行为，认为上帝是残忍的，并且质疑《圣经》的权威。于是在 索邦神学院 注61 ，她被指控为异教徒。一名修道士对人群说道，应该把她装进麻袋扔到塞纳河处死。然而作为法国国王的姐姐，她是永远都不会处于危险境地的。法国国王崇拜她，而她对性自由的支持也使得她在法国民众中威望很高。
而在梵蒂冈，因有众多私生子，反倒没有“权利”谴责倡导性自由的行为。但玛格丽特给天主教带来的真正威胁是她与天主教的敌人成了同谋者。她为一群被当成异教徒的流亡者提供了避难所。其中一个叫约翰·加尔文。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指责他的女庇护人及她庇护的同伴是嘲笑天主教、新教徒的无神论者，其中包括博纳旺蒂尔·德珀（bonaventure desperiors）、艾蒂安·多雷（étienne dolet）等。可悲的是，最后证明新基督教徒也和那些旧基督教徒一样顽固不化。
但是，他们的牧师既不贪污也不腐败，而这一点在当时看来是令人惊奇的。在一个杀人、偷窃、强奸、暗杀达到史无前例的时代，忠诚的基督教徒却为他们同行的恶习而感到悲痛。斯邦海姆的修道院院长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i）谴责他的教徒们：“他们把一整天的时间都浪费在无耻的闲聊上了，他们把生命浪费在娱乐和口腹之欲上……他们既不热爱也不害怕上帝；他们从不在乎自己死后灵魂会归去何方，只满足自己无耻的欲望而从不关心灵魂的升华……他们蔑视安贫乐道的追求，不懂何为忠贞，何为顺从……他们周围弥漫着污秽的滚滚黑烟。”而据杜兰特记载，1503年，盖伊·茹尔诺（guy jouenneaax）被教皇派去调查法国本笃会修道院，他向世人描绘了一幅杂乱不堪的画面。他认为那些修道士其实与那些满口恶言的赌徒和每天醉生梦死的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他们更世俗、更不堪……“如果要我详细描绘我所看到的不堪生活，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这是一幅早期的本笃会修道院的版画。1503年，盖伊·茹尔诺在对法国本笃会修道院进行了大量调查后，公开请求对法国本笃会修道院系统进行改革。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披着宗教的外衣，他们大敛不义之财……他们在修道院里所藏匿的财富简直富可敌国。”
英格兰大主教（后荣升为红衣大主教）约翰·莫顿（john oton）指控圣奥尔本斯的修道院院长威廉犯了渎职、放高利贷、挪用公款和在管辖区内公开嫖妓并包养情妇等罪名，他指责整个区的修道士过着十分不堪的生活，不仅如此，还亵渎了这些神圣的教堂和上帝教会，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这些场合追欢取乐。多塞罗的主教也写道：“这些教士的道德已经腐败，他们变成了人见人骂的恶棍。”
公众也对这些修道士糜烂的生活厌恶到了极点。查理五世时期驻英格兰的大使伊斯塔斯·查布里（etace chapuys）致信给他的君王：“几乎所有的民众都痛恨这些传教士。”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指出：“任何一个英格兰人如果被人称为修道士、传教士或牧师都会觉得是被侮辱了。”芒德的主教威廉·杜兰德（willia durand）写道：“每一座修道院都变得臭名昭著，它把居住在里面的修道士，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污染得贪婪不堪……所有的基督徒认为牧师有暴饮暴食恶劣行为的例子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吃得比国王和王储还要好。”在维也纳，那些教区还曾经一度拒绝有志青年加入，但是现在，直到宗教革命的前夜为止，已经有20年没人想加入教会了。
路德维格·帕斯托尔（dg pastor）在他的14卷《教皇史》（history of the popes）一书中总结道：“世人对堕落的教士的痛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英格兰倡导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菲利浦·休斯（philip hughes）发现，在1514年，当伦敦的主教被控告谋杀异教徒的罪名时，他向红衣主教沃尔西请求免于牢狱之灾，在他眼里，伦敦民众是“如此的充满恶意，因为他们支持堕落腐败的异教徒……他们会诅咒我的教士们，尽管教士们像亚伯一样无辜纯洁。”即使是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也自认为应该为教会流传出来的丑闻负责。他在1516年写道：“当时法国的修道院毫无清规戒律可言，那些修道士过着如此不堪的生活，使得国王和王储们都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仰与尊重。”
成千上万的教士们发现根本无法过禁欲的生活，而他们的解决之道也各有不同。在伦敦，如果女人迈进了忏悔室，那么迎接她的绝对是狭窄空间里一场可怕的强奸，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诺福克、利普顿和兰博塞，在被控告犯有猥亵妇女罪名的男人里面，有23是牧师，虽然牧师只占总人口的2。而让男人丧失自制力的最常见的就是包养情妇了。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的德国传教士都在包养女人。罗马教士以男女关系混乱闻名于世，但帕斯托尔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在罗马，传教士的贪污腐败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在意大利，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文献记录那些修道士所犯下的不道德的罪行……难怪那个时期的作家会悲伤地说，教士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了，在很多地方人们都不会再对教会表示尊重”。
女修道院也出现了相同问题，这一问题在英格兰尤其让人困扰。仅1520年一年，就有8所女修道院被关闭，其中一所是因为“这些禁欲的女人们变了，和旁边剑桥大学的师生无节制地来往”。在伦敦主教区，对21所女修道院进行调查后，有14所因为“不遵守戒律或缺乏奉献精神”而被列入黑名单。在其中几所修道院里，有的修女甚至怀上了修道士的孩子，还有两位女院长被指控为不忠贞。一个教区的主教甚至还保留了一份一位女院长和铁匠通奸并生下3个孩子的档案。
教皇们未能以身作则的行为受到了强烈谴责。奥古斯丁会的总教长维泰博的埃迪奥（egidio of viterbo）用这样的词总结了亚历山大教皇统治下了罗马：“没有法律，没有神灵； 黄金、权力和女人说了算。”圭恰迪尼写道：“ 普通民众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教皇的尊重。”1513年，马基雅维利控诉道，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越是靠近罗马教廷的人，越是教会顶层的人，他们的表现就越不像基督徒。任何人，只要回想一下基督教创立的宗旨，就会发现现在教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些宗旨的差距，从而断定对教廷的毁灭和惩罚即将开始”。
《修道院院长与修道士之间的多情修女》（the aoro nun beeen the abbot and the onk）是老汉斯·科莱尔特（hans lert the elder）创作于约1560年的一幅作品。在16世纪，许多女修道院由于“缺乏纪律和虔诚”而被关闭或者禁止进入。
而就在4年之后，赎罪券的贩卖——更具体来说，是获准兜售赎罪券的神父们的行为，以及教皇的贪欲——点燃了教廷毁灭之火。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盖斯科恩（thone）在1450年写道：“现在犯下罪孽的人这样说道，‘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犯下了多少罪孽了，因为我已经花四五便士买了教皇亲自颁发的赎罪券，这些赎罪券能够免除我的任何罪孽’。”“赎罪券贩子”，这是盖斯科恩对兜售赎罪券的人的称呼，他们“走街串巷，出售赎罪券，至于价格，有时是两便士，有时只是一顿酒钱……甚至是一次嫖妓或肉体交易”。
16世纪初期的圣保罗教堂的主教约翰·克利特，总结出赎罪券的商业化将教会变成了“印钞机”。他引用以赛亚（isaiah）的话：“有着忠实信仰的城市已经变成一座妓院。”大家都清楚他所说的是哪座城市。耶利米（jereiah）说道：“它与很多情人都通奸了……种下了很多罪孽的种子，诞生罪孽的后代。”他还说，“贪婪……也占据了神父们的心灵……现在除了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事物，其余的我们都熟视无睹。”事实上，赎罪券是一种宗教税，对于那些勉强能承受的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欧洲众多忍饥挨饿的大众与教会的贪婪形成了深深的隔阂，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对这种隔阂深恶痛绝。1502年，法国议会的检察长估计，法国75的财富掌握在教会手中；20年后，纽伦堡议会在起草《百般抱怨》（centuravaa）中写道：教会掌握了德国50的财富。
彼特和索尔（saul，即后来的保罗）教皇都过得很清贫，然而15世纪和16世纪的教皇却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而且他们和手下的枢机主教通过出售圣职又大赚了一笔。在教会中担任职务的人员在第一年必须将全部工资的一半上交给教廷，以后每年则上交十分之一。大主教们则必须为身上的大披肩支付巨额钱财，因为披肩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一旦教会职员去世，他的全部财产就归教廷所有。教廷的判决和豁免只有在当事人缴纳了礼物后，才可正式生效，至于礼物的轻重，则由教廷说了算。总之，所有基督徒都要向教廷纳税。
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 the younr）创作于1497年的木版画《买卖赎罪券》（traffic dulnces）。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吉亚在购买教皇皇冠前，一年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7万弗罗林金币。不过当上教皇后，他的收入更为可观。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建立了一所由101名秘书组成的“学院”，每个秘书要向他支付7400弗罗林金币以获得该荣誉。利奥十世则更加大胆，在教廷中新增了141名随从和60名侍从，仅此一项，就入账202万弗罗林金币。
大主教和主教们——甚至是教会中更低层的人员——越来越发福，通常还会用他们搜刮来的钱来养情人。14世纪，教会中的平信徒为所处的贫困处境率先发起反抗。德国人将罗马派来的收税者抓起来送入监狱，砍断他们的手脚，甚至处死。在其他地方，一些勇敢的神父也支持民众，例如西班牙的阿弗洛·佩莱（álvaro peyo）公开宣称：“现在豺狼控制了教廷，他们吸吮我们的血汗。”另外一位芒德的杜兰德主教也宣称：“罗马教廷将邪恶的种子散播开……人神共愤，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
梵蒂冈仍然不为所动，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继续增加征税。147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声称赎罪券能够给那些在炼狱中受苦的人使用。这种天堂的欺诈把戏迅速获得了成功；大卫·s 希夫（david s schiff）就曾描述过农民们为了给去世的亲人买这种赎罪券，不惜全家挨饿。当花钱大手大脚的教皇利奥十世发现自己要破产时（被与乌尔比诺公国的战争拖垮），他不再满足于出售这种赎罪券。1517年3月15日，利奥十世颁布了一种特别的赎罪券，目的是为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作为奖励，购买这种赎罪券的人，不仅能够获得“完全的赎罪和所有罪孽的宽恕”，而且“未来犯下的罪孽也可以优先赎罪”。
当然，教皇不会提及一份秘密协定，该协定规定教廷将与美因茨大主教，即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特（albrecht of branclenburg），分享赎罪券的收益。当时阿尔布雷特欠下了德国商人富格尔家族一大笔债。他获得了教皇的同情，得以享有这个资格。此前，为了得到大主教的职位，他曾向教皇贿赂了2万弗罗林金币。
这位新任大主教挑选了50多岁的多明我会托钵修士约翰·特泽尔（johann tetzel）作为赎罪券的首席代理和贩卖者。之前很多贩卖赎罪券的人都会有所顾虑，所以行事小心谨慎，但特泽尔不是这样。他就像中世纪走街串巷、胸前挂着黄铜架的马戏团老板p t 巴纳姆（p t barnu）似的，提着装满印刷好的收据的袋子，并手握绑有教皇旗帜的十字架。此外，还有富格尔家族的一个会计和另一个托钵修道士随他一起，这个修道士是他的助理，携带塞满赎罪券的丝绒袋。他们进入一座城镇，教堂钟声随之敲响。“杂耍艺人”开始表演，民众大量聚集，而他们挥舞的是蜡烛、旗帜和圣物。
在一场灾难期间，一位天主教主教向公众派发赎罪券。
特泽尔进入教堂正厅，打开袋子，提高嗓门喊道：“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通行证……引导灵魂进入天堂的通行证。”如果下面的听众犹豫，他就会特别提到价格是多么的低廉；并重申那些犯了十恶不赦罪孽的基督徒将要受到上帝的重罚。他进而问道：“有谁会对能买到赦免的赎罪券而犹豫不决呢？”所有罪都能被原谅，所有——他这样给他们保证。他说，如果一个犯了罪的人向教皇捐了一定的钱，“那么教皇有权原谅他，上帝也会跟着原谅他”。为了进一步鼓动民众，特泽尔甚至对那些没有忏悔但半只脚已踏入坟墓的人呼吁道：“只要捐了钱，灵魂就会获得宽赎，飞离地狱，升入天堂。”
在德国，特泽尔卖出的赎罪券超过了规定的任务。他总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他的职业；他在各个教区间穿梭，按照教廷的指示搜刮钱财。赎罪券在农村地区很受欢迎，不过在那些平信徒中却受到了冷落。而这一次特泽尔刚好进入了一个对教廷充满敌意的地方。德国东北地区——马格德堡、哈尔贝尔斯塔特和美因茨——被挑选为这次勒索的目标，因为它们抵制实力最弱。而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都很强大，当这些国家以贫穷为借口提出免除赎罪券的要求时，教皇同意了。教皇的这个决定有一定风险。事实上，在德国，反对教皇的声音也很强大。教皇派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一股对教皇强烈不满的情绪，因此他建议取消永久赎罪券。
在历史上，约翰·特泽尔因买卖赎罪券而臭名昭著。
利奥十世对此不予理会——这是极不理智的，因为现在一些征兆已经开始显现。一位方济各会托钵修道士在目睹了特泽尔的所作所为后写道：“这位无知的修道士所说的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出售赎罪券时声称，即使一个人有犯罪的动机也能被原谅。按他的说法，教皇的权力比十二使徒、天使和圣徒都要大，甚至超过圣母玛利亚，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的臣子，而教皇就是基督教。”另一位目睹过类似情景的人则说道，那些赎罪券贩子声称，即使冒犯了圣母玛利亚，赎罪券也能帮他赎罪。
然而，尽管如此，特泽尔也许是按照大主教的指令行事的，并且能够再次大获成功，只要他不越过，至少不踩到政治底线。这个政治底线就位于萨克森边界，当时那里由腓特烈三世，即英明的腓特烈统治，他是少数几个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之一，即萨克森选帝侯。
腓特烈三世比任何诸侯都要虔诚、迷信——他在维滕贝格教堂收集了19000件圣物——直到现在，他没有反对过任何赎罪券贩子。然而，特泽尔的那些狂言妄语给他带来了麻烦。腓特烈三世希望萨克森的钱不要外流出去，因此他宣布赎罪券在他的境内为不受欢迎之物。那位兜售“天堂通行证”的贩子终于在这里栽了跟头。他知道自己在腓特烈三世那里不受欢迎，但通过与迈森、马格德堡和哈尔贝尔斯塔特教区的人合作，他成功来到靠近萨克森边界的地区，一些萨克森人于是越过边境来购买赎罪券。
丢勒笔下的腓特烈三世，画于约1524年。腓特烈三世从未接受过宗教改革者的信条，不过他确实赞同他们的某些意见。腓特烈三世不仅聘请马丁·路德主持自己所建的学院，并在路德遭遇迫害时伸出了援手。
腓特烈三世对此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冒犯。更为重要的是，几个萨克森买家把他们的“教皇信物”（赎罪券）送到一位个子消瘦、外表冷峻、眼神犀利的秃头修道士——马丁·路德手中，请这位维滕贝格的教授鉴别真伪。路德在仔细察看后，宣布这些赎罪券是伪造的。这话传到了特泽尔耳里。他派人询问路德，得到答复说这位教授并没有冒犯教会的意图。路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特泽尔认为，这样的一个人很容易受到胁迫。因此，他做了一生中，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公开谴责路德。
特泽尔因误判马丁·路德教授而名声大噪，不过他远不是第一个。路德一直就很难被人理解。很少人靠近他，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路德自己——理解路德身上所蕴藏的强大能量。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一开始他是奥古斯丁会的修道士。1505年，年仅22岁的路德就开始教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而且还是用原版的希腊语教材。两年后，他被授予神父职位，仅仅又过了一年，尽管他还认为自己是修道士，但还是被腓特烈三世授予为位于柏林西南60英里的易北河畔维滕贝格大学的哲学教授。后来他又将《新约》和《旧约》翻译成自己新创的高地德语，并且自己作词作曲编写了41首赞美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直到现在还在传颂，它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
马丁·路德在年轻时对梵蒂冈是绝对的忠诚，当他在1511年第一次看见罗马时，他双腿跪地喊道“神圣罗马万岁！”他当时已经凭借着突出的品格和智力被提升为神父了。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藏着黑暗、非理性和半疯狂的暴力个性。这种缺陷——确实也是缺陷——可以用他的身世来解释，即中世纪社会无知和迷信的心灵。路德是恐怖的日耳曼童年的产物，这种童年摧残了很多人。
就是在这里，路德将《新约》翻译成高地德语。
1483年11月，马丁·路德出生在莫赫拉（ohra）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汉斯·路德（hans ther）后来成为曼斯菲尔德的矿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勤劳、节俭、呆板、脾气暴躁的反教会人士，虽然憎恨基督教，但却对地狱深信不疑——在他看来，地狱就位于恐怖的地下，人会被多足的怪兽、精灵、食人魔、恶鬼和巫师捉去地狱，只有善良的灵魂才能被拯救。
由于汉斯相信孩子生下来就是邪恶的，因此必须用正义的木棍敲打他们。然而，马丁，作为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不是一个顺从的挨揍者。虽然他不够强壮到打倒他父亲，但当这个虐待狂开始选择鞭打他时，这对父子就开始形同水火。这是他后来回忆时说到的。他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任何同情。尽管他母亲性格更加懦弱，而且也没有他父亲那么暴怒、世俗——但她可以连续跪几个小时，对着不知名的圣人祈祷——但她的想法跟他父亲完全一致，相信鞭打的神奇力量。路德说过，有一次母亲发现他偷了干果后，把他打得全身红肿。
路德的这幅肖像画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cas cranach the elder）创作于1525年。两人不仅是亲密的朋友，而且还是对方孩子的教父。
父母最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去教会任职。他当然清楚这点，但这恰恰让他下定了决心。他这样写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过着严厉苛刻的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进入教堂避难，成为一名修道士的原因。”尽管一开始是受到心灵的指引，而他对梵蒂冈的印象并不好，但当时他并未对任何人说过。他的同事都惊讶于他在课堂上表现出的学术修养和才能，但如果知道他到了自我意识的年纪还没抛弃异教徒的迷信，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现在还在被异教神噩梦所困扰，梦见月圆之下狼人和 格里芬怪兽 注62 蜷伏着、翻滚着，梦见食人妖和魔法师正在享用毒蛇的心脏，梦见男人们在夜间变成了下身湿漉漉的梦淫魔……
路德在其他方面也与众不同。其他修道士只是谈论恶魔，恐惧恶魔，害怕恶魔，但路德却看见了恶魔——他一生都在与恶魔撞面。他也是最讲究“直肠”的神学家。这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所具有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后来有人这样戏谑道，英格兰人的幽默体现在客厅，法国人的幽默体现在卧室，而德国人的幽默则体现在浴室。对路德来说，浴室也是个值得敬仰的地方，但他生命中最神圣的时刻来自于维滕贝格修道院塔顶的蹲茅坑时刻。在那儿，当他的大肠蠕动时，他突然领悟出了新教靠信念来感化的教义。后来他写道：“像‘正义’‘上帝的审判’这些词语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很快就想到，上帝的审判才能解救每个信仰者……所以上帝才能审判并解救我们。这些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这些对圣灵的顿悟我是在塔顶的茅坑处获得的。”
上帝无处不在，400年后梵蒂冈为了与一位耶稣会士划清界限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时这位耶稣会士翻译了路德著作中的几篇浅显易懂的文章，引起了路德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他是“粗俗的天主教争论者”。不过真正粗俗的地方恰好是路德说过的一些话，而他的追随者对这些话视若无睹。他们喜欢讲一些恶魔是如何向路德泼墨水，以及路德是如何反击的故事。而事实上，在最初的版本里，他们扔的不是墨水，而是粪便。粪便成了恶魔同维滕贝格战斗的武器弹药，这在关于路德的故事中屡见不鲜，正如路德的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通曾写的那样：“最糟糕的是……恶魔怒气冲冲地离开，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会，然后只听噼啪一声拉出好大一块粪便，顿时整个房子臭气熏天，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才散去。”
在回忆恶魔的攻击时，马丁·路德经常用到一个粗鲁的词汇“bescheissen”，意思是把粪便泼到别人身上。在恶魔的另一个惯用的伎俩中，黑暗王子的幽灵会“展示他的大便”来侮辱路德。而作为反击，路德也会采用更邪恶的方式。他邀请恶魔“亲吻”或“舔”他的大便，威胁要“把他丢进他的老巢——我的大肠内”，“在他脸上”排便，或者“先把大便排在内裤”，然后“把它们抹到他的脖子上”。
这样一个在大便与茅坑中与最肮脏的恶魔作战过的人，不可能被耍杂耍的特泽尔吓唬到。然而路德对赎罪券代理人的反应并不像历史上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坚决。他没有在腓特烈城堡的教堂门口上“贴上”谴责教皇的纸条。教堂门口通常被用作公告栏，信仰新的宗教理论的神学家会在门口贴上公告，随时准备迎接所有质疑者的挑战。
马丁·路德，这位从德国东部小城出来的中世纪修道士，使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开始回到《圣经》当中。德国电视二台在本世纪初投票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路德名列第二。
路德的时机把握得相当好。他选了11月1日万圣节这一天，因为腓特烈三世在这一天会展示各种圣物，将吸引很多人来观看。1517年10月31日中午，他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disputation for the crification of the power of dulnces，即《九十五条论纲》）与其他神学家的公告一起贴在教堂大门。除此之外，路德还做了一些其他准备。他在当天上午就将论纲的德语翻译版分发给了基督教信徒，甚至还给特泽尔赎罪券的赞助人和受益人阿尔布雷特大主教也送去了一份。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滕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被普遍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
路德的论纲——他一共列举了95条——前面有一段语气温和的序言：“出于对信仰的热爱以及传播信仰的渴望，以下各个建议由文学和神学教师马丁·路德神父提出，并在维滕贝格讨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观点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至少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并不反对教皇有权赦免忏悔者，他反对的只是诸如赎罪券这类将赦免当成买卖的行为，这会降低忏悔的价值，从而让犯罪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尽管如此，路德在论纲中还是提出了一条让罗马教廷无法接受的反对理由。他指出，教皇的赦免权无法到达墓地并将没有忏悔的灵魂从炼狱中解救，更不能减少他所受的惩罚。虽然路德承认教廷可以贩卖赎罪券，但同时他也补充了一条尖锐而又重要的建议，现在看来，这个建议是他自痛苦童年长久压抑以来发出的第一个警告信号。事实上，这是对教廷的直接批评，它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这被认为是蓄谋已久的异教徒行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他写道：“这种不加限制的宽恕行为会使得教民，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教民，由于世俗信徒的一些敏锐的问题而失去对教皇的尊敬，例如：‘为什么教皇没有出于圣爱，或者是考虑到炼狱里的人所受的痛苦，而清空炼狱，只要他愿意用修教堂的钱去赎回炼狱里的人。’”
赎罪券的销售量开始急剧下降，流入教皇口袋的金币越来越少。永久赎罪券更是无人问津——特泽尔的魅力不再了。路德成了新的“蛊惑者”——有人认为他是神圣的，也有人认为他代表邪恶——在16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路德的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欧洲大陆开始传开。
在当时，重大事情往往需要一年多才能传遍欧洲。除了印刷机，就没有其他传播信息的工具了。信息通常由旅行者携带，而旅行则以日历来规划计量时间。最好的旅行安排是从当时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出发。从威尼斯出发，9天后就能抵达那不勒斯；到里昂则需2周；到奥格斯堡、纽伦堡和科隆需要两三周；到里斯本则要花上7周。如果够幸运的话，一个月就能抵达伦敦，但前提是英吉利海峡风平浪静。如果中途碰上暴风雨，那么你就将很不幸地被困在那里。英格兰国王从波尔多出发，即使是天气足够好，也要12天才能赶到伦敦。
然而，如果是爆炸性的新闻，就会经过口口相传很快地在各个村庄传播，甚至传过海峡。这是路德将论纲贴在教堂大门后所发生的真实事情。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各种自发而成的支持或抗议路德的示威席卷了整个德国。路德已经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挑战基督教的最高统治者。
要改变农民们的信仰是困难的。事实上，这种信仰是超自然的。教会的基层人员虽然不太受人尊重，但还是受人喜爱的。而主教和大主教们则不太受人欢迎。在路德声名鹊起之前，在他的家乡，德高望重的天主教徒约翰内斯·简森（johannes janssen）就指出：“主教们热衷于世俗和贪婪，对布道和祈祷漠不关心。”农民们对教皇的态度更难以确定。他们尊重教皇，但没有牧师那样虔诚。在他们看来，教皇不过是个大魔法师。现在他的权威受到了奥古斯丁教义的神学家的公然挑衅。他们期待教皇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击，这样才会继续保持对他的忠诚。如果教皇的魔法失效了，他们就会离他而去。
在向等级森严的教会发起挑战的同时，路德还做了一些其他事情。他打破了中世纪教规的限制。他证明了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神父，这是他在1520～1521年得出的结论。此外，残存的《马太福音》开始流通，农民们终于知道，耶稣和他的十二使徒的同情心是给予受压迫的穷苦大众的，而不是给予那些整天把上帝挂在嘴上的王公贵族的。由于当时欧洲教会和王权是互相依靠的，路德对教会权威的挑战，激发了德国农民要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快一本名为《干草叉约翰》（pitchfork john）的小册子迅速出现在农村，这本小册子宣传了路德对农民的捍卫。现在，他已经成为农民的捍卫者了。
贵族阶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在教皇堕落之前，他们对基督教和世俗的规章制度一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的生活仍然恪守基督教教义，然而罗马教廷的腐败和神职人员的堕落让他们大失所望甚至气愤不已。用路德维格·帕斯托尔的话来说，现在贵族们“一致认为”，“罗马教廷的税收之高已经让人民无法承受了……即使是那些还忠于教廷的人……也认为从财政方面来说，德国对罗马的不满和抱怨是站得住脚的”。现在他们认真倾听路德的信徒们在奥地利、波希米亚、萨克森和瑞士联邦等地的布道，同时在等待罗马方面对此的强烈反应。
1518年4月24日，在海德堡召开的德国奥古斯丁修会会议上，路德被解除了牧师职位。不过与其说这是一场审判大会，不如说这是一场展示自信的个人秀，他充分运用了新的自由，散发了一份谴责经院主义的公开信，并且取名为“荣耀的理论”（theory of glory）。公开信抄写了很多份，在整个欧洲开始流传开，受到各界的广泛讨论，包括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初一直期待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神学家，敢于将经院主义贴上过时的反理性标签，正如对待哲学那样。现在德国的学者们印刷了大量自称是路德教派的小册子。
在英格兰，约翰·克利特已经预感到即将有一场暴风雨袭来——但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动乱中，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教皇的忠诚——然而教廷依旧沉迷于搜刮钱财，毫无积累善行和忏悔的意思。路德发现自己成了几百万遭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双重剥削的穷苦大众的代言人。他们因受到特泽尔这样的强盗的压榨而变得一贫如洗，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这样的苦难，被身穿圣衣者所玷污。路德的心里与他们一样充满了怒火，这种怒火在碰到欧洲最强大的权力代表之后更加与日俱增。双方都试图引用耶稣的话，但在受教会剥削最严重的德国，人们引用的不是《新约》，而是《尼伯龙根之歌》（das lied vofried）将象征荣誉的利剑插进看护尼伯龙根族财宝的龙形巨人法夫纳（fafnir）身体里，故事达到高潮。
代表挑战的白手套已经扔出，但教皇利奥十世却没有将其当回事。阿尔布雷特对此很警惕，他将路德的论纲从美因茨送到罗马，强烈要求对路德严加约束。利奥十世还是未能意识到这次挑战的性质，他认为这不过是奥古斯丁修会和多明我会的一次争论，于是将这件事交给路德所在教区的副主教加百列·德拉·沃尔特（gabriel del volta）负责，让他交给手下的人去解决，即维滕贝格神父、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约翰·冯·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直接处理此事。但德拉·沃尔特的“命令”被束之高阁，当然也就不可能抵达施道比茨那里。事实上，教皇完全忽视了维滕贝格对教皇权威的挑战。
然而，在其他地方，天主教作出了强烈反应。鲁汶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神学传统的据点，以集体名义谴责了路德的论纲。特泽尔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决定作出反击。由于特泽尔是个文盲，而且对基督教教义完全不熟悉，多明我会给他配了一名神学家助手康拉德·维姆皮纳（konrad wips）。1517年12月，一本名为《反论纲一百零六条》（one hundred and six anti-theses）的小册子以特泽尔的名义出现在法兰克福。在这本小册子中，特泽尔没有道歉，没有妥协，他为自己贩卖赎罪券的行为作辩解，这些后来都记录在了《天主教百科》（catholic encyclopedia）中：“对那些与经院主义不相符的神学观点给予毫不留情，甚至是武断的制裁。”次年3月，一个小贩在维滕贝格散发了800份小册子，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们将他围起来，买下所有小册子，然后全部在广场上焚毁。
作为反击，路德也写了一本名为《放纵与优雅》（dulnce and grace）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将他的“叛逆”暴露无遗：“如果那些追求享受的人妨碍了我的信仰，还把我叫作异端学者，我将不屑与他们争论，因为只有对《圣经》没有任何了解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教廷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特泽尔已经成为教会的包袱，于是建议教皇将其赶走。教皇最终同意了，并且接见了当时服务于罗马的具有贵族血统的萨克森牧师卡尔·冯·米尔提兹（karl von iltitz）。等这件事告一段落之后，教皇告诉米尔提兹，要他立即前往欧洲北部去解雇早已名声扫地的特泽尔。
但现在要赶走特泽尔——德国东正教神学家们在全力替他辩护——已经不太可能。大主教阿尔布雷特私下斥责了特泽尔之前做得太过分，但在公开场合，天主教的上层还是协调一致，拒绝讨论任何妥协。在罗马，一位德国大主教要求对路德启动异端邪说的审判，多明我会则要求立即弹劾他。当时中欧最有名望的神学家，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副校长约翰·厄克博士（dr johann eck），在他写的小册子《方尖塔》（obelisks）中对路德的论纲进行了攻击，指责他玷污信仰，传播“毒药”。教廷的文学艺术审查官出版了《对话》（dialogue）进行附和，重申“教皇的绝对权威”。而科隆的雅各布·冯·霍赫斯特拉藤（jakob van hoogstr&228;ten of logne）甚至要求将路德钉在火柱上烧死。
路德也以笔为矛作出了回应。1518年4月，在厄克对他展开声讨后的一个月，他发表了《决议》（retiones），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它表面上向教皇展示了路德的循规蹈矩和屈服。在送给教皇的一份抄写本中他这样写道：“我匍匐在您的脚下，全心全意。鼓动、消灭、召集、撤回、许可、指责，似乎对您来说都是善行。我承认您的声音就代表上帝，因为上帝就活在您的心里。”不过这些话与后面的文章完全相悖。《决议》含蓄地否认了教皇的绝对权威性，暗示他要对基督教教会会议负责。这本小册子继续“诋毁”圣物、朝圣者、对圣徒权力的过渡吹嘘以及罗马教廷［“罗马……现在嘲笑好人；放眼整个基督教界，有哪里会像巴比伦（暗喻奢华淫靡的城市）似的罗马这样随意嘲笑最好的主教呢？”］。他公开宣布基督教赎罪券政策的基础——最早要追溯到300多年前——是毫无根据的。这位来自维滕贝格的修道士已经变得更加自信了，而且随着自信心的增加，他的独立感越来越强烈。
利奥十世对此大为震惊。放弃赎罪券？在教皇面临破产的时刻？他正在重建教会，发动战争，为晚宴聚会筹集资金，为招待拉斐尔、洛托、维基奥（vehio）、佩鲁基诺、提香、帕尔米贾尼诺（pariano）、米开朗基罗准备美酒。教廷对各种预算花尽心思，最终账单缠身。现在一个德国的修道士——不过是个修道士——竟然敢对梵蒂冈教会收入的一大支柱指手画脚。教皇传唤马丁·路德到罗马。
教皇利奥十世（1475～ 1521）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他与路德的斗争使得统一的西方教会最终解体。
但这一传唤被拒绝了。因为一旦接受，会带来很大麻烦——这样的先例数不胜数。路德至少会被发配到意大利一座偏僻的修道院，在那里，用不了一年时间，他和他的思想就会被人们遗忘。因而路德向英明的腓特烈请求帮助——腓特烈三世之前曾表示，作为德国的诸侯，他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子民免受引渡。最终腓特烈三世同意了路德的请求。他对这个富有争议的奥古斯丁教义者还是充满好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期间负责整理书籍，不像利奥十世那样从来不碰任何书籍）。应腓特烈三世的请求，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时的奥地利皇帝）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这位哈布斯堡皇帝尽管还有5个月就要离世了，但此时政治头脑仍然一点也不糊涂。凭借着政治上的老奸巨猾，他打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王朝，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家族。他时刻在关注德国正在上演的政治与宗教斗争。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写给腓特烈三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好好照顾那个修道士。”他认为将路德交给教皇在政治上来说是个愚蠢之举，反教会思潮正在全德国迅速蔓延。
很快，神圣罗马帝国国会召开紧急会议，这证实了他的看法。皇帝收到罗马方面的请求，将德国所有的诸侯都召集到奥格斯堡。利奥十世告诉他，自己正在准备组织一次针对土耳其人的新的十字军东征，需要征收附加税来支持。国会拒绝了教皇的请求。这一行为非同寻常，但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腓特烈三世曾经为教皇从臣民中征收了一笔税款，但他决定扣下来用于建造维滕贝格大学。其他诸侯也因此受到鼓舞。梵蒂冈向诸侯们索取的就是钱，钱，更多的钱。他们认为，圣职买卖费、圣职首年捐、教会诉讼费已经让神圣罗马帝国不堪重负。此外，他们之前赞助了教皇的多次十字军东征，最后却得知这些东征都被取消了，但钱却没有退还给他们，而是被用来在意大利修建教堂。况且之前所有东征都以失败告终。真正让诸侯们担心的不是土耳其人，他们一致认为，基督教世界的真正敌人是被他们称为 “罗马的地狱犬” 注63 的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给教皇写了一封措辞缓和的信，在信中他向教皇保证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异教徒，但同时也建议要对路德妥善处理。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教皇利奥十世同意取消传唤路德来罗马。取而代之的是，在1518年秋，教皇命令他与教皇特使——红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多明我会总会长托马索·德维奥（toa de vio）——在奥格斯堡举行会谈。10月7日，路德带着皇帝颁发的安全通行证抵达奥格斯堡。现在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尽管红衣主教迦耶坦并没有威胁他。这位红衣主教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学识渊博，已经出版了9本关于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aas）的《神学大全》（suica）的评论著作。然而，他们的会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且由于这两人都是各怀目的而来，最终会谈破裂。路德原本准备讨论宗教改革的计划，但这位主教是教会制度的坚决捍卫者。考虑到他的学术背景，他忽视路德的教授身份就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他自恃自己是多明我会总教长，把这位来自维滕贝格的修道士看作教会最底层的一员，对方应表示对教长的顺从，不能公开批评他。红衣主教迦耶坦最后说，唯一的问题是要宣布对路德的惩罚。
1518年10月7日，路德（右）与红衣主教迦耶坦（左）会面。
事实上，红衣主教早已作出了决定：冒犯者必须公开撤销诋毁言论，且发誓不再质疑教皇权威。对此路德当即拒绝。红衣主教恼羞成怒，解除了这个不知悔改的神父的教职，并下令以后不许再出现在自己面前；除非他双膝跪地，无条件地撤回之前言论。随后，红衣主教秘密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谴责路德的公告，并派特使立即送给英明的腓特烈。
这一切都被暗探看在眼里，并立即报告给了萨克森议员们——在当时，暗探无处不在，每个国王专制国家都会在另一国建立间谍网，而最大和最严密的间谍网位于梵蒂冈。据可靠情报，路德即将被戴上脚链押往意大利，于是他被秘密地从侧门转移出去，藏在一辆马车内，匆忙逃离了这座城市。这个过程相当惊险，因为教会正准备诱捕他。红衣主教迦耶坦再次写信给腓特烈三世，要求立即将路德押往意大利。这一要求再次遭到拒绝。虽然路德的处境暂时安全，但他还是流亡在一个暂时还没有决定引渡他的国家。
在安全回到维滕贝格后，路德把与红衣主教的争论写成了生动的文字，散发到德国各地。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这是我的拙作，请你以圣保罗的名义替我证明一下，现在的罗马教廷是不是受到一群反教会人士的把持。”路德及其追随者的言语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他们对教皇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藐视。教皇再次要求他来罗马忏悔，并且答应提供旅途费用。路德又一次觉得自己在维滕贝格是危险的，而且这种危险与日俱增。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会不择手段地审判异端邪说。欧洲所有国王都有义务将教会认定的异端者交给教会。不过最近教皇对执行这一权力越来越谨慎。随着教皇影响力的下降，很显然迟早有一天会有无视法律的君王会连教皇也藐视。现在这一警戒线开始变得模糊。没有任何君王拒绝移交异端者——成千上万的人因触犯了教会而被绑在火柱上活活烧死，尽管他们的“罪孽”远不像路德这样明目张胆；任何胆敢挑战教皇权威的人都会被判成异端者，要被处以死刑。在路德之前，德国有4个人因叛教而被处死，而他们的罪名与路德的罪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埃尔福特的约翰·冯·韦赛尔（johan von wesel of erfurt），与路德一样，也是名教授，也抵制赎罪券，并且告诉学生：“我鄙视教皇、教会、委员会，我只崇拜耶稣。”尽管后来他被迫收回了这些言论，但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奥格斯堡的约翰和卢因兄弟及韦赛尔·甘斯弗特（wesel gansfort）。前者宣称赎罪券是场骗局，后者则彻底否认赎罪券、赦免和炼狱，声称《圣经》是信仰和救赎的唯一来源。
路德后来这样说到甘斯弗特：“如果我早拜读了他的作品，那么我的敌人也许会认为我是从他那里继承了所有思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心有灵犀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其他人，如果他们有罪，那么路德也有罪。他在印刷出版物、布道台和讲台上公开藐视梵蒂冈。所缺的不过是在一个教会机构前正式承认。然而在1519年6月27日，在从奥格斯堡逃离8个月之后，路德无意间在莱比锡普莱森堡（pleissenberg）的一个满饰挂绣帷的大厅内给对方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事实上，路德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缺席莱比锡大辩论。路德的委托人是他在维滕贝格大学的同事安德里斯·博登斯坦（andreas bodenste），根据其籍贯，后人通常叫他为“卡尔斯塔特教授”（profesr karlstadt）。在约翰·厄克针对路德的论文发表了《方尖塔》后，卡尔斯塔特与天主教会也开始直接发生冲突。当时路德正在海德堡忙于准备奥格斯堡会晤，其论点只有书本后面的潦草笔记。而卡尔斯塔特迫切希望能参加这场辩论，准备了一本写有379条论点的手稿，在发表前又增加了26条新论点。现在因为厄克的挑战，路德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卷入了这场大辩论的漩涡之中。
这场辩论现场座无虚席。大部分听众都是神学家和贵族，不过还有一个由维滕贝格学生组成的特别代表团，他们手持木棍，时刻准备为他们的教授而战。他们的眼睛时刻注视着辩论的主席——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乔治公爵是英明的腓特烈的堂兄，但与腓特烈三世不同，他是个顽固的保守分子，因而对路德充满了敌视。路德出席辩论完全是出于个人忠诚。他是名英勇的战士和出色的辩论者，但卡尔斯塔特则完全不是，尽管他也有一定才华。厄克企图在辩论上彻底击垮路德。路德清楚厄克完全有能力做到，但想看一下自己离开大厅时受挫的场景。
路德与厄克在辩论中。
最终，厄克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之后，他大肆宣扬自己的获胜——他确实有这个权利。当路德加入辩论、支援同事时，厄克巧妙地给他布下圈套，把他逼入死角。辩论一开始按部就班，主要争论的是一个世纪前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晦涩的问题，包括改革教会、结束基督教分裂（当时有3个互相对抗的教皇）和镇压异端。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用意，路德按照厄克的指引，坦率地讨论了波希米亚殉道者扬·胡斯的悲惨遭遇。
作为捷克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胡斯一直希望建立波希米亚国家教会。在担任圣职后，他兼任了布拉格大学校长和哲学系主任。他在布拉格一边授课一边布道，随着波希米亚人民族认同感的上升，他的声望也达到了最高。由于他试图结束神父们的恶习，最终得罪了教会的上层人士。尽管被开除了教籍，但他还是在波希米亚国王温塞斯拉斯四世（wencess 4）的庇护下继续传道。
之后胡斯逐渐疏远教会上层人士，这使得波希米亚国王颇有怨言。1411年， 对立教皇 注64 约翰二十三世为了支付战争开支，要求捷克购买大量赎罪券。而胡斯则认为战争是世俗世界的事物，利用教会的权力去支撑战争是不可接受的。由于教皇答应温塞斯拉斯四世能够从贩卖赎罪券所得的钱中分得一部分，因此国王开始公开反对胡斯。胡斯不得不在农民信众的保护下躲藏起来，同时著书写作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414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召开，他接到发表演说的邀请。他接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颁发给他的安全通行证，但这无疑是自投罗网，因为西格斯蒙德出卖了他，将他交给了分裂教皇（schisatic pope）。随后，胡斯被敌对方组成的审判团判为异端分子，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如果路德赞同教会对胡斯的处罚，甚至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的改革运动会陷入失败，而他本人也会被世人，甚至自己的学生所鄙视，认为他是个懦夫、虚伪之人。恰好相反，路德表示即使是大公会议也可能出现失误。他公开宣称胡斯是对的，他的宗教思想也是对的；那些背弃、谴责他的人才是厚颜无耻的、让教会蒙羞的人。
这么做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不过它也带来了严重后果。路德一开始只是在赎罪券问题上与罗马教廷有些分歧，而现在他已经在基督教世界公开挑战教皇权威，在所有欧洲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个不思悔改、绝不忏悔的“叛教者”。路德对此当然非常清楚，他一走出普莱森堡，就被学生们簇拥保护起来，但他本人却早已惊出了一身冷汗。
扬·胡斯（约1369～1415）是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最终以异端的名义被下入监牢中。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监禁后，胡斯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
在路德被羞辱后的第二天，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聚集在法兰克福，推选新的皇帝，因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已经在6个月前去世了。在教皇利奥十世看来，选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继任者要比弥合天主教的分裂重要得多——这从侧面也说明教皇分辨不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历史学家们相信，路德本来可以被镇压住，只要作为基督代理人和基督教精神领袖的教皇能采取果断行动制止他。但教皇从一开始就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专注于其他琐屑事情，每晚在书籍上花了过多时间。利奥十世不是博尔吉亚家族那样的人，他在很多方面都比路德要受人尊重。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族长，他是位诗人，而且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赞助者之一，酷爱文学艺术，尤其是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在对待文学上他也足够包容，当读到伊拉斯谟针对他的讽刺作品时，他只是一笑置之，甚至欣赏人文学者这样描述教会统治者，这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写作，当然前提是他们要用拉丁文写作，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不会在目不识丁的大众中引发骚动。
“选帝侯”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制度让神圣罗马帝国成功延续了八百多年。
但教皇身边的人认为利奥十世有三个性格缺陷：见识肤浅，挥霍无度，缺乏判断力。而最后一个是他的致命缺点，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的衰弱。由于教皇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维滕贝格的“毒瘤”逐渐扩散。而利奥十世对此毫无察觉，直到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3年，他才对路德下达最后通牒，而这个时候德国的局势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尽职尽责的教皇都可以在1517年之前就平息这次叛乱，他可以命令腓特烈三世使这个桀骜不驯的奥古斯丁教义者保持沉默、将之逮捕，甚至对他实施火刑。然而利奥十世出于世俗事务的原因，一直在讨好腓特烈三世。当时很多人都清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很快就会驾崩，欧洲所有的诸侯都有资格继承他的帝位，尤其是有3个实力最强的国王希望最大，他们分别是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以及西班牙年轻有为的卡洛斯一世。
亨利八世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也没有兴趣去竞选皇帝。这位精力充沛的英格兰国王只对真正的权力而非虚幻的权力感兴趣。他很清楚，尽管这个头衔看上去很诱人，但帝国实力早已不复当初。现在它的名字已经改成德意志罗马帝国，成了一个松散的帝国。皇帝的影响力只局限在他自己的王国里。皇帝由七大选帝侯推举而出，他们分别是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教、莱茵—普法尔茨伯爵、波希米亚国王、勃兰登堡侯爵，还有路德的赞助人——萨克森—维滕贝格公爵腓特烈三世。
与亨利八世不同，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一直在觊觎皇帝宝座。尽管这个皇帝只剩下了个空头衔，但还是有很强的号召力，而且与教皇关系紧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已经证实过，只要利用得好，还是能够用这个头衔赚取巨大利益的。然而教皇利奥十世并没有看中卡洛斯一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新的皇帝如果过于强势，就会掌控整个德国，并将德国与法国或西班牙联合起来，从而破坏意大利自1494年以来对欧洲权力的制衡。利奥十世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实力相对弱小的诸侯，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在选帝侯中资格最老，这最终让利奥十世选择了他。这也是当初腓特烈三世对路德从轻发落时，利奥十世没有表示反对的原因。除了利奥十世，任何教皇都不会派一位枢机主教去和一名修道士讨价还价——迦耶坦红衣主教误解了他被派往奥格斯堡的使命，因为按照以往的情况，这种使命本身就很隐晦——也不会容忍路德的小册子这样侮辱教廷，并且从维滕贝格扩散开来。为了取悦腓特烈三世，利奥十世甚至派遣冯·米尔提兹到维滕贝格，授予他“黄金玫瑰”（the golden rose），这是教皇给予诸侯的最高荣誉。利奥十世希望借此增加萨克森公爵在法兰克福选帝会议上的成功率。而腓特烈三世作为一个正直讲信誉的人，直接将米尔提兹打发回了罗马。
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举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并没有放弃，他打算像博尔吉亚竞选教皇那样成为皇帝查理五世——用钱买皇帝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债台高筑，但他有很多抵押品。他统治的领土不仅包括西班牙本土，还包括西西里、撒丁岛、那不勒斯、西班牙海外属地，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荷兰、佛兰德斯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té）的租借地。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早已过时，但“价格”却并不便宜；他的“赞助费”——给选帝侯的明码标价的贿赂——达到了惊人的85万达克特金币，其中543万达克特币是向富格尔家族借的。
在欧洲人心目中，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00～1558），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也开启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
德国的实力，一方面与路德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富格尔家族及其同行。他们不管借款人的头衔有多高，都坚持必须要按时还款；当新的皇帝拖欠还款时，雅各布·富格尔二世威胁要揭发他：“众所周知，没有我的帮助，陛下是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的，我手上有所有选帝侯写的证明。”他这样赤裸裸地写道，并威胁说一定说到做到，除非卡洛斯一世立即声明“把借我的所有钱连同利息立即偿还给我，不得延迟”。最终卡洛斯一世被迫进行了偿还——主要是通过授予富格尔家族在西班牙征收税款的特权。
卡洛斯一世如愿以偿地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加冕典礼要在一年后举行。这么长的时间足够结交盟友、宣战并赢得战争、改朝换代或者推翻选帝侯的决议。教皇利奥十世顽固地拒绝承认失败，不承认卡洛斯一世的皇帝身份，而且继续讨好英明的腓特烈。他似乎准备无限制地容忍维滕贝格的叛逆，相信这个问题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路德及其追随者的矛盾心理更加深了他的这一想法。在莱比锡大辩论前，路德就经历了认同感危机，他一直在尝试为教皇权力和教皇关系下定义。1519年1月，与冯·米尔提兹于阿尔滕堡（altenburg）会晤期间，他似乎也在急于维护基督教的统一，表示只要他的敌人不再攻击他，那他也不会再主动攻击。他甚至准备发表声明，承认向圣徒祈祷的意义和炼狱的存在。他也愿意要求追随者与教会和解，甚至承认赎罪券对于减轻触犯教规罪孽的作用。他还给在修道院已经奄奄一息的特泽尔送去一封书信，表示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这场宗教大冲突中微乎其微。在3月份，路德甚至给教皇送去一封臣服信。
年轻时候的路德修士——在他28岁时——第一次目睹了天主教首都并对它顶礼膜拜。当时，作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他在圣迹前屈膝跪拜，在罗马圣坛前瞻仰，并且跪着爬上了圣阶。现在他怀着同样的激动心情给教皇写信。教皇很快给了他友好的答复，邀请他前往罗马忏悔，然而就在此时，路德内心的挣扎开始加剧。最终，他再次拒绝了利奥十世伸出的橄榄枝。毕竟，维滕贝格是“叛教者”的庇护地，而且随着他“黑暗的灵魂”逐渐显现，最终他彻底地与罗马分道扬镳。创造历史的路德——任性、无私、固执、虔诚、聪明、藐视知识和艺术，但有着很强的信仰，受到纯粹的、新发现的基督教精神所驱使——就这样诞生了。
在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路德这样分析自己的喜怒无常：“我是为战斗而生的，与各种派别、魔鬼作斗争，所以我写的书都是激烈的、好斗的。我必须清除残枝败叶，拔掉所有荆棘，填满沟渠壑谷，同时我也是个激进的林务员，负责开辟道路并将其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第二次违抗教皇后，路德在给腓特烈三世的牧师乔治·斯帕拉丁（ spat）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也不知道教皇究竟是反基督教者还是圣人。”他以一种温和而又充满革命性的语气写道， “必须要发动一场基督教和世俗世界的革命。” 注65
路德的追随者也和他一样脾气暴躁，暴躁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们越来越——尤其是在莱比锡辩论后——像一支暴乱的军队，维滕贝格是司令部，而上帝赞美诗则是进行曲。路德的支持者也写过一些论战文章，但都没有他写的那样激烈。
在读完教廷写的冗长的、毫不妥协的和宣称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文章后，他发表了《典范》（epito）一文，开头就将罗马称为“被鲜血染红的巴比伦”，而教廷则是撒旦的犹太人教堂。要放在3年前，看到这样辱骂教皇的文章，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更不用说还要自己动手写。现在，这还只是个序幕。
他写道：“教皇职位是恶魔的教堂。”“恶魔设立了教皇职位。”“恶魔通过教皇来统治教民。”“恶魔给罗马带来了淫乱和堕落。”他写道，除非“天主教徒”抑制住他们的愤怒——好像他自己就很温和似的——“没有任何补救方法，除非真正的基督徒拿起武器战斗……用利剑而非文字来解决问题……既然我们用绞刑台来对付小偷，用刀来对付强盗，用火刑来烧死异教徒，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拿起武器去攻击那些罪恶之徒，那些枢机主教、教皇，以及所有让基督教堕落的 所多玛 注66 之民，让我们的手上沾满他们的鲜血呢？”
教皇利奥十世的宽容似乎是无限的，但路德的上述言论未免也太过分了。抗议赎罪券的滥用在那些严守教规的人的眼里被视作是异教徒的行为，煽动谋杀更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如果罪犯是个愚昧无知的平信徒，那么怂恿消灭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就犯了重罪。作为一名声名显赫的神学家，教皇没有及时制止住叛教行为。这一年6月，警惕性很强的厄克（现在正在全力追查异教徒首领）抵达罗马，同时带来路德新的布道手抄本，该布道公然质疑教皇革除教籍的权力。此外厄克还向教皇详细报告说路德及其追随者正在中欧和瑞士肆无忌惮地传播“异端邪说”。在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典礼上，利奥十世与卡洛斯一世正式达成和解，并开始采取行动。1520年6月15日，利奥十世宣称教皇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杂草已经蔓延到上帝的葡萄园”，于是发布了《主，起来吧》（eur doe）通谕，其中包含42条谴责路德异端的论点，下令焚毁路德的所有作品，要求他悬崖勒马，重回正道，并且限令他于60天内来罗马，宣布放弃异端邪说。
然而，60天过去了，路德仍然还在维滕贝格，教廷最终颁布了将他开除教籍的通谕。不过这份通谕并不是利奥十世签署的，而且在他的坚持下，它也没有成为最后的《宜乎罗马教宗》（decet roanu pontifice），从而避免了把路德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尽管如此，路德还是被公开点名并受到谴责。所有基督徒都不得听他说话，也不能和他交谈，甚至连看他一眼也不能。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宗教仪式都必须暂停举行。他被宣布驱离教会，任何国王、诸侯和贵族都不得接纳他，并且有义务将他押送到罗马。
这就是1520年6月15日，利奥十世发布的《主，起来吧》通谕的封面图。通谕限令路德在收到通谕之后的60天内来罗马，并宣布放弃异端邪说，否则将把路德逐出教会。然而由于支持者的阻挠，路德在10月10号才收到通谕，并且在60天后当众将通谕烧毁。
路德随后写了一系列讽刺的小册子以作为反击。当得知自己的书在罗马被焚毁时，他决定采取一个高调行动来表达对教皇的藐视。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大学同事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早上，将维滕贝格大学“虔诚而又好学的”学生聚集在城外的埃尔斯特门附近。他们在那里早已准备好一堆篝火。情绪激动的学生将大学图书馆的书架清空，并点燃了书籍。最终路德出现，手里拿着教皇的通谕，将它扔进火堆，同时口中念叨：“因为你败坏了上帝的真理，愿上帝在熊熊大火中将你毁灭。”大火一直持续到傍晚。第二天路德又召集学生。这一次他公开宣称，任何拒绝与教廷断绝关系的人都不会得到救赎。杜兰特后来这样写道：“路德已经将教皇开除出教籍了。”
1520年12月10日，路德当众烧毁了教皇通谕。至此，路德被迫与教廷彻底决裂。
烧毁教皇的通谕当然是死罪，但路德没有犯法，因为这个通谕本身就是违法的。在混乱的梵蒂冈，教廷从内到外都被“背叛”了。60天通牒的倒计时从《主，起来吧》颁布的6月15日开始算起，到8月14日谴责路德为止。然而，按照当时教会的法律，这一“恩典”的开始时间应该从路德收到通谕的那一天算起，这样其谋反者的罪名才真正成立。
路德原本应该在7月底就能收到通谕。当时正值夏季，气候干燥，从罗马到维滕贝格这段路程，任何信使都能在7个星期内走完。然而直到10月路德才拿到通谕。这种不公正本身并不重要，而路德烧毁了通谕以及与教皇的联系。这一延迟的意义在于对破坏者的身份识别上。在罗马任职的德国大主教将通谕扣留了近4个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代表了广大德国民众的意志。拯救路德的不是他事业的公正性，而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衰弱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他的祖国以及欧洲所有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新事物：民族国家。
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民族，它们关系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一直势不两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自从5世纪以来，中欧民族在对待教皇的态度上既有虔诚恭顺，又有敌视不满，他们清楚地记得，当时阿拉里克率领他们的祖先洗劫了罗马。他们也记得——痛苦的回忆——600年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如何羞辱他们的国王，迫使他在卡诺萨的雪地里跪了整整三天三夜才赦免他。尽管德意志的权力还分散在300多个大小不一的公侯手里，但作为德意志民族，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从而产生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共同点也许会有所夸大，但他们开始觉得自己都属于德意志民族，卡诺萨之辱和其他旧伤被重新打开并得到调治。
罗德里戈·博尔吉亚，也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500年正式颁布永久赎罪券，之后德国的朝圣者穿过勃伦纳山口，带回梵蒂冈的大量荒唐故事。但德国兴起的反教会思潮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流言。对于一个在民族精神下团结一致的民族来说，梵蒂冈的专制和蛮横越来越难以忍受。罗马声称任何君王只有受到教皇的承认才是合法的。理论上，任何皇帝、国王和公侯如果顶撞了教皇，都会被废黜，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神职人员就像后来的外交官一样享有法律豁免权。法官不能审判处罚任何神父，即使他犯了强奸和谋杀罪，而且一旦世俗法庭和宗教法庭发生冲突时，教皇通常会偏袒宗教法庭。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差点与梵蒂冈关系破裂。1508年，因为威尼斯的反对，他被禁止前往罗马举行加冕仪式。分裂者比萨大公会议（uncil of pisa）推举他为教皇，但他拒绝了，一年后他开始考虑将德国教会从教廷中分离出来。尽管最终他被说服不可能获得德国诸侯的支持，但他还是命令人文学者雅各布·维姆菲林（jakob wi）起草了一份控诉教皇的文书。
维姆菲林在控诉书的最前面首先抗议梵蒂冈有系统地对德国纳税人、实业家和贵族进行洗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宣称教皇在德国境内搜刮的钱财比他本人的收入要多100倍——这当然是夸大；至于商人，作为德国社会兴起的最有活力的阶层，发现自己在与不用纳税的寺院经济相竞争。在路德出现并且领导愤怒的同胞之前，美因茨大主教的助理就在写给意大利枢机主教的信中愤怒地写道：“税收不仅苛刻，而且不能有任何延误……战争什一税甚至在未咨询德国教长的同意下就开始征收。原本要在德国国内处理的诉讼案也被匆忙地转交给宗教法庭。德国人被当成富有的、愚蠢的野蛮人，受到各种方式的残酷剥削……德国多年来一直处于落后境地，抱怨自己的贫穷和悲惨命运。但是现在她已经从睡眠中清醒；现在她已经挣脱枷锁，重新赢回祖先的自由。”
他的同胞、牧师，甚至教长也这样认为。贝特霍尔德·冯·亨尼伯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大主教这样写道：“意大利人应该为德国人的服务支付报酬，不能让教会机构一直这样勒索钱财。”但他的话被忽视了。虔诚的教民与教会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当卡尔·冯·米尔提兹到阿尔藤堡会见路德时，他惊奇地发现至少一半的德国人都反对梵蒂冈。这样的情况在萨克森尤其严峻，以至于米尔提兹对当地人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给予回避，而且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否认自己是受教皇委派而来的。
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对教会和神父的憎恨情绪正在德国各地民众中蔓延……‘杀死神父’的口号已从秘密转为公开。”虽然教皇本人还没有察觉到这种与日俱增的不满，但教廷却很清楚。为了防止叛乱之火燃起，教廷决定德国可以不再受异端裁判所管辖。而早在1516年，即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大门的前一年，教皇身边的一个重要幕僚就提醒他要警惕中欧可能发生的“叛乱”。
这个人叫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拉丁名字叫谢罗尼莫斯·阿雷德（hierony aleander）。他来自威尼斯，当时只有40岁，长相英俊，弯弯的眉毛，目光犀利，嘴巴噘起，一副教授的模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看法还算恰当。阿莱安德罗是位知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他是一名人文学者，而且未来还会成为枢机主教，同时也是欧洲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巴黎大学校长伊拉斯谟的同事，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是威尼斯和奥尔良受人尊敬的讲师。他也是个做事果断的人，未来将成为路德强劲的天主教对手。阿莱安德罗在访问奥地利期间，就已经预感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暴动”。他告诉教皇利奥十世，他在奥地利一直听到当地人嘀咕着期待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带领他们反对教皇。
阿戈斯蒂诺·维纳齐亚诺（agosto veneziano）于1536年创作的关于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的一幅版画。
当教皇发出一份对整个基督教界都有约束力的通谕时，按照惯例，他要派遣德高望重的特使携带通谕副本，将其贴在人群聚集之地。利奥十世的《主，起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份通谕，而负责将路德的“丑闻”带到全德国的教皇特使便是阿莱安德罗和约翰·厄克。被选为特使是件荣誉之事，厄克还沉浸在一年前的莱比锡辩论中战胜路德的喜悦中，于是欣然出发。
而阿莱安德罗则想起了自己之前的预感，因而没有那么乐观。早在接受这项任务时，梵蒂冈方面便警告说对他们的“接待”可能不会一帆风顺。虽然路德在罗马已经受到谴责，但在北方地区依然广受拥戴。他的支持者包括帝国的侍卫长、七大选帝侯之一的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n），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希通，诗人、纽伦堡议员拉兹阿拉斯·斯蓬勒（zaras spengler），将希腊古典文学翻译成拉丁文的翻译家威廉巴特·匹克海姆（willibald pirkheir）。阿尔布雷特·丢勒也在为路德祈祷。卡尔斯塔特也响应路德，出版了《天主教圣经正典》（de canonicis scripturis libels），这是一本赞扬《圣经》，谴责教皇、使徒书、传统和大公会议的小册子。就连美因茨的阿尔布雷特大主教也一直在包庇这些叛教者。
这些都是德国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滕却不是以保守出名；他以新路德宗（theran church）的身份创作出了言辞激烈、充满火药味的作品。为了呼吁德国人从罗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出版了一份古希腊的手抄本，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祖先”——哥特人和匈人——“即使在罗马的军事实力最强的时候，也绝不向罗马人屈服，我们不会向贪婪好色、没有阳刚之气的奴隶屈服，也不会把我们自己的命运交到那些荒唐的牧师手里”。伊拉斯谟要求他保持沉默，但他的言辞越来越犀利，反抗越来越剧烈。1520年，他发表了要求从罗马独立的《谈话集》（spr&228;che），以散文式的对话，将梵蒂冈称为“庞大的吸血虫”，并且还补充道：“教皇是强盗头目，他的手下占据了教廷……整个罗马都被罪孽所笼罩。难道我们不应该将这种受诅咒的人包围并驱逐出去吗？”
厄克和阿莱安德罗开始小心翼翼地行动。在多贝尔恩（d&246;beln）、图高（turgan）和莱比锡，印有醒目红字封印的教皇布告被撕下来。厄克大吃一惊。在莱比锡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一年前厄克还与路德在这座天主教城市辩论，并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原以为自己会受到众人的尊重和崇拜的。但维滕贝格的异教徒藐视任何惯例。事实上，谦虚的路德在普莱森堡犯了个严重错误。在埃尔福特，很多教授，甚至包括神父，都鄙视厄克、阿莱安德罗和教皇通谕；之后一群暴动的学生抵达，将剩余的所有通谕扔进河里。厄克惊恐万分， 连夜逃走 注67 。
阿莱安德罗则表现得沉着冷静——至少在当时如此。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他也被这种局势吓到，从黑森写信给教廷：“所有德国人都拿起武器反抗罗马……教皇颁布的驱逐路德出教会的通谕被公开嘲笑。很多人都拒绝接受忏悔仪式的圣餐……画家画了马丁的头像，并给他涂上光环。人们亲吻画像，并且争先恐后地购买，以致我连一张都没有获得……我也不敢在大街上走动，因为德国人会手握刀剑，咬牙切齿地盯着我。我希望教皇能够给我一张永久赎罪券，并且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替我照顾好我的兄弟姐妹。”
路德在维滕贝格一切顺利。1520年6月11日——《主，起来吧》通谕颁布4天前——他写信给施巴拉丁（spat）：“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现在对罗马的愤怒充满了鄙视，正如之前我崇拜他们一样。我至死都不会与他们和解……让他们谴责我，烧毁我的作品吧，我也会以牙还牙地反击……现在我不再害怕，我将出版一本德语的宗教改革书籍来反对教皇，用对待反基督者那样的暴力语言反对他。”
“我将出版一本德语的宗教改革书籍……”尽管路德性格怪僻，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一些是被人指责的，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一开始有人认为他愚蠢，但1520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却推翻了这种观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教皇的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路德拥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他不仅领悟到了德国正在兴起的强大的民族精神，也想到了一种能够好好利用这种精神的方式。
之前提到过，像罗马帝国一样，中世纪的诸侯，只培养一群语言学精英，而让广大人民目不识丁。上层罗马人士学的是希腊语词汇和语法，尽管这些词汇和语法与拉丁语相冲突。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很多帝国臣民都看不懂严肃的文本。他们的继承者延续了这种做法，将拉丁文定为官方用文。
随着大量口语化的新词开始涌现，崇拜古典的人文主义学者事实上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他们强烈抨击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因为这些人用托斯卡纳或意大利方言写作。意大利16世纪时期的知识分子，例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卡斯蒂利奥奈等，都用托斯卡纳语和意大利语发表作品，这股思潮就是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法国、卡斯蒂利亚、葡萄牙，甚至还有英格兰——都在用本土语言出版作品。
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拉丁语则完全如天书一样晦涩难懂。所有人——除了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以及腰缠万贯的贵族——都看不懂统治者颁布的正式公告、法律和声明；听不懂礼拜仪式、赞美诗和教会的神圣仪式；当然，也看不懂《圣经》。即使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他们也看不懂，更不用说政治宣传的小册子了。当然也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外，例如英格兰的约翰·高尔（john gower）、杰弗里·乔叟、威廉·兰格伦（williand）以及法国的弗朗索瓦·维庸。然而，维庸是个很特别的例子。其他法国人认为严肃的作品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写作，因而都用拉丁语来创作，这些作品被戏谑地称为“高贵的修辞本”。
在路德的祖国，塞巴斯蒂安·勃兰特的《愚人船》是部独一无二的巨著。尽管如此，勃兰特并非人文主义学者，其作品也不能代表文艺复兴；相反，他是中世纪思想的代表者。虽然德国也出现了本土语言的文学作品，但这些由古登堡的继承者出版的书大都是一些轻松的娱乐作品——民间故事、古代国王的史诗、 布伦希尔德 注68 的传奇67——它们像糟糕年份生产的劣质酒一样倒给教民。这些教民听不懂牧师的布道，更不用说3年前在维滕贝格发生的、让教皇夜不能寐的一系列大事。
这是1549版的《愚人船》的封面。这部由塞巴斯蒂安·勃兰特于1494年创作的讽刺长诗并“不是文艺复兴的胜利，相反，它是中世纪思潮的全面体现”。
另外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萨克森、奥地利、黑森、波美拉尼亚、巴伐利亚、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维斯特伐利亚等地的大部分贵族——在接下来的冬季即将决定路德命运的小诸侯——同样不会拉丁语。只有富人才能为孩子请得起拉丁语教师。当时的中欧确实有一些有钱人，但他们都是商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商人是不能成为贵族的。冯·胡滕尖刻的小册子对于他们和农民都是一堆废纸。但是和农民一样，他们懂方言。拉丁语表达准确，充满节奏感，富有逻辑，对学者来说是精神大餐，但是路德清楚，只要他用简单的德语向信众演说，便可以让自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更加有辩服力，更加能打动人心。
在德国马丁发表的第一份抗议是《高尚的布道》（seruten werken），时间是1520年6月，即教皇颁布《主，起来吧》通谕后几天。紧接着，他又发表了3本抗议小册子，第一本是《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全名是《关于基督教改革而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r the refor of the christian estate）——以及最后一本：《论基督徒的自由》（on the freedo of a christian an）。总而言之，这些小册子对罗马天主教的虚伪、圣礼、神学阐释及世俗宗教事务等进行了毫无保留（甚至是无情）的攻击。
所有小册子都猛烈抨击教皇（“啊，教皇，你不是最神圣的人，而是最邪恶的人。上帝会把你从皇位上赶下来，把你打入无底深渊！”），并赤裸裸地激发了德国的爱国主义。从这些控诉来看，罗马最大的罪孽，既不在《圣经》上，也不在神学上，而是对德国的残酷剥削，尤其是意大利对德国的经济剥削。据路德自己估计，每年至少有30万 基尔德 注69 金币从德国流向罗马。他写道：“我们已经找出问题的本质了。”
在这之前，当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门口时，人们还一直以为赎罪券就是问题的核心。从那以后，路德就抨击了天主教七大圣礼中的四个，只为洗礼、圣餐和忏悔辩护，对其余圣礼和圣体变质说则予以否认。现在他对富格尔家族的不满已经超过了对神学家的不满。“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必须要忍受教皇抢劫和掠夺我们的财产？……既然我们会将小偷和强盗绳之以法，那为什么要让贪婪的教皇逍遥法外呢？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小偷和强盗，而且还是以基督和圣保罗的名义！谁愿意再继续忍受、保持沉默？”
马丁·路德当然不会。他希望教皇的代言人被驱逐出德国，德国的神父宣布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同时建立德国宗教，而美因茨大主教将成为新宗教的领袖。现在他的这些观点已经大大出人意料了，没有神学家，至少是罗马以外的神学家会提出这些观点。1520年10月6日，当阿莱安德罗和厄克还在德国饱受煎熬，将谴责路德的通谕粘贴上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撕下时，路德也用德语和拉丁语发表了一份声明，控诉耶稣建立的教会已经被教皇一个人把持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基督教的道德和信仰都败坏了。他否认婚姻也是圣礼，认为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是阳痿者，那么她可以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并怀孕，从而替她丈夫生下小孩。如果他拒绝，那她可以选择离婚，尽管路德认为重婚比离婚更明智。最后，他重申了自己的反抗：“我最近听说教皇发布了谴责我的通谕，并且要求我立即放弃我之前发表过的声明……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希望这本书就是我放弃声明的一部分。”
冯·米尔提兹看了之后大为震惊，但仍然相信维滕贝格的路德和罗马的教皇还是有希望达成和解的。1520年10月11日，这位萨克森年轻的传道士、教皇的发言人，来到维滕贝格，提议道：他会设法让教皇撤回通谕，前提是路德给教皇写信，否认之前的攻击带有任何恶意，同时为宗教改革提供合理解释。路德同意了，在写给教皇的信中，告诉对方自己的攻击并不针对教皇个人（“众所周知，您的生活方式是高尚的，无可挑剔的”）。然而，紧接着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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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皇您，也就是罗马教廷，不能否认教廷比巴比伦和所多玛还要腐败堕落的事实，里面充斥着堕落、绝望和邪恶——这样的教廷为我所唾弃。……教廷已经成为小偷、妓女的天堂，罪恶、死亡和诅咒的王国……他们授予您阐释《圣经》的权力，以您的名义在教会内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唉，撒旦早已经通过他们入侵了教廷。总之，不要再相信那些奉承您的人，信任那些让您谦虚的人吧。
现在路德已经不可能再得到救赎了。这些狂言妄语刺痛了教廷最深处，很快侍从开始行动，准备起草《宜乎罗马教宗》——对路德的最终绝罚令。当时的路德是否顽固不化不得而知，但直到1521年1月末教皇都还没有正式签署绝罚令，直到路德与教廷彻底决裂4个月后，德国也没有收到一份绝罚令副本。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第一份通谕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护，并将他开除出基督教后，不论是按法律还是习俗，他都应该是个亡命之徒，成为欧洲所有统治者的通缉犯。然而，所有人都在观望的事实——教皇也没有催促他们——在阿莱安德罗看来不能成为借口。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决定从“藐视法律”的首领——萨克森选帝侯英明的腓特烈那里入手。1520年10月23日，他在科隆见到了腓特烈三世。当时这位选帝侯心情很糟糕。他当时原本应该在亚琛，20岁的卡洛斯一世将在那里登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是他实现中世纪梦想的最后一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帝国。腓特烈三世也有这样的梦想，为此他投了卡洛斯一世的票（没有接受任何贿赂），并一直在期待这一年的加冕礼。但是此时他已经60岁高龄了，并且之前一直暴饮暴食。现在他开始为此付出代价了。因为痛风，他已经无法行走，只能躺在科隆大学郊外的一所别墅内，身边还有一名医学教授照顾着。他看着自己浮肿的双脚，痛苦地呻吟着。
腓特烈三世曾在1519年谢绝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当选，因此被称为“英明的腓特烈”。
他隆重地接待了阿莱安德罗。对教皇的特使他还是要表现出尊重，而且在统治萨克森35年后，他对如何去搪塞任何有求于自己的人已经了然于心。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知道如何转移责任。在阿莱安德罗请求他逮捕路德后，他表示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幸运的是，他身边恰好就有这样的人。当时伊拉斯谟正在附近授课。腓特烈三世立即派人把伊拉斯谟请来，因为他很清楚，伊拉斯谟有着与路德一样的观点，而且还擅长雄辩。
伊拉斯谟果然不负众望。他告诉阿莱安德罗，逮捕路德是不公正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教廷那些骇人听闻的行为已经严重损毁了其声誉，任何试图修正这些行为的举措都应该受到鼓励而非惩罚。腓特烈三世问他路德的最大过错是什么。伊拉斯谟语带嘲讽地列举了两个：“他攻击了头戴皇冠的教皇，还有大腹便便的神父。”至于《主，起来吧》，他质疑这份通谕的真实性。教皇是位绅士，而这份通谕的措辞完全不像是出自他的手笔。根据天主教历史学家帕斯托尔的记载，伊拉斯谟怀疑这是教廷内一些人的阴谋。腓特烈三世于是当着阿莱安德罗的面作出决定。他表示，路德已经对通谕提起了上诉，在这期间他是自由的。
他补充道——这一点让这位教皇特使大为不满——即使要审判路德，也必须在德国，而不是在罗马。阿莱安德罗匆忙返回亚琛，将事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新皇帝卡洛斯一世。让他吃惊的是，卡洛斯一世竟然同意了腓特烈三世的做法。其实卡洛斯一世也不想这样。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因为西班牙国王的身份而暗淡不少。西班牙的情况与德国完全不同，在那里教会并没有受到什么挑战，而且西班牙的教长们绝不会容忍一个包庇异教徒的国王。当时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他一直在试图与梵蒂冈结盟，从而让教皇资助自己的军队。而当初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竞选皇帝时，他承诺，在德国未经举行听证前，任何德国人都不能被定罪。所以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但他表示，路德务必要出席预计于1521年1月27日在沃姆斯（wors）召开的帝国议会。
沃姆斯位于莱茵河左岸、曼海姆（annhei）西北10英里处，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许多罗马、基督教和民间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它曾经毁于匈奴人的铁蹄下，这段历史被记载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就在26年前，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在这里主持了上一次帝国议会，宣称取得了“永久和平”的终极成果。
这是一幅约1572年时的沃姆斯城市地图，出版于1572～1617年之间。
现在，这些话辛辣地讽刺了应皇帝圣旨而来参加集会的各界精英——帝国的大主教、主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和自由城市的代表，沃姆斯本身作为自由城市已有400年历史了。现在这些人的心情极不平静。让20岁的新皇帝失望的是，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个话题：马丁·路德的命运。卡洛斯一世本来打算在这里审判这位异教徒教授（并且要给他定罪），但这不是他召开这次帝国会议的真正目的。他希望为即将与法国发生的战争做好动员，同时加强对帝国的统治、道德约束以及与梵蒂冈的联系，因为他需要梵蒂冈的支持以使匈牙利免受土耳其的骚扰。
为教皇拨款之事在第一次会议开始前就已经注定前途暗淡了。让皇帝感到震惊的是——当然让阿莱安德罗气愤不已——“德国贵族的代表团，”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写道，“都在为路德的演说鼓掌并附和。”阿莱安德罗抱怨整个会场到处都是谴责罗马的小册子。其中一本小册子是在距离沃姆斯几英里、位于埃贝斯堡（ebernburg）的冯·济金根的城堡写就的，作者是乌尔里希·冯·胡滕。胡滕要求教皇特使及随从离开德国：“滚开吧，你们这些肮脏之徒。离开这个神圣之地，你们这些无耻的贩卖者！不要用你们的脏手碰圣坛……你们怎么胆敢把祭祀用的钱用于挥霍和享乐，而不管那么多人忍饥挨饿？酒杯已满。看看你们是不是还能呼出自由之气？”
新皇帝的神父——圣方济各会的吉恩·格拉派恩（jean gpion）——早就有所警觉，他私下会见了腓特烈三世的牧师施巴拉丁。格拉派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与路德发生冲突会给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和解。在他看来，路德的很多宗教改革要求是合理的。事实上，他早就提醒过卡洛斯一世，明确表示如果天主教没有从“狂妄自大地滥用神权”中得到净化，那么他也会受到神的惩罚。按他的预计，5年之内，皇帝的权力就能将它们清除。但是路德也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他写的《教会被掳于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让格拉派恩看了“毛骨悚然”，所以有些信仰必须要声明放弃。施巴拉丁派出信使将格拉派恩的建议送到维滕贝格，3个星期后，信使带回来断然拒绝的答复。
无论如何，这位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和他的奥古斯丁会忏悔者都不会为教皇说任何好话，而阿莱安德罗虽然可以这样做，但他此时没有心情商量这件事了。3月3日，在帝国会议召开前，他要求立即宣布路德有罪。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这个维滕贝格的修道士”在德国已经家喻户晓了，必须要举行听证会。为此，又一名信使被派出，邀请路德前来出席帝国议会。卡洛斯一世还补充道：“你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折磨或拷打，因为我给了你安全通行证。”
路德在沃姆斯帝国议会上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峙。
维滕贝格人对这一保证持怀疑态度。他们依稀记得，胡斯就因为这样的保证而葬送性命的。事实上，皇帝的私人老师、来自乌特勒支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adrian）试图故技重施——他教唆卡洛斯一世收回承诺，逮捕路德，并将其押往罗马。尽管卡洛斯一世断然拒绝，但施巴拉丁还是听到了风声，立即将这一警告带到了萨克森。路德完全不理会这一警告：“尽管沃姆斯的恶魔就像屋顶的瓦片一样多，但我还是会前往。”4月2日他启程出发——一大群人，包括40名教授为他送行——两个星期后，在一群全副武装、手持利剑的德国骑士的护卫下，路德抵达帝国议会。人们成群结队地欢迎他。阿莱安德罗对此颇为不满。不过考虑到阿德里安已经流产的计划，这样的预防措施似乎并不算过分。
帝国议会的场面相当壮观：修道士路德穿着朴素的长袍，与审判官、特里尔大主教的神职人员约翰·冯·厄克直面相对，在他之后则是审判团。审判团由多人组成，第一批是穿着绣有图案的礼服的教长，第二批是世俗统治者或代表，他们身穿精美服饰——袖口敞开的短款毛上衣，丝质长袖，护肩由鹅绒线制成，还有色彩鲜艳的长裤以及珠宝装饰的下体盖片。（他们当然需要护肩。在当时，如果一个贵族没有护肩，是件很丢脸的事，德国人讲究一定要衣着华丽。）有头衔的平信徒则戴着冠冕、头巾或带状头饰；作为主持会议的最高法官，年轻的卡洛斯一世则戴着君主帽；教长们头戴僧侣帽，而自由民戴的则是皮革帽子。
路德没戴任何帽子，而且还是秃头。然而他是此会的中心人物，每个人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当厄克指着一堆路德写过的作品，要求他撤回异端言论时，路德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犹豫了一下。他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承认这些小册子是他写的。至于收回言论……他犹豫了一下，要求给他点时间。皇帝给了他一天的时间考虑。这一晚，出席帝国议会的几个人秘密来到他简陋的住所拜访他，胡滕也从冯·济金根的城堡派人递来纸条。他们都要求他坚守立场。
第二天早上，他坚守住了。当厄克要求他放弃异端言论时，路德回应说这些描述教会罪孽的文章都是事实。通晓多种语言的卡洛斯一世听到后大叫道：“io！”（天呐！）路德当场反驳他道：“不！如果我现在放弃言论，就等于向更多暴政和亵渎神灵的行为敞开大门，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坚持下的话，那样会更加糟糕。”他停顿了一会儿，表示除非自己的言论违背了《圣经》，否则不会收回。
厄克对此早有准备，回应道：“马丁，你拿《圣经》作为挡箭牌是所有异教徒惯用的伎俩。”他接着补充表示《圣经》的解释权归大公会议和教皇，“你没有权利质疑最正统的信仰，这些信仰是由教会规定的，教皇和皇帝禁止我们讨论，以免争论不休。”他再次问道：“你是否愿意收回你的作品和谬论？”
到现在为止，所有对话都是用拉丁语进行的。然而，这一次路德决定用德语回答。他拒绝承认教皇和大公会议，它们经常自相矛盾。他没有收回任何言论，这样做可能会违背他的良知。他神秘地补充道：“即使有危险，也绝不可能。”最后他用德语陈述道：“这就是我的立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说完之后，他独自离场。
正如托马斯·卡莱尔（thoas carlyle）后来写到的那样，这是“人类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当然，这也是年轻的卡洛斯一世所经历过的最令他震惊的时刻。公然指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公然藐视教廷权威！第二天他召集了七位最有权势的选帝侯，大声宣读一份用法语写成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对于自己未及时采取行动制止这位异教徒修道士的“异端邪说”深表遗憾。他还告诉人们，虽然路德可以凭借安全通行证回去，但他将禁止在回去途中布道或制造任何骚动。“我将会对这个恶贯满盈的异教徒进行起诉”，他这样自作聪明地补充道，并且认为“我相信你们也会和我一样”。
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他大吃一惊，只有四位选帝侯同意他的声明，而腓特烈三世和莱茵——普法尔茨的路德维希都表示反对。这天夜晚，画有农民鞋子的公告——德国革命的暗号——开始出现在沃姆斯的大街小巷，包括市政厅大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主教们乞求路德与帝国议会和解，但遭到路德一口拒绝。一个星期后，路德启程回家。教皇利奥十世也派人送来了给路德的安全通行证，但这个通行证会在路德启程后10天到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腓特烈三世派出一队士兵冒充强盗，在5月10日上演了一场“假抢劫”，将路德劫持到了图林根林山（thurgian forest）爱森纳赫（eisenach）西郊的瓦尔特堡（wartburg）。此后，路德化名容克·乔治（junker ）隐居于世。
路德在沃姆斯的诸侯盟友已经陆续悄悄离开。就在他被“抢劫”走的同一天，大部分与会成员已经离去的帝国议会继续召开。卡洛斯一世在议会上提交了一份由愤怒的阿莱安德罗起草的谴责声明。这份声明控诉路德“玷污婚姻，抹黑忏悔，否认圣体和圣餐”。此外，“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异教徒。藏身在他身上的恶魔将所有邪恶思想带进了臭气熏天的泥潭……他的布道鼓动叛乱、分裂、战争、谋杀、抢劫、纵火以及摧毁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
大约与沃姆斯帝国会议同时，在1521年的春天，路德写作并出版了《耶稣受难与反基督者》（the passional christi und antichristi），书里面配有26幅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制作的木版画。书中将基督本人与那些反基督者——典型代表就是罗马的教皇，作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皇帝的命令，整个德国立即开始搜捕路德及其同党。他的作品将要被“从人的记忆中抹去”。阿莱安德罗下令烧毁所有路德的书籍。还在沃姆斯的帝国议会代表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于3个星期后正式实施。同时，一直在关注法国与西班牙战争准备的教皇利奥十世，断绝了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结盟，与卡洛斯一世达成协议，并且鼓励西班牙先发制人。这就是卡洛斯一世在沃姆斯会议上收获的全部成果。
如果卡洛斯一世留在德国强制执行他的命令，那么留给路德的机会就不多了，他的暗探会很快在瓦尔特堡发现路德及其追随者。毕竟，路德的追随者确实就在那里。但是执法者完全不必要在那里，路德暴躁的性格使得他不可能一直躲藏下去，尤其是躲在枯燥的森林里。仅仅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了藏身地，在维滕贝格进行了8场布道。不过这个时候卡洛斯一世早已离开，他已全身心地投入了与法国的战争之中，整整10年都没有回到中欧。当他再次回来时，为时已晚，欧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地方，一种“万向节”——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设计手稿中，可以找到这种疑似的装置——已经开始传动。德国诸侯、法国国王——甚至包括教皇——不再愿意全力支持卡洛斯一世镇压路德。此外，路德和他发起的运动也已经足够强大，不再可能被轻易镇压，尽管卡洛斯一世使尽各种手段，但都无济于事，中世纪的基督教将在他手中结束。
被护卫哄骗回藏身地后，路德极不情愿地蓄起了胡子，并打扮成骑士模样。由于睡眠不好，加上暴饮暴食，他开始发福，并且出现了幻觉——他告诉护卫，恶魔的鬼魂开始出现，并散发出阵阵恶臭，但是他礼貌地作了回应，用“一个屁”就击溃了恶魔。他还以修道士的口吻给施巴拉丁寄去一份论文，驳斥禁欲是撒旦设下的圈套，宣称性欲是无法抑制的（施巴拉丁看后很尴尬，将这个小册子藏了起来）。最后，路德坐在一块树桩上，身边堆满各种书籍，开始将《新约》翻译成德语。但他还是显得焦躁不安。他写道：“我宁愿被木炭烧死，也不愿意在这里发霉腐烂……我要与人辩论。”
事实上，没有人不受到其影响。路德的运动席卷了北欧：一开始是以纽伦堡为首的自由市；然后是萨克森、勃兰登堡、普鲁士、符腾堡、黑森、不伦瑞克、安哈尔特；接着是半个瑞士；随后是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和西班牙从来就没考虑过背叛。尽管英格兰已经皈依路德宗，但爱尔兰仍然坚持天主教；凡是英格兰赞成的，爱尔兰就反对。天主教甚至在波希米亚、 特兰西瓦尼亚 注70 、奥地利和波兰也一度受到质疑。最后，信仰改变者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出现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外孙女伊莎贝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一世的妹妹——也皈依了路德宗。法国国王也接受了路德宗的布道，宣布不存在炼狱，并且与教皇划清界限，尽管他从来就不是真正的 新教徒 注71 。
早期的新教徒是从小商贩阶层开始发展的，之后是反教会人士，随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加入进来，因为人文主义思想让他们相信天主教的信仰是迷信的。而在德国，贵族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宣布脱离罗马教廷后，他们的第一条法令就是重新分配辖区内的教会财富，包括土地和修道院。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与教会脱离关系。一夜之间，德国很多诸侯的税收收入都大幅增加，而且在教皇的代理人被驱逐出境后，他们开始自己任命行政人员，从而提高了其在臣民中的威望。然而，对于臣民来说，他们对此不能有任何不同意见，这些决定完全是诸侯们自己作出的。臣民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信仰。为了讨论宽容，整个16世纪召开了各种帝国议会和大公会议——最后终于认可了，承认了这一历史性的分裂——事实上，会上讨论的是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当时甚至连这样的抽象概念也还没出现。
如果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自由，那么结果会更加混乱。现在新教主义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所有的信仰转变者都赞同以下原则：抛弃教皇规定；用通俗语言代替拉丁语；放弃禁欲、朝圣、对处女玛利亚和圣人的崇拜；当然还有谴责旧式神职人员。然而，由于宗教改革也引起了人们对彻底改革的期待，从而迅速引起了分裂。现在，新教的各个派别开始了相互攻击。
也许新教教义最受欢迎的一条——几百年过后新教教义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宿命论，即相信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对所有善良或邪恶的行为都负责，而人别无选择。作为一个极端宿命论者，路德无法理解道德自由的概念。在1525年写的《伺服选择》（de servo arbitrio）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就像是一头驮兽……上帝早已预先知晓，所以用不可改变的永久有效的意志安排好一切。这样一来，任何突发奇想的意志都会破灭。”
位于日内瓦后面城堡公园内的宗教改革国际纪念碑，又称改革者墙。它长100多米，高7米，是1909年为纪念宗教改革先驱加尔文诞辰400周年而修建的。墙的上方自左至右有一行拉丁文字：“黑暗过去是光明。”在墙的正中央有四个高大的人物雕像并列而立，自左起为法海尔（farel）、加尔文、拜兹（beza）和诺克斯。
但是，反对者说，如果人的行动无法改变其命运——如果他的救赎或诅咒是早就注定的——那为什么还要抵制邪恶的诱惑，或者费尽心思地改善生活条件，甚至去教堂呢？他们的争论异常激烈，而且持续不断，但一点也不理智。因此，新教从诞生的那一刻就陷入了分裂，有路德宗，还有改革宗（reford）。随着其他主要人物的出现——瑞士的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法国的约翰·加尔文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各种新的教派开始形成。每个派别都有自己崇拜的教义，都像罗马教会那样无法包容他人的教义，都像天主教一样专制。再洗礼派（anabaptists）、门诺派（ational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s）、一位论派（unitarians）的先驱也开始显现。
他们怀着时代精神，以激烈的方式庆祝精神重生。他们发表各种长篇大论，之后相互攻击，并公开执行死刑。火刑比任何时候都盛行。农民们步行30英里，去欢呼嘲笑基督徒同伴被全身点燃，来回翻滚、尖叫着折磨而死。热情的观众还会通过烧焦的毛发和肉体去辨认尸体，而且由于迫切想闻到肉体烧焦的味道，他们经常会蜂拥在一起。最终，这种对死亡的迷恋——尽管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但在当时却非常普遍——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将宗教战争的血迹带出了边境，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在16世纪有多少人死于基督徒以耶稣的名义自相残杀中，但这种杀戮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沃姆斯会议结束后的一年，冯·济金根在战场上与特里尔大主教率领的军队相遇——事实证明这位教长更适合领军打战，而济金根身负重伤——短短4年时间，德国人被杀死或判处死刑的人数就达到了25万。这些人的信仰不同不足以使他们遭受指控并被杀。而这种杀人的欲望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抑制。在革命前，基督教世界的普通民众也和他们的首领一样残酷，喜欢一项特别的活动——将黑熊拴在坑里，并把饿了很久的猎狗放入，然后观看猎狗如何吃掉黑熊。现在他们也想跳入坑内。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冲动的理由，而沃姆斯会议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理由。无论其结果如何——除非路德拒绝收回言论，否则护送路德的这些骑士也一定会将其杀死。
尽管路德藐视教廷的消息尚未传遍整个德国，但骚乱还是开始了。埃尔福特在4月末得到这一消息；接着一伙暴徒洗劫了40座教会房屋，不仅烧毁了书籍，还放火烧毁了图书馆，并闯入大学杀害了一名人文主义学者。在维滕贝格，暴徒们挥舞着刀剑、拿着石块，闯入宗教仪式场所。他们朝那些向圣母玛利亚下跪的妇女扔石块，将主持仪式的神父赶走。第二天，一伙学生暴徒破坏了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圣坛。很快，当地奥古斯丁会的首领站在树桩上，号召所有信众向他们学习——立即去农村，用斧头将天主教画像、圣坛和圣像砍成碎片，然后放火烧毁。路德的同事卡尔斯塔特教授率领学生袭击了当地教堂，扯下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任何站出来制止这样行为的神父都遭到他们的石块攻击。卡尔斯塔特身穿平民服装主持弥撒，并且要求信徒用自己的手享用圣餐圣酒——这在教廷看来是亵渎神灵之举。他还说服维滕贝格市议会禁止在所有宗教仪式上唱赞美诗。他公开宣称，所有修道士和神父都可以娶妻生子，为此，在他40岁生日那天，他还带头与一位15岁的女孩结了婚。
这些混乱场面迫使路德不得不结束在图林根森林的隐居生活。不过他对于暴力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新教徒，甚至是胡滕自己，也没有发表过像《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这样的煽动性文字，但路德看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后，开始退缩了。这是宗教改革遇到的暂时性挫折，但却印象深刻。路德宣称：“不要以为毁坏那些所谓的‘陋习’的物体，它们就会消失。男人会因为美酒和女人而犯错，难道我们应该取缔它们吗？太阳、月亮和行星一直以来都受人崇拜，难道我们也要把它们摘下来吗？”
在他的指引下，新旧圣餐仪式在维滕贝格同时并存，那些信仰十字架、圣像和赞美诗的信徒得以幸免。作为赞美诗的创作者，路德自己也赞成赞美诗的慰藉力量。市议会也改变决定，将卡尔斯塔特驱逐出维滕贝格。除此以外，他没受到任何其他处罚，在附近的奥尔拉缪特（orunde）继续布道，并把路德称为“贪婪的神父……维滕贝格的新教皇”。奥尔拉缪特的教徒开始动摇。腓特烈三世担心这样会引起暴乱——事实上暴乱很快就会来临——于是要求路德让奥尔拉缪特的市民恢复理智。尽管路德尽力了，但这时没有任何事物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了，即使是路德这个曾经激励过他们的人。他们没有听从他的话，甚至还用石块攻击他，把泥巴抹在他身上。最终，路德不得不离开了奥尔拉缪特。
在1524～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中，一位农民领袖被烧死。
听到这个消息后，另一名路德的追随者托马斯·闵采尔（thoas untzer），变成了激进的再洗礼派信徒，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将他以前的偶像路德称为“撒谎博士”，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嫖娼和饮酒的“厚颜无耻的修道士”。闵采尔公开号召农民暴动。在《对和平的告诫》（adonition to peace）一书中，路德要求他们保持冷静。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暴动，却最终失败——将近10万农民失去了性命，而卡尔斯塔特面临暴动煽动者的起诉。讽刺的是，他向路德寻求庇护。路德很快就同意了这一请求。卡尔斯塔特在经历了众多斗争、争论以及他那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妻子的胡搅蛮缠后，变得筋疲力尽，于是重新回到教师岗位，15年后，他以一位默默无名的教授的身份在巴塞尔逝世。而闵采尔则没那么幸运。他率领暴动的农民与萨克森的正规军队作战，最终，暴动被镇压，随后中世纪的一场大规模屠杀开始了：5000人被杀害；只有300人幸存下来，因为他们的女人同意将两名涉嫌煽动暴动的牧师斩首。至于闵采尔，在受到各种折磨后也身首异处。
路德一直是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的忠实粉丝。这位大名鼎鼎的人文学者此时正在鲁汶大学三语学院教授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1519年3月18日，路德写信给他，乞求得到他的支持。这样的请求看上去很奇怪，但也从侧面说明路德完全误解了伊拉斯谟的观点。5月30日，伊拉斯谟给他回信，表示“你要将谴责的武器对准那些滥用教皇权力的人，而不是教皇本人，这样更加明智……旧的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推翻。安静的争论比大规模的谴责要有用得多。避免所有煽动性的言论，保持冷静，不要发怒，也不要憎恨任何人”。
伊拉斯谟继续为路德辩护。在给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的《伊拉斯谟真理》（axioata erasi）的演说中，他宣称任何热爱福音的人是不可能憎恨路德的；基督徒都有权了解福音真理，不能被压制。他还给枢机主教洛伦佐·坎佩齐奥（lorenzo caio）写信，信中他以自己的旅途所见开门见山地写道：“我认为越高尚的人，就越不可能成为路德的敌人……如果我们想要真理，那就应该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表他的意见。如果站在一边能够获得主教帽，而站在另一边则会带来绳子和火柱，那么真理将永远不见天日。”现在他已经确信《主，起来吧》的真实性，但是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教皇的这份通谕更加不公平和不明智的了。这真的不像利奥十世的作风，那些派去宣读通谕的人”——厄克和阿莱安德罗——“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最后他总结道：“你们放心，伊拉斯谟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是教廷的忠实信徒。但不只是我，很多人也认为，如果暴行减少，那么还是有可能达成和解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有更猛烈的“暴行”从罗马传来。如果说路德严重误解了伊拉斯谟，那么伊拉斯谟对路德的判断则是完全歪曲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释1519年5月30日他写的这封信。这是向一名不切合实际的原教旨主义者提的合理建议。因此，对于路德来说，这不仅是徒劳的，也是令人费解的。而他对维滕贝格人发人深思的布道是出于本性的；不过大多时候，他用的语言都是很粗俗的。维滕贝格的路德与鲁汶的伊拉斯谟所期待的恰好相反——煽动的、热情的、激进的、易怒的、疾恶如仇的。这既是他的魅力，也是他的天赋。伊拉斯谟谴责不公平，却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路德不仅憎恨不公平，并且尽力去改变。他们一个擅长思考，一个则凭直觉行动。
然而，尽管直觉能激发行动，但同时也具有不稳定性，因而也是危险的。而且路德的正义感也是有选择性的。尽管他对农民的暴动不满，但最初对这种矫枉过正的新教行为他也保持了沉默，即使这些行为极大触怒了知识分子。埃尔福特的暴徒杀害了一名旁观的无辜的人文主义者，这对他的人文主义同伴来说是个不好的征兆。知识分子在每次流血冲突中都会身不由己地陷入危险。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家们，通过揭露罗马的腐败、抨击中世纪迷信的大行其道，从而为改革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些热血沸腾的改革运动者们，却没有知恩图报。相反，“马丁派们”（a）。他们认为上帝用简单的、人生来就懂的语言直接和人交流，而且真正的基督徒是鄙弃文学，甚至是鄙弃阅读和写作的。尽管卡尔斯塔特受过良好教育，但也带头销毁了自己的书籍，并公开宣称真正的基督徒应该用自己的双手耕作。他的同事乔治·摩尔（e ohr）也辞去了大学教师职位，宣传“文盲的快乐”去了。很多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发现学习没有用途，于是离开大学，转而从事手工业。
打压异端、藐视学问、焚烧宗教作品、将古典艺术称为异教而加以排斥，以及采用野蛮的教皇式的独裁手段——烧毁书籍、逐离教会甚至是火刑，这些行为使得一开始支持路德的人文主义学者渐渐疏离：法兰克福的教长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johannes che）；因为制止烧毁路德作品而被判为异端分子的约翰内斯·罗伊希林；纽伦堡商人、学者、丢勒的朋友、被伊拉斯谟称为“全德国的骄傲”的威廉巴特·匹克海姆，由于为路德辩护而被逐出教会；哥达的康拉德·穆提纳斯·鲁弗斯；以及伊拉斯谟本人。
梵蒂冈支持并赞助人文主义学者搜寻遗失的古典文学，当然，前提是这些文学是要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的。尽管人文主义学者赞同宗教改革，但并不认同新教关于宿命论、地狱、恶魔和超自然的神秘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中世纪落后反动思想的象征。穆提纳斯曾经将路德称为“维滕贝格的启明星”。现在，按照杜兰特的记载，他认为路德的行为“与疯子没什么两样”。路德的另一位崇拜者科赫洛伊斯写信给他：“基督教没有教你这些诸如‘反基督’‘妓院’‘恶魔网’‘粪便池’以及其他闻所未闻的大逆不道的词语，更不用说你威胁使用刀剑、流血和谋杀等手段。”并且补充道，“路德啊，基督教从来没有教你像这样行事的！”匹克海姆写道：“在福音派将天主教的无赖描绘成道貌岸然者时，事情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路德以及他那不知羞耻的三寸不烂之舌，要么是发疯了，要么是被恶魔附身了。”
当伊拉斯谟声称“礼仪和仁慈可以实现一切”时，路德斥责他为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这触怒了伊拉斯谟。他是——并且他也自认为是——他生活的这一时代最著名的学者。其他的马丁派教徒比他们的领袖对伊拉斯谟更加刻薄。一些人称他为叛徒；其他人，按照后来评论家的话，说他是“乞讨的寄生虫，尽管有足够的辨别力发现真理，但却不敢公开承认”。甚至有人把他叫作领取教皇工资的梵蒂冈走狗。这些指责非常的不公平。虽然鲁汶的伊拉斯谟与罗马的米开朗基罗一样，依赖天主教的财富，而且他的衣食住行和书本都来源于效忠于教会的大主教、贵族和神圣罗马帝国，然而，他接受这些的前提条件是能够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这是他一直所坚持的。在位于科隆的腓特烈三世的住所内——他挽救了路德，尽管路德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感谢；并且触怒了阿莱安德罗，让阿莱安德罗至死也没有原谅他——他已经用行为证明了自己并非教皇爪牙。而这些只是前奏，随着不同宗教信仰冲突的加剧，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勇敢。
伊拉斯谟并非完美无缺。他几乎犯下了所有常见的学术过失。他过于高估逻辑的力量，认为受过教育的人都是理智的，并且相信通过与欧洲精英的交情——皇帝、教皇、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意大利的诸侯们、德国的贵族们、英格兰大法官以及欧洲大陆的所有知识分子——他能够改变重大事件。尽管他私下认为传统的宗教只是迷信的东西，但他又不能想出替代这些罗马信仰的新规则，来规范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在基督教世界不断扩大的内战中，他只预测到了疯狂的行为，并且相信如果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改变天主教的一些缺陷，就能矫正天主教。 小汉斯·荷尔拜因 注72 的油画《伊拉斯谟像》，现收藏于卢浮宫，他捕获了伊拉斯谟的内心：薄薄的嘴唇、长长的鼻子、凹陷的眼睛，给人一种威严感。这也许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负。他写道：“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评判我的学说，即使是天使。”
小汉斯·荷尔拜因所画的《伊拉斯谟像》。
但伊拉斯谟是聪明的。欧洲没有任何其他人对宗教危机有如此清晰的了解；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其他的方案也肯定行不通。尽管同时受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批判，但他并不是懦夫。在拒绝了路德的提议后，他已经彻底将自己孤立了，因为反启蒙的天主教神学家早已经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他们将路德的叛教归结到他头上，怀疑他是路德的代言人。在给路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这些人一直坚信你的作品出自于我，他们把我称为你们的旗手……我已经向他们发誓，说我们根本就互不相识，我没有读过你的作品，更谈不上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他们在大声嚷嚷之前应该先读一读你的作品……不过这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们已经完全发疯了……我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被敌视的靶子。”
这种敌视与日俱增，因为尽管他没有放弃罗马教廷——正如他写的那样：“我会一直坚持忍耐教会，除非有更好的。”——但他同时也一直在建议天主教改革，并且批评那些藐视教廷的人。他写道，梵蒂冈应该学会包容，反对变革是愚蠢的。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教会太富有了，应该将其掌握的大量闲置土地交给农民；牧师有结婚的权利；信徒应该得到圣餐的其他可替代品；尽管他认为宿命论不可思议，但还是主张让开明的牧师去研究、讨论和辩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规范那些浪荡的修女以及偷摸拐骗、酗酒好色的僧侣——“在很多寺院，品德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继续追随利奥十世以及继任的阿德里安六世和克莱门特七世。这几位教皇都要求教廷必须善待伊拉斯谟，但他们的命令被忽视了。随着宗教战争的硝烟比世俗战争还要浓密，反启蒙的罗马神学家和其他各地的强硬派，把愈演愈烈的叛教看作是一次镇压异端的机会。在鲁汶教区，这种力量尤其活跃，甚至连伊拉斯谟的同事也加入其中。1520年10月8日，当阿来安德罗来到鲁汶宣读教皇的绝罚令时，他们对伊拉斯谟的怀疑犹如火山一样爆发了。阿来安德罗到处宣称这位大学者就是新教徒暴动的幕后黑手。学院人员推测这位教皇特使一定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并准备将他们学问最渊博的同事驱逐；而伊拉斯谟对此亦早有察觉，于是慌忙离开了鲁汶。
伊拉斯谟搬到了科隆，并且仍然效忠教皇。然而他所到之处，都会有关于他是深藏不露的路德教徒的谣言。很多陌生人都控诉说，“路德罪恶思想的小鸡就是由他产下的鸡蛋孵化而出的”。对此，他挖苦地回答道：“是的。但是我产下的是只母鸡，而他产下的是只斗鸡。”到1521年末时他已经厌倦了这种争论。11月中旬，他正式放弃了教廷的津贴，沿着莱茵河来到瑞士的巴塞尔，与一群人文主义学者聚集在一起。在那里，他很享受这种片刻的安宁；而在其他地方，牧师们一直把他的名字当成背叛的同义词。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新教盛行的国家，瑞士放过了他。
然而，他们没有放过天主教。巴塞尔的一伙暴徒被福音派布道者激怒，冲进附近的所有教堂，将所有宗教画像毁灭。事实上，伊拉斯谟刚刚才反驳了对宗教画像的尊重，写道：“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画像不过是标志，没有它们反而会更好，祈祷则应该只对耶稣进行。”然而，他也补充道：“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把握好尺度。”那些极端的、暴力的破坏者们撕下了文明的面纱。他对此颇为不满，毅然离开了瑞士，搬到了布莱斯高（breisgau）的弗莱堡（freiburg），它位于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境内。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很困惑，没有人再认为背后有什么神秘力量在支持他了。事实上，他的一切开支都是由富格尔家族支付的。位于威尼斯的富格尔家族，一方面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另一方面也在秘密支持新教。
这是一幅由小汉斯·荷尔拜因于1535年创作的关于伊拉斯谟的版画。图中，伊拉斯谟站在罗马守界神忒耳弥努斯(ter)的半身像后，手放在其头顶。伊拉斯谟视忒耳弥努斯为意志坚定的代表人物，更将他说的“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然而伊拉斯谟发现弗莱堡也不太平。奥地利人对他的态度各异。弗莱堡的市议会对这位欧洲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表示了热烈欢迎，让他住进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宫殿；但当地的奥古斯丁教义者对他的出现充满警惕，甚至是愤怒。当他在瑞士逃亡期间，他们便一直诋毁攻击他。他们运用后世会再度出现的手段，把他定义成叛教阴谋的罪魁祸首，用欧洲的多种语言嘀咕着最古老和最中伤的格言：无风不起浪。
伊拉斯谟现在已年近七十。 他被各种身体疾病和外界攻击所折磨——胆结石、溃疡、痛风、痢疾、呼吸疾病、关节炎、胰腺炎——还被猜疑压得喘不过气。在他的最后一次逃亡后，他回到了巴塞尔。在那里，经过多年的逃亡和谎言中伤后，他于杰罗姆·弗洛本（jero froben）的家中去世。弗洛本是学者、出版商约翰的儿子，约翰曾经最早出版了伊拉斯谟翻译的希腊语《新约》。
伊拉斯谟殉道了，为他鄙视过的一切——恐惧、恶毒、暴行、无知、野蛮。而且他的殉道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停止。那时，他已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但他既未派人请神父，也未忏悔。他拒绝葬礼仪式的消息传到西班牙，重新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在系统研究过他的书籍后，开始了对这位人文主义元老的审判程序；8年后，发布了公开谴责伊拉斯谟的声明。他被逐出教会，被扣上异端分子的帽子。在反对派保罗四世的指示下，伊拉斯谟的所有作品都被列为教廷禁书，这意味着任何阅读其作品的天主教徒， 都将面临被审判的危险 注73 。
伊拉斯谟是在这次宗教革命中殉道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唯一一个。事实上，在这场革命打响之时，欧洲各地的人文主义者就成了一方或另一方，甚至是双方的牺牲品。理智本身就让人起怀疑——容忍被看成是背叛的表现。路德在沃姆斯幸免于难后，受到腓特烈三世和新教卫队的保护。天主教徒可以在修道院、教皇国或神圣罗马帝国众多的圣殿中获得庇护。而知识分子通常没有任何庇护者，在到处都是武器的欧洲没有任何防御，甚至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人都针对他们。很少有人能在这场混乱中得以幸免。其中有些人，例如伊拉斯谟，选择四处逃亡，一些人被处死，其余的虽然在各种折磨中幸存，但身体被严重摧残，失去了鼻子，或者是额头被打上了烙印，双手手腕以下被剁，甚至连乳头也被割掉。
在这场革命爆发之初，很多人文主义学者都担任牧师工作，其中一些大名鼎鼎者则像“黑名单上的人”般被修道院院长挑出来担任较高的职位，负责领导反教廷革命。由于怀疑牧师中存在新教的同情者，莫城（aux）的主教任命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es lefevre d’etaples）为副主教，负责将这些人清除出去。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勒菲弗是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写过很多著作，涉及物理、数学、亚里士多德伦理以及把圣保罗的《使徒书信》翻译成拉丁语。他的学生——其中就包括前面的提到的那位主教——都对他充满崇拜之情。
然而，尽管穿着法衣主持弥撒，但勒菲弗本人归根结底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为了揭露中世纪的欺骗，他向教众推荐《新约》原著中最简明易懂的版本；他也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法语；和路德一样，他也认为神学家上诉的“终极法院”应该依据的是《福音书》，而非教皇教令。然而，勒菲弗太过轻率了，他竟然宣称主教的一些行为，例如白天狩猎、晚上饮酒、赌博，是“无耻的”——这样的批评在莫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搜捕异端分子者成了被搜捕者，他也被巴黎大学谴责为异端。他逃离到了巴黎，在布洛瓦（blois）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藏了起来，最终，在奈勒克（nerac）寻求避难，得到了女庇护主昂格莱姆的玛格丽特，即纳瓦拉王后的保护。在那里，他恢复了学者身份。5年后，他因病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勒菲弗是玛格丽特成功挽救的学者之一，但她也有失手的时候，尤其是对博纳旺蒂尔·德珀和艾蒂安·多雷的营救。尽管当时玛格丽特费了很大力气试图救出这两个人，但他们最后都惨死在了里昂。德珀仅仅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时间而被定罪；要是他在路德挑衅罗马前就出版他的《混乱的世界》（cyba undi），教廷可能对他就不予追究。这本书是用拉丁语写给人文主义学者的，书中列举了《圣经》中骇人听闻的自相矛盾之处，描述了对异端分子的残酷迫害，嘲笑了圣迹。坦白讲，全书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伊拉斯谟的讽刺作品和德国异端分子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使用的词语都更加尖酸刻薄。然而在那样一个不包容任何宗教异议的时代，这本书受到了巴黎大学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加尔文双方的谴责。随后，它在巴黎被公开烧毁。连玛格丽特都觉得德珀过于烫手，被迫将他驱逐出奈勒克。虽然她给了他一笔钱，但他所承受的压力还是太大。在逃亡中，他一直被追逐和威胁着，最终，据说是自杀而亡。而多雷则不一样，他是被法庭判决的。作为一名印刷商和一名精通西塞罗作品的学者，他秘密印刷了很多被教廷列为禁书目录的书籍，直到被宗教裁判所传唤，并判为有罪。尽管玛格丽特出手干预，但他最后还是被活活烧死了。
一些人文主义者成了受害者，另一些则成了起义的领导者。一旦被抓，他们都将被残忍杀害。那些起义的领导者成了殉道者，但是他们的死和受牵连的人一样毫无意义。西班牙神学家和内科医生米歇尔·塞尔维特（ichael sevvet）在《基督教的复兴》（the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中，将宿命论看作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只会谴责那些自我谴责的人。塞尔维特表现得相当幼稚：他给一位信仰宿命论的牧师送去了一份副本。该牧师了解塞尔维特何时在何处做礼拜，于是埋伏好，在其祷告时将他捉捕。新教法院判处他火刑。直到这时，他才感到恐惧，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乞求宽恕，但不是乞求宽恕自己的性命，因为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只是想选择斩首。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他被架在木材堆上点上火，经过半个小时的折磨后绝气身亡。
天主教徒与瑞士的胡尔德莱斯·慈运理一直争论不休，并将他扔在干燥的粪堆中烧死，这样做当然未免残酷无情。马丁·路德也是如此，他把慈运理看作敌人，把他的死称为“我们的一次胜利”。在黑暗笼罩的基督教世界，没有人记得这位瑞士人自学了希腊语，能够读懂《新约》原著，精通塔西佗、普林尼（ply）、荷马、普鲁塔克（ptarch）、李维、西塞罗和恺撒等的各种学说和著作。所有人记得的只是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即他更喜欢“苏格拉底或塞内卡的作品，而不是教皇的教令”。
在这场冲突中，最惨烈的——当然也是最悲剧的——也许是乌尔里希·冯·胡滕。他曾经是一名人文主义者、弗兰哥尼亚骑士、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家，还是中欧最早呼吁统一的德国人之一。和路德一样，他也放弃了拉丁文，对现代德语的发展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他创作并在沃姆斯会议第二年出版的《对话集》，对于语言学的贡献比神学还大。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学者，像大多数宗教改革狂热分子一样，他的热情也超过了理智。他极不明智地把赌注压到了冯·济金根身上。在济金根的起义失败后，他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向瑞士逃亡，一路上靠打家劫舍为生。进入瑞士后，他直奔巴塞尔以及伊拉斯谟而去。他希望伊拉斯谟能出手相助，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的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不仅激怒了主张克制和容忍的伊拉斯谟，甚至还指责他没有支持路德，是个懦夫。现在，被他狂骂的伊拉斯谟拒绝再次接待他，挖苦地解释说自己的火炉不足以暖和这个德国人的身体。
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是瑞士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的改革家之一。原追随马丁·路德，后来自成一派。1529年9月，慈运理与路德及双方的追随者在马尔堡 ()举行联盟会议，企图协调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歧。慈运理反对路德在信徒聚会中保留如唱诗、圣餐礼等仪式。路德认为在圣餐礼仪式中，基督的确是亲自降临。而慈运理则认为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仪式。会议至终无法在圣餐礼问题上取得共识，结果造成了两派最终的分离。
气愤、绝望和疾病——他被性病缠身——让胡滕放下了高贵和自尊，试图“强取”。他写了一本攻击伊拉斯谟的小册子，用它来向伊拉斯谟勒索钱财，但是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于是胡滕又私下将其传播。当地的神父要求所有信徒都驱逐他。胡滕不得不转移到米卢斯（ulhoe），并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印刷厂。随后一伙暴民把他赶出了米卢斯。1523年夏季，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了苏黎世，发现这里的市议会也在准备一份对他的驱逐令。现在的他已无家可归、身无分文、被社会所孤立，最后只能退到苏黎世湖的一座小岛上，由于梅毒发作而暴毙，年仅35岁。他身边仅有的财物是一支笔。要在一年前，它也许还很值钱，但现在已经分文不值了。
所有的新教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具体程度多深直到现在也未可知——受到罗马教义的影响。约翰·加尔文的日内瓦是极端镇压的代表，这个城邦，更为世人熟悉的叫法——新教罗马，事实上也是一个极权国家，由5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12名平信徒长老和1个冷血无情的独裁者统治。从外貌、性格和信仰来看，加尔文是随心所欲、放任宽容、奢侈浪费的教皇的相反面，后者的过分行为导致了路德派的叛逆。加尔文个子不高，身材消瘦，蓄着短须，一双眼睛冷酷深邃，时刻板着脸。他脾气暴躁，任何轻微的批评都可能让他暴跳如雷。他把那些批评他神学理论的人称为“猪头”“笨驴”“废物”“小狗”“白痴”“发臭的野兽”。一天早上，他在布道台上发现了一张海报，上面描述他“令人恶心的虚伪”，一个嫌疑犯因此被捕。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被日日夜夜折磨了一个月，直到招供。之后他被绑在一根木柱上鞭打，双脚被钉进木桩，最终被砍下头颅。
加尔文为这种过度惩罚的行为揭露了宗教改革时期宗教审判所的思维模式，不论是新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既然教皇如此强烈和暴力地维护他们的迷信，那么基督教的法官不应该为在维护真理上没有那么强烈而感到羞耻吗？”显然他一定会谴责《马太福音》（5：39，44）， 认为它是异端 注74 。在加尔文1542年成立的 奥威尔式 注75 神权政体中，上帝的行为——地震、闪电和洪灾——都是出自撒旦。（当然路德也对此完全赞同。）哥白尼被描绘成一个骗子。出席教堂祷告和布道是义务之举，加尔文自己就一周布道3到4次。拒绝参加圣餐礼是犯罪。宗教法庭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上并没有严格区分，可以传唤任何人，调查任何违背教义的指控，并且定期进入住宅搜查，以确保没有人欺骗加尔文的上帝。法律详细规定了每一餐饭菜的数量和所穿衣服的颜色。就连穿什么衣服也是由身份所决定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对阶级划分得如此鲜明。加尔文相信，上帝的每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因而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位置，法律也规定了各个阶级所穿衣服的品质以及所允许的活动。
然而即使是精英——当然是教会神职人员——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连加尔文宗都勤勉工作，因为他们不能再干其他什么了。“宴会”被禁止了，同样被禁止的还有跳舞、唱歌、图画、雕像、圣迹、教堂钟声、管风琴、圣坛蜡烛；有伤风化或与宗教无关的歌曲、表演或观看戏剧、抹口红、戴珠宝首饰、穿蕾丝衣服或其他“不得体”的穿着；对长辈无礼；沉迷于娱乐、奢侈；咒骂、赌博、玩扑克、狩猎、饮酒；没有按《新约》中的人物名字给小孩取名；阅读“不道德或与宗教不相关的”书籍；与其他人的配偶发生关系。
为了显示加尔文宗的仁慈，第一次触犯法规者会被严重警告，第二次则处以罚款，之后再犯则会面临真正的麻烦。宗教法庭没有延缓判决、缓刑或重新审判之说。加尔文认为所有人都喜欢没有审判的教区服务。被革除教籍、驱逐出教区是极为严重的惩罚，尽管对于那些喜欢无拘无束的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总之，惩罚的种类名目繁多，有些与违法行为本身一样不可思议。坚持要给自己小孩取名“克劳德”（cude）的父亲可能要在牢里待上四五天。头发长度“不合时宜”的妇女同样也可能面临这样的处罚。殴打父母的子女会被立即砍头。堕胎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任何被发现怀孕的单身妈妈会被溺死（而且如果肚中孩子的父亲被发现，也会面临相同处罚）。违反第七条戒律的人都会被处死。加尔文的养子被人捉奸在床，他的儿媳妇也与人在干草堆中偷情，这4个人最终都被处死。
当然，要为美德立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加尔文的一些忠诚追随者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宗教法庭的道德约束已经发挥作用了。伯纳德诺·齐诺（bernardo ocho）曾经是一名天主教徒，来苏黎世避难。他写道：“不贞、通奸、堕落，这些在我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随处可见的现象，在这里却没有。”事实上，这些现象在那里也广泛存在，市议会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与齐诺有着相同信仰的未婚女孩在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怀孕了。她们有些将刚出生的女儿遗弃在教堂楼梯或森林小道上；有些则说出了孩子父亲的名字，他最终不得不与她结婚；另外一些则选择成为单身妈妈，因为即使是加尔文宗，也不会让婴儿成为孤儿。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继路德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宗教改革领袖，其影响力深远。
然而，在其他问题上，他们的态度都很坚定。最严重的罪当然是异端罪，它被认为比巫术还要邪恶，尽管巫师不可能分清两者的区别。在一场严重的瘟疫后，14名涉嫌教唆撒旦迫害城市的妇女被活活烧死。然而由于灵魂比身体更珍贵，异教徒的寿命更短。任何没有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都注定要受到火刑的折磨。信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或其他新教神权政体不能成为豁免的理由。这对于反对罗马的宗教改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它一开始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判断，但现在却完全否认了。叛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冒犯和对国家的背叛，因而，必须对叛教者立即处以严厉的死刑。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天主教曾经这样攻击异端者，现在异端者也如此做了。”
教皇即使不是个好教皇，但毕竟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由于教会并未改变对异端的看法，人们至少希望他能够对新教的叛乱迅速作出反应。这种威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但利奥十世却丝毫未察觉，他没有从沃姆斯议会吸取任何教训。在他看来，这次大分裂不过是“一群僧侣之间的争论而已”，并且认为所有信徒都受到两个世纪前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颁布的《基督教权力大全》（sua de elesiastica potestate）（1326）的有效管理，这本书宣称教皇是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代理人，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他，即使他是个十恶不赦之徒。
利奥十世当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宗教并不排在他优先关注的日程安排上，至少排在学习、舒服的生活、担任美第奇家族的领袖以及发动战争之后。他还是历史上最挥霍的教皇之一，根据教廷的司库、弗朗西斯科枢机主教阿梅里尼·美第奇（arlli dici）的描述，在利奥十世7年的教皇任职期间，他一共花费了500万达克特金币，并且留下了超过80万达克特的债务。这其中有多少用于支持卡洛斯一世扩充军队不得而知，但利奥十世确实一直在策划击败法国，这倒不是因为弗朗索瓦一世暗地里同情新教——他当时还没有这种倾向——也不是像尤利乌斯教皇那样是出于政治考虑。尽管卡洛斯一世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当他在比可卡（bia）击败法军后，这种胜利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利奥十世获得的唯一战利品只是意大利北部的两个省份，这根本无法弥补他失去了德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损失。
利奥十世生前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一批伟大的艺术家。这幅油画为贺拉斯·贝内特（horace ver）创作的《拉斐尔与教皇利奥十世》。
然而利奥十世还是无法抵挡庆典的诱惑。在1521年11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梵蒂冈举办了一个通宵的宴会，宴会上有各种美酒、香槟、赌博、音乐、戏剧和杂技表演、烟花，还有他的亲戚们，包括他的3个侄儿和2个表兄弟，他们都戴着他授予的主教帽子。和之前一样，他在宴会上过得很愉快，尽管付出了在他看来也很高昂的代价。黎明破晓时，他的客人陆续离开，他也以身体不适退席。随后，他染上了风寒，中午开始发高烧，到夜幕降临时，撒手西归。
利奥十世去世时年仅46岁。他去世之时，也是他的破产之日。阿梅里尼甚至在他的圆顶房间没有发现足够的钱来购买棺材上方的蜡烛，最后不得不挪用一位枢机主教葬礼上剩余下来的蜡烛头。罗马人戏谑地说，如果死去的教皇复活的话，他一定会把罗马、教廷和他自己分别卖掉。他生前一直在赞助伟大的画作和雕像，这本来是他值得赞许的地方，然而在那个灰暗的12月，没有谁为他说好话。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frances vettori）写道，由于利奥十世没有恰当处理新教“异端邪说”，教皇的权威已经下降了。罗马人对即将举行的枢机院选举教皇之事亦嗤之以鼻。
他们的藐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罗马主教们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原本没打算这样，但三方僵持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一些人提名当时并未出席会议的阿德里安枢机主教、乌特勒支的博因斯（boeyens），他是利奥十世童年时的导师。当时激烈竞争的各个集团一直在尝试尽力战胜另外其他集团，并且保住自己的利益，然而，令他们震惊的是，最终选出的却是一位默默无名的教长，即后来的 阿德里安六世 注76 ，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荷兰人教皇——“野蛮人”（barbarian），罗马人很快就这么称呼他。当然他并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曾是鲁汶大学教授，正是天主教急需的人才——改革家。
阿德里安六世临终之际，将所有财产捐献给了穷人，并留下遗愿，要求给自己举行简单而朴素的葬礼。
在第一次对枢机主教的演说中，他坦率地告诉他们教会的腐败已经十分普遍，以至于那些“浸泡在罪孽中的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臭味”。针对他的前几任，他说：“圣物被滥用，戒律被肆意践踏，所有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冷漠地盯着他。之后，他迅速采取行动，停止销售赎罪券和圣职买卖，削减教皇预算，确保神父职位由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然而他的这些命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由于无法打破与身边意大利人之间的文化障碍——他的助手中只有两名是荷兰人——他在顽固不化的教廷中四处碰壁。在担任教皇一年后，他去世了，没有任何哀悼，维多利写道：“他是一位渺小的和受人轻视的教皇。”
意大利主教们非常欣慰这么快就能更正之前的“错误”，于是又选了一个意大利人：利奥十世的表弟朱利奥·德·美第奇，既后来的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年在位）。他是个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的人，企图挑拨卡洛斯一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关系，并从中渔利。他分别与这两位诸侯王秘密订立条约，但最后泄露，最终失去了他们的信任，意大利也因此变成了暗无天日的战场。两个穿过伦巴第的英格兰人，在给国内的回信中提到了在帕维亚（pavia）看到的饥饿孩子，并且补充道：“我们所看到过的最悲惨的事情是到处一片荒芜，以至于我们在田野里没看到任何人或移动的生物；在一些大的村庄，倒是看到了五六千可怜的人。”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478 ～1534），其在位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罗马大洗劫与英格兰宗教改革。
这位教皇做梦也不会想到，罗马受到攻击时会这么脆弱——他的基督教同伴可能要让西哥特人对这座永恒之城的杀戮重新上演。他与法国的结盟激怒了罗马城内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而且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也有很多宿敌，其中一位就是枢机主教珀姆皮奥·科隆纳（popeo lonna），他与美第奇家族长期不和，并且对其恨之入骨，一直野心勃勃地觊觎教皇位置。科隆纳亲手策划了一场针对克莱门特七世的暗杀。1526年，他召集神圣罗马帝国的拥护者，对梵蒂冈发动了一次突袭。教皇家族的几名成员在这次突袭中遇害，但教皇本人却侥幸从一条秘密通道逃脱。这条通道是之前博尔吉亚教皇为逃跑而建造的，他比克莱门特七世更擅长逃跑。
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入罗马，有人认为这是文艺复兴的结束之日。
在教皇和凶猛的枢机主教达成协议后，暴徒撤出。于是，克莱门特七世“宽恕”了自己的行为，然后请了一帮雇佣兵，没收了科隆纳的财产。他感觉自己获得了胜利，为自己庆祝。这伙暴徒的大逆不道之举应该给了他警告，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在他从秘密通道逃走后，暴徒们穿着教皇的长袍，在圣彼得广场庆祝，并嘲笑教廷。教皇身边的秘书在写给英格兰的教皇特使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虔诚的亨利八世尽管远在英格兰，还是非常担心教皇的安危。
毁灭的种子由卡洛斯一世手下的一支纪律涣散、饥肠辘辘且未领到军饷的军队带来。这支军队打败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他们由法国的叛徒康斯坦博尔·德·波旁（nstable de bourbon）率领，先锋由来自德国等地的雇佣军组成。守城者听到了德国步兵“前进前进”的咆哮声，这种咆哮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会让整个欧洲颤抖。作为新教徒，这些日耳曼人受到洗脑，说教皇是他们异端敌人的头目，不过他们的主要动机并没那么高尚，更多的是受到贪婪的驱使：指挥官承诺，他们可以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城内肆意抢劫并勒索赎金。卡洛斯一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由于他对教廷的崇拜，他同意了8个月的停火期，作为交换，教廷必须支付6万达克特金币，这笔钱将分给他的军队。然而，这远远不够。这支军队发现自己被出卖了，被彻底激怒，于是哗变，向基督教世界的首都进发，沿途那些受到美第奇教皇镇压的贵族为他们打开城门，甚至送上食物。1527年5月6日，他们攻破罗马城墙。战斗中，指挥官康斯坦博尔被暗箭射中不治身亡，他的死让这支军队彻底失去了约束。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杀害任何敢于反抗的人。很多建筑都燃起了大火。死神降临到了罗马。
克莱门特七世、大部分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员们躲进圣天使城堡避难，但德国雇佣兵们仍不肯罢休，在城堡外架起了火炮。
克莱门特七世、大部分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很多官员躲进了圣天使城堡，在闸门放下后，还在城堡外的一个主教被用篮子拉上城墙。城堡外的其余的人则彻底孤立无助。妇女们在大街上被强奸，修女们被集中起来赶进妓院，牧师们遭到鸡奸，而平民则被屠杀。在这场大规模杀戮开始一周后，台伯河上就漂浮了2000多具尸体，还有9800具尸体等待火化，而更多的尸体则被抛弃在废墟之上，任凭老鼠和饿狗吞噬他们浮肿和发臭的内脏。
这些士兵原本就是为钱财而来的，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仅赎金就有三四百万达克特金币。富人们都被严刑拷打，那些能支付赎金的幸运者最终获得释放，其余的则被活生生地折磨至死。然而，抢劫并不局限于此。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未能幸免。他们炸开墓穴，抢走财物；扒光圣物、修道院和宫殿的珠宝装饰；就连教堂的宝石和盘子也不放过。
还有很多亵渎神灵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取乐。档案馆和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即使有幸存下来的真迹和手稿，也被用来做了马垫。整个梵蒂冈城成了一个巨大的马厩。醉醺醺的德国雇佣兵穿戴着红帽子和红衣主教的法衣趾高气扬，拙劣地模仿着神圣的宗教仪式，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教皇的法衣直接坐在了地上。所有这些亵渎的行为断断续续持续了8个月之久，直到食物吃完，瘟疫开始出现。当这些反叛者撤退后，曾经象征荣耀的罗马古城变成了臭气熏天的屠宰场。
当劫掠的消息传遍欧洲时，新教徒把其归因为神的惩罚，一些天主教徒也赞同这些观点。卡洛斯一世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在谴责这些对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侮辱行为的同时，也评论道：“要让每个人都相信这样的真相，即神对暴政和教廷的混乱进行了大审判。”9年前在奥格斯堡跟路德会面的红衣主教迦耶坦也同意这种说法，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们本来是社会中坚，却堕落得毫无价值，只剩下一些浮夸的表面仪式。”
但是大部分天主教上层却不这么认为。现在他们相信，他们总算看清了新教徒异教分子的真面目——他们忽视了侵略的士兵中有一半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现在他们也要像那些蔑视神的叛徒一样，理直气壮、心狠手辣起来。这次罗马屠城事件过去一代人之后，艾萨克·牛顿爵士才发现牛顿第三定律（作用与反作用），但其实这个定律早就存在了：此后基督教“叛徒”的任何反叛行为都会在罗马激起同等的回馈。教堂本能地排斥与分裂者的某些共同看法。一样的厄运，同一副虚伪的嘴脸，等待着背叛罗马的“叛徒”的将是折磨、分尸、绞刑、斧刑，还有常见的火刑。在那个年代，照亮世界的还只有火。而似乎真正的基督圣人、新教圣人、天主教圣人都有相似的地方，即变成了被火焰包围的被烧焦的殉道者。
一些开明的天主教徒主张重新规范教会纪律，消除将善良的基督徒远离信仰的不良因索——神职人员的腐败，大主教的奢靡享受，主教的擅离职守，教皇的任人唯亲。他们认为，教皇最起码应该让主教们重新主持祈祷，创作好的作品，并且重申受到新教徒挑衅的信仰，例如，亲自出席圣餐礼，维护圣母玛利亚的神圣性和圣彼得的圣洁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梵蒂冈更关心的是对叛教者的镇压，包括军事和政治行动。找替罪羊一直是惯用的伎俩，于是犹太人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在罗马，他们被集中安置在贫民区并强迫他们穿上画有大卫星的服装。同时，教会还说服天主教君主以救世者的名义开战，甚至派出刺客去新教徒贵族的城堡进行行刺。新教的所有教义——信仰的合理性、圣餐礼的重要性、神职人员结婚——都受到了教皇通谕的谴责。即使这样，这些叛逆的信仰仍然在继续传播。1530年，在教廷的一再要求下，查理五世签署了一项法令，要求帝国法庭采取行动制止诸侯没收并分配教会财产。他们有6个月的时间来执行这项法令，但是没人响应。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然而西班牙为了应对宗教改革于1542年恢复的罗马宗教裁判所，手段更加残忍。由6名红衣主教组成的审判团对任何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都进行残酷镇压，而且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密监控。于是，任何支持改革、提出阻止基督教分裂建议的人都被怀疑成异端分子。没有任何一名天主教徒能逃避审判。一位倡导改革的那不勒斯牧师对当地教会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于是在世俗法庭中起诉教会。这自然违反了教会享有的特权，于是他被立即开除教籍。开明的乔瓦尼红衣主教莫欧讷（orone）被人诬告为异教徒并被押入大牢。另一位为挽救天主教做最后一搏的红衣主教，试图制止哈布斯堡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但与梵蒂冈发生了冲突。很快他被召回罗马，并以异教徒的罪名受到指控，被判处死刑。由于公开表达对伊拉斯谟的仰慕，托莱多的总主教被判17年的监禁。在克莱门特七世死后，另外一个仰慕伊拉斯谟的人物——皮特罗·卡尼斯科西（pietro carnesehi），曾担任过教皇的秘书——也在罗马被处以火刑。
这尊大理石雕像《带鹿的狄安娜》，由法国著名的雕塑家让·古戎（jean goujon，约1510～1566）创作，是亨利二世送给情妇狄安娜·德·波伊蒂丝的礼物。在古罗马神话中，狄安娜是狩猎女神，这里无疑是对亨利二世这位臭名昭著的情妇的一个恰当的暗喻。
在教皇看来，大多数天主教的统治者，包括罗马皇帝，都对异教徒太仁慈了。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的表现更让教皇失望，所以，在1547年听到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逝世的消息后，罗马教廷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虔诚而又残暴的亨利二世随即继承了王位，他的身边还有一位情妇——狄安娜·德·波伊蒂丝，她是一位狂热、嗜血的审判者。他们一起不遗余力地镇压法国的所有异教徒。印刷、贩卖甚至持有新教藏书都是重罪；宣扬异教理念要被判处死刑；亨利二世鼓励告密，告密者可以在叛教者被定罪后分得他们三分之一的财产。审判由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审判庭就是臭名昭著的“焚烧室”。不到3年的时间，这个委员会就对60名法国人处以了火刑。大学校长、巴黎议会议员安尼·杜·布尔格（anne du bourg），建议推迟执行刑罚，应该等特伦多大公会议（nncil of trent）正式定义天主教教义后再执行。亨利二世下令将他逮捕，并打算亲眼看他被烧死，然而“天命”——新教徒称之为神——介入了此事。这位国王在1559年的一次巡游中被刺杀。他的王后、情妇，以及教皇都为他悼念。杜·布尔格当然没有悼念他，不久后他以殉道者的身份被杀害。
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受到瞻仰、歌颂和祝福，但在接下来的12年，随着路德的崛起，罗马教廷最崇拜的人变为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似乎就是上帝派来帮助教皇的人。尽管他那英俊的脸庞、金黄色的大胡须、健硕的体格俘获了众多女子的芳心，但教廷对此并不介意，此外，教皇也没有权力谴责皇室的奢靡。更重要的是，在他大哥去世之前，他就被确定为父亲王位的继承人，他也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名“神父”。
1509年，在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能够也的确用《圣经》来指导一切。当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粘贴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时，亨利八世发布了《七圣典论证》（assertio septe sacrantoru ntra theru），谴责路德，极力维护天主教徒的圣餐礼。这本书很可能出自理查德·佩斯（richard pace），或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菲奇（john fisher），甚至还有可能出自伊拉斯谟。在书中，亨利八世质问道：“什么人这么恶毒，竟然把教皇的统治称为暴政？”并且宣称，“任何违背了大主教、最高法官……耶稣的唯一代理人——罗马教皇”的人，对他的任何处分都不算过分。
路德，一如既往地“优雅”回应，把这个批判他的人形容为“低能儿”“发狂的疯子”“骗子国王”“海因茨国王”“让上帝蒙羞的英格兰国王”，并且继续讽刺道：“我的国王啊，你到天堂后注定要与邪恶和腐烂的虫子相伴，所以我应该用你的粪便泼到你身上。”随后他资助了伦敦市中心的一个新教集团，即基督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这个集团分发反天主教的小册子，并且声势在 威廉·廷代尔 注77 发行著名的——当然在罗马教会看来是声名狼藉的——英译版《新约》前的一年达到了顶峰。而这本译作也使得这位34岁的英格兰牧师成了教皇和当时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大敌。
廷代尔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他的经历也是上帝的臣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日益对立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英格兰的人文学者对亨利八世的加冕都欢欣鼓舞。蒙乔伊勋爵（lord ountjoy）写信给伊拉斯谟，告诉他亨利八世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托马斯·莫尔爵士说到新国王就称赞其比之前的国王更有学识，他强调：“对于一位被哲学和九个缪斯女神洗礼过的君王，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的呢？”亨利八世向伊拉斯谟发出邀请，要求他离开罗马并且定居英格兰，这一行为似乎证实了这位英格兰学者的热情。这样一位受人欢迎的君王，在面对信念和理性的抉择时，他选择了信念，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伊拉斯谟在收到国王的邀请后，发现国王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随着宗教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亨利八世对天主教的效忠越来越强烈。在国王的默许下，大法官莫尔软禁了基督教兄弟会的成员和其他一些异教徒。而“廷代尔事件”——英格兰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寒而栗——让其与最反动的异教分子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威廉·廷代尔翻译的《圣经》（未全部完成），是第一部直接译自希腊文和希伯来原文的英译本。
威廉·廷代尔在剑桥和牛津阅读拉丁语《圣经》时就开始酝酿一个翻译译本，在1521年，也就是路德在沃姆斯会议被谴责的那一年，他在被授予牧师不久后开始着手这一构思。一位天主教朋友指责他：“教皇的法律比上帝的法律要重要得多。”廷代尔反驳道：“假如上帝能够饶恕我，若干年后，我将会让一个犁田耕种的孩子都比你更懂得《圣经》。”
然而事实是，如果他想继续活下去，那么他就应该听从朋友的意见。这与伊拉斯谟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时出版的《福音书》版本不同，毕竟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这些文本。总而言之，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教会不愿意也不允许人们大规模地阅读《新约》。而研究《新约》的特权紧紧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解释《圣经》中经过筛选的段落，为诡辩术提供依据，并且通常用于服务世俗政治，或者是教皇的地位或权力。
有人提醒廷代尔，要为他的全部手稿找到出版商出版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在英格兰受挫后，他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天主教科隆教区找到了一家出版商。当他们铺开手稿并且放置在石头上的时候，当地牧师恰巧听到了这件事，在知道他们的意图之后将此事告知科隆当局。廷代尔立即带着手稿逃跑。法兰克福教区的牧师将他的犯罪企图告诉了红衣主教沃尔西和国王亨利八世，他们宣布廷代尔为重罪犯。英格兰每一个港口都部署了警卫，一旦廷代尔返回英格兰，将立即被抓捕。
然而，相比他的个人自由，这位逃亡者更加在意他的作品能否出版。因此在1525年，他来到了新教徒聚集地沃姆斯。在这里，彼特·斯考菲（peter sch&246;ffer）将他的作品以八开本的形式印刷出版。其中6000册被运往英格兰，而廷代尔再一次被当局监视。此后，他又一次开始了长达4年的逃亡生涯。他定居在自以为安全的安特卫普。然而，他低估了他“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国王的毅力。英格兰密探一直在追踪他，并最终将其逮捕。在亨利八世的坚持下，廷代尔被囚禁在布鲁塞尔附近维伏迪（vilvorde）的城堡16个月，之后以异端罪名被起诉、定罪，并被公开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绑在火刑柱上焚烧，以此来警告那些被他的“愚蠢行为”所怂恿的人。
国王的警告没有受到人们的理睬。一本书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毁掉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圣经》，而且廷代尔翻译得非常出彩，后来的詹姆斯国王的《圣经》版本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尽管莫尔在冗长的《对话集》里指责他的译文有缺陷，然而，在沃姆斯出版的《圣经》经走私进入英格兰，受到了人们争先恐后的传阅。在伦敦主教看来，这是一种无法容忍、散播异端的行为。他购买了所有《圣经》译本，并在圣保罗教堂烧毁。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此仍然不满意，因为他的密探向他汇报说还有很多册书在私人手中。住在乡下的新教徒像在图书馆借阅那样将它们借出去。他召集手下主教，宣布必须追查这些书的下落——对任何拥有书的人都将处罚。在他的命令下，主教们率领一群人，开始搜查知识分子的房屋，并且奖赏告发者——他们发出警告，不能让耶稣的启示语被信徒所知。
亨利八世对路德宗和异教的打击赢得了罗马方面的赞赏。他原本就希望这样，并且要让罗马明白自己想要获得回报。之前教皇将西班牙国王称为“天主教徒的国王”，称法国国王为“最正统的基督徒”。亨利八世也想获得类似称号。于是，利奥十世满足了他，赐予他和他的继承者“信仰的捍卫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头衔。亨利八世下令将这几个字刻在英格兰的所有硬币上。任何东西一旦落入了国王手上，就不要指望他会归还。从此，英格兰国王就一直沿用这个称呼，尽管10多年后它的授予方， 也就是罗马教廷想将其收回 注78 。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亨利八世和马丁·路德通常被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们本人厌恶这样的结合，因为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是一路人。路德是神学叛逆者，而亨利八世从各个方面来说（除了一点）都算得上是忠实的天主教徒。他之所以挑战罗马权威，是因为教皇——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的原因——反对国王所享有的特权。然而在此事上，亨利八世而非教皇的做法更值得商榷，但因为涉及到婚姻，他们各自的动机都不单纯。
最直接的矛盾发生在1527年，当时亨利八世决定解除与凯瑟琳18年的婚姻。凯瑟琳来自阿拉贡，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的女儿。尽管亨利八世的离婚动机在后人看来不可接受，但在当时是被允许的。中世纪的王国都是世袭制，都必须有子嗣继承皇位。这对亨利八世来说尤为重要。长达31年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玫瑰战争，在他出生前6年才刚刚结束，他的家族的王位并不稳固；如果他在去世前没有子嗣的话，英格兰将会再次遭受内战的破坏。
不幸的是，那时的凯瑟琳已经42岁了，没有能力再生育出一个健康的男孩，她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是个小女孩。亨利八世知道问题不在自己，因为在1519年他曾经跟他第一个王室情妇有过一个私生子，这位情妇名叫伊丽莎白·布伦特（elizabeth blount），她是伊拉斯谟的赞助人蒙乔伊勋爵威廉·布伦特（willia blount）的姐姐。虽然是通奸，但亨利八世的这些婚外情都得到了世俗的准许，而按照惯例，当王室成员之间为了国家利益而结成夫妻时，任何一方都可以选择出轨。还有另一件事需要考虑。假设王后生下儿子和女儿，国王就要把小女儿玛丽嫁给法国王子。一旦亨利八世没有留下一个男孩就去世的话，玛丽将继承英格兰王位，在她的丈夫成为法国国王之后，英格兰将变成法国的一个省。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在位期间，推行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促使英格兰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宗教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解除婚姻必须得到罗马教皇的同意，亨利八世坚信这是没有问题的。获得教皇的豁免并不困难，通常只要在婚姻中挑出一些瑕疵，而这些瑕疵足以解除与配偶的婚姻关系从而离婚。而在亨利八世的婚姻中，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凯瑟琳是他哥哥亚瑟留下的遗孀，在英格兰教会法规里是禁止他和凯瑟琳结婚的，《圣经》的《利未记》中就有这样的叙述（20：21）：“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哥哥的妻子，这是不纯洁的，他们不会有孩子。”罗马教廷为亨利八世豁免了这一项禁令，允许亨利八世和她结婚，但教皇是否有权推翻《圣经》的禁令，尤其是在王后的“不孕”的预言似乎已经应验了的情况下，这是值得怀疑的。国王宣称这次豁免以及他与凯瑟琳的结合是非法的。欧洲的神学家也都认同他的说法。
凯瑟琳是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在这幅创作于1846～1848年的作品中，凯瑟琳正在恳请法庭不要同意亨利八世解除婚姻的要求。
然而，在罗马，英格兰王室的离婚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正在竭力从圣城的洗劫中恢复过来，然而，由于他自身的问题，其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如果他同意亨利八世离婚，那么他将面对一个比亨利八世更强大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统治范围横穿整个欧洲大陆，曾在争夺米兰、勃艮第、那不勒斯和纳瓦拉中两次击败法国。这个无可置疑的意大利统治者查理五世，实际上已经包围了梵蒂冈，这对任何一位教皇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教皇卷入王权争夺的情况下。由于克莱门特七世被困在梵蒂冈，皇帝的意见更会受到重视，特别是如果他坚持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他当然会坚持。查理五世的童年导师，也就是后来的阿德里安教皇，从小就给他灌输要尊重教皇的思想。凯瑟琳是他的姑姑，因而这个争论让他尤其恼火——亨利八世竟然派人将这一争论提交给教皇——由于她是亚瑟的遗孀，她与亨利八世的婚姻不仅是非法的，也是乱伦的。一旦梵蒂冈认可了，那么她将成为被遗弃的“情妇”，她的女儿玛丽，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人、查理五世的表妹，也将成为“私生女”。如果克莱门特七世拒绝给予豁免，亨利八世的企图将不会得逞——除非他自动退出教会，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他公开宣布时才有可能。这让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大为震惊：他们要在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国王之间作出痛苦选择。了解亨利八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同情他们的进退维艰；当人文主义者胡安·路易斯·比韦斯站出来支持凯瑟琳时，他立刻被解除了玛丽教师的职位，并被驱逐出王宫。
亨利八世的祖先们做梦都没想过要与罗马决裂，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尤其是他已经选好了凯瑟琳的接班人——安妮·波琳（anne boleyn），并被她深深吸引。安妮出生高贵，当时只有19岁，美貌动人，拥有神采流动的眼神、飘逸的头发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但亨利八世的判断有严重的缺陷。表面上看安妮完全有资格成为王后，她的父亲是子爵、祖父是公爵，她从小在巴黎女子学校接受教育，担任过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侍女，之后回到英格兰服侍凯瑟琳。她聪明活泼，但反复无常，并且很自我，而且很不贞。
她用身体勾引了亨利八世。波琳家族的女性以放荡出名，为了取悦国王，安妮的母亲和姐姐与国王关系暧昧，但她更胜一筹。而在亨利八世看来，这个女孩子似乎很有生育能力。他相信一旦教廷批准了他离婚，他将立即与安妮结婚，给她戴上后冠，让她诞下子嗣，那么英格兰也将国泰民安。在她引诱亨利八世前，她有很多情人，其中包括诗人托马斯·怀特和未来的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珮西（henry percy）。汉普顿宫的一位历史学家说她“极度腐化和堕落”，她与单身和已婚的王室侍从都发生过关系。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在国王选她做王后时，安妮和珮西就已经秘密结了婚。
安妮·波琳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为了与她结婚，亨利八世发动了宗教改革，永远地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
因为以上这些事情（接下来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国王决定放弃凯瑟琳，开始一段历史上最混乱的婚姻。然而就算没有安妮·波琳，亨利八世仍然会找一位新王后。其实早在1514年，他就开始考虑离婚，那个时候安妮只有7岁。到1524年的时候，亨利八世已经与凯瑟琳分居，开始与玛丽·波琳同居，而非她的妹妹安妮。3年后，安妮成了他的情妇，他第一次试探性地向罗马教廷寻求豁免。
亨利八世把希望寄托在了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身上。沃尔西同情国王想要个儿子来继承王位的迫切心情，但沃尔西也有他自己中意的王后候选人，那就是法王路易十二的女儿蕾妮（renée）公主。他私底下对安妮深表不满。他深知安妮的名声，并且相信国王也一定有所耳闻。然而，对于一个像亨利八世这样极度自负的国王来说，王后有出轨的想法——更别说敢这么做——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现在他已经爱上她了。
沃尔西急需一次成功。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法官，现在却被视为诸多失败的罪魁祸首。他发起的战争让他疏远了下议院和商人，他的独裁冒犯了神职人员，他的外交政策——为了与法国联盟而得罪查理五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他足够聪明的话，他就应该选择低调。但他实在无法掩饰自己对王室所称的这个“国王的大事”的冷漠。然而亨利八世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绕过红衣主教，直接派大臣威廉·奈特（williaht）把消息送到了罗马。奈特代表国王将离婚案提交给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他声称教皇应该宣布亨利八世现在的婚姻无效。他甚至提议，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事情都应该在英格兰决定。教皇同意了。奈特还建议派一名德高望重的主教担任法官，作出最后裁决。教皇当然清楚亨利八世中意沃尔西。他也还记得，在前一年罗马被洗劫的时候，他和随从被困在圣天使城堡整整7个月。现在这座城市仍然被军队包围，他们的指挥官就是英格兰王后的侄子。如果克莱门特七世同意了奈特的建议，他将会引起查理五世的愤怒，然而他又不能完全忽视英格兰红衣主教。所以，克莱门特七世决定审判由枢机团的两位红衣主教主持。除了沃尔西，还有意大利主教洛伦佐·坎佩奇奥。这让沃尔西颜面扫地，最终未能说服教皇同意这桩离婚案。之后当安妮也与他作对时，他完全被孤立了。亨利八世没收了他在怀特霍尔街的住所，剥夺了他的政府职务，但仍保留他约克郡大主教的职位。一年后，国王下令逮捕他，最终，他在被押往伦敦的途中死去。
安妮·波琳的姐姐玛丽·波琳。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波琳家族对英格兰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坎佩奇奥主教发现这位英格兰国王主意已定。“这种激情，” 他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件中写道，“是非同寻常的。除了安妮，他眼里和脑海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他一个小时都离不开她。”然而，亨利八世虽然固执却也机敏，一直以来做事都很精明。他曾任命一个委员会收集欧洲所有天主教学者的法律意见，用这些支持意见与教皇派来的代表对质。坎佩奇奥也认为英格兰需要一位能为皇室诞下继承人的王后。他强烈要求凯瑟琳归隐女修道院。凯瑟琳同意了——只是要求让亨利也住进修道院。 红衣主教觉得被冒犯了，他知道凯瑟琳不是认真的。让亨利八世退位，做一个顺服、忠贞、贫穷的人，这种想法荒诞十足。红衣主教并没意识到凯瑟琳的棘手，她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被他控制的教皇都支持她，这意味着，英格兰脱离天主教的可能性将持续增加。
亨利八世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脾气暴躁、不计后果、一意孤行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不仅有决心，同时也表现出极大耐心。他给路德的答复（忠实的天主教国王的著作）完成于1521年。1522年，15岁的安妮·波琳成为凯瑟琳女王的侍女，从那时起她就吸引了国王的注意。当时亨利八世已经对凯瑟琳不能怀孕彻底绝望了，但直到5年后他才开始秘密废除他们的婚姻。由于受到凯瑟琳侄子查理五世的压力，整整6年教皇都忽视了他的申诉。1533年，他和26岁的安妮正式结婚，但很快被教皇逐出教会。英格兰议会也于1534年通过《继位法》（act of suession），该法案宣称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承认安妮是新的王后，这使得任何质疑她和亨利八世婚姻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而且法案还要求亨利八世的所有臣民都必须对他宣誓效忠。这可不是童话里的故事。之后，在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面前，国王和安妮的幻想破灭了。
国王一开始认为教皇会很快同意他的请求，解除那段无子的婚姻，因为之前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即使是红衣主教坎佩奇奥，在1528年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也表示支持他。但是让亨利八世越来越沮丧的是，教皇似乎无力作出决定。坎佩奇奥也明白，意大利红衣主教对伦敦的影响力并不大。如果他判决支持凯瑟琳，那他将被立即驱逐出境，所以他希望尽快收到梵蒂冈的指示。克莱门特七世的匆忙答复反映了他对此事的无能为力。他告诉这位红衣主教：“没有枢机团的指示，不要作出任何判决……如果这位皇帝遭到如此巨大的打击，那么和平的希望将就此破灭，教会也将难逃毁灭的下场，因为教会完全受皇帝所辖制……要尽可能地推延。”教皇用这样的花招将这个问题成功地拖延了5年多的时间。
在这幅版画中，亨利八世正在向安妮·波琳求爱。
最终，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国王一直在期盼豁免的到来。他在格林尼治宫殿旁为安妮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侍从开始向她直接汇报情况，似乎她已经加冕成为王后；大批人群在她窗外聚集，完全忽视了凯瑟琳。亨利八世经常待到中午才离开格林尼治。但教皇的政策让他们的这种关系危机四伏。尤其是当安妮发现自己怀孕后，情况变得更加危急。剑桥大学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麦（thoas cranr）起草了很多新的论点，国王紧急派出一个谈判团将这些论点呈送给教皇。然而教皇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安妮开始显现怀孕的迹象，但只有由王后诞下的孩子才可能继承王位。
亨利八世等不及了。他任命克兰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授予他特别权利，并且要求他在新职位上做尽可能充分的阐释。这位新任大主教迅速行动，判决教皇无权授予豁免。他向凯瑟琳宣布离婚判决，并秘密为亨利八世和他的情妇证婚。1533年5月圣灵节这天，一场隆重的婚礼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27岁的安妮如愿以偿成为王后，这时她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了。
现在，基督教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国王热血沸腾，他召开了特别国会。他激发议员的反教会情绪——不顾刚上任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勋爵的反对——强制通过了一部特别法，限制神职人员权利，提高对教会的税收，将圣职者首年向罗马教会的捐税缩减至5。最后一条法令极大地损害了教皇的利益。克莱门特七世这几年来对那份来自伦敦的离婚请愿书置之不理，但他也起草了将国王逐出教会的通谕。现在罗马教廷开始正式执行。
亨利八世同样作出了强烈反应。在他的引导下，议会通过了32份宗教法案，其中就包括停止对罗马教廷的所有税捐，没收教会拥有的全部土地——据一名保守的天主教教徒估计，这些土地占英格兰总面积的20。其他措施则是为了抑制修道院，规定只能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或国王忏悔，神职人员在被授予官职之前要向国王宣誓效忠，并且规定只有经过国王提名才能成为主教和大主教。之后亨利八世使出了最后一招。在《至尊法案》（act of supreacy）（1534年11月颁布）中，他宣布完全脱离罗马教廷，建立了新的国教——英格兰国教，并任命自己和他的王位继承人为教会最高首领。
沃尔西的继任者、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已经追随了亨利八世一段时间，但他现在深陷忠于皇权或忠于神权的内心挣扎中而极度痛苦。莫尔是国王的臣子，但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想，也许减少同国王的联络，这样他的处境会好一些。所以在1532年他辞去了大法官职务。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无处可藏，因为他太出色了，国王一直都在关注他。他的“个人危机”在1534年春达到顶峰。当时国王下令所有臣民必须宣誓遵守《继位法》，这一要求是莫尔办不到的，因为它意味着要对亨利八世效忠，从而背弃罗马教皇。大多数英格兰神职人员顺从地宣誓遵守。莫尔没有反对，他只是保持沉默。他既没谴责宣誓，也没指责那些宣誓的人；尽管仍在言行上对皇权忠诚，但也拒绝背弃罗马——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沉默，因为亨利八世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尽管他是一位强大的国王，但他的统治仅限于活着的人。正如德国人支持路德一样，英格兰不断高涨的民族精神在支持他，但是如果教皇将他的王国剔除出教会，诅咒每个英格兰人死后下地狱，那么很有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生暴动。在此危急时刻，国王不能犹豫。
由于反对亨利八世与安妮结婚，莫尔拒绝出席安妮的加冕典礼，这对国王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如果亨利八世继续容忍这种大不敬，会被视为软弱，尤其是这位前大法官在英格兰民众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要么心狠手辣，要么放弃王权，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最终，莫尔以叛国罪被起诉，关押在伦敦塔。
托马斯·莫尔在被宣告死刑后，与女儿见了最后一面。
莫尔在审判时终于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分裂教会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助纣为虐。他补充道，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一个世俗者可以成为宗教领袖”。他是当时最擅长雄辩的人之一，然而，由于当时的环境过于嘈杂，他说的话几乎没被人听到，何况听证会只是一个形式，其实判决早已经作出。审判他的法官有安妮的父亲、叔叔和她的兄弟罗奇福德勋爵。他们判决他“吊死、砍头、裂尸”——这是对背叛国王最严厉的处罚。这意味着，这位前大法官僵硬的尸体将被分成四部分，抛弃在伦敦码头上任其腐烂。
不过这在亨利八世看来有些过分了。然而由于安妮发了怒——莫尔取代沃尔西时便成为她憎恨的对象——亨利改变了最初只将其砍头的判决。这位曾经对他忠心耿耿的学者抬头挺胸地走向了死亡。他走上断头台，一切都将结束。他平静地对国王的一名军官说：“中尉阁下，可怜一下我。在我倒下时，不要碰我，让我自己着地。”随后，他无视要求蒙住双眼的规定，让聚集的人群亲眼观看他“作为国王忠诚的仆人，但首先是上帝的仆人，怀着并为了天主教信仰”的牺牲。他死后，头颅被悬挂在伦敦大桥上示众。
1535年，莫尔被处决。这幅作品由法国画家安东尼·卡隆（antoe caron，1521～1599）于约1536年创作。执行死刑时，莫尔将自己的双眼蒙住。1935年，莫尔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人。
整个英格兰都震惊了。没有人相信这位前大法官会出卖自己的国王和祖国。伊拉斯谟为他的朋友默哀，“他的灵魂比雪还要纯洁，他的天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梵蒂冈追赠他为基督教殉道者。后来教皇为他举行了 宣福礼 注79 ，并且追封他为圣人。
不到一年，安妮·波琳也和莫尔一样，成了亨利八世的眼中钉。她在王后宝座上待了1000天，期间发生了各种灾难，以至于人们又开始相信教皇的威望了，因为他们推测，只有神的干预才能这么惩罚伦敦的这位国王。亨利八世原本希望安妮能为他诞下王子，事实证明他错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同凯瑟琳的一样，也是个女孩。当然，没有人能够因此怪罪她，她生育的失败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件小事。她一当上王后，性格马上逆变。她的活泼可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脾气暴躁、尖酸刻薄、蛮横无理，以及永不满足的欲望，这一切让亨利八世越来越难以忍受。凯瑟琳至少是温柔体贴的，他开始想念她了，在她去世后，他大哭了一场，并且下令整个王宫为她默哀。安妮断然拒绝默哀。在她为亨利八世诞下第二个死胎——一个畸形的早产儿后，他开始冷落她。他告诉朋友安妮蛊惑了他，并且把孩子的畸形看作是她会巫术的证据。最让她恼火的是，他将手伸向了自己的侍女——出身贵族的 珍妮·西莫尔（jane seyour） 注80 。
如果后来指控她的证据都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安妮就是英格兰最没有资格抗议亨利八世出轨的女性了。按照这些证据来看，她刚刚生产完女儿后就开始寻找猎物了，并且这种偷情在她的3年婚姻生活中一直持续。证人宣称，如果她看中了一个年轻男子，便会邀请他到卧室，并在他脚下故意丢下一块手帕。如果该男子捡起手帕，并用它擦脸，那么就表示接受她的勾引，而她的贴身侍女在半夜时会为他把风警戒。
这些指控有可能是捏造的——后来据说这些被指控与王后有染的男子有一些是同性恋——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这么认为。据记载，亨利八世听说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并被告知了关于手帕信号的事。在一次亲眼目睹后，他在当晚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捉奸并进行了拷问。新任大法官将安妮带入伦敦塔，宣读对她的指控。她哭泣着跪下，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在听证会上，王宫的3名侍卫和1名乐师承认“与王后有不正当亲密交往”。随后诺森伯兰伯爵也证实与王后有染。最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安妮的哥哥罗奇福德勋爵——他曾经判决托马斯·莫尔爵士有罪——也被带入被告席。他的妻子检举了他，声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与自己的亲妹妹媾和。这些人被包括安妮父亲在内的陪审团审判，那名乐师当庭认罪，由于他只是一个平民，最终被处以绞刑，而那3名侍卫则被斩首示众。
3天后，由26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开始审判安妮和她的哥哥，陪审团主席是安妮的叔叔诺福克公爵。她的叔叔认定他们犯了通奸和乱伦罪，并判处其死刑。那时非正常死亡非常普遍，并且人们相信来世，所以当时被判死刑的人都很淡定地接受命运，这在现代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在做完乞求宽恕祷告后，年仅29岁的安妮要求尽快地把头从她身上取走。她嘲讽地说，她一想到“刽子手刀法不错，而且我的脖子很细”，就感到很欣慰。在断头台上，她请求人群向国王祈祷，“他是最温柔、最仁慈的国王，即使对于我，他也是善良的、温柔的。”她和罗奇福德勋爵在几分钟内被先后问斩。安妮由于其身份更高贵，第一个走上断头台。
讽刺的是，这一系列由国王渴望王位继承人引发的特别事件，最终却收获了两个女继承人，当然她们最后不仅统治了英格兰而且还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在她母亲被废除后幸存了下来，并且很快就会找那些与这件事相关的帮凶算账。在父母离婚后，玛丽被宣布为非法的私生女。然而，后来在亨利八世的儿子——即珍妮·西莫尔的儿子，后来的爱德华六世——出生后，议会也松口了，通过了一项复杂的法案，其中就包括恢复凯瑟琳女儿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且允许她在王位上待5年。从1553年开始，她就成了玛丽一世女王。
玛丽一世不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国王，当然她也没打算这么做，获得民众的拥护也不是她最想要的东西。胡安·路易斯·比韦斯在他的作品中就如实地记载了这些。玛丽一世从未抛弃罗马天主教，当然也不会原谅那些狂热的新教徒，因为他们拒绝让她看望自己的母亲，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让她见。作为国王，她发誓要“倒行逆施”，拒绝宗教改革的大潮。尽管这根本不可能，但她还是努力尝试。她任命自己的首席顾问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波尔（regald pole）为教皇特使。波尔虽然是英格兰的红衣主教，但一直效忠于罗马教廷。他曾经在亨利八世离婚的问题上与他发生争论，并且当面诅咒他死后会下地狱。
这是一幅都铎王朝继承体系的寓意画，描绘了亨利八世和他的三个子女。亨利八世坐在王位上，居于画面中央。王位右侧单膝跪地、伸手接过正义之剑的是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即未来的爱德华六世。画面左侧是玛丽和她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两人身后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耳斯（ars），象征了两人发动的战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画面右侧的伊丽莎白正牵着和平女神的手，其后还有一个侍女手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丰裕之角，象征了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的和平与繁荣。
这种对国王的大不敬行为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国王大发雷霆，悬赏捉拿波尔，这位红衣主教不得不四处逃亡。尽管躲避了抓捕，但也受到了摧残——在他逃亡期间，他的母亲和兄弟都被处死了。现在，在他的要求下，玛丽一世重新恢复了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惩罚异端的刑法也被重新启用。玛丽一世还下令将大主教克兰麦烧死——其他殉道者还包括主教莱德烈（ridley）和拉迪莫（tir）——而波尔则接替克兰麦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另外还有约300名英格兰人被处死，他们都是追随玛丽一世的父亲脱离罗马教廷的仆从。也许她最大的成就是证明英格兰可以变得与16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野蛮。甚至现在，人们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会想起“血腥玛丽”这一绰号。
玛丽一世即位后在英格兰复辟天主教，下令烧死了约300名反对人士。于是玛丽一世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 ary）。后来，“blood ary”在英语中成为女巫的同义语。
永垂不朽的圣女贞德仍然活在16世纪以前的人们的记忆中，但是现在，16世纪已经过去了一半多，还没有产生一位女性能与她相提并论。然而在16世纪的第六个十年后期，诞生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她带来了一个新时代，彻底冲刷了之前的污秽。她就是名誉扫地的安妮·波琳的女儿。她在安妮加冕成为王后时就已经在安妮肚子里了，这也是托马斯·莫尔拒绝出席加冕仪式的原因之一。在她刚出生那天，她就被梵蒂冈宣布为非法的。在她母亲被处决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知晓安妮与亨利八世结婚前就已经与珮西结婚了，于是判决安妮犯了重婚罪、通奸罪和乱伦罪——也附和罗马，宣布她为私生子。
由于安妮被正式宣布为淫妇，这使得她连当初凯瑟琳的境况都不如，因为后者离婚后相对来说还是受人尊重的。而皇家法官宣布亨利八世的第二次婚姻非法，因此，安妮3岁的孩子也就失去了法律上的承认。然而，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一样，甚至就是因为她姐姐，她最终从被遗忘中翻了身。玛丽一世合法性的恢复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在珍妮·西莫尔因难产而死后，议会根据亨利八世的遗愿，正式承认了他3个同父异母孩子的合法地位，并且规定了他们继承都铎王朝王位的顺序：第一继承人是珍妮的儿子爱德华，第二继承人是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最后便是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后，玛丽一世的大部分宗教政策被其推翻。英格兰在其统治期间，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1558年，25岁的伊丽莎白登上王位，之后立即恢复了新教以及他父王的《至尊法案》，并且在随后的45年间一直统治着英格兰。考虑到她父母私生活过于开放的后果——这在当时的欧洲贵族中相当普遍，她一生未嫁，这也许是个明智的决定，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也被称为“童贞女王”（virg 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