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破裂与坍塌（1/2）

上页图：这幅由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l the elder）于1563年创作的《巴别塔》，描述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以前世界上所有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齐心协力准备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上帝知道后，便变乱他们的语言，使彼此不能沟通并分散于世界各地。由于《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往往具有多层象征意义，因此在16和17世纪成为许多艺术家取材的源泉。

他的名字在历史的峡谷中穿梭了500年——之所以说穿梭，是因为他一生跌宕起伏，磕磕碰碰，而又游刃有余、诡计多端，令人难以捉摸。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确定。在葡萄牙文字记载中，他的名字是斐迪南德·麦哲伦（fern&227;o de alhais）。麦哲伦出生在一个没落的骑士家族，30多岁时离开葡萄牙前往塞维利亚，化名费迪南德·麦哲伦。他有时将名字拼写成麦哲伦，有时候又写成麦佳伦（helnces）。1519年9月20日，在离开圣路卡·德·巴拉梅达港口，开始一场伟大的航行前，他以赫尔南多·德·麦哲伦（hernando de eln）——还有一位德国印刷商把它印成瓦加洛斯（waln）——英文翻译过来就成了麦哲伦（eln）。然而麦哲伦到底应该算是哪个国家的人呢？他的那次历史性航行， 是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资助下开展的 注20 。今天的葡萄牙自豪地说：“他是属于我们的!”——不过这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纵观麦哲伦一生，他都被自己的葡萄牙同胞视为叛徒——他被称作背叛者。

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探索家，一定是敏感的、骄傲的，很容易被这种诽谤所困扰。事实上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看来，他的这种性格是难以理解、令人困惑的。然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却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在1519～1521年担任的航行船队指挥官，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他的谦逊源自他的信仰。16世纪初，只有国王才有资格对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因为人们相信国王被神的光芒所笼罩。作为一个凡人和虔诚的基督徒，麦哲伦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保佑。

荷兰出版商在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籍中使用的麦哲伦画像的版画。

当时他也许低估了这些成就，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作为一名探险家，他的一生都在探索未知世界，因而他所发现的都是新的事物。他对这些新事物的价值有一些认识，但又缺乏准确的标准去衡量。事实上，在最后发现那些新事物之前，他自己甚至也不确定在寻找什么。或许正是由于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才让他恰好取得了这些惊人的发现。

赞助他的西班牙人可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寻找财富，而不是冒险。麦哲伦对此似乎不予理睬，甚至经常在地理航向上误导他们。他从未提到要去环游世界，即使是在游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时也守口如瓶。卡洛斯一世还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在随后的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的分裂，也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卡洛斯一世之所以要派麦哲伦去航行，是为了去一个群岛上宣示主权，而当时这个群岛在对手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手上。这个群岛被称为“香料群岛”（spice isnds）——摩鹿加群岛（oas），位于西里伯群岛（celebes）与新几内亚之间，现在它是印度尼西亚一个默默无名的群岛，甚至在很多地图上都没有被标记出来。不过在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群岛上藏有无数财富。而且，国王对这位船队司令也作出了正式承诺，激励他去航行。他将获得其中两个岛屿作为自己的私人领地，而且还可以获得岛上收益的百分之五，这足以让他一夜暴富。

这是16世纪的热那亚绘图师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绘制的一幅地图，上面标注了麦哲伦环游地球的线路图。

不过正如蒂莫西·乔伊纳在麦哲伦传记中所说的那样，“摩鹿加计划”是一场灾难。事实上，身为这次探险船队的领袖，麦哲伦在还没到达那里之前就被杀了。不过，他还是到达了菲律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葡萄牙人早在9年前就通过向东的航线开始勘察香料群岛了。因而，在菲律宾与葡萄牙人的航线重合后，他实现了东经123°与124°之间地域的连接，从而完成了环球之旅。

然而他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引起重视。死亡总是不幸的，至少是对那些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麦哲伦就是属于这种，作为一个把生命都献出去的发现者，他在那个时代并未获得尊重。即使是由麦哲伦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也没有获得重视。只有像他这样的最优秀的航海家，才可能穿越能见度低、危机四伏、350英里长的麦哲伦海峡。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多支远征探险船队试图按他的航线航行，但是都失败了。他们要么船只失事，要么按原路返回，只有一位成功穿越了麦哲伦海峡，但最终却在太平洋上遇难。因而这些航海家都很沮丧，认为麦哲伦的航行故事是不可能的，是虚构的。直到将近6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佛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率领“金鹿”号（the golden hd）帆船成功穿越这条曲折迂回的海峡，才宣告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如果是冲着财富和摩鹿加群岛的总督职位去探险的话，那么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个失败者。不过他航行的初衷还是充满疑云。为了拼命寻找人来赞助航行，他可能假装对香料群岛感兴趣，对此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除非有文字证明。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他一直是一个最神秘的人。并且，人的真正动机往往隐藏在内心最深处。不管麦哲伦的想法有没有那么复杂，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财富。最终他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事实上他的贡献远不止如此，他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提供了重要支持。哲学家、学者、教会中受过教育的人开始质疑腐朽的中世纪学说，其中就包括罗马教义中关于地球的形状、大小、位置和在宇宙中的运动学说。麦哲伦让世人对地球的大小、海洋和陆地分布有了清醒的认识。其他人提出了问题，而麦哲伦提供了答案，并且他的答案还必将引申出更多问题——这种质疑即使在21世纪也还在持续。

西班牙国王对这次航行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原本希望西班牙国旗能在摩鹿加群岛升起，从而打破葡萄牙对东方香料（丁香、肉豆蔻、肉桂和胡椒）贸易的垄断。香料可以制成珍贵的防腐剂，但香料的贩卖也带来了一些其他恶劣的影响，比如可以甚至是经常用来掩盖变质的肉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当局鼓励和支持香料贸易，实际上，也是在毒害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探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中世纪的欧洲人对疾病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探险者和船员将欧洲病菌带到遥远的地方，感染了当地人。而他们返航后，在没有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又将外面的疾病带回，并且传播到了整个欧洲。

这幅《死亡之舞》（dance of death）由德国制版名家迈克尔·沃格姆特（ chronicle）一书中的一幅木版画。死亡之舞，或者骷髅之舞，是中世纪文艺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当时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寿命也很短，死亡简直随处可见。死亡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平等，每个人都虔诚地活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有时流行病的来源可以快速确定。斑疹伤寒以前从未在欧洲出现过，然而随着西班牙军队在塞浦路斯打败摩尔人回国后，伤寒席卷了阿拉贡王国。然而更多疾病的源头无从查起。没有人知道1495年那不勒斯爆发的欧洲第一次梅毒的起源，以及同年英格兰遭受的严重“汗热病”的来源——“一旦患上这种疾病，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一。”16世纪的史学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shed）写道——也没有人知道黑死病的具体起源。这种病1347年10月由热那亚船队带回来，当时船队从东方回到墨西拿港，很快所有船员都患上一种综合了淋巴炎、肺炎以及败血病多种病症的疾病，并最终都不治身亡，之后欧洲每20年就会经历一次黑死病爆发。但可以肯定的是，15～16世纪的欧洲人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中，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而这种恐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探险者去探索未知世界的念头。

疾病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每天晚上挖墓人的马车都会经过街道，车夫边赶车边叫喊：“把没气的人抬出来！”当时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德国所有城镇似乎都变成了被遗弃的墓地，到处哀嚎遍野——所有迹象表明，整个社会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在某些方面，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代——一个充满了背叛、绑架、手足相残、堕落、野蛮以及虐待的时代。在英格兰，根据国王颁布的法令， 星法院 注21 把无罪的人送上绞刑台，这些人临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冒犯了谁、犯了什么罪。在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dici）的封地佛罗伦萨，当地商人获得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的许可，之后第一批“乌鸦”抵达意大利各个港口。来自多米尼加的传教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主持了西班牙宗教法庭——由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发起成立，专门折磨异教徒，直到他们招供。

托尔克马达的酷刑暴露了中世纪一个最骇人听闻的特征：人对人的残酷无情。锋利的铁架让受刑者无法睡觉、躺下，甚至坐下。他们的脚底被火盆烧烤，四肢被绑在绞刑架上，胸前挂满石头，最终被折磨而死。在德国，一提到可怕的“老铁女仆”，就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刑具用铁制的、带刺的“胳膊”紧紧地抱着犯人，松开后又将他推到一个装满旋转刀片的地下洞室，这样下来他全身都被扎伤，不仅大量血液流出，而且所有骨头都被碾碎，最终慢慢地痛苦死去。

这幅由老彼得·勃鲁盖尔于约1562年创作的《死亡的胜利》，反映了中世纪欧洲对黑死病的恐惧。图中，死亡之神骑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率领着一群骷髅兵向人类进攻。画面背景是一处被烧焦的荒凉之地。

犹太人是比较幸运的——当然是相对于黑人。如果说当时对犹太人的屠杀没有纳粹大屠杀臭名昭著，那也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反犹主义者缺少20世纪的技术。但是他们同样拥有这样邪恶的想法。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一年，西班牙命令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在3个月内，要么接受基督教洗礼，要么离开。不过即使是那些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也得不到欧洲人的信任。伊莎贝拉将目光对准了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她把他们叫作马拉诺（arranos）——怀疑他们会再次背叛信仰，于是在1478年给他们作上标记，重新安置。最终还是有3万到6万犹太人被驱逐。与此同时，葡萄牙国王也认同西班牙的这项法令，下令驱逐所有葡萄牙裔犹太人，甚至命令士兵杀害那些推迟或不愿离开的犹太人。仅在1506年的一个夜晚，就有近4000名犹太人在里斯本被杀害。3年后，德国也开始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

虽然黑人和犹太人的遭遇最悲惨，但其他少数族群也难逃暴君的魔爪。在莫斯科，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宣布自己是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之后把所有德国人从诺夫哥罗德驱逐出去，并开始奴役立陶宛人。在埃及，狂热的土耳其人挥舞着长镰刀屠杀阿拉伯人，整个开罗血流成河，之后又在麦加大肆抢掠。16世纪初，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francis jiénez de cisneros）——他日后将成为西班牙新任宗教法庭大法官——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种族屠杀范本。他下令所有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必须接受基督教洗礼。然而西斯内罗斯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改变信仰，而是希望能激起他们的反抗，一旦他们反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消灭。任何异常、任何缺陷都受到歧视；残疾人没有得到同情，相反被恐惧和痛苦所折磨，正如约翰·司布伦格（johann sprenr）和海因里希·克雷默（herich kraer）在其《女巫之槌》（the witches’ har）中所述，精神病患者应该受到禁锢和火烧。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制度最早由天主教会于12世纪开始实施。1478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设立。在公开审判中，异教徒将被控告、宣判，并且通常会被立即处决。右图为西班牙画家佩德罗·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约1450～1504)所绘《主持宗教裁判大会的圣多米尼克》（sat do over an auto-da-fé）。图中高台上头顶有光环之主持者为圣多米尼克（sat doic，1170～1221），他是多明我会的创立人。多明我会自称为主的看守犬，立志走遍欧洲去扑灭异端与无知。贝鲁格特应该是亲眼目睹了这次宗教审判大会，之后创作了这幅作品。

这些受害者是无助和被压迫的，但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1500年，教皇的女婿、著名的阿拉贡的阿方索（alfon of aragon），被自己妻子的兄弟杀害。7年后，杀害阿方索的凶手成了 纳瓦拉 注22 国王的妻弟，又死于莱琳伯爵（unt of ler）派出的刺客之手。欧洲各国王室充斥着阴谋诡计，社会各阶级都试图消灭各自的敌人；由于当时杀人的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一直到1520年，来复枪才由德国人奥古斯都·科特（augnst kotter）发明——所以他们的死状往往都很恐怖。也许中世纪最出名的犯罪发生在伦敦塔上：1483年，英格兰的两位王位继承人都被杀害于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干的，他后来成为国王理查三世。此外，其他一些皇室谋杀案也显得扑朔迷离。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在他34岁这年被杀，当时凶手伪装成神父，在聆听完詹姆斯三世的忏悔后，抽出匕首将其杀害。另外，由于担心王位受到威胁，奥斯曼苏丹拜耶齐（bayezied）一继位就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哥哥。

暴君在遇到暴力反抗时，会以牙还牙；他们失去的，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人加倍偿还。在法律温和时期，改革者和抗议者至少名义上还有一次公平的听证会。而当时连这样的听证会也没有。1510年，英格兰下议院两位议员与议会在税收问题上爆发激烈争议。他们争论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清楚，但议会解决争论的手段则很清楚：在8月最炎热的一天，这两人被斩首示众。6年后的5月份，人们走上伦敦街头游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随后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oas cardal wolsey）下令将60人处以绞刑。

在当时的任何特定时刻，教皇都是欧洲最危险的敌人。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教皇，似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5位在麦哲伦时代统治教廷的教皇，是与基督徒最不相符的人，他们缺乏最基本的虔诚、严谨、悲悯与纯洁。作为中世纪的独裁者，他们追求的只有权力和个人利益，将神圣的宗教用于敲诈勒索。英诺森八世在位时（1484～1492），圣职买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推销恩惠券、赎罪券，伪造教皇诏书——甚至之前只授予名人的梵蒂冈图书馆馆员职位也被公开售卖，教皇每次可以获得150 达克特 注23 （ 约3750美元 注24 ）的收入。兜售赦免券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枢机主教这样解释道：“上帝不想他的子民死掉，他希望他们活着并为自己赎罪。”

事实是，教廷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拍卖，包括教皇职位。西班牙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吉亚（rodrigo bia），接替英诺森三世，成为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在位），他通过收买其他主要候选人成为博尔吉亚家族的第二个教皇——卡里斯图斯三世是第一个。当时他给他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阿斯卡尼（ascanio）的枢机主教斯福尔札（sforza）送上了四车黄金。

梵蒂冈对杀人犯的宽容态度是有一定根源的。教皇的宫殿里就收留有很多杀人犯和他们的同伙。教皇、枢机主教雇用刺客，嗜好酷刑，而且对血腥场景情有独钟，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 guiiardi）在他的《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1561～1564）中记载了“大祭司，基督教的神父”尤利乌斯二世的例子，他看到基督徒互相残杀非常“兴奋”。“教皇的东西，除了名字和长袍外，其他什么都没留下。”阿尔萨斯的约翰·伯查德（alsatian johann burchard）从1483年到1506年担任教皇的司仪。他是历史学家赞美过的少数几种人：写日记者。在他的日记中，他按时间顺序逐条记录了教皇的日常生活，在其中一页他记载道：在梵蒂冈的一个宴会上，教皇的私生子将被赶进地下室的犯人一个一个地杀害，而教皇则在一旁观看。

上述的例子多少有一些娱乐的性质，而阿方索的枢机主教彼得鲁奇（petrui）被红色绸缎勒死——行刑者是一名摩尔人，但梵蒂冈的教规禁止基督徒杀害枢机主教——就很严重了。原来，彼得鲁奇认为自己被教皇利用了，于是在1517年，他和另外几个枢机主教策划了一个阴谋，计划趁为教皇切开脓肿时将毒药注入其臀部，将之铲除。然而一个仆人出卖了他们。之后，彼得鲁奇的同伙在缴纳了巨额罚款后得到饶恕。这笔高达15万达克特的赎罪款，是从前教皇的侄孙、拉斐尔枢机主教瑞安瑞奥（riario）那里敲诈来的。

意大利雕塑家巴尔托洛梅奥·班迪内利（bartoloo bandelli）于1494年为利奥十世制作的雕塑，现存放于佛罗伦萨的维琪奥王宫（pazzo vehio）。

这些就是当时日记所记载的骇人听闻的事，至于发生在罗马下层的屠杀则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但这样的屠杀确实发生过，派驻在罗马的大使证实了这一点。伦巴第的使臣这样写道：“无数人被杀害……听到的只有哀嚎和哭泣。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教会从未如此的令人恐怖。”几年后威尼斯大使写道：“每天晚上都有四五个主教、教长等被谋杀。”如果这样的屠杀已令人震撼，那么罗马很快就将这些屠杀抛之脑后的做法则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杀人犯凶器上的血液已经凝固、干燥，坟墓已经填满，尸体从台伯河上打捞完毕，罗马人又继续纵情享乐。“上帝把教皇职位授予我们，”利奥十世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那就让我们享受它吧。”当时的教长们都贪图享乐。根据一份记载，彼得罗红衣主教瑞安瑞奥曾举行“狂欢喧闹的宴会”，“有烧烤好、架起来的整头熊，剥了皮的雄鹿，苍鹭和孔雀的羽毛，和……”——这种宴会以后还有更多——“参加宴会的宾客模仿古罗马人的疯狂行为”。

几个世纪前，基督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前任教皇出于对上帝的感恩，建造了圣彼得大教堂。然而现在教皇们已经不再流行祈祷了。亚历山大六世在就任第一年就开始抓住这种新精神。当得知卡斯蒂利亚的天主教打败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时，这位西班牙人教皇在圣彼得广场安排了一场斗牛赛，为了庆祝还当场屠宰了5头牛。瑞安瑞奥的宴会上和博尔吉亚教皇的庆典上的菜单说明，此时的基督教眼里只有自己，严重违背了耶稣的传教教义。当然，坐在圣彼得广场要比跪在祭坛前舒适，其他娱乐活动也比圣餐要有趣得多。赌博（和作弊），作些低俗的诗在公共场合吟诵，雇用乐队演奏，这些娱乐活动都充满了诱惑力。而教长们则沉湎于山珍海味和戏剧。这让教皇的司仪忙着涂改教皇起居日记——直到第二天黎明，他们酒后头痛发作，抱怨上帝的无情报复。

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第一个禁止批评教皇的书籍。他可能不知道伯查德有这样一本日记，或是没在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可能没有看懂这本日记。人们习惯接受自己所处时代的观点，反对任何不同观点。此外，一些政权清楚，自己不可能为法治社会所容忍，一个几千年来公正无私、强大、圣洁的制度，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腐败。邪恶或美德，都是长期形成的。在基督教崛起后的1300多年，教会已经迷失了方向，因为错误的准则已经渗透到教会，亵渎取代了虔诚，丑闻代替了崇拜，永恒的恩惠也变成了对权力的追求。

讽刺的是，基督教圣洁的形象最终毁于它的传播扩大。随着基督教把大量其他信仰的人吸纳进基督教，不断壮大，传教士们也放松了布道的要求，以使布道内容适应这些他们要救赎的人。慈善，原本是教会最令人称道的一个优点，如今成了另一个堕落根源。来自忠实的基督教信徒的捐助从四面八方涌来，未花完的剩余部分则留在了教会内，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之后又被用于享乐，这些挥霍无度的人很快就将钱消耗殆尽，于是又想方设法索要更多钱财。这时一种危险的生财之道出现了，然而其一旦采用，将来一定会被滥用。它源于德国一个古老的传统：凡是犯过罪的人，可以选择接受惩罚，或者如果他们足够富裕，也可以缴纳罚款。交钱赎罪对当时的教会还是很陌生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亵渎神明的。早期的基督徒通过忏悔、宽恕、苦修来赎罪，现在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来替自己赎罪。教皇希望在《圣经》上寻找到这样的先例，终于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找到，耶稣告诉彼得：“我要给你天堂的钥匙：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凭借这条牵强的理由，教廷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教皇将彼得的这项权力委托给主教，主教又把它交给神父，神父将牧师派出去寻找赎罪者，牧师可以自己决定赎罪金额，并从中抽取一定佣金。在罗马，这种捐献大受欢迎，一开始，捐献所得资金被用于医院、教堂和十字军东征。之后这种捐献在不受人欢迎的路上越走越远。教皇允许那些触犯上帝戒律的人可以出钱将自己从炼狱赎回，这样一来便触犯了忏悔的圣礼。

在意大利画家美洛佐·达·弗利（lozzo da forli）的这幅作品中，西克斯图斯四世正在任命巴托罗缪·普拉蒂纳（bartoloo pta）为梵蒂冈图书馆首位馆长。西克斯图斯四世以任人唯亲和推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而知名。

同时，中世纪的无序和混乱——尤其是9世纪后，贵族崛起，教皇统治瓦解——导致教会人士开始与世俗统治者合作，并试图让他们臣服。罗马教皇首先对世俗统治者的行为作出规范，然后建造威武的教堂作为他们世俗权力的象征，卷入政治纷争，最后向敌人宣战。

最初的牧师们远离世俗和诱惑，现在他们远离高尚。以前他们认为苦行修炼是神圣的，甚至放弃婚姻和同居。现在昔日坚守独身主义的牧师们很多都已经开始金屋藏娇，而修道院也成了杂乱之地。

按照戒律，教皇应该一个人就寝。这个戒律是在1123年与1139年之间召开的拉特兰会议上确立的，在经历了900年的遮遮掩掩后，终于在16世纪初开始动摇。现在它只剩下碎片和补丁了。最后一个认真执行这个戒律的教皇在1471年去世，但即使是他，在年轻时担任里雅斯特主教期间也多有犯戒。20多年后，圣彼得教堂的教皇们开始公开承认自己的私生子，并授予他们爵位或赠送嫁妆。

梵蒂冈的教皇们任人唯亲。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 4，1471～1484在位）一登上教皇宝座，就任命他的两个侄子——两个行为放荡的年轻人——为枢机团成员。后来他另外的三个侄子和侄孙也获得这一职位。此外他还分别任命一个8岁男孩和一个11岁男孩为里斯本大主教和米兰大主教，尽管他们还是孩子，而且没有受过任何宗教教育。1484年接替西克斯图斯四世的英诺森八世，对他的私生子弗朗西斯科·西博（franceschetto cibo）极度溺爱。英诺森无法任命西博为枢机主教——当时的制度还未堕落至此——而那个年轻人对此也没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每天晚上与狐朋狗友在罗马街上闲逛，轮奸年轻貌美的女子；他不仅整天游手好闲，而且还是历史上花钱最大手大脚的一位。为了满足他，英诺森八世大大抬高了买卖圣职的价格。当他为儿子物色到一个叫美第奇的新娘时，他不得不将教皇皇冠和国库抵押来支付彩礼。之后他又任命他儿媳妇的兄弟担任枢机主教，这位后来成为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在位）——的新枢机主教当时只有14岁。

即使是利奥十世，虽然没有孩子，也对自己的亲戚给予特别照顾。他在1513年开始垂青自己的嫡亲表弟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 dici）。这位表弟是其母亲在受难周上醉酒嬉戏，与人偷情后所生，这在罗马城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私生子当枢机主教的先例早已有之：亚历山大六世曾将自己的私生子恺撒·博尔吉亚任命为主教。利奥十世还为表弟制订了更宏伟的计划，因而他亲自作伪证，发誓说他表弟的父母已经秘密结婚。然后他又任命另外5个家人、3个侄子和2个亲表兄弟为枢机主教。同时教皇对朱利奥的期望，像慢慢长大的朱利奥本人一样，开始开花结果。这位小枢机主教长大成人后先是担任教长为教皇服务，1523年，他自己也成为教皇。然而，利奥十世还是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朱利奥后来成为给教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克莱门特七世。

同时代的一名意大利雕塑家制作的一枚刻有萨伏那罗拉头像的铜质奖章。

因为缺乏虔诚而放恣无忌的教皇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之所以没被历史湮没，要归功于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残酷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超手腕。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即意大利的几大名门望族——斯福尔札家族、美第奇家族、帕奇家族、阿拉贡家族——敢挑战教皇。15世纪末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出名的反对者是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的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他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是个有魅力的理想主义者，在佛罗伦萨拥有大批追随者并成立了一个民主清廉的政府。萨伏那罗拉对教皇的荒淫和臭名昭著的淫秽收藏大为不满。这位修道士以每年的“虚荣之火”（bonfires of the vanities）来抗议——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的狂欢节上，他将淫荡照片、色情文学、个人私藏的教堂装饰品以及赌桌扔到火堆中。他对追随者大声吼道：“教皇和主教在嘴上谴责情欲和欲望，实际上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毛细血孔无不散发着这种气息。”他说教皇宫殿已经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妓女“坐在所罗门王座上指引路人。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入教廷并且为所欲为”。

萨伏那罗拉还指控教皇买卖圣职，要求他退位。亚历山大六世一开始反应温和，只是下令禁止他再发表这类言论，但他还是继续挑战。他宣称，教皇“已经不再是基督徒。他是个十足的异教徒，因而不能再担任教皇”。教皇企图用枢机主教的头衔收买他。萨伏那罗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红帽子？”他叫嚷道，“我要一顶血帽!”——那就是把他的命拿去。于是亚历山大六世将他逐出教会。然而他依然挑战教皇权威，继续庆祝弥撒、举行圣餐仪式。最终，萨伏那罗拉被教皇以裂教及异端分子的罪名绞死，并在市政广场焚尸。

当时的罗马教皇简直无所顾忌，他们甚至在教堂对敌方下手，把他们的侍卫打得措手不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与帕奇家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家族——伟大的洛伦佐——密谋刺杀洛伦佐和他英俊的弟弟朱利亚诺（guiliano）。西克斯图斯四世选择了他们最放松警惕的时刻，趁他们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参加大弥撒仪式时下手。举扬圣饼仪式的钟声一响起，杀手立刻动手。朱利亚诺从祭坛上摔下来受了重伤，但所幸洛伦佐并没受伤。他拔出长剑，逃到圣器收藏室，坚持抵抗，等待援兵。

不论是教皇的袭击还是接下来洛伦佐的复仇，都得以让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阴暗。在洛伦佐的指示下，帕奇家族的一些同党在西诺利亚宫殿阳台被吊死；其余则先被阉割，之后拖到大街上斩首，最后将尸体扔进亚诺河。以中世纪的标准来看，洛伦佐的复仇并不算过分，而且与1520年初入侵瑞典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520年1月，瑞典人的领袖斯滕·斯图雷（sten sture）在对抗丹麦人的战斗中身亡，之后瑞典人又坚持战斗了半年，直到斯图雷的遗孀克里斯蒂娜投降。克里斯蒂安二世答应她赦免所有人，不过国王的话并不算数。他很快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出尔反尔。先是两名瑞典的主教在斯德哥尔摩的公共广场于11月8日深夜被处决，而他们的80多个教民被叫来观看行刑过程，之后也全部被当场杀害。接下来，丹麦国王又将斯滕·斯图雷的尸体残骸挖出来。这些遗体残骸已经在坟墓里埋了10个多月，早已无法辨认。尸体虽然已腐烂，爬满蛆虫，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但最后仍然被焚烧。再接下来，丹麦国王又将斯图雷的小儿子活生生地扔进了火堆。更残忍的是，他还命令克里斯蒂娜夫人亲眼目睹这些悲剧，并最终让她一生充作军妓。

1498年5月23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名同伴以伪预言家、宗教分裂者和异端的罪名被绞死并被焚尸。对于他的功绩，各个时代、各种人物以及教会内部，有不同的评价。有的把他尊为圣者，有的把他当作宗教狂热者，有的把他称作宗教改革家,有的把他列为人民起义领袖，褒贬不一。到1952年萨伏那罗拉诞辰五百周年时，争议仍然存在。

如果世界被上述这样的人统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在他们看来，他们生活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太阳每天绕着这个世界运行。单纯凭靠想象，我们就能重构当时的欧洲景象。如果一个现代欧洲人可以通过时空隧道回到500年前的欧洲，并且坐在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书中所描述的热气球悬浮在空中，那他将几乎认不出脚下这片土地就是欧洲。因为他往下看时会好奇：人都跑哪儿去了？从俄罗斯向西到大西洋的欧洲大陆，到处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与1500年前的罗马时代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根据塔西佗的《日耳曼》（de rania）记载，尤利乌斯·恺撒从波兰步行到高卢，整整花了2个多月才走出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恺撒和他之后的70多个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团之所以一直未能征服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与其他被罗马征服过的地方不一样的是，那里没有马路。

但16世纪时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居住了。在密密麻麻的落叶林树冠下面，居住着7500万人，虽然这一数字尚不及现代欧洲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开创了欧洲的雏形和习俗，并流传至今。其中2000万人生活在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按照古人的话，它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更不是帝国。这片区域实际上位于中欧： 德国和它周围的一些地区。 注25 法国人口达1500万，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意大利境内生活着1300万人，是当时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西班牙人口为800万，而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加起来也只有450万——只相当于费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数量。

回到过去欧洲的时空穿梭者如果想找到一些高耸的现代建筑，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从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各种现代建筑才开始在欧洲涌现。16世纪欧洲最大的三座城市：巴黎、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人口均在15万左右。其他人口超过10万的三座城市都位于海边、河边或贸易中心：塞维利亚、热那亚、米兰。它们与现代内华达州的雷诺、俄勒冈州的尤金或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大小相当。甚至在著名的帝国自由城市中，也只有科隆人口超过4万。其他城市人口都差不多：比萨4万，法国南部最大直辖市蒙彼利埃4万，佛罗伦萨7万，巴塞罗那5万，巴伦西亚3万，奥格斯堡2万，纽伦堡15万，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均为2万。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伦敦，居住着5万人，而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人口只有1万。

在1493年德国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这本书中，附有许多设有城墙的城镇和城市的手绘图。这幅手绘图描绘的便是当年的纽伦堡，到1500年时，大约有15万名居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之内。

20世纪的现代都市四通八达，各种高楼大厦林立。相比之下，当时的城市则要相形见绌很多。沿着泥泞小路，从森林中走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阴冷的城墙和炮塔。从炮塔向外眺望，可以看到富人家的三角形屋顶、小教堂的尖顶，不过它们在众多主教堂面前要黯然失色很多。

如果说主教堂是社区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矗立在广场的城堡主楼则是社区世俗权力的核心。在主楼屋顶，有守卫24小时看守，以便在敌人攻击或火灾发生时第一时间敲响警钟。楼顶下方则是议事厅，德高望重者聚集于此商议城中大小事务；议事厅之下是档案室，再往下则是地下室、地牢和刽子手的生活区——当时的刽子手比现在的同行们要繁忙得多。16世纪时没有人相信犯罪的人可以改过自新，所以也就没有改造他们的机构或场所。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犯人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致残和鞭笞是常见的刑罚，对重罪犯则往往处以绞刑。

城堡主楼是城市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起着第一道防线作用的城墙，才真正决定着城堡内的肌理尺度。城墙周长越小，就越安全（当然造价也越低）。因而城墙内的土地都是宝贵的，一寸都不能浪费。弯曲的街道只有人的肩膀那么宽，以至于行人经常因为彼此碰撞而刮伤。街道没有铺设马路，脏乱的商铺直接开在街道旁；粪便、尿液和垃圾被直接从窗户向外倾倒。

人在这样的城市很容易迷路。阳光很少能照到地面，因为每座楼房的二层都会突出来挡住第一层，第三层又挡住了第二层，第四层和第五层又挡住了下面的楼层。在接近城墙高度的最顶层楼层，人们甚至能够相互握手。幸运的是，雨点很少会落在行人脸上，不过光线和新鲜空气也与他们无缘了。城市的晚上是令人恐怖的。守更人会在大街上巡逻，每次钟声敲响时，他们会喊道：“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切正常。”街道路口都设置有大量的铁链，用来堵截小偷。不过还是会有盗贼埋伏在黑暗角落。

在那些内行的人看来，委身在弯弯曲曲的小巷内的街区，传达出一个迹象，即过时的封建影响正在逐渐褪去。这里有屠宰场、造纸厂、皮革厂、补鞋店、马鞍厂，甚至还有小书店。它们的意义在于创造商业。欧洲已经诞生了一个新阶级：商人。中世纪的商业中心是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米兰等，其中只有少数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已经进军银行业。最后，德国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应运而生，并取代其他势力，统治这一地区的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

汉萨同盟是13世纪时由70多个以不莱梅、汉堡和吕贝克为中心的城市结成的同盟，最初旨在打击海盗、消除贸易壁垒。随着新一代外贸家和银行家开始登上舞台，汉萨同盟也达到鼎盛。其中最著名的是富格尔家族。

富格尔家族一开始只是奥格斯堡（非汉萨同盟城市）的乡下从事纺织工业，后来又进军银矿、铜矿和汞矿。他们靠放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控制了西班牙海关，将势力扩展到西班牙全部海外领地。他们的势力从罗马到布达佩斯，从里斯本到但泽，从莫斯科到智利。他们发挥贷款者的角色，将数百万的金币放贷给国王、枢机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资助战争、支持教皇和从事新探险——例如，赞助卡洛斯一世，派遣麦哲伦开展环球航行。

这幅图描绘的是在汉萨同盟期间，一些商船正在港口卸载货物的情景。背景中可以看到巨大的红砖仓库。商船高扬的旗子上，画有一只胸前佩戴红白盾牌的双头鹰，那是吕贝克特有的城市徽章。

16世纪初，富格尔家族的掌舵者是雅各布·富格尔二世，他因在1505年秘密购买了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的王冠珠宝而一鸣惊人。雅各布一开始是基希贝格（kirchberg）和魏瑟尔-霍恩（weisser-horn）的伯爵，1514年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伟大的马克斯——任命他为首席财务赞助官，有效期30年，并且还赐予他世袭的神圣罗马帝国骑士爵位。1516年，雅各布与英格兰展开关于贷款的繁琐谈判，最终与国王亨利八世结成合作伙伴。一年后的第五次拉特兰会议取消了基督教古老的高利贷禁令，这是富格尔家族巨大影响力的又一证明，同时也反映了遍及全球的贸易的增长。

每个欧洲城镇，不论大小，都有一个袖珍版的“富格尔家族”。这些商人的房屋建于市集，高大威武，用横梁支撑，上面覆盖灰泥、砂浆、金属丝网。储藏室都堆满了昂贵的东方地毯和用容器装的香料粉。出纳坐在高凳上记录账本。老板和老板娘，尽管出身农民，但都穿金戴银，甚至穿上了只有贵族才能穿的皮革。商人以领主的风度与尊贵的客户讨价还价，似乎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落魄的骑士仇恨这些商人，于是埋伏在森林里伏击他们，并砍掉他们的右手。这种残酷的行为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最终商人留存下来，而骑士则被淘汰。此外，商人们的这些对手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真正的对手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尽管过程缓慢，资本家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取代了神父们在欧洲权力结构中的位置。

在15世纪出版的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这张室内市场的彩绘图说明了商业贸易中货币的概念。

然而，城镇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在16世纪初期，人们可能在森林里连续步行几天而看不到任何人烟。80至90的人口（即农民。农奴制已经被废除，只在德国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居住在农村，这些村庄人口不到100人，相隔15或20英里，四周都是漫无边际的森林。他们生活的空间狭小、拥挤，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工作的地方——整个家庭成员，包括孕妇和少儿都要工作——就位于房屋和森林之间的草地上。虽然这样的劳作很辛苦，但为了将豺狼拒之门外，这是绝对必需的。小麦必须用连枷打出来；并非每个家庭都拥有一把犁头，那些没有犁头的人家就只能找人借用或租用，如果借不到，则只能用笨拙的锄头来破土了。

当然，骑士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番图景了。在他们的城堡里——或者叫新庄园，由于大炮的出现，城堡已经过时了——他们玩起了双陆棋、象棋和跳棋。狩猎、驯鹰和放鹰捕猎则是他们热衷的户外运动。在20世纪的人看来，他们的房屋可能一点都不舒适：潮湿、寒冷和原始卫生条件下散发出的臭味——当时还不知道排污管为何物。但在其他方面，这些房屋又是富有吸引力和宽敞的——木制的天花板、铺满瓷砖的地板（当时连地毯都还刚刚开始流行）、挂毯覆盖的墙壁和玻璃窗户。破烂的城堡入口处的中央大厅被前厅所取代，顺着前厅就到了起居室，里面安有巨大的壁炉，起居室之后就是用于私密谈话的接待室，或是用于一般会谈和用餐的客厅。

餐桌上令人作呕的暴饮暴食的恶习也蔓延到了权势之家。贵族人家每天餐桌上的菜都有15到20道；英格兰沃里克伯爵一次晚宴就宴请了500多位宾客，用了6头牛。公牛肉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鲜美——按照传统，牛肉被腌制在密封的大桶内，然后再放入铜缸内油炸。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食用了大量牛肉。在一些重大场合，整只鹿会被放在壁炉上进行烧烤，烤卷后再抹上香油，用刀切成几大块，蘸上热气腾腾的辣椒粉，用大盘子装盛上桌。

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除了壁炉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便利设施。他们的房屋位于狭窄、泥泞的巷子末端，杂乱无章，用茅草、篱笆和棕色的木头制成，淹没在堆积如山的粪堆中，这些粪堆就堆放在屋子前院。这些房子很宽敞，因为它不仅仅是用来住人的。屋顶是下垂的，屋顶下方最外面是猪舍、鸡舍、牛棚、玉米仓、稻草和干草房，最后才是住房，实际上只是一间房屋，墙壁和木头都用煤灰粉刷。参观过这些房屋的荷兰中世纪哲学家伊拉斯谟曾写道：“他们从沼泽地运来泥土和茅草，做成地板，这些地板很少翻新，甚至20多年都不曾更换过，上面残留有狗的唾液、人的呕吐物和啤酒……鱼的骨头和其他说不出名的污物。因此，随着天气的变化，它们散发出在我看来有害健康的气体。”

位于房屋中心的是一个巨大的床架，上面堆满了稻草，而稻草中藏匿着众多寄生虫。男女老少都挤在一起——祖父母、父母、儿子、孙子、母鸡和猪——如果夫妻要亲热，其他人都能听到动静；在夏天，他们甚至会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一个陌生人留宿了一晚，那么主人会热情地邀请他在自己熟悉的床垫上再睡一晚。即使是这家的主人外出，例如去朝圣，他们仍然会这样招待。如果这导致了一些意外情况，例如丈夫回来后发现妻子怀有身孕了，那么她会很自然地解释道，她在睡觉时被梦淫魔附身了。神学家早就证实了这种怪物的存在，它们趁单身的女人熟睡时与她们交合（神父们也用这个理由解释男孩的 “湿梦” 注26 ）。即使婴儿出生后长相与其他人相像，一时谣言四起，但也很少有人会站出来指控。戴绿帽子的人会成为别人取乐的对象，毕竟男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戴了绿帽子。当然，如果未婚的女孩发现自己怀孕，再以同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那么她会受到别人更多怀疑。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家庭似乎还是原始的，那么不要忘了，这也是富裕农民才能享有的。不是所有农民都这么幸运。一些人住于小木屋，周围覆盖着茅草或稻草，这些茅屋无法抵御风刮雨打、风霜雪暴。它们甚至连烟囱都没有，在屋内生火，冒出的烟经屋顶的小洞排出——可想而知，这样的茅屋火灾会频繁发生。这些房屋也没有玻璃窗户和百叶窗，一碰到风暴或寒冷天气，只能用稻草、破布——或者能利用的任何东西——来堵住墙壁上的缺口。这些家庭羡慕那些生活条件更好的家庭，当然主要是羡慕他们的床。他们睡的是草席，盖的是破毯；有些没有毛毯，甚至连草席也没有。

通常，每三年就有一次丰收，之后就是一年的饥荒。饥荒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拥有的一切，包括少得可怜的衣服，以至于在一年四季都衣不遮体。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啃食树皮、树根和杂草，甚至黏土。不知是否有食人族存在，但陌生人和旅行者会被人伏击杀害、吃掉，甚至据说连绞刑台都被人拆了——20多具尸体挂在一个脚手架上——饿晕的人争抢这些新鲜的人肉。

在这幅荷兰画家彼得·阿尔岑（pieter aertsen, 1508～1575）创作于约1565年的作品中，桌子上摆放着各种蔬菜水果和海鲜肉食，一幅大丰收的景象。

然而，即使在丰收之年，他们也只能混个温饱。为了避免在夜晚用餐，他们通常一天只吃两顿——早上10点的“正餐”和下午5点的“晚餐”，但在大丰收的时候，餐桌上则会丰盛许多。尽管当时肉在餐桌上很少见，但还是会有大量猪肠以及必不可少的黑面包（白面包是贵族阶级的特权）和无数道汤。白菜汤、豆瓣菜、奶酪汤、“干豌豆和咸肉水”、剩饭剩菜做成的“穷人汤”，当然还有大斋节才能吃到的鱼汤。每顿饭酒是必不可少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喝葡萄酒，德国人和英格兰人喝啤酒。低浓度啤酒一直是传统饮料，尽管自从十字军从东方回来后，人们更喜欢喝“五香啤酒”，这种酒加了肉桂、树脂、龙胆和杜松。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人们平均每天喝一加仑（约45升）啤酒——即使是修女和8岁的孩子也是如此。以至于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说，英格兰人“不喝水，除非是在宗教场合或是忏悔时，才会喝水”。

这样的饮酒量通常会导致严重酒精中毒，因为当时的人们身材短小。人们的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约152厘米）多，体重也只有135磅（约61千克）左右。他们的妻子则更矮小，体重更轻。超过6英尺的人就会被当作巨人了，是传说的英雄人物——例如《巨人杀手杰克》和《杰克和豆茎》中的巨人。这种民间传说都很血腥、暴力，因为这些巨人最后都惨死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很短，一半以上的欧洲人通常会在30岁之前死于各种疾病。正如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所写的那样：“现在很少有人活到40岁，能活到50岁的人就更少了。”如果一个人活过了40岁还很健康，那么他很可能能够活过50岁，虽然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到45岁时，他的头发就会变白，腰也驼了，脸上的皱纹也跟七八十岁的人一样多。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一个30岁的女人就可能被叫作“老格蕾泰尔”了。在寿命方面，她就没有丈夫那么幸运了。妇女生孩子时的死亡率相当高，这导致女性的平均寿命只有24岁。在婚礼上，按照习俗，她的母亲会送给她一块精美的布匹，用来做礼服。而六七年后这块布匹可能用来做她的寿衣。

人们的着装也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一些衣服是代表耻辱的。麻风病人被要求穿灰色外套、戴砂红帽子，妓女必须穿红色裙子，忏悔者必须穿白色长袍，被释放的异教徒必须在胸前衣服缝上十字架——与他们相遇时，人们必须为他们祈祷——按照法律规定，所有犹太人胸前都必须戴上巨大的黄色圆环。其他人则被分为三大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确立人的社会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并且相信在出生时就已经注定，所穿服装必须反映自身身份。

当然，某些时尚是共享的。自从盛极一时的希腊罗马灭亡后，穿衣风格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前流行的宽衣文化慢慢过渡为窄衣文化。大多数服装——除了猎人的皮革手套和紧身裤、穷人穿的动物皮衣——都是羊毛制成的。（由于欧洲人很少更换衣服，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天，所以皮肤病在当时很盛行。）牧师穿法衣；干苦力的人穿束腰外衣、宽松的裤子和沉重的靴子；贵族们穿金戴银，衣着华丽，凭他们的穿着就能看出其身份。每个骑士手上都戴着骑士戒指，穿着毛衣，正如剑和猎鹰一样，都是骑士身份的象征。事实上，某些欧洲国家规定，任何不是贵族的人都不得穿毛皮衣。历史学家w s 戴维斯写道：“很多贵族，天气再炎热，也会穿着破损的黑色毛皮衣，就是为了将自己与农奴区分开来。”

这幅图出自德国服饰专家阿尔伯特·克雷齐默尔（albert kretschr）出版于1882年的一本著作《万国服装史》（stus of all nations）。图中展示了16世纪中叶德国各阶层的着装。

毛皮（或羽毛）帽子是贵族的最爱，其次是带花纹的长袍和袖口敞开的短上衣。贵族们青睐于穿上带有性别标志的衣服，并且炫耀，这也被认为是他们的专用特权。在中世纪著名作家杰弗里·乔叟（offrey chaucer，1342～1400）去世后的100多年，这种风俗一直没改变。乔叟自己——作为一个侍从，穿着红色或黑色的紧身裤——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谴责穿那种带有下体盖片的紧身裤子的习俗。男人女人们都在展示自己，而非调情，他们当然也不是徒有其表，据说，一旦受到挑逗，他们就会积极回应。

这时候，起润滑作用的礼仪，以及文明生活中一些微小但重要的事物开始重新出现，就像凤凰一样，从中世纪的灰烬中重生。知识，就像礼仪一样，开始重新受到重视。例如，“加”“减”运算符号到15世纪末终于开始被广泛运用。近视眼镜在1520年左右开始出现。铅笔则出现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同时出现的还有邮政服务（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之间）。据说1512年，彼得·海伦（peter henle）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手表“纽伦堡蛋”（nure），不过现在人们认为这只是个传言。小型手表和时钟直到16世纪70年代后才出现在意大利和德国。据说巴斯洛缪·纽斯曼（bartolosa）在1585年建造了英格兰第一座直立时钟。

在所有阶层中，餐桌礼仪都是最严厉的。男人们吃饭时很粗野，他们通常戴着帽子吃饭，经常一边殴打妻子，一边咀嚼猪肠或啃骨头。他们的衣服和身体都很脏。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进城的农民在经过香水店时，被陌生的香味熏晕，于是有人找来一把屎让他闻，最后他又苏醒了。手帕16世纪初才出现，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广泛运用。当时即使是国王们也都用自己或者仆人的袖子擦嘴巴。餐巾还未发明，客人被告知不要用餐桌布擦牙齿。此外还要提醒客人，擦鼻子时要用握刀叉的手，而非拿食物的手。

这是德国艺术家约斯特·阿曼（jost aan, 1539～1591）为《百工之书》（book of trades）所做的多幅木版画中的一幅，描绘了当时的一家钟表匠的制作工坊。直到16世纪晚期，小型的座钟和手表才开始出现在意大利和德国，而消费者大多非富即贵。

人们对餐具什么时候被带入餐桌一事还存在一些争议。人们早就知道刀最初是由客人们带去的，他们把刀放入刀鞘内，系在腰带上。按照伊拉斯谟的记载，当时的礼仪规定，食物必须要用手指送入嘴内。叉子在15世纪就出现了，不过当时只是用来叉菜。至于餐具，它直到1589年才被摆放到法国宫廷的餐桌上，尽管早在1520年威尼斯公爵的宴会上它就出现了。当时法国丝绸商人雅克·拉·赛格（jaces lesai）在日记中惊奇地写道：“当贵族们想吃肉时，他们就用银叉叉取。”

还有一种情况也被视作粗鲁的行为，不过与礼仪无关，即任何违反教会规定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除了犹太人（当时欧洲大概有100万犹太人），每个欧洲人都必须尊敬圣母玛利亚——天主之母、天主母后、基督之母、童贞女玛利亚、万福玛利亚、我们的女主——以及她的追随者、像臣子一样拥护她的天主教圣徒。教民每周至少要参加两次弥撒（骑士则每天都要参加），缅怀圣迹和圣物，之后还要斋戒。

斋戒是信徒们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村庄里，信徒们在当地神父的号召领导下参加了宗教游行，表达对斋戒的支持和忠诚。然而一位在游行中表现得很圣洁的妇女，在游行一结束后，就跑到厨房，将羊肉和火腿加热吃了，就这样轻松地破了斋戒。香味飘出窗外，被路人察觉。他们将她抓到当地主教那里，主教罚她在大街上行走，一直到一个月后的复活节。她的脖子上挂着火腿和羊肉，身上沾满了别人吐的口水。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必不可少——这是中世纪的另一个特色——她身后时刻跟随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上述例子还仅仅是一个相对轻微的教规触犯的案例，如果是严重触犯教规，则会有更可怕的宗教惩罚。一个醉酒的、对教会不敬的骑士在偷走教堂的圣杯后，陷入了大麻烦。有人看见他拿着圣杯逃离。当地主教下令敲响只有在重大葬礼时才会敲响的警钟，警钟发出悲伤的钟声。教堂本身就是用黑色粉刷的，会众们聚集在中殿，神父们围在主教周围，手上握着点燃的蜡烛，都默不作声，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主教则站在圣坛前大声地喊着小偷名字：“让他在城里被诅咒，在农田被诅咒；让他的粮仓被诅咒，他的丰收被诅咒，他的孩子被诅咒；让他像 大坍和亚比兰 注27 被大地吞没那样，被地狱吞噬吧。今天我们把手上的蜡烛熄灭，就如同熄灭他的生命之火一样，除非他做忏悔。”

当神父们扔掉蜡烛并将其踩灭，教民们用颤抖的声音叫喊这名骑士的灵魂，他们知道，在如此可怕的诅咒面前，他是很难幸存下来的。这名倒霉的骑士现在成了过街老鼠，所有人都不帮助他，甚至连麻风病人和犹太人也没有这么被孤立过。这种“社会流放”是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它让犯罪者屈服，最终他花了巨大的价钱为自己赎身。首先他将所有财产捐赠给了主教。然后身穿朝圣长袍，赤脚来到圣坛前，连续24小时都在祭坛前跪倒、祈祷、禁食。之后，他又跪下接受60名牧师的棍棒责罚。每挨一棍，他都要高喊：“主啊，这是你对我的惩罚！”最后，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失去知觉时，主教才赦免他，赐予他接吻礼。

这样的惩罚似乎太过残酷。圣杯并非是由金银制成的，并不算什么贵重物品，因而盗窃圣杯不过是个轻微的盗窃罪。但中世纪教会执法严厉，如果这样的“重罪”不受到严厉惩罚，那么后面的人就会松懈、重犯甚至反叛。此外，那些罪恶比骑士更重的人，则要接受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的赎罪就是要走完多段路，花上6到10年，甚至12年，而最远的赎罪之路便是朝圣。

这是老彼得·勃鲁盖尔于1559年创作的一系列关于七美德（the seven virtues）的讽刺画之一：正义（jtice）。名为“正义”，讽刺的却是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非正义。

那些冒犯上帝或犯有其他罪行的朝圣者，他们的朝圣苦行实际上是坐牢的替代品。欧洲的城堡和梵蒂冈都建有地牢，但他们不会接受异教徒。当时世俗法庭的主要法律惩罚手段是死刑，此外还有其他惩罚手段——剁耳、割舌、挖眼；那些对丈夫不忠的妻子，生殖器会被烧红的铁棒烧灼——尽管这些惩罚惨绝人寰，但都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罪犯们在死后还会“入地狱”受尽折磨，但显然不是所有违反法律的人都会受到这种处罚。因此，与世俗法庭一样有着独立法律体系的教会，就开始发挥作用。

罪犯被要求剃光头，离开家庭，经常斋戒（一天只吃一顿），光着脚远行。目的地因人而异，罗马是常见的目的地，一些人甚至被流放到耶路撒冷。通常距离越远，说明其犯罪程度越重。如果罪犯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必须手上和脖子上都戴上由其盔甲制成的铁链，这样做是为了告诉世人他堕落的程度。通常重罪犯要随身携带由主教签发的护照，上面详细写明犯罪记录，并要求虔诚的基督徒为他提供食物和借宿。在重罪犯看来，这种方式存在不合理性，不过他的观点不会被允许说出来。教会的判决很少会被上诉。

为了获得所谓的宽恕，有些人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 著名的安茹伯爵黑富尔克 注28 ，在犯下了滔天罪行后，意识到死后要进入地狱，良心备受折磨，于是祈求得到神的宽恕。黑富尔克在过去的20年里，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其中之一是他被控谋杀了他的妻子，尽管这个指控最终没有成立，因为他自称发现当时妻子与牧羊人在畜棚后面偷情。法庭对此也毫无办法。通常偷情被发现后，淫妇会被当场处决，而奸夫则由淫妇的丈夫任意处置。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牧羊人也已经逃走了，但是，即使是再坏的伯爵，应该也不会拿这种事来撒谎。然而，即使不算这项指控，黑富尔克的罪行也是擢发难数。他预估到自己会被判处重刑，而且这是他罪有应得的。据说当他听到判决时，当场晕倒了。他要戴着枷锁，去耶路撒冷朝圣三次。他要走完法国和 萨瓦 注29 大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穿过教皇国、 卡林西亚 注30 、匈牙利、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崎岖的山路、保加利亚、君士坦丁堡和漫长的安纳托利亚山，然后途经如今的叙利亚和约旦进入圣城。他的脚上戴着铁链，不断流血，就这样来回走了三趟——行程大约15300英里——最后一次他被拖着在大街上走，两个身强力壮的人还用皮鞭猛烈地抽打着他。

黑富尔克原本可以向教会提出质疑，即这些惩罚受苦与耶稣的传教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两者没有任何关系。信仰和迷信之间从来就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是在中世纪，二者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尽管中世纪的人自称为基督徒，不过他们对福音书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当时的《圣经》只有一种语言，而他们根本看不懂。他们也听不懂弥撒仪式上的咒语。他们相信魔术、巫术、妖怪、狼人、护身符和黑魔法，因此与异教徒无异。如果一位女士去世了，她一断气，仆人就会搜遍家中所有的盛水容器，将它们倒空，防止她死后灵魂溺水。在下葬前会有专人24小时看守棺材，防止猫狗闯入让她变成吸血鬼。同时她的丈夫双膝跪地、头朝东、双臂伸出形成十字架，为她的救赎而祈祷。《新约》中并没有制定这些仪式，不过还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牧师的祝福。在修道院的手稿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些条目：“据报告，基督教敌人已经在巴比伦出生，最后的审判日子就要来临了。”这样的警示传得多了，连农民都不再放在心上了。安息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弥撒，之后就闲聊、跳舞、摔跤，参加射箭竞赛，一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去。对他们来说，人世间的地狱就已经足够折磨人了，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为另一个世界可能的苦难担心了。

不过当他们静下来仔细想想，他们还是会为此担忧。所以他们相信，如果死者的左眼没有正常闭上，那么很快就会有人陪他下地狱。如果一个人在星期五穿干净的白衬衫，或看到流星，或在沼泽里看到一些幻象，或秃鹰在他的家附近盘旋，那他离死也不远了。同样的，如果有女人愚蠢到要在圣周（即复活节的前一周）期间洗衣服，那她也很快会死去。如果一起吃晚饭的人数正好是13，那么其中一个第二天将再也吃不到早餐了；如果一个人听见狼彻夜嚎叫，那么他在黎明前就会消失。彗星和日食也被认为是凶兆。众所周知的是，1198年6月出现过一颗巨大的彗星，紧接着，狮心王理查一世便离世了（事实上他直到1199年4月6日才去世）。

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一直持续到17世纪，甚至更久。这种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行为被称作巫术。此图由出生于瑞士的雕刻师马特乌斯·梅里安（atthae rian）创作于1626年。

所有人都相信——每个孩子也这么被教育——小孩周围都有看不见的、没有灵魂的鬼怪缠身，其中有些是善良的，但大部分是邪恶、危险和长生不老的，很难除掉。这些鬼怪包括未受洗的婴儿的灵魂，从墓穴中冒出、专门啃食骨头的鬼怪，引诱骑士将其溺死的水怪，将小孩带到地下洞穴的丑八怪，狼人（有着不死之躯的人变成了贪婪的野兽），以及一到黄昏就出来吸食迷路男女和孩子们血的吸血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能从真实的感官世界进入到另一个充满魔力和神秘力量的世界。每个自然物体都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当时为人解梦的书籍非常畅销。

行星被认为是按照天使的指令运行的，医生经常向占星家和神学家咨询请教。医生诊断疾病时会考虑患者出生或患病时的星座。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盖伊·德·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这样写道：“如果有人在月亮运行到金牛座期间脖子受伤，那伤势一定会很危险。”成千上万的人因脖子上长了淋巴瘤而毁容，他们相信国王用手抚摸一下就会痊愈，于是蜂拥前往法国和英格兰的王宫。历史学家曾经在美因茨（az）发现一个日历，上面标记着占卜出来的最佳放血时间。流行病的爆发被归因于星星位置的错位。行骗的医生偶尔会被揭穿，比如在伦敦，有个叫罗杰的医生，他自称能治愈各种疾病，但最后被判脖子上挂夜壶游行。不过大多数江湖医生则很少被拆穿。

即使是像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这样杰出的人也相信巫术的存在。除非是显而易见的骗术，否则教会推崇迷信，鼓励人们相信信仰治疗，积极传播森林之神萨梯、梦淫魔、海妖、独眼巨人、海神、巨人的故事，宣称他们都是撒旦的化身。教会宣称，正如上帝一样，撒旦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宣传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教会认为，要想让广大信众顺从听话，光给他们宣传上帝的博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恶魔来吓唬他们。一些骗人的把戏往往打着驱魔的幌子来进行欺骗。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人被恶魔附身，嘴里嘟哝着亵渎神灵的话语，直到遇到一位牧师，在举行神奇仪式、念诵了一段咒语后，恶魔现出原形，尖叫着落荒而逃。

教会的牧师和僧侣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些奇迹的真实性。前往圣城的朝圣者不都是未获得赦免的罪犯。事实上，他们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他们身穿棕色羊毛长袍，腰带上系着沉重的麻袋。他们完全是出于虔诚的信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刚刚失去的亲人可能已经进入了炼狱。虽然他们看上去肮脏和凌乱，但很少有人敢慢待他们，因为天使经常化身降临人间，给予那些热情接待的人神圣的祝福，没有人愿意失去这些祝福。

这幅年轻的红衣主教皮埃尔·德·卢森堡（1369～1387）的画像创作于约1460年，作者不详。1527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宣告皮埃尔已升入天堂列入“真福品位”

朝圣者们前往经罗马教廷认可过的1000多个圣地。沙特尔圣母玛利亚教堂、卢卡圣母圣殿、热那亚圣母教堂，以及勒皮、奥雷、格勒诺布尔、瓦朗谢讷、利斯、罗卡马杜尔和欧西尔等地的圣母教堂……朝圣之旅几百年间一直在持续。其中一个深受欢迎的圣地是红衣主教皮埃尔·德·卢森堡（pierre de xe）的墓地。他在18岁就因为厌食症而离世。在他去世后15个月间发生的1964项奇迹被认为与他骨头里的魔法有关。一些圣徒被认为是医学专家，因此对患有疾病的朝圣者特别有吸引力，比如霍乱患者便会前往圣维达斯（sat vit）教堂朝拜，因为信徒相信圣维达斯能够有效治疗霍乱。

如果一处圣地救世主曾亲自到访，或者其异象得到了梵蒂冈的亲自确认，那么这里将成为最受膜拜的圣地。在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信徒们被告知在那里能看到耶稣诞生的马槽；或者在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信徒能看到耶稣戴着荆棘王冠升天的圣梯；或者在蒙托里奥圣彼得教堂，那里是彼得被尼禄折磨杀害的地方。英格兰人相信，受人尊敬的圣热梅修道院的院长只要对着泉水祈祷，那么泉水就能医治病人，让盲人重见光明，让哑巴开口说话。按照朝圣者的讲述，有一次院长口渴，来到一座村庄，他把农民带进教堂，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他的拐杖敲打石头。看哪！泉水咕咚咕咚地流出，不仅能解渴，还能包治百病。

朝圣之旅，缓慢、昂贵、不舒服，甚至很危险。坐马车速度最慢，步行稍快，最快的要数骑马，不过骑马朝圣的人极少，因为那样意味着要频繁更换马匹。朝圣花费主要用在无数的通行费上，这是众多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横跨在河面上的桥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牧师建议，朝圣者在过桥前，一定要歌颂上帝）；其他河流则必须涉水而过；马路很破烂，大部分都是小路和泥路，只有夏天才能坐马车通过。而出门在外，夜晚只能在破烂的客栈度过。这些客栈卫生状况糟糕，床铺互相紧挨着，毛毯上到处都是蟑螂、老鼠和跳蚤；沿途的妓女热情款待这些朝圣者，之后携款逃走，客栈老板则会借口他们没有支付住宿费而扣留行李。

朝圣之旅的危险来自于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的快乐和痛苦都体现在巴黎著名的 弗朗索瓦·维庸 注31 身上，不过那都是虚构的。现实中，这些森林中的强盗没有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他们是冷酷的小偷、绑匪、杀手，他们之所以能够横行无阻，是因为很少被官府收捕。在城镇之间，朝圣者都是独自前行。在卡斯蒂利亚等一些地方，神圣兄弟会（santa herandad）的弓箭手会在道路上巡逻，而在其他地方的野外，则没有任何治安人员。强盗们一般埋伏在树林里，然而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大批的骑士和雇佣兵返回，以及在英格兰刚刚结束的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中的逃兵，加入到强盗行列，他们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些强盗有时聚在一伙，伏击陌生人；有时则乔装成乞丐或朝圣者，怀揣钢刀时刻准备下手。即使是英勇的庄园主，也拒绝为经过其领地的朝圣者提供保护，甚至很多庄园主本身就是强盗或其帮凶。只要强盗们没有对他们构成威胁、圣诞节时按时上贡，那么他们就会对强盗的暴行视若无睹。

于是，一些正直的朝圣者便会随身携带锋利的匕首，他们知道自己将不得不自卫，并且希望在遇到强盗时能狠下心来。来自不同国家的旅行者结伴而行，寻求集体安全，不过他们常常排斥英格兰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其他欧洲人不太信任英格兰人，怀疑他们是窃贼，而海上的水手则认为他们是海盗。英格兰人当时以缺斤少两、兜售劣质商品而著名。即使是像乔叟这样谴责贪婪的人，本身也是贪财之徒。英格兰女人还有另外一个不受欢迎的原因，她们经常满嘴脏话，以至于圣女贞德总是称她们为“该死的”。而且在当时，英格兰的男人和女人就以傲慢无礼而出名。16世纪时，威尼斯驻伦敦大使向他的政府这样描述英格兰人：“他们非常迷恋自己和自己的一切东西；他们认为除了自己，就没有其他人了；除了英格兰，就没有其他国家了；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英俊的外国人，他们就会说，‘他看起来像一个英格兰人’，很可惜他不是。”

英格兰人——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也意识到了自己声誉不佳，于是出国旅行时总是全副武装——除非他们是有钱人。欧洲富人旅行时，身边总会有大批骑士保护，并乘坐富丽堂皇、带有窗帘的马车。他们清楚自己是窃贼的重要目标，因而不会轻易离开马车；除非有重兵守护，否则也不会参加每年8月份的盛大集会。

约克郡的一块墓碑上这样写道：

此处埋葬着的是

拉斯罗伯特伯爵

他一生专门劫富济贫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罗宾汉

虽然很伟大

但是历史却没有记住这个人

1247年12月24日

位于英国诺丁汉的一座罗宾汉塑像。

罗宾汉真实存在过，这块墓碑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如亚瑟王宫殿圆桌证实了亚瑟王的存在。不过这就是墓碑的全部。据我们对该时期的了解，罗宾汉不过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强盗，他埋伏在路边的丛林中，专门抢劫过路的路人。他抢劫富人的财物用于救助穷人——就像传说中另一个冷血的抢劫犯 杰西·詹姆斯 注32 那样——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更加不可能的是，在传说中，罗宾汉还有一个女仆兼情人梅德·玛丽安（aid arian）、一个巨人小约翰以及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塔克（tuck）修士。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罗宾汉等人的故事只是民间传说，而与他们同一时代的人，即诺丁汉郡的治安官，也许是这一千年里最臭名昭著的执法者了。

随着我们对中世纪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些传说也变得越发不可信。后世的杜撰者们给中世纪注入了一股虚假的浪漫之风。 流传于德国哈梅林地区的花衣魔笛手 注33 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一生并没什么亮点。相反，他是个心理变态者和恋童癖者。1484年6月20日，他拐走了撒克逊哈梅林村庄的130个小孩，并用不可告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之后发生的事情则众说纷纭。有些人说这些小孩彻底消失了，有些人则声称在森林中发现了这些小孩的肢体残骸。

就在花衣魔笛手掠走大批小孩之后的第二年，最富有想象力的故事集面世了，这一年 威廉·卡克斯顿 注34 出版了托马斯·马洛礼爵士（sir thoas 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orte d’arthur）。后来，这部伟大著作的删减版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中世纪的道德楷模马洛礼很少戴眼罩。他写作这部作品时，女主人公并非完全是幻想出来的。“ 兰斯洛特爵士 注35 亲吻了那位美丽的女士（ 格温娜维尔 注36 ）的手，她像针一样赤裸。”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可能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1000多年来，威尔士的偏远地区一直把淫妇称为“常客格温娜维尔”。然而兰斯洛特爵士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而且考虑到中世纪跨度极大，格温娜维尔，如果确有其人，也几乎不可能与亚瑟王活在同一时代。

这幅花衣魔笛手的画像出自哈梅林教堂1592年的彩绘玻璃上。

我们对1517年麦哲伦和贝阿特丽丝·巴博萨（beatriz barbosa）结婚的情形知之甚少，但如果他们是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的话，那么他们在当时无疑是与众不同的。没错，早在40年前，维也纳的一位皇室大公首先将戒指作为订婚的象征物，然而这仅仅出现在贵族中，而且还不受贵族们的欢迎。尤其是，当这位未婚妻开始显露怀孕迹象时，二人准备结婚的消息也会不胫而走。如果她是一个到处遗情的女人，在对孩子亲生父亲的身份产生疑问时，那些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将会排队抽签以决定孩子的归属。当时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贞洁，原本必须受到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父母权威、教育和‘荣誉感’的保护，然而现在却在不知不觉消失。”

正常的、永恒的繁殖本能只是在坚持自己的规则，没有一个人真的对此反感，但是这种随机的婚姻让父母深感失望。结婚是女孩子一生的重大事情，而它的经济含义——婚礼是财产实力的象征之一——是双方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传统的包办婚姻显然正在走向衰败。当时的道德家坚信旧的结婚方式是最佳的，但也开始感到困惑。在《对话集》（lloia faruel）中也同意这种说法。英格兰皇室的家庭教师罗杰·阿斯克姆（ror ascha）在他的著作《校长》（the scholeaster）中，曾经谴责了那些无视这些传统规矩的夫妇。阿斯克姆痛心疾首地叹气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严重偏离了过去的道德和约束，现在不仅是男人们敢破坏规矩，甚至女人们也敢……不顾父母、上帝、习俗等的反对而结婚。”在维滕贝格大学，马丁·路德发现他同事的儿子在没有征求父亲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在婚礼上宣了誓，而一名年轻的神父还证明该宣誓是合法的，对此他感到非常心寒——认为这样也玷污了教堂的声誉。他写道：“很多家长已经命令他们的儿子回家……说我们会把绳子系在他们的脖子上。……在接下来的礼拜天，我发表了布道，告诉他们必须遵循创世纪以来就存在的道德和习俗。……即父母应该让孩子彼此谨慎与好意，而不是按照自己事先的安排。”

只要年满20岁，女性便可以结婚——这是合法的，不管父母是否同意；而对于男性则只要达到14岁便可结婚。甚至在还是很小的时候，一个女孩就知道除非自己在21岁前结婚，否则社会会认为她是个无用的人，只能去女修道院，或者像英格兰人说的，做个“纺车”（即老处女）。 因此年轻女子一直对圣坛 注37 很憧憬。怀孕是一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礼拜天，在父母的监督下，女孩们穿着保守的服饰来到教堂，言谈举止矜持；然而平日里，她们会敞开衬衫，撩起裙子，在田野里与男子们追逐嬉戏。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 arnolfi portrait）出自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是其最杰出的画作之一。画中的主人翁是意大利商人乔凡尼·德·尼科劳·阿尔诺芬尼（giovanni di nio arnolfi）和他的怀孕明显的新婚妻子。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两人的订婚仪式，或结婚仪式，抑或还有其他含义，史学家们对此存在许多争论。

女人们会如此开放地追逐异性的现象，要等到500年后，即我们所处的时代才再次出现。在维滕贝格，马丁·路德抱怨道：“女孩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了，把男人们追赶进她们的闺房，或者任何其他能发生关系的地方。”后来他又愤慨地说道：“女人们越来越放纵，不知羞耻……今天的年轻人是完全放荡、目无规矩的……维滕贝格的女人和女孩在人前人后都开始裸露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或制止她们。”如果未婚妈妈的爱人认为自己还未做好结婚的准备，她的未来也不一定就彻底毁了。通常一个放荡的单身妈妈，只要长得漂亮，就会很容易找到一个愿意与她结婚而且条件还不错的农民。

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父母能做的仅仅是让女儿作出承诺，即在教堂发布结婚公告前，答应不会与男人在一起。一旦男女订婚，他们就能同居了，这也是社会所允许的。如果一个农村女孩没有怀孕，那么答应男子的求婚后又想反悔就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是进入修道院；要么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即加入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作妓女。当妓女不仅报酬丰厚，而且还能出名。因为妓女不得不完全暴露整个身体，所以她们是欧洲最干净的人。妓女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不过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这样。这些女人一旦成名，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交际花（urtesans，来源于意大利语）或者女侍从。镇压她们的行动不仅是极少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路德宣称卖淫是邪恶的，并且说服了德国几个城市取缔，但却因此失去了众多的追随者，尽管他也宣称性欲是正常的。

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家开始大量涌现，而那些才能一般的艺术家却食不果腹；不过色情文学，包括淫秽画，由于利润可观、销量不错，让很多人都一夜暴富。他们的作品出现在每个集市和所有大城市，邮差、路边音乐家和街头小贩都在出售这些作品。放荡的 彼得罗·阿雷蒂诺 注38 写的淫秽的十四行诗，不仅在他的故乡阿雷佐（arezzo），在奥格斯堡和巴黎也受到热烈欢迎——其时克莱门特七世在梵蒂冈加冕成为新一任教皇。之后阿雷蒂诺被驱逐出罗马，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他挑战了社会礼仪规范的极限。然而之后牧师弗朗索瓦·拉伯雷发表了《巨人传》，这本书运用的粗俗言语极大地震撼了阿雷蒂诺，而且该书的销量超过了他的十四行诗。与之前一样，放纵再次吞噬了信仰。一些淫秽书还被当作性生活的技巧手册。甚至有时候社会对最荒唐的行为也习以为常。政治迫害在当时很流行。当局经常会收到夜间集会的报告。在每次集会上，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唯一值得欣慰的——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其实是在参加一项更加流行的娱乐活动。按照当时的历史学家的描述，他们的集会不过是“滥交的借口，以及鼓励年轻人也加入到淫乱的艺术中来”。

贵族间的性交往则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财产交易。出于传宗接代和高贵血统的考虑，通常子女刚过7岁，父母就会为他们订婚。甚至还有些父母在孩子3岁时就为其订婚了。除非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否则只要还没完婚，这些订婚都可以被取消，不过只要他们到了青春期、时机成熟而且也有诱惑因素，即具备了性交往的前提，那么结婚也就随之完成。由于这些夫妻并非是为爱而结婚的，婚后出轨时有发生。而且由于离婚是被教会禁止的，所以只要夫妻双方都心照不宣，通奸就成了一个解决方法。

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对一夫一妻制嗤之以鼻，贵族们也是如此。对于中世纪独立的纳瓦拉王国王后，即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oulê）来说，婚外情几乎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些仍然对丈夫忠诚的贵妇们，会被其他人所嘲讽。不参与通奸会被看作是一种破坏礼仪规范的行为，就像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屈膝礼一样。玛格丽特在科特雷特（cauterets）沐浴时说过的一些话流传至今。有时“相爱”就等同于随意发生关系。一位子爵夫人问她：“那么，你是说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相爱的人做什么都是合法的吗？”她答道：“当然，只有傻子才会让人知道。”玛格丽特从没向人说起过自己的婚外情。作为人文主义的保护者和女权运动的发起人，玛格丽特是法国文艺复兴中的一个杰出人物，她如此精明，不会拿自己的影响力去冒险。况且，将情人名字泄露出去的女人再也无法受邀回到纳瓦拉。她们损害了自己情人的名声，将来也无法再次成为他人的情人。然而，按照庄园主德·布兰托姆（de brant&244;）的说法，玛格丽特的确忠告她身边年轻的伯爵夫人们和侯爵夫人们不必把结婚誓言当回事儿——“一个女士如果没有珍惜给她带来荣誉的爱人是不会幸福的，但过于珍惜也不会幸福。”拉伯雷对玛格丽特如此着迷，以至于将厌女癖放在一边，把《卡冈都亚》（gargantua，即《巨人传》）献给她。

本身作为一名作家，以及人文主义思潮和改革运动的幕后支持者，玛格丽特是法国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美国学者塞缪尔·普特南（sauel putna）甚至称其为“第一位现代女性”。

在熟练掌握了诱惑的技巧后，成年的贵族老爷和少妇们再也不怕受到良心的谴责了。然而，他们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孩子们从未违反庄严而明确的婚前誓言，尽管他们对父母的婚外情早有耳闻。和当今流行的一样，这些年轻人的第一次出轨，在浪漫爱情的精美外衣下，很容易实现。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的年轻的男男女女，由于知道不忠是罪恶的，于是在婚后放弃了性生活。接下来就是纯洁的求爱。痴情的恋人交换着礼物，互写情歌情书，在幽会中，他们眉目传情，心跳加快。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受到文艺复兴期间贵族礼仪问题的权威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奈 注39 的鼓励。卡斯蒂利奥奈在《侍臣论》（il rtegiano）中告诉他们即使他们唤起了对方的激情，他们依然可以做朋友，保持贞洁。当然，他们不会照着做。《侍臣论》有一些欺骗性，它的作者只是一个受过教化的“魔笛手”。那个时代并没有太多的束缚，男孩们性攻击性很强，而女孩们也喜欢他们这样。双方都会写诗，但写诗的主题无非是互相占有对方。最后，他们终于跨越雷池，发生关系。

淫荡的行为在各地泛滥。一个年代史编者注意到，“鸡奸很频繁发生，妓女到处都是，几乎各地都有私通的行为”。当时的记录表明，婚外性行为在法国已然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按照法律规定，有婚外情的女子将被判处死刑，但正如一个史学家所写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已成为有地位的法国妇女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英格兰也是如此，史学家詹姆斯·弗洛德（jas froude）后来写道：“私生活受到不洁的影响，天主教牧师的行为和这个一比，简直显得很清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记录有很多。拉斐尔·霍林斯赫德在他的编年史中写道：“淫荡、乱伦和可鄙的不忠行为盛行，道德败坏，特别是国王。”

也许霍林斯赫德说的就是爱德华六世，但许多其他的国王也莫不如此。在爱德华六世之前的国王中，有一个国王使一介平民简·肖（jane shore）成为自己最喜爱的情妇，她依仗自己的身份与许多希望得到皇室垂青的优秀英格兰人成为朋友。在海峡的那边，大鼻子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在位）——一个长的鼻子被认为是生殖力强的象征——似乎下决心要超越风流的 唐璜 注40 。弗朗索瓦一世最让人难忘的皇室情妇当属弗朗西斯·德·弗瓦、女伯爵德·沙托布里昂和安妮·德·皮瑟利尤，他把她们变成了德·埃唐普公爵夫人。但这些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据说他攻占米兰，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座城市，而是因为惊鸿一瞥，曾经在这座城市见到过一个可爱的女子。在法国， 他所独享的初夜权 注41 并没有他以为的那样受欢迎。 “美丽的菲罗妮儿” 注42 的丈夫是位律师，因妻子被选去和国王共眠，他便故意让自己染上梅毒并传染给她，借此把梅毒传染给国王。还有另一个女子故意把自己毁容，希望这样会让弗朗索瓦一世感到厌恶而放弃她，但她并没有成功，而她原本以为国王是看上了她的美貌。

另一方面，弗朗索瓦一世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之下，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的支持者和庇护人，其中包括达·芬奇、切利尼等人。今天卢浮宫里许多的法国王室收藏实际上就是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开始的。

然而，这两个人显然是例外。据说大多数的年轻法国女子被征召去体验国王的雄风时是很高兴的，她们甚至为赢得国王的宠爱而展开角逐。她们解开自己的上衣角展现胸部（除非胸小，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往内衣里面垫料填充）。她们的背裸露到最后一节椎骨上，袖子卷起，衣服在腰部勒紧，在胸部下面也是收紧的。裙撑撑在裙子里面，高跟鞋使每一位有希望的候选人昂首阔步，走出性感的步姿。在弗朗索瓦一世最后的日子里，他搬到了枫丹白露，天天纵情在娇小可爱的少女中，就在那些等着失去贞节的少女们面前夺去她们的贞节。在他临终的病床上——这时候的他终于是一个人就寝了——他把唯一的继承人召唤到床前，告诉他勿被女人给“统治”了。而这位年轻人，登基后成了亨利二世，他早就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做好了规划。法国将会被一个家庭的三个人统治，那就是国王、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凯瑟琳的父母在她出生3个月后死于梅毒）及国王的情妇狄安娜·德·波伊蒂丝（diane de poitiers）。

为什么当中世纪的乌云退去时，欧洲的道德也跟着衰败了？对此，各种不同的原因被纷纷提出。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的是：品行被丢弃，人们行为放纵，这让家庭联系变得松散；与此同时，婚姻制度——即使单纯从维护社会秩序来讲，也有其存在必要性——也受到了冲击，各种放荡行为威胁着它的存在。诚然，有法律对放荡行为进行约束，但问题是政府没有人力和意愿来确保法律得以执行。离婚或许可以让问题得到控制，但所有的机构都是反对的。教皇、路德、亨利八世和伊拉斯谟甚至认为即使重婚也比离婚好。基督教世界分裂之后，新教的神学者开始尝试去接受离婚，但也只是在不忠的条件下。一个现代史学家认为：“也许财富增长是西欧道德衰败的根本原因。”然而，宗教改革也是一个原因。这里不涉及所谓的神学恶棍。马丁·路德认为在改革后，新教中堕落在增长，但在以天主教为主的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放荡和肉欲也在大行其道。然而罗马发动和遭受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攻击让人们对所有的誓言和禁忌的尊敬程度大大减弱。一位路德教会的牧师安德里亚斯·马斯勒（andres cus）曾悲伤地写道：“没人关心是天堂还是地狱，没人想过上帝或是恶魔。”这都是真实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基督教教会发生分裂的过程中才会发生，之后所有的保守派才都恢复了道德准则，贵族们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确实在有一些宗派中，比如说加尔文宗（calvists），改革如此激烈，两性中热情高涨的人回顾着以前那种繁茂的、极度兴奋和放纵的生活，无比羡慕。

然而该来的总会来的。在16世纪早期，欲望——特别是贵族的欲望——已经让整个欧洲沸腾了。法国当时正值拉伯雷时期，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格兰都铎王朝的贵族和小姐们正在建立一个贵族乱交的传统，这个传统将延续几个世纪。而罗马，这个基督王国的首都，已然成为一座罪恶都市，大多数罗马贵族都难逃罪责之名。在这座圣城的主要大家族中，每个家族都在枢机团中有代表席位。新晋的暴发户德拉·罗维雷（del roverev）家族更是贪婪无比。他们占领了罗马社会的中枢。两个德拉·罗维雷成了教皇（即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他的侄子尤利乌斯二世）。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每一张宾客名单上，如果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而被拒绝的话，也许只是未被记载而已。

然而，德拉·罗维雷家族并非这些劣迹的首创者，这一“荣誉”属于声名在外的博尔吉亚家族。许多关于这个热血的西班牙家庭的奇异故事被流传下来，以至于500多年后要知道哪些是可信的几乎不可能。大多数我们现在知道的也仅仅是在当时被当作是公认的事实而已。然而，传说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被记录了下来，无论现在看来多么不同寻常，我们也可以确定地说，那些被当作事实的叙述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故事很长。在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维雷之前，博尔吉亚两代人的行为已颇具争议。他后来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1503年10月执掌了圣彼得的教皇之位。他很幸运活到了那时，因为就在10年前，当他的劲敌亚历山大六世把教皇的冠冕戴在头上时，这个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策划了一场针对德拉·罗维雷的刺杀行动。在最后关头，朱利亚诺逃到了法国，躲过了这一死劫。后来这位未来的教皇武装反对天主教会。

早在半个世纪前，博尔吉亚这个名字就已经声名远扬了，那时的在任教皇是 庇护二世 注43 。庇护二世绝非一个正经的人，作为教皇，他却和多个情妇生了数个孩子——但他被选为教皇时他把这些都隐瞒了，只是对他的教廷说道：“忘了过去的埃涅阿斯，着眼于将来的庇护吧。”1460年他在锡耶纳看到了29岁的红衣主教博尔吉亚，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他在那儿的所见令他很不安，便给博尔吉亚写了一封信，语气尖锐，责备他举办的一场野外聚会。庇护二世看到，在欢庆时“不乏爱的尤物”。他进一步发现宾客名单也很奇怪。锡耶纳最漂亮的女子都受到了邀请，但是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却不在邀请之列。

尤利乌斯二世为教皇史上第218位教皇，被教廷认为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25位教皇之一。在其任职教皇期间，罗马成为西欧的艺术殿堂，而教廷也成为意大利半岛的政治重心。

由信中很难确定时间和地点，但正如庇护二世写的，“为了放纵性欲”，女人们对男人言听计从。缺少家中男性的保护，加之受到主教的恐吓，一个女孩是很难在一夜之后仍保持处女之身的。成熟的女客人可以不拘泥于礼节，特别是当教堂的贵族给予她这样的权利时。

庇护二世警告说，“那些容忍这些行为”的基督牧师最终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最终果如庇护二世所言，但在锡耶纳狂欢之后的第四年，他便去世了。等到另一个教皇同意他的看法将要再过一个世纪。在麦哲伦时期，所有教皇都是为所欲为的，但是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与其非凡的家族成员，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心态和一种500年后依然令人醉心的痴迷。而对它作出的回应，引起了一场千年难遇的震惊。

亚历山大六世——他的西班牙全名是博尔吉亚·y 多姆斯（borja y dos）——被他叔叔卡力特斯三世（calixt 3）提拔为枢机团的成员。那时是1456年。不过他刚刚戴上的那顶红帽子很快就被脱去了，一起脱去的还有他的衣服，因为他准备要和一连串的女人进行马拉松似的鱼水之欢。我们不知道那些女人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1502年，威尼斯海军在圣塔毛拉岛的战役中战胜奥斯曼土耳其，作为战胜方的雅各布·佩萨罗（japo pesaro）出资请提香创作了这幅作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引荐雅各布·佩萨罗给圣彼得》。画面左边是圣彼得，中间跪拜者为雅各布·佩萨罗，右边是亚历山大六世。这幅作品创作于约1503～1506年之间。

其结果是，他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他40多岁的时候，又有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们可以推断出第二组孩子的母亲是罗莎·瓦诺莎·德·卡塔内（rosa vannozza dei catanei），她是亚历山大六世之前喜欢的一个情妇所生的早熟女孩。

得知被他压在身下的女性已是有夫之妇，会让博尔吉亚更加享受这份欢愉，要是他曾主持过她的婚礼就更是如此了。违反任何戒律都会让他很兴奋， 尤其是十诫中的第七条 注44 。他以牧师的身份把罗莎嫁给了两个男人。她可能真的和她的丈夫们偶尔同过床，因为博尔吉亚有一大群女人，偶尔允许她纵容自己去选择性伙伴，但博尔吉亚的床才是她真正应该待在的地方。在博尔吉亚59岁的时候，他渴望得到一个年轻性感的女子。他满怀深情地与罗莎分别。后来他居然还送给了她一份小礼物——让她的兄长成了红衣主教。其间，他早已选好了一个女人来代替她，那就是极其可爱的19岁少女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用那个时候的话来说就是“好看的东西”。他再一次以牧师的身份在自家宫殿的一座小教堂安排了一场婚礼，宣布茱莉娅与一名奥尔西尼家族的年轻男子成为夫妻。之后新郎奥尔西尼被带去其他地方，而新娘奥尔西尼夫人则穿着她的嫁衣被带向了他金碧辉煌的镀金天蓝色卧室。他比她大40岁。一个女仆脱下了她的嫁衣，并出于某种隐晦的原因把它藏了起来。她可不想让茱莉娅因为情感方面的原由而继续留着它。从那以后，全意大利都知道，与博尔吉亚新同床的女子叫“sposa di cristo”，也就是“基督新娘”。

博尔吉亚成为亚历山大六世后，原本疯狂的梵蒂冈集会更加疯狂了。集会花销巨大，但他足以生活得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一样，因为作为罗马教会的第二领导人时，他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当客人们走近教皇宫邸时，栩栩如生的雕像令他们瞠目结舌。博尔吉亚就像一头狂暴的公牛一般站在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每次的集会都会有一个主题，其中一个为罗马人所熟知的就是在1501年10月30日举行的“栗子芭蕾舞”。勤勉的约翰·伯查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宴会上的盘子收走后，这座城市最漂亮的50名交际花和客人们跳舞，“一开始是穿着衣服的，后来居然赤裸了”。跳完舞后，“芭蕾”就开始了，教皇和他的两个孩子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这幅《抱独角兽的年轻女子肖像画》（portrait of young woan with a unirn）是拉斐尔于1506年创作的。据说，画中这位女子就是茱莉娅·法尔内塞。

尽管亚历山大六世的荒唐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段时期，最让人感兴趣的人物当属教皇与瓦诺莎·德·卡塔内所生的一个孩子，那就是1480年出生的卢克雷齐娅·博尔吉亚。对世人来说，她是一个谜，一个童话，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很可能是厌女症谣言的受害者。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把女性当成夏娃，就是那个使亚当堕落的女人。教皇的私生女很容易成为闲谈的话题，尤其是她又特别漂亮时。直到今天她也颇具争议。《剑桥近代史》（cae odern history）一书认为，“没有比剧作家和小说家笔下的卢克雷齐娅更像真实的卢克雷齐娅了”。然而历史学家对真实的卢克雷齐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意见不一。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某些方面，卢克雷齐娅的确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这些证据保留到今天的很少。虽然听起来有些令人震惊，但我们对她的认知只能大部分取决于与其同时代的人对她的看法。有关她的传闻可能并非言过其实，甚至她的传记作者、富有同情心的雷切尔·厄兰姆（rachel ernr）也认为，由于她“难以置信的道德松弛”而有“不好的声誉”。

不过显然，关于麦当娜·卢克雷齐娅（罗马教廷这样称呼她）除了众所周知的道德问题外，要说的还有很多。她能说流利的托斯卡纳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能阅读古希腊和拉丁作品，在举止和作风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在学术上高谈阔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同时她也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从小时候起她就卷入父亲的欢爱中，遭受了几乎是致命的压迫来愉悦父亲。但无论怎样她都是漂亮的。与其同时代的一个女人描述她是“极漂亮的女人”，而在男人看来，她是令人销魂的。

在她父亲的情人茱莉娅·法尔内塞的指导下，她把自己献身于19世纪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称的“用于外部展览的全国性娱乐”。年轻时，她那张纯洁的脸庞为她赢得了“甜美的脸庞”的称号。平图里乔（ptarihio）发现他为其早期在少女时代画的像天真烂漫，而后期的放荡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仪态。她的独特之处就是那一头长及脚踝的金色长发。为了让它更加美丽，她按照卡特琳娜·斯福尔札（catera sforza）在《体验》（esperinti）中给出的流程来洗头发，即使用蜂蜜、黑硫磺和明矾稀释而成的溶液。据说用这种液体洗出来的头发可以保证十分光滑。

人们说卢克雷齐娅很早就遗传了她父亲的作风，早在她21岁成为费拉拉女公爵之前，她的风流韵事已经让她成为罗马的传奇人物。在她17岁那年，她已经比同龄的其他女孩更聪明了。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的吧。她那“圣洁”的生身父亲把她的美貌和性感当作诱饵。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亚历山大六世把自己的女儿先后送向陌生人的床榻。在她13岁的时候，亚历山大六世和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朝正处于敌对谈判中，于是他把女儿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乔瓦尼·斯福尔札（giovanni sforza），也就是佩扎罗（pesaro）的首领，同时也是强大米兰家族的一员。然后又使用自己的权利解除了这桩婚姻，把她嫁给了另一个人。她与谁结婚取决于父亲与谁结盟。

在由巴蒂斯塔红衣主教齐诺（zeno）为其在梵蒂冈附近建造的宫殿里，在一段婚姻已经结束，另一段婚姻尚未开启之前，据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来学习如何调情，并把淫荡的欢愉发挥到极致。那些在色情书和戏剧中才有的场景、姿势和对象都借助她淫荡的想象插上了翅膀，而在她的脑海中肯定不止这些。她身边的男人都是放荡的，她知道在他们眼中她不过是一个玩物，任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她很可能选择了放任自己，随波逐流。这都是事实，结果是就连她娘家人——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都很震惊。

卢克雷齐娅常被描述为一位有着浓密过膝的金发、肤色美丽的女子，有着时常变换颜色的淡褐色的眼睛。另一种说法是：“她的嘴有点大，牙齿白得耀眼，脖颈修长、白皙，和胸部成极美妙的比例。”在平图里乔的这幅壁画中，画中女子据说就是以十几岁的卢克雷齐娅为原型创作的。

只有恺撒·博尔吉亚（1475～1507）胜任（或不胜任）成为卢克雷齐娅最著名的哥哥。在担任红衣主教时，英俊的恺撒身上便背负多条人命。他从年轻时便嗜杀成性，直到自己在维亚纳外面的一次小战斗中被杀死。然而恺撒并不是一个残忍之徒。他是那个时代的大人物。他比他妹妹更精悍，口才更好，更博学。在充满残忍、背叛的政治斗争中，他游刃有余。事实上，他还是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注45 口中的模范。马基雅维利不赞同恺撒，却认为他充满魅力。

在整个博尔吉亚家族史中——充满阴暗、灾难——围绕他的兄长胡安（甘迪亚公爵）之死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其中最黑暗、最令人困惑的一幕。而如果当时人们所言属实的话，这段历史也将是最肮脏的一段历史。家族的犯罪史是从亚历山大六世开始的。在149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他惯用的伎俩让他女儿与第一任丈夫斯福尔札离婚。得知岳父的阴谋后，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斯福尔札便逃出了罗马。然而，在米兰的他很快便怒火中烧。教皇公开说他患有阳痿，在意大利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斯福尔札后来有了孩子，他大声说出了所有罗马人怀疑却不敢说的话：博尔吉亚教皇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要让女儿重新嫁人，而是要让女儿与自己共享鱼水之欢。

即使在当时，这种事情也是极不光彩的。斯福尔札倚杖家族势力强大，可以保护他，但这让教皇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教皇把女儿留在梵蒂冈附近并拒绝求婚者，那么所有人都会相信他和女儿会同床共眠，这也符合两人素有的名声。他欲望暗涌，饥渴难耐。那时他女儿才刚刚17岁，漂亮可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女儿就是他的情人，在米兰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不管怎样，他并没有把女儿一直留在身边，这可能是性格使然；相反，他正迫不及待地准备给女儿物色一位政治地位相当的新丈夫。

恺撒·博尔吉亚被达·芬奇形容拥有“宁静的面孔和天使般清澈的双眼”，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下传世名作《君主论》，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更是对他顶礼膜拜；但同时他却残酷贪婪，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在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背负如此之多恶名却又为同时代人所同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赞美的统治者。

从这里开始，故事的色调开始变得愈加黑暗。罗马人刚刚才勉强接受“父亲垂涎女儿”的消息，马上又传来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流言。据说卢克雷齐娅的父亲之所以不能得到她，是因为她已深深陷入另一段不伦之恋（或者说是多段）之中，她和英俊的哥哥们搞在一起。问题在于，虽然她很享受和他们两个交往，但两兄弟间互生醋意，都想把妹妹占为己有。

1497年6月15日清晨，有人发现胡安的尸体漂浮在台伯河上，身上有9处匕首重伤。很快恺撒就被认定为凶手，除了上述原因，众所周知的是他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忌妒自己的兄弟。总之疑团越是迟迟未解，他的罪行似乎更加确定。当然历史上还有别的观点，比如胡安如所有博尔吉亚家族的人一样，树敌很多。但传言自有其可信之处。在那时，唯一不曾受伤的就数卢克雷齐娅了，但她的声誉已无可挽回。

她18岁时生了儿子乔瓦尼，也就是所谓的伊凡斯·罗马努斯（fans roan）时，已经触碰了道德底线。这是她在两段婚姻之间怀的孩子，也就是在和父亲以及在世的哥哥发生关系期间怀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就是他们中某一个的，因为后来教皇为了让这个孩子合法化，特地于1501年9月1日发布了两道非同寻常的诏书。第一道诏书是公开的，它确认了那个3岁的小男孩是恺撒与一个未婚女性所生的孩子。使用恺撒的名字可以让他逃过宗教法规的责罚，也使得他免于在教皇任期内和自己的孩子相认。第二道秘密诏书则承认乔瓦尼是教皇和同一个未婚女性所生的孩子。

亚历山大六世授予男孩公爵爵位，并把内皮和卡梅里诺公国给了他。可能他承认了父亲身份，以为了防止恺撒染指公国。虽然史学家朱塞佩·皮利哥利提（gieppe portigliotti）认为那两道诏书别有目的，即卢克雷齐娅身陷两重乱伦之中，她自己都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而罗马人断定教皇就是孩子的父亲。

事实上，博尔吉亚家族宁愿公众不知道乔瓦尼的存在，当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他们就往这方面打算了。在事情暴露之前，卢克雷齐娅被送到阿皮亚古道的圣西罗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打算以修女的身份生下这个孩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她没有成功在修道院隐姓埋名，而修道院却因为她待过把名声搞坏了。当时她带了另一个情人——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宫廷大臣——到了修道院。一位意大利史学家认为，其他的修女也可悲地受到了她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已经抛弃了僧侣的苦行传统，以致在她离开后“需要彻底地改革，让她们回到自我禁欲所带来的欢乐中并扫除不正之风……那不正之风已经吹到那虔诚的墙内了”。

亚历山大六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争议的教皇。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廷沦落的象征，是行为最为放纵和不择手段的教皇（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与情人有子嗣的教皇）。他在政治上也拥有超出寻常的野心，并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谋夺而闻名。

然而，卢克雷齐娅怀孕之事最终为公众所知源于她父亲的野心。他正在给她安排一场冒险的政治婚姻，虽然后来恺撒杀死了新郎，酿成了悲剧的结局，但在当时看来是值得一试的。为了达到目的，她不得不在1497年11月22日回到了拉特兰宫，解除她和斯福尔札的关系，以此来证实他们的结合并不是完美的。教皇决定孩子出生后就把他伪装成她的弟弟，而她的余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的第三任丈夫是费拉拉公爵的继承人，虽了解其中究竟，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的家庭就是由合法和不合法的孩子组成的。然而，这件事在1497年还是泄露了。当拉特兰庆典临近时，梵蒂冈仆人散播着卢克雷齐娅和父亲兄弟之间令人不堪的故事。一大群好奇的人涌向宫殿，在那儿他们看到了教皇的女儿，尽管她穿了宽松的长裙，但已有6个月身孕的身段难以掩盖。当教堂执事庄严地宣读她还是个处女的判决时，笑声传遍了整个古老的礼堂。那不勒斯的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桑纳扎罗（japo sannazaro）以拉丁碑文的形式写了讽刺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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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躺着卢克雷齐娅，一个真正的妓女，

她是亚历山大的女儿、妻子和儿媳。

正当教皇的职权伴随着骚乱和阴谋更迭时，意大利的艺术却在悄然兴起。画家和雕刻家在动荡中涌现，虽然这看起来有些矛盾。极度的环境——动乱、争论产生的活力、道德约束的缺失以及各种抑制的松绑——这些都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都获得了权贵的庇护。诚然，其时一些最具才华的人，同普通人一样，生活充满着不确定甚至是危险。伟大的阿尔布雷特·丢勒曾经几次沦落到去绘制塔罗牌，并为城市设计防御工事。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为了免于饿死，被迫去给医院的病床漆数字。卡罗·克里韦利（carlo crivelli）因诱奸一个已婚妇女的罪名而被捕入狱（这在那个年代看来很奇怪）。卢卡·西尼奥雷利（ca signorelli）在不给西斯廷教堂画壁画时，常在城市间漂泊，以逃避警察追捕。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是监狱的常客，时不时也为了余生而有越狱的念头。

然而上述例子有一定的欺骗性。那时丢勒在许多方面成就斐然；洛托走到了生命尽头，才华耗尽；克里韦利之所以被捕入狱，是因为他睡了一个威尼斯的贵妇人；西尼奥雷利是个政治危险分子，总自找麻烦；切利尼是历史上最大的流氓之一——小偷，闹事者，伪造者，盗用公款者，他还杀死了一个与其竞争的金匠。这样的人无论在任何年代，都是警察通缉盘问的对象。

更进一步揭露当时社会现实的是，在克里韦利还清了对这个一夜情盛行的虚伪社会的债务后，尽管他有犯罪前科，他仍被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授予骑士称号。他受到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科西莫·德·美第奇、贡扎加红衣主教、萨拉曼卡的主教、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费拉拉的德斯特红衣主教、宾多·阿托维奇（bdo atoviti）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庇护。同样受到庇护的还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

丢勒于1498年创作的自画像。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典型例子。最有权势的人具有伯乐相马的能力，他们总能在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就发现艺术天才，并全力支持他们，其慷慨程度也是空前未有的——至于他们堕落的生活和对权利的滥用暂时先搁置不谈。所有卑劣的教皇——从西克斯开始［他在1480年委任波提切利、吉尔兰达尤（ghirndajo）、佩鲁基诺（perugo）和西尼奥雷利为西斯廷教堂绘制壁画。］到尤里乌斯二世［在他的带领下，米开朗基罗在32年后又为西斯廷教堂绘制了巨幅穹顶画《创世记》］——都致力于在艺术上获得非凡的成就。当然，他们的目的也没有那么无私，他们相信，不朽的艺术成就会让教皇更崇高、更尊贵，并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一时期无数成就的取得与他们息息相关，包括拉斐尔为署名室（stanza del segnatura）天花板绘制的壁画《雅典学院》，平图里乔为锡耶纳大教堂藏书楼作的壁画，布拉曼特（braante）和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高耸的新圣彼得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赞助人不仅局限于教皇，它们的庇护者还包括博尔吉亚家族后嗣以及曼图亚的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 d’este of ione barbarelli），是因为他们有过风流韵事，她的很多朋友也和他关系非常。

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于1487年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和暗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悄然兴起。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天才是不需要那些教皇、主教和女伯爵来支持的。但是这些天才并没有生活在这样理想的世界里，任何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世界；艺术最终还是要“不择手段”才能达成结果，因为艺术家和乞丐一样别无选择。其他的时代对艺术的支持有多种途径，但成果却褒贬不一。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和提香之后的500年间，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与他们相匹敌的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功绩斐然的画家和雕刻家不会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年轻人的时尚和俗气的禁忌。政客也不关心这个。他们毕生致力于艺术化的表达，让时间去判断他们的智慧。

不可否认，欧洲16世纪早期强大的统治者们对一些罪行负有责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这些罪行和这些统治者们激怒了那个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许多艺术杰作将不可能出现。波提切利从洛伦佐·德·美第奇那里得到了数千枚脏脏的硬币，从此世界上便有了《维纳斯的诞生》。在气质和成就上，尤里乌斯二世与成吉思汗而不是圣彼得更接近，但是这些从来不曾困扰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因此他们才给世人留下了《基督显圣》《大卫》《哀悼基督》和《最后的审判》。他们自掏腰包成立了工作室，他们的作品给500年的文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新时代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并未遍及每个角落。音乐还停滞在黑暗时代的迷云中，没有跟上文艺复兴的步伐；大众可以在安息日听到赞歌、圣歌和弥撒曲——大多数都是由佛兰德斯的若斯坎·德普雷（jos des prés）创作的，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名的作曲家——然而其音乐让习惯于悠扬的管弦乐的人们听起来很刺耳，而当时却让欧洲痴迷了一个世纪。这也提醒世人，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其他时代所不能理解的方面。

然而除了音乐领域外，几乎每个领域都感受到了冬去春来的气息。自从罗马帝国倒塌之后，大量的教堂和纪念碑建立起来，希望把整个大陆都纳入其统治。它们矗立在那儿，完整得令人敬畏，举世无双：沙特尔大教堂拥有精美的玻璃窗和北部巨大的哥特式塔；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建造耗时超过400年；同样的还有慕尼黑圣母教堂；在罗马城内，圣彼得教堂早在1200年前就开工了，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竣工，因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在1506年为第一座长方形会堂奠基，宣称要建得豪华，再现辉煌，并要求基督教世界的君主用修缮捐款来证明他们对教会的绝对忠诚。

布鲁诺视哥白尼为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在《哥白尼的光辉》一诗中写道：你的思想没有被黑暗世纪的卑怯所玷染，你的呼声没有被愚妄之徒的叫嚣所淹没。伟大的哥白尼啊，你的丰碑似的著作在青春初显的年代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然而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先前时代的人的梦想在这个时代的开花结果，他们对正在衰退的中世纪绝对忠诚。不过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无数个新的理论、想法正冲击着教会以及大众过去深信不疑、赖以生存的信仰。例如，大众依然相信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圆盘，太阳绕着这个圆盘旋转。宇宙的其他部分构成天堂，天堂在天空之上，那里住着天使；而地狱在欧洲土地之下正燃着熊熊烈火。几乎每个人对此都深信不疑。

每个人都相信这些，除了尼古拉·哥白尼，一位波兰的物理学家和天体学家。根据传统，他的名字拉丁化，变成了尼古劳斯·哥白尼。经过用最原始的望远镜多年对天空的观测以及对数学图表的了解（图表是从克拉科夫大学复印的），哥白尼得出了一个在他自己看来都很荒谬的结论，那就是地球是运动的。在1514年，他给朋友看了一份手稿《小注解》（little ntary），挑战了古人托勒密（ptoleaic）的推断，接下来他通过《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tions of the celestial orbs）作了更详尽的解释。他最终得出结论，地球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它仅仅是沿着自己的轴自转，并绕着静止的太阳公转。

威尔·杜兰特 注46 在他的《世界文明史》（story of civilization）第六卷中提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并没有对哥白尼进行总结性的判断。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教皇给哥白尼送去了一张鼓励性的纸条，并得到了元老院开明人士的同意。但是哥白尼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他的同辈人中有人嘲笑他，有人谴责他。被冒犯的人中包括这个大陆上最聪明和最有主见的人。马丁·路德写道：“人们在那里倾听一个自命不凡的占星家胡言乱语，他力图证明地球是转动的，而不是天空或苍天，亦不是太阳或月亮在转动……这个蠢材希望颠覆整个天文学体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喝令停止不动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约翰·加尔文引述《九十三篇诗篇》中所说：“整个世界都是固定的，所以它不会动。”并问道：“谁敢冒险把哥白尼摆在比上帝还权威的位置上？”

当哥白尼的追随者试图把他的论文在纽伦堡印刷时，路德以他的影响力压制了这种想法。据杜兰特所说，纽伦堡的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最终也同意协助其出版，并坚持说太阳系这个观念仅仅是以假设的形式介绍给大家，并且有利于计算天堂的体积。话说到这个份上，罗马依然不同意。但是当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版了他的意大利文《对话集》，宣称地球自转、公转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时，他的天体推测理论远远超过了哥白尼。罗马宗教法庭对他进行审讯，他被控为最糟糕的异教徒，一个竟然认为上帝是人创造的而不是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的泛神论者。之后他们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了。天主教徒不可以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其中关键的九句话被删除。这个禁令直到1828年才被解除。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那个时期（也许是所有时期中的）最多才多艺的创作型人物，他让传统的权威面临一个更尴尬的局面。他的艺术天分让他免于列入异教徒的黑名单。17年来，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札（dovi sforza）任命他为御用画家以来保护他。卢多维科倒台之后，达·芬奇又相继找到别的赞助人，甚至还有一小段时间担任恺撒·博尔吉亚的军事建筑家。如果恺撒犯下的许多罪行应该被铭记的话——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他这一次对达芬·奇的慷慨援助也不应该被忘记。不过由于恺撒很快就在战斗中丧命，所以达·芬奇受其庇护的时间并不长。不可思议的是，博尔吉亚红衣主教居然活到了30岁，不过现在手持长刀的杀手正在逼近。恺撒过了最后一次生日，受他保护的达·芬奇也找到了新的避难所（虽然也不长久）。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有太多的杰出艺术家，达·芬奇注定不会受到教皇长久的眷顾。

列奥纳多·达·芬奇被现代学者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

达·芬奇犯的“罪”远比波提切利和切利尼更严重，也因此受到巨大的侮辱。毫无疑问，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给中世纪社会带来的威胁比任何博尔吉亚家族的人都要多。恺撒只是杀了人，而达·芬奇和哥白尼一样，否认上帝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好奇心和创新在那个顽固的年代是不被允许的。达·芬奇基于他所称的“正确看世界”的宇宙学，对当时愚昧的社会丝毫没有影响，那是一个只允许世俗教皇的秘密团体去亵渎基督教的社会。

在宗教信仰的时代——威尔·杜兰特认为中世纪即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教皇统治大众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其激发绝对恐怖的能力。人们都相信那个戴着宝冠的人可以凭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人死后的生活，他可以让人们在天堂享受无尽的欢乐，也可以让人们在地狱烈火中痛不欲生。他的决定可能是古怪的，他公然售卖赎罪券，甚至他的动机可能是不端的，但这都是他的特权。 托马斯·霍布斯 注47 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世俗生活是肮脏的，粗野的，短暂的。”那些“疯狂”的人将招致教廷的厌恶与报复。

达·芬奇关于人体子宫和胎儿的研究图纸。

这就解释了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最后不同寻常的时刻。7年来，他在佛罗伦萨的跟随者一直支持他控告亚历山大六世的堕落。现在，当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也就是他被处决的时刻，人们蜂拥进入市政广场嘲笑他最后的苦难。他把佛罗伦萨管理得很好，在当地唯一和他交恶的是一个反对他改革的阿拉比亚提政党。那些看着他受苦的人都同意他对梵蒂冈博尔吉亚教皇的控告是正确的。至于他们态度的转变，是因为教皇威胁要把所有佛罗伦萨人都逐出教会——如果他们继续执迷不悟地支持萨伏那罗拉。没有人质疑上帝为什么会参与到如此荒谬的一个不公正审判中来。从他们的孩提时代起，他们就被告知教皇拥有可怕的权力，对此他们从未质疑。

达·芬奇和他们不同，他怀疑一切。他不像其他基督徒那样相信上帝创造了万物；相反，他积极探索人类的智慧来推翻它。他智力超群，才能出众，精通工程、生物、雕刻、语言学、音乐、哲学、建筑、科学和其他领域，他的功绩数不胜数。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在当时的欧洲——愚昧、迷信、学术上毫无法则可言——这位不曾受过教育的、一名乡下女孩的私生子却走在了伽利略、牛顿、莱特兄弟的前面。

达·芬奇蔑视权威，敢于打破任何禁忌。通过解剖尸体，他画出了上帝神圣的图像——复杂的人体结构图，并在1510年写出了《解剖学》（anatoy）一书。在此期间，他为了防御洪水将河流改道；通过建立水车来阐释涡轮原理；为现代制图学奠定了基础；发明了螺纹、传送装置、液压千斤顶和旋转装置；为后膛炮、技石炮和装甲坦克制订了详尽可行的计划；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旋转舞台；发明的运河系统水闸至今还在使用；经过对水流和鸟类飞行的详尽研究设计了潜水艇、飞行器和降落伞——这比“小鹰”号航空母舰还要早400多年。同时，他也留下了很多艺术遗产，包括《三博士朝圣》《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不仅标志着达·芬奇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也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创造的成熟与伟大。

中世纪的人们信仰权威，但他们却拿哥白尼和达芬·奇等人没有办法。当然，他们也曾尝试过进行攻击。达·芬奇是左撇子，存世的7000多页手稿都是用镜像书写法写的。虽然字迹清晰，但还是要用玻璃镜才能看明白。这在16世纪就足以让他遭受怀疑。人们相信撒旦的存在，并认为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达·芬奇拥有制造奇迹的能力，人们认为这是撒旦赐予的。他们知道他死后会去往哪里；人们清楚地记得，200年前但丁在《神曲》中对进入可怕的地狱的人写道：“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希望吧。”

在听信这种谣言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新晋的教皇利奥十世。他秘密地接见那些拨弄是非的人，在密谈中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之后充满感激地送走他们。在1513年，这些流言散播出来，那是达·芬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那年他61岁。受到梵蒂冈庇护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鼓舞，并被告知可以得到利奥十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帮助，达·芬奇前往罗马以寻求教廷的庇护，但他吃了闭门羹。教皇不但没有救济他，还禁止他继续研究，特别是人体解剖学将会被限制或是禁止。幸运的是，法国国王再次拯救了这位意大利天才。弗朗索瓦一世邀请他到巴黎做一名御用画家和工程师。他立即离开了祖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晚年的时光在安博瓦兹（aboise）附近的一个小城堡度过，直到去世都在规划建筑蓝图和运河的设计。

在愚钝的、令人窒息的黑夜笼罩着中世纪时，那些有识之士和有文化的人用智慧之杆刺破了黑暗，带来了曙光。据杜兰特提供的资料显示，直到15世纪末期，所有的书籍和教育都被教会所控制。书籍很昂贵，且作者没有版权保护，无利可图，只能靠救济金、教书谋生，或是得到主教同意，进入僧侣行列。另一方面，读书的人也很少。几乎没有哪座图书馆藏书超过300册。藏书多的有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phrey），他有600册；法国国王有910册；基督教坎特伯雷大教堂大概有2000册。这些书都被锁在桌子和讲台里——它们太珍贵了。

印刷术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人在1066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来印纸币；1294年在 大不里士 注48 出现了木版印刷，荷兰人可能在1430年就会了。但实际上，直到出现了油墨和纸，印刷术才开始大量投入使用。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墨，发明纸却花了更长的时间。在10世纪穆斯林把造纸术传入西班牙，12世纪传到了西西里岛，13世纪传到了意大利，14世纪传到了法国。在14世纪，亚麻线代替了羊毛成为上层社会服装的原料，而废弃的亚麻破布成了造纸的廉价原材料，于是纸的价格下降了，这为印刷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刷术的功臣无疑是约翰内斯·古登堡（1400～1468）。他随了母亲的娘家姓，因为他父亲的姓“nsfleisch”在德语中是“鹅肉”的意思，总被人取笑。1448年，他从斯特拉斯堡搬到了美因茨，在他的排字工人彼得·修费尔（peter sch&246;ffer）的帮助下，为每个数字、字母和标点符号铸作了金属活字，并做了一个金属模型让它们排列成型。然后古登堡借钱买了印刷设备，在1457到1458年间，他发行了1282本精美的特大号字体印刷的《圣经》，并且是双栏排版的。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他改进了活字印刷。

古登堡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政治家和神职人员谴责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他们担心这会助长危险想法的传播，但这些人只是少数。第一版印刷的书在全欧洲传阅。古登堡在美因茨点燃了星星之火，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印刷商都蜂拥到那里“借火”。出版商沿用了他的做法，但没有付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专利和版权。罗马要在1464年才有专利和版权，而它们于威尼斯1469年、巴黎1470年、荷兰1471年、瑞士1472年、匈牙利1473年、西班牙1474年、英格兰1476年、丹麦1482年、瑞典1483年、君士坦丁堡1490年才出现。

谁是第一批读者，又会有多少读者呢？史学家认为商人在贸易和工业中需要书，中上层的妇人则需要在书中寻求精神寄托。难点在于，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整个欧洲大陆有一半的男性都是文盲，女性的文盲率更是高达89（维也纳东部和波罗的海北部男女的文盲率更高）。精确地统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人是先会读书才会写字的。从人们签署的口供、遗书、结婚申请书、债券和宣告书中，我们可以从阶层和职业粗略地计算有多少文盲。

各个时期和地方的文盲率不尽相同，但一些大致的数据还是可以得知的。在神职人员中完全不识字的人为零，贵族阶层的文盲率为2，仆人35，手艺人44，农民79，工人85。从职业来看，食品商的文盲率为6，杂货商9，批发商12，面包师27，客栈老板36，酿酒商41，裁缝44，铁匠45，屠夫48，水手59，木匠64，园丁73，泥瓦匠76，砖匠88，牧羊人90，盖屋匠97。

古登堡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理论上这些数据是准确的，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也会误导人。人们所认识或理解的只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佛兰德语、丹麦语、德语还有意大利语等方言，或者说是口语、哩语。他们学习本国的语言只是为了抬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在欧洲的大多数地方，拉丁语仍然是精英们的语言，这些精英包括牧师、学者、科学家、政府官员和法官。例如，1501年，在法国有80册书是用拉丁文出版的，仅有8册是用法语出版的；1510年到1540年间，在阿拉贡有115册书是用拉丁文出版的，只有5册是用西班牙语出版的。毫无疑问，在16世纪，拉丁文的作品主导了年度法兰克福书市。拉丁文现在还在使用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仍然是用于国际交流的语言。当时，在处理欧洲公共事务时，你得用拉丁语才能让所有人都能听懂。在那些母语少有外国人学的国家，如佛兰德语、德语还有英语，你得说拉丁语别人才能听得懂。

选择说方言的人极少，这些人有时会受到同辈的嘲笑。当伟大的法国外科医生安布罗斯·巴雷（abroise paré）用法语出版他治疗枪伤的书时，遭到了巴黎医学院同行的指责。教会亦激烈反对本土语言的使用。作家则在犹豫要不要用当地语言，因为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印刷商的领袖和排字工人的手里。因此，在英语的文章中，“be”可以写成“bee”，“grief”可以写成“greef”，“these”可以写成“thease”，“sword”可以写成“swoord”，“nurse”可以写成“noorse”，“servant”可以写成“servaunt”。然而从长远来看，本土语言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荣耀，因为用拉丁语一统基督教世界的梦想逐渐破灭了。

在16世纪早期的时候，这种趋势并不明显。修道院学校的课程一直没有变过，都是用拉丁文教学。年轻的僧侣和乡村青年在初级阶段都要学习“三艺”，那就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学（推理的艺术），并鼓励聪明的学生去学习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四门科学。僧侣们必须要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取得进步，收集奇怪的矿石、植物、风干的鸟尸和动物皮，他们就如8世纪的僧侣转世那样对这些陌生东西所知甚少。来自周围乡村的男孩来到修道院学校学会了一些拉丁文的皮毛，这足以让他们看懂政治和宗教的宣传册子，这在以后将变得很重要。

与此同时，在修道院外面的世界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切都是自发的。那时没有推出新的扫盲计划，教育过程仍然很混乱，只有那些幸运的或者有毅力的人才接受了哪怕一点点的系统教育。幸运的是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学校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由于印刷机印刷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把自己的孩子领入学堂，并且自己也留在那里学习。通常，一个班级主要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那些对文学和哲学有强烈向往的女性，一类是中产阶级中考虑经商的年轻人。

当时的人们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学习知识：大众教育、学徒教育和传统学校与大学的教育。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学习，而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进行规范统一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出了两个结论：只有本地人才能接受公益性的大众化教育。老师自己都不会拉丁文，许多人也只能勉强用当地的语言读写。大多老师是义务教学，开始时教小孩子学习字母。另一些就是指望教书来养家糊口的女性。学生们互相帮助，教学内容仅限于读、写、简单的算术和教义问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e odern history）的作者写道：“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读、写和算术了，这都归功于成千上万的小人物，他们通过一些非正式的、组织无序的运作做到了这些。这为本土文学的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大众知识的扩散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本大约1499年出版的拉丁语法书中的插图，描绘的是一个正在上课的班级。图中正对老师、专心学习的男孩是年轻的米兰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斯福尔扎（axiilian sforza），这幅画就是专门为他而作的。

学徒变得越来越少，熟练工人家的孩子受到了欢迎；由于财产资格的要求，农民和劳工的孩子被排除在外。原材料贸易指导书需要熟悉会计和数学的人来写，商务信函也是如此。这对商人来说尤为重要——做生意依然只被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尽管商人迅速地成为新中产阶级的核心——商人们的孩子引领了学习外语的风潮。他们已然成为最专心的学生。工业的发展使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在农耕时代知识是一种奢侈品，但在城市和商界则成为一种必需品。在拉丁文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教育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学校努力让男孩们进入那个世界，基本的课本是用 多纳图斯语法书 注49 和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译本来指导学生学习拉丁文。

1502年，教皇下令烧毁所有质疑教皇权威的书，但这都是徒劳的，因为新思想增长势头强劲，因而教会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1516年，也就是哥白尼用他“异教徒的方法”解答了天体之谜之后的两年，第五次拉特兰会议通过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禁止印刷任何没有得到梵蒂冈出版许可的新书。

结果是，这些法令与20世纪教皇庇护十一世和保尔六世有关反对生育控制的通谕一样“有效”。《圣书清单》出现得太迟了。以威廉·卡克斯顿编辑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标志，从英格兰发展起来的文学复兴此时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代。随着新旧时代的交替，这场运动开始在知识分子创造性热情、越来越多的个性培育和各种文学风格的影响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自二世纪的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和马克·奥勒留（arc aureli）等的作品后，各种文学流派又一次开始大放异彩。这一新时期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从未达到过文艺复兴中艺术家所达到的高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太低。除少数一部分外，如彼特拉克的《名人传》、薄伽丘的《十日谈》，中世纪的欧洲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日本在这一方面更加成果丰硕。黑暗时代地狱般的黑暗反映出一个凄惨的事实：当时基督教世界未出版过任何可以与7世纪穆罕默德在其《古兰经》所展示的雄辩相媲美的作品。

在16世纪之初，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的确，考虑到文盲之多，许多当时创作或出版的作品都成了经典。《亚瑟王之死》（1485）和《君主论》（1513）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现代的读者都误解了这两位作者。在大家的想象中，写作《亚瑟王之死》的托马斯·马洛礼爵士应该像他作品中的骑士一样。事实上，他本人是一个毫无仁义心肠可言的作恶多端的罪犯。一开始他杀人未遂，后来干起了强奸、敲诈、偷教堂东西、偷牛偷羊和破坏文物的勾当。他那些感人的浪漫故事都是在监狱里写成的。

事实是，写作《君主论》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受到世人诽谤，而马洛礼却没有。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规矩的佛罗伦萨人，他对意大利的现状很具洞察力，他简洁易懂的《君主论》深刻地揭露了人的本性，并对所看到的政治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就是因为这本书，他成了双重不公正的受害者。虽然他只是在解剖那个时代，后人却给此书冠以“愤世嫉俗、寡廉鲜耻、不讲道德”的骂名，一提到他的名字，言语中总是带着轻蔑。事实上，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虔诚的基督徒，只是为那个时代的道德堕落感到震惊。

在一本自我反省的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笑，但我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煎熬，但世人却看不到我的苦楚。

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dt）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彼得·多兰德·范·戴斯特（peter dornd van diest）的戏剧《爱乐克利克》（elckerlijk）；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拉伯雷的《巨人传》；卡斯蒂利奥奈的《侍臣论》；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uia）；菲利普·德·柯米纳（philippe de es）的《回忆录》（éoires）；威廉·邓巴（willian dunbar）的《七宗罪之舞》（dance of the sev deidly snes）；l 阿里奥斯托（l 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ndo furio）；费尔南多·德·罗亚（fernando de rojas）的《塞莱斯蒂娜》（ celesta）；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和见解独到的《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 guerra）以及精彩的喜剧《马德拉格尼》（ o）；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的戏剧；托马斯·怀特爵士（sir thoas wyatt）、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和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的诗集；还有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所有的作品，他离开祖国荷兰去欧洲艺术中心，并写了大量的书，包括《基督教骑士手册》（enchiridion ia）和谚语集。

马基雅维利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

当时的大部分学者都是神学家，他们仍然在使用古典的腔调和写作手法，但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环境。出版商知道读者们的拉丁文不再那么流利。在过去，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用本土语言写作的作家往往不为其他国家的人所知。然而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狭隘的地域观念让位于一个更有礼仪的欧洲观。读者也开始对外国作家的作品感到好奇，如此一来，翻译行业就变得有利可图了。例如，在英格兰，勃兰特的书被翻译成《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范·戴斯特的书被翻译成《凡夫俗子》（everyan），卡斯蒂利奥奈的书被翻译成《信使》（the urtier），马基雅维利的戏剧被翻译成《曼陀罗》（the andrake）。1503年，托马斯·坎佩斯的《师主篇》（de iitatione christi）在伦敦出版时被翻译成《效仿基督》（the iitation of christ），伊拉斯谟的《基督教骑士手册》被翻译成《论基督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on prce），哈特曼·舍德尔（hartann schedel）插图版的世界史同时以拉丁语和德语出版。

有学识的人都成了语言学家。安布罗基奥·卡斯皮诺（aio calepo）写了《羊角》（rnupiae），这是第一本多文字的字典； 卢万 注50 也建立了语言学院。接下来，在阿尔卡拉大学（university of alcalá）出版了以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四种语言写成的《圣经》。当然在西欧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至少在耶稣受难15个世纪后，基督徒能看到由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圣经》了。

通过恐吓朴实的农民或惩罚充满挑战叛逆精神的叛教者，从而达到压制那些批评教会的人的目的，这种做法从前可以，但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被压制的人日益增多，他们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组织良好，紧密联系，他们的“地盘”远比那些受十字军镇压的异教徒牢固。他们的大本营就是那些欧洲新建的独立大学，那里的学生很多，他们喜好争论，充满朝气。

在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世界的高等教育杂乱无章，毫无希望可言。一些著名的学院之前已经建立起来，虽然它们的教学形成和设定的课程没有得到20世纪学院的认可。牛津大学早期的学院在13世纪建立，剑桥大学在一个世纪后也紧随其后。巴黎人还能记得，一大帮学生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有时在各个街区，有时在塞纳河的左岸。但他们还不是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代表。

直到1605年，牛津仍然是一个被城墙环绕的城市，但几所学院已经在城墙外先后被建立起来。

许多编年史令人费解地记录道，最初大学都散落在中世纪社区里，它们中有博洛尼亚大学、萨拉曼卡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克拉科夫大学、莱比锡大学、比萨大学、布拉格大学、科隆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对此众说纷纭。通过哥白尼，我们了解到其所在的克拉科夫大学的所教所学。哥白尼是幸运的，在大多数城市，学术活动仅限于许可的范围，师生不定期会见以及只重视泛灵论和经院哲学。泛灵论者认为每一个物质实体都是有灵魂的，不仅是植物和石头，就连地震和雷暴雨这些自然现象都是有生命的。学者们试图用天主教神学去代替所有形式的哲学。这两者都是很虚幻的科目，但还有更糟的，比如君权神授、占星术、点金术以及后来的 拉姆斯体系 注51 。

在大学里面，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宿舍，被选中的学生住在大厅里，但是有90的大学生选择住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受到奇怪的规则限制：体育是被禁止的；从1350年后，牛津大学里违规的人还要受到鞭打。理论上来说，上课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而实际上，大多数学生都不在学校，而是经常出现在酒馆里。结果，学校和城镇间的仇恨加深了。在牛津大学就曾发生过一次冲突，也就是流血事件，导致多名大学生和居民死亡。

那个时期，渴望学习的人大多只能通过自学。中世纪大学重新开设了神学、法律和医学这三个传统学科，虽然大部分的学生在将来都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课程都是诸如语法、逻辑、修辞和辩证法这些“艺术”，但这些都没有什么作用，主要就是培养年轻人成为底层神职人员。在意大利就不同了，艺术老师通常是本笃会僧侣、方济各会修士和多明 我会修士 注52 。他们总是拍希腊罗马文化先贤的马屁，但一些学者除了收集和整理的古典文学，他们对先贤的作品一无所知。少数人知道希腊，但他们都是通过拉丁文译文来了解这个国家的。

艺术学院的拉丁文学员在学校和教会的双重统治下变得很腐化，与罗马鼎盛时期大不相同。他们知道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维吉尔（virgil），但仅此而已，他们翻译了《爱的艺术》（art of love），却把此书当作《所罗门之歌》（ng of loon）来读——不是解读为人类肉欲，而是认为其体现了神圣的爱情。这都具有欺骗性，大学也因徒有其表而衰落。在牛津大学求学的人，在13世纪达到顶峰，而到了15世纪，只有1000人。1381年，贝列尔学院院长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被开除后，学术自由便消失了。他谴责天主教牧师的狂妄、贪婪和滥用权力。他受到了五份不同的教皇训谕的处罚，从那以后牛津大学的教学完全被主教严格钳制。

这幅画描绘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穆罕默德二世率兵攻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自此，希腊知识重新开始在西方被复活。

与古代灿烂文化重新建立联系并从中寻求养分是文艺复兴的伟大胜利之一。早在14世纪，随着古典拉丁文学的重现便播下了文艺复兴的第一颗火种。后来土耳其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促进了希腊文学的复兴。面对异教徒的强大压力，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力量向西方的基督徒伙伴寻求帮助，代价是东正教向罗马正教作出屈服。在谈判期间，许多拜占庭学者来到了罗马，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去参加谈判，有一些则纯粹是为了逃离危险的土耳其。他们带去了真正的希腊手稿。一千年来，希腊语流利的意大利教授们原本以为这些文学著作手稿的原件已经被毁坏了。当专家和使者发现这些东西还存留着，于是带着礼物和金子穿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苦苦搜寻象征着那个光辉岁月的旧手稿、雕像和硬币。自此，一批珍贵的文献从东方转移至西方，并与意大利伟大的拉丁遗产结合起来。

这远远超越了学术交流的意义，它重新定义了知识本身。最终的影响是这个大陆死板的教育体制毁灭了，中世纪文化名誉扫地，取而代之的是复苏的思想、教化和人性。西方聪明的人开始重新对经院哲学进行细心的评价，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它退化成了有几分虚假的雄辩术。文艺复兴的学者从古老的文化中发现了未知的对人性的崇敬，虽然这并没有使人们摒弃《圣经》，但却使《圣经》黯然失色。在古老的智慧中，人们还发现了对人类自由发展的本能冲动的尊敬，他们没有被原罪的负担吓倒。意大利学者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称：“我感觉 西塞罗 注53 和 德摩斯梯尼 注54 生活的时代比过去的60年还要近。”佛罗伦萨哲学家 吉纳佐·麦内提 注55 的《崇学论》（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主题是赞美人性。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注56 写了《论人的尊严》（oratio de honitate）。没有人否定基督教的信仰，但新的观念认为文明人是文艺复兴中的世界公民，是具有古代教化精神的创造家、艺术家、学者和百科全书式的天才。

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虽然贫困，苏格兰和爱尔兰仍然相继建立了圣安德鲁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亚伯丁大学、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这些机构为不列颠群岛输送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巨匠。1496年到1516年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了5所学院。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这种巨大的转变指引热亚那（1477）、慕尼黑（1472）、乌普萨拉和图宾根（1477）、哥本哈根（1479）、巴伦西亚和圣地亚哥（1501）、维滕贝格（1502）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1506）纷纷在中世纪后期建起了大学，并培养了很多天才。这些都是理性之光涌现的地方。像马丁·路德这样年轻而且是来自下层的人也进入了维滕贝格大学。拉伯雷进入了更加古老但已焕然一新的蒙特利埃大学，他在那儿获悉文艺复兴意味着重生，是要重新恢复那些在罗马文明倾覆中消失的学科。法国人把它理解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注57 ，虽然他们拥抱的不仅仅只是文学——他们希望重现古老世界所有的学识，包括艺术、美术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开端——他们将复兴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希腊的诗和哲学遗产、纯净的学术以及对雅典和罗马时期古老手稿一丝不苟的翻译上。

新出现的教授（也就是人文主义者）宣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优于医学、法律和神学，特别是神学。在博尔吉亚任教皇的最后几年，人文主义思想在德国逐渐被了解，并且不断发展。1497年，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任命拉丁田园诗人康拉德·塞尔蒂斯（nrad celtis）掌管维也纳最有名望的学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因此被称为人文主义的助产士。在新职位上，塞尔蒂斯建立了一个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因此在人文历史学家心目中也成为一位不朽的人物。

他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版了第一本手稿。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 注58 ——一名伟大的意大利印刷商，也是斜体活字的发明者——20年来费尽苦心，使奥尔丁出版社印刷了一系列的希腊古典文学。他自己编辑的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有5卷，样稿已经准备好，并在1498年底付梓出版。在接下来的40年里，许多古希腊天才——包括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is）、阿里斯托芬（arishanes）、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phocles）、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荷马和柏拉图——的作品相继问世。

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那就是一场改变学术和文明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耶稣降生前400年，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s）就曾经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摩尼教徒、斯多葛派学者、伊壁鸠鲁派也做过同样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16世纪的人文学者却意料地成功了，他们的胜利是独一无二的。紧随其后的是那些决心塑造未来的意识形态——17世纪的理性主义、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的实用主义、决定论和经验主义。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时代的潮流流向，但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德国人文主义者、桂冠诗人康拉德·塞尔蒂斯。

在马努提乌斯取得成就后的10年，人文主义最终取代了旧的课程，主导了新建的大学和改革后的旧大学。学术厅人数爆满，大图书馆中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包装精美，不断流通。欧洲大都市的领袖们——商人、律师、医师、银行家、船主和开明的牧师，在那个世纪的50年代，他们将加入新的耶稣会——学习并探讨新出版的人文主义论文，这其中包括英格兰的托马斯·莫尔对经院哲学的批判，他写道，探索经院哲学的微妙之处其效果就“如同让公山羊产奶”。

在现代人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学者穿着短上衣，戴着显眼的大号贝雷帽，跳动的头巾遮住了他们的耳朵，手里拿支笔伏在桌子上，细想着用多国语言写成的手稿，重新体验古老的时光岁月。他们沉浸在精神世界中，意识到自己正在重燃那已熄灭的文明火种。但是他们没意识到同代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盛名远扬，受到本国同胞、朋友甚至是敌人的尊敬（至少在那个世纪的前5年，罗马天主教是这样的）。虽然农民、商人和普通居民对学者的声望一无所知，但他们在看到诸如佛罗伦萨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不勒斯的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里（alessandro alessandri）、热亚那的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杰（juli caesar scalir）、法国语言学家纪尧姆·布德（guilu budé）、西班牙的胡安·路易斯·比韦斯（juan is vives）、英格兰的约翰·克利特（john let）和托马斯·莫尔以及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些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和出色的人文主义家时，也会脱帽表示尊敬。

自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以来，西方世界第一次建立了庞大的世俗知识分子群体。尊敬学者的优良传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后来出现的反智主义现在还没出现，甚至那含糊难懂的拉丁弥撒曲虽让人难以理解，却让人心生敬意。除此之外，人文主义者就如贵族一样受人敬仰。从文艺复兴开始以来，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国家的统治者和公民把他们挑选出来，授予他们特权，让他们成了特权阶级。例如，乌尔里希·冯·胡滕被钦定在教皇马克米西利安一世的法庭任职，享受美因茨选帝侯的恩惠，并频繁与美因茨大主教吃饭。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同时也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和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li）是一位可敬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布德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弗朗索瓦一世在他的提议下建了一所大学。巴黎大学的校长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也是希腊语老师，在梵蒂冈做过图书管理员，在法国、德国和荷兰做过罗马教廷大使，最后成了一名红衣主教。梵蒂冈把马努提乌斯的儿子保罗带入罗马做梵蒂冈官方出版商。亨利八世选择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做他们的官方史料记录者，并从西班牙召唤了胡安·路易斯·比韦斯来辅导他的女儿。其时在剑桥大学的伊拉斯谟和维滕贝格大学的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nchthon）在得到皇家批准的情况下做了希腊教授，约翰·克利特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院长也是得到了皇家许可。还有英格兰的桂冠诗人约翰·斯凯尔顿成为未来国王亨利八世的皇家导师，以至于亨利在1509年登基后，完完全全成了人文主义教育的产物。

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伊拉斯谟称赞“他的灵魂比雪还要纯洁，他的天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托马斯·莫尔在英国历史上最伟大100个名人评选中名列第37位。

托马斯·莫尔无疑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人文主义者，在失去皇家恩宠后，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就如他做学者那样出色。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早期，托马斯·莫尔被任命为伦敦代理郡长、国王的顾问和法庭的法官。1520年英法两国君主在加来附近协商金线织物时，他协助了亨利八世。在被授予骑士称号之后，他在官场上更是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司库、众议院发言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高管、兰开斯特公国大臣。最后，他接替了红衣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坐上了大法官的宝座，过着那个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

他的好友伊拉斯谟曾问道：“大自然还创造了什么比托马斯·莫尔更温和、更和蔼、更幸福的天才人物呢？”不过这句话与其说道出了托马斯·莫尔的性格，不如说彰显了伊拉斯谟的慷慨与和善。毫无疑问，那个时期的英格兰人是和善的，但温和善良的人在那个时期是没有前途的。要想有所作为，前提是变得野蛮。托马斯·莫尔就是这样的人。他第一次引起皇室注意是在亨利七世时期，那时候他是一名专断暴虐的法庭检察官。在争吵中他更是厉害，谩骂声滔滔不绝。虽然作为一名作家，他在《乌托邦》中赞扬宗教的忍耐力，但实际上他是一名严厉的天主教徒，他会在家鞭打亵渎神明的仆人。他相信异教徒、无神论者和怀疑宗教的人在来世会被处死，并且作为一名大臣，他是赞成这种刑罚的。与此同时，他誓死效忠亨利八世。作为下议院院长，他很难想象有一天他要被迫在亨利八世和罗马教皇二者当中选边站队，但那一天还是来了。

1502年，距亨利七世离任还有7年，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aret beaufort）慷慨地在牛津大和剑桥大学设立了神学教授职位。玛格丽特在接近60岁的时候专制、富有、风雅并且精力旺盛，她处于英格兰贵族阶级的中心。作为里士满和德比的伯爵夫人和冈特的约翰的曾孙女，她简直就是一个国王母亲的典范。尽管她很保守，但是她欢迎变革，特别是艺术方面的变革，她统治下的英格兰成了学者、政治家、诗人、教士、哲学家和艺术家的集合地。她设立神学教授职位也是出于对新学的尊敬，而新学就是欧洲新兴大学的缩影。

同时，她对传统充满敬意。她同莫尔一样，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据说她从来不错过一场弥撒。因此，要是她知道仅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担任她设立的神学教授职位的神学家是由她孙子而不是由罗马教廷批准的，相信她定会羞愧难当。她年轻的孙子亨利八世继位后建立了不受梵蒂冈控制的英格兰国教并担任最高宗教领袖，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基督代理人。要知道，他的祖母和四十代先人先前都把这里当成唯一真理的堡垒。

事实上，新世纪之初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同玛格利特一样对罗马很忠诚，除了一些例外，但那都是发生在德国。在那个年代，莱茵河东岸混乱的小公国对英格兰人来说，就如恺撒时期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尼亚（rania）那样遥远。虽然玛格利特学识渊博，但估计她没听说过人文学者康拉德·塞尔蒂斯。对于他，有人这样写道：“他所到之处，总有一大帮学生围着他，他用他对诗、古典文学和古文化的热情来激发他们。”然而大约就在玛格利特设立神学教授职位时，这位文学巨匠却否认了神的存在，成为一名无神论者。他演讲的题目往往是“死后有灵魂吗？”和“上帝存在吗？”，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玛格丽特·博福特是“玫瑰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都铎王朝中一位有影响力的女家长。此外，她因倡议和资助建立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而饱受赞誉。

他的同事普遍成了怀疑论者，后来还亵渎神明。1514年，塞尔蒂斯的门徒欧班·海塞（eoban hesse）出版了用流畅的拉丁文写成的《基督名媛》（heroides christianae）。事实上，就如杜兰特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是对奥维德拙劣的模仿，不过只有杰出的拉丁语学者才能看出来。然而其他人不需要对此有所了解，他只要看到书的内容便会感到足够震惊。海塞伪造了一些亵渎神明的材料来玷污神圣的基督起源。在他的伪书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写给耶稣的情书，轻信的人看了会信以为真；而描写圣母玛利亚（她的贞洁仍然是个谜）和圣父的一些事，就更让人震惊了。他探索着“圣父”的多层微妙含义。

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文主义像塞尔蒂斯的家乡那样脆弱了。而他的对手，德国基督教的捍卫者，也没有完全被当作基督徒看待。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康拉德·穆提纳斯·鲁弗斯（nrad utian ruf），他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教廷，辩解说应该以道德影响来评判仪式和信条，而不是其字面意思所声称的。“如果他们提倡个人道德和有序的社会，就该毫无疑问地接受它们。”他严肃地说道。穆提纳斯还写道：“我将学习虔诚，而不再学任何诗歌、哲学和历史，不管它们对提升基督教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据杜兰特称，他试图把怀疑主义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还受到了别人的谴责。他的虔诚职业似乎像软化剂，用来缓和教会正统的思想对塞尔蒂斯的不满。他和大学生们在唱一首与众不同的歌，这首歌同赞美诗毫无联系。j otha），穆提纳斯告诉他的学生，为死者作的弥撒曲毫无价值，斋戒毫无作用，忏悔毫无意义的。他说《圣经》是寓言，只有傻子才会看了约伯和约拿的审判而不笑，苦难和洗礼都是荒谬的。如果天堂真的存在，那么过着体面生活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已经在那儿了。据一位宗教改革的学者曼德尔·克莱顿（hton）说，穆提纳斯督促大学生们“信仰哲学而不是教条”，但又让他们不要将此告诉公众。他解释说：“我们所说的信仰，不是说言行一致，而是骗人的、有说服力的神学观点，这种观点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在他的门上挂着“崇尚宁静”的座右铭，但也许读成“赞扬虚伪”会更贴切。

《基督名媛》作者、德国诗人欧班·海塞。

让基督教最头痛的是德国，那里不断出现棘手的问题，以至于主教们有时候情愿这里的人没有皈依基督教。在欧洲其他地方——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谈到——人文学者都是虔诚的，他们给教堂带来了光辉，就如艺术家为圣彼得大教堂带来的威严一样。所以文艺复兴刚兴起时，梵蒂冈对其是欢迎的，似乎没有理由要感到后悔。

但它迟早会后悔的。罗马教廷会痛苦地认识到，人文主义将给教廷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事实上它带来了两个威胁。对于第一个威胁，马丁·路德是这样定义的：“理性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它与圣言相斗争，藐视所有与上帝相关的东西。童贞女生孩子是不合理的，复活也是不合理的。福音、圣餐、宗教特权和永生都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是一名信徒，你就不会相信逻辑。然而，学者们发现逻辑有不可抵挡的魅力，而这正是其威胁所在。

第二个威胁是中世纪教会对来生根深蒂固的信仰。早在公元166年， 卢奇安 注59 便把基督徒定义为“那是些相信长生不死的人，因此，他们轻视死亡，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相信永生是基督教教义的中心思想，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尘世的生活是无足轻重的。在一生中，他们遵守天主教义以确保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遵守，就进不了天堂。那种为了生活而生活、生而享乐的思想，对天主教义是极具破坏性的，然而这正是人文主义所希望的。新学者把柏拉图第一本存世文本《泰阿泰德篇》（protagroran）中提到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今生的“圣经”。

人文主义者抛弃了过去对永生的信仰，他们宣称要享受现世的幸福。他们一反过去10个世纪的庄严，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们相信人类将学会理解并掌控自然的力量，领悟宇宙的本质，甚至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些把中世纪习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的人把这些当成危险的异教学说。学者的威望和他们支持者的显著地位掩盖了他们挑战传统的行为，也模糊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那时艺术家饱受争议）和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那些把改革思想付诸行动的人并没有像那些直言不讳的人一样得到认可或受到尊敬。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反抗宗教的权威，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那些谴责“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传教士在5个世纪后才发现原教旨主义真正的敌人。

随着叛教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一直对古老天主教义保持盲目忠诚的人也对叛教的本质认识更清楚了。英格兰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是国王的首席法官，为祖国的法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曾经提出英格兰人有权进入陪审团，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守法公仆，但都无疾而终。他还曾写道，所有的政府都该臣服于教皇，甚至“吻他的脚”。

那些对教皇作出如此大奉献的人最终会发现人文主义正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成为纯粹的学者，致力于重新发现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化。但是他们强调的智慧并不是源自宗教，这让他们远离了超自然的思想。但那时他们走的还不够远，至少在德国之外是没有的。他们的“运动发展”还在过渡阶段；他们开始相信人应该首先考虑现世的快乐和福利，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人的最高道德追求不是拯救自己的心灵，而是全人类的福祉。

其实在中世纪基督教和复苏的古代理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之后，这种碰撞也并不是来得很突然。开始的时候，新理智主义的批评家在接近这个话题时显得很谨慎。在提到这个话题时，他们直接下了一个定义：“人文主义者指的是那些会影响国家事务和历史的人。”忠实的信徒在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观察后，指出了“世俗的作家”（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或“信徒”（他们自己）之间的区别，他们引用一个学者的话，给出了比较隐晦的责难：“我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人文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好的神学家。”

那个时候神学家们已经准备战斗了，他们进行的第一场争论是针对高等教育的，这个话题是人文主义者似乎难以驳斥的。一位神学家写道，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应该坚持“对薄弱的句法进行指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文主义的需求”。但是这种尝试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位神学家把知识范围划分为从“严苛的罗马教义”到“赤裸裸的人文主义”，而前者代表完美。这同样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辱骂性地称人文主义者为“异教徒”，还有的写道：“人文主义者的人文主义学说企图消除所有的家庭差异、所有不同的等级、所有国家、所有绝对的道德责任、所有绝对的宗教，并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最高成就者。”这些责难和指控都是无稽之谈，很容易遭到反驳，但是没有学者会费力去这样做。面对这样的局面，不甘心的神学家们讽刺这些人的灵魂已经被剥夺了：“他们脑海中全是人文主义思想，已经丧失了所有对基督教义的信仰。”

尽管这个问题意义深远，但讨论它的人寥寥无几。人文主义者绝非不善言辞，他们只是把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事务上，比如说教会阶层滥用职权。这时神学家试图以法庭临时法律顾问的身份来干预这件事情。有人讽刺性地问道：“要是一名法官在法庭上发怒会怎样？这岂不是对所有人文主义者的苦役惩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发现教区、主教教区和修道院的规定存在弊端，更重要的是，罗马教廷也是有缺点的。如果觉得他们的论调听起来太陈腐了，那是因为每次罪行发生的时候他们总要站出来疾呼。

擅于反省的人往往会对现实感到不安。天性加上学术上的训练使他们更能全面地看待问题。有一些人文主义者会对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感到愤怒，另一些虔诚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这的确令人不安，但他们会寻求折中的解决办法。他们羡慕那些无视现实苦难的画家和雕刻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他们当中那些最精明者已察觉到，当欧洲遭受饥荒时，教会却把钱花在梵蒂冈的艺术发展上，教会以美来恐吓人民并加强对人民的剥削。米开朗基罗就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对者，那时他还是新圣彼得教堂的规划人。教皇利奥十世要求用从遥远的彼得拉桑塔山脉开采的精致的托斯卡纳大理石来建造教堂。此举遭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反对，他说这样花费太巨大了。教皇不顾米开朗基罗的反对，坚持一意孤行。马丁·路德同样反对斥巨资重建大教堂。路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然而利奥十世的奢靡让他很苦恼。他写道，如果教皇能够看到德国人民生活的困苦，“他会情愿让圣彼得大教堂化为灰烬，也不会让他的臣民用鲜血来建教堂的”。

这是一幅17世纪圣彼得大教堂版画的复制品。米开朗基罗死于1564年，26年后其为圣彼得大教堂设计的大圆顶才最终完工。

米开朗基罗可以有选择，路德的良知却让他没有这个选择，其他受到困扰的神学家、学者、作家和哲学家也都没有这个选择。他们得说出来。改变势在必行。只有见多识广和受过教育的人才可以要求作出改变，但在那时候的欧洲这样的人很少。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来的体系，但这场革命，就如其他革命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个悲剧。教会是完美无瑕的，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是异教的，这种教条让学识渊博的天主教徒感到很苦恼，让他们夹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备受煎熬。在罗马教廷看来，哥白尼死时是一个叛教者，他企图推翻在2世纪时便得到了教会及超过200位教皇认同的托勒密理论。但是太阳系不会因为哥白尼的死而消失，它太巨大了。在一个世纪之内，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印证了哥白尼体系。他也被定位为异教徒，被传唤到了罗马。1633年，他坚持发表他的发现，被传唤到了宗教裁判所。严刑恐吓下，他否定了地球是旋转的。然而，在他离开法庭时，有人听到他小声咕哝道：“它是旋转的。”被审判时他不得不突然改变论调。他在失明与耻辱中去世。两个多世纪后，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as henry huxley）颂扬他，并嘲讽教会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组织，它有能力去抵抗（并且必须抵抗）生与死，去抵抗科学和现代文明的发展”。

伽利略接受罗马宗教法庭的讯问。

当整个基督教世界接受天主教的权威，并让一片混乱的欧洲大陆得以拯救时，那时的欧洲处在所谓的黑暗时代，是没有科学和现代文明可言的。信仰让欧洲人紧紧团结在一起，并给予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以希望。那时最冷酷无情的暴君也会惧怕上帝的愤怒从而听命于教皇，允许教会干预君主间的斗争，世俗的统治者必须臣服于可以通过圣礼使他们得到永世救赎的权威。杰出的天主教徒知道这点，他们忠于自己的生活。虽然“无缝的基督长袍”此刻已被内部冲突所撕裂，但他们会将之撕成碎片。基督命令彼得去建造他的教堂，预言说“所有地狱之门都将无法战胜它”。地狱之门没有战胜它；相反，毁灭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的重担落在那些虔诚的人身上，他们祈祷不要去挑这个重担，而他们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

伊拉斯谟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一个苛刻的失眠症患者，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修道院度过的。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中，他依然是一个正统天主教徒，他对给大众带来慰藉的基督、福音书和仪式的热爱一直没有变过。在《对话集》中他写道：“如果基督徒使用的用语不与《圣经》相矛盾，那么我就不会冒犯其他人。”公众的争议在他看来是冒犯性的；虽然对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表示怀疑，但对此在40岁之前他都没有和别人提起过。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忠诚要求我们有时候要隐瞒真相，要求我们不要总将真相示人，就好像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向何人展示都无关紧要一样……也许我们得赞同柏拉图所说，谎言有时也是对人有益的。”

这些都是他在枢机团所说的令人宽慰的话，1509年，伊拉斯谟在他40多岁的时候做客枢机团。枢机团渴望和平，他们厌倦了好战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因为他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侵略周围的公国，而且他们受到比伊拉斯谟更具侵略性、更加直言不讳的人文主义者的困扰。第一波惹梵蒂冈不高兴的人中就有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一个小公国的统治者，这位父亲为他早熟的儿子请了一位家教，这让他受到了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

成年后的皮科具有把其他哲学中的精华部分和自己的作品相结合的天赋，他的学者风范受到别人的敬仰，直到他宣称希伯来神秘主义学说——一种难懂的犹太神秘主义——是支持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和拉丁知识在罗马很流行，但是把犹太思想和福音书结合在一起这种想法是不受欢迎的。皮科总结了900条神学、伦理、数学和哲学的观点，这些都是基督徒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得来的。1486年，他决心反驳一切反对他学说的人，并邀请整个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者来到罗马与他辩论。但没有一个人来，因为教皇对此进行了干预，不允许他们进入这座城市。一个梵蒂冈委员会把皮科的数十条理论斥之为异教学说，并要求他出版一本《辩解书》（apologia）来忏悔他的思想。甚至在他编完书后，还被警告不要再犯。在逃到法国之后，他被捕并被短暂监禁。在他被释放时——另一个时代的标志——他就被秘书毒死了。

在皮科之后，紧接而来的是更为尴尬的“罗伊希林事件”。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是巴伐利亚的人文主义者，他希伯来语很流利，并把它传授给他在图宾根大学的学生。1509年，从 拉比 注60 转变为多明我会僧侣的约翰内斯·普费弗利恩（johannes pfefferkorn）出版了《犹太人的镜子》（irror of the jews）这本反犹太人的书。他在书中提议烧毁所有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作品，包括犹太法典《塔木德》。罗伊希林为此感到很担心，并正式向国王提出抗议。他争辩说犹太学说不应该得到镇压，并且应该在德国每一座大学为希伯来语保留两个席位。他写道，普费弗利恩是一个反知识的家伙。普费弗利恩对此感到很愤怒，他写了《手镜》（hand ss）尖锐地以予还击，普费弗利恩十分愤怒，他以异教徒的罪名对罗伊希林进行了控告，这得到了全欧洲反启蒙主义牧师的支持，科隆宗教法庭也在科隆对他展开了调查。这场争论持续了6年。在法国和德国，有5所大学烧毁了罗伊希林的书，但最终他还是胜利了。马克西米利安的新桂冠诗人伊拉斯谟和乌尔里希·冯·胡滕都站在了他这边。一个主教法庭无罪释放了他，普费弗利恩的诉状被取消，希伯来语的教学传播开来，使用的是罗伊希林的语法书《希伯来语入门》（rudintia hebraica）作为大学的基础课程。

皮科为这次辩论会专门撰写了开幕式讲演稿，在他去世后以《论人的尊严》为名发表，它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这场争论爆发之时，伊拉斯谟正在罗马，人们恳求他对这一争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温和的回应——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双方相互妥协来解决——得到了罗马的支持。他们首先希望他在罗马待久一点，后来又提供一个牧师的闲职给他，希望他能永远留在罗马。由于才华横溢，他在其他欧洲城市也受到优待。就在他正打算接受时却传来了英格兰老国王去世的消息。伊拉斯谟幼年时就认识新国王亨利八世，他们俩都是热忱的天主教徒。正在为将来打算的他收到了亨利的私人信件，让他“哪儿都不要去，就来英格兰，热烈地欢迎你的到来。你将为你自己做主，只要你乐意，做什么都可以”。

这让伊拉斯谟拿定了主意，他开始收拾行李了。出于私人原因，他难以抗拒这个提议。在罗马，即使他成了一个主教，他的手稿还是要被仔细审查以防出现异教学说；但在英格兰，有国王做靠山，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伊拉斯谟还真有一些异端的想法想写下来并出版。要是他在梵蒂冈的东道主知道这个的话，他可能就无法离开这座城市了。在那个时期的道德标准下，他很可能会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被扔到台伯河去喂鱼了。

1526年在德国制作的一幅关于伊拉斯谟的版画。

有时出于虔诚的考虑，必须隐瞒一部分真相。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伊拉斯谟完全是真诚的。事实上，他对罗马教廷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在英格兰不必担心生命安危，他打算攻击整个天主教的上层建筑。但他不是一个假装虔诚的人，也没有因背叛而内疚。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背叛太多了，这并不会有损道德，也不会引发很多不满，那些背叛者甚至包括统治者、高级教士和有识之士。此外，他被一种更高层次的忠诚所激励。他总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并为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感到困惑。一位人文历史学家写道：“我们一定不能从伊拉斯谟那儿学到关于人性现实或世俗方面的知识。”这位才气十足、成就斐然的语言学家，了解所有的欧洲城市，然而他对世俗世界的认识却很无知或是冷漠以待。

比如，他从来不会仔细考虑这些年马基雅维利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一个按照自己给子民宣扬的道德行事的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当权。他也从来没有处理过常人所面临的日常压力，比如说性压力（他是一个独身者），或者是谋生的需要。他的财产问题总是别人帮他处理的。在英格兰也是如此。在他到达英格兰的时候，罗切斯特主教每年给他相当于现在1300美元的补贴，一个肯特州教区每年给他发补贴，朋友们和仰慕者会给他现金作礼物。托马斯·莫尔爵士让他住自己家并给他一个仆人，所以他也不用担心住宿问题。伊拉斯谟很少注意到这点。他说：“哪里有图书馆，哪里就是我的家。”

简而言之，他这种情况在被孤立的学者中是很少的。作为一位牧师，他对牧师的丑闻有着百科全书似的了解，包括罗马的腐败情况。其他的人文主义者远离这种卑劣的事迹并从《圣经》中寻求安慰。但伊拉斯谟不是这样的人。出于理性，他相信他可以解决天主教的陋习并保持基督教世界完整无损。

他失算了。因为那时候的出版业甚至还没有进入萌芽阶段，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他所听所读以及别人告诉他的信息，或者来信与对话。由于他周围的人都是知识渊博的上层精英，他对大众、中产阶级和大多数贵族阶层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他仅仅是对同辈具有影响力，只要他一说话，他们就觉得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是低层次的牧师却不能理解他所表达的信息，他呼吁改革也是没有用的，他的胜利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

如果这就是全部的话，他也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他是一个有许多天赋的人，而其中一个就足以改变历史。他有一种出众的才能，可以让人们去嘲笑那些恶人。中世纪的人太会“笑”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笑声，他们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他们是通过狂笑来表达愉悦之情的。正如拉伯雷在《巨人传》前言中所写道的：“那种笑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相反，伊拉斯谟写的是破坏性的讽刺文章。如果说狂笑是大刀，那么讽刺就是利剑。同刀剑一样，伊拉斯谟的讽刺文章也有自己的锋芒。但对于普罗大众和牧师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要点。不过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可不是一场大众运动，它将由中上阶层领导。中上阶层的文化水平正在日益提高，伊拉斯谟杰出的讽刺文章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震撼并唤醒了他们。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打算的。他原本想让一小部分精英来阅读他的文章，然后在他们现有的信仰框架内去暗中进行改革。然而，他的作品成了畅销书。其中的一部作品是他在英格兰的第一年内写成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这个拉丁化的希腊语书名“eniu oriace”也是对他东道主的双关语，“oros”在希腊语中是“傻子”之意，而同样，“oria”在拉丁语中也是“傻的”的意思。这部作品认为生活会以牺牲理智的代价来奖赏“愚蠢”。

这是一部信仰上帝的人写的书，卷帙惊人。其中一些文章若是一名激进的、无神论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写的，要是作者的声望没有那么高的话，他肯定会被宗教法庭审判官判罪的。就因为他是伊拉斯谟，他嘲笑他们，怂恿他们去呵斥“异教徒”……他们总是这样子吓唬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

在论述开始时，他就说人类欠“傻子”一个人情，因为要是没有“傻子”，就没有哪个男人想一辈子都尊崇一夫一妻制，也没有哪个女人愿遭受做母亲的苦难。勇敢就是愚蠢，求知的人就是愚蠢的。因此，他嘲笑神学者为荒谬的原罪辩护，因为他们宣扬一些荒诞说法——“一个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处在不同的地方，那在天堂的基督的身体为何与十字架上的有别，甚至成为圣餐”。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所做的大量学术研究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在宗教改革中，两人却意见不合，争论激烈。

接下来他就说到神职人员了，他所说的对象下至托钵修士、僧侣、教区牧师、宗教法庭审判官，上至红衣主教和教皇。对他来说，能治病的圣地、圣迹和“诸如迷信中的怪物”都是荒唐的，这些仅仅是作为“有利可图的行当，并给牧师和托钵修士带来收益”。他嘲笑“宽恕和特赦的骗局”，并且问道：“还有什么比那些假装通过魔力或在所谓的祈祷仪式（这些仪式都是那些宗教骗子为了转移信徒的注意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获取利益而编造出来的）中装模作样地转动佛珠更可恶的呢，他们获得了财富、荣誉、愉悦、长寿和精力充沛的老年生活，甚至在死后可以在救世主的右手旁谋得一席之位？”至于主教，“他们的财富、荣誉、权限、公职、豁免权、特许权……礼节和什一税、绝罚和律令”与基督使徒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作为学者，伊拉斯谟只能为他们的成功找到一个解释：信众的愚蠢、无知和轻信。

《愚人颂》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它激怒了牧师阶层。其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你应该知道你的愚在那些最崇敬你的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来自学院的作者一旦在普众大众中受到欢迎和拥戴，一般很难再回到象牙塔中，伊拉斯谟也不例外。他坚定了对自己目标的信心。确实，3年后他写的另一部讽刺作品更让人震惊，这次他攻击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战争教皇”尤里乌斯二世。

尤里乌斯二世是一个有作为的教皇，人们应一直记住他，因为他赞助了米开朗基罗。但是正如那个动乱时期所有的教皇一样，他更是一个有过之人。他是典型的德拉·罗维雷家族人——脾气火爆，爱炫耀，冲动鲁莽，意大利人提起他都心生敬畏。他和他的同盟同威尼斯打了5年的仗，最终取得胜利的他收复了博洛尼亚和佩鲁贾（perugia），这两座主教城市是在博尔吉亚暴政期间被威尼斯人夺去的。在他发动的企图把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的第二次战争中，虽然胡须皆白的他在前线发号施令，戴着头盔在马背上挥舞着剑，让敌军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但却不再幸运。

在讽刺这位教皇的时候，伊拉斯谟措辞公允，没有谩讽也没有溢美之词；他试图让他的新作匿名出版以摆脱个人的争端，但是这个想法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他已经给太多同事看过了，而且他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所以他注定是无法摆脱干系的。在天主教阶层内，由于对伊拉斯谟品位的不认同，进而对其的憎恨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形甚至到了今天也屡见不鲜。就在伊拉斯谟的作品出现在巴黎的前一年——这是一本对话集——尤里乌斯二世去世了，教会正在为“受害者”尤里乌斯二世哀悼。然而此举并没有让巴黎的读者更加高兴（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作秀），也没有让未来数月和数年后出现的大部分读者更加高兴。在对教权进行攻击时，伊拉斯谟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但他的追随者认为其影响还迟迟没有到来。

这幅19世纪的油画再现了好战的尤里乌斯二世在攻破对手城池后站在城墙之上的场景。

尤里乌斯二世是这本对话集中的一个人物，另一个人物是圣彼得。两个人站在天堂的门口，尤里乌斯二世在等着进去。彼得没有让他进去，因为在其长袍内是“血染的盔甲”和“浑身充满罪恶，呼吸满是酒气，因为放荡而不健康的身体”。对他来说，这个在等待的教皇是“从地狱回来的国王。”他责问尤里乌斯二世“为基督教做了些什么？”

尤里乌斯二世急切地说：“我为教会和基督教做的比之前的教皇所做的都要多。”他举例说：“我提高了税，我创造了新职位并把它们卖给别人……我把欧洲所有的君主都管教得很好。我撕毁了条约并供养了大量的士兵。我让雄伟建筑在罗马遍地开花，并在死后留下了500万的财产。”

当然，他说：“我有我的不幸。”有一些风流女人让他染上了“法国花柳病”，他被指控过于宠溺他的一个儿子。“什么？”彼得吃惊地问道，“教皇有妻子和孩子？”尤里乌斯二世同样吃惊，回答道：“不，没有妻子，但是为什么会没有孩子呢？”尤里乌斯二世承认他曾因买卖圣职等而受到控告，但当被问到他是否感到内疚时他避而不答。彼得进一步问道：“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扳倒教皇吗？”尤里乌斯二世轻蔑地哼了一句：“荒谬！谁能够扳倒这至高无上的人？……无论他犯了什么罪都不会被免职。”彼得问道：“谋杀也不会吗？”尤里乌斯二世答道：“不会。”在盘问时他补充说，一位教皇无论是做了什么都不会丢掉皇冠。彼得最后总结道：“也许教皇就是最有问题的人了，而他居然不用受惩罚。”当得知那就是罗马现在的状况后，观看由这本对话集改编而成的戏剧的观众咆哮了。

彼得是绝对不会让这个人进入天堂的，尤里乌斯二世怒了，告诉他“教皇挨饿，手下有一大群贫穷的主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了。在发表长篇大论被拒绝后，他威胁要把彼得逐出教会，说他“只是一个牧师……一个乞丐似的渔夫……一个犹太人”。彼得丝毫不为所动，回答道：“如果撒旦需要一名牧师的话，没有人会比你更合适了……欺骗、放高利贷和狡诈让你坐上了高位……我把野蛮的罗马引去信奉基督教，而你却再次把它变得野蛮……你忙于条约和协议，忙于你的军队和胜利，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看福音书。”尤里乌斯二世问道：“那么，你不开门是吗？”彼得回答道：“给谁开也不给你这种人开。”当教皇威胁要“以武力夺取你的地方时”，彼得甩了甩手让他走开，惊骇于“这样的人会受到尊敬，仅仅是因为他是教皇”。

尤里乌斯二世一生褒贬不一，但其赞助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功不可没。图为尤里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等人在策划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工程。

一名安特卫普的人文主义者写信给伊拉斯谟，说“各个地方都有售卖，每个人都在买，都在谈论这本书”。元老院警觉了，催促伊拉斯谟停止写作并用余生去忏悔。这太晚了，就在那年，1514年，《惯用白话文规范》（failiariu lloioru forue）出版了最初几个版本。最终，它被称为《对话集》，这成为他作品中规模最大、组织最松散，也是最难定义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各种随意思想的集合，缺乏一个统一的主题。这本书是用通俗和闲聊式的拉丁文写成，这些闲聊包括一个给予孕妇的特别祝福——“上帝保佑你怀的这个婴儿出去时可以和进来时一样简单”；还包括鼓励净心，如何恰当地回应别人打喷嚏，赞美忠诚，反对焚烧异教徒。还有一篇冗长乏味的“年轻男子与妓女”的对白，在最后的时候，也许妓女疲惫至极了，同意了放弃她的职业。里面还有下流的笑话、对人类行为的无理性进行好笑的观测，以及对婚姻机构的支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