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个人拥抱地球（1/2）

上页图：这幅19世纪手工上色的木版画颂扬了麦哲伦发现以其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的伟大时刻。

1519年9月19日，星期一，圣路卡·德·巴拉梅达（sancar de barrada）港口热闹非凡。

船队指挥官、新组建的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斐迪南·麦哲伦正对即将环游全球的5艘帆船——“圣安东尼奥”号、“特立尼达”号、“康塞普森”号、“维多利亚”号和“圣地亚哥”号做最后的检查。它们将从塞维利亚启程，沿瓜达基维尔河直下，安达卢西亚人把它们称作“舰队”。然而，它们的指挥官是一名军人，对他来说，这5艘船就是无敌舰队——正式来说，应该是摩鹿加无敌舰队。然而这支船队破损不堪，与21年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三次横跨大西洋所率领的那支船队比起来相差甚远。

虽然如此，但这位船队指挥官的船队比哥伦布的船队看起来更适合航行——他一直这么有为。虽然快40岁了，可这位16世纪最伟大的航海家还是一丝不苟，甚至极其挑剔。他亲自检查每一条木板和绳子，并叫人用新的木板替换所有腐坏的木板，监督船员安装好新的横桅索和结实的亚麻帆，每张帆布上都印着西班牙的守护神圣詹姆斯的十字架。这5艘船都需要小心驾驶。这些小船——最大的是“圣安东尼奥”号，排水量却只有120吨——实际上是三桅、横帆混杂组装在一起的商船，由14世纪的独木船与阿拉伯独桅帆船改装而成，稍不留心，它们就会被撞散架。因此，人们从船首到船尾都反复进行检查，并修补所有的问题。现在，这位头发灰白的指挥官正在耐心地检查航行两年所需的食物储备——当然他从未想过这次航行会耗时3年，而他自己也会有去无回。

斐迪南·麦哲伦（约1480～ 1521）是地圆说的信奉者，他最早向葡萄牙提出了环球航行计划，在没有得到支持后，转而寻求西班牙国王的支持。

麦哲伦长相并不出众。他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但体格却像一个农民——个子矮小、皮肤黑黝、体型偏胖。他皮肤粗糙，胡子又黑又密，眼神中流露出悲伤和冷血。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鼻梁在一场斗殴中骨折。在摩洛哥的一场战争中，他被长矛刺伤，留下了伤疤，从此走路时明显地一瘸一拐。尽管他当时很鲁莽（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再次有相同的表现），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少冲动。相反，他沉默寡言，喜欢独处，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能够很好地克制自己。作为指挥官，他可能是残酷的，用与他同行的另一位船长的话来说就是，“严厉、冷酷、无情”。尽管他手下的头目们不喜欢他，但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果断和赏罚分明——这在当时的指挥官中是很罕见的。正因如此，他在船员中倍受欢迎。

这位船队指挥官对自己的出身充满骄傲，而且他做事一丝不苟、雄心勃勃、坚忍不拔、深藏不露、意志坚强。他还拥有自己的梦想，但从未向人透露。这个隐藏的梦想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充满想象力，身怀梦想，在那样一个恶棍和暴君横行的时代，他信仰英雄主义。在16世纪，浪漫主义并不流行，但也并未完工全消亡。年轻的麦哲伦当然听说过埃尔·熙德（el cid），这位11世纪英雄的故事在中世纪的多首民谣中传唱着。他也痴迷于亚瑟王的故事，即使他没有看过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但也知道了 卡米洛特 注81 的存在。中世纪的骑士故事一直流传了几个世纪，代代相传。亚瑟王本身是个天才，虽然他是一个模糊的历史人物，但这位英格兰强大的战争之神连续赢得了12场残酷战役，打败了来自日耳曼的撒克逊侵略者，最后于539年在卡姆兰（cann）的战役中遇害。兰斯洛特·杜·拉克（ncelot du c）骑士的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在1170年经过法国行吟诗人克里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艺术加工后，极大地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这其中就包括年少的麦哲伦。德·特鲁瓦的另一部名著是《圣杯的故事》（perceval），这本书首次描述了圣杯的传说。1203年，德国诗人沃尔弗兰·冯·艾森巴（wolfra von eschenbach）在《帕西发尔》（parzival）中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葡萄牙语等多种欧洲语言。1210年，哥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de von strassbury）在完成《托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lde）之后离世。1225年，法国诗人纪尧姆·德·洛利斯（guilu de lorris）根据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创作了《玫瑰传奇》（roan de rose）的第一部分，这部诗歌韵律优美，充满浪漫色彩。一个世纪后，乔叟将它翻译成了英文。大约在1370年，一部关于亚瑟王外甥的传奇史诗《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sir gawa and the green knight）在英格兰问世。

好奇心强烈的麦哲伦，发现现实原来也是如此迷人，于是疯狂地阅读约翰·普兰诺·加宾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和马可·波罗的作品。前者于1245年向东出使到中亚的哈拉和林（karakoru）；后者游历东方，于1296在狱中口述了在中国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5艘船的指挥官均受到了哥伦布和其探险者事迹的鼓舞。其他欧洲人也梦想着追寻他们的足迹，但麦哲伦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有坚定不移的决心，这让他成了英雄。伊拉斯谟和他的同行们当然是令人敬仰的，但他们都是作者和空谈者。而麦哲伦坚信，行动才是至高无上的。他同意乔治·梅瑞狄斯（e redith）的观点——“要想获得权势，就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这是生活的残酷法则。”在为获得这种权势而奋斗的过程中，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他的意志。他可以忍受失落和沮丧，但永远接受不了失败。

身穿鞑靼人服装的马可·波罗

然而，到目前为止，他的事业还只停留在口头承诺上。尽管渴求别人的认可，但他为人过于正直——丝毫谈不上老练、圆滑——这让他失去了能给予他荣誉的达官显贵的支持。例如，在里斯本，他蔑视宫廷中那些穿着丝绸的谄媚之徒，结果，灾难就降临了。在国王身边那些文质彬彬、阿谀奉承的侍臣眼里，他就如同一个愚蠢的农民。在洗刷了一个冤假的盗窃罪名之后，他要求觐见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为自己的航海冒险谋求王室支持。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对香料群岛垂涎三尺。麦哲伦请求国王帮助他到那里宣示葡萄牙主权。然而，他没有把握好这次觐见机会。曼努埃尔一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希望臣民能时刻奉承自己，而麦哲伦不顾宫廷礼仪，直接提出了要求。国王被他的这种鲁莽行为激怒了，于是罢免了他的官职，拒绝了他的要求，其余的侍臣则在旁边幸灾乐祸。这位国王甚至告诉他不再需要他的效忠了——他可以带着自己的方案到其他地方去。麦哲伦一心想着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找到了18岁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也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8年3月22日，卡洛斯一世以自己和患有精神病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的名义签署了《国王》（yo el rey）协定，承诺赞助这位船队指挥官航行的所有物资，任命他为所有在航海过程中新发现的陆地的最高长官。

最早的香料群岛地图，指引一批欧洲人开始了航海冒险。

现在，麦哲伦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首先清点这265名船员的储备物资——大量的大米、豆类、面粉、大蒜、洋葱、葡萄干、葡萄酒（大约700桶）、鲲鱼（200桶）、蜂蜜（5402磅）、腌猪肉（将近3吨），还有成千上万张渔网、鱼叉、鱼钩，以及航海所用的天体观测仪、沙漏以及指南针，铁制和石制的炮弹，大量的长矛、尖钉、盾牌、头盔和护胸甲，这些装备是为了应对在靠岸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另外，还有40车木材、沥青、柏油、蜂蜡、麻絮和船索等，这些在船只损坏时能派上用场；还有镜子、钟表、剪刀、手镯、多彩手帕和彩色透明玻璃器皿，这些是送给东方朋友的礼物……总之物品清单数不胜数，不过这位指挥官还是饶有兴致地一一清点它们。

在罗马，米开朗基罗在完成《摩西》和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后，正在为他的偶像但丁写一首十四行诗。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bo）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上的颜料还未风干，提香刚创作完《圣母升天图》，拉斐尔刚完成利奥十世和他的枢机团的肖像，丢勒则画完了银行家、教皇和国王的好友雅各布·富格尔的微型画像。还有的人则刚刚过世不久：67岁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死于法国安博瓦兹附近的一座城堡；60岁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病逝于维纳·诺伊斯塔特（wiener netadt）；赎罪券兜售者、54岁的约翰·特泽尔在莱比锡去世；还有年轻貌美、39岁就在意大利北部去世的卢克莉齐娅·博尔吉亚。卢克莉齐娅在最后几年虔诚信教，并且对儿子乔瓦尼教育有方。乔瓦尼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也是他的孙子。

雅各布·富格尔那时还在世，虽已经时日不多了，但仍在拼命挣钱。据估计，他的财富高达2032652金币。在英格兰，大法官沃尔西刚搬进汉普顿皇宫。当时在欧洲受欢迎的几部文学作品包括莫尔的《乌托邦》、亚历山大·巴克利（alexander barcy）的《田园诗》（the shyp of folys of the worlde）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伊拉斯谟此时正陶醉于他第三本著作《对话集》的成功中。在他的激励下，讽刺和道德戏剧在剧院中很受欢迎，尤其是彼得·多兰德·范·戴斯特的《凡夫俗子》，约翰·斯凯尔顿的《富丽堂皇》（loria）。

而当时读者最少的作品是哥白尼的《小注解》和博尔吉亚教皇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划分势力范围发布的通谕。西班牙和法国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为争夺意大利北部地区进行战争。所有国王都忽视了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冲突——宗教改革，尽管此时距离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已经过去两年了。现在，他正在起草《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号召德意志贵族全面起来反对罗马教廷。

麦哲伦对这些了解多少，永远不得而知。也许很少。他对政治一直不怎么感兴趣，即使感兴趣，他也不可能去密切关注。例如，当路德在沃姆斯捍卫自己的立场时，他已经航行在了人迹罕至的大海上。因此，他直到临死都不知道基督教世界正在发生的分裂，尽管这对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他随时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宗教而献出生命。至于在欧洲同时发生的其他所有混乱似乎都跟他无关。然而他错了。所有这些事件都交织成了一幅“巨画”，他的探险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局部。历史不会任由无关事件杂乱组合在一起，每件事都是相互影响的，这在现代尤其如此。只有时间能把所有事情整理分类。这时候，轮廓开始出现。

就在麦哲伦为自己的环球之旅做准备的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思想家并未停下创造的脚步。这幅画——一个男人的肖像——由威尼斯著名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创作于1519年，人们普遍认为，画中的主人公便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正是他在1492～1504年间的探险之旅鼓舞了麦哲伦。

现在，麦哲伦所生活的时代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最显著的事情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那个时代的称呼——的解体。它的瓦解是无数历史事件和影响综合产生的结果，同时也触发了自野蛮人征服罗马之后欧洲的最大动乱。宗教改革——摧毁了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受人瞩目的事件。其他重大事件还包括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以及人文主义者在古代文明价值中对知识的发现，由此也注定了经院哲学的失败，因为它将异教徒知识与基督教教义糅合在了一起。随着教会放弃对教育的垄断，重生的欧洲开始意识到理性和信仰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普通大众依旧虔诚，但具有最新思想的人已经在理性的思考中找到了宁静。

与此同时，商业的发展，尤其是英格兰和德国的经济繁荣，让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不断壮大。而且随着其权力与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两个阶级开始对狂妄自大的教长们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教皇的权威也开始受到崛起的民族国家和国王的挑战。印刷术的发明、文学的繁荣以及通俗版《圣经》的广泛阅读，刺激了世俗主义的传播。所有这些都引发了质疑，败坏了社会风俗，滋生了怀疑，降低了道德标准，吞噬了传统给人们带来的安慰与支持。统一的基督教世界逐渐分裂为不同的文明体，现代欧洲就此诞生。

这一切都意味着改变，并引起了中世纪思想顽固分子的不安。当时在所有学科中，进展最缓慢的可能是地理学。由于《圣经》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性，因而《圣经》中的描述很少受到质疑。意大利改革家彼得·马泰尔·菲密格理（pietro li）说：“如果《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描述有误的话，那么基督教的所有承诺都将荡然无存，我们的宗教生活也将失去意义。”

哥白尼带来的威胁则更加大。《圣经》说，万物都是为人创造的。如果地球萎缩成宇宙中的一个小点，那么人类也会灭绝。当“升天堂”和“下地狱”失去意义时，天堂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天堂”和“地狱”每隔24小时就会轮换一次。1575年，历史学家、史普编撰和整理者杰姆·沃尔夫（jero wolf）在给丹麦天文学家、史星学家第古·布拉赫（tycho brahe）的信中写道：“宇宙的浩瀚无边和深不可测是对基督教的最大威胁。”

最后，人们对欧洲以外陆地的探索——麦哲伦的远航是最高潮——打开了整个世界，标志着现代史的到来。地理大发现还摧毁了教皇的教义对世界的描述，对教皇的威望产生了新威胁。罗马有一个古老论点，即教会所说的都是对的，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基督教的神圣性。在中世纪，这个说法看似合理，但是现在，随着航海员、旅行者、征服者，甚至传教士所带来更多的信息，欧洲人意识到，在新发现的大陆上还有其他宗教，这些信仰异教神的人并没有因此而生活困难。

在中世纪，《圣经》字面上的阐释迫使教会承认了《基督教世界风土志》（ographia christiana）中荒唐可笑的地理描述，这本书的作者是6世纪的修道士科斯马斯（sas）。他去过印度，按理说应该对地理了解得更加深刻，但他坚信世界是个长方形的平面，周围是天空，天堂就在天空之上。耶稣在这个平地的中间，附近是被四条天河浇灌的伊甸园。太阳比地球小很多，围绕着朝北的一个圆锥形山脉旋转。他的观点很脆弱，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有一些人，例如中世纪历史学家圣比德（venerable bede）就认为地球是圆的——但科斯马斯不以为然。罗马教廷也赞同他的观点，因此将其他反对观点均视为对常识的侮辱。

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古代文明的智慧被埋藏得有多深。在耶稣诞生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地球是一个球体。在一次月食之后，他发现只有球状物才会在月亮上投下环形的影子。雅典人也知道印度和西班牙的存在。然而，亚里士多德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地理和科学事实，这让他犯了一个重大失误。他认为陆地比水更重，而地球要保持平衡，所以他推断，伊比利亚半岛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并且进一步推断出它们之间没有大陆，也就是说，没有北美洲和南美洲。这也是哥伦布犯错的根源，其他人对此仅仅只是质疑，而麦哲伦则最终推翻了这一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球体论成了古典地理学的基础。希腊人直接把地球分为了五个区域，其中两个是极地，过于寒冷，没有人居住；另外两个是温带，最后一个是赤道区域。中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 er ban）继承了这些观点，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赤道地区温度过高，生物不可能在这里存活。因此，他们认为人类不可能在热带地区生存。直到15世纪，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科斯马斯所描绘的世界模型：地球是一座高高的山，耸立在一个平面之上……

除了作出过一些贡献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拉丁语法学家、哲学家马克罗比乌斯（rippa），罗马人在地理学方面几乎未取得任何其他成就。然而，在罗马帝国边境城市亚历山大港，一所由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和希帕克斯（hipparch）创立的埃及天文学学校已经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发展壮大了400年。他们计算出的地球周长（25万地理英里，即46300千米）相当精确。他们还把地球分割成360度，用平行线表示地球表面的纬线，用子午线表示经线。 他们用新发明的天体观测仪以“对准太阳”的方式来测量纬度，为包括麦哲伦在内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人员提供了航海工具。

然而，与希腊人一样，亚历山大港的人们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地球是静止的，而且是宇宙的中心。另外，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uide to ography）对中世纪地理学家影响深远，它认为亚洲的范围要比人们认为的更靠东。受这种错误理论引导的包括哥伦布本人，他坚信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亚洲。他所有的疑虑都被《世界地图》（io undi）一书打消，该书由14世纪的红衣主教、纳瓦拉大学校长皮埃尔·德·艾利（pierre d’ailly）所编。艾利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印度。《世界地图》成为哥伦布最爱的书，他的手抄本至今仍保存在塞利维亚的哥伦比亚藏书室，书页边沿还有他潦草的笔记。

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夜，古希腊和古埃及的文明被中东的穆斯林学者保留了下来，这些知识后来被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继承。在认真研读了这些学问后，红衣主教博尔吉亚的宿敌庇护二世写了一部著作《历史新地理》（historia reruestaru）。虽然大多数都照搬了托勒密的观点，但这本书并非一无是处。尽管是早期作品，但庇护二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人们可以环绕非洲航行。他推测存在一条赤道，尽管看不见，但这个猜测并未受到人们质疑；现在，除了对《圣经》深信不疑的人，人们都接受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以及希腊人划分的气候带的观点。

学者们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然而普通人依旧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对于天空的了解大多来源于神话传说。这些传说来源多样，有些故事来源于荷马，另外一些来自旅行者讲述的浪漫故事；或者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和圣托马斯的传说；或者是公元前4世纪为波斯国王效劳的希腊人、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虚构；或者来自于罗马人普林尼和加伊乌斯·朱利叶斯·索利努斯（gai juli l）的捏造；或者来自于14世纪的一本非常流行的书《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旅行》（voya and travels of sir john ht）。据说，这本写成于英格兰诺曼时期的书记录的都是真实事件，由曼德维尔讲述。尽管事实上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然而，由于这些故事太具信服力，人们认为曼德维尔爵士（或者曼德维尔骑士）所描述的事件是真的，而马可·波罗描述的真实故事反倒不像是真的。

这是1493年德国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一书中的插图。在这张地图中，画有许多奇异的人物，中世纪时的很多人都相信，这些奇异的人就住在人类尚未探索的未知边疆里。

大多数中世纪的神话都是以亚洲为背景，这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直到13世纪中期的鞑靼和平时期，欧洲人也从未去过巴格达以东。圣战和朝圣加深了欧洲人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了解，但是他们认为东方——中国——充满着巨大魔力和吸引力，还有不计其数的财富。据说天堂就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充满了神秘感。自从1221年成吉思汗的威名第一次传到欧洲，欧洲人就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基督徒国王，并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感化异教徒上面。

因此，这些轻信别人的欧洲人相信了巨人 哥革和玛各 注82 的故事，长牙和全身长满毛发的森林民族的故事，半狮半鹫怪兽格里芬的故事，鹳和矮人族争斗的故事，人躺在地上用一只巨大的脚挡住太阳来制造自己影子的故事，狗头人身的人整夜嘶吼和吠叫的故事，以及 俄斐 注83 宝藏的故事——据说所罗门王曾将大量的珠宝和黄金埋藏在俄斐，俄斐因此成为众多传说中的藏宝地之一。另外一个是已经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它来自于柏拉图的一个传说。还有理想中心黄金之国（el dorado）；黄金之河；姆诺姆塔帕帝国（the epire of onootapa）；西波拉七城之岛（the isnd of the seven cities of cibo），据说是由逃避摩尔人迫害的7位主教在大西洋发现的；还有圣布兰丹岛（st brendan’s lsle），来源于貌似合理的圣布兰丹传说，据说这是他在爱尔兰西北海域发现的一个神奇岛屿。在麦哲伦的时代，这些岛屿大多数都可以在地图中找到。葡萄牙的王子、航海家亨利曾遇上一个自称已经登上了七城之岛的船长。直到1755年，人们才发现圣布兰丹岛位于西经5度的加纳利群岛；直到1873年，虚构的巴西礁堡才从英国海航图上删除。

这些都是经典的子虚乌有的故事，它们迷惑和误导了探险家们进入未知的海域。由于这些地图的误导，很多船只有去无回。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发现”：非洲和印度相邻；印度洋和红海被认为是片狭窄水域；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被放在亚洲里。航海家仔细观察着地图，发现一些令人困惑的图例及问题，如“印度埃塞俄比亚”“印度埃及”；以及14世纪出现的卡塔兰地图（catan ats），现在保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实际上都是歪曲事实的捏造，包括格里芬群岛、哥革和玛各王国，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小人国，一个名叫“伊安娜”（iana）的小岛（有可能是现在的马来西亚），以及被宽阔海洋包围的“塔拉帕博纳”（trapabona）岛屿……

虽然欧洲的其他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未知地区，但一些居住在西部和北部边界的人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在探险未知世界。16世纪初，爱尔兰人来到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并在这里定居。毫无疑问，他们到达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些，因为9世纪维京海盗占领冰岛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之后，挪威人接管了这里。10世纪末，在经历了1000英里的航行，通过世界上最危险的几片海域之后，挪威的红发恩里克（erick the red）终于到达了格陵兰岛。大约在1000年，恩里克的儿子利夫（leif）到达了北美洲。这些成就仅仅是欧洲扩张的前奏，但不是第一阶段。实际上，爱尔兰岛并未被发现，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人来说，维京海盗是异教徒、劫掠者，爱尔兰岛几乎和东方一样遥远，甚至不属于文明世界。另外，古代挪威人和凯尔特人也未被关注，因为他们几乎不在探索者的名单之上，对其他大陆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中东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当大多数的欧洲人对真正的亚洲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在中东附近辛勤工作了300年。他们是举足轻重的商人，他们来这里探索的最初动力不是好奇心，而是利润。他们中有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还有小部分的比萨人。这些人在这里取得了巨大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的经济繁荣。他们随后的衰落——在勇敢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辟了一条到达东方的新路径后——对意大利的繁荣造成了致命打击。接下来的经济大滑坡导致了文艺复兴以及反对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的结束。

从十字军东征（1096～1296）开始以后，东西方贸易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条横跨大陆，沿着数条商路经过中国北部和亚洲中部到达黑海岸；另外两条通过印度洋到达中东。货物由阿拉伯半岛南部运出，途经也门，穿过红海，再由陆路抵达亚历山大港和加沙港；或者选择另一条线路——这条线路一般用来运输利润可观的香料——从波斯湾出发，再转乘马车到达地中海东部。在每条路的终点，都有另外的商人接应他们，将这些商品运往意大利、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最后再用马车把大批的商品运往欧洲北部。

这种高回报的贸易在意大利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即使五艘帆船只有一艘安全返回，也能为贸易商带来丰厚的利润；一麻袋胡椒、肉桂、生姜或肉豆蔻就能让一名水手下半生衣食无忧了；经过阿拉伯半岛运转的货物包括龙涎香、麝香、玫瑰精油、丝绸、花缎、黄金、印度钻石、锡兰宝石以及能够引发人幻觉的鸦片。精明的商人千方百计地打通了航行的各个环节。在中东的战争中，他们站好队，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给他们回报。在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57年时间里，威尼斯人获得了贸易特权，然而随着1261年君士坦丁堡落入迈克尔·帕里奥洛加斯（）——即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皇帝迈克尔八世（ichael 8）——领导的希腊军队手中，威尼斯人失去了这种特权。随后兴起的热那亚人通过加强与帕里奥洛加斯的联系，取代了威尼斯人的位置。他们以君士坦丁堡为跳板，将贸易触角延伸到波斯、克里米亚，甚至远到黑海和里海。他们是如此善于心计、精力充沛，以至于他们在中亚的贸易并没有因为蒙古帝国的兴亡而中断。在非洲，他们沿着尼罗河最远到达了苏丹北部的栋古拉（dongo），或者从突尼斯穿过撒哈拉沙漠，进入尼日利亚盆地。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垄断了埃及的外贸。他们的货物从南亚出发，途经摩鹿加群岛、马来西亚、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然后，15世纪，一些威尼斯人，例如尼科洛·达·康提（niolo de’ nti）尼克科咯·德孔蒂和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他的原名叫乔瓦尼·卡波特（giovanni caboto）］，开始直接从西方进入东方。

这个时候大西洋开始发出召唤。传统的贸易路线要绕过很多弯路，印度香料要经过12道交易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上。距离中东越远，商人所面临的障碍就越大。从这点来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最为不利，但意大利也有很多不利因素。于是人们开始探索一条更加直接的贸易通道。1291年，热那亚船队成为第一批经直布罗陀海峡，绕过伊比利亚港口，并由英吉利海峡进入荷兰的船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如果想从海外贸易中大赚一笔，就必须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新途径。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拒绝任何懦夫。同年，直布罗陀海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航。热那亚两兄弟、乌戈里诺·维瓦尔多（vgolo viualdo）和吉多·维瓦尔多（guido vivaldo），发誓要由非洲最南端抵达印度。他们无所畏惧地从这个海峡出发，朝南前进，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好望角之谜才解开，从此，意大利失去了航海事业的领先地位。

乔叟，英国文学之父，被公认为中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他曾经为十岁的儿子完成了关于星盘的著述。

在这一地理探险时期，一位16世纪的英格兰人发挥了特别的作用。他就是杰弗里·乔叟。跟所有作家一样，为了偿还债务，他也经常做一些其他工作。1368年，他成为王室的侍从，之后，被任命为王室建筑工程主管。他在王室中有一个仰慕者菲利帕（philippa），她是冈特的约翰之女、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孙女。乔叟的业余爱好是研究航海。他谦虚地把自己称为“占星家成果的愚昧无知的编纂者”。事实上，他的《占星术集》（treatise on the astrobe）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从8世纪阿拉伯天文学家梅撒哈拉（ssaha）的作品中翻译改编过来的。然而，乔叟是一个热心人，他的热情具有传染力。年轻的菲利帕就被这种热情所感染了。乔叟对航海的研究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在成为葡萄牙王后之后，她把这些教给了儿子亨利。在长大成人后，亨利也对航海充满热情，并致力于去实现目标。在历史上，人们称他为航海王子亨利（prce 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虽然这位王子航海的次数并不多，但他支持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航行，鼓励海上贸易，建成了著名的葡萄牙帆船。为了遏制和包围伊斯兰势力，他制定了一个伟大的战略：首先与非洲的南撒哈拉建立联系，再与东方取得联系。伊斯兰世界经受住了这一挑战，但是那些受亨利王子鼓舞的航海家们也建立了一个海外葡萄牙帝国，之后，它成为世界上地域最广阔的帝国，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控制了欧洲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

这是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尊雕像的局部，立于船头的就是航海王子亨利。葡萄牙能在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成为海上强国，亨利王子功不可没。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几乎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但尽管乔叟和亨利王子等人做了很多努力，但航海依然是一门很不精确的科学。据说，王子改进了航海工具，我们好奇的是这些航海工具的本来面目。可以肯定的是，纬度可以借助于一些天体观测仪来测量，主要有英格兰的直角器、十字测天仪或者麦哲伦所用的反向高度观测仪。同埃及人最先使用的工具一样，它们都是很原始的象限仪，仅能用于测量太阳和地平线之间的角度。在陆地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可以根据学过的知识大致计算出经度——如果他们在陆地的话。但是在海上，没人能够确定自己船只的经度。要确定经度，必须掌握星宿位置，而这要求知道准确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下个世纪的中叶，装有平衡的齿轮和游丝的精确钟表才被发明。当然，每位船长都有一个罗盘，能推算出船位，然而，他们还没有掌握地理北极和地磁北极的区别，也没有认识到船位推算法会受到水流影响而出现严重误差。

在12世纪地理学家伊德里希（al-idrisi）的时代，阿拉伯人教会了西西里人如何航海，西西里人也把这些方法传授给了意大利的热那亚人，之后意大利人又教会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尽管地中海沿岸已经被标记在了地图上，但很少有船只驶出地中海。而即使地图海岸线上被标记出的地方，也很少标明水深。由于缺乏大量的信息以及大量错误的信息，对于那些敢于探险未知海域的水手来说，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航行中，水手们仔细记录着每次探险的过程。当他们的希望最后成为现实——到达了陌生陆地，并安全返航时——这些航海日志或者航海图就变成了无价之宝。它们叙述着整个旅程从开始到结束的每个细节，具体信息包括潮水、礁石、海峡、港口和岬角之间的磁罗方位、风力和风向，船只按某一航行方向航行的天数，什么时候维修船只，在哪里找到了淡水，水深和水流速度。他们记录的每件事情，甚至是海水颜色的变化，都可能会对下一位想要到达同一地方的水手提供有利的帮助。

航线图都是手抄的，并且在严格监督下翻译完成，但是那些开辟新贸易通道的航线图却从未被印刷过。因为它们太珍贵了，有些早已售罄；有些成为国家机密，一旦有人泄露，就是死罪，因为如果被竞争对手的船长拿到了，他就能够利用对方花费巨大的代价得来的信息。一旦一条航道被发现了，那么航行危险程度就能大幅降低，但是最早一批探索者所经历的危险再怎么被夸大也不过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来自欧洲一角。在这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对西方文明几乎没作出什么贡献。500年间，它们只涌现过几个著名的艺术家，除此之外，它们就没什么其他值得一提的成就了。然而现在，无疑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时代。在短短的30年间，几百艘船从里斯本、帕洛斯（palos）和圣路卡（sanar）起航，它们发现的陆地比一千年以来所有人发现的还要多。

初期的试探性航行往往十分谨慎，甚至犹豫不决，因此并没有获得多大成果。截止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葡萄牙航海家仅获得了6次普通的地理发现：葡萄牙海岸附近的3个小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在非洲北部，发现了肥沃的佛得角、塞内加尔河以及休达港口。直到亨利王子去世11年后，若昂·德·圣塔伦（jo&227;o de santaréo c&227;o）发现了刚果河河口。最终在1488年，即王子第一次航行半个世纪后，巴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u dias）取得了一次重要的地理发现。在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之后，他们的船队绕过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海角。虽然焦虑不安，但他坚持一直向前航行，因为他坚信前面就是印度，但是船员们都已经筋疲力尽，最终不得不返航。约翰二世为庆祝他的返航，将这个海角命名为“好望角”（cap of good hope）。然而，让迪亚士失望的是，他的同胞对他的航线图漠不关心，而该路线能直接通往印度的水路，从而可以绕过经销香料、香水、丝绸、药品、黄金和宝石的中东商人。

迪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这尊雕像位于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

6年后，主动权回到了西班牙人手里，此时卡斯蒂利亚人已经摧毁了摩尔人的最后据点，正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由于阿拉伯商人已经到过亚洲各个地区，欧洲人对这个大陆海岸线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印度、中国、日本、东印度群岛。佛罗伦萨学者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发现东方就在里斯本以西的3000海里，这增强了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信心。他为探险筹集了共50万金币，还说服了西班牙的王室财务主管路易斯·德·圣坦杰尔（louis de santanl），后者说服国王投资了100万金币以资助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到达东方的航行。

这是一幅由佛罗伦萨宇宙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绘制的热那亚世界地图（noese world ap ）。由于当时的地图制作者还不知道南北美洲的存在，所以他们认为，东方位于里斯本以西只有3000海里距离的地方，但实际上中国疆域的宽度都不止这个数字。

这位热那亚人出发了，依靠船位推算导航开始了他的传奇航行，他大声地对自己的水手们说：“前进！前进！”1493年初哥伦布返回欧洲，并宣布自己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巴塞罗那，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隆重地接待了他，授予他印度群岛总督和海军上将的头衔，希望他能够组织更多的探索东方的航行。实际上，哥伦布没有成功。他发现的不是亚洲，而是圣萨尔瓦多的巴哈马群岛。然而，他不愿放弃发现中国的宣言，尽管他三次回到新发现的陆地，他也没有改变想法。他把所遇见到的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从此，人们也把加勒比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1496年，他没能绕古巴航行，他的船长说他们受到恶劣天气的阻挠，但哥伦布拒绝这个解释。他说，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处于了一个东方的半岛外，很可能是马来亚半岛。

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但哥伦布的航海带来了第一次欧洲与美洲持续性接触。图为哥伦布返航后受到西班牙王室的隆重接待。

人们继续相信他所说的。1495年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里斯本加冕，他认为西班牙抢在了他的前面。出于嫉妒以及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的请求，他给了瓦斯科·达·伽马4条船，让他率领船队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在当时，尽管达·伽马也算个典型的航海家，但声名狼藉。他健壮、粗暴、残酷，满怀斗志，试图通过恐吓当地原住民达到征服新发现世界的目的。有一次，他故意在一条阿拉伯船上放火，烧死了300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然而国王依旧授予了他海军上将的头衔，因为葡萄牙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1497年9月22日，他绕过了迪亚士所发现的好望角。在一幅阿拉伯航海地图和一名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船队继续前进，首先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然后经过23天的航行穿越印度洋，到达了印度西南岸的卡利卡特港（calicut）。

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的船队抵达印度南部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卡利卡特港。自此，经过近百年的探险、屠杀和抢掠，葡萄牙横跨半个地球的东方殖民帝国终于建立了起来。

葡萄牙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通道，之前人们都是经过意大利从埃及、阿拉伯半岛和波斯出发，需要缴纳巨额的装运费和通行费。一个多世纪以来，由此所引发的商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比哥伦布和其他人发现的新大陆更加辉煌。当西班牙航海员还在被加勒比“印度群岛”所困扰时，新贸易所带来的利润正逐渐填充着里斯本的金库。事实上，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几乎没有想到可能会来到大西洋的边远之处，曼努埃尔一世的大臣们也时刻关注着从好望角航线所开辟的巨大市场。

1509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 de albuere）被任命为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与其说他的工作是民事的，不如说是军事的。他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战斗，占领了果阿（goa）和亚丁湾地区。之后，他抵达锡兰，控制了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海峡，即后来的东印度香料贸易的中心。他从马六甲向葡萄牙运输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战利品。他的军队在亚洲各地横行。他派遣了20艘船到红海，并于1512年控制了西里伯斯群岛（celebes isnds）和摩鹿加群岛。葡萄牙的对外扩张还在继续，1516年，杜亚特·科埃略（duarte elho）打开了泰国和越南南部的贸易市场；第二年，费尔诺·皮埃斯·德·安德拉德（fern&227;o peres de andrade）在中国的北京和广州分别签订了贸易协议。

在世界的另一端，哥伦布继续发现着一个接一个的新陆地，不断地向欧洲发回自己对“东方世界”的了解。然而，水手们越来越怀疑他们到达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亚洲。到15世纪90年代末，他们的足迹已经到达了洪都拉斯、委内瑞拉、纽芬兰岛和北美大陆。1500年，加斯帕·克尔特·雷阿尔（gaspar c&244;rte-red）抵达拉布拉多；同年，佩德罗·卡布拉尔（pedro cabral）在通往好望角的航道上遇到了风暴，被困在了巴西，于是在这里升起了葡萄牙国旗；而维森特·亚涅斯·平松（vicente yá&241;ez pzon）却声称这是西班牙的领土。

在发现了巴拿马、哥伦比亚以及亚马孙河口后，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开始现出轮廓。不过这仍然有待于佛罗伦萨商人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o vespui）的证实。他是为美第奇家族服务的。在西班牙做生意时，他也受到探险热的影响，曾驾驶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向西航行。后来他在给意大利朋友的信中声称，1497年6月16日，在前往他四次探险中发现的“诺活蒙多”（novo ondo）时，他找到了一片新大陆。虽然人们对此怀疑，但哥伦布和西班牙政府都深信不疑，并任命他为西班牙水手首领。1507年4月，圣迪大学宇宙学教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制作了第一幅标有西半球的地图，并将其称作“美洲”（aerard rcator）继瓦德西姆米勒后又制作出另一幅地图，从此，人们才渐渐明白世界不仅仅只有一个大陆。

“对欧洲以外未知疆域的探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是这波探险浪潮的最高峰——将整个世界呈现在了人类面前。”在1507年，即麦哲伦启航12年前，德国宇宙学家、制图大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与人文学者马蒂亚斯·林曼(ann)出版了最早的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中，美洲第一次被命名，并将大西洋和太平洋分隔开来。

在新世纪（即16世纪）的第二个10年，欧洲对美洲的印象类似于一个巨大的拼图，只是这些拼图的碎片正在迅速地变成一片片的陆地。受英格兰国王的委任，约翰·卡波特考查了圣劳伦斯河，其他人则负责绘制从萨瓦纳河（savannah river）到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北美海岸线。为了追求中世纪的长生不老之梦，1513年4月2日，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on）在萨瓦纳河以南400英里登陆，把新发现的地方命名为 佛罗里达 注84 ，并宣称这里是西班牙的领土。其他的西班牙人则宣称阿根廷为西班牙所有，并到达了墨西哥湾，插上西班牙国旗。1519年，蒙特苏马二世（onteaua 2）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热情地迎接了赫尔南多·科迪斯（hernando rtés），由此成了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

虽然爱国热情在这些探险家胸中熊熊燃烧，但他们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最重要目标。他们依旧在寻找神秘的东方。新大陆的出现仅仅是刺激了他们的欲望。哥伦布已经完全信誉扫地，但是谜底依旧没解开：如果美洲曾被误为是东方所在地，那么东方到底在哪儿呢？这片新大陆的另一边到底有什么？根据他们的航海日志，在16世纪初，有一些人已经快要找到答案了。1501年，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rodrigo de bastidas）就抵达了巴拿马的大西洋海岸。第二年，哥伦布在最后一次大西洋之行中被风暴吹到了巴拿马地峡岸边。这是他航海经历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暴。他在日志中写到，水手们已经精疲力竭，只想用死来结束这可怕的痛苦。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太平洋距离他们只有40英里了。他们在这里的海湾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这个海湾就是现在巴拿马运河的东端。7年之后，西班牙的殖民者在达连湾（dariên）开辟了一个殖民地，但他们也没有跨越这个陆地上的狭长地带。

最终，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vas nu&241;ez de balboa）做到了。1513年9月25日，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率领的探险队的成员之一、38岁的巴尔博亚爬上了一座高峰，看到了脚下的太平洋。4天之后，他到达了太平洋海岸，把这片大洋命名为“南海”（uth sea），并宣称它和它的海岸都属于西班牙国王。这种做法有些过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够虔诚。他违反了亚历山大六世在哥伦布第一次航海之后在梵蒂冈订立的政策。

博尔吉亚教皇作为一名西班牙人，自然偏袒西班牙，但葡萄牙人也有权建立新帝国，他们在这次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教皇把大陆东边的所有非基督教土地分给了葡萄牙，把西边分给了西班牙，规定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league，1里格合3海里，约55千米）处划了一条虚拟的南北向分界线（即教皇子午线）。这激怒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他拒绝承认教皇的划分，发誓要建立自己的帝国，并任命卡波特为第一个建立者。由于各种原因， 里斯本和巴利亚多里德（valdolid） 注85 也对这种划分不满，很快它们就和西班牙爆发了战争。随后双方达成《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s），将分界线西移了270里格。直到那时，教皇的决议还是被认可的，但在未来，西班牙向西发现的所有土地都归西班牙所有，而葡萄牙向东发现的土地则归葡萄牙所有。不过这仍然不能满足双方的贪欲。因为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地球是圆的。最终这两个国家的探险家们将会相遇。这样一来，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就成了灰色地带。葡萄牙占据了这一群岛，西班牙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每个人都在虎视眈眈。而对费迪南德·麦哲伦来说，这成为他可以利用的机会。

在美洲发生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时，麦哲伦还在地球的另一边为葡萄牙效力。在那里，里斯本的贸易正在蓬勃发展，而无数像他这样的人正在为曼努埃尔一世开拓殖民地。从1505年开始，他已经在那里待了7年，去过非洲、印度、马六甲和莫桑比克。这一时期正是葡萄牙在印度击败穆斯林的时期。麦哲伦在战斗中和海上航行中的表现都相当出色。

1513年，巴尔博亚穿过巴拿马地峡，宣称对“南海”——太平洋拥有主权。这幅图是160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西班牙探险家探索和征服新世界的图书中的插图。

在航行空闲的时候，麦哲伦会在甲板上与来自亚洲甚至是冲绳的水手和领航员交谈，询问潮水、风向、磁盘读数——这些信息如果用笔记录下来的话，就能够构成航海日志。通过这种方式，他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了解已经超过任何其他欧洲水手，而且他还对来自新世界的报告，尤其是巴尔博亚的描述充满兴趣。与其他欧洲所有水手一样，他也认为巴拿马以西的海域很狭窄。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水陆抵达，并在那里找到葡萄牙人所说的巴拉多玛（obra&231;o do ar）、西班牙人所说的埃尔巴索（el pa）的地方——一条从大西洋通往“南海”的海峡。

他们不断地探测这条南北半球的分界线，但结果一直让人失望。巴拿马海峡太狭窄了。从北纬60度的拉布拉多到南纬30度的巴西，美洲海岸到处是一片岩石地带，令人心生畏惧。在北部，成千上万的岛屿和入海口呈现在我们现在称作加拿大的陆地上，为在西北方向开辟道路提供了可能。在某些人的心里，这种想法一直延续了4个世纪，直到挪威的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undsen）在1906年到1909年穿过了这些数不胜数的海峡，才发现其周围满是冰封的海水，加上其他极地条件，在这里开辟新航道几乎不可能。事实上，在4个世纪以前，很多航海者就放弃了向北探险。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定有一个入口的话，那一定是在南边。然而，这些探索者们还是灰心丧气了，因为很早以前，一些地图绘制者就告诉他们，大陆的南边一直延伸到了南极洲。

这就是1517年10月20日那天的大致形势。这一天，近40岁的麦哲伦宣布放弃葡萄牙国籍，同他的几名水手和马来亚奴隶恩里克到达了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他要效忠西班牙国王。在那里，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故事：衣衫褴褛的男孩迪克，或者是忠实的弗雷德，到达了一座繁华的城市，被这里的喧嚣所迷惑，遭遇了想要利用他的狡猾盗贼，又遇见了善良的盟友，在一连串的沮丧中活了下来，最后终于凭借自己的勇敢战胜了一切。

那时，麦哲伦没有遭遇到任何盗贼——他们在之后才到来——但是塞维利亚的确是一片混乱，尤其是在皇家贸易局（casa de ntratacion）。准备赞助探险事业的商人们与船长们在此会晤，双方在国王的监督下达成协议，探险家们将从这里出发。整个大厅就如同酒馆一样，挤满了探险家、领航员和经验丰富的水手，其中一些人和哥伦布、克尔特·雷阿尔、约翰·卡波特、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 cabot）一起出过海，而且他们都带有地图和航海计划，保证能为他们的国王卡洛斯一世及其他赞助者，当然还有他们自己带来财富。急需盟友的麦哲伦找到了迪尔戈·巴博萨（diego barbosa），他也是葡萄牙裔，而且与麦哲伦家是世交。迪尔戈已经为西班牙国王效劳了14年，他一见到麦哲伦，就对他颇有好感。迪尔戈的儿子、航海员杜亚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也被麦哲伦所吸引。最后，他的女儿贝阿特丽丝·巴博萨爱上了麦哲伦，在一场简短的求婚仪式后，她成了麦哲伦的妻子。

中世纪的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唯一有内河港口的城市。1492年，哥伦布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启了伟大的美洲探险之旅。

在岳父的支持下，麦哲伦来到皇家贸易局，正式呈递了他和一位葡萄牙天文学家吕伊·法力罗（ruy faleiro）制订的航海方案。这份方案早在里斯本就已经写好了。它描绘了一场向西航行、跨越半个地球到达摩鹿加群岛的航行，由他自己亲自带队，由西班牙国王资助，作为回报，这些岛屿将归西班牙所有。由3名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拒绝了这份方案，但是在听了具体内容之后，其中的一名官员胡安·德·阿兰达（juan de aranda）派人传话，想要单独见见这份计划的制订者。胡安是贸易局的代理人，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麦哲伦。作为商人，他被可能从葡萄牙的香料群岛中获利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了。在听完进一步的描述之后，他同意以王室的名义资助麦哲伦。作为回报，他希望得到探险利润的八分之一。那年冬天，他同卡斯蒂利亚的大臣进行了一次精心设计的协商，争取了枢密院委员会的支持。同时，麦哲伦给法力罗写了一封信，让他即刻来西班牙。

第二年年初，在枢密院的支持下，国王卡洛斯一世在巴利亚多里德接待了麦哲伦等人。麦哲伦和法力罗告诉国王，摩鹿加群岛，也就是印度洋的香料群岛，位于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一侧。他们还说，葡萄牙的航行路线——从印度洋到巽他海（sunda sea）——过长，完全没必要。因为从西边出发，有一条更短的路线可以到达这个群岛。当然，这意味着要从南部穿过美洲，但可能要通过南美洲的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只有麦哲伦他们知道。卡洛斯一世被说服了，承诺给予这两个里斯本人支持，还写了书面协议。随后，册封麦哲伦为爵士，还任命他为摩鹿加船队的指挥官。

就这样，一场伟大的探险——或者创造纪录之旅——开始了。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在那天，这位新任的船队指挥官仅仅是贸易局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之一。绝大多数人的申请都被拒绝了，而他却成功了，这不是因为他吸引了巴博萨、阿兰达、枢密院和国王——他的吸引力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因为这些人觉得他是一位特别有能力的船长和航海员，他很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他对南边的海洋了如指掌。虽然从未到过香料群岛，但他从一个朋友弗朗西斯科·塞劳（francis serr&227;o）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塞劳也是一位葡萄牙船长，他爱上了香料群岛，并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生儿育女，享受这里天堂般的气候。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调的长信，详细地描写了这个群岛，麦哲伦在巴利亚多里德曾把这些信向西班牙人展示。他承认，尽管他还没有去过西半球的海洋，但他对这些海洋十分了解。作为一名有贵族血统的葡萄牙人，他曾经在非洲、亚洲以及周围岛屿为国家服务过，并且进入过里斯本著名的藏宝室。在那里，在“叛逃”到西班牙之前，他仔细研究了地图、航海日志，以及那些已经去过美洲的同胞们的航海方向，他掌握了所有的相关信息。

然而，给西班牙皇室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自信。其他的申请人对自己的航海方案仅仅基于一种猜测。但麦哲伦却说，他明确知道香料群岛的信息，而且用果断风格证实了自己。他非常肯定地说摩鹿加群岛属于西班牙，而且法力罗为他带来了一个自己亲自设计的地球仪。两个人向王室保证，他们知道通往巴尔博亚海的神奇通道的位置。当国王询问为什么地图上没有标明这条通道时，麦哲伦说这是最高机密，他们不能冒任何可能泄漏这个秘密的风险。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是麦哲伦船队的一名船员，负责填写航海日记。他是活着返回西班牙、首次环绕地球的18位幸存者之一。他为这次麦哲伦的历史性航行留下了详细而珍贵的记录。这幅图是其出版的《麦哲伦航行日记》中的插图，描述了香料群岛中的5座岛屿，“世界上最好的丁香就长在这5座岛屿的5座山上”。

他的言之凿凿是发自内心的，但就像建在流沙之上的建筑。法力罗的地球仪是有缝隙的，虽然这导致的对经度误差仅有4度，但这足够让他们声名扫地。这个群岛事实上在葡萄牙范围一侧，而不是西班牙。另外，随着越多的人了解这片岛屿，里斯本的主权声索就越强。更重要的是，这对搭档声称，麦哲伦能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这一声称其实完全是虚假的。5个世纪之后，他们的错误已经完全暴露了，虽然当时他们犯错的源头看似合理。第一件物品是纽伦堡的地理学家马丁·倍海姆（art behai）所作的地图，他是葡萄牙皇室的地图绘制员；第二件物品是一个地球仪，由约翰内斯·夏纳尔（johannes sch&246;ner）于1515年制作；第三件物品是西大西洋航海日志，麦哲伦从里斯本到塞维利亚前后得到的。地图和地球仪都显示出了两个大洋之间有一个南部通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倍海姆和夏纳尔弄错了这个通道的位置。但是，在1516年，它们似乎得到了证实。当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juan diaz de lis）沿着美洲海岸航行，以为自己到达了马来亚半岛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斗状河口，通向现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虽然索利斯被印第安人杀死，但船员们还是找到了回国的路。对于麦哲伦来说，他们对拉普拉塔河的描述（塞巴斯蒂安·卡波特以后对其的命名），终于解答了最后一个疑惑。即使在今天，我们确实也难以相信这个河口——事实上，它是两条河的入海口——不是一个宽阔的海域。河口宽140英里，而且西部海岸距此170英里。对于熟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瓜迪亚纳河、台伯河或者莱茵河的欧洲人来说，这个海峡一定和他们熟悉的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或者直布罗陀海峡——没什么不同。但他们错了，麦哲伦也被他们误导了。人们信以为实的错误认知曾经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次也不例外。如果这位船队指挥官知道了事实，他就不会那么自信满满了，而卡洛斯一世和他的枢密院也会拒绝这个带有不确定性的申请；即使他们同意了，麦哲伦在航海中至关重要的意志力也可能会动摇，从而导致致命的灾难。

这是一幅1754年制作的地图，其蓝本是约翰内斯·夏纳尔于1515年制作的地球仪。在这幅地图上，一条“海峡”将“aio”两个大洲分开，但实际上，那不过是拉普拉塔河的河口。

里斯本的人对正发生在巴利亚多里德的事情并不了解，他们只知道：一位经验丰富、熟悉有关最高机密的葡萄牙海航家，离开了葡萄牙，受西班牙国王的委派，要将香料群岛从葡萄牙那里夺走；他已经组织好了船队。但这足以让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感到担忧。为此，他向马德里派遣了使者阿尔瓦罗·达·科斯塔（álvaro da sta），想要破坏这次探险行动。幸运的是，科斯塔很愚蠢。他想强迫麦哲伦，失败之后，他先是恐吓西班牙国王，说葡萄牙会把西班牙继续支持麦哲伦航海的行动视为不友好行为；接着又说麦哲伦和法力罗打算回国，但是西班牙禁止他们离开塞维利亚——事实上，这是一个谎言，在被揭穿后，这位愚蠢的使者被解除了职务。然而，阻止这次航海的阴谋仍然在继续，并确实给麦哲伦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当麦哲伦开始征募船员时，葡萄牙的领事塞巴斯蒂安·阿尔瓦雷兹（sebastian álvarez）突然要求他们离开，他还散布恶毒谣言，把西班牙的四位船长秘密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们的船队指挥官麦哲伦实际上是一个双面间谍，他这么做是为了降低西班牙的地位，提高葡萄牙的地位，并带着整个船队“叛变”。

这颗邪恶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这四位船长中，只有一位是经验丰富的职业水手，其余三位都是傲慢的年轻人，是深得西班牙国王宠爱的侍臣，现在却成为一个外国人的下属，这让他们很愤怒。因此，这次航海探险在启程前，就遇到了无数困难。由于阿尔瓦雷兹卑鄙的诡计——他四处散布谣言，说这项任务十分危险，而且这些船只根本不适合远航——招募水手变得很困难。最后招募上来的人都是码头上被挑剩下的水手：他们衣衫褴褛，浑身污垢，身患各种疾病，流浪无定，说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甚至阿拉伯语。塞维利亚港一些爱管闲事的官员试图拒绝招收葡萄牙人，包括麦哲伦的几个亲戚、妻弟杜亚特，以及葡萄牙最出色的水手之一艾斯特瓦·高莫斯（estevao gos）。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作为船队指挥官的麦哲伦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刁难。他没有收到自己定制的航海设备，国王卡洛斯一世和枢密院许诺过的资金也没有兑现。最终他凭借极大的耐心打动了国王和王室代理人。然而最后，他又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麻烦：他的伙伴法力罗。这个没有任何航海经历的人，认为他和麦哲伦应该同时担任指挥官，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如果满足了这个要求，那么麦哲伦的船队在这次漫长航行的第一步中都无法幸存下来。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麦哲伦是怎么克服这个挑战的。有的人说，法力罗后来疯了；有的人说，西班牙任命他为另一个航海行动的指挥官，但是航海计划从来没有实施过。不管怎样，法力罗还是把自己的地图和天文航海表交给了麦哲伦。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拉起了印有圣詹姆斯十字架的船帆，顺风向西启航。

麦哲伦的摩鹿加船队从西班牙启程出发，开启了一场未知的探险之旅。

随着“特立尼达”号的起航，这位船队指挥官看到身后的大陆慢慢地消失。然后，他不安地打开了岳父在起航前最后时刻送来的紧急信件，从信中他得知了三位船长的阴谋。为首的是“圣安东尼奥”号船长胡安·德·卡塔赫纳（juan de cartana），他是布尔哥斯主教的亲信，据说是主教的私生子。迪尔戈·巴博萨获知，只要时机成熟，卡塔赫纳就会发出反叛的信号。

巴博萨所说并非危言耸听，麦哲伦能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的敌意。其中的一位在船队离开塞维利亚之前，就蓄谋了一场与麦哲伦的公开争吵；而且西班牙人可能在麦哲伦透露了航海计划路线之后就将杀害他。麦哲伦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警告，这是他的领导权威在这次航行中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如果不能完全消除疑虑，他就揭露这个阴谋。如果耐心和缜密是他的特点的话，那么他也是个暗藏心机、坚持纪律严明的人，并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在下属面前树立威信。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密谋叛乱就是犯罪，但是这三位船长的怨恨感不能算犯罪。作为皇家委员会的官员，他们认为麦哲伦理所当然应该信任他们，会给他们提供地图，告诉他们具体航线，最重要的是，会告诉他们通道的具体位置。

然而，麦哲伦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什么也没给他们。他决心镇压任何反叛，但又不造成任何损失，于是同这几位西班牙船长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从西班牙到巴西的第一个十周，其余的船只都要跟随在旗舰之后。每天傍晚，“特利尼达”号就会挂上一盏灯，其他船只奉命保持在这盏灯的视线范围之内。日落之后，这盏灯就会亮起，“圣安东尼奥”号、“康塞普森”号、“圣地亚哥”号和“维多利亚”号这4艘船就会到达旗舰的船尾，轮流夜班巡逻。

西班牙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作为一名船长，而且是这支船队最大船只的船长，卡塔赫纳想为其余几人出头，却遭受冷落。这几位西班牙船长对指挥官的航海方向充满困惑，他们以为，麦哲伦会直接把他们带到新大陆去。然而，当到达北纬27度时，麦哲伦改变了前进方向。现在，他们顺着美洲海岸航行。他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他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出了两支舰队试图在途中拦截他。麦哲伦决心甩掉他们，于是先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之后横穿大西洋航道。如果他把原因告诉了那些船长们，他们会理解这样的做法，但是，他生性沉默寡言，而且不信任他们。因此，当卡塔赫纳在甲板上大声询问船队到底要驶往何处时，麦哲伦回答道：“跟着我走，不要问任何问题。”

船队起航后仅仅过了几周，身为西班牙贵族的“圣安东尼奥”号船长胡安·德·卡塔赫纳就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麦哲伦逮捕。

卡塔赫纳大怒，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次侮辱。他连续三天没有履行黄昏换班的规定。他依旧保持下属的姿态，但派遣他的舵手到旗舰那里，称麦哲伦为船长，而不是按规定称船队指挥官。麦哲伦忽视了这种轻视，假装漠不关心，并召集了船队所有的官员开会。卡塔赫纳想再一次质询他，而麦哲伦再一次无视了他。当他故意煽动人们违抗麦哲伦，并付诸行动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喊以后不会再听从麦哲伦的命令——麦哲伦逮捕了他。他抓住了卡塔赫纳，大喊“你现在是我的囚犯”，并把他交给附近的卫队看管。另外一名西班牙军官安东尼奥·德·科卡（antonio de ca）接替了卡塔赫纳船长的位置。其余三位船长吓得默不作声，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至少，麦哲伦暂时度过了危机，挽回了作为船队指挥官的威严。

1519年11月29日，星期二，“特立尼达”号的观察员看到了巴西海岸，两周之后，这5艘船驶入了里约热内卢海湾。早在18年前，葡萄牙人就发现了这里。虽然麦哲伦之前从没有向任何人袒露过心声，但是在里约，他与船队中一位年轻的航海者举行了第一次谈话，这位航海者在航行结束后成了麦哲伦传记的作者。安东尼奥·皮加费塔是威尼斯的贵族，他曾代表威尼斯到海外航行。他此次随队出行的任务本来是观察香料贸易并向国内汇报，但他主要的兴趣以及偶像很快就成了麦哲伦。在日记中，他开始大量详细地记录麦哲伦的一言一行，例如，他记下了麦哲伦在里约第一次尝到菠萝，还把海岸的原住民们转变为基督教徒的有关情景。

由于这里有舒适的天气，还有美女相陪，船员们希望一直待在这里，但是他们的指挥官下令立即起航。根据夏纳尔的地球仪标记，索利斯河（rio de lis），也就是现在的拉普拉塔河，就在南边1000英里处，他早已迫不及待想要找到这条珍贵的通道了。在海边逗留了两周后，这艘旗舰带领着其他船只穿过了圣母玛利亚角。之后，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山丘，他们将其命名为蒙得维迪（ontevid）——也就是今天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观察员在此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河口。他们发现要看到这条河的远处河岸是不可能的，于是高兴地欢呼起来。毫无例外，皮加费塔写道，他们认为这就是传说中海峡入口，他们的指挥官也对此确信无疑。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3年前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去世的地方，从这里可以到达巴尔博亚的“南海”，然后再往西600里格就是传说中让人垂涎三尺的香料群岛。

但麦哲伦渐渐意识到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就如同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永久丢失了一笔原本属于自己的最宝贵财富一般。他告诉自己，应该就在这里，或者我已经遗漏了它；它一定就在某处；因为它不可能毫无根据地就消失了。但随后他渐渐接受了这个“灾难”，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空虚感。这个凄凉的事实就这样发生在了他身上。尽管有法力罗的精确计算、夏纳尔的地球仪、倍海姆的地图，以及在里斯本藏宝室珍藏了14年的航海图，但这位船队指挥官发现，那不是一个海峡，而是一个巨大的海湾。但他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多次探索拉普拉塔河，想要找到一个答案，但最后都失败了。最终，在1520年2月2日，星期四，他放弃了希望。当他意识到自己失败时，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的悲伤。这意味着，他在巴利亚多里德对国王和枢密院许下的诺言将无法实现。但他不能对任何人说出心中的失落。如果那几位西班牙船长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会用手铐铐住他，把他关进船队的禁闭室，送回西班牙，免去他“圣地亚哥勋章获得者”的荣誉，并以欺骗、敲诈王室钱财的罪名控告他。因此，他不能放弃继续探索。就像在韦拉克鲁斯的科迪斯一样，他只能破釜沉舟。而如果返回葡萄牙，他一定会以叛国罪被起诉，因而也行不通。他感觉要么光荣地活下去，要么就耻辱地接受判决。

西班牙宇宙学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alon de santa cruz）于约1542年绘制了这幅拉普拉塔河的地图。他曾于1525年同威尼斯探险家塞巴斯蒂安·卡波特航行到这里。当意识到这里根本不是海峡、而只是一个巨大的河口时，麦哲伦震惊、失望，又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这个海峡存在的话，那只可能在西南方向。他的命运跟这个海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2月的第一周，他没有向困惑的众官员和水手们解释任何理由，他们只知道南部海域是最终目的地。他带领他们穿过了危险和湍急的海浪，直接向荒无人烟、一毛不拔、越来越寒冷的南极洲附近的巴塔哥尼亚海岸驶去，祈祷着他的梦想能在下一个海角，或者下下个海角实现。他仔细勘探每个海港和海湾，派出测深员仔细勘查附近环境，直到遇见浅水区被迫撤出，前往下一个海湾。2月24日，他把希望寄托在圣马蒂亚斯湾（golfo san atias），派遣了几队小船在那里进行彻底勘察。但他们最后还是筋疲力尽地空手而归。接下来他们又勘测过巴伊亚港（bahia de los patos），以及圣豪尔赫湾（golfo san je），但结果都令他大失所望。

天气越来越寒冷，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曾经如此靠近过南极。 注86 白天越来越短，风越来越猛烈，海洋越来越灰暗，海浪越来越高，这预示着南极的冬天快要到来。要想战胜恶劣的天气，只能由南纬迅速地驶向北纬。他们最先登陆的里约热内卢远在赤道之下，如同基韦斯特（key west）远在赤道之上一样。同样，拉普拉塔河就如北部的佛罗里达州、圣马蒂亚斯湾就如同波士顿，至于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中挣扎了37天后才抵达的圣胡利安湾（puerto n julián），就如同加拿大东南部的新斯科舍省一般。在雨夹雪和冰雹的摧残之下，这5艘船已经一片白色。他们在一周内至少会遭遇两次龙卷风，所有船只的前舱和后舱多次被狂风吹移，木匠最后不得不反复修复。水手们如同僵尸似的蜷缩着，几乎要从冰冷的船上掉入海底。然而，要寻找的通道依然没有任何线索。

他们在离开拉普拉塔河之后缓慢前行了1330英里，抵达了阴冷、凄凉的圣胡利安湾。麦哲伦决定在这里过冬。他们已经抵达了南纬49度。3月31日，星期六，他告诉船长们，他打算要继续往南前行，直到找到那个海峡，即使它在南纬70度以下。有人认为，他们听见他说要是在南纬75度找不到这个海峡，就承诺带他们回国。但是如果他真的这么说了，他也许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在南极那个纬度上的威德尔海中，整个船队都会被迅速冻住。然而，他的意志还是坚定不移。在圣枝主日，也就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他减少了所有船员的面包和葡萄酒，故意要激起反抗。他知道导火索就在那里，就等着火花溅起。在水手中，有许多忠于国王的西班牙人，而且他知道那几位西班牙船长心怀鬼胎。周一，他召集他们和自己一起用餐。他们无理地拒绝了。这是一个挑战。事实上，他们接着发动了更大的挑战。就在那天晚上，也就是1520年4月2日夜晚，他们反叛了。

他们的行动在晚上开始。胡安·德·卡塔赫纳、安东尼奥·德·科卡和加斯帕·德·克萨达（gaspar de esada）率领30名武装水手登上大划艇，小心翼翼地划往“圣安东尼奥”号这条船队中最大的船。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枢密院如果知道了卡塔赫纳没有再担任这条船的船长，一定会非常吃惊。在巴利亚多里德，这次航行计划的制订者就在设想着这位船队指挥官站在旗舰“特立尼达”号的甲板上，4名西班牙人则指挥其余4艘船只。但是在航行开始后，麦哲伦利用船队指挥官的权力，调换了船长。现在他们已经出发6个半月了，麦哲伦的表哥、葡萄牙军官阿尔瓦罗·德·梅斯基塔（álvaro de sita）担任了“圣安东尼奥”号船长。“康塞普森”号和“维多利亚”号仍由年轻的西班牙人指挥。如果卡塔赫纳恢复船长之职，这些控制了3条船的叛乱者们就会阻挡通向宽阔海域的航线，在海湾抓住他们的船队指挥官。在“圣安东尼奥”号上，所有船员都在熟睡。为什么麦哲伦没有提醒梅斯基塔，让他提高警备，这一直是个谜。众所周知，他是这些船长中最警惕的，而且叛乱的征兆已经确定无疑。也许，他不相信他们会真的叛乱。毕竟，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并且在塞维利亚发过誓会服从麦哲伦，而且叛国不仅仅是死罪，也是耻辱。他也怀疑他们的叛乱决心。事实上，在之前的几天，他们一直迟迟没下决定，但一旦行动开始却信心百倍。他们借助绳梯爬上了这艘大船的甲板，很快就占领了“圣安东尼奥”号。梅斯基塔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一群手握刀剑的士兵团团包围。没过多久，他被戴上镣铐，关进了囚室。到目前为止，这场叛变还没有流一滴血。随后梅斯基塔的手下被骚乱惊醒，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位——“圣安东尼奥”号大副胡安·德·埃罗利亚加（juan de elorria）当面质询叛乱者。克萨达和他的手下砍了埃罗利亚加六刀，埃罗利亚加奄奄一息地躺在了甲板上。之后再没有人反抗。在一阵欢呼过后，所有忠于麦哲伦的船员都被铐上镣铐，叛乱者们闯入食物储藏室，把红酒分发给其余人。克萨达在甲板上任命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卡诺（juan sebastian del cano）为船长，其余的人则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星期二早晨，麦哲伦像往常一样起床，在指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异常。但很快他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在冬季，船队每天都会派出一艘船上岸。这艘船的任务是为所有的船只收集淡水和木材，每艘船都派出了专门的作业小组，但当这艘船驶近“圣安东尼奥”号时，水手长十分生气，因为绳梯没有放下来，也没有水手来帮忙。他怒气冲冲地要求得到解释，船上的人告诉他，现在这艘船由克萨达领导，不会听从所谓的船队指挥官的命令。水手长匆忙回到“特立尼达”号汇报，麦哲伦冷静地让他去巡视其他船只，要求他们向麦哲伦宣誓效忠。“维多利亚”号和“康塞普森”号拒绝了这个要求。只有“圣地亚哥”号的船长塞拉诺（serrano），这个忠实的西班牙人承诺自己会效忠。

战争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在任何一场战斗中，“圣地亚哥”号——五艘船中最小的一艘，排水量只有75吨——都会很快被击沉。它也不可能独自环游世界。麦哲伦似乎已经彻底失败了，然而探索航道遇到的困境——更不用提他的性格——使他不可能屈服。现在，跟往常一样，耐心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他静静地等待着叛乱者的消息。当消息传来时——克萨达代表其他人送来信件——暴露了他们可怜的弱点。他们高贵的出身将成为他们毁灭的根源。这封信没有透露他们的愤怒和海盗式的反叛之举，也没有最后通牒，甚至连要求也没有。他们只是联名写了一封请愿书，声明他们承认国王授予麦哲伦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下属，他们只是希望他能更好地对待他们，给他们高贵的出身留一点尊严。除此之外，还问了一些关于航海计划的问题，尤其是他打算怎样到达香料群岛。这些全都由辞藻华丽、溜须拍马的西班牙诗歌写成。

叛乱者可以提出要求，但是不能乞求原谅。他们的力量仅仅来源于实力，如果他们放弃了，就没办法保护自己。现在，麦哲伦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他将凭借着勇气再次控制整个船队。他知道，一些反叛的船长希望他攻击“圣安东尼奥”号，这是由这条船的大小所决定的，而且他的表哥也被囚禁在那里，谋反的主要策划者克萨达也在这条船上。但麦哲伦认为要出其不意，于是，他决定先夺回“维多利亚”号，这条船的船长路易斯·德·门多萨（is de ndoza）也更容易被打败。这次反攻由两艘大划艇负责。较大的这艘可以在风力的推动下搭载15名全副武装的水手，由杜亚特·巴博萨带领。另外一艘较小的由贡萨洛·戈麦斯·德·埃斯皮诺萨（gonzalo goz de esposa）带领，他是船队的水手长和卫队长，尽管只带领了5名水手，但他的任务却十分重大——先发制人，发动佯攻。

戈麦斯率领船只逐渐逼近“维多利亚”号，并且自称携带了麦哲伦的亲笔信。门多萨并没有将这艘小船放在眼里——他船上有60名西班牙人——因此同意戈麦斯上船。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因为戈麦斯这边分散了水手们的注意力，而巴博萨率领小分队在浓雾的掩护下，悄悄地绕到了“维多利亚”号背面。

麦哲伦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要求门多萨归顺旗舰。看完这封信后，这个西班牙人对这个如此明显的陷阱不屑一顾，嘲弄地大笑：“你不可能在这儿抓住我！”但他的笑声突然停止了——戈麦斯突然在他的咽喉上划了一刀。这是给巴博萨发出的信号，随后他们跳上了甲板，从背后袭击了叛乱者。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他们便收回了“维多利亚”号。巴博萨命令升起船帆，在其他两条船还未察觉时，“特立尼达”号、“圣地亚哥”号和“维多利亚”号就已经形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横跨在整个海湾口，截断了唯一的出口。最终，绝望的两艘船只好选择投降。梅斯基塔被释放出来，随后担任了军事法庭的法官。星期六，他的表弟麦哲伦宣布了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