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2）

这个女孩并不漂亮：她有点偏胖，卷发细长，下巴突出，嘴唇很薄。有一次，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熟食店碰到她，差点喊了声“你好”。站在她旁边排队付款的队伍中，一想到我观察她每天早上从衣柜里选衣服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很想说：“我最喜欢你那件红色胸罩。”我注意到，她买了薄荷味的香烟。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度假，也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某个怪异的角度来说，她是“我的女孩”。这种关系纯粹是单方的，每当拿起望远镜时，我总会这样说到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孩呀？”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或其他任何情况。

（6月）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翰·弗朗西斯·伯恩说起这个女孩。“她会让你兴奋吗？”他用平静的语气问，“之后你会手淫吗？”我说不会，这是实话，我试着解释这种随意而偶然的窥探给我带来的兴奋程度。我对伯恩说，毕竟，我不是到处去偷窥女人。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街对面的这个女孩自己拉开窗帘，不穿衣服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可你买了望远镜，伯恩说。那是因为好奇，我说，我对细节感兴趣。我喜欢这套程序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直接和亲密感，它能让我兴奋，但又不会引起过分的性刺激——就像德加或勃纳尔[21]的画，我试着解释，你知道吧，《吹干头发的女人》《浴中的玛尔特》之类的。伯恩认真想了想。“好吧，”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伯恩是亚当·奥特瑞奇医生推荐给我的，可我直到今年年初才跟他联系——是因为无聊，而不是心理问题。阿兰娜和我之间很不愉快，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向别人倾诉。

伯恩六十多岁，是个厌世又冷嘲热讽的人。他思维敏捷，知识渊博。他个头很高，很胖。我问他知不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中“克兰利”的原型也叫伯恩——j f 伯恩[22]。我知道，伯恩说，那又怎样？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巧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巧，我说。我在伦敦有个裁缝也叫伯恩，连教名也一模一样——这就是很巧。伯恩无动于衷。你看看你，他说，你的姓这么罕见，不还是跟那个陪鲍斯韦尔[23]游学[24]的人同姓吗？这让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吗？感觉更好？可是，还有一点，我说，我见过乔伊斯，我读过他的书，我读过伯恩为他写的回忆录，而现在，你成了我的心理医生。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机缘太巧合了吗？我觉得你顺着这条线追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伯恩说，跟我再说说这个女孩吧：她的胸大吗？

第一次见伯恩时，我问他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弗洛伊德派、荣格派、赖希[25]派，还是别的什么派。都不是，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个实在又保守的s＆派。s＆派？就是“性和钱”[26]啊。他解释：根据他的经验，如若并非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抑郁症这类临床疾病，那他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其神经官能症都是由性或钱的问题引起的，或者两者皆有。如果我们能抓到性或钱的问题的根本，那谈话治疗就会颇有成效。他露出苍白无力的微笑：要了解自己云云。那么，你属于哪一类病人呢？他问。我认为我是遇到了性问题的那一类，我说。

（10月）

詹妮特和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偷情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太想念格洛丽亚和我们昔日的快乐时光了。那天，我开车载着詹妮特从温多斯回来（我们是去看泰特的），她邀请我进屋喝一杯，结果一来二去……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庆祝，就像合谋犯罪的同伙。我们期待阿尔伯蒂的画能让我们把本钱翻三番。这太容易了。

去广场饭店和查理·泽姆希（一个客户）见面。天气暖洋洋的，中央公园南区散发着小马驹和拉车马匹留下的浓浓的尿骚味和粪臭味。就是因为太臭，所以我夏天从不到这儿来，可我以为十月份来是安全的。这真是一堂有趣的历史课：三十几匹马就能制造出这样的臭味，想象一下，十九世纪的城市该有多么恶臭熏天。更别提还有每天拉在街上的成千上万吨的马粪。我绕道而行，发现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要是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该怎么活下去？

查理还是一如既往地可爱又乖僻：他痛恨纽约，痛恨他的新房子。“我受够了那些承包商、建筑师。你没法过日子。你得住在酒店里——我要把我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你住在酒店里，这就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查理的理论是，如果能把生活中的烦恼琐事降到最小值，那你反而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我问他怎么能为了迈阿密而放弃纽约。“在那里度过糟糕的一天也比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这幅勃纳尔的小画相当感兴趣。你能把它装进手提箱，我告诉他，从这家酒店拎到那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