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2/2）

加利娅姑妈口述，而我坐在电话机旁，在一些方块纸上记录，在远东时祖父是怎样哄年幼的她睡觉的，怎样给她唱那不勒斯民谣的，其中有一首很美的歌，唱的是海员和一袭灰裙的姑娘。我也记得祖父唱歌时的样子，只不过唱的是另外一些忧伤的歌，最经常唱的是那首由涅克拉索夫作词，关于年轻自杀者的经典民谣：“痛苦的痛苦四处闲逛，无意中将你我撞上。”

加利娅姑妈讲，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我那刚过周岁的小爸爸米沙绕着挂满糖果和蜜糖饼的新年枞树转圈，把他能够得着的东西全咬了个遍。父亲最初的记忆同样源于此：军官之家的宽阔楼梯上摆放着一尊毛烘烘的驼鹿标本，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了，年幼的米沙被人抱起来，放在高高的驼鹿脖子上。关于战争的消息是这样获知的：那是一个星期天，野餐的日子，整个部队的人都来了，军官们带着花枝招展的妻子，孩子们挎着食物篮子，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地方，大家在草坪上铺开桌布，有人迫不及待地跳进了河里……突然，一骑信使飞马来报，要求全体军官立刻返回营地，家眷原地集合。野餐就这样结束了，游泳、采花都没顾得上。“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所发生的。”

整场战争，从头到尾，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都是在乌拉尔的大后方度过的。他被视作“人民公敌”的经历将其永远置于被怀疑的地位，通往前线的道路于他而言是关闭的。可想而知，这对于毕生都在为建功立业做准备的祖父而言是何等耻辱。早在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之时，祖父就复员了，但他没有抗议，没有在狂怒之下摔门而去。或许，他在指望着决策者会回心转意，会挽留他，结果却并没有。

斯捷潘诺夫一家搬到了莫斯科，亲眼见证了克里姆林宫上空胜利的烟花和迎风飘展的巨幅斯大林画像。他们住在华沙公路后面的弗鲁克多夫卡区，在一间狭长的简易木屋里。尼古拉总是穿着军装，仿佛他的军役仍在以某种方式继续，尽管他已经被调到了联合厂人事处。关于我的小爸爸米沙的童年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一如阅读关于印第安人和海盗的书籍。关于他和玩伴如何在行驶的电车顶上打赌赛跑，关于从山区来的体育老师塔尔赞，关于男子学校，以及后来怎样开始了混合教学，班上出现了女生。棕红色头发的男生阿利克·马卡列维奇不慎掉进露天采掘场的窟窿，死掉了；夏末，米沙在街角遇见了阿利克的妈妈，她仔细地向米沙打听暑假和学校的课程，然后说：“对于阿利克来说，这一切都结束了。”

公用住宅里什么人都有；有些人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从战场上捡来的战利品，吃得又好又丰盛。装腔作势的小母狗米尔塔跟英雄气概的看家狗波比克厮混在一起，很快便不知所踪了。米沙从抽屉里翻出了父亲之前被授予的一把手枪，兴奋地大呼小叫着，拿着枪跑进了院子里。傍晚，警察来了，少不了一通解释和一顿揍。还有很多的公猫和母猫，还有一架双杠，大人们在孩子们的注视下在上面锻炼。还有可怜兮兮的编织而成的兔军士——米沙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玩具。父亲在汽车厂上班，每天上午去，“像毕巧林一样，穿着不带肩章的薄军大衣”，母亲仍和从前一样，在图书馆工作。那里有她的女孩们、她的女助手们，都是她冒着风险招来的：一个是犹太女孩，一个是被镇压者的女儿。家里充斥着父亲崇拜，一切都绕着父亲和他的规矩、他的古怪脾气以及内敛的忧郁打转。没有人来家里做客。

有一天，父亲满脸带血地回家了，头被打破了。汽车厂内部爆发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偷了什么东西，坚守原则的父亲上前制止。寒冬一月的那个晚上，两个人冒雪撵上了他，从背后用铁管朝他打来；父亲转过身，一拳将其中一个打翻在地，那人的帽子被打飞了，滚落在雪地上，第二个人蒙着脸跑了。父亲从容地捡起那顶厚实昂贵的皮帽，戴在自己头上，走回家去了。那顶帽子后来被十岁的米沙戴了好长时间，因为家里也没有第二顶。

日子过得简简单单，如此清贫，如此透明，以至于其底部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显得与众不同。尼古拉和朵拉难得去了一趟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回来时用两张报纸给孩子们包回了一些稀罕的南方植物，一枝柏树，一枝落叶松，还有别的什么，最棒的是一片硬挺的褐色叶子，状如马刀或者巨大的豆荚。朵拉将所有这些东西保存了很久，直到它们慢慢化成了干枯的残骸。

时不时地，朵拉的妈妈、米沙的姥姥、鹰钩鼻的索尼娅便会来住上一段时间；老照片上坐着一位树皮颜色的女人，因漫长的世纪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家族却记得她年轻貌美的样子。她平日住在另一位女儿薇拉家，房间里停着一架由她丈夫缴获的钢琴，巨大的盖子闪闪发亮，索尼娅就睡在钢琴盖上。每次她来弗鲁克多夫卡，尼古拉都会从书架上取下厚厚一卷肖洛姆·阿莱汉姆，像摆大圆馅饼一样摊在桌上，他知道岳母喜欢读。

他们经常一起去农村，到尼古拉的姐姐、米沙的姑妈玛莎家。那里也有一把左轮手枪，是姑父的，他让米沙可劲儿地将它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甚至还允许他放了一枪，然后带他走到河边，抡圆了胳膊，使劲儿把枪扔到了河中央，默默地注视着涟漪一圈圈扩散开去。米沙记得那个夏天，他和父亲怎样肩并肩地躺在干草垛上，又暖和又慵倦，父亲烟头上的火星在黑暗中燃烧，整个人显得那么宽厚，魁梧，真实，他的存在所带来的幸福，似乎，是不可能被偷走的。

所有这一切都持续着，持续着，直至中断。多年以后，在莫斯科，朵拉没了，古稀之年的玛莎写信安慰弟弟“现在你终于能再娶个俄罗斯女人了”，接着玛莎也没了，尼古拉也没了。

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它像是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别佳·利别尔曼和她那从未开始的医生梦；他的儿子廖尼亚做过那么多职业，却似乎终究未能找到最重要的、唯一的使命；旧俄律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四十出头便英年早逝，他那倔强的遗孀萨拉终究未能将家庭的小船拖到港湾；我的妈妈，娜塔莎·古列维奇一直在偷偷创作自己的“抽屉诗歌”，铅笔尖轻悬在稿纸上，留下淡而又淡的痕迹，专等时间将它慢慢褪色。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人在这方面同样不甘落后：喜欢唱歌的加利娅姑妈，手抄了数不清的浪漫曲，专挑不会有人听见的时候低吟浅唱；科利亚爷爷痴迷绘画，在别热茨克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拿着画笔度过的，尝试过各种类型，画了无数草稿，一直没有放弃，“比你爸爸画的都好。”加利娅姑妈对我说——在她看来，我爸爸便是最具权威的画家。这些画作日积月累，直到1938年。加利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家里人为预防被捕烧毁了各种文件，所有的家庭通信和照片都被扔进了火炉，末了，科利亚爷爷将厚厚一摞画稿，他毕生的心血，投入了火中。后来他虽然没被搜捕，但画笔从此再没摸过了。

就这样，他们所有人都没能成为自己。不过，我们家倒是有个远得不能再远的远房亲戚，每当她的歌声从广播里飞出，在公共厨房和走廊里回荡时，就好像在为整个甘于寂寞的家族鸣不平，为整个沉默的家族发声。但她本人自然从未这样想过，她只是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已。

维多利亚·伊万诺娃，在我看来，是上世纪最杰出的女歌唱家之一，她的丈夫尤拉·金兹堡正是下诺夫哥罗德金兹堡家族其中一脉的后代。她的一生，开场如同节日——蓝色晚礼裙，舒伯特和古里廖夫 [12] 的乐曲，掌声和巡演——却过早地蒙上了悲痛的阴影。在女儿患病和手术失败之后，她意识到，喀秋莎，她唯一的女儿，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了：身体将一天天长大，而智力却将永远停留在十岁小女孩的状态。生活变得愈发艰难，演唱会和崇拜者日渐稀少，唯独声音依旧青春勃发，依旧令女歌手那高大的身躯包容不下。它能够超越任何音乐厅的规模，像吹气球一样将其灌满，听得观众直起鸡皮疙瘩，连枝形吊灯都窸窣作响。

长久以来，维多利亚一直是某人紧张思索、高度关注的对象，这个人正是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加利娅姑妈。加利娅的名字在我们家族几乎是自我意志的象征，随心所欲，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利娅完成了工程师培训，很快就被派去吉尔吉斯工作，挣工资。与之相关的传说有很多：说她用自己的第一份工资买了一台昂贵的照相机，新鲜劲一过就扔在一边；又说她从南方疗养地寄来了整箱整箱的麝香葡萄酒；又说她给自己的女伴们赠送了沙皇般奢侈的礼物，而对家里人则表现出了沙皇般的冷漠。仔细想想她生命中所缺少的，这些为自我命运添加色彩和规模的微薄尝试便情有可原了。据家族内部传言，她早年曾经爱过一位有妇之夫，被祖父坚决制止了。她喜欢穿昂贵的华服，喜欢逛展览，跟女伴们谈论她们的孩子们。

20世纪70年代初期，加利娅姑妈开始闹病。起初是癌症，肿瘤成功切除了，但姑妈一直没能彻底恢复，后来精神上又出了问题，而且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医院换了一家，又换了一家。一切看病事宜全部由父亲一力承担——祖父生平从未经历过这个，已经急傻了，完全不知所措。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治疗和转院。姑妈的心病与她歌唱的夙愿直接相关。每次病症加重，她就疯狂地往音乐会跑，直到再次入院。对她尤为重要的，便是维多利亚·伊万诺娃那天使般的，或者说，超越人类极限的歌喉。毕竟维多利亚·伊万诺娃是她的亲戚，尽管很远，所以大概会让她觉得，那是最好的、获得胜利的自我。我依稀记得，每次姑妈请求给她弄音乐会票时，父母都无比恐慌：每次听完维多利亚的音乐会，姑妈一准发病。

如今，两人都已不在了。是维多利亚先去世的，在她女儿死后不久——喀秋莎早就住到医院了，需要昼夜看护。加利娅躺在自己最后一张床上，文质彬彬地对我说，叶夫图申科 [13] 怎么好长时间没上电视了，随后快速却清晰地加了一句：“我该去找妈妈了。”但无底的网络空间里却储存着维多利亚赖以成名的全部曲目，包括20世纪50年代直白的讽刺歌和晚年演绎的舒曼 [14] 和马勒 [15] 。那声音依旧如此年轻，飘荡在棺椁之上，在皱巴巴的手稿和音乐会节目单之上，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一切都是不朽不灭，不死不坏的。

当我的儿子只有几个月大时，我突然开启了一种意外的超能力（后来又关闭了，像抽屉一样），这种能力在坐地铁上下班途中会达到极限：只要我的目光往坐在或站在对面的人身上一落，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仿佛他们身上的套子被扯下来了，帘子被拽开了；拎着包刚从达洽回来的大妈，穿着西装七分裤的小职员，老太婆，当兵的，抱着讲义的女大学生，忽然间全部现出了他们两三岁时的样子，一个个长着肥嘟嘟的小脸。就像画家总能透过模特的皮肉看到其颅骨和内部构造一样，在那些布满岁月痕迹的面孔上显露出被遗忘已久的无助。车厢恍惚间变成了幼儿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去爱护。

从别热茨克出发，途经卡利亚津——这座古城曾经的市中心被伏尔加河水深深漫过，一座孤零零的钟楼如纪念碑一般矗立在小岛上——可以抵达谢尔吉耶夫波萨德，那里除了其他景点之外，还有一座古老而闻名的玩具博物馆。它从1931年起就开设了，玩偶、玩具马、小兵人，木头的、陶的、布的，堆满了那里的展厅，都是在数十年间精心搜集的。那里还有枞树挂饰，跟妈妈和奶奶挂在枞树上的那些是近亲——打雪仗的小孩儿、跳伞的兔子、滑雪者、小猫、星星；还有一套精雕细刻的三驾马车，后面拖着一节四轮车厢，上面站着一排威严的女性，酷似厄瑞克透斯神庙的女像柱。

玩具中较为普通的那些，应该都是别热茨克的孩子们曾经玩过的：哄自己的洋娃娃睡觉，吹那些从9世纪起便一成未变的哨子。让我驻足最久的一个橱窗里陈列着一段劈柴，像婴儿一样被包裹起来，甚至还戴了顶“小帽子”，木头上还隐约雕刻了人的五官，但这显然是多余的：为了让这个木头“娃娃”为自己的小女主人所疼爱，它只需要有长度和粗度，能用来拥抱就足够了。

博物馆还有两个新展厅，里面玩具的主人都是有名有姓的，重点也恰恰在这些主人身上。这些玩具都是首次展出的，没有人知道它们已经在博物馆的储藏室躺了快一百年了。这些从利瓦季亚、加特契纳、亚历山德罗夫卡等地宫殿运来的洋娃娃、印第安人独木舟、玩具鼓和带小哨兵的岗亭全部属于同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和五个子女，1918年7月17日夜里在叶卡捷琳堡被枪决的那家人。四个女孩分别名叫奥莉加、塔季扬娜、玛丽亚、阿纳斯塔西娅，男孩阿列克谢是年纪最小的，当年十四岁。几个孩子大概都已经过了玩罗托 [16] 或者洋娃娃换装游戏的年纪，大概也不会再对只会演出唯一剧目——《为沙皇献身》 [17] 的机械剧场感兴趣，更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随身带走。至于那匹雄壮而呆萌的巨型木马摇椅，他们应该从没骑过。它是从阿尼奇科夫宫殿来的，属于另外一个男孩子，名叫保罗，后来当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帝，于1801年3月的一个深夜被人刺杀，只剩下驮着欢乐的大红毡鞍垫的木马至今等待着自己的主人。

所有这些老物件都是死者的私产，跟隔壁展厅那些木雕的熊和猎人一样；差别在于，在这儿我确切地知道，这些物件的主人们何时何地遭遇了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就连那些黄铜浇铸的大炮模型都变成了孤儿，更不用说关在金笼子里的那只机械鹦鹉了。大部分宫廷玩具在20世纪30年代初都被分发给了各地的孤儿院，这些却幸存下来了，起初被保存在储藏室里，如今又被陈列在玻璃橱窗内，勾起被遗忘的回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也许在想那个特别喜欢大虾酥糖的小男孩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后来正是他，据很多人认为，向叶卡捷琳堡下达了枪决末代沙皇一家的命令；也许在想战前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刚过周岁的米沙·斯捷潘诺夫怎样踮着脚去够枞树上的蜜糖饼，还有他的兔中士。我家那个大男孩在别热茨克拒绝随我进入墓地，气哄哄地独自晒太阳，撇下我一个人在油漆的护栏中间走来走去，辨认着难以计数的古远的伊万诺夫家、斯捷潘诺夫家、库兹涅佐夫家的人名。然后他宣布，他改主意了，他虽然不喜欢墓地，但想把这里的墓碑全部拍下来。他说，我要把它们全放到stagra上去，好让任何人永远不会忘记。

胖胖的、温柔的祖母朵拉于1980年去世，在她去后，祖父到底没能学会一个人生活。在他临终前的1985年的秋天，他搬到了澡堂胡同和我们同住，每天满怀心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巴望着娜塔莎早点下班回家，他就能抓着她的手，坐下来聊天了。他极度渴望交谈者，有太多的事情渴望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父亲的去世，对于即将开始的成年生活的恐惧，第一次羞愧，第一次委屈，漂泊，劳作，孤独。妈妈每次都跟第一次听时一样。祖父忘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挽回；有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他在门厅凳子上坐着，穿戴整齐，像要出远门似的：鸭舌帽，风衣，皮鞋擦得锃亮，衬衣熨得笔挺，胡子刮得精光，脚下放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本书。他要回家了，回家去找朵拉。那时离他去世只剩下两个月。

保存下来了一张便条，是他在等我爸妈下班时写下的众多便条中的一个：

十分感谢这栋可爱房子的友善的主人们。我要回家了，家里有人在等我。请勿见怪，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拥抱你们。尼古拉。今天几号我不知道。请给我打电话，我会很开心的。

[1] 加拿大苏格兰裔作家欧尼斯特·西顿（1860—1946）的历险童话，讲述两个小男孩到原始丛林中体验印第安土著生活的故事。

[2] 托马斯·里德（1818—1883），英国作家，以历险小说和青少年儿童文学著称。

[3]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历史小说家，英语历史文学一代鼻祖。

[4] 詹姆斯·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讽刺作家，历险小说经典作家。

[5] 赫伯特·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对20世纪科幻小说影响深远。

[6]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

[7]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因参与革命活动屡遭逮捕和流放。

[8]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俄国及苏联作家、诗人、政论家、记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其于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开创了“解冻文学”潮流。

[9] 康斯坦丁·费定（1892—1977），俄国及苏联作家、记者，1959—1971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10] 埃里希·雷马克（1898—1970），20世纪德国作家，“迷惘一代”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线无战事》。

[11] 谢尔盖·基洛夫（1886—1934），20世纪20—30年代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被敌人暗杀，由此开启了“大清洗”运动。

[12] 亚历山大·古里廖夫（1803—1858），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小提琴家。

[13]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1932—2017），俄罗斯诗人、散文家、导演、编剧、演员，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4] 罗伯特·舒曼（1810—1856），19世纪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15]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

[16] 罗托：一种抽数字的游戏。参与者各自从布袋中抽出带数字的筹码，与谁纸板上的数字相同，就放在谁的纸板上，先摆满者获胜。亦可用图画代替数字。

[17] 亦称《伊万·苏萨宁》，由格林卡创作的四幕歌剧，1836年在圣彼得堡首演。故事讲述1613年波兰入侵俄国期间，农夫苏萨宁将波军引入荒无人迹的森林，使侵略者全军覆没，苏萨宁本人从容就义，为国捐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