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1/2）

他们当时的生活是这样的：母亲带着两女一儿住在别热茨克，这个小县城在斯捷潘诺夫一家人看来已经差不多是首都了，尽管街道仍圈着围墙，偶尔还会有母牛在街头闲逛；毕竟，在他们的老家扎尔基村，除了这些景象之外看不见别的，而在这里居然还有石头房子和数不过来的教堂、修道院。孩子们的父亲，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总不在家，经常往返彼得堡——他在那里的一家工厂上班，具体是什么工厂没人知道。他们过得和所有人一样，本本分分，也不怎么受穷；孩子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读书识字，大女儿纳杰日塔脑瓜灵，会说话，喜欢上学，城里刚好有女子中学，家里人很认真地做了打算。科利亚是1906年出生的，姐姐玛莎比他早一年。后来他经常回忆起姐弟二人大热天在莫洛加河畔一起读小说的往事：惊险刺激的《两个小野人》 [1] 啦，托马斯·马因·里德 [2] 啦，沃尔特·司各特 [3] 啦。

工厂传来噩耗，父亲不慎被机器咬掉了一条胳膊，而且是右胳膊，用来工作的那条。从此以后，他便永远地回到了别热茨克。工厂主付给他这位失去劳动能力的高级技工一大笔赔偿金，具体数目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们用这笔钱买了母牛佐尔卡，买了一栋石头屋顶的新房子，甚至还供纳杰日塔上了女子中学。但后来，在慢慢袭来的空虚中，格里戈里抑郁成疾，开始疯狂酗酒。又过了几年，等到他下葬时，母牛和房子都已经不再属于斯捷潘诺夫一家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据说，城里有户贵族对纳杰日塔视若己出，为她支付了一切必要的书本和校服费用。家里其他人却没有得到资助，在黑窟窿般的贫穷里越陷越深。

我还记得，科利亚爷爷总是坐在那架沉默的钢琴旁和我妈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中的部分内容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还原，倒不是我当时听得有多么认真，只是那些车轱辘话重复了不下数十遍，也就只有妈妈那样的耐心才能不让讲述者觉察到，听众耳朵里已经磨出了茧子。故事颠来倒去总是同一个，随着爷爷的健忘症日益加重，他对于发生在孤苦伶仃的童年与妻子亡故之间的一切越发淡漠，而妻子的亡故让他感觉久远的被遗弃感又回来了，让他重新变得孤苦伶仃。

令他念念不忘的，同时也是我们家族衰落的谷底，是他和妈妈沦落到了要饭的田地。妈妈用粗麻布缝了一个布袋，用来接受施舍，就这样，娘俩相互搀扶着，顶着大太阳，挨家挨户去敲人家低矮的窗户。他们有时也会去教堂门口，等待日祷结束，伸出手去，任由祈祷者在掌上撒落三两小钱。这种无以复加的羞辱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的讲述便混乱了，前言不搭后语了。他从家里跑出来，开始在街头流浪，夜里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机车库，废弃的空宅，甚至还在几口来历不明的大缸里睡过。后来他回来了——家里人离了他过不下去。十四岁那年他就开始做工赚钱：帮人放牛，给铁匠打下手。妈妈曾经想过回扎尔基老家去，但在那里同样无依无靠。

在我自己十二岁时，不知为何，对于流浪儿和低龄违法者的命运极其关注，我狼吞虎咽地阅读安东·马卡连柯的著作，这位苏联教育家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了示范性的儿童劳动公社，将那些问题儿童全部改造成了优秀的共青团员。不过，我倒是更喜欢那些小主人公原来的样子，这大概源自我本人对色彩斑斓的有趣人生的憧憬。我凑到科利亚爷爷跟前问东问西，却发现爷爷根本没什么好跟我分享的，他不愿意回想起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岁月，对我的苦苦哀求始终报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和厌恶。唯独有一次，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终于给我唱了那首《被遗忘被抛弃》，那首当年响彻所有列车车厢和吐满瓜子壳的偏僻小站的流行歌曲。

那一幕令我毕生难忘。科利亚爷爷用出人意料的男高音突然开唱，闭着眼睛，身子微微晃动着，仿佛跌跌撞撞走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隧道里。至于我，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仿佛根本不是应我的请求才唱的。爷爷唱出来的那通俗而简单的旋律我闻所未闻，那里面既没有壮烈的情怀，也没有浪漫的气息，只有簌簌的恐惧，仿佛某个异常古老的东西钻出了黑暗，四下扩散，站到了房间正中。那首歌本来就是一首哀歌，讲述一位流落异乡的小男孩和他那座孤零零的坟丘，旋律中带着柔情，仿佛那小男孩就是自己的亲人。但无论在歌词中，还是在爷爷的声音里，全无一丝生气，仿佛爷爷突然钻进了人世生活的彼岸，那里的一切已经失去意义，全无所谓了。一股死亡的寒气从里面渗透出来。

有一次，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爷爷突然决定回老城一趟，看看它的变化。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像一部苏联晚期的电影了：我的爸爸和他年届古稀的老父亲——老人的脸像要过节一样刮得精光——从餐桌旁站起身，走到院中，骑上摩托车；老人环臂抱住中年人，后者踩动油门，一路不停地沿着特维尔州坑坑洼洼的公路骑行近三百公里，天黑找地方过了一夜，翌日凌晨抵达目的地。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参观景点，而是在老人的指引下，穿街过巷，最后停在了一栋低矮的房子前，房子和周围的房子一模一样，毫无特别之处。一楼冷冷清清，没有人住，他们上到二楼。女主人应声开了门，却堵在门口不让进，质问你们是谁，来这儿干什么，我们从战争年代起就住在这儿了。但我的爷爷，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却用指挥官的严肃语气声明，他们并不打算争夺房产。女人将信将疑，却不再说话了。爷爷走进屋，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站了几分钟，四下打量了一番，对爸爸说，可以走了。他们便重新坐上摩托车，返回了莫斯科。

距离别热茨克以北20公里处，有座古城别热茨基维尔赫，曾是伊凡雷帝幼子德米特里王子的封地。后者九岁便夭折了，在1591年的一个五月天，彼时，那座角锥形的小钟楼已经建成十年。等到我们去的时候，钟楼还好好的，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座四四方方、覆满水藻的池塘就在钟楼后面。钟楼本来有一扇面向池塘的方形窗户，后来窗洞被迫封死了，因为总有人趁醉跳窗户偷东西。原先的小教堂已经没有了，被拆掉了。

“那些钻进来偷圣像的人，后来都没得好下场，”一位老太婆坐在已充做教堂的钟楼里的蜡烛箱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他们开着两辆车，‘砰！’，撞到了一起，一个不剩，全死了。”在曾经令小城引以为豪的二十多座教堂中间，完好如初的只剩下三四座，其余的都是半坍塌或重建过的，早就充当了仓库或车库，如今只能依稀辨别出轮廓。但教堂的自由精神却感染了周边所有的植被，它们爬满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将自己的体量膨胀到了极限：牛蒡叶跟摊开的报纸一样大，或蓝或粉的羽扁豆遍地都是，将画风变得欢快活泼。圣诞广场（那里原先有座大教堂，我爷爷就是在那里受的洗）如今已经更名为胜利广场，整个变成了一洼深水，四周围着密草。原先那座带有八个侧祭坛的宏伟教堂建于18世纪，“祭坛供桌上由十六根圆柱撑起的宝盖精美绝伦”，但在革命时期却连同圣像画惨遭破坏，教堂被改作了缝纫机厂。如今，这栋被砍去头颅、窗户张着大嘴的古建筑，同样沦为了羽扁豆和一人多高的白芷伞盖的天下。

我们沿着先后三次易名的街道向下：早先资本主义的“圣诞大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叫做“公民大街”，后来又一度以布尔什维克党人丘多夫的名字命名。这里的拐角处有一栋一成未变的建筑，20世纪20年代住过一位小男孩廖武什卡（列夫），两位诗人之子。小男孩的父亲——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被枪决，当时他才七岁；小男孩的母亲——安娜·阿赫玛托娃住在圣彼得堡，小男孩住在别热茨克，由他的奶奶安娜·伊万诺夫娜·古米廖娃抚养，他的妈妈总共只来看过他两次。这栋小楼分上下两层，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围墙里面是一个小菜园，安娜·伊万诺夫娜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房子带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可以在里面散步。”距离这栋房子几百米远，似乎曾经住过我的族人，那些长满爬山虎的房子里的任何一栋都有可能是我们家的祖产。在那个1921年，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铁匠的学徒刚刚出师；列夫·古米廖夫上了苏联的学校，那里，据他后来说，令他饱受折磨。

除了通往绕不开的集市广场的路上的尘土和牛蒡，两个小男孩之间不会有任何共有之物——若非那座图书馆的存在。据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在晚年回忆，那里“满是托马斯·马因·里德、库柏 [4] 、儒勒·凡尔纳、威尔斯 [5] 以及众多其他有趣的作家的书籍”。图书馆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们喜爱的书籍——“大仲马、柯南·道尔、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在那座图书馆里，互不相识的两个小男孩也许从同一列书架上取下过同一本书，其中一个从小便被卷进了大历史的漩涡，另一个——我的爷爷也梦想如此，但幸运的是，未能如愿。

祖父的一生需要从无数碎片中拼凑出来，包括几个断断续续的故事，几本工作履历登记簿，几本军人身份证和几张照片。其中最为详尽的是1927年开具的一份工作清单，上面标注着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捷潘诺夫的民族——大俄罗斯族，职业——家具匠，受教育程度——别热茨克农村学校三年级（其他文件上写的是四年级），首次工作地点及工种——在别热茨克和扎尔基当牛倌儿。

1922年，刚满十六岁，他入了一家私人铁匠铺，但没待多久，也就一两个月。自同年十一月起，他便开始在机械厂当家具匠学徒，并且在那里（也是十六岁那年）加入了于1918年创立的、作为共产党员预备队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八岁那年，他便当选为机械厂下设的金属工人委员会书记，十九岁又被派去特维尔省委党校进修。

这简直令人不敢想象；时间倒退，回到那个一穷二白的原点：烈日炎炎的正午，小男孩科利亚拽着妈妈的衣角，从一家院子走到另一家院子，推开一扇又一扇木门，妈妈嘴上不住地说着“看在基督的分上”，而小男孩则窘迫地看着脚下龟裂的地面。祖父大概是家族中唯一的一个，革命之于他如同七月酷暑的一场及时雨，灌溉了干渴龟裂的大地。当他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时，生活重启了，一切突然之间步入正轨，充满了意义。看来，不公也是可以被纠正的，如同骨折可以治愈，世界可以得到改良，变得适合尼古拉·斯捷潘诺夫这样的人居住。每个人生来便有权拥有土地和工作；无穷无尽的、期待已久的知识正等待着青年工人，一如图书馆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书籍。

关怀备至的新生活以报纸标题和党的法令作为自己的语言，其所承诺的一切均与科利亚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今不必脱产便可掌握最重要的男性技能——学会正确使用武器，了解军团如何指挥调动，本地的车间是为谁运转的。别热茨克机械厂被改作了兵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年轻的共和国生产比面包更加紧要的东西——柯尔特左轮手枪和俄式步枪、掷弹器、卡宾枪和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后来，充满火药味的生产领域逐渐拓宽，从犁到咖啡磨豆机一类的和平产品陆续增多，但自不待言，对于这里的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仍是捍卫在斗争中得到的。科利亚已经做到了工厂委员会的书记，这个机构是管理机关和工会的混合体，全权负责从工资发放到物资采购的一应事宜。在必要的情况下，委员会还有权召集熟悉野战和巷战的工人突击队拿起武器。

周围形势并不明朗。周边农村——诸如扎尔基的农民们，不愿意和新兴政权分享自己积攒的粮食，不知好歹地将粮食私藏起来，对政府的明确指令报以抵触和敌意。村庄里四处散播着关于战争即将到来、起义不可避免的传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引入新的税种——猫狗税，每只狗5卢布，每只猫30戈比。农民起义在整个特维尔省风起云涌，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起义民众成千上万。在小小的县城别热茨克，三年内就爆发了不下28起。政府为镇压起义派出了新的赤卫队；赤卫队召开会议，发布决议，枪杀，活埋。战争过后，对于杀人的天然恐惧已然消退，扣动扳机变得轻而易举。武器如今随处可见，每次征收都像采蘑菇一样，动辄就是几十柄。说服农民与苏维埃合作的宣传员每次下乡都如临大敌，“腰里别着左轮手枪，经常是连插两把，口袋里还揣着手雷”。

有些时代的片段，好比盲区或者黑黢黢的口袋，人们在里面挣扎，分不清彼此，为各自的正义义愤填膺。新政权与敌视其存在的、异己的农村发生了强烈对峙，后者既不听前者号召，亦不听前者命令，在自己那数百年未曾改变的世界中辗转反侧。这种对峙的结局原本尚未可知，但农村率先妥协了，由此导致了其毁灭的开端。

税收征缴由专门成立的征粮队负责，农村人对其畏若末日审判，他们会翻出所有的存粮，将家里搜个底朝天，抢走最后一粒粮食。无法接受的村社企图抵抗，千方百计将征粮队赶走：从阁楼里朝队员打黑枪，出其不意地暴起杀人，甚至还试过抢粮食收集站。农村人拿着木头橛子和斧头上街示威，要求放粮，红军战士像被放开锁链的猛犬一样朝示威者扑过去，示威人群立刻就被驱散了。

懂射击和队列行进的人手不够，尼古拉这样的人正好派上了用场，他们被新政权焐热了，在其中看到了新的公正，愿意为其献身。正是在此地附近，年仅十六岁的尼古拉（换作现在他连酒都买不到）加入了苏联别动队。家里没有留下任何能够佐证这段经历的文件或照片，但其实也并不需要，小腹和后背上子弹贯穿留下的可怕伤疤胜过一切证据。

别动队的方便之处在于，其构成类似于志愿军。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化组织，1922年拥有60万名战士，弹药配给充足，枪随时随地带在身边——火炉后面、床底下，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员并非职业军人。别动队是必要时才临时组建的机动军团，是苏联“大军营理念”的现实体现：每一位苏联公民，无论在机床旁还是餐桌旁，都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别动队拥有自己的制服和章程，总是作为精锐部队被派遣到热点地区，但与工农红军总有些格格不入，大概是因为他们往兵役中注入了过多不必要的激情。不过，加入别动队不像普通军队那么麻烦，只要年满十六岁，立马就能领到一支驳壳枪。

在硝烟依旧弥漫的边远郊区，别动队跟其他部队一样战斗，但在中部省城就另当别论了，那里的阶级敌人都十分擅长伪装，有时假扮成水井旁老实巴交的老汉，有时装成自己的亲娘舅，有时干脆就是自己本人。那些控诉别动队恶行——有时是在本村，有时是在邻村——的传闻，幽灵般充斥了这些地方的历史。祖父直到1922年才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反抗的浪潮已经开始消退，至1924年4月，别动队遵照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决议解散。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当时还未满十八周岁，关于这两年间的所见所为，他绝口不提。每次在澡堂露出自己的伤疤，被人问起时，他总说是被人用草叉捅的，在征粮队的时候，然后便岔开话题。在他的记忆中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在调查表格的“社会出身”一栏，这位两代农民之后总会填写——“工人”。

爸爸小时候，每天清早醒来，总能看见在蔚蓝的、愈发耀眼的晨曦中，他的父亲正在做俯卧撑，抓举那对沉甸甸的黑色壶铃，俯在脸盆上朝脸上撩水，然后一脸肥皂泡沫地站在镜子前，皮鞋擦得锃明瓦亮，军装衬衫熨烫平整，整个人显得如此挺拔、英俊。

在我们这个相貌平平的家族，祖父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美男子，这种美，正是那种“海员式的、军人式的、最地道的、最坚韧不拔的男性英雄主义之美”，按照茨维塔耶娃笔下女主人公的说法，能让三个村庄为之神魂颠倒。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小时候的照片没有留存下来，大概也从未有过。在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照片上，他已经二十岁了，戴着鸭舌帽，系着领带，当时头发还没剃光，也还没穿上军装，但已经能够明显看出，他属于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销声匿迹的那一代苏联梦想者，他们怀揣着狂热的梦想，甘愿做祖国需要他们做的一切，梦想着建成花园城市并亲自在其中漫步。我不仅能在那个年代的肖像中认出他们——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军大衣，整个人如同铜浇铁铸，脸上流露出经多见广的神情——还能在后来由那些对父辈崇拜不已的子辈们拍摄的影片中。

人们愿意记住他们年轻时那种为革命而生的样子，仿佛年龄或者炽热能让人将曾经的一切视同儿戏，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些将会杀死他们的人，都会从道旁的尘土中站起来，从公共坟墓中钻出来，整理好头发，回归各自的事业。军事委员会、乡级党组织和贫农会、工农红军刑侦处和指战员昂首走在焕然一新的土地上，像是土地对他们有所承诺似的，似乎一切工作都是好的。对于警察、“条子”的永恒轻蔑暂时消退了。在故纸堆里有几张照片，特维尔的女图书管理员们在镜头前跟她们亲爱的教官们——负责押解犯人的押送队员们一起摆着姿势。年轻的姑娘们面容严肃，单膝跪地，将步枪抵在肩窝，向前瞄准。其中一个正是我的祖母朵拉，她是来这座大城市读书的。

朵拉的父母，扎尔曼和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是从涅韦尔郊外某地来的。关于他们我所知道的全部，便是扎尔曼做过肥皂，还按照神奇配方做过冰激凌，并在勒热夫市大受欢迎。他们一共有六个子女，彼此间团结友爱，无一例外都是当地党支部的成员。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精神上拒绝任何新事物，每晚8点准时上床睡觉，家里全部门窗一一锁好，以免子女们溜出门去。子女们在阁楼窗户旁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像剥豌豆一样，顺着梯子爬下楼，跑去参加共青团集会。听那里的人说国家需要图书管理员，朵拉便来到了特维尔。

她又听说一所学校需要筹备图书基金，便找到学校，直接去找新上任的校长。教员休息室里没人，她就来到历史教研室，走到门口，停住了：朵拉身材娇小，大概在与她视线平齐处晃动着一双高筒皮靴，锃明瓦亮，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课桌上换灯泡。就这样，我的祖父母相识了，从那以后，这对同龄人便再没有分开过。祖父教历史和社会学，在村里小学带四个年级，当地党校另带两个年级，直到后来“因参加红军”才辞去教职。

但即便在那里，人民权力的正中央，仍有些不大顺遂。能够被视作毕生事业、赋予生命以合理意义的东西，似乎又一次从祖父身边溜走了，根正苗红的无产者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仿佛变成了旧制度之下的“多余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无论是如饥似渴阅读的书籍，还是心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又或是在遥远的远东卫戍部队的军官职务本身，都无法彻底吹散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斯捷潘诺夫一家极少与人往来，跟邻居也是近而不亲，很少有人来这位部队政委家做客串门。

可要知道，我再重申一遍：他长得多么漂亮啊！他为人耿直，从不拐弯抹角，手势简洁，言简意赅，剃得精光的脸颊上嵌着一个小酒窝。他身上充满着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灌输的骑士精神，但这种骑士精神在新近迁入一万人口的阿尔乔姆市却不大相宜。好在最初一段时间并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发生改变的只有军营和朵拉主管的图书馆。等到第七年，灾祸降临了。

在我们那个一向习惯于将外部世界的惊天巨变归结为凡人体量的家族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切过错全在祖父的大姐——纳杰日塔。她早就进入了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全权代表处，还从那儿给弟弟寄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眼下，她正沿着没有的党内阶梯继续攀升，已经在西伯利亚又或是乌拉尔领导一整个边疆区。她从那儿，据说，给祖父寄来了一件极其危险的礼物——一把手枪，而祖父竟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恰恰构成了1938年祖父被指控的罪证之一。他的女儿加利娅忘不了最后一个幸福的夏季，她怎样独自一人穿过一片广袤的黑麦田去取报纸，父亲的某位同志怎样不依不饶地盘问她这个一年级的小学生，问她的父亲有没有《列宁选集》第十卷。

至1938年，后来被称作“大清洗”的运动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法再高了；劳改营的规模已经容不下犯人数量，索性就不再以“劳改”作为伪装，而变成了赤裸裸的清除，首当其冲的便是军官们，从中揪出了成百上千名外国间谍。周围人突然之间不再跟尼古拉·斯捷潘诺夫说话了，同僚们看他的眼神仿佛隔着一条河，后来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有人公然称他为“人民公敌”。那天他回到家，吩咐妻子收拾东西，让她回勒热夫去。朵拉拒绝了：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但他终究没被逮捕，那些人似乎在等什么；但佩枪几乎立刻就上缴了。在那个小小的卫戍区，所有人都相互认识，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唯一的商店里，人们一望见斯捷潘诺夫家的人，远远地便躲了开去，像是害怕被传染瘟疫似的。祖父坚信自己的清白，为审讯做着准备。但突然之间，云消雾散，人们告诉他，调查证实了他的清白，他又恢复了有用之身，叫他等待命令。等到十一月底，命令下来了。祖父被调到了乌拉尔，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这一切变故都完全无解。

疑窦重重、昙花一现的“贝利亚秘密特赦”，让一些被指控者得到了宽宥，甚至一定数量的犯人被从劳改营释放，但它违背了一切逻辑，以至于不得不去寻个究竟，哪怕是为了本家族的历史。我们家族内部认为，拯救爷爷的还是那位神秘的纳杰日塔，是她以边疆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亲弟弟递了话，而这次脱罪也成了她的最后一件礼物，从此以后姐弟二人再无任何交集。这种说法并不比任何一个更糟，但在出人意料的整体变化的背景下，暴露出了某种冗余：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受审讯的人当中，被释放的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案件被了结，被告人意外地被宣布无罪。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但斯捷潘诺夫一家无疑是幸运的：对政治案件的重审正是从军队、从军官阶层开始的。

斯捷潘诺夫一家迁到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那里的住宅以其不逊于首都的奢华给一家人带来了意外之喜：勒脚镶着菱形花岗岩，正门须从院子一侧进入，屋内有两间卧室，一个大厨房，亮蓝色的浴室。这次迁徙于他们而言无异于死里逃生。1939年8月，我的父亲、幸存者之子降生了。

每周一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都要去书店逛逛，看有没有什么新书出版。苏联的商品分配体系使得每一次购书都近乎奇遇和狩猎：各个书店的品类千差万别，书店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好的书店进货更全。珍本被摆上柜台的机会少之又少，但机缘巧合之下还是能淘到宝的。

爷爷终其一生收集了丰富的藏书，而且丝毫不必怀疑，所有这些书他无一例外全都读过：有笔记为凭。但凡读书，爷爷总会拿一根红蓝铅笔，不仅做摘录，还做批注：赞同处画红线，不赞同处画蓝线，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全部画满了红蓝两色。个别情形之下，爷爷还会付出堪称英雄主义的辛劳，一种早在当年就已经匪夷所思，而在任何文本均唾手可及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更是不可理喻的举动——我想，爷爷大概是世界上最后的抄书人之一。

我还保存着几本自制的笔记本，上面爷爷用酷似印刷字体的工整笔迹，逐字逐句地抄录了克柳切夫斯基 [6] 多卷本《历史》中的一卷，每章起始还以大写花体字母作为装饰。为何偏偏选择了这部著作呢？这本书在当年的确不好买，尤其是爷爷坚决不肯借助于黑市渠道；但不好买的书当年多了去了，为何单挑这一本呢？大概是谁借给了他这个珍本，于是爷爷便花费了数月时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将铅字誊到了纸上，将俄国历史还原到了手稿状态。我不知道爷爷后来是否又重读了自己的作品，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但我确知的是，他对于一切与书籍及绘画相关之物的隐秘而未竟的热情，既非始于，亦非终于克柳切夫斯基。

一个褐色封皮的小本子，拿在手里很舒服，大约是战后生产的。封面上印着柯罗连科 [7] 的名言：“不管怎样，前方仍是火光！”本子里夹着一张绘有柯罗连科肖像的日历卡，上面写着：“1946年12月18日，日出8:56，日落15:57”。大约正是从这天起，四十岁的祖父开始用这个本子做摘抄。祖父绝非什么都抄，更非为抄而抄。这个本子的一切，尤其是纸页上的工整字迹和扉页上的彩色签名都在表明：这绝非普通的学习用具，浮皮潦草的摘抄本，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书籍、选集，是为了日后反复阅读而做的。

这本小书所抄录的内容彰显出令人吃惊的折衷主义：其中既有经典作家，从歌德伏尔泰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又有东方的笑话和民谚。自然还有共产党人必须研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但不知为何没有列宁。本子里还有当时图书馆书架上能够找到的全部苏联作家：爱伦堡 [8] 、高尔基、费定 [9] ，还有德国作家雷马克 [10] 关于英勇的同志情谊的教谕。还有十年前被暗杀的基洛夫 [11] 的讲话，自然也少不了斯大林语录（“假如无法克服……个人的自尊心，无法使自我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集体便无从谈起。”）。

概括说来，整本小书就是一种自我教育，那位勤勉地编写并增补它的人，仿佛将自己视作一头狡猾而又懒惰的牲口，必须给它戴上笼头，训练它，逼着它干活。生命，在他和他心爱的作者们看来，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英雄主义就是他呼吸的炽热空气，对于功勋、牺牲、燃烧的要求则是天经地义——你可是苏联人！但所有这些都没能派上用场，在人事处、在军营、在小小的学校和图书馆，人们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领工资、排队。世界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好像也并不需要共产党员为之付出什么努力，党校和工厂均墨守成规，迟迟不愿做出决定性的突破。

很显然，祖父是在为建功立业做着不懈准备，可惜却是白费力气。他穿越时代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黑洞洞的大衣口袋中；他太过高大，没法不抓破衬里，他的眼睛太过明亮，无法不感到迷惘。除了要求、号召、关于不妥协和献身的论述之外，在那个褐色本子里还提到了孤独以及对温暖的渴求。接近末尾处有这样一段话：“永远不要抱怨命运。人的命运就像人本身，如果这个人很坏，那他的命运也会很坏。——蒙古民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