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廖吉克，或沉默（1/2）

1942年春，在那个和平时期被称作列宁格勒州的地方，苍茫暮色中，一队士兵在路上行进，他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结成一条锁链。他们通常由一人领队，此人方向感须优于其他人。他用木棍探出路面上的坑坑洼洼，人和马的尸体，后面一连串的人两眼一抹黑，竭尽全力跟在后面，绕过这些障碍物。所谓的“夜盲症”就是这样开始的：人无从分辨蓝黄两色，视野变窄，走进有照明的室内时眼前会有彩色光斑乱跳。民间管这种症状叫“鸡眼盲”，常见于漫长严冬、维生素贫乏或者极度疲惫之时。亲历者后来回忆道：“只能看见眼抹前的两小块地方，周围全是一片漆黑。”

列昂尼德·吉姆梅尔法尔布，外祖父十九岁的姨弟，当时就身处这些道路周边的森林和沼泽中。那里自去年秋季由他们994步兵团驻守，短短数月之内，全团官兵先后好几次几乎被彻底打光。在此期间，廖吉克（家里人是这么叫他的）一直在给疏散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小城亚卢托罗夫斯克的妈妈写信。他一年前就到了这里，最早的信是五月份从卢加附近的军营寄出的。他在一封信里说，他乘车去列宁格勒提交航空学校的入学申请，“但我自然没能通过，被认定为不合格”。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头一天，苏联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使服兵役具有了普遍性质。如今，那些社会出身“可疑”者——贵族、工厂主、商人、旧部队军官、神父、富农——的子弟也能够应征入伍了，但只能当普通列兵，军事学校对他们而言照旧是关闭的。不过，在当时，这种新措施几乎已经算得上民主了，遵循了平等性的逻辑。但也正是这部法律极大地降低了入伍年龄：从二十一岁降到了十九岁（对于中学毕业者则只有十八岁）。廖吉克在信中说，他们在十人住的帐篷里睡得很暖和、很舒服，他们还在帐篷里支了张小桌子，一条长凳，还稍微装饰了一下，他还宣布打算提高自己的象棋技艺。按照新的口粮份额，面包从原来的每日1000克削减为800克，并引入了“素食日”——吃干酪的日子。他说这一切即便算不上令人开心，至少也是有趣的、意义明确的。

在母亲的故纸堆中有一个特别的文件夹，里面珍藏着廖吉克的书信和他儿时的照片。那个穿着毡筒胶鞋、头戴羊羔皮帽、被帽檐挡住眼睛的小男孩，是母亲童年的重要构成——他的缺场使他仿佛变成了母亲的同龄人，至于他不到二十岁就牺牲了的事实则更像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的传闻。当小男孩的母亲——瘦瘦的、头发花白的薇拉去世并被安葬在顿河火葬场墙脚下之后，这个小男孩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只剩下了这个信封。里面装着廖吉克的阵亡通知书，很多张公家信纸，上面都带着编号，写着：“来自前线的问候！”“深深地吻你”“ps健康安好”。廖吉克书信的全部内容归结起来便是“健康安好”，咒语般的“一切照旧”从一封信转移到另一封信，似乎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再令人有描述的冲动。但他所无法掩饰的，是那些看似平静慰藉的字迹背后的奇特轰响——架子上的瓷器就会发出这种震荡声，当街上有重型坦克经过时。

用铅笔写在横格练习本纸页上的字迹。

四一年七月廿八

亲爱的妈妈！

前天是个邮件丰收日，我一下子收到了五封邮件，其中有一张明信片和两封信是你寄来的，还有一封信是公共的，最后一封信是爸爸的。你大概能想象得到，收到这些珍贵的书信我有多么开心。妈妈，我很久没有写信是因为信寄不出去。现在寄信改由我们的指导员负责了，通讯工作想必会有所改观。虽然我并不总在同一个驻地，但收信地址永远是同一个。

我很好，很健康，对我们的胜利充满信心。但愿二十岁生日能和你们一起度过，我的亲人们。我为自己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感到骄傲。爸爸在这月6号的来信中说他登记参加了民兵，准备不仅在后方做贡献，还要上前线。菲利亚叔叔、达维德叔叔给爸爸写信说他们很快也要加入红军队伍了。别佳姨妈的丈夫也应征入伍了——他不是政治指导员么。爸爸这月2号找到了工作，为他高兴。

妈妈，轰炸让你担惊受怕了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我来给你做些指导。如果你当时在地铁站附近，那就躲到里面去，不然就藏到防空洞里。如果周围没有这些，那就尽量跑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去，千万别站着。

非常感谢别佳姨妈、廖尼亚、廖利娅对我的关心。祝贺廖尼亚和廖利娅即将升级为爸妈，而别佳姨妈和萨拉·阿布拉莫夫娜将分别荣升祖母和外祖母。

我寄还给你的钱收到了吗？如果还没到，也不用担心。我现在完全用不着钱。更何况我刚领了20卢布军饷。妈妈，你的身体怎么样？胳膊好透了吗？

就写到这儿吧。祝你健康幸福。紧紧地抱你，吻你。深深地吻所有家人，特别是别佳姨妈，谢苗舅舅，罗莎舅妈，布希亚叔叔，廖尼亚，廖利娅。

你的廖吉克。

这样算来，廖吉克年纪一到就立即应征入伍了，在战争尚未正式开始时就被卷入其中。这封信写于他十九岁生日当天。德国军队已经在列宁格勒周围集结。由被疏散者、昨天的半大孩子、当地民兵等在切列波韦茨临时拼凑起了286师，并随即被派上了战场。廖吉克所在的994步兵团也在其编制之内。

通往姆加站方向有条小河，名叫纳济亚，周围几个地方分别叫沃罗诺沃、波列奇耶、米什基诺、卡尔布谢尔，周围16—20公里内全是沼泽和森林。在此葬送了数十万士兵的沃尔霍夫前线指挥员基里尔·梅雷茨科夫在很多年后回忆道：“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不适合进攻的地形。在我记忆中永远地留下了无边无际的森林、沼泽、灌满水的泥塘、泥泞的道路。”就在这片沼泽地带，994步兵团将驻扎三年之久，进进退退，阵地反复拉锯。九月，雾气弥漫，运输车队离会让站老远就被湿重的雾气吞噬。我军飞机不知为何没在身边，而德军飞机就在跟前。战士们顶着空袭警报卸货，一步三滑地将武器和大车拽进小树林。木轴马车队步履维艰。接连几个星期的狂轰滥炸，和炸弹一起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有无数侧壁钻孔的油桶，坠落时发出持久难受的呼啸。炊事班不敢穿越开阔空地，时不时就会迷失在森林里。士兵们开始饿肚子。武器只有步枪。9月11日，德国坦克向沃罗诺沃的一个村子发动攻击，恐慌四起，人们失散在沼泽地中。几天工夫全师上下损失了一半士兵和大部分军官。

这些天、这些星期可以被复原到十分详细的地步——留存了相当数量的文字材料、访谈、书信，均来自亲历的幸存者。据996团一位营长回忆，炮弹已经断了两个月了，除步枪之外每人补发了一枚手榴弹，一个燃油瓶。天冷了，面包没了，只剩面包干了。酒精也没了。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热乎的。有人从尸体上扒下军大衣，裹在衣服外面。往返指挥部只能在雪地里匍匐前进。各部以连为单位，煮死马肉充饥。

有那么一天，部队没有收到进攻命令。德军既没派飞机轰炸，也没用炮火轰击，甚至连步枪射击都没有。西尼亚维诺沼泽地的整个防线充斥着一种瘆人的寂静……你能想象吗，“寂静日”！没过几个小时，人们就被恐惧和惊慌攫住了。（……）有些人打算扔掉武器，逃回后方……我们指挥官在散兵线上来回走动，安抚士兵，就好像面对德军坦克方阵冲锋似的。

在廖吉克的书信中关于这些事情非但没有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几乎每封信上都盖着一个小戳子——“已通过军事审查”。在关于沃尔霍夫前线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中尉弗拉索夫的一封书信，写于1941年10月27日：“初冬的寒雪令法西斯抓狂，特别是当他们在望远镜里看到我们红军都穿着棉衣棉裤、暖和的帽子，外面还套着大衣；可他们呢，我们能看得见，只穿着单衣……只能说一点，那就是战斗行动有利于我们，而希特勒的军官们恐怕做不成在‘阿斯托里亚’酒店享用午餐的美梦了。”望远镜里的那幅包含棉帽和雪堆的画面如在眼前。指挥官理应具有革命乐观主义和必胜的信念，但谁也不会想到，中尉会对自己的妻子有所隐瞒。

廖吉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他小心谨慎，唯恐说漏了嘴。他只是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尤其是关于母亲的健康，这是他时刻牵挂的，生怕她累着。他嘱咐妈妈别为他担心，说他很好，好得很。假如他沉默超过一个月，那只是因为他“实在懒得写信”。他一切照旧。廖尼亚，廖利娅，他们刚出世的宝宝，还有萨拉·阿布拉莫夫娜身体都还好吗？谢苗舅舅和舅妈过得咋样？布希亚叔叔信里都写了什么？你们都怎么样，亲人们？请千万别担心我，这完全没有必要。祝你健康幸福。健康幸福。我这儿什么都不缺。

在战争伊始的列宁格勒，丹尼尔·哈尔姆斯 [1] 和画家帕维尔·萨尔茨曼在别人家做客时偶遇。两人谈了什么可想而知；哈尔姆斯突然谈起了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拖着断腿，贴着燃烧的墙壁爬出。”同样在这些日子里，在阿尔巴特的防空洞内，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强打着精神重复：“而他一直走啊走……”另一位玛琳娜、哈尔姆斯的妻子，记住了丈夫被逮捕的前一天：本该把一张桌子挪到走廊里去，但“他担心挪动桌子会招致不幸”。哈尔姆斯于8月27日被捕。9月8日，他所在的克列斯特监狱的牢房内应该能够清楚地听到空气的轰鸣声，那是飞往巴达耶夫斯基粮仓的重型轰炸机搞出来的动静。

那个晴朗的日子很多人都记得。军校学员尼古拉·尼库林 [2] 在郊外的列瓦绍夫亲眼看见高射炮弹凌空爆炸，仿佛蔚蓝天空绽开的一团团棉花。“炮兵部队手忙脚乱，毫无章法地对空齐射，但未对敌军轰炸机造成任何伤害。敌机甚至没有机动迂回、调整队形，好像压根没听到炮声一样，继续向目标飞进。（……）当时特别可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躲在一块防水布下面。”坠落在沙地的燃烧弹“嗤嗤”作响，继而熄灭。当一切安静下来时，黑烟遮蔽了半个天空，那里是城市所在之处。时年六十二岁的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沙波琳娜 [3] 也正从自家窗户朝那里张望。

高高的天空上出现一团团白色的爆炸烟雾，那是高射炮疯狂的射击。突然，屋顶后面迅速腾起一朵白云，随后又陆续腾起其他云朵，全部被陷落的太阳染成了金黄，充斥了整个天空，云朵变成黄铜色，下方是一条黑带。那太不像烟雾了，我许久都不敢相信，那是着火了。（……）那幅画面有种惊心动魄之美。

在写于1941年那个可怕严冬的围困日记和笔记中，时不时便会出现一些片段，与文本其余地方惊人的不同。这些地方宛如冰面之下生成的气泡，被不同作者用来观察和描述美好。这个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城市，时不时便会出神，好像睡在冰天雪地中的人顾不得挨冻一样。书信变换着节奏，原本潦草匆忙的记录，以备忘却的细节、谈话、笑话，每日野蛮化纪实等等，突然会作出冗长的停顿，去观察云朵或描写光影效果。这会更加令人震惊——当你明白，每一位书写者为生存所付出的努力达到了何种地步时。他们的证据是指向受话人——未来的读者的，后者能够意识到所发生之事的全部恐怖与耻辱，见证逮捕与放逐、深夜轰炸、抛锚的电车、污水冻结的浴缸、领面包的长队的恐惧与仇恨。

但冗长的插笔似乎既无明确目标，亦无直接意义，我甚至倾向于将其称之为“抒情性”的——若非奇怪的无人称性。那个隔膜的、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视线连焦点也没有，它似乎是散漫射向整个空间的，这个空间此前不久还是家园，供人们生活、休息、活动的平静之地，眼下却变成了无法穿透的表面，既无名字，也无解释。“街道上亮如白昼。月亮发出夺目的光华，如此闪耀的大熊星座我生平从未见过。”在这些时刻，似乎连注视者本人都不存在，那个凝视天地之变化的人已经不再是我了，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大概是没办法这样的”，用早在九月份就逃离这座城市的阿赫玛托娃的话说。身体发痒，疼痛，害怕，试图忘却自我却做不到，但写下这些笔记的那个主体却散漫地游荡着，哪儿也不急着去，仿佛是拥有无限时间储备的空气本身在注视着沿岸大街和房屋似的。

以同样冗长的间隔推进的叙述，还见诸彼时在列宁格勒城外作战者的回忆录中，他们亲眼看见探照灯如同枝形吊灯一般高悬于冰面，各种颜色的火舌在燃烧的城市上空跳动。这些专为死亡划拨的区域似乎突然间开始彼此映照，似乎死亡之城（围困头一年城里死了78万人）与战争前线毫无差别。“前线城市”这一称谓在彼时宣传材料中的流行并非偶然：对于不断蜕变、不断野蛮化、痛苦与破灭成为日常的生活，必须千方百计予以解释和拔高。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被抹除，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上躺着图书管理员的僵硬尸体，而图书却仍能照常借阅。

人，无论城里的还是前线的，都在迅速改变着，与其对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念的转变保持同速。利季娅·金兹堡 [4] 的围困札记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蜕变的各个阶段。首先是肉体上的，包括卫生习惯和日常起居，以“变灰的头发和皮肤，松动碎裂的牙齿”作为标志，对阅读的需求遭到排挤，而适应环境、活下去的意志却越发坚定。1942年夏，当饥饿与寒冷稍有退却时，新的、非同寻常的问题随之而来：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喘息之机与深入骨髓的求生惯性之间出现了某种间隙。沙发上的真皮抱枕（以往生活的可爱礼物）会引发沉重的困惑：是否有可能让物品回归其本来用途？可是该拿它怎么办？又该拿书架和书籍怎么办？如今它们似乎爬得离我们更近些了，但将它们拿在手里依然全无用处。给炉子生火，踩着滴水成冰的楼梯用水桶拎水，每日一次的痛苦的紧急集合——所有这些不容置疑的生存技能全部属于某个崭新的人。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跟过去的“我”最好义无反顾地决裂。毕竟，周围的一切都在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异：伏特加变成了面包，家具变成了白糖，正如利季娅·金兹堡所说的，“用菜叶子做饼，用鲱鱼做肉饼”。对她而言，这里有立意明确的教益：“每一样食物都不能再是从前的样子。”毫无疑问，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人。

尼库林关于自己曾说过类似的话，他于1941年夏被征召到前线，同年秋末，严重营养不良的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无力，躲在一个大坑里，因为苦闷和软弱哭了一整夜。后来，

不知道从哪儿生出一股力量。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大坑里爬出来，开始挨个搜刮德国佬的空地窖，终于找到了一小块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土豆，生了一小堆火（……）从那以后，我好像换了个人。有了防护反应，有了能量，产生了本能的敏觉，会提示我该做什么，掌握了生存技能，学会了果腹充饥。（……）我在仓库、厨房附近捡面包干和面包皮，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收集食物。慢慢地，我又能上前线了。

掌握新技能、学会生存的新人，不仅有益于自己，而且有益于国家，可以为国效力——前线城市与战场的界限在此处同样消弭了。激励金兹堡围困札记的主导思想正是关于益处的思考。她说，西方世界无力抵抗希特勒，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是苏联利维坦 [5] ，这个体系以恐吓和教唆使个体失去个性，学会忘我牺牲。当个体被恐惧攫住、丧失理智与人性时，意义便会重新回归——以集体对抗绝对邪恶的名义。在垂死的城市内部，在已经作出的牺牲内部，金兹堡向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自由知识分子阶层发出了动员：拒绝个体性/自私性，拥护严肃的公民性，后者虽然漠视个体命运，却能够拯救整体。这在战争之前绝无可能，但战争岁月取缔了旧的关系。学术世界的成功者，她说，如今都在哪儿呢？都在街上乱晃，他们的豪宅被洗劫一空。重生的、摆脱了旧习惯的、有用的战争年代之人都是随遇而安的，唯其如此，才能有益于共同事业。

与服务的逻辑相适应，金兹堡的文字本身也是极度压缩、经济高效的。这些札记有很多个不同的编辑版本，但其基本内容是固定的，从中可以提炼出典型的、能够引出结论的观察。一切个体性均被疏远了，几乎可以被认为已经死掉了。个体性需要被研究，开膛破肚，进行分析；至于描述，则只限于有助于概括的程度。一切非必需之物，比如纯粹享乐主义的与美男子的约会记录，均遭到了驱逐。不过，在厚厚一卷的金兹堡围困札记中有一个绝无仅有的片段，观察者不经意间陷入了熟悉的冥想状态。

大城市的人几乎从未注意过，不仅达洽有月亮，城里也有。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到了夜晚街道自然是亮的。我还记得我头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时的情形。周围是密不透风的黑暗，十一月的黑夜。天是黑的，楼房也是黑的，看不出分界线在何处；楼房如同一堵堵黑墙，墙与墙之间是没堵严实的墙缝。奇特的蓝色电车在湿漉漉的沥青路面投下深深的影子，看上去像是双层的。

涅瓦大街远处出现并驶近一对对巨大的汽车头灯，时而是本来的蓝色，时而是绿幽幽的，时而甚至是脏兮兮的橙黄。灯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它们或成双成对，或排成一列，从雾气中突然伸出被压瓷实的光线或者犄角。

原本在汇报与总结之间铺展的文本，眼看着走神了，忘乎所以了，将自我任务和状况抛诸脑后。直到几行之后，作者才回过神来，赶忙表态说“对于我们的同代人而言，这里既无神秘，亦无浪漫”，而只是生活上的不便。但与她共患难的、被同样的光亮与黑暗迷住的同志们体验到的却是另外的东西。曾几何时身为城市居民的“我们”，作为金兹堡的起跳点，纤薄到了极限，透过他们能够看到桥梁和建筑。看来，只有幸福遐想的可耻区域，即个体洞察到自我以外的地方，才能够被称为公共性空间，即利季娅·金兹堡在围困期间徒劳期待的那种。

秋天过半，城市刚刚迎来第一波寒潮。饥饿不可避免的流言悄然传开，但餐馆依旧照常营业。空袭过后，人们灌满浴缸，给孩子洗了个热水澡。用不了多久，轻轻一旋便能出水的念头就会变得不切实际。城市在遭受轰炸，房屋门窗被封好，傍晚被淹没在黑暗中，但蓝色电车将一直跑到十二月。粮食份额日益削减，职员每日的面包从600克减到200克。九月的一天，沙波琳娜去领口粮，用券换完面包就跑去街边看报纸。后来才发现，竟然忘了领取应得的五个鸡蛋。只消再过上几个星期，忘记食物就会变得不堪设想。有人察觉到，自己已经一连好些天夜里睡觉不脱衣服了——要随时准备钻防空洞。在可怕的寒冬，屋里直如冰窟，人们从来都是和衣而睡，把家里能找到的破衣烂衫全盖在身上。等到来年开春，幸存下来的利季娅·金兹堡好不容易才说服自己脱掉毡靴，换上皮鞋。城市的燃料储备早在九月份就用尽了，各家各户被派去捡柴的大都是半大孩子，穿着大衣和单鞋。10月7日那晚，下了头场雪。第二天，廖吉克就不知怎么地来到了围困中的列宁格勒。

一个小纸片上的淡紫色墨迹：

四一年十月八日

亲爱的妈妈！原谅我，这么久没向你报平安。不知怎么地，总也打不起精神。妈妈，你总是把一切都太放在心上了。这完全没必要。

我是坐在丽莎姨妈身边写这封信的。我刚好离列宁格勒不远，就顺便来了趟城里。在姨妈家我还看到了苏尼娅阿姨，还有柳霞。你简直想象不到，见到她们我有多么高兴，多么幸福。

妈妈，她们都很关心我，像对亲儿子一样，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柳霞给我做了一身暖和的棉袄，让我穿在军大衣里面。

姨妈给了我一双袜子，暖和的包脚布和几方手帕，这些都刚好用得上，我对此十分感激。她们还给我装备了好多上等烟卷，如今我在这方面也是个“富人”了。妈妈，只可惜今天傍晚我就得跟她们道别了。没办法，事情太多了。

我收到了你从路上给我寄来的几张明信片和几封到亚卢托罗夫斯克之后写的信。我收到的你的最后一封信上标注的日期是9月5日。我很高兴你一切都好。你找到工作了也是一件好事。倒不是钱的事，最主要的是你不至于闲在家里无聊。别佳姨妈去找你了，真好。

妈妈，我这儿还有一封爸爸的信，是8月27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他在信中说很快就会应征入伍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了。我们家的新亲戚出生了吗？男孩女孩？愿你健康安好。紧紧地拥抱、亲吻你们所有人。

丽莎姨妈今天也会给你写信。你的廖吉克。

就在同一时间，沙波琳娜在日记中写道，从城外捡来的白菜帮子炖着吃非常美味，要是能多囤点儿就好了。傍晚，廖吉克已经离开了亲人们，走在黑漆漆的街头，他需要返回部队。临近夜间，乌云散去，露出星光，沙波琳娜等到了一份惊喜——空袭。“玛琳娜·哈尔姆斯来了。丹·伊（哈尔姆斯）已经被捕一个半月了，他们隔壁的房屋被炸毁了，他们自家的房子裂了一道纹，所有窗玻璃都被打碎了，”沙波琳娜写道，“玛琳娜没了任何生计，为丹·伊担心得要命。”

也就在同一天，德国侦察队向十八军指挥部汇报了被困居民的情绪，建议丰富宣传手段。“必须使用传单作为出奇制胜的手段，给敌人带来困惑，让他们觉得苏维埃所采取的措施是符合德国利益的。比如，工人不应该拒绝拿起武器，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可以调转枪口对准红色统治者。”这堪称哈尔姆斯案有罪判决书的奇特回响。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匿名情报员的消息，哈尔姆斯曾说：“假如有人逼我在苏德巷战时用机枪从阁楼扫射，那我不会打德国人，而会打那些逼我的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对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城内的投降主义情绪做了详尽记录，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 [6] 在论述围困的专著中对其做了引用。十月，谍报机关平均每天报告200—250例“反苏表现”，而到了十一月，日均增至350例。在面包店门口——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会排成长队，堵上成群的讨要面包屑的半大孩子——人们议论纷纷，说德国人会来整顿秩序。沙波琳娜不无同情地转述了那个流言，说德国人会向城内投下特殊的炸弹，一切都将被烟雾遮蔽，等烟雾散去，每个街角都会站上一个德国警察。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战争头几个星期，列夫·利沃维奇·拉科夫 [7] ，这位当时的大学者、美男子和花花公子，在列宁格勒一家熠熠生辉的咖啡厅安慰女友道：“你这么担心干吗？就算德国人来了也撑不了多久。然后，等他们走了，英国人就来了，我们所有人就要读狄更斯了。不喜欢读的人，不读就是了嘛。”

狄更斯给众多围困中的列宁格勒人带来了慰藉，被人们赞誉为良药和热源。尤其经常反复阅读或者给孩子朗读的，不知为何，是《远大前程》。十六岁的米哈伊尔·季霍米罗夫在日记中写道，为了强化晚读的快感，他特意留了“四小片发硬的面包（极小的），一小块面包干，半小勺糖”。如今我反复阅读廖吉克在十月的书信，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他的棉袄和手帕，我想要延长这个天堂般的、不可思议的狄更斯式场景：女人们怎样想方设法让一个冻坏了的、变成野人的娃娃兵暖和起来，把所有能找到的暖和衣物都给他裹上了，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端给他吃。她们都很幸福，他还活着，她们自己也都还活着。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中最糟糕的年月，在一个从里面变黑的、很快就谁也帮不了谁的城市，在一个糊着窗户的、像琥珀一样从里面发着光的屋子里。

在这封由亲人转寄的书信中，廖吉克本可畅所欲言。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四一年秋，列宁格勒前线被审查毙掉的书信越来越多，单是城里就多达数千封。但即便是那些寄到收信人手里的，也跟妈妈信封中的这些不同，首先就是一种渴望与对话者分享周围情况的迫切愿望。在那些信件中，寄信人请求寄送物品或者烟卷，描述迫击炮连的工作，解释政治指导员工作的特点，承诺将敌人悉数歼灭。而列昂尼德·吉姆梅尔法尔布则“照旧一切都好”，每当他一个半月没有音讯，开始引发亲人担心时，就会寄来一封信，以懒惰或者咽峡炎作为解释。

四一年十一月廿七

亲爱的妈妈！

总是打不起精神给你写信。主要是我太懒得动笔。妈妈，我又去了一趟列宁格勒，见到了丽莎姨妈，苏尼娅阿姨和柳霞。她们都很健康，都很好。我去列宁格勒是因为我咽峡炎的老毛病又犯了，住进了医院，所以苏尼娅阿姨、柳霞和姨妈她们来医院看我……妈妈，你怎么样，身体如何？我恳请你一件事：别为我担心，我这儿什么都不缺，一切都好。我现在感觉很好。我很遗憾，你给我寄的东西我收不到了，因为我调离那支部队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我想那些东西都会原路退还给你的。妈妈，以后别再给我寄任何东西了，一切必需之物我都有了。

我这边一切照旧。目前还没有邮寄地址，等有了我会给你写信。祝你健康幸福。深深地吻你们，别佳姨妈，廖尼亚，廖利娅，谢苗舅舅，罗莎舅妈和萨拉·阿布拉莫夫娜。

你的廖吉克

尽管无从查证，但我一直摆脱不掉一种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咽峡炎大概并非从前线转到医院的充分理由，更何况是大费周章地去市区医院。跳入脑海的第一个猜测就是廖吉克负伤了，却不愿对母亲讲。在尼古拉·尼库林的札记中提到过，当年在前线没有生病一说，战士们直接睡在雪地上，就算发烧了也硬挺着。尼库林忘不了，他的双手被冻僵了，指甲盖直接被冻掉了；他仍记着那个通讯员的名字，他因为常年胃溃疡，夜里睡觉只能四肢着地，“像一尊高射炮”。另一位亲历者提到了无法摆脱的饥饿：“很多战士千辛万苦地逾越了中立地带致命的几米距离，不顾自我保护的本能，开始在德军阵地找吃的。德国人立刻用地雷、炮弹、手榴弹招呼。捡了条命的人只得退回自己的战壕。”

11月16日，994步兵团在德军炮火下苦苦支撑。零下二十度严寒。沼泽地无法布设永久火力点，战士们只能依靠战壕尽量隐蔽。进攻的德军抢占了我们的部分堑壕，炮火一刻不停，我方连一米也无法向前推进。第二天，德军进攻受挫，开始退却。大地被冻僵了，我军找到了秋天预先挖好的大量尸坑，往里面埋了400具尸体。其余无处安放的尸体，有我军的，也有敌军的，只好继续躺在前线。很快就下了一场雪，将其稍微掩埋了一些。

廖吉克十一月的书信是27日寄出的。从哪儿寄出的？搞不清楚；他发生了什么也不得而知；同样无法解释的是，列宁格勒的亲戚们为何没给我们写信告知他生病的事。他们是怎么走到医院去的，随后又是怎么回的家呢？——要知道，在那些天，人们几乎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11月25日，面包定额再次调低，职员、儿童和被赡养人员每天只能领到125克面包，负伤者和负责照顾伤员的人稍微好些。关于这一点，一位名叫克拉夫季娅·纳乌莫夫娜的女医生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过（她的姓氏我不知道；她的日记是写给被疏散的儿子的——“我的乖孩子”“廖希克”“宝贝”；日记于1942年中断）：

宝贝，我们在医院吃饭，定额大概是这样的：早饭是一点儿黑通心粉，一小块方糖和50克面包；午饭是一份汤（通常很难吃），主菜要么还是一点儿黑通心粉，要么是粥，有时候是一小段熏肠、一小块肉和100克面包；晚饭又是通心粉或粥，外加100克面包。能喝到茶，但没糖。你看，饭量很小，但比起城里人来已经算得上丰盛了……

十二月初，沙波琳娜写道，开始有人饿死。路上的行人一个个因坏血病而面露菜色，“1918年就特别多这种人”。据说，有人看见两个人被冻死在了街头。在这几个星期，死亡的阴影日渐扩大，开始在围困文本中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人们开始描写购买棺材的长队，运送死者的雪橇和马车，倒毙街头的尸体，从运尸卡车上沿途掉落的尸体。到来年一月底，可怕的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人们习惯了与死者共处，谈起死亡如同唠家常。新的1942年的一天早晨，七十岁的女画家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 [8] 不无满足地记述了自己吃水胶的体验：“挺好的。起初偶尔会恶心反胃，但我想这应该是心理作用。水胶其实跟肉冻差不多，并不难吃，只要加上点儿桂皮或者桂叶。”

对于食物的幻想纠缠且危险，很容易深陷其中，丧失行动意志，但这些念头却构成了围困生活的隐秘内容。对于食物的谈论既可怕又魅惑，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尤其是当着外人的面，在单位或者公众场所。而在自己家里，每到傍晚，食物便成了唯一的话题；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广阔的回忆空间，勾起大家对于往昔丰盛的早餐、晚餐，饭店的雪白餐巾和黄灿灿的煎蛋的共同回忆。当然，还可以憧憬未来，等战争结束之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些幻想总是具有特殊的有毒魅惑，微微泛亮，为昏昏欲睡的母亲和女儿取暖。到那时候，面包不必称重，直接用手掰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再往上面撒满砂糖，抹上厚厚一层黄油，再把土豆片煎得金黄金黄的。列宁格勒人认为，这些幻想最好尽快被驱散，否则很快就会变成死亡的前兆。他们还自我叮咛、彼此建议，千万别不等走出商店就把领到的面包塞进肚里。关于食物的谈论要慎之又慎，三缄其口，一句话不慎就可能引发骚动，招致谴责。在书信和日记中，一旦提及食物便会引出一连串兴奋难耐、难以遏止的列举：你肯定想不到，我们从前过节吃的都是什么！

而在列昂尼德·吉姆梅尔法尔布的书信中，关于食物却连一个字都没提过。

四一年十二月廿八

亲爱的妈妈！

我之前一直无法告知我的通信地址。现在有了，你可以给我写回信了。几天前我被叫到了团部，被告知要去进修。我不得不服从命令，第二天就进了培训班。这是中层指挥官培训班。因是战时，学期被压缩了，大约只有两个月。我想知道你对此事的态度，请来信告知。

妈妈，我好久没收到你的消息了，关于你和我们所有的亲人们一无所知。

你一定要在来信中告知我所关心的一切。

你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如何？我们的亲人们都怎样？廖利娅和廖尼亚的宝宝起好名字了吗？别佳姨妈现在是祖母了，一定很幸福吧。西伯利亚现在一定冷得很吧。妈妈，真遗憾，你给我寄的东西没能寄到。我想它们应该会退还给你的。我现在换上冬装了，穿得挺暖和的。你之前信里说你们那儿烟叶不太好搞，现在呢？你有收到爸爸的消息吗？涅尔谢索夫一家人有消息吗？一个月前我见到了尤拉·阿佩利霍特、柳霞、苏尼娅阿姨和丽莎姨妈。他们看起来都很好。尤拉已经完全是个大人了，穿上了军装，是一名军医了。嗯，该写的大概都写了吧。祝你健康、幸福。紧紧地拥抱你，吻你。深深地吻别佳姨妈、廖尼亚、廖利娅和他们的宝宝，还有萨拉·阿布拉莫夫娜，谢苗舅舅。请尽快回信。

你的廖吉克。

我的邮寄地址：第591野战军邮站，少尉培训班，二连。

这封信看上去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奇怪：其他信全部始于一连串问题，终于对称的一连串问候（别佳姨妈，廖尼亚，廖利娅；顺序始终如一：先是家里人，再是远房亲戚），给人的感觉像是例行公事，只是隐约透露出一丝忧伤。这种忧伤并非显露在字里行间，而是隐藏在文字背后，隐含在反复询问中——你们怎么样，我的亲人们？好比一个人原本打算拍一封电报，后来却写满了一整页纸，翻来覆去全是同一个牵肠挂肚的问题。通信——是靠近亲人的唯一方式。但与此同时，又绝不能告知他们真实情况。只是偶尔，会从露出的空隙中闪现一点内幕。夏天，廖吉克写信给别佳姨妈：

我很高兴，你们一切都安顿好了，有了自己的产出，甚至还孵了小鸡。你的一句话让我笑了好半天，你说，什么时候能回家了，这一切都会被开心地抛下。是啊，那儿再好也比不上家啊。这点没必要藏着掖着，不是吗？

关于中层指挥官培训班的讲述，是唯一一处流露出担忧的地方。整个情节被压缩为几行不自信的话语，仿佛已经做出的选择（“我不得不服从命令”）还没有说死，尚有回旋余地，所以想听听妈妈的意见（“请来信告知”）。

连排级中层指挥官前线极度匮乏，临近新年，沃尔霍夫前线的指战员几乎全员覆没。1941年10月4日发布了旨在扭转这一局面的第85号命令：“在军队各级指挥部开设培训班，培养中下层指挥人员。”该命令由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接连数次缩短了研修期限：邻近前线的地区压缩至一个月，各级指挥部下设的培训班缩短至两个月。命令的第二条款直接关系到刚刚获得一些战斗经验的廖吉克：

二、在军队各级指挥部开设少尉培训班，培养排级军官。培训班人数控制在200名以下。人员由战斗表现突出的中士及优秀上等兵构成，包括轻伤康复者。培训期限为两个月。

三、培训班教员由各级指挥部抽调合格指挥官构成。

第三条款中的表述原本是“优秀指挥官”，斯大林将“优秀”替换成了更切合实际的“合格”。对教员的要求极低，培训期限也被压缩到了极限。以鼓舞士兵冲锋陷阵为职责的中层指挥官总是最先倒下去的，阵亡者数以千计，国家急需新鲜血液，永远不知餍足。这些中层指挥官比普通士兵更加惹眼，无论是连队在猛烈炮火下的溃退，还是哨兵擅离哨位去取暖，都由他们来背锅。

前线尽管半饥半饱，却比设在被围困的城里的培训班要强得多。1941年士兵伙食定额一再削减，但前线战士们得到的仍然更多些，这是前线以北十公里的后方所难以想象的奢侈。前线甚至还能分到马哈烟，面包每人每天900克，外加肉，粥，土豆，洋葱，坏血病患者还能领到维他命c药片。战地医院伤员的伙食定额也相对较好，不但每人每天有600克面包，肉，鱼，还有牛奶，黄油，糖，果汁。康复期伤员的面包定额上调至每天800克。与之相比，培训班学员的生活相当清苦，作战部队对此久有耳闻。

就算廖吉克不怕挨饿，也没有目睹列宁格勒连月来的惨状，但他仍然有理由担忧。《普遍义务兵役法》没有将出身可疑之人排除在外，但那无非是权宜之计。神职人员、贵族或者商人的子弟可以当兵，却被禁止担任军官职务。而列昂尼德·吉姆梅尔法尔布的家世恰恰问题重重：族中有亲戚在国外，他们新近拍摄的彩色照片就保存在家庭相册里；在填写各种表格时，对于父辈和祖辈的出身和履历都尽量含糊其词。而职务晋升将使这些问题变得惹人注目，各种身份核查表格也会越来越严，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将变得越发可疑。除此之外，或许他还有另外的考量：对离开前线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心有愧疚。生性质朴的廖吉克对于长官职位——他者命运的主宰、无罪的罪人、被迫脱队的士兵——大概有着本能的抗拒。

前线战士伊万·济科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列宁格勒军官培训班的情形，只不过级别更高些，是营长级的。培训班设在大奥赫塔的一所校舍内。学员们睡觉时将纳甘手枪塞在枕头底下，上膛的步枪排列在枪架上。学员们几乎没进过城，再说进了城也无事可做，除了追想一下战前的列宁格勒，“沿岸大街和宽阔街道的繁华盛景”。校舍没有供暖，水管早在十一月份就冻住了。据说有些剧院仍在坚持演出，登台的演员们一个个形销骨立。

安排伙食是个老大难问题。厨师是专人，但运水劈柴都由值班战士负责。用爬犁和一只大水桶从涅瓦河运水，每天要来来回回跑很多趟。四百米以外的一间木屋被拆掉当了劈柴。我们从那儿扛回房梁，锯断，劈开，搬到厨房。厨师煮汤熬粥。饭做好了，餐厅却不让进。得先走到一只大桶前，灌上一大杯预防坏血病的针叶汁，然后才能排队进餐。

严寒还要持续很久，很久。“雪，雪，雪。广场，沿岸大街，蜕了皮的冬宫，窗户碎裂的艾尔米塔什，所有这一切显得如此遥远，如此奇幻，仿佛童话中的死城，中国的幻影游荡其中，直至最后一息。”到了二月，“吃人”变成了街谈巷议的惯常话题，很多日记里都提到了这一骇人传言。“病理解剖学家d教授说，饿死者的肝脏十分难吃，但搭配上人脑就会非常美味。他是怎么知道的？？？”这些传言口口相传，永远带着一成不变的追问：“这是真的假的？”永远带着过分自然主义的细节，令讲述者和听众无不毛骨悚然。一贯清醒的沙波琳娜在此前后写道：“我变成了一个穴居的野人。”她凭票领取了450克肉，“根本顾不上使用刀叉，直接两手把着就吃进了肚里”。

四二年五月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