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23（1/2）

“指挥情报员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传奇人物。”史迈利开始道，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训练所给新招的学员上课。“他们这样做，第一个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报员钦佩他们。而后他们会想在同事身上也这样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结果没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数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这样试一下。这些人都是卖狗皮膏药的，得马上除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传奇人物还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龄也是一个谜。很可能卡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几十年情况不明，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缄口不言。

“有人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沙皇的特务机关待过，后来转到了苏联秘密警察委员会。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曾在东方对抗日本占领军的装甲列车上当过厨师助手。据说他是从伯格那里学到他的本领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等于是说由……随便说哪个伟大的作曲家，教他音乐。就我所知，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至少这是有档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伪装成一个白俄新闻记者，收罗了一批德国情报员。这件工作非常复杂，由一个年轻人来担任更是突出。接着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担任科涅夫手下的谍报官，在苏联反攻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出现。他的任务是指挥敌后游击队。他发现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转了向，向敌人发送军情。他又把他转了过来，从此以后就搞起无线电来，从四面八方收情报。”

史迈利说，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耶尔尼亚，由于卡拉的捉弄，德军向自己的前线开炮。

“在这两次露面之间，”他继续说，“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卡拉来过英国，我们估计他来了六个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那是说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名字或什么掩护。这并不是说杰拉德不知道。不过杰拉德不会告诉我们的，至少不会有意告诉我们的。”

史迈利以前从来没有和吉勒姆这样谈过话。他是不喜欢跟人家说心里话或者讲长篇大论的。吉勒姆知道他尽管很爱面子，却是个羞怯的人，不擅交际。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为国效劳了大半生以后，卡拉坐了一段时期的监牢，后来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有问题。他所属的红军那个谍报单位正好遭到整肃，不再存在。”

史迈利继续说，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复了职，便去了美国。这一点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刚从加州飞到德里，印度当局就以移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辞的罪名逮捕他。圆场后来传说他与英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德里。想跟他谈一谈。”

那个满面倦怠的侍者俯身过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儿。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好。

“我与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整肃，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堪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务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纳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的专注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约。如果对方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跟别国交换，然后就置于脑后了。当做存货买下来的，你会这么说，就像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还没有被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者而已。我刚才是倒叙他的经历。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谈过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谍报网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组织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组织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着。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的收发人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州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一个故事。惟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糙。”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得到的情报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就像有的人会暂时丧失记忆一样，他突然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那头，“也可能是我们说过，我们用完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被圆场抢在前头。”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州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像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捕苏联间谍的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在走之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说的冷战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被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们保护。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旧金山谍报网被破获就行了——从我的公文包中，掏出照片和新闻的剪报来给他瞧——和他稍微说两句鲁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恶意阴谋，然后把结果打电报给沙拉特那些过度疲劳的审讯员，如果运气好的话，周末就可以回伦敦了。我甚至想去订莎德勒·威尔斯剧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吉勒姆也听说了，一个二十岁的威尔士太阳神，那一个戏剧季里成就非凡的天才，在伦敦风靡已有好几个月。

史迈利又接下去说：“牢里热得要命。牢房中间有一张小铁桌，用铁环拴在墙上。他们把他双手铐着带了进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这人很瘦小。我要他们松了他的手铐，他们松了以后，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慢慢恢复了血色。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那里已有一个星期了，穿的是一件棉布衬衫，红色的。我不知红色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个苦脸，随着回忆的再次浮现，他的苦脸又慢慢消失了。

“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难相信在我前面的这个小个子，就是我们从伊琳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遇到过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于长途旅行的劳累，由于——唔，由于家里的事，神经末梢大大地迟钝了。”

吉勒姆自从与他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史迈利谈话中最直接承认安恩不贞的话。

“不知什么缘故，这令人很难过。”他的眼睛仍旧张开着，但是眼光凝视在一个内在的世界上。他的眉头和双颊的皮肤好像由于苦苦思索过去的记忆而拉得很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瞒过吉勒姆，能够让他不注意这惟一一句承认的话所引起的孤寂感。“我有个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理论有些不道德。”史迈利继续说，不过比刚才轻松一些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定量的怜悯心。如果见到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就滥施怜悯，我们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觉得对不对？”

“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做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祥。朴实、慈祥。很像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像一个校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算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有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勉强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成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针对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因为我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他犹豫地说——“不够小心、不够谨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吉勒姆这时感受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从史迈利苍白嘴唇上的惨淡笑容传染给他的。“去他妈的。”史迈利喃喃自语。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泛出灰白色，身上并未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内会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与我们的讯问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我想他们会把你枪毙，或者送你到集中营。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进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全是老茧。我记得当时想问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像仍戴着手铐一样。”

侍者看到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史迈利又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弹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叫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不准。因此我一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惊吓。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紧张、出神的一动也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心潮起伏，像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姿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像拳击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韧性。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样。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小小的身躯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着，岿然不动。而我——”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诉你，”他坚持说，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没有人有义务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么啦？”吉勒姆笑一声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出现了冷场，”史迈利接着说下去，不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格茨曼造成的，因为他反正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我给他看了照片，不过他没反应——也许应该说，他似乎是愿意相信我说的旧金山谍报网已遭破获了。接着我又把这一点那一点重复说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后我把话说完了。坐在那里像一头猪似的汗水直流。随便哪个笨蛋都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就走人，嘴上说些‘愿不愿意接受，悉听尊便。明天早上再见’等等这类的话，或者‘你现在下去吧，给你一小时的考虑时间’。”

“结果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个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糊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种情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像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像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重视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未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小孩……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迈利。当时不论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烟不离手，抽的是骆驼牌。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贴身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是。还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吗？一壶水，两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关于格茨曼太太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