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23（2/2）

“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在安恩那里有答案。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警，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颜色淡多了，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与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与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与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与他团聚，她不愿意被枪毙，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警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警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根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糊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梦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想办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俩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战斗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到他的回复。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枪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像个老头子。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办到的。我没有再央求他，”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不能动摇他。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教条高尚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其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格茨曼最后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奶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针。‘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子，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与我这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一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旧的苦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却为了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皮赖脸地央求他。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现在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像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跟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都用喷气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答应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背叛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是他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时那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派人到马路转角的杂货店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的假，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哪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让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

吉勒姆看着他，等待结果。“但是你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气使人觉得他对没有听到最后的结果感到失望。“卡拉有没有真的想过留下来不走？”

“我敢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史迈利厌恶地说，“我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个软弱的傻瓜。一个虚弱的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我宁可做我那种傻瓜，也不做他那种傻瓜。我敢肯定地说，”史迈利有力地重复说，“不管是我的陈说，还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处境，对他最后都产生不了什么作用。我猜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在盘算回国以后怎么推翻鲁德涅夫。附带说一句，一个月以后鲁德涅夫被枪决了。卡拉得到了鲁德涅夫的职位，着手恢复他原来的情报员的活动。其中无疑有杰拉德。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可能一直在想杰拉德。我想他们后来一定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史迈利说，这件事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卡拉吃了旧金山的亏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碰非法的无线电传输了。他完全放弃了这玩意儿，不再使用：“使馆的联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他的手下是不许接近的。而且，他仍保留着安恩的打火机。”

“你的打火机。”吉勒姆纠正他。

“是的，当然是我的。请你告诉我，”侍者拿走他的钱后，他又说，“塔尔说到安恩那句难听的话时，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的？”

“我想他是意有所指的。”

“谣言已经传到了那样的程度？”史迈利问道，“传到那么远，连塔尔也知道了？”

“是的。”

“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比尔·海顿是安恩·史迈利的情人。”吉勒姆狠下心说，这是他在报告坏消息的时候给自己的保护，比如：你被破获了，你被撤职了，你快要死了。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么，过去和现在是否有一个格茨曼太太呢？”吉勒姆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和一位小姐结过婚，那是个大学生。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她自杀了。”

“这样卡拉的确是刀枪不入的，”吉勒姆最后说，“你不能收买他，你无法打败他。”

他们回到了汽车旁。

“我说，刚才我们吃得真贵，”史迈利说，“你觉不觉得侍者敲了我的竹杠？”

但是吉勒姆不想谈论英国蹩脚饭菜的价格。他发动车以后，觉得这一天又仿佛是一场噩梦，莫名的危险和怀疑都搅在一起。

“那么谁是巫师来源呢？”他问道，“如果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直接弄到那个情报，阿勒莱恩可能从哪里弄到呢？”

“他是从俄国人那里弄到的，这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俄国人派塔尔——”

“他们没有。塔尔也没有用英国护照，是不是？俄国人弄错了。阿勒莱恩的情报证明，塔尔骗过了他们。这是我们从这场小风波中所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那么潘西说什么‘把池水揽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说伊琳娜的。”

“还有杰拉德。”史迈利表示同意说。

他们又沉默不语地开着车，他们之间的鸿沟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你瞧，彼得，我本人并不在那里，”史迈利安静地说，“但是我几乎犹如在那里一样。卡拉对圆场了若指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个最后的死结，我却解不开。虽然我想要解开。如果你要听我讲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卡拉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他的善走偏锋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他们到斯特拉福地铁入口时，天在下雨。一堆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彼得，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紧张。”

“三个月没有选择余地？”

“歇一歇再说。”

吉勒姆在史迈利下车后替他关上了车门，忽然感到冲动要向他道声晚安，甚至祝他好运，因此他俯身过去，摇下了车窗，吸一口气开口要叫他。但是这时史迈利已经走了。吉勒姆从来不知道有人能像他那样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那天夜里，艾莱旅馆的巴拉克劳夫先生屋顶天窗里的灯光未熄。乔治·史迈利衣服没换，胡子没刮，仍旧趴在少校的桌上阅读、比较、做摘记、做对照，他专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会令他想起老总在剑桥圆场五楼上的最后几天。他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参考了吉勒姆送来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单和病假名单，把它们跟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的旅行行程、他去莫斯科、他离开伦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别分局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汇报的）作一比较，然后又把这些跟巫师提供情报的日期作一比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把巫术报告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收到时显然是热门的话题，一类是被巫师或他的指挥者搁置了一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空当的，例如分析报告、对行政部门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流言飞语，这是随时随地都可听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热门话题的报告列表后，把它们的日期写了一张单子，把其余部分都放在一边不用。这时他的情绪可以极为恰当地比作一个凭直觉感到快要得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随时等待合乎逻辑的关联发生。他后来在与孟德尔谈话时说，这仿佛是“把什么都放在一个试管里等着看是否会爆炸”。他说，令他感到最着迷的，是吉勒姆提到阿勒莱恩所说的关于搅浑池水的话，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卡拉为了要掩饰伊琳娜的信所引起的怀疑，而打上的那个“最后的死结”。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结果。首先是，巫师提出热门话题的报告时，有几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伦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国外去很快地走了一遭。其次，今年塔尔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后的这段重要时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职，商讨紧急的文化事务。接着不久，巫师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出了一些最耸动、最热门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中心在美国的重要谍报对象的研判。

他往前回溯，又确定反过来也一样，有些报告由于跟最近事件无关，他原先扔在一边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述职或休假时发过来的报告。

他终于搞清楚了！

没有爆炸性的泄露，没有电光一闪，没有高呼“我找到了”，没有给吉勒姆或拉康打电话说“史迈利是世界冠军”。只不过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过的记录和积累的笔记中，证实了史迈利、吉勒姆、塔尔那一天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认为很明白不过的一个理论：在地鼠杰拉德和巫师来源之间有着一种不能再否认的相互关系；巫师的多才多艺使他既能充当阿勒莱恩的工具又能成为卡拉的工具。史迈利想，也许应该说做卡拉的情报员？这时他把一条毛巾往肩上一搭，兴高采烈地到走廊那头去痛快地洗个澡。这个阴谋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设想巧妙，不由得令他感到佩服。这个阴谋甚至有个具体的物质存在：在伦敦这里有一幢房子，由财政部出资，花了六万英镑，而且没有疑问，每天许多不走运的纳税人走过这幢房子时，都禁不住要羡慕这所房子，他们以为自己买不起这幢房子，却不知道已经为这幢房子付了钱。他再拿起偷来的作证计划档案时，心境之愉快是多少个月以来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