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1/2）

十岁那年的某个夏夜，我和父母乘坐的火车奔向新斯科舍的东尽头。“阿莱克斯，你随时都可能看到了，”父亲兴奋地说，“注意窗外，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父亲站在过道里，左手撑着头顶的行李架，人斜在我和母亲的上方，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右手抓着我的右手，每次我抬头，总是先望见一块弧形的白幕，那是父亲衬衫的前襟，然后又见到父亲精致的五官，他眼睛的蓝，还有他卷曲的红头发。他很高大，看上去像个运动员。父亲这年四十五岁。

“哎，安格斯，坐下，”母亲说道，话里交织着耐心和恼怒，“他不一会儿就会见着的。我们马上到了。你坐下好吗？大家都在看你。”

在车垫的绿色面料上，我的左手和母亲的右手放在一起。母亲有褐色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比父亲小三岁。她长得很好看，相片常出现在蒙特利尔报纸的“名流”版面。我们就住在蒙特利尔。

“就在那儿，”父亲像得了胜利般大吼，“看，阿莱克斯，那就是布雷顿角！”他把左手从行李架上放下来，手臂横在我们面前，指向坎索海峡的那一片蔚蓝。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山峰因为满是冷杉、云杉，呈暗绿色，像是浴水而出一般，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如同新打开的包裹边上弃掷的绸带。

火车突然踉跄，父亲几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紧，几乎有些疼，我能感觉手指在父亲掌中都快麻木了。我想跟父亲提一下，但怎么说都觉得不礼貌，我知道他弄疼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就在那儿，”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现在你可以像大家一样坐下了。”

父亲照做了，但抓我手的力道依然极为凶狠。“拿去。”母亲从我头顶递给他一张面纸，语气不算严厉。父亲静静地接过去，便让我想起他收在蒙特利尔家中的小提琴唱片。母亲不喜欢那些唱片，说听起来都一样，所以他只等母亲出门、家里剩下我俩的时候听。那些时光就好比是在教堂，很庄重，很严肃，很哀伤，我不该说话，但除了说话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特别是父亲落泪的时候。

现在火车已准备好乘船过海峡了。父亲松开我的手，开始收拾行李，因为我们到岸之后还要换火车。收拾完了，我们一起上了渡船甲板，眼见呜咽的船声行过平和的水面，将其宁静都搅碎了，抛进船后那翻腾的纷乱白浪中。

父亲又回到火车里，重新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芝士三明治，是我刚刚没吃的。我们就一起去了渡船的船尾，那里很多人正把食物扔给跟了我们一路、正喧嚣着给我们护航的海鸥。海鸥是世上我见过最白的东西，白过家里的床单，白过那只粉红色眼睛、已经死去的兔子和冬天的第一场雪。我想，海鸥既已如此之美，总觉得可以再讲一些礼仪，更有教养一些。有一只斑驳的棕色海鸥，低低地飞在嘈杂队伍的左侧，感觉它动作僵硬，很不自在。当它想要冒险深入鸥群的密集处，它的同伴就会嘶叫起来，啄它，把它赶开。我们三人都想把掰下的芝士三明治抛给它，或者抛在它正前方的水面上。它实在太过寂寞了，只有自己孤单一个。

到了对岸我们便要换火车了。有辆火车伴着咔嚓声缓缓驶过，一个金发男子单手挂在火车上，另一只手抓着个瓶子在喝酒。我觉得这主意挺好，就请父亲给我买汽水。他说等会儿会买的，却很奇怪地窘迫起来。我们横穿铁轨去我们自己火车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开始唱：“从前有个印第安姑娘……”他唱的不是文明的版本，而是我和朋友从六年级的大孩子那里学来的下流版。不知什么原因，我之前从没想过成年人也会唱这首歌。父母都走得很快，几乎是拎着我的手把我拽过这些惹人烦扰的铁轨。我们的脸都通红，都假装听不到那渐远的歌声。

我们在另一辆火车上坐下，这时我发觉母亲非常生气。“十年了，”母亲忿忿责问父亲，“我在蒙特利尔教育了这孩子十年，他从来没见到过大人就着瓶子喝酒，也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语言。我们到了这儿还没有五分钟，他就都见到听到了。”她都快要哭了。

“别放在心上，玛丽，”父亲安慰她，“他不懂的。没事儿。”

“怎么没事儿？”母亲激动地说，“太有事儿了。多下流，多肮脏，我肯定是脑子坏了才答应你出这趟门。最好我们明天就回家。”

火车动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沿着海岸哐啷前行。小船上有渔民淳厚地朝我们挥手，于是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之后，见到煤矿在地面划开很多黑色的裂缝，就像在山绿海蓝上结的伤疤。我在想，我的亲戚是否就在这些矿下干活。

这列火车比上一列慢多了，感觉每五分钟就得停一下。有些人在聊天，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盖尔语，但内容我听不懂。另一些人瘫坐在椅子里，其中几个打瞌睡腿还横在过道中。过道的远端，两个空瓶没休止地来回滚动，彼此碰撞，还撞在座位的金属椅脚上。车厢左右晃荡，吱呀作响。

车站不大，是褐色的。它前面有木质站台，照明靠高高的杆子上投下的灯光。灯上撞去成群结队想求死的飞蛾和六月虫。灯下有一小簇一小簇穿暗色衣服的人，在那里聊天、嚼烟草；还有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大概跟我同龄，三两凑堆，倚在破旧的自行车上，等着一捆捆报纸砸到他们双脚前面。

两个高大的男人从他们那堆人中脱身出来，走向我们。我知道他俩都是我的叔叔，虽然之前我只见过年轻的那个。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到我家住过一阵，曾和我在地板上摔跤，家里没人的时候还喜欢放小提琴唱片听。有一天突然他就一去不返了，只留存在母亲的话里，有时是一句不带色彩的“就是你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有时则是更有所指的“就是你那个整天醉酒的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

此时两人都很有礼貌。他们和父亲握手，说：“安吉，你好。”接着又取下帽子，跟我母亲问好。然后两人又都把我举了起来。年轻的那个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说“记得”，他大笑着把我放下。接着两位叔叔又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出租车上。我们的车沿着一条崎岖的街道和向上的山路蹦跳着前行，一阵颠簸之后，终于在一幢阴暗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进了屋。

虽然是夏天，却有很多人围在厨房一个烧炭的大炉子旁边。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起身来握手，女人还会拥抱我的母亲。接着我又被领到爷爷奶奶跟前，我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奶奶个子很高，头发白得好比下午的海鸥，眼睛蓝得好比海鸥飞过的大海。她黑色的长裙外还罩着格子图案的围裙，她用强壮的双手把我举起来，让我可以亲吻她，也可以平视她的眼睛。奶奶身上有肥皂水和热面包卷的味道。她问我喜不喜欢住在蒙特利尔。我从来没在其他地方住过，只好说我觉得还行。

爷爷身材不高，很粗壮，手特别大。他的眼睛是褐色的，曾经的红头发现在也几乎全变白了，眉毛和鼻毛倒还是红的。他的髭须让我想到学校里的海象图片；他现在就在嚼把胡须下方染成棕色的烟草，把嚼出来的汁吐在椅子旁边的煤筐里。他穿了一件蓝色的格子呢衬衫，褐色的裤子靠厚重的背带吊着。他也把我举了起来，尽管没有亲我。爷爷身上则有肥皂水、烟草和皮革的味道。他问我火车上有没有见着我喜欢的姑娘。我说“没有”，他大笑着把我放回到地板上。

这时更晚了，谈天声已沉寂下去，大家一个个步入门外的暗夜中，直到只剩下我们三个和爷爷奶奶。又过了一会儿，奶奶和母亲上楼最后确定如何过夜。爷爷把朗姆酒、热水和糖混进两个杯子里，一杯给了父亲。虽然我十岁了，他还是让我坐到他的大腿上，还让我从他的杯子里抿酒喝。他和蒙特利尔的吉尔伯特外公很不一样。吉尔伯特外公穿白衬衫、深色西服和马夹，胸前还横着金表的链条。

“你回趟家还真久啊，”他跟父亲说，“要是你进那扇门有我想到你那么勤，铰链我都得换多少回了。”

“我知道，我努力过，一直想回来的，可在蒙特利尔不太一样，你知道的。”

“是啊，我猜也是。我只是没料到会变成这样。感觉你们离得好远，我们又老得好快，对长子心里又总是不一样的。我琢磨着我们家里有些人没上过学也未必是坏事。要把自己交给亲家，我是不行的。”

“请别刚到家又得争这事，”父亲说，有点生气，“我没有把自己交给任何人，你心里也明白。我是个律师，只不过跟另外一个律师合伙，而他又正好是我的岳父，仅此而已。”

“好，仅此而已，”爷爷说道，又让我抿了一口他杯里的酒，“行，换个话题，你结婚十一年了，就这一个吗？”

父亲脸红了，就跟我们听到那年轻人唱歌的时候一样。他的火气上来了：“你自己清楚你根本没换话题。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爷爷问道，声音不大，“我还以为蒙特利尔不一样呢。”

奶奶和母亲下楼，正好我又在抿酒。“哎，安格斯，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母亲吼着就朝我们冲来，要保护我似的。

“玛丽，别这样！”父亲几乎有些挣扎地说道，“这没关系。”

爷爷很快站起身来，把我放到他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将那杯饱受争议的酒一干而尽，又到洗碗池把杯子洗了：“行了，到工人阶级睡觉的时候了。大家晚安。”他上楼脚步很重，靴子砸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们听得真切。

“我照顾他睡觉，玛丽，”父亲的头朝我这边点了点，“我知道他睡在哪儿。你也去睡吧，你很累了。”

“是，那好吧，”母亲很温柔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他不开心的。晚安。”她亲了我一下，又亲了奶奶，接着她的脚步声就静静地消失在楼梯那头。

“对不起，妈，她那句话并不是听上去的那个意思。”父亲说。

“我明白。这里跟她习惯的太不一样。我们岁数也大了，在不顺的时候重新振作也不像以前了。他今年七十六，在矿上有些顶不住，他觉得要完成自己的那份活比以往都要辛苦。几个孩子都跟他去干过活，他告诉我，他觉得是孩子替他扛着，就因为他是他们的爹。以前你和阿莱克斯跟着去的时候他从来没这么觉得，当然了，那时你们都年轻得多了。尽管如此，他一直觉得你们高中毕业还没上大学那会儿多好啊，所以他想你们总归会回到他身边的。”

“可妈，怎么可能永远像那时候一样？我那时二十，阿莱克斯十九，他那时也才五十出头。我俩都想上大学，好拥有另一种人生。他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也都还给他了，那时他好像也赞同我们去读书。”

“他那时不知道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你把钱还给他的时候，就好像这跟他原来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另一种人生，又是什么呢？一个成了我们从来见不着的律师，一个成了医生，二十七岁自杀了。丢了，我们是把你们俩都弄丢了。相比之下，安德鲁还离我们更近些，而他是埋在海下两公里的乱石中啊，他从来没见过大学的门。”

“啊，本该也见见他的，”父亲说，话里满是苦涩，“他们都该见到的，而不是被剥削利用，整天在海底掘地洞，或者成了醉鬼，连掘地洞都不够格。”

“我有个醉鬼，”奶奶说，站在那儿看上去很是高大，“被赶出了我蒙特利尔律师儿子的家。”

“可我对他真的是无能为力啊妈，在那边不一样。你要是那副样子你就不可能——你就——哦天哪，我也不知道。要是我只是一个人的话，他可以永远待在那里。”

“我知道，”奶奶的语气突然很温和，把手放在父亲肩上，“不是怪你。但真要说永远待着，我们好像只能待在这里。我们已经是待在这里的第七代人了。归根结底，除了‘待着’，还有什么呢？我有三个孩子出生时夭折了，我带大了八个儿子。有一个成了律师；有一个当了医生，自杀了；有一个挖煤死在了海底；有一个是酒鬼；还有四个，都像他们的老爹一样还在挖煤，我现在所能依靠的也就是这四个人了。现在是这四个人扛着你的父亲——因为你父亲需要人扛了，是这四个人扛着那个醉鬼，是这四个人挖了两天就为了找安德鲁，也是这四个人，让我能在晚年有三十个孙子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