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和海绵体（1/2）

教授知道自己就要疯了。但妻子因为他多年前曾以神经衰弱为名开展不忠而不相信他。简单说就是这样。或者换种说法，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疯了，在余下清醒的时间里他急于爱人。他的家人急于安抚他，想赶走他这个疯狂的念头，他们说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则清楚一切只会越来越坏。

上个月的第一个周三，他听不清妻子说话，六十三岁的地质学教授即时知道自己就要疯了，确凿无疑。从此他不得不开始一场疯狂的运动，迎着厄运逆向而行。这并非一个妄人在做古怪的梦，要知道，恰恰是活跃的大脑才能计算出自身轨道的模型，充分的理智才能预知传记的尾声。焦虑下，他的眉毛在几周内几乎完全变白，右眉尾有两根格外长的，根部已经全白，眉毛梢反而是黑色，异常显眼。他不再梳理头发。看到教授柔软白发长及耳后，烫过一般自然卷曲，带着愁怨出入楼道，邻居议论纷纷。但心神不宁的教授不在意身后那些关怀的密语。这一生中激情和委顿的日子已经太多了，此刻他试着让妻子理解将要发生的事，安排好一切，兴许通过暗示来向她做一些道歉和一点忏悔。他希望好好地平静度过余下清醒的时间，这自然地包括要和她在一起。不过，妻子对他充满怜悯。她早已不想再管束或关注他了，现在她轻蔑地看着他再一次捡起那些年轻时的花招，试图迷惑她，不成功的魔术师醉后在酒吧中硬要抢过邻桌的扑克牌。

在刚结婚的年轻日子里，教授选择让自己犯有长久的神经衰弱。教授宣称，失眠困扰他的睡眠，躺在床上时，脑浆不懈晃动成哗啦啦的万花筒。闭起眼睛他看到瑰丽的碎玻璃组合成千变万化的水晶大教堂和花岗岩穹顶。蚂蚁小口小口地啮咬他两个太阳穴之间的通道，让他想用电钻打穿自己的颅骨。因此他不能待在学校教概论课。他得用爬山和敲石头耗尽体力，在帐篷边累得站着睡着。他必须出野外，必须频繁地去矿床，去山岭间，去新疆，去甘肃白银，去内蒙沼泽的蚊虫中。

儿子出世后那一年半，他第一次真正长久住在家里，婴儿哭声让他的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他说，靠去校医院做头部按摩才能偶尔睡着一会儿。

在那里教授认识了一个女理疗师。她原本是一名运动医学医生，为了女儿进入这所大学的附小调来校医院，在人们眼中，从医生变成理疗师是一种下沉，如今她辅助骨折病人做康复训练，为神经衰弱者按摩穴位。

“挺有意思的。我喜欢干体力活。”女理疗师表示教授不需要惋惜什么，调来这里并不是她做出不得已的牺牲。

喜欢干体力活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他止不住想。很快他就知道了。

如今他还能想起她什么？她喜欢剪纸，送过他两张窗花和几枚给小孩玩的纸人，都是些简单的小图案。她手不算巧，心不在焉，有时剪着梅花瓣的曲线，手中的剪刀就掉了。她有他没在其他人脸上见过的满不在乎的神情，对前途、对职业有种彻底的放弃，仿佛每一刻的懈怠和劳作都是她经过挣扎得来的一个机会。

妻子应对此事的方式是两三年中的密集争吵，一次又一次谈话，到系领导办公室去，向校方写信指出这场通奸钻了公费医疗系统的空子，不道德，还腐败。

这是他一长串风流韵事的开始。他逐渐获得了浪荡教师的名声，权威盖章他不适合进入课堂，也不适合担任年轻教师通常兼任的行政工作。这让他得到了更多出野外的机会。他调离地质系，进入刚成立的勘探所。

都说父亲会逐渐爱上儿子，教授没有。他决定在儿子能走路后、充分说话后、懂事后、有记忆后、三岁后、不如四岁以后再和他更多接触，之后他想，等上学吧，我将辅导他功课，对他做必要的熏陶，到需要教育而不是需要照顾的时候我自然将履行我的义务。工作更快地旋转起来，他住过许多在床铺外只放得下背包的房间，他的背心晾晒在杆子上、床脚木条上、脸盆架上、床头柜上、树枝上。有一个阶段一切服务于找矿，地质、水文、植物学、动物学，他的足迹踏遍西北鲁冀，他厮混于村支书、林业局干部、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渔民之间。他说他忙于研究，反正因此他忙于离开，他说，我希望我儿子过得好，健康、安全、快乐。我惦念他，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照顾他。

社会风纪在新世纪松弛，论文换来基金和教授职位，他回到地质系。如今他年老，受尊敬，成为宗师式的人物，因为出野外时高超的牌技和爱喝酒的习惯获得了年轻学者和学生的喜爱，他们是与老一代不同的人了，上学时必修攀岩和游泳课，更重视不含私心、平易近人这一类品质，反感项羽和宋江。教授与年轻学者和学生建立了友谊，同时为自己一生中从没有和女学生发生过什么而自得于自己常被他人忽略的高水平道德。

他更为谋略自得。谋略组织了他的生涯并获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他相信风流韵事是他自暴自弃的尝试的一部分，在早一些的年代，有发展前途者需要担当行政职务，入党，不免要管理学生或被学生的政治热情所累；在晚一些的年代，每位像样的学者都想成为宰相，指点领导和总裁，成为哲学王、法学王、物理王、基础数学王、人工智能王、生态建设王、海绵城市王，而他向组织交出一个致命弱点，便走去令人心旷神怡的冷宫之中。

一个有缺点的人，一个糊涂虫，激情只关乎女人和石头，适合艰苦的生活，总在野外，只穿长袖，回到室内也不摘帽子。当然后来他获得了与年龄和论文相称的职务，成为理事和主席。在系所斗争中他不得不随其他教授一起在怪异的大字报上签名，这种东西在新世纪不合时宜，令友校惊异莫名。他不得不处理项目评定的不公，讨论各位教授门下博士名额的分配，全力生活于无能的系统，这让他更为自己年轻时荒唐背后灵机一动的算计感到幸运。他甚至认为那些荒唐统统是算计出来的，来得恰逢其时，帮他生硬地遗忘掉女理疗师那些让他回家后辗转反侧、不能宁静的最初触摸，帮他逃脱课堂和行政会议，帮他有时间写论文，所获得的海外名望回译成保险的地位与安适的生活。

在外日久，回到城市时他把街道上的“正骨按摩”标牌看成“正常按摩”。许多按摩是不正常的。

年轻的妻子渐渐苍老成夫人。在他最荒唐的那些年里，他在家时，她也会做好他迟钝地享用的早餐，虽然并不坐下和他同吃。他曾伤害又依赖的女人赐给他生活稳定的轴承，同时似乎逐渐放弃了他并赐给了自己自由。她的生活很满，活得脆生生，临近中年时，她工作越来越忙，儿子一上初中，她就要求寄宿。她在家中养满绿色植物，哼着歌浇水。教授带着好奇心观赏夫人在小阳台上制造出的浓绿森林一般的温室，这超越了他的知识，他只清楚出野外时要避开哪些有毒植物。她开始喜欢看球，越来越喜欢。这向来不是他的爱好，他怀疑过是否她有个爱好利物浦队的情人，这至今是个谜。她生活的节律看起来始终是简单的。如今她老了，不再上班，注意力的焦点是她暂时负责喂养的邻居家的小狗。欧文，我听着亲，夫人说。

邻居一家出国照料外孙，扔下欧文，这是一条身材小的老狗，有心脏病，咳嗽，没有力气爬楼梯。夫人给欧文的煮鸡肝饭里拌入心脏病药物胶囊里的碎颗粒，掰开嘴，喂它吃，像哄婴儿睡觉一样安抚它边打喷嚏边发出的低声呜咽，每天三次抱它外出散步，与其他遛狗者结下友谊。她管她们叫狗友。

会不会是阿尔茨海默？老年痴呆，失智，不是什么神经性的？她问。

不可能。教授理智的那部分知道另一部分的异动。他能感觉到是理性而不是思想以恒定而不可控的速度离他而去，三个月后或许他就只能说出碎裂的语句和不堪的狂想。

那你应该去医院看看。她给出不嘲弄也不委婉的冷静判决。

但欧文每天得遛三次，早晨、中午、下午。她没办法在医院待上半天。他可以请研究生或者院办的小丁陪他去。

她没有问他究竟是什么感觉。他本来准备好要告诉她那些新生的蚂蚁的啮咬，告诉她他如何试过止疼片和镇静剂而最终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失望让他独自哭了一会儿。他也想告诉她分床睡二十五年后，他现在渴望她衰老的身体，她睡在大约十五米之外的卧室，他的房间在书房和厨房之间，每夜爬满蚁群。

第一次去医院无功而返。教授在医院大厅被吓了回来。这里缺少普通医院那种急冲冲的拥挤和近乎欢快的嘈杂。在普通医院里，人们总是在聊与带他们来到医院的这十分具体的身体正在经受的痛苦无关的话题，谈人多、排队、挂号的难度、医生的声誉、对方家里的孩子。那些谈话，那些排队中的左冲右撞，像没头苍蝇一般的乱闯、奔跑和推搡，咨询台的敷衍，保安的高傲，时不时爆发的小争吵，有种热烈焦躁的气息。

大厅如同透明密封罐，十分安静。有人在低声询问方向。没有血迹，没有捂着脑袋的人或者轮椅，人们并不互相搀扶照看。他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这里的人没有身体损伤，他们的损伤不能直接看见，藏在某些更深的地方。

这些人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教授想。但是入口没有安检。如果有人带刀怎么办？

他用力睁了睁眼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有些人明显是疯子。来到医院后他脑子好像转得慢了一些，又觉得自己居然在用管理者而不是病人的想法考虑问题有些好笑。

他上午十点半就回到了家。为了让自己更镇定，路上他还拐去菜市场，买了鱼和一把葱。他想到，假如寻常医院像菜市场，精神病院就像菜场小贩穿着同样的衣裳走在去参加集体葬礼的路上。在楼下他躲开一辆正在倒车的银灰色轿车，手中的葱掉到地上。他赶紧避开车，走到一边时几乎感到可惜，如果葱完好无损，就该回去捡起来。而如果葱压坏了，就说明——轮胎咯吱两下，车极慢地拐弯开走，他回转身去，闻到微微的辛辣腥气。地上躺着车轮碾过的一摊滑溜溜的葱尸，葱白是好的，浑圆，完整，青白，末梢翘起高傲暧昧的胡子。

裤子口袋里有张餐巾纸，他垫在手里，捡起葱，走向垃圾箱。一个梳分头的小男孩在花坛边缘磕鞋里进的沙子，冲教授哧哧笑了起来，“爱因斯坦！”穿上鞋，跑掉了。

教授匆匆走过单元门，到一单元门口，急刹住，转回到自家住的二单元，拉开沉重的铁门时教授的手抖得不停。夫人正在弹琴，最近她租来一台珠江牌钢琴，每天练习，增进她的才艺，回到22岁她认识教授之前，补上她失落的那些事物。钢琴摆放在以前沙发所在的位置，如今客厅只能放下她和她的琴。有一次调音师到家里来，年轻女人对待器物的那种专心让他想起按摩师，多年以前怠慢生活的女人，脸上写着“我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此刻夫人在弹一首童谣，节奏单调，琴声像婴儿号哭叫喊一样专横地占有房间，她耐心侍弄，熟练地以另一种方式背对他。

四天后教授再一次前往医院。早餐后他就出发了，告诉夫人他中午会回来。天气晴朗，有些风，花坛中翠绿的佛甲草东倒西歪地簇拥住盛开的金盏菊和低矮的瓜叶菊。每年这个季节，人们都在抱怨的同时笃信夏天更好的版本将在几周后降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天性是热爱生活的。车流中蹿出一辆改装摩托车，猛然加速，飞驰而去，发动机的突突声比它音箱发出的轰鸣音乐还要响亮，这让教授在斑马线边上误过了一个绿灯。他望着四周熟悉的一切。地铁出口挤出行人，涌出一团汗的风暴，路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店想必昨晚又喧闹到后半夜，现在伙计正各据一桌，趴着睡觉，还有把椅子拼起来横在椅子上打盹的。人们在平静可爱的日子中追求刺激，这是怎样的自以为是！人以为能把握明智与疯狂之间的距离。

手里的保温水壶有点重。他尽量不让自己被阳光的气息扣留在大厅外，顺利地挂了号。这一次他决心走进诊室。

这一次拜访精神病院的过程没有羞辱或者恐惧，但有困惑。医生喊：“进来！”他不由自主按了按小腹，走进去，发现刚才喊话的不是医生，而是医生身后坐着的年轻助手。医生是一个烫发的中年女性，比教授小一些，极快剜他一眼，目光扫到他的脚又回到头。

“说吧。觉得有什么问题。”

教授告诉医生自己的预感，说明自己并不想要药物，但他需要医生对他未来神志清醒的时间长度下判断，才好对下面这几个月神志尚且清醒的时间做更有效的安排。他没想到医生的头几个问题都是：“你是一个人来的？”“你单身吗？家属呢，家属怎么没陪着一起来？”问题中隐含的意外和责备让他反而想要捍卫妻子。

过后他被撵去做量表测验。“过去一周内，你是否曾觉得自己有精神病？”

他没法不想，如果回答“没有”，可能会被认为表现出了精神病人的典型症状，病人否认自己有病。而如果回答“有”，也可能会被认为恰恰也是一种精神病症状。

完全没有，0分；

偶尔有，1分；

一半时间有，2分；

非常频繁，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