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和海绵体（2/2）
一直都有，4分。
他谨慎地拿到2分。此时他意识到，在这里医生对病人的自述从怀疑开始，要求家属陪伴并不是要家属作为病人口述的旁证，而是医生要与另一个正常人探讨症状，一个比病人高明、准确、靠近正常的人。
二楼的测试室有一种奇怪的红烧重油的味道，这点他一走进去就发觉了。房间显然是新装修的，门外右手边墙上还贴着打印出来的临时指示牌，撕掉了一半，房间里安放着几台电脑和办公桌，无人看管，只有一名技术员代他打开电脑，确认他懂得操作方法。可是和诊室差不多大的房间整个是温热的，家常菜的气息让他打了寒战。似乎有群人刚用过午餐，茄子的幽灵留下，人离开。在这个地方人可以突然发疯，如常生活，一瞬消失，身体由某种力量拖曳而去吗？“非常频繁”和“一直都有”的区别是什么？非常频繁的头痛，就可以理解为一直头痛，难道人的意识要在每一秒都积极对抗头痛，才算一直吗？重晶石资源丰富的地区，就是重晶石资源集中的地区，是富矿，你不可能说某个省只有重晶石而没有泥土。比起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是多么不精确的科学啊，在理智的黑洞中寻找身体指标，面前这些基于语法的含糊领域设计的问题产出的不是更准确的诊断，只是更标准化的诊断，让医生避免思考，躲开麻烦，不焦虑地走进办公室。［量表］：精神病医生的抗焦虑药物。教授这样想着他这些找不到科学方法的广义同行每天身处的像未知海洋一般的世界，心中混杂着怜悯与伤感。走廊里突然有人高声叫嚷起来，之后是奔跑和嘘声。
他勉力理解每个问题。其中有一些明显是翻译过来的，他觉得应该更本土化。例如有关体育运动的频率——该对体育有更中国化的定义，譬如将散步包括进去，或者干脆称为“活动频率”。另一些问题太复杂，他想大概会给那些不经常阅读论文或长句的人带来理解上的难题，甚至让他们惊慌失措，像走上法庭的良民。时不时地，他需要改变这些问题中定语和插入语的位置才能理解。
这些想法让教授做题的速度很慢。三个小时后他交上问卷，回到诊室前，明明是午休时间，护士不知为什么硬要和他说话，告诉他可以先去做眼动测验。他连续打开两间厕所门，已经基本干透的排泄物堆在便池后方。上楼后，测试室里他强迫自己的眼球按要求跟踪仪器对面静止的图像和移动的光斑，脑子里反复出现天花板上一片古怪的带有隐隐绿色的水渍。
量表和测试分数与仓促的面诊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下午，医生再次问他家属在哪里，之后告诉患者本人：教授不抑郁也不焦虑，他的眼球活动显示了高度注意力（nef？rss？），但他“不寻常的思想内容”是一种妄想和幻觉，这种预期自己会发疯的妄想并不朝向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可以在家治疗。教授不打算去药房开处方上列出的奥氮平和思瑞康，他清楚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来这里也本非求医问药，而是一种理智在寻求另一种理智作为参考。如今看来，地质学的理性比心理学的高明，而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联或许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但那并不能阻止必将到来的事件到来。此刻他急于回家，去吃他允诺要在正午十二点吃下的午饭。
到十点钟夫人才发现教授已经离开家门。这一天早晨她在阳台上浇花，像往常一样忽略了教授发出的种种声音。她想了一会儿，倘若医院扣留教授，认定他精神失常，要他留院治疗，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遛狗回来后，她给学校打了个电话。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点麻烦。”夫人说，“不知道系里能不能出面来处理教授的事，我吃不消了。”
地质系主任在电话对面沉吟。他当年是挂在一位院士名下，实际则由教授带的学生，和夫人很熟，不过夫人不知道现在是巡视组进入学校的第三个月，环境与资源学院刚因数位学者在学术项目中的不正之风受到公开批评，而会受到调查，恰是由于兄弟单位勘探所的举报。
谁能想到地质学家的腐化成为中央关注的问题？而这多少也影响着教授的命运。“我们当然全力以赴。”地质系主任让语调平衡过分流利的安慰与铿锵有力的信心，“现在考虑到教授的心情，还是该先由家人陪他去医院，不要让他太焦虑。”
“我觉得该请你们出马。”夫人说。
“教授一定能有最好的治疗。您先稳定心情，拿到诊断您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尽早去看您。”
放下电话后，系主任拔掉电话线，回到他正在写的报告之中。写情况说明是精细的劳动和微妙的艺术，像对晶石，你需要以科学敏感去分类、拣选、录入，判断信息的价值和重量。但一个月来他已经疲累之极，他快要睡着了。
教授绕过药房前排队取药的队伍，沿走廊走向大厅。入口狭窄，长条形的大厅只有走廊的尽头开有窗户，在下午昏暗得像密林深处移动着一座座面无表情的石像。这时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她也看见了他。夫人一身浅色衣服，站在大厅一侧一个像新近有药柜倾翻过或有人刚在此搏斗过制造出一阵混乱的地方，身旁蓝塑料栏围起来一堆水泥或瓷砖碎片。她手里提着一只轻飘飘的绸袋，里面似乎没什么东西，像是下一站还准备到其他地方去。十几米外，她脸上有一种惊异的失望，如同一场喜悦的冒险后掉入现实的人，回到家的爱丽丝，也像走失的小狗，起初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一看一闻后在友好的陌生人面前仓皇失措，下一刻就要吠叫起来。
他见过她这种表情。那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儿子上小学时。那天她在学校门口没接到儿子，到天黑儿子也没有回家，而班主任说当天正常放学，五点五十分小学已经准时锁起大门。她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儿童失踪二十四小时后方能立案，之后她走遍家附近的每条街道打听寻找。教授在郊区的会议宾馆接到妻子说儿子失踪了的电话，这一切发生时他在急匆匆赶回家的路上，奇妙的是，当晚他到家后十几分钟，儿子便回来了。
教授见证了儿子的归来。那是晚上九点多，他刚到家，妻子回来取儿子的一寸照，准备再一次去派出所强硬地要求警察留心照片上的男童。看见儿子身上带着煤灰站在门口时，妻子脸上就有这种惊异的类似于绝望的失望。
我跟同学去了一个废弃工地玩儿，儿子低声说，怕妈妈说我，不敢回来了。
儿子走上来，要靠近她，她抓住又放开他的手，坐下，再站起来。他以为她要扇儿子一巴掌。但没有，她扭过头走去厨房。很快传来水壶烧开的声音。她神思恍惚拎着热水壶到阳台上浇花。
我太饿了，爸爸，儿子说。
他当时以为她是过于疲累和焦急，是责怪孩子，是高度紧张连续几个小时后精力不济。现在他意识到，她可能以为孩子已经真的走失或被拐卖，儿子再次出现令她失望，或者正是儿子的再次出现让她幻想儿子若是丢失就好了。
不过当晚她很快就给儿子换上干净衣服、煮粥、热牛奶，又开始模仿一名像样的母亲，就像她在刚结婚的那些年中模仿一名像样的妻子，重视家庭和家务、管教个人卫生和头皮屑、学打毛衣、捉奸、关心丈夫的去向。那时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的范本，没有谁敢于说出自己对不忠毫不在乎，而有多少女人为了不显得愚蠢轻信、为了不软弱，不得不去管理，控制，对峙，演出戏剧性的鱼死网破，把生活过成唯一一种正确的戏剧。三十岁以来，她一直想离开家庭，离开他。方式是等待他离开。大概他总会想要彻底离开家庭的，遇到某个不可抗拒的女人，爱上谁或被谁缠住，执着地想走，或不得不走，或者犯一个可怕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让她可以轻松地说服其他人这种日子她没法再过下去。这种笃信是她能忍受他的原因。到后来，是否离婚不再重要，她送走儿子，生机勃勃。
英勇的女人走上她自己的道路，饲养他像饲养房客，教养再送走儿子像偿付历史债务。教授想起他一切风流韵事的开端，理疗师当时毫不费力地便让他了解到生活还能有多少秘境和层次，成为他心目中真正性爱的开始。她和他谈话时往往也在剪纸，而从最初给他做理疗时到后来在旅馆的床上时，她总同时在看调成静音的电视。她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原来他始终迷恋这种女人，笃定、残忍、决绝，以男人通常会忽略的方式自由着，以放弃的方式在家庭之中独身。男人多么盲目，男人以为自由意味着跳水、狂奔、种种表演性的大张旗鼓，可是在男人盯着自己双脚周围的一切时，她们早就轻轻走开。他那种意图要抓住剩下的时间来回馈和忏悔的冲动则只是双脚周围的一切教给他的另一种未经反思的表演练习。
她们放弃那些通常被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根本不考虑勇气或者代价的问题。对于她们放弃不是交易，而是一种使命，值得感恩的机会。让人惊叹的女人与永恒和无限联姻，而男人躺在迷人芳香的沼泽中贪恋地呼吸身边的香气，抓住周围泥水中漂浮的一把又一把植物的腐根和残渣，在沼泽里自以为是地游泳。世人说得不对。实际是男人的身体和灵魂总待在一起，他却以为是她们想要稳定而他想要漂泊，他擅于穿透地球的固体硬壳的眼睛没有看到许许多多脚踏大地的幽灵，身不动人已远。她们是骑士、英雄、幻想家、天文学家，他是灰溜溜的务实者，长于勘探，把海洋的波浪当作水文学问题，想象力只够适度放弃，总在检讨和回望，设计和犹豫，始终重视证件和政府登记，即使重视方式是千方百计绕过登记程序。男人向来是政府怪物手臂的延伸，即便是其中想要砍掉怪物头颅的那些人也和怪物享有同样一呼一吸的节律。她无意于证件，不需要通过来自一个办事处的盖上红色公章的准许得到自由。
现在她带着惊异的失望站在那里。她或许以为他的发疯是一个终究要离开家的借口（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或许以为此刻他已经被捆绑电击（不过那样医院是否需要通知家属？），或许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能有什么事？当然，若不吃午饭他的血糖指数会摇晃不止）。她不在乎诊断本身（疯与不疯究竟有什么区别？），只在乎他是否将离开家，那是干涉她生活的部分。想必就在这时，他端着已经喝空的保温杯，团了处方扔进医院走廊边上的垃圾桶，健康地，神色如常地走进大厅，像一位下了早班后脱掉白大褂准备回家的医生胜过像病人或家属。看到这一幕的她则终究像家属了，见他健康如常，她就像一名确认亲人精神分裂后看到亲人在医院被绑起来的家属那样又惊讶又安心又伤心又失望，不过她比他们少了痛苦。漫长的期待他离开的年头消磨了她的痛苦，她期待他走远，无论出野外，还是被关押、捆绑、电击，或者是去享受肉体的欢乐。她不抱兴奋地盼望着他离开，就像遛狗时她希望野狗离得远一些。
教授膝盖发软。他注视着她的脸，那张脸不断在变换，她变成二十出头他们初相识时校园少女的模样。她变成怒气中疲劳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四处寻找不忠的丈夫，那时她不是想要占有他，而是粗野、意志坚定地要与他同归于尽，此刻他觉得那个形象极富魅力。她变成那个因儿子归家而失望的女人，要把儿子早早送去寄宿学校的女人，长久加班和频繁出短差的女人，在家中目光越过他傲慢地达到露台上一盆盆绿色的孩子与厨房里的锅碗的女人。他所亏欠她的不是忠诚，而是尊敬，以及对于他在苦涩的生命监牢中时她早已获得自由的嫉妒。
此刻教授感到激动。他听到女高音在云端之上歌咏的颤音，自己正在随飞翔的云雀攀爬天梯。几乎他就要叫出她的乳名。那个名字，在二人初相识的信件中他曾经用过，在新婚的一些夜晚曾经叫过，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了。但是他一声不吭地跪倒在她身前，接着整个人坍到地上。在失去知觉之前他看到她的脸不高兴地皱起来，似乎急于转身离开，有一道强烈的白光打在他的面前让他不能再看到任何事物。整个大厅都弥漫着红树林潮滩那种湿润微腥的臭气，他的鼻腔张开了，让他比什么时候都要清醒。
两周后夫人请教授的研究生将他送上飞机，盼望他去向更广阔的人群诉说发疯和头脑中的预兆。她告诉一起遛狗的同伴，教授去美国做长期科研，如果不是因为欧文，她原本也愿意一同去。大家都十分理解：狗比儿童还要缠人，况且人就是应当为弱小的生灵贡献力量，为那些生病的、不能用人的语言表达自身需要的、依赖于人的。
儿子已经为教授订好了从加勒比海出发的邮轮之旅。他大方地为教授包下一个带望海阳台的单人舱房，并让教授放心，船上有台球设施和桥牌俱乐部、图书室和按摩馆、魔术表演和小型电影院，他在这三个月的航行中绝不会感到寂寞。出于降低保险费用并且保证教授能得到准许上船的考虑，儿子没有透露教授的妄想。毕竟教授丝毫没有暴力倾向，安静，愉快，每天按时主动吃药。不过，儿子把教授诸多种类的药丸分装进每日一格的小药盒装进箱子后，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名片背后写下，“我的父亲可能表现出阿尔茨海默症的初期症状”，塞进教授钱包的夹层中。
旅行是安闲而缓慢的。刚驶离美国时，船平静地行驶在靠近大陆的无风海域，第二天，船速加快了，令人头晕，乘客纷纷离开船舱，到甲板上散步透气，强烈的海风击打着他们萎靡不振的面庞，开始有人注意到一位沉默寡言的异国老人。
他独自待着，整个下午都趴在舷杆下的围栏上，饶有兴趣注视着时隐时现的岛屿和没有边际的发紫的海洋，以及比海洋更远的远方。他戴眼镜，叠穿两件长袖衬衫，双重领口可笑地绽出来。据两个和他说同一种语言的乘客说，这位老人是在热切地等待夕阳落下之前有时会照耀整片海面的那道炫目的白光。
这两名乘客是试图享受生活的逃亡者，在每个港口急切地下船去使用当地网络信号，发出几条推特。这样逃离到异乡的黑头发的亚洲来客，在这艘邮轮上还有一个。那是一个神秘少女，据说是一名官员的女儿，那名父亲由于积攒起传说骇人听闻的金库已经被关押了三或四年，有媒体称他虽然在审讯期间由于长时间的冷风吹身而高血压昏迷倒地，但现在身体情况尚佳，不大可能被提前释放。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与他来自同一国家的流亡者常来找教授攀谈，以消磨他们二人长期相处之后明显的无聊和彼此间时时浮起的恶意，并且解除他们眼中这位来自祖国的老年旅行者强烈的孤单，教授不可能知道这些。而他们能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最初曾担心那名孤身旅行的年轻同胞是监视他们的跟踪者，使用不为人知的手段了解到她的全名，进而查到她的身份。在他们的猜测中，她像其他一些类似状态的年轻人一样，在不再引人瞩目的生活中仍旧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仇恨她，又因猜测她也处于不得不流亡的状态而怜悯她，在对这个有罪者惺惺相惜的同时认为她在道德上理应付出更多。其中一个在邮轮晚宴时的酒醉中揽过她又试图一再抚摸她的肩膀，她把冰块泼到他身上，他勃然大怒，说出大多数旅客一生中所听过的最长的一段中文。女孩再也没有出现在餐厅。乘客们上岸游览时，回头能看见她待在四层甲板，帆布躺椅面对港口的方向，戴着印有向日葵图案的明黄色遮阳帽和墨镜晒太阳，像永远不打算起身一样。
而教授并不孤单。下午三四点，他睡好午觉，就走上甲板，拿着大副慷慨地硬要借给他的防滑手杖。他的心澄明得像一面镜子，比波涛还要柔软，比太阳底下甲板上的小水洼还要透亮。他对包括自己的身躯与理智在内的一切都不再在乎了，又比什么时候都活得更有兴致。“我错过了多少啊，”教授暗自思忖，“错过了多少，为了要占领生活。”他对流亡者抱有同情，怜惜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生活却又不肯全然放弃生活的悲惨，但他宁愿回避他们，到甲板上去散步和等待。
准备当晚在船上小剧场演出的三名魔术师坐在他身后，围着一张小圆桌在喝鸡尾酒，其中一个懒洋洋地一再把戒指脱下又戴上。他们用西班牙语问老人来自何方，在看些什么。老人凝视着海洋，转过去，摇摇头，向他们微笑，又回转头，身体靠到围栏上，扶了扶眼镜，向海面吹了一口气。
“或许你们可以对他说英文。”走过魔术师身边的一名船员说，“据我所知，这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地质学家。他应该会英文。”
而魔术师们咀嚼着鸡尾酒杯中的薄荷叶子，沉醉在微小清香的刺激中，已经忘记了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担心这位老人长久站在围栏边或许是带着想要跳海自杀的念头。
一个穿着蓝白水手衫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步出船舱，踏上甲板。看见教授，母亲低声对小男孩说了些什么。他飞快地跑过去，递给教授自己从午餐桌的花瓶中偷来的一小串铃兰，教授抓住孩子的手，在他手掌上做出签名一般的动作。
“你在做什么？”小男孩用英文问。
“等待光。”教授回答，声音轻柔威严。
小男孩惊讶地张开嘴，带着咸味的海风吹拂他的喉咙，带来一丝干燥的清凉。他魂不守舍地走回母亲身边，牵住她的手，抿起嘴唇，委屈地觉得她逼自己完成了一个古怪的任务。当他将另一只手插进深蓝短裤的口袋里时，他摸到一个小小的带有凸起的方块，那是他以为已经丢失的乐高玩具，他正在拼的喷水抹香鲸需要这枚方块，不然牙齿就无法对称。后来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发呆，觉得自己为某种天意所摄，常常回想起母亲在他耳边说的话：那位老人是一位地质学家，想必在海洋的表面感到孤独。
2017，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