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 2（1/2）

第二天早上，珀尔走进厨房，看到米娅在里面如同往常一样烤面包，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珀尔尽可能地把心中的疑问抛到脑后，决心再也不乱说话——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点茶吗？”她问。

可伊奇却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无疑问，那张照片里藏着米娅的一些秘密，她决定要弄清楚这个未解之谜。作为低年级生，她没有自由活动时间，但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图书馆搞调查。她在索引卡里寻找波琳·霍桑这个人名，发现了几本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个霍桑显然是个名人。“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一本书中这样称呼她；另一本书叫她“辛迪·谢尔曼成为辛迪·谢尔曼之前的辛迪·谢尔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谁是辛迪·谢尔曼，研究了她的许多摄影作品，结果差点儿上课迟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波琳·霍桑为我和其他女性摄影师铺平了道路。”辛迪·谢尔曼说。波琳·霍桑的作品里面，伊奇最喜欢的一张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她女儿荡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秋千荡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紧抓着秋千上的铁链，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担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来。照片让她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她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艺术品。

她梳理了与波琳·霍桑有关的索引卡条目，总结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于新泽西，毕业于加顿州立学院，1970年，其作品在纽约首次参展，1972年举行第一次个人作品专门展览。她的摄影作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抢手货，百科全书条目中收录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个苗条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银色短发，看上去像个数学老师。

伊奇还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于脑癌。她占据了图书馆两台电脑中的一台，等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输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盖蒂图片社有一张，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张，还有几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此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她又查阅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发现几本摄影书和几篇关于微缩胶片的文章，不过再没有添加新内容。也许像米娅说的那样，她真的只是个临时模特，碰巧为波琳·霍桑摆过一次造型。然而伊奇并不满意这个结论，她认为这样的巧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信息来源：她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记者，至少在名义上是。诚然，她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闻，但合格的记者具有求证事实的才能，而且拥有人脉，有办法调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从很小的时候起，伊奇就表现出极为独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顽固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拒绝寻求帮助，为了这张照片，她竟然会找母亲帮忙，可见她是多么想要解开这个谜题。

“妈妈，”一天晚上，调查多日却毫无进展的伊奇对母亲说，“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经心地（她只对小女儿这样）听伊奇讲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赶死线，需要尽快完成西克尔高地自然博物馆植物展会的报道。

“伊奇，这张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尔的母亲，也许是某个长得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坚持道，“珀尔认出那是她母亲，我也觉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张照片呢？给博物馆打个电话什么的，看看能找到什么信息，求你了。”伊奇从来都不擅长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变相的撒谎——但她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记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让步了。“好吧，”她说，“我来试试看，但是，你得等我赶完死线，我明天就得把这篇报道交上去。”

“也许结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补充道。而这时候伊奇已经手舞足蹈地回房间去了，那股兴奋劲怎么也压抑不住。

如同手指轻戳旧伤口，伊奇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记者嘛——触动了她母亲的职业自尊，做记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题为“我的职业梦想”的演讲中，她说：“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披露公众有权知晓的真相与信息，为后人提供当下历史的记录，从而让未来的世代了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提高我们的绩效。”自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总是忙于帮助别人，包括为学校筹款、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而且总是把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她母亲经常这样说，这句口头禅显然与西克尔高地的宗旨彼此呼应，“必须主动筹划。”历史课上，年轻的埃琳娜学到一个词“位高者的责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记者是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在体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举，她心目中的理想记者是内莉·布莱和罗伊斯·莱恩的混合体，尤其是在为高中校报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为主编之一）后，走上记者之路对她而言更是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可以在俄亥俄州的范围内选择多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奥柏林学院和丹尼森大学（提供部分奖学金），母亲希望她第一志愿就选择奥柏林，但参观了奥柏林学院之后，该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扰：穿背心短裤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里闲逛，想到可能会有男生随时闯进自己的房间，甚至浴室，她就觉得害怕。在校园里的一座建筑门口，她看到三个穿流里流气的花衬衫、留长头发的学生坐在台阶上吹哨笛，对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学生举着横幅静默示威，横幅上写着“打仗最没劲，不如嗨起来”“总统算个屁”“为了和平扔炸弹，好比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埃琳娜觉得，这里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走在奥柏林的校园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挠皮肤的毛衣那样烦躁不安，只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选择了丹尼森大学，同时野心勃勃地为自己的将来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尔·理查德森，这个小伙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不到一个月，两人就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打算相当稳妥，并且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在克利夫兰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在西克尔高地买房子，生许多孩子，他进入法学院，她成为记者。结婚并搬进西克尔高地一处租来的复式住宅后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学院录取，理查德森太太成为致力于报道本地新闻的《阳光日报》社的初级记者。尽管薪酬微薄，但她觉得这里是个有利于职业发展的好，待时机成熟，她或许可以跳槽到克利夫兰的“真正”报纸——《实话报》社去，虽然她并不想离开西克尔，也无法想象去到别处养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实报道了当地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城市政策、地区新规颁行后对本地事务（从桥梁到绿化）产生的各种影响，尽力与其他初级记者同事（比她小一岁的德赖特）分担责任。《阳光日报》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个孩子，她都能休六周产假。伊奇出生时，理查德森太太蓦然惊觉，自己竟然还在这家报社待着，虽说已经成为高级记者，但她的职责依旧是报道琐细的小故事和小新闻。而当年的同事德赖特却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论坛报》社找到了工作。但她也早就发现，自己或许并不愿意挖掘那些意义更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愤懑的悲剧，而且时间过去得越久，到别处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实话报》社以及无论其他什么报社应该不会有兴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岁，带着四个孩子，有许多家庭责任需要履行，从未报道过大新闻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