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1/2）

六七

村里老人不一定记得自己生于哪年，却都记牢日本佬投降的年份：是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爷爷时常讲，这年夏日里的一天，美国佬在日本投下一颗原子弹，隔两天又投一颗，然后日本佬就乖乖地宣布投降。用老保长的话讲：美国佬的两个蘑菇弹把日本佬的两个卵蛋都炸成肉酱。但同时也把他炸成一个穷光蛋、晦气鬼，以前在赌桌上的进账哗哗哗出去，挡不住，摧枯拉朽的。

鬼子投降初期，窑子里生意出奇的好，嫖客赌棍洪水泛滥的多，都是趁乱作乱掠到横财的贼鬼烂佬，赌注下得大，心眼黑得辣，不守规矩，耍鬼名堂。老保长不知深浅，不出半月老本已输个精光。不甘心，借钱博，又输光，欠下一屁股赌债，剩下狗命一条。债主怕他赖账跑路，把他剥光衣服，关进窑子地下室，派出七号去搬救兵，筹款来要命。

七号从此一去不返，这也是符合这些号的人性的。

眼看老保长只有等死，却意想不到等来救星。一日上午窑子里外清风素静的，人都还在睡大觉，只有院子里的花草醒着，在阳光下争奇斗艳，吐故纳新。突然，院子的朱红大木门被生生撞开，闯入一女子，人称长官，三十出头，长得标致，穿得普通，却是一副凶相，带一队宪兵，进门就放两枪，把两条嗷嗷叫的狼狗杀掉，然后封死门前屋后，抓人。抓的是那大婊子，她正在浴缸里洗澡，当兵的不敢进，女长官亲自上阵，三下五除二，用一个被套把她裹个严实，对她当场审问。审问完，交给当兵的，押上车，抓走。

女长官不走，指挥手下在大婊子的两层楼的一楼客厅摆好桌椅，叫人把隔壁三层楼里的所有号一个个带过来审问。审问分两项内容，一是要她们揭发大婊子做汉奸的事，二是向她们打听上校的下落。当时老保长已在地下室关了三日三夜，当兵的发现他时，他已饿得肚皮贴在背脊上，脚长在手上，走路得靠手，扶着墙走。走出地下室，他已经累倒，口吐白沫，要死不活的样子。窑子里零食多，饼干、糕点、糖果、香烟、酒水，像农家院里的鸡粪，四地散落着。

老保长讲：“我见什么吃什么，吃到又是口吐白沫为止。”

女长官最后一个提审他，那时太阳已经西下，院子里一蓬芙蓉树在经受一天阳光的暴晒后，花朵蔫耷耷的，但夕阳的光芒依然照得它一团桃红，红得刺眼。此时的老保长已死过两回，一点不怕死，他知道要去见谁、做什么——那些号受审回来，叽叽喳喳的，把女长官形容成一个女魔头，目光刀子一样尖，发火时把乌黑的手枪从腰里掏出来，拍在朱红漆亮的桌面上。那是那大婊子的餐桌，老保长曾在那儿吃过饭，印象很深，桌面光滑得像绸缎子，红亮得像漆过血精，可以对它照镜子。老保长满嘴酸水，打着饱嗝，在红桌子面前坐落时，首先从桌面上看见女长官的脸，晃晃悠悠的，像浸在水里。

“起先我一直低着头。”老保长讲，“我不敢抬头看她，又惦记着桌上有没有手枪和刑具什么的，便偷偷看。”

没有手枪，没有刑具，什么也没有，桌面像镜子一样干净，只见桌沿上支着两只袖着浅白碎花的肘子，中间夹着一张女人模糊压扁的脸。桌子底下，跷着一副二郎腿，左腿搁着右脚，露出右脚白皙玲珑的脚踝。此时的老保长对女人的心肠基本上还是个糊涂蛋，但对女人的身体已经研究透，看这脚踝，他知道这一定是个生相标致的女人，身形偏瘦，年纪在三十岁上下。

“抬起头来！”女长官发话，“你是这里什么人，怎么身上臭烘烘的？”

老保长抬头看她，左看，眼睛发亮，右看，脑袋发黑……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地方遇到她。他以为自己还关在地下室做噩梦，扭自己大腿，大腿生生的痛；看窗外，斜阳的光芒从窗洞里亮亮地射进来，绝对不是在地下室；再看她，左看是她，右看还是她，而且她刀子一样尖的目光在他痴痴的注视下，削铁如泥似的，明显收起了尖芒，露出疑惑和惊讶，也可能是惊喜。

六八

刚才还是月黑风高，而风是会拨开乌云吹来月亮的。时值古历十月，蛇虫百豸死掉的死掉，躲掉的躲掉，销声匿迹，夜深人静。当老保长闭口时，我听得见月光在屋顶上走动的声音，它们赶着黑暗，走入天井，爬上墙，天井变得更大，也更静了。

爷爷讲：“月光爬上墙，人爬上床。”

这是劝我睡觉的道理。爷爷讲道理的水平一套一套的，睡觉是睡觉的理，起床有起床的理，什么东西都有理。要讲道理，我笃定，爷爷的水平高高在上，没人能占他上风。但讲故事和吵架的水平，老保长绝对在他之上。老保长吵架，操爹日娘，句句带把子，可以把死人气活，活人气死；讲故事能从赌桌上讲到响床上，从白花花的银子讲到白生生的奶子，从白生生的奶子讲到红滴滴的x，可以把每个好人教坏。他见酒就喝，喝了就醉，醉了就讲，不分场合，不知疲倦，一个故事能讲几十上百遍，也把好多好人教坏几十上百遍，至少在心里吧。你看他不停地把一个个老故事颠三倒四地讲，以为他早已倾家荡产，想不到还埋着这么大一个金矿。我无法想象一个整天酒醉糊涂的人是靠什么锁住这个金矿的，正如无法想象一个老酒鬼守着一缸老酒不喝一口。这个事实让我对老保长肃然起敬，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尊敬他。

月光在老保长不语时显得更亮，好像沉默真的是金子，可以发光，照亮月光。老保长讲故事有门道的，每讲到关键处，总要停下来喝水，重新点一支烟。这是吊人胃口，也是为了把故事讲出门道：好像讲不下去，其实是要个停顿，摆个样子而已。

摆完样子，老保长又开始讲——

这女长官是什么人呢？就是把太监调去做军统特务的那人。这人你们总该听闻过吧，太监救过她命，还给她当过接生婆。我头一回去上海，在太监诊所里曾跟她撞过一面，半夜三更，她乘一部黑轿车来。那天真见鬼了，我不该在诊所反而在，太监该在诊所反而不在，两个“反而”好像是摸了她两只奶子，叫她很生气，对我一通训和审，好像她是警察我是流氓似的，好像我真摸了她奶子。她奶子是蛮鼓的，条杆也上好，手长脚长的，上床笃定是把好手。可那时我在窑子里已经玩了一只金元宝的女人，吃饱了撑的，红烧油肉也不想吃。我只是奇怪，她一个女的，年纪轻轻，怎么训人的口气那么老到，跟练过似的，张口就来，接二连三，句句盘到我底细。我照太监事先教的，讲土话，装傻子，一问三不知，只管点头哈腰，赔笑脸。她看我是个土鳖，听不懂她话，回头自己翻箱倒柜寻了一些酒精纱布走。这时我才知晓她来找太监是去救人命的，太监不在只好自己先去急救一下。临走她交代我，要太监回来后迅速去寻她，她叫姜太公。完了想起我是个“聋子”，她从头上拔下一支玉簪，丢在案台上，意思是这代表她。

她头上本是对着插着两支簪子，拔下一支，头发散开一撮，她索性拔下另一支，一头长发瀑布一样泻下来，散在肩头，披在背上，拖到腰线。她穿的是草绿的紧身旗袍，配上一身乌黑长发，整个人顿时柔媚得闪闪发光起来，像奶罩，明明是加盖一层，却比扒掉一层更撩人。她很会打扮自己，用手上的簪子把头发稍稍理一下，又活活添一份妩媚，有窑子里那些号的姿色，但又比那些号雅致清爽。我看着她出门，一扭一扭走，钻进车门，那腰身，那屁股，把黑暗都照亮。我当时想，操他妈的，老子睡了一只金元宝的号都不及她漂亮。我后来跟那些号来事时，脑子里经常想的是她，有时不行了，乌龟了，一想起她就行了。俗话讲人丑x不丑，x丑毛盖着，跟女人那个，紧要的是想头，x是次要的……

老保长满嘴是x，下流到底。爷爷听不下去，让他别讲这些，他还不高兴，发脾气，要走。走是假，讨个好是真。好好好，父亲出来打圆场，递烟又点烟，劝他接着讲。从后面讲的情况看，他好像真有些生气，至少是泄了气，讲得浮皮潦草的，要不断追问才能问清一些事实。

“后头的事就简单啦，”老保长讲，语焉不详，声音里透出一股没有泄尽的怨气，“她派我去北京找太监。”

“谁？”父亲问，“谁派你？”

“这还用问？”老保长讲，“当然是姜太公。”

“她怎么知晓他在北京？”爷爷问。

“你说呢？”老保长哼一声，反问，“人家已在那儿拎人审问了一整天，什么事不知道？这些风尘女子哪有什么道义，基本规矩都没有的，包括七号也是下三流，你好她好，你不好她更不好。面对宪兵，对着乌黑的枪口，她们可以把肠子奶子都掏出来，这就是婊子。总之，审我前她已从各路打探到，太监曾被那女汉奸弄去北京养着。当时这女汉奸刚在北京被抓牢，报纸上都登了的，她自然想到太监可能也被当汉奸抓牢。想想看，汉奸养的男人能是好人吗？不抓他抓谁？谁了解他太监的底细啊，只有她姜太公，她想救他，便派我去找他，我就这样去了北京，当时叫北平……”

“不，”父亲打断他，“你先别去，先讲明她干吗派你去？”

“就是。”爷爷附和道，“她手下那么多兵，干吗非派你去？”

“干吗？”老保长提高声音，分明是冲着爷爷撒气，“因为养他的人是个大汉奸！报上登着，风口浪尖的，社会上都睁大眼盯着，你不先摸个底就派人去公事公干，不遭人风言风语吗，万一太监真做了汉奸呢？多难堪。派我去，能进能退，进可以救他，退可以放手不管。你以为她姜太公的名头是白取的？她心机比姜太公还深厚，事事想得周全，进退自如。天晓得，她知晓，除了派我去，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

六九

老保长是以上校娘舅的身份去北平的。父亲已亡，母亲一双裹成粽子一样的小脚，不便出远门，派娘舅去寻，名正言顺。为了把事情做实，姜太公先安排老保长回家，和上校母亲合一张影，做证据。这事情很简单，麻烦的是老保长两手空空回来，先前典给当铺的田产房契，掌柜的着急要转手，一堆手续要办。此时他作为保长的名头和地位已坍掉，人家发了国难财，在镇上有钱有势，比他狠，不办手续就关你黑屋子。周折一番，七八日过去，等他回到上海已挨拢农历十月半。在上海又耽搁数日，出发的日子正好是十月半。这日深夜十点，姜太公亲自开吉普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一路上，四方瞅见磕头烧纸钱的人，街头巷尾，香火缭绕，鬼影幢幢。十月半是又一个鬼节，俗称下元节，是三大鬼节的收官之节。

这个日子上路，老保长心头多少有些不祥的预兆。

火车一路北上，也是一路停。一半是临时停，停下来都是一件事：查证件，抓汉奸。这年月，汉奸不是关在监牢里就是逃在路上，火车人多，好掩护，是汉奸逃跑的首选路线。老保长手头有一本证件，是姜太公给他备的，蓝面子，黑印章，有见官高一级的权威。坐他对面的是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眼镜，穿长衫，言少笑多，待人彬彬有礼。首次查证件，他顺便刮了一眼老保长证件，然后便对老保长恭恭敬敬，给他递烟买包子，跟勤务兵似的。车上有不少军人，士兵军官，成群，吆三喝四，把自己当战斗英雄，把布衣百姓当鬼子，手下败将，想训斥就训斥，要座位就得让，横行霸道。书生悄悄对老保长讲，中国要有这么多战斗英雄，日本佬该早滚蛋了。

这也是老保长的想法，两人因此有好感，一路攀谈。

车到镇江，要加挂一节车厢，据说车厢里全是黄金和保卫黄金的机枪和机枪手。黄金哪来的不知道，只知道是要去南京。火车迟迟不发，两人在月台上抽烟、散步、聊天，一个大大咧咧，一个毕恭毕敬，一前一后，一问一答，倒真有些主仆的样子。上车前，书生从随身拎的皮包里摸出两盒烟送给老保长，请求做他随员。老保长纳闷天下怎会有这么好的事，对方以为他在犹豫，又塞给他两块银圆。这反而引起老保长一些犹豫，怀疑他来路不正。但又想前回查过他证件，没问题的，看人相也是有模有样，干吗客气？他先接过银圆揣入胸口暗袋，再接过烟塞入裤袋，然后拍拍书生肩膀，以保长的口气讲：

“好，就这么定了。”转眼又退一步，“要不我做你的随员也可以。”

“不不不。”对方连连摇头，“我是随员，我是你的随员。”

随后一路上，老保长都把他当随员向人介绍，他也一口口称他为“头”，照顾周到。老保长心想这真是遇见鬼了，平白无故捡个大便宜。火车总是停，也总是在开，只是慢。徐州是个大站，下去半车人，一路拥挤的车厢一下空出不少座位。老保长对随员讲，这才叫坐火车，刚才连牛车都不是，满车厢都是屁臭、吵闹。随员讲，待会儿将上来更多人。

他是有远见的，后来果然上来更多人，车厢里人头攒动，连行李架上都爬满孩子，他们根本不敢下来，下来就可能被挤扁。不过随员是看不见这些了的，因为他在这些人上来前已被宪兵带走。虽然他身上有证件，但宪兵手上有他照片，在照片面前，证件屁都不是，哪怕老保长把证件调给他也免不了他罪——他是在逃的汉奸！这件事让老保长受到教训，好像身边每个人都可能是汉奸。后来一路上他再没有接人家一支烟，随员给他的烟和银圆也如数交给宪兵：这是他受骗的证据，必须交出来。

事实上他不缺钱，姜太公是给足盘缠和开销费用的，包括御寒的棉大衣和大棉鞋，虽然是二手货，兴许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但到了北平，没它们你可能成死人，冻死！火车一路北上，季节一路入冬，农历十月半的上海，白日是夏天，夜里是秋天，到了北平，日里夜里都是严冬，北风呼啸，寒风凛冽。

火车在半夜里，在一层雾白的霜气里开进北平，头一夜老保长将就寄宿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店，因时值凌晨，他跟店小二讨价，只付半夜房费。小二同意，同时也刻薄他，把他排进没暖炉的一间冷屋，冻得他头皮发麻，清鼻涕直流。

第二天，他住进一个四合院，院内蹲一棵古松，形状古怪，侏儒似的，杆粗个矮，枝丫曲直有度，有造型，显明是人工精打细作过。七八间正屋偏房都贴着白纸黑字的封条，单有一间灶屋和下人寝室，门窗上贴的是红色剪纸，有字有图，内容都是喜庆的，只是历经风吹日晒，一律褪色，有的破损，有的卷角，与四周的封条合配出一副败落相。一个断手佬守着偌大一个空院，寂寞使他对老保长的到来绽放出热烈而夸张的笑容。这也是老保长心里的笑容，因为他预感自己时来运转了。

七十

盘缠，证件，照片，是寻不着人的。寻人得靠人，当地人，地头蛇。

爷爷讲：“强龙不压地头蛇，天大地大地头蛇大。”

姜太公在上海是一条暗龙，地头蛇，而各地的暗龙、地头蛇是响应的，如官官相护，青帮黑路私通一起一个样。临行前，姜太公交给老保长三封信，密封，编了号：1、2、3，张三李四，单位地址，一一写明，让他依次去寻人。运气好，三人中必有一主认他这个“娘舅”，帮他去寻见可能落难的“外甥”。寻到人该如何应待，一是一，二是二，分门别类，都有相应方案和禁令，不能擅自发话，只能照令传令。运气不好，路路不通，他自行回家，销毁证件，不准对任何人提这事，提了她也不认，将会当他骗子论罪。

老保长没想到，运气出奇的好，寻的第一人——1号信主——便认下他，待他客气，安顿他住处，满口答应他所求——与外甥见面。好似上校就在他工厂里做工，可随时安排他们会面，先去洗尘歇息吧。便来到四合院，见到断手佬。封的院子，曾经是个汉奸窝，关着太多汉奸的故事。断手佬靠山吃山，满嘴巴喷着一个个汉奸故事，几天几夜讲不完。至此至时老保长恍然有悟，姜太公为什么有那么多忌惮和禁令，因为这年月汉奸实在太多啦，当汉奸实在太容易啦，上校被大汉奸包养，罪名上已是汉奸，谁敢保证他实际里不曾失过节？失过节，她周折此事便是自取其辱。

断手佬是有故事的，曾是飞行员，去过美国，到过缅甸，跟鬼子打过空仗，最后一仗飞机坠落悬崖，一个大铁家伙摔个粉碎，他却命大，只摔掉半只胳膊。老保长跟他一个炕上睡过几夜，对他印象深，有感情，讲他讲个没完，直到爷爷和父亲把他拉回来。

爷爷讲：“这人的故事大，一时讲不完，改天讲吧。”

父亲讲：“现在讲上校的事，他在哪里？”

第二天晌午时节，便有人乘黄包车来，又乘黄包车去，领着“娘舅”去那胡同的监牢里会见“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