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的片段（1/2）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亨利走了整整一天了，我和爱尔芭去麦当劳吃晚饭，我们玩了“小猫钓鱼”和“疯狂八字”；爱尔芭画了幅画：一个长发小女孩乘着一只小狗飞翔，我们一起挑选她明天上学穿的衣服。此刻，她上了床，我坐在前厅里，试着读读普鲁斯特的书，但每次读起法文总让人昏昏欲睡，在我就要睡着时，客厅里传来一声巨响，亨利倒在地板上，颤抖，他那么苍白、冰冷——“救救我。”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我赶忙奔向电话机。

后来：

抢救室：荧光灯下灵薄狱 319 的景象：浑身是病的老人，妈妈带着发烧的孩子，那些少年——医生正在手术室里把子弹从他们伙伴的身体里取出来——他们今后将在仰慕他们的女孩面前吹嘘不已，可现在一个个却耷拉着脑袋，无比困倦。

后来：

一间白色的小房间：护士们把亨利抬上床，揭开毯子。他睁开眼睛，凝视我，又把眼睛闭了起来。一位金发实习生把他全身检查了一遍，一名护士测了他的体温和脉搏。亨利在发抖，抖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整个床都跟着在抖，后来连护士的手臂都抖了起来，就像七十年代汽车旅馆的那些电动床。住院医生过来，依次检查亨利的瞳孔、耳朵、鼻子、手指、脚趾、生殖器。她们开始用毯子和某种像是金属铝箔的东西包裹他，再用冰袋包起他的脚。房间里很温暖，亨利眨了几下眼睛，又睁开了，他想说些什么，像是在叫我的名字。我把手伸到毯子下面，握住他冰冷的双手。我看了看护士。“需要加热，让他自身的体温上来，”她说，“然后还要继续观察。”

后来：

“九月里怎么可能会得低体温症 320 呢？”住院医生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问他吧。”

后来：

早晨，我和查丽丝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她正吃着巧克力布丁。亨利在楼上的病房里睡觉，金太陪着他。我盘子里有两片吐司，浸透了黄油，我一口也没吃。查丽丝旁边还坐着一位，是肯德里克。“好消息，”他说，“他的体温已经升到三十六度四了，大脑好像也没有受伤。”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感谢上帝，这是我心中惟一的话。

“这样，嗯，等我结束圣路克医院那边的工作，我会过来再检查的。”肯德里克说着，站起身来。

“戴维，谢谢你。”在他就要出发前，我才说了一句。肯德里克微微一笑，离开了。

后来：

默莉医生走进来，身后跟着一名印裔护士，胸牌上写着：苏。苏端来一只大盆、一个温度计和一只水桶，不管用什么方法，总之很原始。

“早上好，德坦布尔先生，德坦布尔太太，我们要让您的脚重新回暖。”苏把盆子放到地上，默默地走进卫生间。水哗哗地流。默莉医生身材高大，一头美丽的蜂窝式发型，只有某些特别令人难忘、特别美丽的女黑人才梳得好看。她宽大的身体从白色外衣的边褶处开始，渐渐缩小，一路下去，到达鳄鱼皮平跟女鞋里两只完美的脚。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针管和一次用量的针剂，并把药剂吸进了针管。

“那是什么？”我问。

“吗啡，接下来会很疼，他的脚快不行了。”她轻柔地抬起亨利的手臂，亨利默然地伸给她，仿佛她在纸牌游戏中赌赢了他的手臂一样。她下手很轻柔，针头一滑进皮肤，她便推下注射器的活塞，过了一会，亨利发出一声感激的呻吟。默莉医生把冰袋从亨利的双脚上移开，苏端着热水出现了。她把热水放在床边，默莉医生降下床，两个人摆弄着让亨利坐起来。苏量了量水温，把水倒进盆子，又把亨利的脚浸在里面。亨利剧烈地喘着气。

“能被救回来的皮肉组织都会变成鲜红色。如果不像煮熟的龙虾，那就出问题了。”

我看着亨利的双脚，它们漂浮在黄色塑料盆里，白得像雪、白得像大理石、白得像钛、白得像纸、白得像面包、白得像床单，要多白就有多白。亨利冰冷的脚让一盆热水变成了温的，于是苏去换水，温度计上显示为41度，五分钟后，就只有32度了，苏不得不再去换水。亨利的脚像死鱼一样晃动，眼泪从他的颧骨上滚落，在他的下颚上消失。我擦拭他的脸，爱抚他的头，等待他的脚变成鲜红色，就像等待在盛满化学药水的盘子里的胶片显出影像来。他的脚踝处出现了一些红色，左脚上的红色扩散开来，在脚后跟上方形成红色的斑点，最后，一些脚趾也勉强地露出了羞红。可是他的右脚上依旧是顽固的苍白，踝关节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些粉色，却再也没有扩散下去。一个小时后，默莉医生和苏小心地把亨利的脚擦干，苏往他的脚趾头间夹了些棉花。她们让他重新躺好，在他的脚上加了支架，这样就没有东西会碰到它们了。

后来：

夜很深了，我在仁爱医院，坐在亨利的床边，看着他熟睡。高梅兹坐在床另一侧的椅子上，也睡着了，他的头仰在后面，张着嘴，还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转动几下脑袋。

亨利一动不动，安安静静的。静脉仪不停地发出短促的声响。床脚有个像帐篷一样的装置，巧妙地把毯子置高，避开原本他双脚所在的地方，可是现在亨利的脚已经不在那儿了，冻伤毁了它们。今天早晨，亨利脚踝下方的部分都被截去了。我无法想象，我努力不去想象，毯子下面是什么景象。亨利的双手扎着绷带，伸在毯子外面，我握住他的手，如此冷，如此干，腕部如此地脉动，它在我手中如此地真实。手术后，默莉医生问我要如何处理亨利的脚。装上假肢应当是正确的回答，可我只是耸耸肩，望向别处。

一名护士进来，朝我笑笑，给亨利打了针。几分钟后，他发出了几下叹息，就像毒品罩住了他的大脑，他把脸转向我，微眨了下眼睛，继续睡了。

我要祷告，可我想不起来祷词，脑子里全都是：嘛呢嘛呢嘛呢哞，抓住老虎的脚指头，要是它吼，赶快放它走，嘛呢嘛呢嘛呢哞。哦上帝啊，别这样，别这样对我好吗？这条蛇鲨终究是个怖悸种 321 。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快去找医生。你怎么了？得去医院。我要截肢了，截得很厉害。把绷带拆开，让我看一下。嗯，截了那么多啊。 322

我不知道时间，外面的天空开始放亮。我把亨利的手放回到毯子上，他防备性地缩回胸前。

高梅兹打了个哈欠，尽力舒展他的双臂，把手关节弄得咯咯作响，“小猫，早上好。”他说着，起身笨重地走进卫生间，我听见他的小便声，这时亨利睁开了眼睛。

“我在哪？”

“仁爱医院。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亨利盯着天花板，然后，缓缓地，他自己坐起来，靠着枕垫，瞪着床脚。他往前倾身，伸手去摸毯子下面。我闭上眼睛。

亨利发出了尖叫。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二（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亨利出院回家已经一个星期了。他整天都在床上，蜷缩着身体面向窗外，在吗啡的间歇影响下时醒时睡。我试图喂他汤、吐司、通心面和奶酪，可他吃得很少，话也很少。爱尔芭在旁边转来转去，静静地、焦急地取悦他，给她爸爸橘子、报纸、她的泰迪熊，可亨利的微笑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送来的东西在床头柜上堆成一堆，他也没有动过。一位手脚麻利的护士索尼亚·布朗每隔一天来一次，帮他换衣服，对他好言相劝，不过，当她钻进那辆红色的大众甲壳虫后，亨利便又失去了自我。我帮他用便盆，帮他换睡衣，我问他感觉如何，需要什么，他或者含糊地回答，或者什么都不说。尽管亨利就在我眼前，可他已经消失了。

我拎着一篮换洗衣服路过走廊，经过卧室时，从微微开启的门缝里看见亨利，他缩在床上，爱尔芭站在他身边。我停下来看她，她站得笔直，双臂垂在身体两侧，黑色的辫子在背后晃来晃去的，蓝色的圆领衫拉得都变了形。早晨的阳光泻进房间，把一切都冲洗成了黄色。

“爸爸？”爱尔芭轻声细语地说，亨利没有作答。她又试了一次，更大声些。亨利翻过身来，蜷起身子。爱尔芭坐到床边，亨利闭上眼睛。

“爸爸？”

“嗯？”

“你会死吗？”

亨利睁开眼睛盯着爱尔芭，“不会。”

“爱尔芭说你已经死了。”

“那是未来的事，爱尔芭，还没到呢。告诉爱尔芭她不该对你说这些事。”亨利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这些都是出院后新长出来的。爱尔芭坐着，双手交叉地放在大腿和膝盖上。

“你以后一直都要这样躺在床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