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创造美好生活(2/2)
“需要多久?配齐一套器材就要不少时间吧。”
“我会通知你的。婚礼是什么时候?”
“十月二十三日。”
“嗯,多大剂量?”
“一毫克起始,逐步增加。”
本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在这间冷冷的屋子里,昏暗的灯光照得他又老又黄,皮肤像纸一样。本一部分灵魂一定很喜欢这个挑战(嗨,我们来复制这种最前沿的新药吧,还没有人弄出来过呢!),可另一部分却不想冒这个险。“亨利,其实你不确定多巴胺就是你的病因。”
“你也看过那些扫描图。”
“是看过。可为什么不忍一下?治疗或许会让你的问题更糟糕。”
“本,想想看,如果我现在打个响指——”我站起身来,靠近他,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此刻正站在艾伦的卧室里,一九八六年——”
“——我会宰了那个狗娘养的。”
“可你做不到,因为你那一年没有那么做。”本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你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他仍会生那种病,你也仍会被染上,一切照旧。你还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死去,你又会是什么感觉?”本坐在折叠椅上,没有看我。“就是那种感觉,本。我想告诉你,是的,有时是很有趣。可大多时候都是迷路、盗窃和千方百计地想要——”
“对付。”本叹了口气,“上帝,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受得了你。”
“新鲜感?年轻英俊的容貌?”
“做梦吧。嗨,你会不会邀请我参加婚礼?”
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料到本也想来。“哦,真的?你想来?”
“总好过葬礼吧。”
“太棒了!到时候,教堂里我这边的队伍要不断壮大了,你是我第八位贵宾。”
本笑了起来,“把你的前女友都请来吧,那样就破纪录了。”
“那我绝对死无全尸了,她们都想把我的脑袋挂到竿子上去呢。”
“嗯,”本起身,在一个抽屉里翻找,他拿出一个空药瓶,又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大瓶胶囊,他打开盖子,往小瓶子里倒了三粒,扔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他,打开瓶盖,倒了一粒在手中。
“这是混合了抗抑郁药的天然止痛安定。它能——喂,别——”药丸已经从我的嘴里下了肚。“它含吗啡的,”本叹了口气,“你对药物的态度,太傲慢、太不负责了。”
“我喜欢鸦片。”
“肯定的。可你也别指望我会让你吃上一吨那玩意。如果你觉得它可以让你安然度过婚礼,就告诉我一下,万一我造不出那种新药来。每粒能维持四个小时,所以你得吃两次。”本对着瓶子里还剩的两粒点了点头。“别当好玩把那两片也吞了,拜托。”
“以童子军的荣誉发誓。”
本哼了一声。我付了他药钱,然后就走了。我下楼梯时,一阵热流袭来,我停在最后一格台阶上,充分享受着。它持续了一会,不管本往药丸里掺了什么,效果太棒了,仿佛是十倍的性高潮再加上可卡因,而且越往后越强烈。我从前门出来,又撞到了高梅兹。他居然一直在外面等我。
“搭我的车吗?”
“好呀。”我被他的关心深深打动,或者是他的好奇心?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那辆雪弗莱的两个前车灯全都被砸烂了,我爬了进去。高梅兹也上了车,用力关上车门。他耐心地劝诱车子发动起来,然后我们出发了。
这座城市灰暗而邋遢,又开始下雨了。雨点大粒大粒地敲打着挡风玻璃,敲打着我们经过的那些房屋和空地。高梅兹打开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里面正播着查尔斯·明格斯 192 的歌,我觉得节奏太慢了,可是一转念,慢又怎么样呢?这是个自由的国度啊。阿希兰街坑坑洼洼的,让人头痛,不过其他方面还不错,事实上是很好。我的头欣快地晃动,像是从破碎的温度计里逃逸出来的液态水银,那些药物微粒的亿万只小舌头舔着我的神经末梢,我只能这样来克制自己,不发出愉悦的呻吟。我们沿途经过了纸牌神算子、彼得洛轮胎店、汉堡王和必胜客。伊基·波普的名曲《我是个乘客》穿过我的脑海,和明格斯的歌交织在一起。高梅兹说了些什么,可我没有听清。
“亨利!”
“嗯?”
“你这是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一种科学实验之类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天文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回答。”
此后我们一直没有说话,车子开到克莱尔和查丽丝的公寓下,我困惑地看着高梅兹。
“你需要找个伴。”他温和地对我说道。我没有拒绝。高梅兹领我走进前门,然后我们一起上了楼。克莱尔打开门,所有紧张不安、如释重负,甚至是有趣的神情,一下子都显露在她的脸上。
克莱尔:百般劝说之下,亨利这才躺上了我的床。我和高梅兹一起坐在客厅里,边喝茶边吃花生酱奇异果酱三明治。
“你这个女人,该学学烧菜了,”高梅兹装腔作势地说,那口气,就像查尔顿·赫斯顿 193 在宣读十诫似的。
“就这几天了。”我把糖放进茶杯,“多亏你把他接回来。”
“为你赴汤蹈火也不惜,小猫咪。”他开始卷香烟。高梅兹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一个边吃饭边抽烟的,我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点起烟,看着我,我的双手交叠在胸前,“说说看,先前究竟是个什么小插曲,嗯?我知道,去爱心药房的不是得了艾滋就是癌。”
“你认识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惊,高梅兹什么人都认识。
“我听说过他。我妈妈以前做化疗时,常去本那里。”
“哦。”我分析了一下形势,努力搜索一些比较妥帖的词句。
“也不知道本给他吃了什么,反正他现在相当迟钝。”
“我们都在找一种药,希望能帮助亨利留在现在。”
“如果是为了日常服用,他看起来也太恍惚了。”
“你说得对。”要不减少剂量?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做了什么?”
“纵容教唆这个混世魔王,居然还要嫁给他。”
亨利在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高梅兹却伸手抓住我。
“克莱尔,别——”
“高梅兹,让我过去。”我坚定地看着他,一段漫长而难堪的停顿,他垂下眼任我去了。我快步走过走廊,进了我的卧室,关上门。
亨利伸展着四肢,就像只猫,脸朝下,躺在床的对角线上。我脱下鞋,躺到他身边。
“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亨利翻了个身,微笑着,“天堂,”他爱抚着我的脸,“和我一起快活么?”
“不。”
亨利叹了口气,“你真好。我不能带坏你。”
“我不好。我很害怕。”我们这样静静地躺了好久。正午刚过不久,阳光明媚地勾勒出我的卧室:弧形的胡桃木床架,金色和紫色的东方小地毯,梳妆台上的梳子、唇膏和护手霜,在跳蚤市场上淘回来的扶手椅,上面一本《反自然》 194 稍稍遮住它下面的一期杂志,那是利昂·高乐布 195 做封面的《美国艺术》。亨利穿着黑袜子,一双瘦骨嶙峋的长脚腾空露在床沿外面。在我眼里,他真的很瘦。他闭着眼睛,或许是感觉到我凝视的目光,他又睁开眼来,微笑地看着我。他的头发散落在脸上,我把它们理了回去。
亨利抓起我的手,亲吻我的掌心。我解开他的牛仔裤,一把捉住他的弟弟,亨利却晃了晃脑袋,握住我的手。
“不好意思,克莱尔,”他轻柔地说,“这药里面好像有种玩意让我的宝贝短路了。过一会儿,也许。”
“我们的新婚之夜一定会很好玩。”
亨利摇摇头,“结婚那天我不能吃这个。这玩意太过头了,本真是个天才,不过他以前处理的都是些快死的人。不管他往这药里掺了什么,那种感觉离死也不远了。”他叹了口气,把药瓶放在我的床几上。“我该把它们寄给英格里德,这对她来说再完美不过了。”我听见前门开了,然后又被猛地关上,高梅兹走了。
“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问。
“不,谢谢。”
“本还要为你配别的药?”
“他会试试看。”亨利说。
“要是配错了呢?”
“你是说万一本搞砸了吗?”
“是呀。”
亨利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俩都知道我起码能活到四十三岁。所以别担心。”
四十三岁?“那四十三岁以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也许已经找到让自己停下来的方法了吧。”他抱住我,我们都不做声了。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亨利依然睡在我身边。在闹钟夜屏幽幽的光照下,那只小瓶子里的药发出红色的微光。四十三岁?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克莱尔二十二岁,亨利三十岁)
克莱尔:我来到亨利的家,打开灯。我们今晚要去看歌剧,是《凡尔赛幽灵》。因为抒情歌剧院没有迟到席,所以我慌慌张张的,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亨利不在这儿,我非常生气,这样我们都会迟到。他是不是又消失了?这时,我听到呼吸的声音。
我站着不动,那是从厨房里传来的。我冲进厨房打开灯,亨利正躺在地板上,穿得整整齐齐,身体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僵硬的姿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我站在那儿,他低低地发出了一个声响,那种非人的声音,“咯咯”地从脖子里传出来,通过又紧又窄的牙缝被挤到外面。
“哦,天啊!哦,天啊!”我拨了911。接线员保证几分钟后就来人。我瘫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盯着亨利。一阵怒火涌上心头,我从书桌抽屉里找到亨利的名片簿,拨了一串电话。
“喂。”远处传来微弱的声音。
“你是本·马特森?”
“是的,请问您是……?”
“克莱尔·阿布希尔。本,听着,亨利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话都说不出来了。你搞的什么鬼?”
“啊?妈的!快打911!”
“我打了——”
“那是模仿帕金森病做出来的药,他现在急需多巴胺!赶紧告诉他们——妈的,到医院给我打电话——”
“他们已经到了——”
“好的!一会给我打过来——”我挂上电话,面前就是救护人员。
救护车随后驶进仁爱医院,亨利被推进病房,护士给他注射,在他身体上插入输液管,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旁接着监视仪,放松地沉睡着。我一抬头,一个高而憔悴的男人站在病房门口。我这才想起来,忘记给本打电话了。他走进来,面对我在病床那头站着。房间很暗,过道里的灯光只能勾勒出本的轮廓,只见他低着头说:“对不起。真的非常抱歉。”
我隔着床伸手握住他,“没关系,他会好起来的。真的。”
本摇了摇头,“完全是我的错。我真的不该给他配那种药。”
“究竟怎么了?”
本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我则坐在床边。“可能有很多原因,”他说,“也许只是副作用,在谁身上都可能出现。还有一种情况,亨利可能把配方搞错了。我是说,那是很难记的,我也无从核对检查。”
我们都沉默了。药液从仪器上一滴滴地流进他的手臂。勤杂工推着车子经过门口。最后我问:“本?”
“怎么了,克莱尔?”
“帮我个忙好吗?”
“尽管说。”
“断了他的念头吧。不要再给他药了。药对他没有用。”
本咧嘴冲我一笑,一下子放松了,“珍惜生命,拒绝嗑药。”
“是啊。”我们都笑了,本和我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他站起身来,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没有责怪我。刚才他很可能就死了。”
“可他没有死。”
“是的,他没有死。”
“婚礼上见吧。”
“好的。”我们站在过道厅里。在刺眼的荧光灯下,本看上去如此憔悴、病弱。他头一低,转身沿着大厅走了。我回到昏暗的屋子里,亨利躺着继续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