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手记(代跋)（2/2）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第128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幺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幺关系吗？如果这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尻子松了吗？

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为什幺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人集体行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幺样的法网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166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爱社会主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持边疆，来到西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持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182页）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185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幺样的人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

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仅仅一个68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or）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157页）

也许，我们真的只有在与一幅画的结合中才能领会那被隐藏的东西。这幅画，就是作者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所选入的最后一篇小说《黑戈壁》：

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重，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供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在审美似的悲切、期待与满足中回味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夹边沟的往事吧，尽管我们依旧怀疑再骚动不安的戈壁，是否也能生长出思想的大树。当然，芨芨草和胡是有的，我在戈壁滩上也见过。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2002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书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一本，而且希望我能写点什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刊物，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当时看来有什幺问题，所以评论也就没有发。于是就这样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我还没有看到），而且有了新的评论，于是就再次想到此类记事能否或如何才能生长出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