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手记(代跋)（1/2）

杨显惠

1965年至1981年，我在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农建十一师在其建设发展的历史上接收过省、地、县的许多劳改和劳教农场，而我自己又在兵团内部调动过多次工作单位，所以结识了许多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从他们嘴里我知道酒泉县有过一个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12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右派们的叙述在我的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事隔多年后的1997年，我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我想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调查进行了三年，每年用二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边沟。现在我大致搞明白了：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县乘汽车沿酒(泉)金(塔)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涉北大河，再北上数公里，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农场。农场西北八公里处有一片草滩叫新添屯，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分场)。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的后半年，劳改犯被转移，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1961年10月撤销。

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省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陈家琪：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关于《夹边沟记事》的琐记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也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个人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幺朝代的古老故事。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幺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这代人什幺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出眼泪吗？

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幺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幺，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幺到底为什幺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幺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并不感兴趣，最多说一句跟看kb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非得怎幺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谁教育谁呀？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幺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更害怕了，觉得什幺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幺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幺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与这一意义上的善、恶比较起来，出卖、乞求、争抢、偷窃、逃亡、撒谎等等人们在平时所厌恶、所不齿、不屑、不忍的恶行又算得了什幺？在夹边沟，人切身感受到的就是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才渴望生命，而不是相反，因为活着而珍惜生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恐惧是正义及全部道德的根源，因为人会依靠自己受害的经验而走向理智。但这里的理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出卖、乞求、偷窃等等。看看这本书，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最高级的智能和才干都用在了这些平时完全不屑的勾当上，因为不这样就会落入最大的恶――死亡之中。这到底应理解为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还是理解为道德意识的泯灭？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见该书第141页）这实际上是在问：看你们怕不怕？它既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何希金偷粮食可谓绞尽脑汁）的谴责，也是对他的道德意识的泯灭的谴责；在刘振宇看来，这正是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原因；而改造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怕，只有在怕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用到正道上，道德意识也才能高扬起来。利维坦就是一个让人怕的东西。

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第59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