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6花朵（1968年） 第四十四章（1/2）

丽贝卡背着伯纳德和别人发生了婚外情，但她不想对伯纳德撒谎。在悔恨中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遇见了一个真正喜欢的人，”她说，“我吻了他，吻了他两次，真是太对不起了。我不会再这样了。”

丽贝卡很担心伯纳德接下来会怎么说。他也许会马上提出离婚。大多数男人都这样。不过伯纳德比大多数男人都要好。可如果他不动怒，而是感到羞辱，丽贝卡反而会觉得伤心。她会对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造成伤害。

伯纳德对这番坦白的回应与她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你完全可以继续，”他说，“继续和那家伙保持现在的关系吧。”

两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躺在床上。丽贝卡翻过身看着伯纳德。“你怎么这样说呢！”

“现在是提倡自由恋爱的1968年，每个人都有权和自己喜欢的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我是认真的，但没想这么轻描淡写。”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爱我，”他说，“我知道你想和我发生关系，但你需要的是真正的性爱，不能一辈子都满足于跟我过家家。”

“真正的性爱也没你说得那么好，”丽贝卡说，“这种事因人而异。和你在一起比和汉斯那时要好得多。”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会觉得好。但我还是觉得你需要享受真正的性爱。”

丽贝卡知道伯纳德说得对。她爱他，喜欢两人间特殊的性爱，但当丽贝卡一想到克劳斯是怎样伏在她身上，亲吻她，在她里面抽插，与此同时她又是怎样抬起屁股迎合的时候，她的下面马上就湿了。她对这种感觉感到非常羞耻。她难道只是动物吗？也许她的确是。不过伯纳德对她的需求倒把握得很准。

“也许是因为在战争中的经历，”她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怪。”她告诉过伯纳德——不过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过——红军士兵本打算强奸她，但卡拉替她遭了那份罪。德国女人即便在私下之间也很少提到那个年代的事情。但丽贝卡永远忘不了卡拉高昂着头上楼，后面跟着几个哈巴狗似的苏联士兵的场面。十三岁的丽贝卡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并为这种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如释重负流了泪。

伯纳德敏锐地问：“你为自己逃脱让卡拉遭罪感到内疚吗？”

“是的，这会很奇怪吗？”她说，“我是个孩子，还是个受害者，我却觉得做了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这并不少见，”伯纳德说，“经历过战争的人常因为别人死了，他们却活了下来而感到有罪。”伯纳德的前额上有个希洛高地战役留下的伤疤。

“卡拉和沃纳收养我以后，我的感觉才好上些，”丽贝卡说，“这让卡拉替我受罪的事看上去顺理成章了。父母不是常为儿女在作出牺牲吗？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非常痛苦，或许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成了卡拉的女儿以后我却开始觉得她的那些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的，人常常会这么想。”

“你真的不介意我和其他男人上床吗？”

“是的，不怎么介意。”

“但这是为何呢？”

“因为情况反过来会更糟。如果不和他上床的话，你在内心里就会觉得因为我的缘故而失去了些什么，你为我作出了牺牲。我情愿你继续进行尝试。你用不着跟我说你们怎么怎么样——只要回家时说你爱我就行。”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夜，丽贝卡睡得很不安稳。

第二天晚上，在汉堡的议会会议厅，一幢新文艺复兴风格、有着绿色屋顶的巨大建筑里，丽贝卡坐在希望当她情人的克劳斯·克劳恩身边。她是市议会的一员。他们正在讨论拆除一处贫民窟，改造成商业中心。但这时丽贝卡的脑子里只有克劳斯。

丽贝卡知道，结束后克劳斯会请她去酒吧喝酒。这是他们第三次一起去酒吧。第一次喝酒之后两人吻别了。第二次喝酒之后在停车场亲热了一会儿，舌吻，克劳斯还摸了丽贝卡的胸。今晚丽贝卡确信克劳斯会邀请她去他家。

她不知该怎么办。她无法集中精力于议会的讨论上。心里全都是自己的事。她觉得又害怕又渴望。会议很无聊，可她希望这会永远都别结束，因为她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恐惧。

克劳斯非常有吸引力：聪明、善良、幽默、风趣，还和她一样都是三十七岁。他妻子两年前死于车祸，两人没有孩子。克劳斯不像电影明星那样英俊，笑容却很温暖。今晚他穿着适合政客穿的蓝色西装，但整个会议厅只有他一个男议员敞开着领口。丽贝卡想和他做爱，非常想。却又十分害怕。

会议结束以后，克劳斯如丽贝卡所料地邀请她去离市政厅很远但也很安静的游艇俱乐部喝酒。两人分别开自己的车前往游艇俱乐部。

酒吧又小又暗，白天有人出航时生意很好，这时却几乎没什么人了。克劳斯要了瓶啤酒，丽贝卡要了杯起泡的葡萄酒。坐定以后，丽贝卡对克劳斯说：“我把我们的事告诉了我丈夫。”

克劳斯很吃惊。“为什么啊？”接着，他又说，“不过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但他还是露出负罪的表情。

“我无法对伯纳德撒谎，”她说，“我爱他。”

“你显然也无法对我撒谎。”克劳斯说。

“我很抱歉。”

“不需要道歉——恰恰相反，我要对你的诚实表示感谢。我很欣赏你的这种诚实。”克劳斯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丽贝卡对克劳斯因为爱她而表现出失望反倒觉得有些高兴。克劳斯悲伤地说：“如果你向你丈夫吐露了实情，那你为何今天还会跟我在这儿见面呢？”

“伯纳德让我继续下去。”丽贝卡说。

“你丈夫同意我们接吻吗？”

“他想让我做你的情人。”

“这很诡异，是不是和他的残疾有关系？”

“不，”丽贝卡撒了个谎，“伯纳德的状况对我们的性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关系到伯纳德的面子问题，丽贝卡对母亲和几个女性密友一直保持着这种说法：如果让人知道真相，丽贝卡觉得伯纳德一定会感到耻辱。

“如果今天是幸运日的话，”克劳斯说，“就直接去我的公寓吧。”

“不介意的话，我建议别这么赶。”

克劳斯把手放在丽贝卡手上。“紧张是自然的。”

“这种事我以前不经常做。”

他笑了：“即便生活在自由恋爱的时代，心有余悸也不算是什么坏事。”

“我在大学里和两个男孩睡过，然后嫁给了汉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秘密警察。接着我爱上了伯纳德，和他一起逃到了西德。这就是我的整个恋爱史。”

“说些别的吧，”克劳斯说，“你父母仍然在东德吗？”

“是的，他们一直得不到移民许可。一旦同我的第一任丈夫汉斯·霍夫曼这样的人树了敌——那就永远没好果子吃了。”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丽贝卡无法表达自己对家人汹涌的爱。柏林墙建成那天，东德就阻断了两边的电话联系，因此丽贝卡甚至无法和父母通话。丽贝卡和家人只能通过信件联系——被斯塔西打开查看，经常延迟和受到审查，信里附着的贵重物品还会被警察偷走。丽贝卡收到过不多的几张照片，她把这些照片都放在了床边：沃纳头发都白了，卡拉变得很胖，莉莉已经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丽贝卡没有谈自己的不幸，而是问克劳斯：“说说你自己吧，你在战争中遭遇了些什么？”

“只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饿了几顿而已，”他说，“我家隔壁的房子被炸毁，所有人都被炸死了，但我们都安然无恙。我爸爸是个测量员：战争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评估爆炸损失，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你呢？”

“我妹妹莉莉仍旧在东柏林，弟弟瓦利在我之后也很快逃过来了。他是桃色岁月乐队的吉他手。”

“原来你弟弟就是那个瓦利啊！”

“是的。他在厨房里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那是家里唯一暖和点儿的房间，对十四岁的女孩来说，那绝对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经历。”

“这么说，他也是偷渡过来的了？”

“刚开始瓦利和我一起住在汉堡，后来他去绳索大街一家地下夜总会弹吉他。”

“现在他已经是个流行巨星了，你常见到他吗？”

“当然，每次桃色岁月来西德演出时我都会见到他。”

“太激动人心了！”克劳斯看着她的酒杯，发现酒杯已经空了，“再要杯葡萄酒吗？”

丽贝卡觉得心头一紧。“谢谢你，不用了。”

“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克劳斯说，“我很想和你做爱，但我知道你还没拿定主意。记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主意。你我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回头的事情。如果感觉不舒服，尽管说好了。我发誓既不会坚持也不会生气。我不想让你感到我让你做了任何还没准备好的事情。”

丽贝卡希望克劳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开始慢慢放松下来。她害怕作出错误决定，陷得太深而无法抽身。克劳斯的诺言让她安心了。“现在去你那儿吧。”她说。

他们各自上了车。丽贝卡开车跟在克劳斯后面。开车时她感到极度兴奋。她终于要把自己献给克劳斯了。她一边解开衬衫，一边想着克劳斯的面容——她在衬衫里面穿着新买的黑色蕾丝胸罩。他想象着他们会如何接吻——癫狂后转为抚爱的深情之吻。她想象着她把他的睾丸含在嘴里时他所发出的叹息。丽贝卡觉得自己从未如此渴望过做任何事，她不得不咬住牙关，不让自己大叫出声。

克劳斯在一处新建的大楼里有一间小公寓。跟着克劳斯上电梯的时候，丽贝卡又开始有些忐忑。脱下衣服以后，他不满意我的身体该怎么办？丽贝卡已经三十七岁：不再有坚挺乳房和十来岁姑娘的柔嫩皮肤。如果他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又该怎么办？他也许会拿出手铐和鞭子，然后锁上门——

她告诉自己别这么犯傻。她和任何一个平常女人那样都能识破变态，克劳斯无疑是个相当正常的男人。但在克劳斯打开房门领她进屋时，她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些许不安。

屋里有股浓重的男人气息。屋里没什么装饰，除了几样实用的家具外，只有一台大电视和一个贵重的唱片机。丽贝卡问克劳斯：“你在这儿住了多久？”

“一年了。”

不出所料，这果然不是他和死去的妻子一起住的那个家。

克劳斯显然早就计划好了。他动作麻利地点燃暖气炉，把一张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唱片放进唱片机，然后在一个托盘上摆上一瓶杜松子酒、两个杯子和一盘咸味坚果。

两人肩并肩坐在沙发上。

丽贝卡很想知道克劳斯在这个沙发上引诱过多少女人，提这个话题也许有些不合适，但她就是想问。另外，丽贝卡还想知道克劳斯是希望独身，还是希望再娶一位女子。又是个很难开口的问题。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克劳斯在两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为了找点事做，丽贝卡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克劳斯说：“如果现在接吻，我们就能尝到对方舌头上的酒了。”

丽贝卡说：“好吧，就这么干！”

克劳斯凑近丽贝卡。“我不想浪费钱。”他轻声说。

丽贝卡说：“很高兴你是个简朴持家的人。”

因为笑得太欢，她们一时没能吻上。

笑过之后，克劳斯和丽贝卡亲密地接了吻。

当卡梅隆·杜瓦邀请理查德·尼克松到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的时候，人人都觉得卡梅隆疯了。他们说这是全美最激进的学校，尼克松会被钉上十字架的，演讲时肯定会引发一场冲突。但卡梅隆置若罔闻。

卡梅隆觉得尼克松是美国的唯一希望。尼克松体魄强壮，做事有毅力。很多人觉得他狡猾和寡廉鲜耻：但那又怎么样呢？美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千万不能让鲍比·肯尼迪这种不停纠结于是非对错的人当上总统。下任总统不能一味讲良心，而要果断决绝地消灭贫民窟和越南丛林里的匪徒。

在给尼克松的信中，卡梅隆说左派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校园里的自由派和秘密共产党员身上，但校园里的大多数学生实际上是遵纪守法的保守人士，许多人都会来参加尼克松的演讲集会。

卡梅隆的家人都很生气。卡梅隆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民主党参议员，父母也一直投票支持民主党。他妹妹更是气得不行。“你怎么能站在谎言、战争和不义的那一边呢？”杜杜问他。

“和没有交通规则街上就乱成一团一样，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美国丝毫没有和平可言。”

“你难道眼瞎了吗？你难道没看到非暴力不抵抗的黑人被警棍和恶犬所袭击，没看到里根州长鼓励警察殴打学生示威者吗？”

“你是在和警察过不去。”

“我是和罪犯过不去。警察殴打示威者就是犯了罪，罪犯应该坐牢。”

“这正是我之所以支持尼克松和里根这种人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对手想把警察投进监狱，而不是那些惹出麻烦的人。”

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宣布要寻求民主党党内提名的时候，卡梅隆感到非常开心。汉弗莱唯唯诺诺地在约翰逊手下干了四年，没人相信他会赢得越南战争，也没人相信他会通过协商停止战争，因此汉弗莱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但他这一掺和，更有竞争力的鲍比·肯尼迪就要遭殃了。

尼克松竞选团队的约翰·埃利希曼给卡梅隆回了信，建议见他一面。卡梅隆非常激动。他早就希望投身于政治：也许这对他来说会是个。

埃利希曼是尼克松的先遣助选员。他身材高大，眉毛浓密，但头发却有点稀疏了。“迪克很喜欢你的信。”他对卡梅隆说。

他们在电报街的一家咖啡馆见了面，坐在一棵新发芽的树底下，看着学生们在阳光下骑车从眼前经过。“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埃利希曼说，“我是洛杉矶分校毕业的。”

埃利希曼问了卡梅隆许多问题，对杜瓦家的民主党渊源感到非常吃惊。“我祖母曾是一家名叫《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的记者。”

“这印证了美国是怎样越来越保守的。”埃利希曼说。

听说家庭不会成为在共和党谋职的阻碍以后，卡梅隆大松了一口气。

“迪克不会来伯克利校园演讲，”埃利希曼说，“这样做风险太大。”

卡梅隆很失望。他觉得埃利希曼的看法错了：演讲会得到巨大的成功。

还没来得及争辩，埃利希曼又说：“但他希望你为竞选组织一个伯克利学生会。新成立的这个组织将表明，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被尤因·麦卡锡愚弄，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站在鲍比·肯尼迪这一边。”

卡梅隆对得到总统竞选人的重视感到非常高兴，没多想便同意了埃利希曼的这个提议。

卡梅隆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贾米·马尔格雷夫。贾米和卡梅隆一样专修俄语，也是个年轻的共和党党员。他们宣布建立共和党伯克利学生会，在学生报《加利福尼亚人日报》上刊登了广告，但只有十个人加入。

卡梅隆和贾米组织午餐会以吸引会员。在埃利希曼的帮助下，卡梅隆找到三个著名的共和党人进行演讲。他订了个能容纳两百五十位与会者的会议厅。

卡梅隆发了份新闻通稿，这一次他从对伯克利学生会支持尼克松感到惊讶的当地报纸和电台得到了广泛支持。几家报纸和电台报道了共和党人演讲的消息，表示要派记者进行采访。

《旧金山观察家报》的莎伦·麦基拉克打电话给卡梅隆。“迄今为止你们已经有了多少人？”她问。

卡梅隆对莎伦做作的声音有种本能的反感。“我不能告诉你，”他说，“这相当于军事机密。在打仗之前，你不会告诉敌人你有多少把枪。”

“这么说，是没有多少了？”莎伦讽刺地说。

媒体显然看不上这样的演讲会。

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无法出售门票。

他们本可以免费分发门票，但那样做很危险：左派学生很可能在会上对演讲者进行诘问。

卡梅隆仍然相信大多数学生是保守派，但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现时的大环境下并不愿意承认。这样做很懦弱，不过他知道，政治和大多数人并没有切切实实的关系。

但他该怎么办呢？

演讲会前一天他还剩两百来张票没有卖——埃利希曼打电话来问售票的大体情况。“我只是想问问，”他说，“准备得顺不顺利？”

“约翰，演讲会肯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卡梅隆说。

“媒体感兴趣吗？”

“有些兴趣，会出现几个记者。”

“卖了多少票了？”埃利希曼似乎能隔着电话看出卡梅隆在想什么。

卡梅隆陷在先前的谎言中无法自拔。“票快卖完了，会来很多人。”运气好的话，埃利希曼识破不了他的谎言。

这时埃利希曼投下了颗重磅炸弹。“我明天去旧金山，会去参加演讲会。”

“太好了。”虽然这样说，但卡梅隆的心猛地一沉。

“到时候见。”

下午上完一节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以后，卡梅隆和贾米在会议厅里大摇其头。到哪儿去找两百个共和党的学生啊？

“不一定真的是学生。”卡梅隆说。

“报上会说参加者都是些冒牌货。”贾米激动地说。

“不算冒牌货，只是些碰巧不是学生的共和党人而已。”

“我还是觉得这么干很危险。”

“我知道，但总比会场空荡荡的要强。”

“我们去哪儿找人啊？”

“你有奥克兰共和党青年会的电话吗？”

“我有。”

他们找到付费电话，卡梅隆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需要两百个人，让演讲会看上去热闹一点。”他向对方交了底。

“我尽量帮你办。”对方承诺。

“让他们别接受记者采访。我们不希望媒体发现为尼克松呐喊助威的伯克利学生大多数根本不是学生。”

卡梅隆挂上电话以后，贾米说：“这不是欺骗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卡梅隆其实很明白贾米的意思，但他并不准备承认。他不愿因为一个小小的谎言，就错失了和埃利希曼搭上线的机会。

贾米说：“我们跟人说伯克利学生都支持尼克松，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卡梅隆生怕贾米会取消演讲会。

“我想也是。”贾米犹犹豫豫地说。

第二天早上，卡梅隆一直都很焦虑。十二点半的时候，会议厅里只有七个人。演讲者来了以后，卡梅隆把他们带到侧面的小房间，给他们送上咖啡和贾米妈妈烘制的小饼干。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会议厅里依然空荡荡的。但五分钟以后，人们开始陆续进场。一点钟时，会议厅几乎坐满了。卡梅隆稍稍心定了些。

卡梅隆请埃利希曼主持会议。“我不主持，”埃利希曼说，“学生主持的话效果会更好。”

卡梅隆向参加演讲会的人介绍了几位演讲者，但之后的演讲却一点都没听进去。演讲会很成功，埃利希曼非常高兴——但没到最后结束，演讲会还是有可能出岔子。

演讲者说完以后，卡梅隆作了结语，他说演讲会标志着学生们对游行示威、自由化思想和毒品泛滥的极度抵制。他的讲话迎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结束时，他恨不得人马上都走光，以免自己的伎俩曝光。

莎伦·麦基拉克出现在现场。莎伦的脸上一副大无畏的表情，让卡梅隆想起了年少时无视自己爱的表白的伊维·威廉姆斯。莎伦走近正在离开会场的人群进行采访。一些人拒绝接受采访。好在她接着走近的是一位真正在伯克利读书的共和党学生。等到采访完这位学生，会议厅外已经没有人了。

两点半，卡梅隆和埃利希曼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干得好，”埃利希曼说，“你确信这些人都是学生吗？”

卡梅隆犹豫了一下。“我们创造历史了吗？”

埃利希曼笑了。“学期结束以后，你愿意来迪克的竞选阵营工作吗？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卡梅隆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当然愿意。”

菲茨到威廉姆斯家拜访时，戴夫正好也和父母一起待在伦敦彼得大街的家里。

劳埃德、黛西和戴夫正在厨房——伊维在洛杉矶拍戏。这时是晚上六点，戴夫和伊维小时候的所谓“茶点”时间，那时候劳埃德和黛西会陪着他们坐一会儿，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出门参加一些政治集会。黛西时常在“茶点”时间抽烟，劳埃德有时会弄点鸡尾酒喝。戴夫和伊维成人以后，只要有人在家，这样的传统依然还继续保持。

正和父母聊到和杜杜的分手时，女仆进门说：“菲茨赫伯特伯爵来了。”

戴夫发现父亲突然紧张起来。

黛西把手放在劳埃德的手臂上说：“不会有什么事，别那么紧张。”

戴夫充满了好奇。他已经知道，菲茨赫伯特伯爵年轻时引诱了当时在庄园当女佣的艾瑟尔，爸爸就是他们的私生子。他还知道菲茨五十多年来一直顽固地拒绝承认有这么个儿子。伯爵今晚究竟是来干吗的呢？

菲茨扶着两根拐杖走进厨房。一走近厨房，他就说：“我妹妹茉黛去世了。”

黛西站起身。“菲茨，我感到很难过，”她说，“快来坐下吧。”说着，她搀扶起他的手臂。

但菲茨犹豫地看着劳埃德说：“我无权坐在这幢房子里。”

看得出，菲茨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劳埃德尽力控制着自己焦躁的情绪。毕竟，眼前站着的是遗弃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男人。“坐下吧。”他僵硬地说。

戴夫拖出一把椅子，让菲茨坐在餐桌边。“我会参加两天后她的葬礼。”菲茨说。

劳埃德问：“她不是住在东德吗？你怎么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呢？”

“茉黛有个叫卡拉的女儿。她给东德的英国大使馆打了电话。他们好心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茉黛去世的消息。我在1945年以前当了很多年的外交部长。自豪地说，这还是管点用的。”

没有问菲茨要喝什么，黛西直接从壁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往杯子里倒了一点，然后又在菲茨面前放了一小杯白水。菲茨往威士忌里加了点水，喝下一口。“黛西，亏你还记得。”戴夫想起，妈妈嫁给博伊·菲茨赫伯特的时候，曾经和公婆一起住过一段。妈妈显然还记得菲茨喝威士忌时的习惯。

劳埃德说：“茉黛女士是我已故母亲最好的朋友。”他的声音似乎稍稍有些放松，“我最后一次见她是1933年妈妈带我去柏林的时候。那时茉黛正作为记者写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文章。”

菲茨说：“1919年以后，我既没见过她，也没和她说过话。我对她未经我允许就嫁人，而且嫁了个德国人感到非常生气。我为这事气了快有五十年了。”菲茨苍老的脸上露出极度的悲伤，“现在原谅她已经太晚了，我真是个傻瓜。”接着他直视着劳埃德说：“我在其他事上也犯了傻。”

劳埃德飞快地点了下头。

戴夫看了一眼母亲的眼神。他感到刚刚发生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母亲的表情验证了他这种感觉。菲茨的遗憾深重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他的到来本身就表明了一种道歉的含义。

很难想象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曾深陷一段热恋。但菲茨爱过艾瑟尔，从奶奶昔日的只言片语中，戴夫知道她也爱过菲茨。尽管菲茨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私生子，但回首往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啊！

“我跟你一起去。”戴夫自告奋勇地说。

“你说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柏林参加葬礼。”戴夫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不过他觉得这兴许会有治愈的效果。

“戴夫，你真是太替人着想了。”菲茨说。

黛西说：“戴夫，你能去就太好了。”

戴夫看了看父亲，生怕他会不同意。令人惊讶的是，劳埃德竟然落泪了。

第二天，戴夫和菲茨飞往柏林，在西柏林的宾馆里过了夜。

“介意我直接叫你菲茨吗？”晚饭时，戴夫问，“尽管我们知道伯尼·莱克维兹是爸爸的继父，但我们一直叫他‘爷爷’。小时候我又从来没见过你，所以现在再改总觉得晚了。”

“我无权要求你必须叫我爷爷，”菲茨说，“事实上，我对你怎么称呼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他们谈到了政治。“我们保守派人士对共产主义的见解一点都没错，”菲茨说，“我们说它没用，它还确实没什么用。但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判断完全错了。当艾瑟尔说人人都应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享受失业保险的时候，我说她是在做梦。但你看看现在：她所争取的议案全都得到了通过，英国也在越变越好。”

菲茨具有勇于认错的能力，这一点使他格外具有人格上的吸引力，戴夫心想。伯爵以前显然不是这样一个人：不然也不会和威廉姆斯家吵上几十年。这也许是年老以后才具有的品质。

第二天一早，戴夫的秘书珍妮·普里查德订的一辆黑色梅赛德斯就停在宾馆门口，要送他们过边界，前往东柏林。

汽车开到了边境检查点。

通过一道篱笆，开进一条递交护照的长长通道，边防兵让车等在那儿。

边防兵收走护照以后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没穿制服的高大驼背男人走了过来，让他们下车跟着他走。

驼背男人急走几步之后回过头，对菲茨缓慢的步履显得非常生气。“请走快一点。”他用英语说。

戴夫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在汉堡时他的德语又大有长进。“我爷爷年纪大了。”他用德语怒气冲冲地说。

菲茨轻声对戴夫说：“别和他吵，这个王八蛋是个斯塔西特工。”戴夫吃惊地扬起了眉毛：以前他从没听菲茨说过脏话。“他们和克格勃一样，但比克格勃更心狠手辣。”菲茨补充道。

他们被带到了一间只有一张金属桌子和几把木椅子的空房间。驼背男人没有让他们坐，但戴夫拖出了一把椅子给菲茨。他感激地坐下了。

高个男人边抽烟边用德语对翻译说：“问他们为什么要进入东德。”

“参加今天上午十一点一个近亲的葬礼，”菲茨说着，看了看腕上的老式欧米茄表，“已经十点了，希望问话别耽误了葬礼。”

“需要问多久就得问多久，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这也要问？”